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轉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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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正在進行轉變發展方式的努力。分析新發展模式面臨的困難，如果不能從部門水平的政策調整深化到環境、資源、經濟、政治、文化層面的制度創新，這些困難是不可能根本克服的。而政府職能轉變的相對滯后又是這一變化的瓶頸。

怎樣能使政府職能轉變快起來呢？多年來，我國基層中生態環境問題的嚴峻性與部門扯皮現象是如此不協調，政府各個部門間的“協調過程”遵循“帕累托改進”原則，即博弈之后誰也不能“太吃虧”了。然而那些優先滿足了“各個部門同意”的法規和政策能不能真正滿足社會的需要呢？又如一些公共管理部門，教育、衛生、環境資源保護等，最為“公益”的部分最受歧視，同時又過分地偏好收費、偏好大工程、偏好轉讓資源的使用權，偏好產業化，熱衷于自身“市場化”。而一些生態保護工程，遲遲沒有從“動員群眾為主”轉變到“保護群眾權益為主”，影響了政策的可持續性。在“資源資本化”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與公司聯合創“雙贏”而以農民和生態環境的“雙虧”為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做法雖然在理論上站不住腳，但在實踐中頑強存在，甚至成為做事情（項目、政策）要遵循的潛規則。而“部門立法”等問題的存在不僅反映了政府怎樣更好更忠實地為社會服務的問題，還反映了如果沒有一個凌駕于制度設計安排過程之上的堅定原則，即作為社會主義最高價值的社會正義的原則，“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難以超越在局部利益之間、部門之間的內耗式博弈和僵局，難以順利地推動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方針，難以改變政府部門“自利性”的越位與缺位現象。經驗表明：缺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能將我們的思維限制在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之中不能自拔，從而失去真正解決問題的能力。進一步研究并解決這個問題正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建設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它反映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與以GDP為本的發展觀的根本區別。

我國生態環境與資源形勢嚴峻，發展的可持續性更值得注意，因為社會的公共資源和長遠利益在改革不平衡和財產再分配的時候容易受忽視。而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特別需要一種更重平衡的改革理念。（1）以長期的社會公正而不是短期的經濟效益為制度創新的出發點，進一步改變法制建設的滯后。（2）在改革中反映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的聲音，而不是過分突出和關照某些利益集團。（3）社會激勵個人營利與激勵愛護公共資源的能力均衡發展，不能給“自毀家園”的行為“優先權”。（4）正如好的企業是競爭出來的一樣，好的政府是監督出來的。例如，建立對影響重大的公共政策、工程、重大技術引進，地區發展規劃進行第三方評估制度，包括事前評估和事后評估。（5）除了政府和市場，不要忽視公民社會，這是一個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和諧社會所不可缺少的。（6）特別期待新體制充滿彈性，珍惜作為后發展國家所具有的“新空間”。對能節約資源的多樣化生產方式、能創造就業的多層次技術和企業，包括眾多大、中、小型服務企業，與本地生態規律融合的生產生活和文化社會特征、節儉而多彩的生活方式……要特別珍惜。要尊重企業家的首創精神，完善和改造市場經濟，探索新發展模式。轉變發展方式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一般而言，當一個社會的物質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私人消費水平的增長就不再是提高人民福利的主要因素，社會從整體上，對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教育等的需求將日益增大。而直接提供或間接提供（制度安排和監督管理）這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正是政府的職責。當前學界和實業界的一個原則共識是，引進市場機制已經成為破解環境保護政府投入資金有限、缺乏經濟激勵、政企不分導致腐敗等難題的重要手段。據一些國家的經驗，將環境保護產業化和市場化，可以將作為外部性的環境成本化為企業的內部成本，這可能是一種理想模式。當前，我國改革和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經濟體制產生了深刻的變革，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利益格局進行了重要的調整，生活方式發生著巨大變化，這一切不僅給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活動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也帶來空前的沖擊。在這個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交織的關鍵階段，特別需要推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并使其成為全社會的首要價值。結合這個過程進行環境與資源保護的相關研究，是擺在環境經濟學者面前的課題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