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開創社會事業調研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改革開放開創社會事業調研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理想。自馬、恩在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各國無數進步人士、革命斗士，為著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前仆后繼，進行了多種多樣的探索和艱苦卓絕的斗爭。巴黎公社英勇起義，蘇聯十月革命，西班牙內戰，南斯拉夫革命，中國革命，古巴革命，越南革命……；與此同時還有歐洲、拉美、非洲一些國家社會黨（社會、工黨）的議會道路取得執政地位和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政綱政體等等。雖說運動有高潮有低潮，有勝利有失敗，社會主義的旗幟畢竟是進步文明的旗幟，社會主義制度畢竟是能夠引領世界各國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為人民大眾帶來福祉的社會制度。令人高興的是，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主義仍然不僅是世界各國千百萬人民的社會理想，而且也是世界范圍正在發展中的現實社會、政治生態。

但是，當代共產黨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踐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的問題上，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的同時，應該與時俱進。不僅是構建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道路、方法、步驟不能搞“本本主義”、“兩個凡是”；即便是對馬、恩經典著作闡述的一些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原則，也不要“兩個凡是”。例如，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推介的“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的十條措施之五、“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這條措施就已為歷史證明是不可行的。就是馬、恩本人后來也已發現其不可行。《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對此有一明確的交待：《宣言》中一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筆者按：即指“十條措施”）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現在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應該有不同的寫法了。…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又例如，科學社會主義的早期經典理論如《宣言》明白宣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一理論概括如果是就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社會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超前把它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其后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渡時期，那就會出現嚴重負面效應了。因而，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發展（從理論到實際行動）。

踐行科學社會主義并做到與時俱進，在當代，有一個無法也不應繞過的坎：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正確認識、看待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并汲取兩者各自的正、負兩方面歷史經驗。

曾經為全世界進步政黨、進步人士普遍景仰，而現今已煙消云散成為國際共運、社運重大歷史遺憾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雖就總體而論仍應肯定其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偉大歷史作用，但其在斯大林主義指引下所踐行的一些理論、政策失誤，必須給予否定、揚棄。特別是其“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和一波又一波社會大清洗的做法，絕對要不得。它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所實行的徹底的公有制和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等體制，也不能盲從。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最終歸于失敗，當然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終結；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之并非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功樣板，在許多方面不足為法，則已是歷史公論。

對待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四國）社會黨國際成員黨所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也要實事求是。拋棄門戶之見，實事求是地看待其成功的治國理念、治國方略，特別是其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福祉并有一套成功措施的事實，從中汲取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用的經驗。

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同樣也曾歷盡艱辛探索。新中國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等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奮發圖強，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經濟、社會巨大發展成就，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但半是由于缺乏經驗，半是由于急于求成，再加在許多年里過于強調“以俄為師”，確實也走了不少彎路。始則是過高估計蘇共經驗，跟著蘇聯追求單一的公有制以至國有化，不顧國情過于超前進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并動用行政手段過于超前推行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則是壓倒一切的“”運動，干了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傻事。又繼而是熱衷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終釀成悲劇。正是這些深刻歷史教訓，提醒人們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點，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再思考。于是，就有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兩個凡是”，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新國策。稍后又在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改革的綱領，確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方針。由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改革開放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

三十年來，改革開放國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引導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理論成果和現實成就：

1、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七大文件明確規定：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相應地寫入了十七大新修改的黨章的綱領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石破天驚的重大舉措，是在認真汲取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實行單一公有制經濟，以及中國自己在上世紀六、七十年全盤公有化、徹底消滅私有經濟（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導致生產力發展滯緩以至嚴重破壞的重大歷史教訓后，從上世紀80年代起“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付諸實施的。而我們知道，科學社會主義的早期經典理論，就是很明確的五個字：消滅私有制。列寧的說法更是明確、具體：“所謂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說，土地和工廠一概是公共的”。當年熱衷于“一大二公”，也是這個思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這一經典理論作了必要的發展，確實是有點“特”。

現在看來，在所有制問題上作這樣的發展，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鼓勵、支持、引導私營企業以至個體經濟的發展，甚至對外資企業也開放一部分市場，實行多種經濟共同發展，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已經為中國近30年間經濟高速、持續發展充分證明。

2、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市場（而不是政府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由價值規律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這一重大舉措是在上世紀80年代逐步醞釀成熟的。面對短缺經濟和貧困社會主義的困局，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間發話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于是解放了思想，始則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繼則是陳云同志的提法：“鳥籠子經濟”。又繼而到90年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執政時期，正式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定下來。十六大以后，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以來，一貫的提法是“著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七大修改后的新黨章，更是在黨綱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一步一步完善，也是摸著石頭過河。而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生產受社會統制”，商品交易和資本、貨幣將完全消滅的社會。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實行的就是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消費品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而不是價值規律，生產資料更是完全退出了商品經濟領域。也就是這一當時看來最為社會主義化的體制，把蘇聯社會害慘了。我們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經濟時，曾經覺得很不錯——一度經濟上得很快。但后來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國民經濟管理越來越復雜，那種高度集中。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的弊端就日益顯露出來了。70年代實行大輕工業部體制時，甚至連頭發卡子和鞋帶市場供應脫節那樣瑣碎的問題，都把矛盾上交到大輕工業部甚至李先念副總理那里來了。曾以為很好的計劃經濟搞了二、三十年，到頭來卻還是擺脫不了“短缺經濟”和貧困社會主義的困局，教訓可真夠深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決摒棄這樣的經濟體制，而由價值規律、由市場來調節生產、建設，來配置資源，并由市場來形成大部分商品價格，結果不多幾年就帶來了市場消費品供應的空前豐富，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重大改革，當然是十分正確的。

3、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實行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新黨章在黨綱中也明確規定：“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從來是主張剩余價值學說和勞動價值論，嚴厲批判掠取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馬克思寫于1875后的專論社會主義社會分配問題的《哥達綱領批判》，批判并否定了德國工人黨《哥達綱領》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所得應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的提法。科學地指出：在“全部社會產品”中應該作出六項扣除（企業生產成本、企業公積金、企業財產保險基金、企業管理費用、企業福利基金、社會失業救濟基金）；因而實際上是“有折有扣”的勞動所得。但是，由于對生產要素的認識不夠全國，《哥達綱領批判》對“技術”、“管理”這兩個生產要素是否參與分配，并沒有一個說法。又由于馬克思設想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公有制的天下，因而“資本”這個要素是否參與分配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承認資本和私有制合法地位的，因而也就承認“資本”作為一個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這實際上已觸及剩余價值學說和勞動價值論這兩項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核心，的確需要一點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

4、從世界經濟理論寶庫中“拿來”現代企業制度，結合國情稍加改造使之為社會主義所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改革開放決策，是從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企改革起步的。最初是國家對企業（國企）松綁、放權，擴大企業的自主權；有效果，但不起決定作用。接著是“包”字進城，熱了好些年“承包制”，開頭覺得靈，后來發覺副作用很大，趕緊煞車。最后找到市場經濟的基本元素——現代企業制度，推公司制、股份制。作為**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一環，從**4年起，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個省市，先后選擇2700多戶國企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首先是普遍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將國有國營企業改制為規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同時也引導廣大民營企業采取這個組織形式（對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家族企業來說，實際上是過渡到較高的企業組織形式）。作為現代企業制度首要一環的股份有限公司，應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無疑是中性的企業組織形式；既可以成為公有制（包括國家資本控股）的實現形式，在政企分開條件下實現國家對相當一部分大企業（國民經濟命脈）的掌控；也可以是私有制的實現形式，成為私人資本進入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較高企業組織形式。更可以作為公眾公司，為所有制的公眾化提供合適的組織形式，有利于把企業做大做強，把社會主義因素迅速發展起來；而這，正是科學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一個重大目標。

更進一步，國家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一直在支持、鼓勵一些成功企業升格為企業集團，開展規模化經營、多元化經營以至跨國經營。中央和省市兩級國資委直接管理、監督的大企業，現今絕大部分都已發展為實力雄厚的企業集團，從而更為清楚地體現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格局。

又進一步的大動作是：在深圳、上海兩地設立證券交易所；通過富于活力的資本市場，使一大批股票上市的公司發展為公眾持股的大企業，或更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國家資本控股的大企業。

5、本著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參與”中加快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并促進“和諧世界”的實現。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閉關鎖國，既是當時的嚴峻國際環境使然，也是由于對二戰后出現的當代世界經濟格局認識不足。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的對外開放國策，成功的抓住了世界范圍傳統產業（紡織、輕工、鋼鐵等等）大轉移的重大歷史機遇。

其一，從1980年起，先后果斷決策開放一部分地理位置適當的沿海城市，使之與世界市場直接聯系起來。設置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批準海南全島為經濟特區。設立上海浦東新區并充分發揮其巨大優勢使之后來居上。

其二，積極推進對外貿易。打開兩個市場，利用兩種資源。經過二十幾年努力竟把中國推上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的位置。由此造成的連年巨額外貿順差，又使中國成為了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其三，積極推進國際合作，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為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提供良好發展環境。由此又造成了吸引外資總額僅次于美國的經濟發展態勢。

其四，支持、鼓勵一些大企業“走出去”開展跨國經營，以至發展成跨國公司和逆向的“三資企業”。國企如中建，公眾公司如海爾、聯想等，就因而成了著名跨國公司。

其五，在經濟事務、社會管理的各個方面，主動與國際接軌，向國際標準、國際慣例看齊。

在對外開放國策引領下，三十年來我國在發展外貿出口、高新技術引進、工業產品更新換代、創造城鄉就業崗位、增強國際支付能力等方面成果之大，遠遠超過了當初最樂觀的估計。現今國資委系統眾多成功央企如遠洋、五礦、中糧、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鋁、中化、神華、華潤、恒天、寶鋼、中國船舶、中國建筑工程等近年的大發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外開放這一國策。

踐行改革開放國策的三十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三十年。工業、礦業、農業、商業、外貿、金融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各個領域，全面改革，全面對外開放，結果是全面繁榮。中華大地經濟、社會隨之面貌一新。

改革開放國策的三十年實踐，證明了這一國策完全符合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原則。經濟成份多元化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格局依然，國家仍然有效地掌控著國民經濟命脈。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不僅“按勞分配為主體”并沒有變化，更令人高興的是工農大眾普遍過上小康生活并正在走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資本市場形成了，一批民營企業的大股東先富起來了，公眾持股、炒股已成普遍現象了，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在各個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情況并沒有變化。是的，引進了發端于荷蘭、英國、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司制、股份制、托拉斯（企業集團）以至上市公司、證券交易所等經濟組織形式；實行了“大部分商品價格在市場中形成”，由市場引導商品流向，由市場和利潤決定企業命運等市場化機制；但是，這些經濟組織形式和經濟辦法都是可以用于資本主義也可以用于社會主義，具有普適性的有用經驗。總而言之，改革開放國策與科學社會主義相互兼容，相輔相成，根本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問題。正是改革開放國策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那種認為改革開放國策會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觀點，如果用真理標準一衡量，看來是過慮了。

還應該認識：改革開放是一項基本國策，絕非權宜之計。三十年的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改革開放國策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過程；現在看來，還有必要延伸到建設中等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階段。如果到中等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之日，再用真理標準和當時的歷史條件衡量的結果，還是繼續改革比停止改革好，繼續對外開放比不再開放好，那有什么理由不在建設“發達社會主義國家”階段繼續這一國策呢！

當然，改革開放國策自身也要與時俱進。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進程，這項國策的理念、內涵及其實施的方式、方法等，當然要以變化了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三十年的“變法”實踐，就中國社會歷史長河來看僅是一個歷史瞬間；但就《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來看，就新中國建國60年的歷史來看，卻不能算短了。經過長達30年的實踐，現在應該可以就這項國策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巨大效應，作一些較有根據的評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