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關系論文范文精選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電子商務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資源和能力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戰略聯盟對電子商務應用的績效影響；發展展望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不少學者從企業業務活動的角度探尋電子商務應用如何成為企業增加價值的源泉、基于資源的觀點是戰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之一、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業是否會采用電子商務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電子商務應用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是近幾年迅速發展的研究領域之一。就研究角度而言,電子商務可從電子商務活動、資源和能力、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以及戰略聯盟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等四個方面,對國內外數據庫相關文獻進行歸納總結,并應深入分析中介變量中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績效關系中的作用。

關鍵詞: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實證研究

電子商務應用實際上就是一個融合了企業內部業務流程并拓展到企業邊界之外,與供應商(合作伙伴的一種)、渠道商、客戶、合作伙伴,以至競爭者的外部業務流程集成為一體的復雜體系,是由信息技術和通訊網絡實現的電子化的業務流程(劉璞,2007)。從企業開始應用電子商務的那一天起,企業家和學者們就沒有停止對電子商務如何為企業創造價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術的實際應用,即信息技術投資是如何轉化成資產、資源和企業績效的”作為對信息技術貢獻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認為對信息技術投資是否會在新的網絡使能環境下產生商業價值的問題給出一個適當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復雜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歸結為電子商務應用的初級階段的話,那么根據對美國ASP+BSP、荷蘭SDOS、美國博士論文庫、我國CNKI數據庫、我國優秀碩博論文庫等數字論文庫的檢索,發現在電子商務產生的價值和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獻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獻居多,但也有一定數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獻可以分為四類:(1)分析電子商務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2)分析資源和能力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3)分析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4)分析戰略聯盟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對應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樣本數據調研和統計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統仿真的方法進行。本文嘗試對該領域的研究現狀進行歸納、總結,以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電子商務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一、引言

法既是一個應然命題，也是一個實然命題，既要考慮應然向實然的過渡、實然向應然的回轉，也要考慮規范與事實、理性與經驗之間的統合與合理論證。不同論者對于法學理論體系及方法的認知是不同的，如自然法學派與實證法學派之間的爭論就體現了這一點。行政法學作為法學一個重要的部門法學亦存在類似的狀況。也就是說從事研究時既需要我們關注如何將經由理論之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行政法規范轉化為社會現實；同時又要關注如何從社會實踐抽象或完善行政法學理論的課題。遺憾的是學界對此問題很少予以關注，而這恰恰正是深入推進行政法學理論建構與行政法制建設亟需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對此，一方面可加強行政法規范解釋理論的研究，通過法律方法的運用促動學科的研究層次與水準，切實推進法制建設。另一個層面就是要對傳統的行政法學方法論進行反思與批判，重構新的方法論。從學術史的視角來看，一門學科是否成熟與其方法論的完善與否有著直接的關聯，方法論涉及到研究主體思考問題的角度選擇，研究對象范圍的確定，研究途徑的比較選擇，研究手段的篩選和運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在某種程度上其決定了一門學科能夠研究什么和不能夠研究什么，決定了學科的視野與深度。“方法論是理論對自身的自覺審視，是學科對本身進行的情況、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認識手段之反省，而我國行政法學卻缺少對方法論的關注。”“方法論上的局限也影響了我國行政法學的深層探究，以致囿于陳說，鮮有創新，因而研究方法上的推陳出新就顯得至為重要。我國行政法學應尋求方法論上的創新，從多維的視角通過多元化的方法探討行政法問題，如此，方會有行政法學百花齊放格局的形成，才會有真正繁榮興盛的行政法學。”[1]由此可見，這一問題系屬行政法學科中較為宏大的課題，需要學界大家予以關注，筆者以有限之水平、褊狹之視角，盡力為之，但仍存瑕疵，尚請學人寬容并加以共同討論。

二、方法論與法學方法論

根據學者們的考察，“方法”源于希臘語言，意味著在給定的前提條件下，人們為達到一個目的而采用的行動、手段或方式。[2]“方法”提供了“方法論”的體系基礎，而“方法論”則重在說明方法在何種程度上具有恰當性，從而為人們思維提供相應的科學基礎。“方法論是以方法為實踐基礎，通過理論抽象而獲得的有關方法知識體系的說明。”[3]

方法論（Methodology）的必要性在于為人們進行理論研究提供了必備的條件，可以活躍研究主體的思維，是一種科學贏得其學科地位的重要力量。“在正路上行走的跛子會越過那跑在錯路上的快腿。不但如此，一個人在錯路上跑時，愈是活躍，愈是迅捷，就迷失得愈遠。”[4]方法論對于學科的創新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對學術而言，方法上純凈固然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但是所有研究的本質恐怕是發現新方法（它需要研究者的創意），而不是單純適用通常的方法。”[5]方法論的創新往往會推動學科的深層遞進與發展。

各種學問的“研究”，都須以方法論為其基礎，法學研究更是如此。事實證明，方法論的研究不僅是促成法學研究科學化、規范化的動力，也是消解法學教條主義的良方，促動了實然與應然、價值與規范的流轉往返。從學科發展的視角來看，法學方法論是在法學研究進入到一定階段之后，“學科對本身進行的情況、思考方式、所利用的認識手段之反省”。[6]“反省”也即“內省”，其體現了對法學研究的基本立場、研究步驟、分析框架、具體手段的審視，同時也表明了“方法論”與“方法”的分野：任何學術研究活動都離不開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學者們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某種具體的方法；而從方法論的高度予以研究，顯然使學者們超越了技術性的局限，從而達到了理論上的建構，所以“法學方法論則主要是指關于法學研究（或開展和進行法學研究的）方法的理論”。[7]“法學方法論系以一套先設的假定為準據，確定基本的研究立場，從事法學理論之建構，進而以之探討、詮釋、批判法之存在與衍化現象、法之科學技術及法之實踐功能等之研究態度之科學也。”[8]由于方法論在中國是一個較新穎的術語，所以有必要加以進一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