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儒家廉政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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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燦爛而獨特的中華文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體系，廉政思想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儒家廉政思想無論是作為一種政治道德，抑或是作為一種治政方略，無一不折射著儒家學者們杰出的治國感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法制所無法替代的功能。深入研究儒家廉政思想的深刻內涵，汲取其精華，對于我們推進廉政文化局建設，加快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儒家廉政思想的基本特點

實際上，儒家廉政思想在每個發展階段，都各有其不同的時代特征。這里所說儒家廉政思想的特點，主要指傳統儒家廉政思想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呈現出的共性特征。

第一，對廉政重要地位的認識――主張“以廉為本”。在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會，眾多的儒家學者都十分重視官吏“廉”的問題，認為“廉為政本”、“廉為官寶”。實際上，這也是儒家學者們一以貫之的共同主張。在懷有入世之志的儒家學者那里，廉德自守問題不僅是個人的從政之本，更是關系政權鞏固、國家興衰的根本問題。許多儒家進步人士，代代相承，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場上，呼喚廉政，頌揚清官，鞭撻貪官。《周禮·天官·小宰》中說，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日廉法，六曰廉辨。”后漢人鄭玄對此注說：六事中“以廉為本”。班固在《漢書》中說：“吏不廉平則治道衰”，說明為官不能不具備廉德。完成了儒家思想第二次改造的朱熹也認為，“廉”是為官從政者必備的一種基本的德性，他指出：“如今做官，須是憑地廉勤”。《牧鑒》引朱熹語說：“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毋庸置疑，儒家“以廉為本”的思想，是國人重自律、講廉潔傳統的文化支撐，客觀上為歷代王朝構筑了防范官吏腐敗的第一道屏障，促進了古代社會的廉政治理。

第二，對廉政社會環境的認識――宗族社會助廉。梁啟超說：“中國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由于中國古代的家族結構從漢至近代一直未發生大的變化，因此，這種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狀況決定了儒家廉政思想必然具有濃厚的家族主義特征。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孝”是維系家族內部各種倫理關系的重要的范疇，父母對子女有教令權，違犯教令者應受法律制裁。我國古代利用家庭倫理輔助教化的例子不勝枚舉：晉朝名將陶侃任縣吏時，曾利用職務之便把官府的咸魚拿回家，受到母親的訓教并被責令退回；明朝婺源人江一麟因任州官賢明被提升，他在進京赴任前，請州民為之修船，少付了工錢，妻子認為應“如數償之”，江一麟馬上接受批評補足了銀兩，等等。應當看到，利用家族成員的親情關系，使道德教育滲入到每個家庭，這不僅符合家族的根本利益，而且無形中提升了教育的實際效果，構筑起一道能夠防微杜漸的“家庭防線”。

第三，對廉政實現途徑的認識――從“重教化，輕刑罰”到“德主刑輔，寬猛相濟”。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重視道德教化與“禮”的作用，反對專任刑罰和“不教而殺”。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最好的狀態是國家沒有刑法，達到萬事以禮為準的地步。孟子也堅信通過堅持不懈的“教人以倫”，可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強調通過人們的自我完善來達到社會的和諧。漢時“獨尊儒術”，形成了“德主刑輔、寬猛相濟”的治政理念。到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朝，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統治階級不斷以法律的形式強制推行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引禮入法，“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這種既重視立法，同時重視教育的做法，收到了明顯的成效，儒家思想由此一步步深入人心，法律成為體現禮教的手段。

二、儒家廉政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儒家思想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發展演進，最終形成了完備的儒家思想體系，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可資借鑒的寶貴思想遺產，這其中包括散落于儒家典籍中儒家廉政思想。盡管由于受時代和階級局限，他們的廉政思想還只是片言只語，沒有形成較為完備的思想體系，但是應當看到的是，他們提出的廉政主張和肅貪倡廉的措施，在客觀上符合當時人民的普遍愿望，對促進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時至今日對我們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撮其精要，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廉政先廉吏”。儒家學者普遍認為，廉政必先廉吏。因此，在儒家廉政思想中，大多主張把“廉”作為官吏道德修養和教育的重要內容，要求官員淡泊明志、慎獨律己，做到“克己以廉”，提高自身克己奉公、反貪拒賄的素質。如果說“以廉為本”的主張為儒家廉政思想奠定了理論基調，那么，“廉政先廉吏”的思想則反映了儒家的具體廉政方略，是“以廉為本”主張的具體化。

廉政，歸根到底要通過“為政者”的清廉體現出來。正是基于此，古代但凡接受儒家思想的統治者，一方面無不把選拔、任用廉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不忘加強對各級官吏的廉政教育，使各級官吏興廉讓、勵廉恥，做克己奉公的典范。因為他們認識到，廉潔作為官吏的一種德行，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產生于后天的修養和教育；經過道德修養和教育達到的廉潔，是自覺的、自為的廉行，因而比刑罰高壓強制條件下的廉潔具有更高境界。這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廉政方略，培養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廉之吏。

2、“知恥而明德”。“恥文化”，一直是傳統儒家思想中傳之久遠的行為準則之一，“知恥”與“無恥”始終是評判行為好壞的道德標準。而“寡廉鮮恥”則是被看作道德淪喪、世風衰微的明顯標志。儒家思想家認為，大之于治國平天下，小之于修身齊家，知“恥”與否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個精神標尺，也是鞭策和鼓舞人們挺身而立的內在動力。對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句精辟的論述：“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嚴格來講，“恥文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政治家管仲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治國要領。孔子則以“行己有恥”、“有恥且格”等思想作為教導學生修身明德的標準。至于《中庸》中的“知恥近乎勇”一說，則把“恥”提到一個較高的境界，因為必須有勇氣才能知恥。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恥之于人大矣”，并且把它作為一切悖禮犯法行為的根源。歐陽修也認為，“廉恥，是立（做）人之大節”。顧炎武一生就以“博學以文”與“行己有恥”作為自己學與行的兩大主旨。凡此都折射出儒家“知恥而明德”思想：知恥是個人的立身之本。唯有知恥，方能棄恥向榮，才會見賢思齊，才能把良好的道德逐漸內化、固化為自覺的行為習慣。到了近代，康有為對此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人之有所不為，皆賴有恥心”，“風俗之美，在養民知恥”。明確地認識到，糾正風俗要從知恥做起，僅僅依靠刑罰而不教育官吏明德知恥，就不可能從思想上鏟除腐敗，這就進一步賦予了“知恥”的移風易俗功能。

3、“君子有敬畏自省之心”。行廉政，拒腐敗，心中應該有個“畏”字支撐，這就是儒家“畏”的哲學。孔子對此有“三畏”之說，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之中，天命，即“天所賦之正理也”，此乃人力所無可轉變者，故不可輕渺之。他說：“五十知天命”，將“命”與“天”聯系起來，而強調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在孔子看來，“天”是宇宙人間的絕對主宰，是人間倫理的終極根據。天將給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孔子又說到“畏大人”，亦即敬畏有道德者，大人的行為舉止皆以道德為根本，躬身實踐，是眾人皆尊崇的，他們的人生中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去汲取與參考，故不能不敬畏之。至于“畏圣人之言”，指的是古代先賢圣哲雖逝，但其言語長留于經典中，頗富教育意義，故亦不可等閑視之。因此，儒家學者更注重人的自律自省，《論語·學而》載：“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是說一個人要養成“吾日三省吾身”的習慣，日日反思行為，檢點作風，及時發現不足與錯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這是對錯誤和挫折進行深刻反思、抵制各種不良思想侵蝕的有效方法。

三、儒家廉政思想的幾點啟示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深刻變革之中，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各種社會思潮相互交錯、相互激蕩的復雜局面。這也對新時期的廉政文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一步審視傳統儒家廉政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賦予其嶄新的時代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色，推動廉政文化建設深入開展。

1、“立志明德”，提升干部隊伍的道德修養。立志為修身之首。歷史和現實表明，信仰和道德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不僅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基。在年初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上，總書記指出，反腐倡廉一定要把加強黨員、干部的道德修養作為一個重點。那么，對領導干部來說，究竟有哪些修養方法能夠實現個人道德的升華，促進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呢？首先，要“勤學以濟德”。鄧小平同志說過，不注意學習，忙于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科學的理論，是思想的閃電，它可以照耀前進的道路，驅散心靈的迷霧，給人們指明方向并給予奮斗的勇氣和力量。為此，領導干部應該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從不斷的學習中汲取營養，充實知識，增強本領，使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更加堅定，使個人的品質、人格、見識、理論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時代要求相適應。其次，要“慎獨以修德”。“慎獨”作為一種道德修養的方法，最早出現于《禮記·中庸》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它要求人們在一個人獨處、無人監督時也能做到“入暗室而不欺”，謹守道德規范，自律不茍。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慎獨”既是一種修養方法，體現著領導者的自我監督、自我約束、自我完善的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也是一種道德境界，體現著領導者內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堅定性。它雖然著眼于“隱”和“微”，但卻能知微見著。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有將為政之德自覺付諸人們“不睹”之處、“不聞”之域，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有修養之人。再次，要“納諫以明德”。俗話說“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歷史上的任何杰出人物都難免要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賢與不賢的區別在于對待錯誤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或“文過飾非”，或“聞過則改”。因此，新時期的領導干部要有開闊的胸襟，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善于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對那些逆耳之言，不僅要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睿智，更要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大度和“聞過則喜、自我否定”的勇氣。惟有如此，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養和領導水平。

2、“尊廉抑腐”，倡導黨員領導干部率先垂范。孔子對“政”字有個很好的詮釋。他在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的另一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落腳點也在于此。在儒家學者看來，道德規范對人們的約束和驅動作用，完全可以通過各級官吏的表率作用來實現。常言道：“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領導干部的一言一行在社會上具有相當的標桿、示范作用。因此，在當前的廉政文化建設中，我們要以領導干部為重點，一方面大力宣傳新時期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營造“尊廉崇廉”的社會氛圍，激勵更多的同志向他們學習。另一方面，各級領導干部要率風氣之先，垂道德之范，充分發揮表率作用。不僅要在本職崗位上帶頭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當好人民公仆，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帶頭嚴格自律、嚴格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為群眾做出榜樣，用實際行動為共產黨員的形象增添光彩，為黨的形象增添光彩。

3、“知榮明恥”，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在民族傳統美德與時代優秀精神有機結合的基礎上，總書記提出了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論述，緊緊抓住了促進社會風氣和黨風政風進一步好轉的根本，具有鮮明的歷史繼承性和現實針對性。對于明晰是非、善惡、美丑界限，推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特別是對于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提高黨員干部的道德修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是當前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重點應抓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把教育黨員干部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堅持不懈地抓好面向全社會的廉政文化建設。二是要著力引導黨員干部以“八榮八恥”作為內心的道德法庭，作為個人德行的守護神，激發其內在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使“榮”成為全黨全社會積極奮進的目標，“恥”成為廣大黨員干部防微杜漸的警鐘，成為思想、言論和行為的警戒線，時刻警醒自己不要逾越道德底線和行為邊界，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汲取傳統精髓，才能擁有牢固的根基；融入時代精華，才能引領時代的風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廉政思想具有強烈的“人治”色彩，因此，古代社會里以權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形在所難免。所以，我們在學習、借鑒傳統儒家廉政思想時，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大膽地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儒家廉政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創造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相適應，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要求相符合的廉政文化建設新觀念、新方法，使社會主義廉政文化既體現優良傳統，又富有時代氣息，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