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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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范文第1篇
和二級市場已上市公司的持續信息披露相比，由于IPO市場的發行公司首次向公眾投資者披露關于其籌資項目的信息，因此信息不對稱程度尤其嚴重。早期研究者如Logue（1973）以及Ibbotson（1975）都觀察到IPO折價發行的現象，Ljungqvist（2007）關于IPO市場研究的經典綜述表明，全球所有經濟體各個時期的IPO市場都存在顯著的IPO折價現象，并且指出，解釋IPO折價的最主要因素是發行公司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程度越高，IPO折價也就越大。早期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研究正是從解決IPO市場信息不對稱視角展開的。BoothandSmith（1986）的理論模型認為，緩解IPO市場信息不對稱的主要機制是引入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承銷股票發行。不同于發行公司的IPO發行是和投資者之間的一次交易，由于投資銀行需要在IPO市場與投資者進行反復博弈，因此，投資銀行擁有激勵形成并維護自身的“聲譽資本”。CarterandManaster（1990）認為投行聲譽可以吸引那些高質量低風險的發行公司，這些發行公司通過選擇具有聲譽的投資銀行向市場發出關于自身質量的信號，因此，投行聲譽可以起到一種鑒證作用（Certification）。ChemmanurandFulghieri（1994）則從信息生產（informationproduction）的視角強調投行聲譽是通過投資銀行設立更加嚴格的對發行公司的審查機制建立起來，不同于CarterandManaster（1990）模型中投行聲譽是歷史形成因而是外生給定的，ChemmanurandFulghieri（1994）模型把投行建立并維護聲譽視為模型內生變量，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由于投入更多成本挖掘發行公司的真實信息，因而平均而言可以選擇更加高質量低風險的發行公司成為客戶。
盡管早期對投行聲譽功能的研究大都支持投行聲譽功能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降低IPO折價率的結論，但是近年的實證研究則發現投行聲譽和IPO折價率不相關甚至呈正向相關關系。MichaelyandShaw（1994）使用投資銀行的資本金規模度量投行聲譽，對1984至1988年的美國IPO市場開展實證研究，Carteretal.（1998）則運用IPO墓碑公告中承銷商排名對投資銀行進行打分度量投行聲譽，上述研究都發現投行聲譽顯著降低了IPO折價率，較好地支持了投資銀行在IPO市場中的信息鑒證和信息生產功能。然而，Cooneyetal（2001）對1981至1998年的美國IPO市場研究表明，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投行聲譽和IPO折價率呈正相關。Logueetal.（2002）則發現投行聲譽和IPO折價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該文解釋原因是IPO市場中的投資銀行承銷活動越來越復雜，Logueetal.（2002）發現正式承銷前的投行造勢活動以及IPO股票發行后的投資銀行后市支持活動對于IPO折價率及發行后的股票長期收益率影響越來越大。正是由于發現投資銀行聲譽功能和IPO折價率不存在早期理論研究所預測的簡單負向相關關系，近年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從發行公司與投資銀行相互選擇、投資銀行問題等多個方面對投資銀行在IPO承銷市場上的金融功能研究進行拓展。
發行公司與投資銀行相互選擇是否影響投行金融功能發揮
HabibandLjungqvist（2001）對1991至1995年的美國IPO市場開展實證研究，發現如果運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方法解釋投行聲譽功能對IPO折價率的影響，將會出現正向影響，也即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反而導致更高的IPO折價率。HabibandLjungqvist（2001）對此的解釋是，發行公司對于投資銀行的選擇是經過其對于發行付出的成本以及折價率權衡之后進行的，因此投資銀行的選擇事實上是內生的，這導致最小二乘估計出現有偏結果。運用Probit回歸方法，HabibandLjungqvist（2001）發現公司特征以及發行特征都會影響發行公司對投資銀行的選擇，公司規模越大、盈利率越低，花費在股票推介活動中的費用越高，以及公司的發行股票占總股份的比率越高，這些因素都會導致發行公司通過降低IPO折價率得到的利益越多，因此也就越有可能聘請擁有聲譽的投行承銷。在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方法控制了投資銀行的選擇效應后，HabibandLjungqvist（2001）發現投行聲譽對IPO折價率的影響由正向變為負向，盡管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Fernandoetal（2005）進一步拓展了HabibandLjungqvist（2001）的研究，不僅允許發行公司對投資銀行的選擇，同時也考慮投資銀行對發行公司的選擇效應。發行公司將根據投資銀行的信息鑒證能力、股票推介及銷售能力等標準進行選擇，同樣投資銀行也將根據發行規模、順利發行的難易程度以及發行公司未來進行后續股票融資的可能性來選擇發行公司。因此，更高能力的投資銀行將和從投資銀行視角看能為其帶來更高費用收入的發行公司相互選擇。Fernandoetal（2005）針對美國市場1970至2000年13059個IPO以及股權再融資樣本開展實證研究，支持了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和高質量發行公司相互選擇的推論。這一推論間接地表明，以往實證研究簡單地考察投資銀行聲譽功能對IPO折價率的影響有可能受到投行和發行公司相互選擇效應的影響。Kimetal（2010）采取三階段最小二乘方法考慮了IPO折價率與投資銀行承銷費用相互之間的內生影響。由于一定程度上，投資銀行對IPO發行公司的收費度量了投資銀行和發行公司的相互選擇效應，因此Kimetal（2010）的結論也就克服了以往研究僅僅單方面考察投資銀行功能對IPO折價率影響的缺陷。Kimetal（2010）的結論是IPO折價率和投資銀行承銷費用呈現互補關系，因此可以把承銷費用理解為投資銀行的直接收費，而IPO折價率則是投資銀行的間接收費。并且低質量的發行公司不僅要向投資銀行交納更高的發行費用，同時也面臨更高的IPO折價率。
投資銀行有效匯總并處理投資者信息的功能
早期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研究更多地強調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對發行公司信息的鑒證功能和信息生產功能。然而，在IPO發行市場，雖然和單個投資者相比，發行公司有可能擁有更多信息，而投資者整體卻有可能擁有比發行公司更多的信息。因此，近年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研究的一個拓展是強調投資銀行有效匯總并處理投資者信息的功能。
（一）累計投標詢價的使用與投資者信息處理
ShermanandTitman（2002）指出，不同于早期投資銀行在IPO發行中采取固定價格的定價方式，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投資銀行采取更為復雜的累計投標詢價的IPO定價機制。在累計投標詢價中，投資銀行可以決定邀請哪些投資者參與詢價，參與詢價的投資者隨后對于IPO的價格及其認購需求提供初步信息，最后投資銀行根據這些信息確定發行價格并決定給予投資者分配的股份份額。由于投資者擁有或分析發行公司的信息需要付出成本，投資銀行為了得到更多關于發行公司的信息需要給予投資者更多折價。因此，最終投資銀行將在得到更多信息的收益和給予更高IPO折價的成本權衡上進行選擇。CornelliandGoldreich（2001，2003）對投資銀行采取更為復雜的累計投標詢價制度從而有效匯總并處理投資者信息的金融功能提供了實證支持。CornelliandGoldreich（2001）獲得投資銀行累計投標詢價的具體數據并把參與報價的投資者分為兩類：一類投資者在報價時提供了具體的認購價位以及意愿認購數量，而另一類投資者則只提供了愿意以市場價格認購的意向。CornelliandGoldreich（2003）發現前一類投資者的報價確實提供了關于IPO發行定價的有價值的信息，而CornelliandGoldreich（2001）則提供了投資銀行把更多股份分配給前一類提供了信息的投資者的實證證據。Aggarwaletal（2002）分析了1997至1998年9家投資銀行承銷的164個IPO樣本，發現機構投資者參與詢價將增加IPO發行價格調整的可能性，并且機構投資者也獲得了更多的股份分配，而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參與也會導致更高的IPO折價，這支持了投資銀行同時采取股份分配和IPO折價的方式獲得投資者信息的功能。除了采取累計投標詢價的方法激勵投資者提供更多有價值的信息，投資銀行還可能選擇在發行前通過盡職調查的方法替代累計投標詢價產生信息。那么投資銀行通過累計投票詢價處理投資者信息和盡職調查揭示發行公司信息兩者是否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HanleyandHoberg（2010）研究表明，投資銀行在發行前的盡職調查中產生更多的信息，將導致IPO折價率下降8%，從而可以減少通過累計投票詢價對投資者信息處理的需求。
（二）投資銀行調整發行前價格對IPO折價率的影響
Ritter（2011）對近期研究文獻的梳理表明，投資銀行通過對發行前價格調整來反映投資者信息，因此投資銀行對發行前價格的調整對IPO折價率具有很強的解釋力。資銀行通常會在發行前制定一個價格區間，在接受投資者初步報價后，投資銀行會根據其對投資者認購意向信息的挖掘分析而對發行價格進行調整。Ritter（2011）指出，如果這一價格向下調整，則IPO折價率幾乎為零，也即沒有折價；而如果這一價格向上調整，則IPO折價率急劇上升，平均約為50%上下。Aggarwaletal（2002）提供了投資銀行調整發行前價格以反映投資者信息的實證證據，Aggarwaletal（2002）對1997至1998年共9家投資銀行承銷的164個IPO樣本開展的實證研究表明，當機構投資者向投資銀行提供了對發行公司股份高需求的信息后，投資銀行對發行價格上調的同時也增加了IPO折價率或者向這些機構投資者分配更多IPO股份。LjungqvistandWilhelm（2002）也提供了類似的實證證據，針對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的IPO樣本研究顯示，投資銀行對IPO價格的正向調整會導致投資銀行分配給機構投資者更多的股份或者給予更高的IPO折價率，然而IPO折價率和分配給機構投資者的股份數量卻是負相關的，這表明投資銀行只采取股份數量或者IPO折價率兩者之一作為機構投資者提供信息的補償。最近的研究如Ince（2010）表明，投資銀行對發行前價格的調整取決于投資客戶提供信息所揭示的對IPO股份的需求狀況，并且這種調整是非對稱的。如果投資客戶揭示了發行股份的負面信息，則投資銀行將調整發行價格以充分反映負面信息，然而，如果投資客戶揭示了發行股份的正面信息，則投資銀行對發行價格的調整程度大約只反映了信息的21%左右。為什么投資銀行沒有充分調整價格以反映正面信息，Ritter（2011）認為有可能是因為投資銀行激勵不足，并且價格充分上調也意味著發行失敗的可能性更高。如何使投資銀行更加充分地調整價格使之反映市場信息，JenkinsonandJones（2009）對歐洲投資銀行的實踐進行了分析，發現歐洲的IPO發行公司往往聘用一家投資銀行提供發行前準備工作的咨詢服務，而延遲決定對承擔定價及股份推介工作的投資銀行的聘用決策。因此，更多投資銀行參與信息處理和IPO定價有助于使投資銀行充分調整價格反映市場信息。Ritter（2011）還指出，香港IPO市場中的部分發行公司向投資銀行支付了激勵費用，這將有助于投資銀行對發行價格的充分調整。
投資銀行提供非價格制定服務對其金融功能的影響
近年來更多的研究發現投資銀行除了通過承銷活動中的股票定價和推介等功能影響發行公司IPO折價率，投資銀行還有可能通過承銷前的融資、提供分析師報告以及承銷后的后市支持等非價格服務對IPO折價率產生影響。LiuandRitter（2011）的論文為理解投資銀行提供的非價格服務金融功能的重要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LiuandRitter（2011）理論模型建立在對IPO市場發行公司對投資銀行服務供求分析的基礎上，盡管投資銀行服務的供給市場競爭充分，但是由于發行客戶重視獲得如明星分析師報告、特定行業經驗等非價格制定服務，而這些非價格服務是相對稀缺的，這導致投資銀行可以在細分市場上獲得一定的壟斷力量。因此，LiuandRitter（2011）理論模型解釋了眾多投資銀行充分競爭的市場供給和發行客戶愿意接受高IPO折價率并存的現狀，同時也對投資銀行提供融資服務、明星分析師報告、后市支持等其他金融功能的重要性給出了合理解釋。
（一）融資關系是否有助于增強投資銀行在IPO市場中的信息鑒證功能
Schenone（2004）和Duarte-Silva（2010）都討論了投資銀行和發行公司之間的融資關系對投資銀行信息鑒證金融功能的影響。隨著美國對分業經營監管的放松，很多投資銀行由于自身或者隸屬的金融集團對發行公司提供貸款因而擁有對發行公司的私人信息。因此，這類投資銀行通過和發行公司建立融資關系，從而更大程度地發揮了股票承銷中的信息鑒證功能，降低了發行公司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Schenone（2004）實證發現，和沒有建立融資關系的發行樣本相比，IPO之前建立的投資銀行與發行公司之間的融資關系能夠降低IPO折價率大約17%的幅度。Duarte-Silva（2010）提供的實證證據則基于已上市公司股權再融資樣本，同樣發現投資銀行和發行公司之間的融資關系有助于降低發行公司和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然而，ChaplinskyandErwin（2009）卻給出了相反的證據，通過對比研究30家收購投資銀行建立IPO承銷服務的商業銀行在收購后的投行業務與收購前的獨立投資銀行承銷業務，ChaplinskyandErwin（2009）并沒有發現商業銀行和客戶之間的融資關系有助于商業銀行承銷業務的開展，反而發現商業銀行在收購投資銀行業務后出現承銷業務的下滑。ChaplinskyandErwin（2009）對此現象的解釋是商業銀行和客戶之間的融資關系與投資銀行承銷業務之間很難實現協同效應。
（二）分析師報告與投行承銷是利益沖突還是功能互補
投資銀行內部的分析師團隊通過參與IPO路演過程的推介活動以及在IPO發行后為公司股票價格提供分析預測，從而在IPO承銷前后發揮重要作用并對投資銀行在IPO市場的金融功能發揮存在重要影響。然而近年的研究對于分析師預測和投資銀行承銷功能之間是存在利益沖突還是功能互補存在較大爭議。CliffandDenis（2004）對美國IPO市場1993至2000年共1050個樣本的實證研究表明，IPO折價率和分析師給出投資建議的頻率以及強烈買入的推薦正向相關，這支持了發行公司為了獲得投資銀行的分析師服務而愿意向投資銀行付出高折價率的成本。FangandYasuda（2009）針對美國IPO市場1983至2002年的樣本實證研究也發現，利益沖突導致投資銀行的分析師更有可能給予發行公司買入推薦，并且這種利益沖突的影響對于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中的非明星分析師尤其顯著。Gaoetal（2011）進一步指出，投資銀行捆綁IPO承銷服務以及隨后的分析師報告自從1993年以來已經成為投資銀行業務活動的常規。Martin（2010）則發現，IPO發行中的牽頭投資銀行內部分析師更有可能在發行后的原股東持有股份解禁期結束前給予樂觀推薦。另一方面，Spindler（2006）認為投資銀行為發行公司提供的分析師服務有利于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發揮。分析師報告為投資銀行在IPO承銷活動中的信息鑒證提供了另一條信息的渠道，從而有助于投資銀行功能發揮，緩解發行公司和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此外，分析師對于發行公司信息挖掘上的投入還將緩解投資銀行和發行公司之間的問題。Spindler（2006）上述推論也間接得到了Ljungqvistetal（2006）提供的實證支持，Ljungqvistetal（2006）發現就投資銀行的行業整體而言，并不存在分析師報告和投資銀行承銷業務的利益沖突，過于樂觀的分析師報告也無助于投資銀行獲取承銷業務。LiuandRitter（2011）通過分析1993至2008年的美國市場IPO樣本發現，由于發行公司重視獲得投資銀行的明星分析師報告和投資銀行擁有的特定行業經驗，因此寧愿付出高折價率的成本，這導致同時提供明星分析師服務的投資銀行承銷IPO折價率提高9%，而同時擁有特定行業經驗的投資銀行承銷IPO折價率將提高3%至5%。因此，從LiuandRitter（2011）的觀點看，分析師報告和特定行業經驗和投資銀行股票承銷功能存在相互促進功能互補的關系。Ljungqvistetal（2009）對投資銀行提供的分析師報告給出了另一個解釋，投資銀行主動提供分析師報告或者更積極的分析預測，其目的是為了獲得當前的聯合承銷資格，而聯合承銷資格使投資銀行現在和發行客戶建立起業務關系，這將有助于將來獲得利潤率更高的主承銷業務。因此分析師報告提供了一個機制，使新建立或沒有聲譽的投資銀行有可能參與和擁有聲譽的投資銀行的競爭，而競爭有利于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發揮。
（三）投資銀行是否為IPO發行公司提供持續監督功能
投資銀行除了為IPO發行公司提供發行前的信息生產和鑒證以及定價服務外，是否還能在發行公司上市后提供持續監督功能？理論上說，投資銀行有可能提供持續監督的金融服務，然而在實證中，投資銀行在IPO發行上市后的持續監督金融功能和上市前的信息鑒證功能很難區分。Kovner（2012）利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提供的自然實驗檢驗了投資銀行對于其已經通過IPO上市后的發行客戶的重要性。Kovner（2012）發現金融危機中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證券和美聯銀行陷入困境對于其已經通過IPO發行上市的公司股價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這些公司在其投資銀行陷入困境的窗口期內累計下跌5%。而對于那些擁有機構投資者或大股東為公司提供監督服務的上市公司而言，其股價的負面反應要小得多。和Kovner（2012）采取的研究場景及實證方法相類似，Fernandoetal（2012）也利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美國五大頂級投資銀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倒閉這一事件作為獨特自然實驗場景開展實證研究，從而檢驗投資銀行業務關系對于其已發行上市客戶的重要性，并且這一研究也檢驗了投資銀行為公司客戶提供多種金融功能和服務的相對重要性。Fernandoetal（2012）發現投資銀行的股票承銷功能對于公司客戶而言最為重要，在雷曼兄弟倒閉前十年內獲得過雷曼兄弟股票承銷服務的公司客戶在其倒閉的7天窗口期內平均損失4.85%的股票市值（經Fama–French–Carhart四因素模型調整后），這意味著大約230億美元的市值損失。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單獨獲得雷曼兄弟其他金融服務的公司客戶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市值損失。Fernandoetal（2012）的研究首次表明了投資銀行股票承銷金融功能在投資銀行多種金融服務中的相對重要地位，同時也支持了Kovner（2012）提出的投資銀行為IPO發行公司提供持續監督功能的重要性。
IPO市場中的問題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影響
（一）投資客戶以交易傭金轉移IPO折價收益
IPO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是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發揮的重要前提，但與此同時，信息不對稱也造成了投資銀行和發行公司之間的問題。投資銀行作為一個獨立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金融中介機構，也有激勵利用IPO市場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為自身謀求利益。LoughranandRitter（2002，2004）以及Reuter（2006）都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末網絡股高科技股上市高峰期間，由于新興的高科技行業很難在短期內被普通投資者理解，IPO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急劇上升，此時投資銀行利用在承銷過程中分配股份的權力為自身謀求利益。Reuter（2006）提供的一個實證證據是，共同基金因為認購得到高折價的股份而賺取的每一美元，大約有85美分被投資銀行以客戶交易傭金的形式獲取，而作為回報，投資銀行把更多的IPO發行股份分配給相關客戶。因此，投資銀行擁有激勵在信息不對稱程度上升的時期進一步提高IPO折價率，從而獲得更高的私人利益。Nimalendranetal（2007）和LiuandRitter（2010）進一步提供了投資銀行和投資客戶之間利益分配的實證證據。Nimalendranetal（2007）發現，在IPO股份分配之后的6天內，投資客戶通過更多交易高流動性的股票向投資銀行輸送客戶交易傭金，以此換取投資銀行給予的IPO股份分配，這一實證結果在網絡股泡沫期間是顯著的。LiuandRitter（2010）對1996至2000年的美國市場56個IPO樣本研究發現，投資銀行分配IPO股份給予其他公司高管將會導致這些公司更高的IPO折價率，而得到股份分配的公司高管將促使該公司更有可能在未來購買這一投資銀行的服務。Goldsteinetal（2011）對美國市場1999至2005年的投資銀行通過IPO股份分配獲得的投資者轉移收益進行了初步估算，發現投資銀行大約獲得的IPO折價收益的45%，因此問題使投資銀行擁有激勵進一步提高發行公司IPO折價率。
（二）投資銀行與投資客戶的后市購入協議
投資銀行在分配IPO股份的時候還有可能和投資客戶簽訂關于后市購入股份的意向協議，例如投資客戶在參與累計投票詢價的階段就有可能顯示愿意在后市購入2倍或3倍于其認購IPO股份的意向。Hao（2007）首次通過構建模型討論了后市購入協議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影響。首先，后市購入協議可以使投資銀行承銷的IPO股票價格在后市獲得更好的市場表現，同時也節約投資銀行的后市支持費用，并且后市購入協議使投資者因為認購到IPO股份而獲得更多好處，因此投資銀行也能間接從分配到IPO股份的投資者處得到更多的利益分配。在Hao（2007）的模型中，和投資者簽訂后市購入協議將導致投資銀行提高IPO發行價格，但同時也更大程度地提高了IPO發行后的股票交易價格，因此總體增加了IPO折價率，從而增加了投資銀行和分配到IPO股份的投資者之間的利益分配。由于投資銀行和投資者之間的后市購入協議數據很難獲得，Griffinetal（2007）利用美國納斯達克市場1997至2002年IPO樣本的發行和交易數據提供了間接證據。Griffinetal（2007）實證分析得到IPO發行主承銷商分配股份的投資者，平均而言在IPO發行后第一個交易日凈買入相當于該股票總發行股份8.79%比率的股份。這些在后市購入股份的投資者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并且更多地發生在那些活躍的承銷量巨大的投資銀行承銷的IPO樣本中，尤其是缺乏踴躍認購的IPO樣本。此外，這些機構投資者買入的股份并未被長期持有，而是在未來較短時期內被賣出。所有上述實證證據都支持了對IPO股份分配擁有更大影響力的投資銀行更有可能通過與投資者之間的后市購入協議獲得利益，因此也使投資銀行擁有更強的激勵提高IPO折價率。
（三）在發行公司持有股份能否減輕投資銀行的問題
實證研究中對投資銀行在IPO市場中因問題損害發行客戶利益的直接證據很有限，部分研究從另一視角開展對投資銀行問題的實證，即如果投資銀行在發行客戶中有較多的股權投資，那么投資銀行和發行客戶之間的問題是否會減弱。LjungqvistandWilhelm（2003）實證發現，通常投資銀行會在發行客戶上市前通過下屬風險投資機構間接持有發行公司的股權，在2000年以前，投資銀行在大約44%左右的發行公司中持有股權。因此，如果投資銀行在這些發行公司中持有的股權越多，其問題應該越弱，因而其IPO折價率應該越低。LjungqvistandWilhelm（2003）針對美國市場1996至2000年共2178個IPO樣本的實證分析支持了上述推論。LiandMasulis（2003）發現上述結論對非牽頭的投資銀行仍然成立，但是對于牽頭投資銀行而言更顯著。
新興市場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研究
（一）新興市場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發揮研究
新興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相對嚴格的金融市場監管和金融機構的國有股權控制。Chenetal（2005）實證研究發現中國投資銀行中的國有股權比率和投資銀行的財務績效之間呈負相關，這部分地表明國有股權控制損害了中國的投資銀行功能發揮。JiaandZhang（2010）在Chenetal（2005）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將投資銀行的國有股權控制細分為地方政府控制和非地方政府控制，實證研究政府控制對投資銀行功能發揮的影響。JiaandZhang（2010）發現中國的投資銀行基本上都是國有控股，并且大多數投資銀行的最終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因此政府行為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發揮產生很大影響。JiaandZhang（2010）的實證證據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投資銀行承銷的地方發行公司IPO，相比于非當地政府控制的投資銀行而言，表現出更低的財務績效和更差的長期股票收益率。Tian（2011）則認為中國股票市場平均高達247%的IPO首日折價率主要受到政府對于IPO定價監管和IPO發行額度控制的影響，并非受到投資銀行的金融功能發揮的影響。
（二）產業組織和公司金融交叉視角的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研究
從產業組織的視角看，IPO發行公司和提供股票發行服務的投資銀行構成了股票發行的上下游行業，IPO發行公司提供了可供發行的股票產品，而投資銀行則提供股票承銷服務。IPO發行公司所處行業的產業競爭狀況對其投資銀行的選擇從而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發揮的影響是什么，這一從產業組織和公司金融交叉視角出發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審視，將極大地豐富研究者們對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的認識。目前這一研究還剛剛起步，較有影響的文獻為AskerandLjungqvist（2010）。這一研究發現當IPO發行公司所處行業競爭較為激烈時，同一行業的競爭對手會避免使用同一投資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目的是為了避免商業信息的泄露。AskerandLjungqvist（2010）利用投資銀行合并和部分行業監管放松形成的外生沖擊，實證發現如果分別承銷同一行業兩家競爭對手公司股票發行的投資銀行合并，則其中一家公司更換投資銀行的概率增加30%。同樣，由于部分行業監管放松造成該行業的競爭程度加劇，也會造成該行業中的發行公司避免使用競爭對手的投資銀行。AskerandLjungqvist（2010）進一步發現發行公司避免和競爭對手使用同一投資銀行的因素會導致投資銀行和其發行客戶之間形成較為長期穩定的業務關系并且收取更高的承銷費用。
（三）行為金融視角的投資銀行金融功能研究
投資銀行范文第2篇
Dealogic的數據顯示，2011年在上海、深圳和香港完成的企業IPO籌資總額近730億美元，幾乎達到紐約證交所（NYSE）和納斯達克（NASDAQ）兩大市場IPO籌資總額的2倍。萬得資訊（Wind）的統計顯示，盡管市場持續下跌，2011年A股包括IPO、配股、增發、可轉債等在內的籌資總額高達7083億元人民幣。同期，香港IPO的融資總額達357億美元，連續第三年摘得全球交易所融資的桂冠；隨著歐元區深陷債務危機，包括普拉達（Prada）、嘉能可（Glencore）、美高梅（MGM）和新秀麗（Samsonite）等跨國公司，相繼在香港完成了標志性的IPO。同期，紐交所和倫敦證交所（LSE）的籌資總額分別為314億美元和180億美元。
港交所IPO領先全球
香港交易所仍是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首選：2011年，中國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共有38宗，融資總額為119億美元，占中企海外集資額的86%。根據Dealogic的統計，2011年中國企業海外IPO融資前10名中，港交所占9家。
不過，隨著2011年下半年的市況動蕩與轉弱，有近40只新股推遲或擱置在香港上市，創下10年來新高；招股規模亦大幅縮減，75%的上 新股定價低于指引價的中位數。德勤（Deloitte）的報告稱，當年香港共有90只新股上市，新股家數比2010年同期下跌12%，總融資額357億美元，比上年減少40%。
德勤認為，零售及消費、金融服務，以及能源及資源業在香港資本市場最受關注。零售及消費企業通過在香港上市，可提升品牌知名度，有助于進軍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場；金融服務機構必須融資以應付監管機構對流動資金的要求；能源及資源企業在“十二五”計劃及內地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通過在香港上市進入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商品進口市場。
中企赴美IPO急轉直下
2011年對于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來說流年不利：支付寶的股權轉移事件；中國在美上市公司廣泛運用的“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VIE）結構前景不明；獨立研究機構渾水（Muddy Waters）與香櫞（Citron）積極做空東南融通、中國高速頻道、嘉漢林業等中國概念股。在上述因素影響下，當年16家中國企業通過美國IPO籌資22億美元，較2010年暴跌84%。2011年下半年，僅有土豆網成功赴美上市，迅雷、盛大文學、拉手網、凡客誠品等紛紛推遲赴美IPO進程。
面對慘淡的市場環境，2011年包括盛大網絡在內共有22家中國在美上市公司宣布或者完成私有化退市，在所有257家中國概念股中占比8.56%。
羅仕證券（Roth Capital Partners）的統計顯示，當年共有包括BMP太陽石、中國消防安全、康鵬化學、中國安防、樂語中國、環球教育、富泰電氣、SOKO健身、天獅國際、同濟堂藥業在內的10家公司完成私有化，市值總額達到35億美元，超過同期中國企業通過美國IPO的融資額。華興資本CEO包凡認為，香港未來將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科技類企業的理想上市地。長期來看，中國優秀高科技公司的核心投資者必定來自本土。
信心不足阻礙并購交易
信貸市場收緊、歐元區面臨崩潰風險以及資本市場動蕩不安等因素打消了很多企業開展并購交易的想法。彭博（Bloomberg）的統計顯示， 2011年全球已宣布的并購交易總額為2.26萬億美元，僅比2010年上升3.2%。2011年的10大并購交易中有8宗在8月之前宣布，此后歐洲市場遭遇2008年10月以來的最大跌幅，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也首次調降美國信用評級，隨后連續降低歐洲各國與金融機構的評級。
彭博的數據顯示，高盛（Goldman Sachs）是2011年全球并購交易頭號顧問，涉及金額達5370億美元，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高盛全球并購業務聯席主管Yoel Zaoui在展望市場前景時指出，歐洲債務危機可能會阻礙并購市場在2012年的復蘇。由于現金充足的企業推遲了一些主要的收購活動，市場肯定有被抑制的并購需求。并購的關鍵推動因素是信心，但目前市場信心嚴重不足。
中國引領企業與投行市場
全球性戰略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在2011年12月的報告中預測，2015年亞洲將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成長最快，也是最大的企業與投資銀行市場（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ing，簡稱CIB）。
屆時，亞洲在全球企業融資領域的收入規模將達7900億美元，占全球CIB市場的45%。中國和印度將是兩大“成長巨人”，中國新增的CIB收入規模將與美國或歐洲不相上下，產生的批發銀行收入的增長將占亞洲總體增長的60%。
投資銀行范文第3篇
一、投行業務我國商業銀行開展存在的不足
成立投資銀行業務部是近年來各大商業銀行的普遍做法，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但我國的商業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經營管理水平還相對較低，商業銀行的運行規律與投資銀行有很大不同。對于商業銀行來說，開展投資銀行業務有現成技術優勢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商業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是在體系之內，商業銀行里傳統業務所釋放的強大信號會很容易將其獨特新穎的制度、理念淹沒。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中開設的投資銀行業務運行存在一些不足：
1.業務范圍受限
近幾年綜合經營在國內銀行業的步伐逐步加快，但目前的監管政策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我國商業銀行在分業經營的監管條件下，從事投資銀行業務有著限制，只能部分經營。連接資本市場與資本運作相關的一些業務項目不夠順暢，經常需要作出變通處理。《商業銀行法》明文規定，商業銀行不得從事股票業務，也不得向企業投資，這樣商業銀行在股票包銷和證券交易上就不能提供此類服務。目前IPO經營牌照對商業銀行也沒有開放，商業銀行想直接為客戶進行IPO業務也無法展開。
2.金融創新不足
缺乏競爭力的投行產品和服務在國內商業銀行很普遍。國內商業銀行由于長期處于實行分業經營，沒有投行業務牌照，盡管具有客戶資源、資金、信息、網絡等方面的優勢，缺乏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創新產品和業務平臺，創新能力弱。
3.業務差異化不明顯
目前我國國內商業銀行在探索投資銀行類業務時，同質化經營的趨勢非常明顯。從短期融資券承銷業務可以看出它的競爭白熱化。國內商業銀行這單一產品的白熱化競爭態勢，與投行產品種類缺乏、監管部門逐步放開的綜合經營政策有關。國內商業銀行與國際商業銀行相比，缺乏其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上清晰的投行差異化戰略，包括業務種類的差異、客戶規模的差異、客戶選擇的差異等等。
4.人力資本缺乏和創新能力不強
面對迅速擴張的市場，人才的缺乏會導致銀行業務創新能力不強。由于國內商業銀行長期的分業經營，商業銀行人員在工作中大多形成知識結構趨于單一，對企業管理、企業財務、資本市場方面的知識研究不多。投資銀行業務是一項高度專業化、智力密集型的金融中介服務，投資銀行業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它要求隊伍成員是精通經濟、金融、法律、財務等專業知識，并具備一定從業經驗的高級人才，這樣才能保證業務的高效開展。
二、我國國內商業銀行發展投資銀行業務策略建議
1.準確市場定位
混業經營將是我國商業銀行發展方向，目前投資銀行業務也是商業銀行發展的必然選擇，投資銀行業務在商業銀行的綜合占比會越來越高，為了更好的分得這份業務份額，商業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定位將擺在顯著地位。我國商業銀行如何開展好投資銀行業務，首先要盡快找準市場定位。商業銀行應針對不同客戶的綜合特征，分析潛在需求，做出準確定位，把投行業務作為一項主體業務放在應有的位置上。
（1）從產品業務定位來看
商業銀行要抓住產品屬性的特點，進行產品優勢定位。從產品業務發展情況來看，商業銀行應有效融合和發揮智力、渠道及牌照優勢，著力發展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承銷業務、并購業務和資產管理等業務，積極探索金融工具交易型業務以及和專業機構合作的權益類顧問業務，用較低的資本耗用，創造較高的手續費類收入。
（2）從客戶定位來看
商業銀行投行業務的客戶定位應首先在建立在現有客戶分類的基礎上，把客戶進行分類，分析其潛在的需求做到準確定位。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應選擇服務于穩定和爭取優質客戶，不斷篩選出在穩定型或成長型行業中具有技術先進、規模經濟、經營穩健的公司為核心客戶。同時，給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財務顧問服務，這樣也可以形成一個廣闊的市場。在擔任政府部門的財務顧問的過程中，爭取到較為優質的客戶，從而贏得投資銀行和傳統銀行業務的市場先機。
（3）從形象定位來看
這是商業銀行的一種整體定位，根據商業銀行的特點，根據自身特點，設計出與其他金融機構形象的不同，吸引大眾的注意力，提升知名度。
（4）從長期布局的定位來看
國內商業銀行應在當下分業經營的大局下，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在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大力發展投行業務，緊密抓好資本市場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的交叉區域，把它作為業務創新的重點領域進行突破。
2.加快投行業務創新
現代金融業已經呈現出高度國際化和集團化，投資銀行間業務競爭日趨白熱化，使得服務價格不斷不斷下降，同時成本在不斷上升，這樣傳統業務處于無利可圖的地位。對我國商業銀行來看，在競爭日益白熱化的同時，面臨在規模、業務水準、風險管理等方面擁有明顯優勢的外資銀行強烈沖擊，積極開展業務創新是提升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業務的核心競爭力。
（1）創新的認識要到位
創新是企業發展的主題，對于集知識、技術、信息、資金、人才等諸多優勢于一體的投資銀行來說，創新更是塑造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基本要素。一個企業中獲利能力強的核心業務是其本身想要健康、持續發展，并在行業中保持領先地位的保障，同時根據市場的變化不斷進行業務創新調整。創新能力已經成為投資銀行業務的核心競爭力。
（2）業務創新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大部分商業銀行發展投行業務還處于產品推廣階段，為打造有市場競爭力的品牌，商業銀行應加強企業產品創新，傳統的證券承銷是國內商業銀行重要業務，現在投資銀行則以并購咨詢和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創新型業務轉移，建立投資銀行業務研發體系，在政策允許范圍內開發并推出市場前景良好的投資銀行業務產品。創新能力主要有研究設計能力、產品創新能力、市場創新能力以及服務創新能力等方面。商業銀行在自身發展進程中大力推動產品改進和服務創新，才能在投資銀行業激烈的競爭中占得一席之地，如工商銀行業務的快速發展主要是得益于該行強大的投資銀行業務創新能力。第二，商業銀行應建立一套符合市場需求的投資銀行業務創新機制，不同于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這個機制要求根據投資銀行業務項目的具體情況，提供符合客戶個性化要求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這就要求從業人員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和創新精神，在實際業務運營過程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長處，因此商業銀行必須將業務創新放到首要位置，從根本上促使從業人員的創新動力保持持久。第三，當然商業銀行創新要在合規的前提下創新，近年來，合規風險受到廣泛關注，監管趨嚴，商業銀行在開展投資銀行業務時，一定要做到合法合規和嚴格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穩步開展投資銀行業務的創新，以金融危機為鑒，注重創新與風險控制的統一。
3.投資銀行業務發展中的客戶關系管理
（1）與客戶形成良好的合作
首先要建立健全客戶檔案，把握好客戶滿意度和客戶心理預期，其次要與客戶建立暢通無阻的溝通渠道，通過關系營銷與客戶形成一種長久合作穩定的關系。
伴隨經濟金融全球化，外資銀行正在逐步擴大與我國商業銀行在業務范圍上的競爭，我國銀行迫切需要加快客戶關系管理系統的建設，優化與客戶的合作關系。通過客戶關系管理系統的運用，對現存大量和零散的客戶信息進行分析，利用各種數據之間的關聯性，衡量客戶的需求、辨別其贏利能力，風險度、信用度、滿意度及忠誠度等指標，給予為優質客戶較為滿意的服務，為銀行管理層及時提供有效決策支持，提升我國銀行競爭能力與贏利能力。
投資銀行范文第4篇
[論文內容提要]企業并購是投資銀行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業務，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是指投資銀行為協助企業進行合并與收購而展開的一系列融資服務活動。本文就我國投資銀行在企業并購中的作用、存在問題及對策提出探討。
一、我國投資銀行在企業并購中的作用
企業并購是投資銀行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業務，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是指投資銀行為協助企業進行合并與收購而展開的一系列融資服務活動。
(一)投資銀行可以幫助企業并購更有效率地完成
對于各國企業并購的程序與形式，并購的各種談判，各種并購方式的優劣，并購的法律、法規，政府行為對企業并購的影響等專業知識，企業一般是不具備的，而投資銀行的財務顧問及專家一般都具備這些專業知識。因此，并購企業有必要取得投資銀行的幫助，以便對并購交易進行全面的策劃。論文百事通同時，投資銀行～‘般具有豐富的融資經驗和廣泛的金融網絡，而企業并購通常涉及的金額較大，僅靠并購企業白有資金往往難以完成大型并購交易。因此，并購企業需要投資銀行的融資支持，通過投資銀行幫助籌措資金，設計合理的融資方案，促成企業并購的完成。投資銀行的財務顧問一般都有參加并購策劃的實際經驗，他們以其在企業資產評估，財務處理，并購法律、法規運用等方面的實踐經驗為并購雙方服務，從而使企業并購更有效率地完成。
(二)投資銀行對企業并購中的買方和賣方的積極作用
對企業并購中的賣方來說，投資銀行的積極作用則表現為幫助它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將標的企業出售給最合適的買主，而對企業并購中的買方來說，投資銀行的并購業務可幫助它以最優的方式用最優的條件收購最合適的目標企業，從而實現自身的最優發展。對敵意并購中的目標企業及其股東而言，投資銀行的反并購業務則可幫助它們以盡可能低的代價實現反收購行動的成功，從而捍衛目標企業及其股東的正當權益。在我國，投資銀行積極參與企業并購還能夠產生重大的宏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三)投資銀行能在企業并購中發揮橋梁作用，引導企業并購的方向
企業的并購重組要符合我國企業戰略性發展的需要，必須以投資銀行為橋梁。借助投資銀行，企業可以進行高效的資本擴張，可以完成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的重組，這是企業擴大規模、增強實力的便捷途徑。我國企業效率普遍很低，通過借助投資銀行市場化的改革與重組技術，對其實行全面重組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目前我國正面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通過投資銀行催化企業進行并購活動是實現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投資銀行依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導向，在企業并購與重組中能起到導向作用。
二、我國投資銀行參與企業并購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投資銀行業及并購方面的法律法規
我國在并購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規較少，也還沒有《投資銀行法》，相關法律體系殘缺不全，這嚴重影響了企業問并購業務的規范開展，投資銀行開展并購業務也是在沒有相關法規明確認可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整體效率受到很大影響。以現有的最具法律性權威的《證券法》來看，并沒有明確指出證券公司可以開展并購業務。這對于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發展顯然是很不利的。我國處于社會經濟的轉型時期，經濟活動中的并購業務非常復雜，不但涉及復雜的企業運作和管理問題，還涉及復雜的利益關系，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約束和法規依據，許多投資銀行的業務操作十分不規范，而且違規操作現象嚴重；在并購過程中行政干涉嚴重，強迫性并購、壟斷性并購等違反市場秩序的現象時有發生。
(二)投資銀行對企業并購業務不夠重視，并購業務所占比率低
我國目前真正完全按照西方投資銀行的體系建立、運作的投資銀行并不多，嚴格說來只有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家，另外還‘些大的證券公司、投資公司從事著投資銀行的部分業務。其余大部分較小的證券公司、投資公司規模不大，運作程序不規范，人員素質不高，管理不標準。投資銀行業務包括傳統業務、創新業務和引申業務三類。隨著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作為創新業務的企業并購業務在投資銀行的收入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了現資銀行的核心業務。投資銀行的業務結構高度偏重傳統型業務，這與現資銀行的要求不相符合，也與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通過并購重組改革以及外資對我國企業并購現狀極不相稱。
(三)缺乏專業型人才，投資銀行的規模現狀不適應我國正在發展的并購市場
企業并購業務是高度專業化的業務，而且我國轉型時期復雜的經濟狀況也增加了企業并購的困難，對投資銀行的專業化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國投資銀行在總體上專業化素質不高，缺少從事并購業務的高級專業人才和企業運作的專家型人才，缺乏具有國際理念的并購方面的管理人才。而我國目前這些方面的人才尤其是綜合性人才還相當稀缺。企業兼并、收購、重組等外部交易型戰略實施社交涉及金額巨大，市場價值估測難度很高，交易程序手段復雜多樣，所以需要投資銀行家這樣高素質的頂尖人才。投資銀行自身的實力和信譽很大程度J-決定了一項并購業務能否成功。我國投資銀行的最大題是規模小，經營規模是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四)在并購過程【f1的錯誤觀念使得政府行政干預過多
由于觀念的原因，Lj前我國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資產暈組【可臨重重障礙。住現有的國有資產管理和財稅體制下，各級政府經濟利益目標最大化的實現，依賴于地方政府行政邊界內所屬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常常會于自己的種利考慮，直接出面以行政手段來干預企業的重組事務。我國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政府和企業對投資銀行的作用認識不夠，企業的行政特點比較明顯。我國1E處于經濟轉軌時期，企業尚未完傘進入市場軌道運行，政府在企業并購中仍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的并購中，政府的介入叮能會使并購的交易成本降低，使并購活動進行得比較順利，從而在一定程度淡化了投資銀行等中介機構的力量。
三、我國投資銀行參與企業并購業務的對策
(一)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加快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
投資銀行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在可能的范圍內積極拓展業務，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借鑒外國經驗，進行制度創新。應快對投資銀行的設立標準、設立程序、業務范圍、基本經營規則、分監合并、財務會計、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等事項作法律卜的明確規定，并在適當時機出臺《投資銀行法》等相關法律。同時，現有的一些相關法律法規也存在著不利于投資銀行及企業并購發展的矛盾，也應對現有有關法律法規加以適當修訂與補充。進一步完善相關企業并購與反壟斷方面的法律、法規，確保企業并購在法制軌道健康運行。而對于目前不利丁投資銀行及企業并購發展的一相關法律法規，應對其加以適當修訂和補充。相關法律部門應根據投資銀行在企業并購業務方面的實踐和經驗，盡快建一套比較完善的投資銀行或企業并購方面的法律體系和業務準則。為改變我國投資銀行的融資瓶頸問題，在法律上應對融資渠道做出明確的規定，…定程度上放寬對資金管理的限定條件，擴大和完善投資銀行的融資渠道。
(二)調整業務結構，在并購業務方面樹立自己的特色
我國的投資銀行必須轉變觀念，徹底擺脫塒傳統型業務的過分依賴，把企業并購業務作為公司的核心業務發展，充分利用現在有利的經濟形勢增加并購業務在總收入中的比重。投資銀行要想在并購場上發揮主導作用，就必須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樹立并購業務的特色，在業務的技術含量上拉開與其他市場中介的差距。業務特色是市場定位的核心，投資銀行除把并購方案精心設計好之外，還應在融資安排、企業評估定價與企業整合等方面進行創新，將自身定位在…一個比較高的水準之J。從國外投資銀行業發展來看，大券商的優勢事實上并不表現在三大傳統業務上而是表現在新興領域如并購業務、項日融資、金融工程、風險投資等。
尤其是并購業務不僅使投資銀行獲得了高額的顧問收入，而且還能通過為客戶提供短期融資而獲得利息收入，并購咨詢業務已經成為促進投資銀行成長，體現核心競爭力，降低利潤波動，抵御系統風險的重要的利潤增長點。所以我國投資銀行應當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投資銀行的成功經驗，大力開展二大傳統業務之外的其他項目，并把并購業務作為我國投資銀行業發展的重中之重。
(三)培養并購業務專業人才，逐漸推動投資銀行的規模化建設
并購業務不僅需要系統地掌握和分析信息，而且需要高度發揮的構思和創意，更需要調動和組合資源實施方案的能力，這需要大量精通并購業務的高素質專業人才，目前活躍在我國并購市場上的操作人員大多數是以前的發行人員，無論在操作上，還是在思維模式上，他們都難以滿足并購業務發展的需求。因此，專業人才的培養對投資銀行并購業務的開展顯得特別重要。投資銀行本身也要積極參與并購重組，加速資本集中，向規模化轉變，組建有競爭實力的投資銀行參與競爭。目前我國有多家具有豐承銷資格的證券公司，可是這些公司都存在著注冊資本、資產規模偏小的狀況，與國外的大券商相比，尚有相當大的差距。國際投資銀行業的發展歷程表示，為數不多的現代化大型券商占主導地位，成為行業龍頭與支柱，是投資銀行業務成熟的重要標志。因此，為了提高我國投資銀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通過兼并重組擴大規模，加速產業集中應該成為我國投資銀行業務發展的當務之急。為改變我國投資銀行專業素質普遍不高的現狀，投資銀行應該加強與國外投行的交流，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強對員工的技術培訓，提高員工在企業并購業務上的專業素質；積極培養和引進熟悉企業并購業務的高級專業人才。新晨
投資銀行范文第5篇
1.我國投行業的優勢
一方面是熟悉國內市場。我國本土的投資銀行有兩個主要優勢：一是可以很好地和政府溝通，了解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快速地作出反應，二是可以很好地根據本地企業的需求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另一方面是自身發展不斷完善。1978年后經濟改革發展的初期，中國投行的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但是隨著市場不斷開放與發展，經濟的市場化需求程度越來越高，尤其是中國加入WTO更是需要市場經濟的投資金融機構，對金融機構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因此，我國的投行是一個不斷進步與完善的發展過程。
2.我國投行業的劣勢
一是規模小，難與國外大公司競爭。以證券公司的投行部為例，2012年底，我國有109家證券公司，大多數證券公司的服務項目以及經營方式類似，效率低，創新水平低,抵抗風險的水平差，這大大制約了我國投行業務的發展與壯大。二是資本運轉效率太低。中國的債券市場大多數以國債和政府主導的政策性債券為主，公司債在我國市場發展還處于萌芽時期，極其落后，在這種特殊的體制和市場環境下導致了我國投行的資本效率落后。三是經營業務范圍小。經營品種少與中國實行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有關，還有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上許多高端的金融產品還沒有出現，這是影響我國投行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四是缺乏經驗和有效的風控機制。我國的投行發展時間都較短，管理經驗和業務水平相對國外投行還較落后，風險意識和風險控制還很淡薄，各項制度還有待完善，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等。五是經營理念和管理體制落后。在經營理念上，大多數專業人員只顧眼前利益，不考慮企業長遠的發展與建設，導致企業在信譽、服務等方面越來越差，讓顧客失去信心；其次，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處于轉型期，投行業的管理體制與國際相比較，還很落后，且同行業之間競爭相當激烈。
3.我國投行所面臨的機遇
第一，國內經濟快速穩定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為我國投行業務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978年至今，中國GDP年均增長高于9%，產業結構的優化不斷調整我國的經濟布局，加入WTO之后，進口關稅的降低和政府配額等制度的取消，使生產高檔產品的企業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為投資銀行業務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可靠的保障。第二，公司治理環境不斷改善。借鑒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模式和治理機制，國內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科學管理公司的能力，科學地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權交易與轉讓等專業技術性很強的工作要由券商等中介機構直接參與；創新型企業以及中小型企業的數目很大，分散廣，在IPO等方面對投資銀行業務提出了很大的要求；高質量的上市公司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基礎，相關產業的健康發展有利于我國投行業的發展。第三，證券市場制度的完善。證券市場制度的完善與優化，將有利地保障證券市場良好運行；促進證劵交易制度的國際化，實現證券發行制度過渡到注冊制；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信息的透明度會更加增強。
4.我國投行面臨的威脅
第一，實力強的競爭對手。隨著中國投資銀行的業務對外開放，一大批國外的大型券商和投行進入我國的金融市場，將對我國本土的投行造成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第二，法制不健全。投行業務市場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存在著諸多法律缺位問題，中國的《證券法》雖已出臺，但是還比較籠統，投資銀行法還沒有出臺，對投資銀行業市場準入和準出經營標準方面缺少相應法規標準，這直接導致投資銀行的業務操作不規范，法律意識淡薄，難以對違規行為采取有力懲治；風險監管不到位，無法給我國投行的發展提供穩定長久的發展環境保障，我國的證券公司離真正意義上的現行還具有相當大的差距。第三，專業的投資人才十分匱乏。我國投行的生產過程和產品是無形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腦力密集型產業，在行業里最寶貴的資源就是專業的金融人才，尤其是具有良好專業知識、思維敏捷、創新能力強以及具有豐富經驗的投行經營者和管理者。由于中國投行發展的時間較短，專業的投資人才比較匱乏，目前從事投資銀行業務的人員多數是邊學邊干，缺乏系統專業的訓練，難以滿足投資銀行業務的需要。第四，匯率變動。中國的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所以匯率的波動就給投資活動帶來未知性，增加了投資風險。第五，行業集中度很低。我國投資銀行業里小規模的資產投行占多數，投資銀行數量眾多，市場份額平均化使投資銀行難以將業務創新作為主要發展方向，從而難以對金融創新發揮主導地位的作用。
二、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趨勢
1.投行經營規模化
投行的規模化從整個國家的角度考慮，投行整體資產、業務規模的擴大，數據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投行的發展趨勢。1980年美國投資銀行資產額為640億美元，僅相當于當年美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2%，1988年資產總額則增至4760億美元，占比為8%，為1980年的4倍。從個體投資銀行資產規模來看，1994年美國資產規模最大的投行所羅門兄弟公司，資產額為172.73億美元，資產規模僅次于花旗銀行。如今，世界上的投資銀行業務由為數不多的大型投行所占據,它們的資產比例、盈利規模超過整個市場的30%，至今已達到了強勢的壟斷。上世紀90年代，美國即出現了5家資本凈值超過20億美元的投資銀行。與此同時，大型投行間的強強聯合造成了許多實力超群的投資銀行如高盛、花旗等。
2.經營國際化
近30年，投行界的變化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國際金融領域里出現了資產證券化、金融自由化和證券市場全球化等幾大趨勢。資本市場打開了國界，資本在各國市場間逐步實現資本管制放寬，直至今天的局部自由流動。美國投資銀行也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突破國內金融制度的限制，以及國際間資本流動的限制，實行經營國際化，實現了監管套利。美國投資銀行還在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廣泛開展業務創新，在國際同行業的競爭中取得了明顯的優勢。1991年，歐洲債券市場中，業務量最大的承銷商、做市商中有6家美國投資銀行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國際股票一級市場上，名列前茅的承銷商均為美國投資銀行，美國投行所占資產份額高達70%。至今，美國投資銀行的優勢地位仍然被其不斷的創新鞏固著，新興國家的資本市場，雖然也以迅猛的速度在發展，但美國的霸主地位從未被超越過。
3.經營集中化
高度集中是美國投資銀行業的一個顯著特征。1986年，所羅門兄弟、第一波士頓、摩根斯坦利、美林等排名前8家最大投資銀行占美國投資銀行總資產超70%。但由于市場價格波動的作用，投資銀行之間力量、資產排名上也出現一定的微調，當然個別投資銀行的實力變動，不能影響整個美國投資銀行業高度集中的行業特征。美林、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等主要投資銀行仍然占據著證券的壟斷地位。規模經濟在投行業盈利模式上逐漸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然所有投行都經歷了一個由小規模發展壯大的過程。1998年，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并鑄就了投資銀行的另一個巨頭，成立美國歷史上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4.業務多樣化
歷史上的美國投資銀行的經營業務十分廣泛，但在1933年后受到新頒布證券法的諸多限制，投行業務逐漸緊縮，分業經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業的盈利能力，破壞了一貫完整的金融產業鏈。為了擺脫這些限制的束縛，美國投資銀行選擇國際化經營趨勢，開展了新一輪的金融創新，業務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1980年，創新業務發展越來越快，各種衍生工具的出現使投行業務真正實現了多樣化、全方位的發展。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73年美國投資銀行的經紀業務的傭金收入占總收入比例為56%，到1986年降至21%，不足10年前的一半。在傳統業務上，投資銀行利用自有資金對股票的投資非常有限，一般為規避風險，保留自有本金，增加資本流動性，投資銀行不得不保留大量的現金頭寸。但至今投資銀行投資、持有的權益投資規模僅次于養老基金，超過保險公司等其他金融機構。
5.專業化程度逐漸提升
美國投資銀行正在由不規范到規范轉變，業務由單一向多元化轉變。在轉變的同時各大投行在互相競爭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比較優勢，專業化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綜合化經營并不要求投資銀行從事所有的業務，相反只有將目光集中在自身的優勢業務上面，揚長避短，才能在投行業脫穎而出。只有按照這種方法才能跟上投行發展的大趨勢，兼顧其他業務的發展，例如，美林證券在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和證券資本管理等方面領先于其他公司；高盛的研究分析報告與證券承銷享有盛譽。當然，美國的一些小型投資銀行也尋求著自身發展的路徑，開辟了一些不僅具有專業化背景而且帶有自身特色的服務項目，這些為小型投行確立了自己的市場地位。佩韋伯在私人客戶投資服務咨詢領域一直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所羅門兄弟公司在投資政府債券、資產抵押債券領域占據一定的專業優勢。
三、我國投資銀行業發展對策
1.融資手段多樣化，壯大資產規模
我國許多證劵公司融資困難直接導致投行業的資產規模十分小。由于證券公司為許多國有企業上市犧牲了自己的利益，導致其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一些政策和規定，例如允許證券公司采取增資擴股和公開上市的方式擴大資金規模、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調劑資金頭寸、憑自營股票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證券公司的資金狀況，優化了證券公司的資產結構。
2.整合市場資源，提高競爭力
推動我國投資銀行根據市場經濟的形勢整合資源，通過一系列措施，提高集中程度，進入規模化良性發展階段。鼓勵規模較大的投資銀行兼并收購規模較小的，實現資產規模的擴大。推動規模相似的投資銀行優先建立戰略性聯盟，共享業務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成果，在維護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優勢互補，并不斷提升合作層次，從初期的具體職能執行層面逐漸過渡到宏觀戰略合作層面，通過結盟的方式互相壯大力量，形成抵御風險的合力，從整體上提高競爭力，實現合理健康發展。
3.金融衍生工具產品開發，業務多元化發展模式
我國投資銀行相對于美國投行發展相對落后，首先就是穩固當前的發展地位，積極加快發展傳統業務，針對客戶、市場需要研究開發各種創新產品，適應不同客戶對風險、收益、現金流的需求，強調金融創新，在發展衍生產品的過程中，做好風險控制。以新產品開發為契機，找到傳統業務的突破點，推動主體由傳統型投行業務，向創新型、引申型逐步轉型，盈利模式應該不僅僅局限于經紀商、自營業務上，同時轉向投資兼并、IPO等新型業務上。在應融資需求而向客戶提品的賣方業務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外匯市場、證券的二級市場、貴金屬投資等買方業務，保持融資類和資金類理財產品的研發勢頭，大力發展資產管理業務，拓展業務范圍，真正實現收入來源的多元化，提升抗風險的能力。
4.建立健全風險監管機制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充分揭示了投資銀行內生的高風險特征，投資銀行要想獲得穩定的超額收益，必須要建立健全風險監管機制。投資銀行內部應該制定完備的風險監控制度，在制度分析的基礎上，將主營業務風險進行量化，批準業務的具體范圍以及相應的指標，在這些基礎之上，同時需要運用充足的營運資本和相關的銀行授信支持，應對業務和風險不斷進行常規檢查和反省，防范于未然的同時確保做到不讓歷史重演，根據業務需求和市場供求的變化及時對業務定期進行重新評價與估值，以確保投資銀行的業務及相關指標在可控的范圍內良好運行。外部來說，加強行業法律體系建設，明確投資銀行業務的界限，相關監管部門要定期以及非定期地進行現場檢查、非現場監管、常規的窗口指導等，加強對制度的落實，確保不發生非系統性風險。
5.拓展自身的業務發展模式
我國投資銀行的服務對象基本上只有國內的市場參與者，由于我國投資銀行的實力有限，在國有企業兼并、重組的進程中，國有資產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我國投資銀行擔當著行政作用，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窗口。但隨著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速度不斷加快，需要用全球化的眼光來審視我們的投資銀行，外國投資銀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已經對我國的投資銀行產生了競爭，所以我國的投行要不斷在競爭中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在夾縫中不但要求得生存還要取得十足的進步，同時也要積極地走出國門，進入國外資本市場，真正參與到國際競爭中去，讓市場說話，并根據自身發展及優劣勢，準確定位，確立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和市場地位。
6.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