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智慧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作為全校通識課，“中國哲學智慧”課程不能照抄照搬專業課“中國哲學史”，它在教學理念與目標、教學方式和方法上都應有自己的特色。就教學理念而言，該課程教授的是中國哲學的大智大慧，不是小聰明、厚黑學，故應以中國哲學基礎知識傳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和價值培養作為兩大教學目標；就教學方式而言，既要有哲學教育的共性，也即重視批判性思維、論證和說理等能力的培育，又要體現中國智慧的一些基本特質，而且還要符合通識課的基本要求。

關鍵詞：中國哲學；教學模式；通識課

1教學理念與目標

中國哲學智慧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曾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起過巨大的積極作用，而且也是現代世界解決各種危機的智慧源頭。因此，首先應該確定的是中國哲學智慧，指的不是坊間有人搗鼓的權術陰謀或厚黑學，不是雕蟲小技、旁門左道，而應是泱泱中華大國堂堂正正的大智大慧。具體而言，該課程的教學目標至少應包括兩大層面：一是傳授中國哲學基本知識，以“字”“詞”的訓釋為基本功，以經典文本為依據，講授中國哲學史的基本常識。近年來，社會上涌現“國學熱”，一時間各種國學類培訓機構和書籍不斷涌現，各路所謂的“國學大師”紛紛披掛上陣，滿嘴之乎者也，總體而言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甚至還不時爆出謀財謀色、虐待兒童等負面新聞。這些負面現象的出現不少是因為對中國哲學經典讀不懂或誤讀、曲解而產生的，所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開發中國哲學的大智慧必須建立在基礎知識的扎實訓練上，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中國哲學被歪曲、誤解，從而使得大學生受到正規的中國哲學訓練。倘若基礎知識不牢靠，遑論中國哲學的“大道”？二是“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中國哲學基礎知識的傳授最終要服務于培養優秀傳統文化所積淀和蘊含的哲學智慧、人文精神、終極關懷等價值理念。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曾做過一個高度概括，提出十五個思想：“關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于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于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于‘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于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于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于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的思想，關于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于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于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于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于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1]這些都應該納入該課程致力培養的基本價值和思維方式，貫穿教學過程的始終。只會一味背誦基本知識、讀書而不求甚解，不能領悟和踐行優秀傳統文化之基本價值和思維特點，這種通識教育便丟失了根本，只會培養出僅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的“書呆子”。圍繞上述教學目標，課程的教學內容應該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周易》、佛教與禪宗、宋明理學、陽明心學等中國哲學史上各重要學派或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精華，以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為“線”，以重要學派或學者的主要哲學思想為“珠”，作“串珠”式講授，盡量避免陷入到中國哲學史上不太重要的人物和學派的細枝末節的討論上去，做到扣重點，拉主線，闡述代表性人物和學派的核心觀點、歷史影響以及現代意義，以增長學生的哲學智慧，鍛煉其思維能力，豐富其國學知識，提升其精神境界。

2教學方法

在具體教學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中國哲學智慧”通識課的三個內在規定性：一是這屬于“哲學類”課程，應培養學生具備哲學的素質和能力，例如批判性反思能力、推理與論證的能力、理性地表達和寫作能力等等；二是這門課教授的是“中國的智慧”，應培養學生具備中國哲學的精神特質與價值理念，例如強調知行合一、重視德性修養、生命體悟等等；三是這屬于一門“通識課”，因此與專業課不同，授課內容應盡可能通俗易懂，以激發興趣、引導價值和文化熏陶為主要導向。基于課程的這些內在特點及其理念與目標，課程的教學方法可作如下幾方面的探討。

一)引言

在西洋哲學史中，柏拉圖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大哲學家。在他龐大而完整的哲學體系中，他處理了自然哲學、人生哲學、存在論（理型論）、宇宙論、知識論、政治論、道德論、靈魂論、藝術論、范疇論、辯證法、幾何學、修辭學等等的問題；而他所提出的很多哲學概念如理型(idea)，回憶說(recollection)及哲學王(PhilosopherKing)等等，對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二千多年來仍不斷引發哲學上的討論，可以說西洋哲學的問題很多是源自柏拉圖的。無怪乎現代哲學家懷海德(Whitehead)說：「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只不過是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腳注而已。」[1]正由于柏拉圖在西洋哲學史中有那么重要地位，故此便選擇了柏拉圖作為這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那么，為甚么要討論柏拉圖的人生哲學呢？因為一般學者較為集中研究柏拉圖的存在論（特別是理型論）、政治哲學、知識論及道德論，至于人生哲學的問答卻相對地較少深入而系統的研究。另外，人生哲學的問題亦非完全可以獨立于其它哲學范疇之外而作單獨的研究，當中亦涉及宇宙論、理型論、道德論、靈魂論及自然哲學等等內容的討論，所以在內容上比較豐富。決定了論文的研究范圍之后，要交代一下論文的研究方法。其實，一般學者在闡述柏拉圖的哲學思想時主要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對原典逐篇解讀，一是將其思想作為一個系統來加以概略式的描述。筆者現在會將兩者結合，先以生死愛欲這些概念作為柏拉圖人生哲學的切入點，然后以三世的時間框架配合人生三大問題來建構起一個簡單的分析架構，然后再將柏拉圖五篇對話錄[2]中相關的材料套入這個分析架構中加以分析討論，務求能整理出柏拉圖較具系統性的人生哲學思想。最后以佛家有關人生哲學，特別是生死輪回的思想與柏拉圖的系統作一比較，藉此對柏拉圖的人生哲學作出一個客觀而合理的評價。

至于這個分析架構究竟是怎樣的？亦要在此作一簡單的交代。首先，「人生」究竟是指甚么呢？一般來說，人生是指一個人「從生到死」的一段生命歷程，而在這段生命歷程之人人總會有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吉兇禍福，當中如何處理？如何面對？如何活出人的意義？如何確立自己存在的價值？這些全是人生哲學所要面對及處理的問題。既然說是人生哲學，當然以作為存在主體的人作為問題討論的中心，以人作為問題的起點。于是我們便會先問「我是誰？」的問題，要對自己存在的身份及地位作出界定。當我們問「我是誰」的時候必定會涉及到前世問題，正如佛家所提出的疑問：「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時我是誰？」[3]既然問及前生，亦必會再追問來世的問題，于是乎便會出現人生存在的時間三向度：前世、現世、來世。關于人生存在時間三向度的問題，科學不能夠回答，因為科學建基于經驗，對三世問題無法肯定，當然亦沒法否定，那么只有哲學中的道德進路及宗教進路可以處理。針對人生存在三向度的問題，引發出三大問題，就是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今生當若何？第一個問題是問「生」的問題？第二問題是問「死」的問題？第三個問題是問如何在現世活出生命意義及價值追求的問題，這涉及愛、欲的問題。基本上，人存在的時間三向度就是本論文的主要分析架構。只要我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界定清楚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自己死后的去向之后，就可以為現世確立正確的人生方向，確立安身立命之所，然后突破人生的局限，展現生命存在的價值。

二)柏拉圖對「生」、「死」問題的看法

1.有關「生」問題的探討

在人生哲學中，有關「生」問題的討論亦即是處理「人從何而來」的問題。在處理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處理了人的結構是怎樣及構成人的元素是甚么這兩個問題。

我到德國的真正目的是學習西方哲學，尤其是德國哲學。但最初由于語言和經濟的問題，我無法集中注意力投入哲學研究。隨著那些問題的逐步解決，我便能安心地走向思想之途了。

在國內數年，我學習了哲學和文學，尤其是西方的哲學和文學。但我始終感到，國內的哲學研究始終是隔靴搔癢，抓不住要害。說得更明白一點，在中國很難學到地道的西方哲學。這曾使我發生了深刻的思想危機。

在德國的最初的日子里，思想的危機不僅沒有被克服，反到加劇了。這是因為語言世界的轉換所形成的。我們在中國還可以用漢語思考西方哲學問題，因此這種危機仍然被漢語表達的慣常性和自明性所遮蓋。但是德語的陌生性和它所獨特具有的西方的思維卻敞開了一個為漢語所不能覆蓋的維度。不僅語詞是它樣的（有些語詞在漢語中根本找不出對等的），而且語法也是根本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一些看起來同樣或者近似的語詞在漢語和德語中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于是思想的危機便到達了一個極限，它迫使人自身改變自身的思想。例如，我們所說的“哲學”，“理性”和“思想”這些字眼都必須使用新的意義，也就是西方從古希臘一直到后現代所形成的歷史意義。

當然最根本的不是語詞的意義問題，而是思維自身的問題，亦即如何思考。我們中國傳統的思維是自然思維和歷史思維，現代西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引進并沒有徹底改變這一傳統，相反中國人對于西學的介紹和闡釋始終基于自身的解釋學先見。但是問題在于這樣一個先見的自身邊界的劃分，并指出哪些它是可以看到的，哪些是不可以看到的，最后促成中國先見的改變和視野的擴大。所以問題必須回到中國思維的自然性和歷史性。中國思維始終設定了思想之外的自然的優先性。它表現為三個方面：1，存在。在天地人的結構中，天地亦即自然對于人具有絕對的規定性。2，思想。人首先從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將此尺度給予人。3，語言。漢字作為象形文字給漢語的文本表達的自然性一現實的基礎。在具體的文本表達中，人們先描寫自然，再描寫人，如同詩歌中的先寫景再抒情。基于這種思維的自然性，中國思想也發展了其歷史性特征。所謂思想的歷史成為了注經的歷史，而注經自身則演變為歷史的敘述。

人們必須追問思想的自然性和歷史性特征。黑格爾曾直接地指出，中國的思想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并沒有達到思想自身。另外他強調哲學不是敘述歷史，這種歷史敘述并不關涉于思想自身的展開。為什么？因為中國的自然和歷史思維實際上遺忘了思想本身，這通過它將思想移交給了自然。但是自然為何具有其規定性？對此中國思想從來沒有追問過。人們只是假定了自然的自明性。然而這種所謂的自明性卻具有無限的幽暗性。因此中國思想必須追問自然。這又設定了這樣一個前提：思想必須追問思想自身。對于思想自身的追問已經由西方哲學的傳統提出，因為西方意義的哲學就是理性的事業，而所謂理性就是純粹思想。因此第一哲學亦即形而上學成為了純粹思想的表達。如果哲學作為純粹思想的話，那么它便區分于自然和歷史的思想。它成為概念，并實現于邏輯。

因此對于一個在西方學習哲學的中國人來說，所謂思想的改變就是從中國的自然和歷史思維走向思想本身。當然這種改變是痛苦的，因為思想要與自身相分離并成為它所尚未是的。

［摘要］張楚廷先生的哲學思考是“學問”的過程，體現了哲學的智慧本性；他通過考察和反思我國教育學思考的觀念事實，主張回到教育的最基本，即人本身上來；對于人的最基本的哲學思考，促使他構建了“教育公理”；他的教育哲學反映了其不懈的理想與現實追求，即人的全面與自由的發展。

［關鍵詞］張楚廷；教育哲學；思想

一、哲學尋思：“學問”的過程

古希臘人認為哲學是“愛智慧”，據說，“第一個使用哲學這個詞，并稱自己是哲學家或愛智者的，是畢達哥拉斯；因為他說過，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歐根尼•拉爾修：《著名哲學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節）在此，“愛”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亞里士多德說過：我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愛智慧就是愛真理，而愛真理是開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這里，智慧是蘇格拉底那種“我自知我無知”的狀態，只有這樣的“無知”才能激起對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們的驚異與深沉，對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之事也能窮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們一般的“知”，即使你學富五車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寧說，智慧的意義即在于敞開人們追求真理的勇氣與胸襟。

有人說智慧即哲學，但這里的哲學不等于哲學學說。海德格爾說：“我們長年累日地鉆研大思想家的論文,這樣的事實也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在思,甚至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已準備去學習思。這種研究哲學的活動最為頑固地給我們造成假象:我們在‘弄哲學’就是在思。”[1]弄哲學是占有與把玩哲學知識,它只是在哲學的外圍圈子圍繞著哲學轉。‘思’是進入哲學,進行哲學思考,是創造性的發問與沉思。

張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學探究過程正體現了哲學的本性。他說：“學問一詞，意即知識、學識。從詞的結構看，當把學視為謂詞時，‘學問’意即學習著問。這樣，學問與‘學問’的含義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學習著問’即‘學問’與學問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表明漢語中學問一詞有其科學含義，他包含有豐富而深刻的內容。……沒有‘學問’，甚至就不會真正有學問。”[2］

一、教育反思：原點的叩問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們應從怎樣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這些問題都蘊含了“原點”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從這些基本的問題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學的探討有著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爾在《小邏輯》第二版序言中寫道：“哲學就是發現關于‘絕對’的思想的歷史。絕對就是哲學研究的對象。”[5]先生對問題的考察又是從已有的思想或觀念開始的。他說：“我們不僅要思考教育的事實，還要思考教育的觀念事實，后者將是我們的重點，畢竟，已有的觀念事實能從不同的意義上引導我們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國教育觀念的以下事實：認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教育是被政治、經濟所決定的；教育是經濟的基礎，教育是生產力；教育不是別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關于教育原點問題的追溯就在這已有的觀念事實中展開。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然而“我們容易問問同類的命題，經濟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會性？”[4］(P7)對政治、經濟是教育的決定者，我們要問的是“經濟、政治為什么是決定者？它們是決定者，不再被別的什么決定了嗎？”[4］(P8)說教育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讓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事實：“教育理論依然是那么可憐，它沒有自己的語言。”“說教育是文化，畢竟是在由自己來說明自己，‘經濟說’、‘政治說’則是拿別人說明自己。”[4］(P11)“說‘教育就是教育’這一帶有情感所說的話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確是有價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個重要觀點：從教育自身來闡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從這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中展開，在澄清這些觀念本身乃至觀念背后深層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個本源性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亦即教育的基本問題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對象——人，這就是教育的原點。

在我國教育及教育學觀念的事實中，有著無教育本身的現象，先生稱之為“教育對象性的失落”，人們一下子說教育是“上層建筑”，一下子說教育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就是沒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來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說的“回到最基本”，從教育是上層建筑到教育是經濟基礎，從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國關于教育問題的研討正在回到教育事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