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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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中國新農村，是農民人數大規模減少并實現充分就業的農村；又是充滿競爭活力、市場發育成熟的農村；也是農村社區事務由農民民主協商解決、農民保持相對保守的文化傳統的農村；更是農民生產生活環境融入優美田園風光的農村。

農民須充分就業

中國農村是落后的。中國農民，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務農的農民，其年人均收入很難超過3000元人民幣，應該不到工商業領域人均收入的1/4。在我看來，這種情況有其背后的原因，因為務農者平均每年的勞動時間也大約不足工商業勞動者平均年勞動時間的1/4。我的訪問表明，在東部地區，一個農民的田間勞動日(8小時)可以掙到50元人民幣，但一個簡單勞動力在城市工作同樣的時間才能掙到20元左右(北京)。同樣是農民，只要想辦法延長自己的有效工作日，收入就可以明顯增加。

原來我們的農村聚集了一個半失業人口構成的群體，他們平均每戶耕作著半公頃土地。這樣一個人群放在任何國家都不會富裕，都只能過窮日子。中國的農村是一群半失業者構成的社會。這個特性不變化，中國農村就不會變成一個新農村。要讓中國農民富裕起來，必須是農民變成充分就業者。

現有農村地區的農戶有2.5億，如果這個數量變為5000萬，中國農村的面貌就會有根本不同。那個時候，農民的人均收入將數倍于現在；一些地方的農民收入甚至超過城市平均水平。那個時候，中國農村的農業居民將集中在小型社區里；這些村莊數量可以不少，但每個農莊只有二三十戶人家。現在的大部分人口將走向大城市和新興城市。

農業要保持競爭性

農業要保持一定的競爭性；沒有競爭，就沒有活力。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農業政策不是鼓勵競爭，而是保護落后。我訪問過一個英國農場，它5年沒有贏利，也沒有向國家交所得稅，但政府每年都給它補貼5-6萬英鎊。每個農場都無破產之虞，它怎么能有成長的壓力？一些國家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結果給農場兼并集中造成了很大困難，長期保持小規模農業，也丟掉了農業的高效率，使食品價格居高不下。

中國農業必須有一定的競爭性。在市場的壓力下，總應該有一些家庭農業出現虧損，不得不放棄農業，到城市去生活工作。通過競爭，留在農村的農民應該是比較熱愛務農，又有務農技能的農民。這樣，人們現在擔心的人口流動的“逆向淘汰”問題將得以解決，就是說，留在農村的勞動力應該不是最差的，而離開農村的勞動力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充滿活力的農村的前提是充分就業的農村，每家農戶平均種地該有三四公頃，一些小規模的農戶同時還要適當兼業。

民主自治可有不同方式

農業要有活力，還必須高度市場化，必須使農民組織充分發育。農民在市場上面對的是有組織的商人，而在公共領域面對的是組織力量強大的政府。這里可能存在組織資源上的不對稱，改變不對稱的辦法是使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產生自己的職業經理人和政治利益代言人。

村民自治是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的核心，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社會制度。

中國已經有了一部規范村民自治的法律，叫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部法律適應了中國農村的市場化趨勢，將具有生命力。

但是，人們對這部法律的理解卻有極大不同。一些東部發達地區已經嘗到了村民自治的甜頭，希望這個法律能更好地修訂、落實；而一些西部落后地區，干部們卻認為這部法律的實行要“亡黨亡國”。

認識上存在這種差異其實不難理解。問題的關鍵不是“自治”，而是自治的方式。專制皇帝統治時期，我們的農村也有自治，但那是“鄉紳自治”。在經濟落后、封閉的鄉村地區，鄉紳自治還有存在的必要，但隨著經濟的發達，這種自治方式終究要消失。我們最終要發展民主自治，但民主自治不一定就是選舉自治，可以是協商自治，也可以是協商自治和選舉自治結合而成的自治。協商自治也是鄉村的精英政治，但這種精英政治需要大民主政治環境。

中國農村差異很大，可以有不同自治方式，但主體應該是民主自治，民主自治又可以有不同方式。近些年，我國地方政治家已經創造了不同的農村自治方式，都有自己的成效；如果離開了當地的條件，很難說這些方式孰優孰劣。對于地方政治家的創新，只要它們的創新內涵有利于分權，有利于提高公共事務運作的效率，就應該給予鼓勵。

允許農村保守

我贊成我們的農村社會擁有某種保守的文化傳統。所謂“保守”，是指人們不愿意輕易放棄舊習慣的行為取向，這些習慣可以是禮儀的、宗教的，也可以是藝術的、倫理的，甚至可以是生產方式的。如果有農民不愿意使用化肥、農藥，不愿意用電、用汽車，我看不用將其視為異類。有農民不愿意上大學、讀現代科學，而愿意讀四書五經，也應該得到寬容和理解。農民的傳統如果與公共利益不構成沖突，就不要想著去改變它，不要總念叨“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保守并不總是壞事。農業越是發展，農業的專業化水平就越高；“萬能農民”就越會變為“專業農民”。農民可以對現代農業的全過程不甚了解，只要他知道一個環節，其他環節就會有服務者出來解決問題，效率也就不至于損失。未來某一天，中國真正種地的農民可能只有*0萬，但為這*0萬服務的，可能有8000萬；只要有后一個8000萬保持文化上的進取，前一個*0萬的保守又有什么要緊！過去我們總把“造反”與農民聯系起來，以后，我們或許會把“保守”和農民聯系起來。

對保守的寬容是一種自由社會的態度，但事實上農民可能僅僅是在生活文化方面有保守的態度，而在生產技術方面能夠接受先進的東西。只要農業是開放的和競爭性的，農民大多會學習新技術，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

耕地可讓農戶所有

過去學到一種“理論”，認為環境是公共物品，因此需要公有制來保護它，可是，我們分明看到，私有制之下的環境大大優于我們。

人們常常懷疑私有制下的農民不懂得合作，其實，土地私有制并不排除私有業主彼此之間協商的可能性，而業主協商的效率并不總比政府集中決策的效率低。在發達國家，保護環境成了一般人的共識，大量的環境保護工作從具體事項到制度安排都是通過志愿者來完成的。我參加過美國衣阿華州農民的一個討論會。由于密西西比河上游農業的發展，給下游帶來了污染，引起下游一些社會集團的不滿，這種不滿反映到國會和政府，便有了對上游農民的壓力。但政府沒有簡單地靠行政命令來解決問題，而是與上游農民商量。時間一長，農民中最熱心者便成了討論會的“常委”，其他農民愿意由他們來代表自己的意見。事實上，這些熱心者便成了志愿者。在美國，很多領域的民間領袖都是這樣產生的。

中國可以實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土地可以是國家所有，也可以是集體所有，而宅基地和耕地則可以讓農戶自己所有。不用害怕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就會產生一個破敗的農村。我希望我們的農村也能像歐洲農村一樣，到處是百年以上的農舍，而不是難經風雨的土坯房、茅草房，更不是改革開放以后在一些發達地區出現的“碉堡群”。農民蓋房常常伴有“圈地”的目的，而只要實行土地公有制，“圈地”就必然發生。近10年左右，我國農村常住人口開始逐步減少，但農村戶口數卻開始逐步增加。人們為了獲得宅基地而分家，傳統的倫理關系也更快地走向瓦解。像山西的喬家大院這樣的農村建筑典范，在我們現行的土地制度下根本不可能產生。

拆并村莊不能一刀切

這幾年，走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幾乎都可以看見地方政府在做拆并村莊的工作，常常是兩三個村并到一起，或者干脆是把兩三個村一并拆除，將農民移到另外一個新地方。這個工作被地方政府看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部分。

適當地讓農民集中居住當然沒有錯。我國農村地少人多，村莊占用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也就是1.5億畝以上的土地。現有村莊多沒有規劃設計，村里的空閑地很多。如果讓農民集中住在樓房里，可以節約出約50%的土地。

但是，做這件事情需要考慮以下問題：一是，要不要把一些村莊抹平，不留任何農戶？二是，究竟是大范圍地將兩三個村并一個村好，還是把一些村莊居民緩慢地、同時也是一步到位地移到城鎮好？三是，農民會不會不愿意搬遷到新的村莊？

對于真正想務農的農民，且耕作面積或經營規模比較大，住樓房就不合適了。農業大戶需要建設倉庫，以便存放農業機械和農產品；一些農用生產資料還是危險品，也不適合在樓房存放。也許正因為這個理由，有的國家有專門的法律，規定農民只能住在自己的田莊上，不能住在市區。所以，在搬遷村莊時，讓一些農業大戶留下來也許是明智之舉。

拆并村莊，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考慮。目前，我國農村住宅大約有20%(有的地方在50%左右)常年空置，房子的主人大多在城市工作。能不能想辦法借撤并村莊的當口，讓一部分農民直接進入城市定居？我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有關方面負責任的態度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