新聞法學論文范文精選

[中文摘要]

媒體與司法的矛盾沖突問題是現代法治社會中一個恒久性問題，在我國，它只是新近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于社會實踐。對于一個法治社會而言，法院與新聞媒體在規則的范圍內構成一種緊張關系是十分正常的。盡管兩者的終極關懷近乎于一致，都是圍繞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的歸復與實現，但仍由于兩者職業目標的差異和實現目標不同的"驅動力"，造成兩者之間天生就存在著表面的不可調和性，正如"馬德里原則"[1]所承認的，"司法獨立與新聞自由和尊重個人權利（特別是少數人和其他需要特別保護的人的權利）之間的平衡是很難實現的。"在法治社會中，這種不可調和性應當是健康的。但在我國，由于現實的種種原因，法院與新聞媒體的關系則比較特殊，原來我們高度強調二者的一致性，而現在雙方則常形成惡性的沖突矛盾，呈現出不健康的發展苗頭。因此，很有必要正確認識我國法院與媒體的沖突關系。

[關鍵詞]：媒體司法沖突關系

西方學者認為法院的基本價值是公平審判，媒體的基本價值是新聞自由，法院與媒體的沖突實質是民主法治社會中公平審判與新聞自由的兩種基本價值的沖突。在西歐，法院與媒體沖突關系的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法官被特別保護、新聞自由優先、利益平衡。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傳媒與互聯網的發展，新聞自由過度濫用所導致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出來。法院的公平審判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這促使西方的法官們不得不想辦法來規范和引導新聞報道。但這樣一來，媒體仍然會受到司法機關的約束和限制,同時媒體對法院、法官、判決的關注和批評卻并沒有減少，在新一輪法院與媒體的沖突與博弈中，如何平衡二者利益正成為西方學者的研究方向。如英國法官戴爾道森爵士的文章《法官與媒體》、邁克爾K.阿都的新書《法官經受得起批評嗎？》、克里斯杰的論文《刑事司法和言論自由的限度》等等。

在國內，法院與媒體的沖突問題只是在上世紀末期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于社會實踐。經過孫志剛案這一系列的法制新聞報道事件，法院和法官在思考怎樣應對媒體，媒體也在探索如何正確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更客觀更理性進行法制新聞報道。閱讀徐迅的《熱點2003：媒體與司法的沖突與平衡》，陸滬生的《聞南方某省對案件報道下禁令》，賀衛方的《傳媒與司法三題》，張西明的《我國新聞侵權訴訟及相關研究現狀綜述》等文獻。我們發現這些國內知名學者都從某一方面對媒體與法院沖突關系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并已開始努力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處理法院與媒體沖突關系的正確道路。本文認為媒體與司法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卻是可調和的，所以要正確認識處理媒體與司法的沖突關系，力爭實現二者的動態平衡。

前言

[摘要]

稅收體現了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財產關系，公民納稅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為對價，為保證稅收真正地實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當代法治先進國家紛紛建立了保障納稅人用稅監督權得以實現的納稅人訴訟制度。在我國，建立納稅人訴訟制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可行性。

[關鍵詞]納稅人；納稅人訴訟；稅收

在現代社會，財產權作為基本人權，受到國際人權公約及各國憲法的普遍保護。稅收從本質上而言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一種侵犯，公民之所以容忍這種侵犯乃在于以納稅換取政府提供相應的服務，“主權者向人們征收的稅不過是公家給予保衛平民各安生業的帶甲者的薪餉。”[1]“是每個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財產的一部分，以確保他所余財產的安全或快樂地享用這些財產。”[2]社會契約論、公共選擇理論提示人民繳稅只是和政府之間存在的一種契約形式的交換，而稅收價格論則直接主張稅收是納稅人享有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價格，三種理論均強調納稅人才是真正的主權者，擁有最終決定如何征稅及使用稅款的權利。現代國家作為“租稅國家”,[3]政府主要依據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收生存與運作，納稅人將自己財產所有權的一部分以稅收的形式繳納給國家作為財政資金，是類似于信托的一種行為，從財產所有權的角度來看，納稅人才是財政資金的真正所有人。學者認為在現代社會，“租稅國家，憲法政治的內容歸根結底表現為如何征收租稅和使用租稅。人民的生活、人權與和平基本上都由征收和用稅的方法決定，這一點也不夸張。”[4]因此，“國家有必要從納稅者對國家稅財政實行民主管理的角度，依據憲法精神，設置一個以保護納稅者基本權為目的的訴訟制度，并以許可納稅者提起主觀訴訟的形式，完善納稅者訴訟的法律。”[5]事實上，為規范政府依法征稅及使用稅款，當代西方法治先進國家紛紛建立了一種公益行政訴訟性質的納稅人訴訟制度。

一、納稅人訴訟制度的比較法考察

1、美國的納稅人訴訟。在美國，納稅人可以對與自己無法律上直接利害關系的違法支出稅款的行為提起主觀訴訟，可以以國家或地方政府為被告，針對違法的稅款支出提出返還稅金等訴訟請求。作為普通法國家，美國的納稅人訴訟制度是通過判例予以確認的，它分為聯邦納稅人訴訟和州納稅人訴訟兩種類型。

一、主流理論及其關于中國的預測

試圖理解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最偉大的思想努力當屬黑格爾和馬克思。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也是中國官方推崇的歷史哲學。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理論日趨邊緣化。自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失勢以后，在解釋歷史和預測未來的領域，現代化理論占據了主導地位。簡而言之，現代化理論預言人類的歸宿是唯一的，各地區、各民族都將殊途同歸，而西方社會是人類的先驅，非西方將步西方的后塵。李普塞特的理論充分體現了這種“西方中心論”的自信精神。而福山則把現代化理論和黑格爾哲學奇怪地結合起來，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從而把現代化理論推向了極端。亨廷頓還算清醒，他指出“好事不會一起都來”，欠發達國家有必要經過一個權威主義階段，才能更好地走向民主。這就是所謂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普沃斯基根據拉丁美洲的經驗，提出了風行一時的民主過渡論。盡管存在諸多差異，但是現代化理論的各個流派幾乎都認定市場和民主是人類歷史的終點。作為給轉型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出的棄舊圖新的藥方，新古典主義提出了關于改革或轉型的理論——“華盛頓共識”。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國和中國的預言家根據現代化理論做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的預言。試舉幾例：中共經受不住對外開放的沖擊；“八九”之后中共將很快垮臺；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與中共勢不兩立；政權交替要出問題；市場將埋葬專制，帶來民主；專制制度無法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香港將成為一個死港；中國將成為第二個印尼；西藏和新疆要獨立；中國會威脅世界和平……有人覺得這樣說還不過癮，干脆直接說“中國即將崩潰”！這類預言有的稍縱即逝，有的長盛不衰，有的反復出現，它們或是此起彼伏，或是蜂擁而來。這類預言在國內外的大眾傳媒、學術論文、政府報告中俯拾即是、不勝枚舉。我在這里羅列的僅僅是冰山一角，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角。

二、中國經驗對上述預測的檢驗

中國的經驗是否支持這些預言呢？事實勝于雄辯。那么，就讓我們看一看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經驗事實吧。

開放帶來的信息洪流并沒有沖垮中共政權。甚至互聯網也成為中共“為我所用”的對象。90年代中期以后，廣泛的國際比較反倒打擊了“民主迷信”，提高了中共的合法性。“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和“三個代表”得到精英的廣泛認同。這意味著中共的合法性在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