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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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的詩范文第1篇
1、無邊落木蕭蕭下。
2、不盡長江滾滾來。
3、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4、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5、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6、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自此回。
7、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
8、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9、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
10、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
11、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12、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李白《行路難》
13、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14、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15、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6、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長江的詩范文第2篇
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淡水養殖業較以前又有顯著的發展，養殖技術有很大的進步與提高，青、草、鰱、鳙的養殖方法尤為完善，并有魚類專著和農書等相關篇幅進行經驗總結，形成了一整套科學的養魚理論。如明代黃省曾所著《養魚經》及徐光啟所著《農政全書》及其他文獻都總結了當時的養魚經驗，從魚苗孵化、采集到商品魚飼養的各個階段，包括放養密度、魚種搭配、餌料投放、分魚轉塘、施肥、魚病害防治、桑基魚塘生態養殖等都有詳細記述，達到了較高的技術水平，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以下主要從魚苗的生產與販運這一側面來揭示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淡水養殖業。
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魚苗生產和販運業，已往學者的研究已有涉及[1]，但多為斷代漁業史或漁業通史中論及，專文論及魚苗生產與販運的則較少見。論及時期也以唐宋居多，明清則相對較少。事實上，隨著長江中下游地區淡水養殖業的發展，魚苗的生產與販運更加興盛，況且這二者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
一 魚類的繁殖習性
1．繁殖季節
魚類產卵孵化后稱為魚苗，俗又稱魚秧。各種魚類的產卵繁殖對季節要求有所不同，有在夏間產卵的，但大多數魚類的繁殖季節在春季，如農人廣為養殖的一些魚類如草、鯉、青等魚類就多在春季產卵。浙東一帶，“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不過半寸”[2]。詩文中有關魚苗的吟詠，亦大多與春風、春草等相連。如明人詩《戲為友人千魚苗》云，“聞君鑿池種魚子，遠注潯陽一泓水。春風昨夜化靈苗，中有十萬橫波尾”[3]。《漁人》一首云，“江頭春草生，江上春水長。十日不出門，魚苗大如掌”[4]。又如《湘江漁父詞》云，“柳花飄盡荻芽長，艇艇魚苗有數筐。日晩江光看漸遠，販兒燈火下瀟湘”[5]。
2．產卵場地
不同魚類的產卵繁殖對場地的要求也不一樣，有的魚類喜在靜水中產卵、有的魚類則喜在流水中產卵，但大多選擇在江河河口或兩種水系交匯、浮游生物餌料豐盛的水域為其產卵場，或稱繁殖場。江西九江湖口一帶為鄱陽湖水系匯注長江處，向來為一大型魚類的產卵場地，上述《戲為友人千魚苗》中之“潯陽”即指此地。又如史料記載說安徽新安山區一帶，由于沒有大型湖澤產魚，宋代時民人食魚即主要靠疏鑿池塘養殖鯉、鯇與鯖等魚類。而其魚苗來源則為“首春，鬻魚苗者來自湖口界中。買才數寸，日取草飼之”[6]。岳陽城陵磯一帶是洞庭湖水系匯注長江處，也是一個較好的魚類產卵場，史料記載云有“魚苗洋湖，在巴陵縣北十五里”[7]，古巴陵即今岳陽。此外，江上凡為江河水系交匯處，一般都可能成為魚類的產卵繁殖場地。如上述浙東一帶土人養魚，即乘春天“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又如《漁人》詩中云江上之魚苗，《湘江漁父詞》中所云艇艇之魚苗等。
[1] 如陳偉明《唐宋時期的漁業生產》，載《農業考古》1994年第3期；又如叢子明、李挺主編《中國漁業史》中關于“魚苗裝撈專業化”等內容，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浙江通志》卷一百六。
[3] （明）劉嵩《槎翁詩集》卷四。
[4] （清）胡文學輯《甬上耆舊詩》卷二十三。
[5] （明）張吉《古城集》卷六。
[6] （宋）羅愿《新安志》卷二。
[7] 《大清一統志》卷二百七十九。
二 興盛的魚苗生產業
1．魚苗的捕撈采集：
據叢子明等編《中國漁業史》研究，隋唐以前，淡水養殖所需魚苗尚少有自江河中捕撈者，養殖者或“求懷子親魚”放入池中，或用天然孵化之法。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一轉引《農圃四書·魚種》云：“古法俱求懷子鯉魚納之池中，但自涵育；或在取近江湖藪澤陂泖水際之土數舟布底，則二年之內土中自有大魚宿子，得水即生也。”唐宋以后，人們則多自江河中捕撈魚苗售賣，養殖者購魚苗入池飼養。明清以后，養殖所用魚苗幾乎全部取自江河而很少再用天然孵化之法。《農政全書》卷四十一云，“今人但上江販魚，取種塘內蓄之，飼以青蔬，歲可及尺，以供食用”；“今之俗惟購魚秧，其秧也，漁人泛大江乘潮而布網取之者”。漁人在大江上乘潮布網而撈集魚苗，并將所得魚苗售販于池養之人。這在明代學者黃省曾所著《養魚經》中亦有記載，“仲春，取子于江，曰魚苗”[1]。在九江下游的安慶地區，凡于池塘圩泊蓄養魚類之人，“每年值春夏之交，在江上小孤山上下擇流水回旋處撈取各種魚苗，分別蓄置塘堰中，俟養成后取之”[2]。
以上多指的是江西九江湖口一帶的魚苗采集。前已述及，其它凡江河水系交匯之處往往也有魚苗出產，如丹徒縣高資地區的孩溪江即為一例。孩溪江也是一個興盛的魚苗產地，每年三、四月間漁人用特制的漁具捕撈魚苗。方志中對其魚苗捕撈采集方式記載頗為詳細，“魚苗俗名魚秧，一曰魚花，出高資孩溪江中。三四月間諸魚哺子，于是漁人結小方囊連綴數十，置沿江淺水中”捕撈魚苗以出售[3]。
2．魚苗的選種與培育：
剛剛孵化之魚秧極為細小，所謂“初也，如針鋒然”[4]。又有詩云，“沙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5]。但經驗豐富的漁人“取水視之，才如蚊芒，輒能辨其種類多寡”[6]。也就是說，漁人對于剛采集上來的細如針鋒的魚秧，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魚，數量有多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些魚秧中往往混雜有肉食性的害魚苗如鱧魚苗等。如果沒有及時將那些害魚苗剔除掉的話，則養殖用的青魚、草魚、鯉魚苗等就可能被它們吃掉。因此要將“能傷其眾，稍大而黑鱗者去之”，即剔除不利于養殖的肉食性害魚苗。
剛從江河中采撈到的魚秧極為細小，因此，要用精飼料喂養一段時間，其喂養方法為“飼之以雞鴨之卵黃或大麥之麩屑，或炒大豆之末稍”；待其稍長才能入池養殖，即“大則鬻魚池養之家”[7]。當然，魚苗的培育方式視所采集到的魚秧規格大小而各異。明代黃省曾《養魚經》云，“仲春，取子于江，曰魚苗。畜于小池，稍長，入中塘”。對于長約半寸之魚苗，宋代時即“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為食，如食蠶”[8]。
3．澇戶、魚苗廠與魚苗街
前已述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江湖水系交匯、餌料豐富之地往往是良好的魚類繁殖場地，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江州”，即江西九江地區鄱陽湖水系與長江水系交匯之地。江西九江自古為長江中下游地區規模最大的魚苗孵化產地。南宋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編修的《紹興府志》中說，紹興、諸暨以南大片地區的大戶人家，都從江州（即今九江）魚苗販子中買苗種鑿池養魚[9]。
在九江湖口一帶，由于處于江湖交匯之地，是良好的天然魚類繁殖產卵場地，魚苗捕撈生產規模非常大，有專門以捕撈魚苗為生的漁民群體。明代陸深《儼山外集》卷二十對此有詳細記載，下引為證：
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無別種也。蓋江湖交會之間，氣蘊所鐘。每歲于三月初旬，挹取于水。其細如發，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盈縮，其利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編簽漁人，謂之澇戶。
據此條材料可知，江西九江一帶有一獨特的漁民群體，他們專門以捕撈采集并培育魚苗為生。明洪武十四年，朝廷官府專門派飲差總旗王道兒等人前往九江府編定簽發這一漁民群體，并把他們稱為澇戶，意為專門于江湖中以撈取魚苗為生的人戶。每年三月上旬，澇戶們于江湖交匯之水流捕撈魚苗。魚秧剛上水時，細如發絲，澇戶們即于舟中培育。大約即以前述之法，也就是用雞蛋或鴨蛋蛋黃或者麥屑、豆末等喂養，等長到一定規格大小即賣于各地魚苗販運商。
漁民的魚苗捕撈與售賣獲利頗豐，因此官府特設有稅收機構向其征收課稅。記載，早在元代至大年間（1308-1311年）即在德安縣南三進四十步設有魚苗倉，后毀于兵火，僅存址基[10]。明代江西九江府設有專門機構——魚苗廠以向澇戶征收魚苗稅，即前引之“九江設廠以課之”，廠址就在德化縣湓浦門外龍開河渡口。在嘉靖《九江府志》卷9《職官志·公署》中，魚苗廠作為公署與各河泊所并列，官府并對其征收一定的魚苗稅以補財政。[11]
魚苗廠之西有魚苗廠巷，又稱魚苗街，路通湓浦港[12]。估計就是以魚苗捕撈生產和批售為業的漁民——澇戶的居住聚集地。前述《戲為友人千魚苗》詩云，“聞君鑿池種魚子，遠注潯陽一泓水。春風昨夜化靈苗，中有十萬橫波尾”。雖不乏詩文之夸張，亦可見該地魚苗孵化及捕撈生產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除上述最為典型的魚苗生產基地九江外，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其它水鄉也有以捕撈魚苗為生者。如在太湖吳中地區，有詩云，“官舍晩涼飛燕子，水鄉人靜賣魚苗”[13]。又如在安徽安慶樅陽一帶，明代張煌言有《樅陽謠》云，“八尺風帆百丈牽，樅陽湖里去如煙。……燈火湖光兒女笑，魚秧種得不須田”[14]。
[1] 《叢書集成新編》第四十七冊，第571頁。
[2] 民國《宿松縣志》卷十八《實業志·漁業》。
[3]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4]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一。
[5]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九。
[6]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7]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四十一。
[8]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9] 叢子明先生等主編的《中國漁業史》，第44頁。
[10] 同治《九江府志》卷七《地理志·古跡》。
[11] 河泊所是一種漁業稅收與管理機構，詳細情況參閱拙文《明代江西九江地區的漁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 嘉靖《九江府志》卷二《方輿志·坊鄉》。
[13]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三百四十三。
[14] 《御選明詩》卷十四。
轉貼于 三 魚苗的販運貿易
1．規模盛大的魚苗市場
適宜的自然水文環境使江湖交匯處之魚苗產地具有豐富的魚苗資源，從而形成規模盛大的魚苗市場。宋代時安徽新安山區一帶的池塘青魚、草魚、鯉魚養殖，其魚苗來源即依賴“首春，鬻魚苗者來自湖口界中”[1]。如前引之文云“今人家池塘所蓄，其種皆出九江”，“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無別種也”，可見其產量規模之大，覆蓋范圍之廣，亦可想見其魚苗市場之興盛。
湖楚一帶同為江湖交匯之區，也是魚苗的盛產地。明代太湖流域淡水養殖的魚苗來源 地即為楚中地區。有方志記載云，“池魚，一名草魚，產楚中。賈人販魚秧到此，蓄之池中，至一二尺即市之。此中不產子，楚中長至四、五尺者方有子”[2]。由此可知，太湖嘉興一帶所長的草魚，其體形尺寸一般尚達不到繁殖標準，只有湖湘一帶長到四、五尺長的草魚才能懷子繁殖。商人每年到湖廣一帶販買草魚魚秧在該地區出售，當地民人購買魚秧于池塘中放養，待養到一、二尺長即可撈取上市售賣。
當然，除了九江湖口、湖楚洞庭這些規模巨大、覆蓋地域廣大的超大型魚苗市場外，其它一些江湖交匯之地也有規模較為可觀的魚苗市場。如丹徒縣高資地區孩溪江的魚苗市場，也出現“取之市者，千里爭集”的盛況[3]。
2．魚苗的長途販運
規模盛大而集中的魚苗產地市場與各地淡水養殖業對魚苗的大量需求，推動與促進了興盛的魚苗長途販運業。每至春間魚苗孵化時，各地魚苗販運商即前往魚苗產地批販魚秧至各淡水養殖水域出售。上述《儼山外集》所載云“南到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這一廣大地域范圍的淡水養殖，其所需魚苗都取自于江西九江；太湖地區嘉興一帶的草魚養殖所需魚苗取給于湖楚洞庭。如此，則每到春天三四月間，各地魚苗販運商必大量云集九江、洞庭等地批販魚苗，再經長途運輸轉往各地出售。例如，太湖流域每年春天即有專用的“魚秧船”，前往魚苗出產地――九江販運魚苗。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輿地略·物產下》記載：“魚苗出九江，曰魚秧。春間以舟由蘇常出長江往販，謂之魚秧船”。民國《吳縣志》卷51《物產二》亦有類似記載。同治《蘇州府志》卷20《物產》中亦云：“魚秧，細如針縷；蓄之池，三年可食。在鄉以此販鬻。”
丹徒縣高資地區孩溪江的魚苗販運，“船載肩挑，云屯霧散”[4]。其它又如《湘江漁父詞》云：“柳花飄盡荻芽長，艇艇魚苗有數筐。日晩江光看漸遠，販兒燈火下瀟湘”[5]，販售者為減少因魚苗死亡損失，連夜星火趕運“下瀟湘”而去。
人們通過長期的魚苗捕撈生產及裝載販運，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早在宋人周密（1232－1298）所著《癸辛雜識》中即記及魚苗裝載有特制的裝盛工具“魚籮”，有換水、激水等運輸方法，至養蓄地時“縱魚苗于廣水布兜中養之一月半月”，即下池蓄養前先對魚苗進行鍛煉[6]。人們認識到魚秧的生命力較弱，而且由于數量眾多，裝載密度大，很可能由于缺氧等原因而大量死亡，因此魚苗販運對運輸條件與技術的要求都很高。
明清時期，人們更已純熟的掌握了魚苗裝運技術。如丹徒高資孩溪江地區的魚苗販運，有專門的裝盛器具和激水加氧裝置，以保證魚苗的高存活率。在運輸途中的時間必須盡可能短，同時要求水中的含氧量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稍低就可能導致魚秧大量死亡。所以販運者“云屯霧散”以縮短運輸時間；容器中魚苗數量巨大，便采取“晝夜搖動，瞬息不敢稍休” 以增加水中的溶氧量，確保其高存活率[7]。
太湖流域前往九江地區販運魚苗的魚秧船，由于魚苗在運輸途中因數量多、易缺氧而窒息死亡，故魚秧船以極快的速度行進，而且要采取活水艙等供氧措施。關隘都不能延滯其運輸時間，以使其到達目的地、進入蓄養池前仍能保持高存活率。此事由蘇州督撫批示、飭令執行并進行備案，所謂魚秧船“其行甚速，關隘不能阻止，由蘇撫示飭在案”[8]。可見其時官方對淡水養殖業的重視程度，以及魚苗販運所需條件與技術的特殊性。
太湖流域的魚苗販運除以船運輸外，又有“由四安旱路步販者，謂之秧擔”；由于以船運輸所需之成本遠遠高于肩挑負擔販運，故“近日多用擔、少用船者，以省費也”[9]。即減少運輸成本以求多有營利。
3．官方干預與稅收管理
在魚苗的長途販運過程中，也有官方的參于與干預。如上述清代蘇州督撫批示、飭令并備案的，對于太湖地區販運魚苗的魚秧船，為縮短其運輸時間而確保存活率，“關隘不能阻止”。又如在高資孩溪江魚苗產地，由于“貧民無賴在于出處及沿途勒索，所費不資。同治初年漁人控諸撫憲，丁公日昌揭示通衢，令所屬文武佐貳各官在在彈壓，由是費減”[10]。由于魚苗販運受到上述運輸時間等各方面的限制，就給沿途的敲榨勒索提供了方便。漁人販運魚苗的成本費用過高難以獲利，以致清同治初年漁人不得不訴諸官府以求保護。官方采取了較強硬的措施后，漁民的販運成本降低。但由于自然水文條件已有所改變，天然魚苗資源也就大為減少而“苗亦漸稀矣”。
明清時期，對販運魚秧的魚苗船征稅較重。如康熙朝《大清會典》卷三十四《戶部·課程三·關稅》記載：“魚苗船，販賣滿貫船曰全苗，征二料銀二十五兩；本地裝載船曰半苗、曰劃苗，各止征一料銀十七兩五錢”。魚苗船與茶船一樣，都要“照商船之例征收”船料稅銀[11]。前述太湖流域湖州府地區魚苗販者為避重稅，故“多用擔、少用船者，以省費也”之記載即可為證。這種情形在清人詩文中都有所反映，如“幾片紅旗報販鮮，魚苗百斛楚人船。憐他性命如針細，也與官家辦稅錢”[12]。
魚苗的大規模生產與販運已如前述，由此可以從側面說明長江中下游地區興盛的淡水養殖業。史料中亦有淡水養殖的直接記載，如：“漁業分兩種，一家魚、一野魚。家魚者即池塘圩泊人力蓄養之魚也，養家魚者必先造作池塘圩泊，購買魚秧，用食料蓄養，其長成甚速，隔年即可出售，獲利極為豐厚。鄰縣懷寧、桐城等處筑池蓄魚以營利者，其成效甚著”[13]；懷寧縣“魚歲有常課，鄉間塘多養魚花，每歲終以網取之，通呼之為塘魚”[14]；青魚“大者長三、四尺，產于江者曰，養殖于河沼者曰草青……草青則鄉村池沼都有養殖，大約二、三年即可捕捉以出售或自用”[15]。
[1] （宋）羅愿《新安志》卷二。
[2]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3]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4]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5] （明）張吉《古城集》卷六。
[6] 叢子明先生等主編《中國漁業史》，第44頁。
[7]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8] 民國《吳縣志》卷五十一《物產二》。
[9]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輿地略·物產下》。
[10] 光緒《丹徒縣志》卷十八《食貨志十一·物產二》。
[11]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四十七。
[12]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十四《魚苗船》。
[13] 民國《宿松縣志》卷18《實業志·漁業》。
[14] 民國《懷寧縣志》卷6《物產》。
[15] 民國《寶山縣再續志》卷6《實業志·漁業》。 第四節 水產商貿與市鎮發展
一 各魚市、水市的地理位置
魚市一般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江濱水浦、津梁渡口、大小港灣，或者魚利豐富的湖泊、魚池、陂塘等地，其魚市規模有大有小，貿易額有多有少，因地而異。以下分類敘述：
1．江濱水浦
“江花夾岸江水深，此時尺魚如寸金……家家賣魚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數”[1]，初春時，魚市價格頗高，漁人爭先恐后將魚船劃向江濱水浦吆喝賣魚，大大小小的漁船不計其數，錯落有致的列成繁榮興旺的魚市景觀。又如明人何景明《大復集》卷11《津市打魚歌》一詩云：“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魴鱍鱍收百萬。小船取速不取多，往來拋網如擲梭。野人無船住水滸，織竹為梁數如罟。夜來水長沒沙背，津市家家有魚賣。”大小船只使用網罟魚梁各與江上取魚，漁獲物數以百萬計，夜來漲水，淹沒了水中的沙洲，漁民捕獲的魚兒更多，第二天早上，家家均于江濱魚市出售鮮魚。
2．津梁渡口
津梁渡口大都亦有漁市之設，有詩為證：
“鷓鴣聲斷雨初晴，渡口風來水氣腥。村北村南齊曬網，釣舟閑在夕陽汀。”[2]
“津晚人爭渡，林寒鳥獨還。漁翁收網去，幾個釣舟閑。”[3]
“橫湖如疋練，風景此中稀。日暖赤鱗躍，天晴白鳥飛。寒松蟠石岸，春水沒苔磯。幾度斜陽晚，漁舟渡口歸。”[4]
3．湖塘、港灣
在各大小港灣及魚利豐厚的湖池陂塘邊大都自然而成漁市，有詩為證：
“僧居映柳莊，漁市入橫塘。”[5]
“湖鄉風景三秋后，佛界軒亭四望開。……魚商酒市晴偏集，釣艇蓮舟晚共回。”[6]
“風雨方知客路難，飛鴻相逐渡江湍。港收漁市舟歸晚……。”[7]
“縱橫如葉傍汀沙，誰識張騫海上槎。白鷺行邊長作市，黃蘆深處即為家。云迷短棹穿荷葉，笛弄西風起浪花。幾度雨晴歸曬網，鴛鴦浦口夕陽斜。”[8]
設有河泊所的水域一般都有一定規模的魚市、水市，有些市鎮即與河泊所同名。如沔陽州明初設沙湖河泊所在州東一百二十里，黃蓬湖河泊所在州南二百里[9]，該州有沙湖市“在州東二百四十里”，黃蓬市“在州南二百里”[10]；其位置亦基本于河泊所公署設置地點相吻合。又如岳州府巴陵縣明初設有鹿角古塚湖河泊所，公署在縣南五十里[11]；該縣有鹿角鎮在縣東南“洞庭湖濱”[12]。華容縣明初設褚塘湖河泊所在縣西南二十五里[13]，即有褚塘市在縣南二十五里[14]。南康府都昌縣明初設有柴棚河泊所，公署即在柴棚；柴棚鎮在“縣東南七十里鄱陽湖中”[15]。
與各魚市、水市的地理位置相對應，凡江濱水浦之墟市都會有興盛的水產商貿活動。從前已述及的明人富寧《南市漁歌》及何景明《津市打魚歌》二詩的詩題也可推斷“南市”、“津市”都是以漁業貿易為主的商業市集。在江西地區，有些河泊所的公署就設在水濱的市場邊，對漁船征收漁稅，“公庭依水市，官稅在漁船”[16]，所謂水市，可能就是以魚類貿易為主的魚市。湖口縣之風俗，“鄉務農業，市熟操舟”[17]，從事商業的人員都能熟練的操縱舟船，說明市場也以依托水濱的居多。又如九江府小江市，“一名官簰夾，去府治西五里許，有河匯于大江，水漲通龍坑、赤湖等處。舟楫上下皆泊于此，又陸通德安、瑞昌……商賈貿易、四時如一，亦要會也”；楊家穴市“一名斷腰，在江北岸，去府治二十里許。前有夾洲，袤延七八里，可泊舟楫，商賈交易不絕”；女兒港市“去府治三十五里，臨宮亭湖，與大孤山相對。一港委曲，可泊舟楫，又陸通府城，四時貿易無異”[18]。小江、楊家穴、女兒港三市均為天然良港，故發展為大型的江濱水市，四時貿易十分發達。可以推斷，在這些水市上，魚市貿易肯定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3《捕魚圖歌》。
[2] （明）史謹《獨醉亭集》卷下《漁村夕照》。四庫1233-145
[3] （明）胡儼《頤庵文選》卷下《龍沙夕照》。（江西）四庫1237-628
[4] （明）程本立《巽隱集》卷2《橫湖》。四庫1236-169
[5] （明）楊基《眉庵集》卷7《江村雜興之十五》。四庫1230-403
[6] （明）張羽《靜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7] （明）高啟《大全集》卷15《過吳淞江風雨不可渡，晚覓漁舟抵松陵官館》。四庫1230-201
[8] （明）史謹《獨醉亭集》卷下《南浦漁舟》。四庫1233-154
[9] 嘉靖《沔陽州志》卷7《創設志》。
[10]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1。
[11] 弘治《岳州府志》卷3。
[12] 《大清一統志》卷359《岳州府二》。
[13] 弘治《岳州府志》卷6。
[14] 《大清一統志》卷359《岳州府二》。
[15]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84。
[16] （明）王直《過江西河泊所》，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鎮》。
[17] 嘉靖《九江府志》卷1《方輿志·風俗》。
[18] 嘉靖《九江府志》卷2《方輿志·坊鄉》。
二 水產商貿對市鎮發展的促進
以上論及數量眾多、貿易興盛的魚市、水市設置于各河湖水系的江濱港灣、橋梁渡口等交通要道，沿江的各大小市鎮也大都分布于江濱港口等江河交匯之地。這二者之間無疑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系，繁榮的水產商貿必然促進飲食業及居住業的發展從而加速市鎮的發展，而便利的水路交通與繁榮的商貿又加強了各單一市鎮之間的聯系，從而有利于沿江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以下即具體論述水產商貿對市鎮發展的作用：
1．飲食業
水產貿易對飲食業的促進作用在飲酒與治鲙兩個方面體現最為明顯。前文已述及漁人與酒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凡有漁民處，必有酒；凡有漁村、漁市處，必有酒店。明清時期文人所作的詩詞，往往是打魚與飲酒并提、酒肆與魚市并列，略舉幾例如下：
“連復井絡，犬吠雜雞鳴……垂簾酒肆列，入市魚舟腥。”[1]
“綠陰夾道樹重重，人雜漁樵遠近通。回望酒家山色里，青簾斜飏落花風。”[2]
“湖鄉風景三秋后，佛界軒亭四望開。……魚商酒市晴偏集，釣艇蓮舟晚共回。”[3]
“青楓岸隱白鷗沙，篁竹林中有酒家。日日得魚沽一醉，何須分外作生涯。”[4]
“萬嚅長江遠，扁舟一葉孤。山連彭澤縣，水接洞庭湖。客市魚堪買，人家酒可沽。”[5]
飲酒則必有下酒之菜，傍魚市而開的酒家，各類鮮魚便是其最好也是最易得的菜源， “江邊酒樓燕估客，割鬐砍鲙不論百”[6]。因此，各類鮮魚的飲饌加工工藝即治魚鲙之法必定日益精湛，有詩云：“日高湖冰解作塊，水落舊痕出洲背。漁翁招搖沉網罟，上客游觀緩裘帶。躍青跳白舉數尾，魴鯉不言羊豕膾。……玉花行看登翠盤，素鬐早已揚清瀨。”各地的名特優菜肴也因繁榮的商貿而得到傳播，有詩為證：“平湖如席洲若塊，漁子擊水驚魚背。一網數鱗如拾芥，駢頭貫？相縈帶。饔人揮刀飛雪花，座客停餐談玉膾”。[7]
繁榮的商貿必然聚集大量的生產者、經營者及消費者人群，有人群聚集，則飲食業必盛；聚集人群越多，飲食業也必然越發達。明人薛瑄《敬軒文集》卷4《出漢口五首之四》詩云，“人家樓閣枕江煙，江上危檣泊萬船”[8]。漢口的迅速發展是從成化年間漢水入江口改道之后開始的，其后很快便形成一個商業巨鎮。商貿盛時，漢口江上停泊著數以萬計的商船貨輪，其時該地所聚集的人群數量可想而知。而飲食業的發展也必須同時跟上商貿的發展，這是一個自然的調節過程。前已述及，湖廣為貨物魚鹽之地，即言漢陽地區本身，其漁業經濟也是十分發達的，水產貿易必定亦很發達。因此說，繁榮的水產商貿不僅促進了飲酒業與治鲙工藝的發展，對飲食業的其它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2．居住業
同上述對市鎮飲食業的促進作用相對應，繁榮的商貿也必然促進市鎮居住業的發展。衣食住行總是相提并論的，是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四人方面，而商貿活動即涉及到食、住、行三大方面，可見商業貿易的重要性。水產貿易是商業貿易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對市鎮居住業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可以說，漁業貿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進了市鎮的形成或促進市鎮人口及規模的發展。
繁榮的商貿對市鎮居住業的發展之促進作用主要體現于系列配套服務性店鋪市肆的發展，既包括數量的增長，也包括服務質量的提高，這其中又包括旅店建筑裝璜、各類店鋪是否齊全等硬件設施和店鋪服務態度等軟件設施。這一切都處在一種自然發展、自我完備的過程當中，即取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當然，同時也取決于官方的政策與管理。
可以這樣推斷，某些大型的市鎮，最初就是由一些小小的漁村或魚市、水市發展而成的。正德《安慶府志》卷8《建置志》記載，望江縣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在急水溝，縣南五里”；武昌湖河泊所“在武昌，縣東北七十里”；泊湖鱭湖河泊所“在香草鎮，縣西四十里”；漳湖新口河泊所“在大溝河，縣東北七十里”。而修于明代后期的萬歷《望江縣志》卷1《輿地類·鄉鎮》記載，該縣之市鎮有“香草鎮，在縣西三十里，民居八十余家，泊湖所在焉。萬歷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客旅鬻販魚鹽舟聚于此”；“蘇家嘴鎮，在縣北三十里，居民八十余家，武昌河泊所在焉。嘉靖三十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鬻魚之旅舟聚于此”；“新溝鎮，在縣八十里，民居夾岸七十余家。漳湖河泊所在焉”；“埭溝鎮，在縣東七十里，民居七十余家。昔漳湖河泊所在此，后移于新溝”。
對比二志所載可推知，正德年間各湖河泊所中尚只泊湖鱭湖所所在地成鎮，即香草鎮，而其它各地則均未成鎮，因如已成鎮，按修志體例當亦記為鎮。但時至萬歷年間，各河泊所所在則都已成鎮。從其地名中尚可看出前后之聯系，如“大溝河”與“新溝鎮”、“埭溝鎮”；從二者之方位及距離更能進一步推斷，埭溝鎮可能即從原新溝河發展而成。估計由于魚利的轉移，漳湖河泊所由埭溝鎮轉設于新溝鎮，“新溝”一名亦頗稱玩味。望江縣明初共設有四個河泊所，《萬歷志》中未記及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據《正德志》知其公署在急水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26記載，望江縣有急水、新溝、埭溝、華陽、陽灣五鎮。由此可以推測，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所在的急水溝至明代后期亦已發展成鎮。又據《大清一統志》卷110記載，吉水鎮，在“縣南三里，本名急水，西通便民倉鎮”；其方位及距離與《正德志》所載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斷定，急水鎮即由原來的急水溝發展而成，后又改名吉水鎮。楊溪長河雷港口河泊所中之雷港口亦有雷港鎮，在縣東三十五里。由此可知，凡設置有河泊所的地方，基本上都發展成了經濟較為發達、人口較多的市鎮。上述香草鎮、蘇家嘴鎮、新溝鎮、埭溝鎮四鎮的人口規模基本上都是七、八十余戶人家，以每戶五口計，則各鎮大約有350－400余名人口。其它各鎮之規模估計大體亦與這幾鎮相仿。在各湖漁業經濟有所衰落、河泊所陸續裁革以后，每至秋冬時期鬻販魚鹽之舟仍聚集在原河泊所所在之市鎮，說明仍有相當規模的漁業生產。由此也可以推知，明代前期漁業生產更為興盛時期的漁業貿易當更為繁盛，其漁業貿易對市鎮發展的推動也當更顯著。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漁業貿易促進市鎮的繁榮有一定的季節性，一般來說，在秋冬季節的捕撈盛期，其市鎮經濟要較春夏時期相對繁榮。
凡一定面積的魚利較豐的河湖水域，一般都有河泊所的設置，這在第八章中已詳細論述。河泊所建置辦公公署位置的選擇則有一定的規律，即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江濱水浦、津梁渡口，如前述明王直所作《過江西河泊所》詩云，“公庭依水市，官稅在漁船”。又如安慶府懷寧縣山口曹顏河泊所設在皖水入江之口的皖口鎮，又名山口鎮，該地宋時即已成鎮；寧國府魚潭河泊所設在縣東北三里的三汊河口，宣城縣南湖河泊所設在縣東北六十里的馬山埠[9]。或者將河泊所公署直接創置于沿江的州治或縣治，如揚州府高郵州河泊所設于州東北新城內，泰州淤溪薄湖河泊所與興化縣河泊所均設在州治或縣治北門外，通州河泊所與寶應縣河泊所均設在州治或縣治南門外[10]。因此說，河泊所公署建置地點的選擇與水產貿易對市鎮的發展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系。
3．其它相關行業
興盛的漁業貿易除促進上述飲食業及居住業的發展外，也能帶動其它相關行業的發展第八章中曾述及捕撈生產盛時要有大量的漁業用鹽，即水產防腐。漁業生產興盛之地并不一定是鹽產地，因此，其漁業用鹽大都要從外地產鹽區販運。興盛的水產貿易必定帶動繁榮的鹽業貿易，明清二代行鹽引制度，因大有利可圖，經營鹽業的鹽商在商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不乏豪商巨賈。鹽商販售之鹽，雖以食用為主，但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各湖區水鄉，漁業用鹽（為食用鹽之特例）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本章第二節中已述及，在水產冰藏保鮮大量應用于漁業生產之前，魚類防腐主要采用鹽藏。一般用鹽量占漁獲物的二成，即每一斤鮮魚就要用二兩鹽來防腐[11]；而每人每天的食鹽用量其實甚少，只是因人口基數高，用鹽總量才高，因此相對來說，漁業用鹽的比例還是較高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鹽商的活動是較為活躍的，亦必促進市鎮的發展。
本章第二節中已述及明清時期已出現較大規模的冰廠，尤其是在清代后期，沿海一帶用于海洋魚類保鮮的藏冰業已開始迅速發展起來。清沈德潛《元和縣志》中對冰窨位置、數量、藏冰的全過程及其用途都有詳細記載，“冰窨在葑門外，設窨二十四座……每遇嚴寒，戽水蓄于蕩田；冰既堅，貯之于窨，盛夏需以護魚鮮，并以滌暑”。其藏冰主要用于魚類保鮮，兼以消暑。尤悼《冰窨歌》一詩體現更為明顯，“葑溪門外二十四，年年特為海鮮置”。從其開辦冰廠、設置冰窨的位置也能看出其與漁業的緊密聯系，正德《姑蘇志》卷21《官署上》與隆慶《長洲縣志》卷5均記載，明初設長洲縣河泊所在石家匯南，洪武十年罷后，移置常熟沙頭河泊所于葑門外，仍其舊名。可見，該地正處于漁業生產和貿易較為繁盛的地帶，故而促進了藏冰業的發展。
[1]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12《詠城居》。四庫1271-164
[2] （明）史謹《獨醉亭集》卷下《山市晴嵐》。四庫1233-145
[3] （明）張羽《靜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4] （明）徐有貞《武功集》卷5《題謝庭循滄洲漁趣圖》。四庫1245-218
[5] （明）唐文鳳《梧岡集》卷2《湖口縣》。四庫1242-558
[6] （明）何景明《大復集》卷11《津市打魚歌》。
[7]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21《臘月同霍渭厓諸公烏龍潭觀打魚用坡翁韻》二首之一。四庫1271-264
[8] （明）薛瑄《敬軒文集》卷4《出漢口》五首之四。四庫1243-100
[9] 《大清一統志》卷116《寧國府二》。
[10] 嘉靖《惟揚志》卷7《公署志》。
[11] 參考叢子明等《中國漁業史》，第78頁。轉貼于 三 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
隨著水產貿易的興盛，各魚市、水市逐漸發展成小型市鎮，與各市鎮貿易的發展相對應，明初各府、州、縣甚或大多數鎮均設有稅課司、稅課局以征收商稅。茲舉一例：太平府繁昌縣設有荻港河泊所，公署在春谷鄉，則其地應有較為興盛的漁業生產和水產貿易。《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年（1377）九月，“太平府言繁昌縣荻港鎮商賈所集，戶部委官收課歲計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稅課局，從之”[1]。由此可略窺荻港鎮的發展軌跡，稅課局的設置是對其地市鎮發展的認同和進一步規定。據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方志記載，凡設有河泊所的市鎮，幾乎同時都設有稅課司、局。而當市鎮人口增多、規模擴展的同時，城鎮治安也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又有巡檢司之設。又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三年二月，太祖詔曰：“朕設巡檢于關津，扼要道、察奸偽，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諭以巡防有道、譏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2]，凡治秩有序者則有獎。上述繁昌縣荻港鎮即設有巡檢司。因此說，市鎮功能是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當中的，而市鎮的發展本身也就體現在這個過程當中。光緒《南昌縣志》卷4《方域下·市鎮》言，“市鎮之設，所以聚商賈、通貨財、便日用、利民生也”，這一敘述當可以大致概括市鎮之功能。
商業貿易在促進各單一市鎮發展的同時，也加強了各市鎮之間的有機聯系，從而促進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在古代陸路運載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條件下，無疑是水路航運要較陸路運輸便利，其經濟效率也是前者高于后者。因此，河湖水系發達、交通便利的地區一般都要較交通閉塞的地區經濟開發早、發展速度快，前者市鎮體系的形成也要較后者早，整合程度較后者好。也就是說，從地形、地貌而言，平原較山區經濟發達；而在平原區，河湖水系發育良好的地方又要比水系不太發達的地方經濟開發好，市鎮體系的發展程度也是如此。凡商賈聚集、市場繁盛之地大多都是水路四通八達之地，以下以江西南康府都昌縣的市鎮體系為例，列表說明：
據上表可知，都昌縣的市集數量多，且幾乎所有的集市都為通水路者，僅新橋市未注明通水路，但據其市集名“新橋”可推測亦為通水路之市。集市分布于縣境各地，中境、東境、北境又各有相對來說最為繁盛者，墟市體系十分發達。其它府縣水鄉之墟市體系亦同樣如此，如南昌府南昌縣“村居稠密，每七八里或三數里輒有墟市；每市所屬皆數千戶，大者近萬余戶，而市肆多者不過數百，所積之貨皆日用之需；……市多濱河，西成之后，遠賈爭集，帆檣林立”[3]。可見其市集之密，市鎮人口之多、規模之大，商貿交通之發達。具體例言之，南昌縣三江口市（江本作港），“地界三縣，東北屬進賢，南屬豐城，過河而東南為臨川。三、六、九日依市為集。薰蕕雜處，設有主簿稽查。”市汊鎮“瀕河為市，西南通瑞河、東南通兩廣、下通省會以達于湖，對河為豐城，稍西即新建。商賈輳集，帆檣如織，為本邑一大鎮。設有巡檢把總。”茬港市“地臨大河，上通撫建，下達省會，地密人稠。一、四、七日百貨輳集，遠近皆至。”[4]
上述南昌縣三大市鎮之例不僅說明了該縣境內有發達的墟市體系，也體現出其以水路與鄰境、省會甚至外省相溝通，以商貿航運相聯系的更高層級的城鎮體系。因此說，城鎮體系的形成就是通過繁榮的商貿而實現并最終達到整合的，即墟市――小城鎮――地方城市（府、州縣治）――區域中心城市的多層級城市體系的形成，都是在長時期的商品貿易過程中由市場本身逐步調整、整合而最終形成的。漁業貿易則在整個商品貿易中占據一定比例，故其對市鎮體系的形成及整合也就起著相當的促進作用。茲舉一例為證：安慶宿松地區有“販魚之船，一曰鮮船”；船販“除販運本境及鄰境之內河通水各市鎮外，并販運出江，上或九江、下或安慶，均為極大之銷場。蓋九江、安慶輪舟便利并可將魚用篾簍裝置轉附輪舟運至滬鎮等處，故販魚營業者每以船販為大宗也”[5]。我們從這當中便可清晰地看到一個多層級的城鎮體系，即小城市（內河通水各市鎮）――區域中心城市（九江、安慶）――大型港口城市（滬鎮即上海）。其商品貿易主體就是水產商貿活動，其交通運輸形式就是水路航運。運船規格又因各江河支流水力承載能力的不同而各異，從小型的船只到大型的輪舟，故其商貿狀況亦由少量、分散售賣到大量、集中轉販，規模不等。
[1] 《明太祖實錄》卷115，第1881頁。
[2] 《明太祖實錄》卷130，第2059頁。
[3] 光緒《南昌縣志》卷4《方域下·市鎮》。
[4] 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鎮》。
[5] 民國《宿松縣志》卷18《實業志·漁業》。
小結
長江的詩范文第3篇
[關鍵詞]漢唐；含沙射影；長江中下游地區；生態環境；優化
[中圖分類號]K23；X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3）03-0038-07
漢唐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經濟的發展，奠定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基礎。當今學者認為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即生態環境不斷惡化。①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對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考慮到長江中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地域性和時段性特征，經濟的發展有可能使該地區的生態環境不斷優化，由不適宜人們的居住轉變為適宜人的生存。
“含沙射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成語。它的含義原為作為毒蟲的含沙傷害人的方式，到了唐代，開始演變為暗中誹謗或者陷害人的行為，其詞義的變化是否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有關。本文試從漢唐時期“含沙射影”詞義的轉變入手，探討長江中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優化過程，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含沙”社會影響力的減弱與“含沙射影”詞義的演變
“含沙”作為一種毒蟲，又名蜮、射工、射影、水弩、短狐等，主要分布于長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區。戰國時期的文獻已經有所記載，屈原《離騷·大招》中，“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鳙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①雖然含沙已經在南方存在，但是，這一時期，南北尚未統一，諸侯國間戰爭不斷，經濟文化交流并不頻繁，含沙還不足以引起中原社會的關注。
秦漢帝國建立后，南北統一，中原社會加強對南方的經營和管理，南北社會的聯系日趨緊密。由于南北生態環境的差異，中原社會十分在意南方的生態環境，尤其對于危及人生命的各種有毒之物。時人對含沙的分布狀況有所關注。《搜神記》卷12中記載漢武帝時期，長江水中生存著含沙。“漢光武帝中平中，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漢書》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中記載，“劉向以為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王充的《論衡》卷23《言毒》中，“南道名毒曰短狐。”道為方的意思，南道即南方。②南方到處都有含沙。另外，人們對含沙的形狀以及含沙傷人的方式也有所認識。許慎《說文·蟲部》中，“蜮，短狐也，似鱉，三足。”服虔也認為含沙似鱉，“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鱉，古無今有。”③他還指出含沙以沙射人，“含沙射人，皮入肉中”。④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社會動蕩，大量中原人士避亂江南。他們的親身經歷，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南方生態環境的整體評價。在他們看來，南方地區多毒物。受此影響，時人對含沙的認識更加全面。在分布區域上，三國吳人陸璣指出江淮之地皆有含沙。⑤東晉葛洪指出吳楚之地多毒物，其中之一為含沙。⑥南朝宋鮑照的《苦熱行》中，“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瘴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⑦華南一帶的毒物中包括含沙。魏收《魏書》卷96《僭晉司馬睿傳》中記載也記載了南方的毒物，“巴、蜀、蠻、獠、溪、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鱉，嗜欲皆異。……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虱、蛇虺之害，無所不有。”與秦漢時期相比，含沙的分布范圍沒有發生變化。
在含沙的形狀方面，葛洪《抱樸子》卷17《登涉》中指出含沙似鳴蜩，“狀如鳴蜩，狀似三合杯，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蜩，即蚱蟬，“俱方首廣額，兩翼六足，以脅而明”。⑧張華《博物志》卷3中認為含沙似甲蟲，“江南山溪中水射上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這一時期人們對含沙的認識存在著爭議，明人李時珍認為含沙的形狀和鱉、蟬、甲蟲的外形皆有關，“射工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后狹，頗似蟬狀，故《抱樸子》言其狀如鳴蜩也。腹軟背硬，如鱉負甲，黑色，故陸璣言其形如鱉也。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闊頭尖喙，有二骨眼。其頭目丑黑如狐如鬼，喙頭有尖角如爪，長一、二分。有六足如鱉足，二足在喙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二歧爪，或時雙屈前足，抱拱氣喙，正如橫弩上矢之狀。”①如果李時珍的認識正確的話，那么漢魏六朝時期的人們只是從局部描述含沙的形狀，沒有從總體上把握。
這一時期人們對含沙攻擊人的方式以及含沙射人后的癥狀也進行了仔細的探究。干寶《搜神記》卷12中記載含沙以沙射人，“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于肉中。”葛洪認為含沙以氣殺人，《抱樸子》卷17《登涉》中，“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此外，含沙也可以攻擊人影，使人患病。陸璣《毛詩草木蟲疏》卷下中，“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張華《博物志》卷3中，“以氣射人影”。葛洪《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以射人形影則病”。含沙射人中，癥狀明顯，有發熱、頭痛、畏寒、渾身抽搐、結痂等。干寶《搜神記》卷12中，“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初得或如傷寒，或似中惡，或口不能語，或惡寒熱，四肢拘急，旦可暮劇，困者三日，齒間血出，不療即死。其中人有四種，初覺則遍身體視之，其一種正黑如墨子，而繞四邊突赤，以衣被犯之，如刺狀。其一種作瘡，瘡久即穿陷。一種突出如石癰狀。其一種如火灼人肉，熛起作瘡，此種最急，并皆煞人。”
在唐代，人們對含沙的認識沒有突破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的認識。如在含沙形狀方面，孫思邈認為含沙與甲蟲相似，《備急千金方》卷25《治三種射工蟲毒方》中，“其蟲形如甲蟲，有一長角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在含沙射人后的癥狀上，《備急千金方》卷25《治三種射工蟲毒方》中所描述的與《肘后方》中的基本一致，“其初始證候，先惡寒噤瘆，其成瘡似蠼螋尿，亦似瘭疽瘡。射工中瘡有三種：其一種瘡正黑如黡子，皮周邊悉赤，或衣犯之，如有芒剌痛；其一種，作瘡久久穿，或晡間寒熱；其一種，如火灼熛起，此者最急，數日殺人。”但是，與漢魏六朝時期相比，唐人所記載含沙的分布范圍明顯縮小，只分布于長江中游以南地區及嶺南一帶。白居易元和八年（813年）寫給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的詩中，②“君年雖校少，憔悴謫南國。三年不放歸，炎瘴消顏色。山無殺草霜，水有含沙蜮。”③湖北江陵一帶的水中生存著含沙。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所寫的送別詩《送人貶信州判官》中，記載了江西上饒一帶的毒物，“溪畔毒沙藏水弩”。④柳宗元的《與李翰林建書》中，“永州于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仆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⑤永州（今湖南零陵）環境惡劣，有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等毒物。嶺南地區也分布著含沙，劉禹錫的《莫徭歌》中，“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⑥沈佺期的《入鬼門關》中，“夕宿含沙里，晨行菵露間。”⑦
到了宋代，雖然醫書中對含沙有所記載，但是相關內容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醫書中的記載基本相似，沒有較大變化。①而且，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只談及嶺南一帶分布著含沙。“百越之地，……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②作為毒物的含沙已經不被時人所重視。
從以上可以看出，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人們對南方環境認識的深入，他們也對含沙的認識逐步深化，無論是分布范圍、形狀，還是危害人的方式、射人后的癥狀。這說明含沙對整個社會的影響較大，否則，人們也不會對此毒物過分關注。自唐代以來，除醫書外，其它文獻對含沙的記載逐步減少，反映了隨著含沙分布范圍的縮小，整個社會對含沙的關注度降低，含沙所產生的影響力日益衰落。與此同時，“含沙射影”的詞義發生著演變，由作為毒蟲的含沙攻擊殺害人的方式，形象地轉變為陰謀陷害人的行為。白居易的《讀史五首》中，“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③白居易用“含沙射人影”比喻使用計謀陷害別人的行為。隨后他舉出幾個例子進行說明，“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這幾個例子分別見《琴操·履霜操》、《戰國策·楚策四》、《漢書·蕭望之傳》以及《史記·李斯列傳》。④宋人歐陽修的《亳州謝上表》中，“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⑤誹謗之人必如含沙射影，中傷于別人。歐陽修此篇文章寫于治平四年（1067年）。這一年正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歐陽修因在喪服內穿紫襖，被御史彈劾。他以前所推薦的蔣之奇趁機誹謗，說他與兒媳私通。宋神宗徹查此事，證明歐陽修遭受誣陷，蔣之奇因此被貶黜，而歐陽修也被貶到亳州（今安徽亳縣）。⑥明代歸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3中，“《亳州謝上表》，歐公遭罹饞謗，故其言多嗚咽。”⑦歐陽修對含沙射影的理解或許更為深刻。熙寧六年（1073年）八月，樞密副使吳充指出，朝廷在廣開言路的問題上，一定要仔細審查，不使善良之人造誣陷，“含沙射人，束缊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托公誼以售私恩，此風浸成，實黯圣政。”⑧吳充用含沙射影比喻陰謀誣陷他人的行為。
二、漢唐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
秦漢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經濟發展緩慢，司馬遷在《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中指出，“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蓏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長江中下游地區豐富的物產資源，滿足當地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人們的生產活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地區濕地廣布、植被豐茂的自然景觀。根據今人的研究，江漢平原云夢澤為平原—湖沼的地貌景觀，洞庭湖和鄱陽湖地區屬于河網切割地貌。長江下游一帶湖泊眾多，沼澤濕地廣布。①而且，長江中下游山地丘陵地帶森林資源極其豐茂。②
含沙生活在潮濕的環境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居溪旁濕地，天大雨時，或逐行潦，流入人家而射人。”沙虱不僅生活在水中，也生存在草叢之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沙虱毒方》記載，“山水間多有沙虱，其蟲甚細不可見。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蟲在水中著人。及陰雨日行草中，即著人，便鉆入皮里。”今人在研究這兩種毒物的生存環境時指出，沙虱、含沙的傳播媒介為恙螨，其孳生在陰暗潮濕的叢林邊緣、溪溝江河沿岸的灌木雜草叢中等場所。③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為含沙的生存提供有利的條件。
東晉南朝時期，隨著華北政局的動蕩，北人的南下，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農業景觀不斷建立。在江漢平原，《太平寰宇記》卷146記載南朝劉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將荊州一帶的沼澤之地開辟為農田的史實，“宋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堰湖開瀆，通引江水，田多收獲，故以獲名其湖。”《宋書》卷46《張邵傳》記載了張邵在襄陽一帶圍墾漢水灘地，“及至襄陽，筑長圍，修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在江淮地區，淮南揚州一帶，土地荒蕪，《南齊書》卷44《徐孝嗣傳》記載，“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南朝齊人徐孝嗣建議在這一地區開田辟地，“隨地墾辟。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之異”。太湖流域的開發是以太湖為中心，從四周高地逐步向近湖沼澤地帶發展，到了南朝末年，常熟二十四浦形成，這一地區的塘浦圩田得到較大發展。④寧紹平原西部山陰（今浙江紹興）經濟發展較快，出現人多地少的現象，于是這一地區的居民向寧紹平原東部沼澤之地遷移。《宋書》卷54《孔靈符傳》記載對此進行了記載，“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于余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湖田即圍湖造田，將湖周圍的灘涂變為良田。《宋書》卷54《孔季恭傳》史臣之論中，記載了江南一帶經濟發展的成果，“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隋唐時期，南北一統，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生產發展迅速，無論是平原，還是山地丘陵。在長江中游江漢平原、鄱陽湖平原以及洞庭湖地區，修筑大量的堤防工程，水網沼澤之地進入全面開發階段。⑤在長江下游沿海一帶，由于海水倒灌，農業生產受到制約，淮南、浙東以及浙西等地海塘的修筑，將沿海荒蕪之地變為農田。《新唐書》卷143《李承傳》記載李承在淮南楚州（今江蘇淮安）修筑的常豐堰，“以御海潮，溉屯田瘠鹵，收常十倍它歲”。《新唐書》卷166《杜佑傳》記載揚州一帶濱海廢棄之地得到改造，“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太湖流域鹽官縣（今浙江海寧）的海塘在開元年間重新修建，“有捍海塘堤，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筑。”⑥《新唐書》卷41《地理志五》中記載了會稽（今浙江紹興）一帶海塘修筑的經過，“東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陰百余里，以蓄水溉田，開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大歷十年觀察使皇甫溫、大和六年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海塘的建設，促進太湖流域圩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到唐中后期，這一地區的塘浦圩田系統基本形成。①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帶沼澤濕地廣布的環境條件，決定了這一地區的水利設施必須兼具排水和灌水的功能，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開墾沼澤濕地的能力，使沮洳之地變為良田沃土。《全唐文》卷430李翰《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余里。公畫為封疆屬于海，浚其畎澮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穡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雨以附根，頒其法也。”沼澤濕地之中，榛莽叢生，有利于含沙的生存，農田的建立，雜草的清除，水環境的變化，使得含沙所依存的環境徹底發生改變，加快其消亡的步伐。
長江中下游地區山地丘陵主要包括江淮丘陵、江南丘陵。其中，江淮丘陵從大洪山、桐柏山和大別山一直向東延伸，直至蘇北平原洪澤湖一帶。江南丘陵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南，五嶺以北，由中山、低山及介于其間的丘陵盆地構成。茶樹的種植、畬田農業的發展，山地丘陵地帶的植被發生較大變化。
茶樹適合種植于低山丘陵地帶，《四時纂要》卷2記載，“大概宜山中帶坡峻。若于平地，即須畔深開溝壟泄水。水浸根，必死。”隨著野生茶樹的馴化、人工栽培茶樹技術的提高，茶樹分布面積進一步擴大。“山南，以峽州上，襄州、荊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②雖然陸羽主要討論不同地區茶葉品質的好壞，但可以看出長江中下游地區廣泛種植茶樹，低山丘陵地帶植被豐茂的自然景觀發生改變。
在山地丘陵地帶，畬田農業也發展起來。唐代畬田農業主要位于山南道、劍南道以及江南道所屬州縣周邊的山地間。③時人已經意識到畬田農業對山地丘陵地帶生態環境的影響。“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云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術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鋤，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④畬田農業破壞山地丘陵間的植被，直接影響到動物的生存環境，這在劉禹錫的《畬田行》中也有體現，“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鉆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驚麏走且顧，群雉聲咿喔。”⑤雖然畬田農業破壞了山地地帶的森林植被，但是它也清除了各種灌木叢林，改變了含沙的孳生環境。韓震在舒州同安郡（今安徽桐城）通過焚燒草木，消滅老虎和毒虺，“桐城……本同安，至德二載更名。自開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韓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⑥山地丘陵地帶植被的改變，灌木叢林的清除，使得含沙這種毒蟲逐步消失，不再危及人的命健康。
長江中下游地區農業的發展、沼澤濕地以及山地丘陵環境的改造、植被資源的變化、治水與治田相結合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從根本上改善著當地的生態環境，含沙的生存環境發生明顯的改變，其分布范圍進一步縮小。這種變化也體現在瘴氣分布范圍變遷方面。戰國西漢時期，瘴氣分布的北界可能在秦嶺淮河一線，長江流域為重病區。隋唐五代時期，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及長江以南，邛崍山、大雪山和橫斷山脈以東的廣大地域，以大庾嶺—衡山—鬼門關一線以南尤甚。江淮地區以及蘇杭地區，瘴氣已經銷聲匿跡。①瘴氣的形成與南方潮濕的環境、茂密的森林直接相關，②森林植被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瘴氣分布范圍的變化。長江中游以南五嶺以北廣大區域地貌以山地丘陵為主，畬田農業主要集中在山地丘陵邊緣地帶，其深處植被茂密，因此，這些地方依舊生存著含沙、瘴氣等毒物，環境惡劣。
在秦漢社會的觀念中，南方屬于惡地，疾病流行，環境卑濕。③然而，在唐人心目中，長江下游風光旖旎，美不勝收。江南，吳越，幾乎成為“好山水”的代名詞，④在張籍看來，廣大的江南風光旖旎。“江南人家多橘樹，吳姬舟上織白苧。土地卑濕饒蟲蛇，連木為牌入江住。……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⑤江南土地雖然卑濕，多蟲蛇，但絲毫不影響他欣賞美景的心情。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中，“江南佳麗地，山水舊難名。”⑥白居易也時刻惦念著江南的美景，“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⑦另外，他在《郡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中又寫到，“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⑧崔國輔在《題豫章館》中寫到，“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⑨韓翃《送客游江南》中，“賞稱佳麗地，君去莫應知。”⑩韋莊的詩中也談到了江南秀麗的景致，“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11}總之，長江中下游地區經濟的發展，這一地區的生態環境得到改造，由沼澤遍地、榛莽叢生的自然景觀轉變為農業景觀，人們的生存環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該地區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更加適宜人們的居住，從而奠定了“含沙射影”詞義轉變的基礎。
長江的詩范文第4篇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曹廣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這次洪水的峰值雖然比1998年、1954年更大，但是持續時間并不長，洪水總量并不大，對三峽樞紐工程來講完全可以從容應對，“對下游防洪而言，三峽可以起到一個非常好的控制作用”。
一直以來。外界對于三峽工程都存在一定爭議。而此次上游峰值超過1954年、1998年的洪水顯示了三峽工程在防汛抗洪方面的重要作用。
歷經17年完成的三峽工程的確令整個長江的防汛抗洪形勢發生了改觀。例如歷史上飽受洪水困擾的荊江地區遇百年一遇洪水可不分洪，遇千年一遇洪水可避免發生干堤潰決的毀滅性災害。
不過正如國務院前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所言，三峽工程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治江仍需要穩定而巨大的投入。
“三峽樞紐確實減輕了洪水對中下游的壓力，但由于河湖關系的變化等原因，中下游河段的防抗洪形勢依然任重道遠。”湖北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高級工程師鄒朝望告訴《望東方周刊》。”
特大洪峰的無驚無險
從6月中下旬以來，長江流域出現大面積強降雨天氣，先后導致洞庭湖、鄱陽湖“兩湖”水系多條河流水位超警戒線。6月20日三峽大壩首次運用防洪，拉開今年攔蓄洪水的序幕。此前為騰出足夠庫容，三峽壩前水位已在6月10日降低到146米附近。而水庫在汛期不攔截洪水的情況下，壩前水位大約是145米。
在這次滯洪調度期間，三峽水庫水位抬高近5米。據測算，通過三峽工程攔蓄作用，降低洞庭湖城陵磯河段水位0.4米左右，降低鄱陽湖湖口水位0.2米左右。
幾天之后，長江中下游地區迎來第二次集中降雨過程，部分控制站點水位逼近或超過警戒水位。三峽水庫也于7月9日再次攔蓄洪水。
7月11日，三峽大壩迎來入汛以來首次洪峰，最大流量達每秒3.85萬立方米，三峽工程今年首次開閘泄洪。
因為預測到長江上游還會有較大來水，按照長江防總的要求，三峽工程于7月15日加大下泄流量、騰出庫容，將壩前水位恢復為148.79米。
4天后，超過1998年上游洪水峰值的洪水來襲。由于攔蓄洪水，三峽水庫水位迅速上漲并持續攀高。
7月19日8時至次日8時，三峽壩前水位由146.93米抬升至149.81米，24小時內上漲接近3米，平均每8小時上漲一米。
“這次洪水對大壩而言也是個難得機遇，因為大壩要經過洪水考驗，有些考驗只有在流量較大、水位較高的時候才有機會觀測到。”曹廣晶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早已對一些觀測項目做好布置，收集數據和資料，確保三峽工程所有建筑物、閘門、設備的運行安全。
三峽水庫的總庫容為393億立方米，正常蓄水位為175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通過水庫調蓄，可使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由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7月20日上午，荊江大堤觀音磯水位比1998年洪水時最高水位低3米多。
而到7月20日16時，三峽大壩入庫流量降至每秒6.6萬立方米，出庫流量降至3.9萬立方米，壩前水位升至151.18米。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總經理陳飛向本刊記者強調，三峽工程的第一任務就是防洪，“在整個長江主汛期，三峽水庫都處于隨時可以攔蓄洪水的狀態。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可以通過‘攔蓄一控泄一攔蓄’不斷重復利用，使防洪功能充分發揮。”
防洪作用重在調度
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與其調度方式密切相關。其防洪調度方式又主要考慮以控制沙市水位為標準，對荊江河段進行調度。
浩大的三峽工程于2003年完成135米蓄水。2006年三峽大壩全面擋水，并開始承擔荊江河段的防洪任務。
2007年7月30日，每秒5.25萬立方米的洪峰通過三峽大壩，三峽工程首次實施攔削洪峰任務。三峽水庫按每秒4.8萬立方米的流量控制下泄。
根據三峽樞紐的調度規程，在洪峰到達之前，把水庫水位逐漸降低，騰出庫容以備洪水，“這樣一是起到削峰的作用，如果上游洪峰來得很大，就削減洪峰，讓洪水比較均勻地下泄，二是錯峰的作用，在下游洪峰比較大的時候，防止上游的洪峰和下游的洪峰匯聚在一起。”曹廣晶舉例說，如果三峽工程下游洪水較大，洞庭湖、鄱陽湖等地區降雨量大、水位高時，即使長江上游來水不是很大，三峽工程也要控制下泄，確保下游行洪安全暢通，若長江上游來水較大，下游水位不高，即使發生百年一遇洪水，三峽工程仍然會控制下泄流量不超過每秒5.67萬立方米，以保證荊江水位不超過警戒線。
另外，如果遇到上游來水超過每秒5萬立方米的情況，三峽水庫將根據電站運行用水及上下游的水情，在確保沙市不超過警戒水位條件下，提出洪水預警和控泄方案。
他說，三峽防洪的周期基本是“下游防洪壓力輕的時候，三峽水庫通過下泄騰出庫容以應對新一輪洪水；下游防洪壓力重的時候，三峽水庫攔蓄一部分洪水，以確保下游防洪安全。”
至于三峽工程攔洪或者泄洪的依據問題，陳飛告訴本刊記者，三峽樞紐上游共有100萬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積，三峽集團公司所屬測控系統已經覆蓋其中60萬平方公里，“加上大渡河和雅礱江上一些兄弟單位的測控系統，上游流域面積水情測控已經達到80％以上的覆蓋率。”
需要適應的新挑戰
按照設計，蓄水到175米高程后，三峽工程將全面發揮防洪效益，可以抵御百年洪水，然而現在還暫時無法實現。因為在175米高程之下還有接近3萬移民沒搬遷，至少在今年還無法做到最好的調洪和蓄洪能力。
更為重要的是，三峽工程改變了長江中下游的水沙情況。這樣中下游地區在“受惠”三峽工程的同時，需要做出新的改變。
2003年6月三峽水庫蓄水運用后，受上游來沙大幅減少的影響，長江中下游河道發生了長距離的明顯沖刷。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勘測規劃設計研究院的相關人士認為，其情況比三峽工程論證階段的預測結果沖刷幅度更大、發展速度更大。特別是臨近三峽水庫的荊江河段沖刷幅度明顯。
以2002年至2006年為周期的統計結果顯示，部分河段年均沖刷量是三峽水庫蓄水前的近10倍。
數學模型計算結果也顯示，沖利強度將從上游向下游逐步發展，長江中下游河道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面臨大幅沖深的挑戰：導致護岸工程損壞、失去對河勢的控制。所謂河勢，就是河道水流動力軸線的位置、走向、岸線和洲灘分布的態勢。
河道沖刷導致岸坡變陡，使長江中下游干流河道崩岸頻度和強度增加。根據
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的一項統計，2003年至2007年荊江河段共有27個局部河段出現主要崩岸險情50多處。另據荊州河道管理局的數字，三峽水庫蓄水前年均崩岸險隋15處、6500多米，蓄水后是26處、超過1.7萬米。
一些崩岸險情已危及現有護岸工程的安全。比如之前發生的上荊江左岸文村夾崩岸距離荊江大堤堤腳不到50米。
事實上，在三峽工程完成后，加之金沙江向家壩等干支流控制性工程和上游水土保持工程的投入使用，長江中下游的水沙情況發生顯著變化，對河勢穩定和防洪安全的影響顯而易見。而中下游堤防安全又是長江防洪的重中之重。
受連日高水位浸泡沖擊，7月18日江西省長江九江段江洲、棉船江岸連續出現崩岸險情，其中棉船段水位已超警戒1.4米，棉船鎮金星村九組兩處崩岸，險段長度已經達到200米。保護人口接近4萬的江洲大堤，也已超警戒水位線1.1米。
險情發生后，當地政府緊急調用數艘民船，拖運數百立方米石塊護堤固壩。此前早在1998年洪水時，江西九江棉船大堤就發生過三次崩岸。
應當調整的江湖關系
長江屬于雨洪型河流，因暴雨而引發的洪水具有極強的季節性。長江中下游洪水的突出特點是峰高量大、來勢兇猛。此外，三峽大壩以下還有80萬平方公里的匯水面積，尤其是支流眾多、水量較大的洞庭湖水系和長江第一大支流漢江，都在三峽大壩的控制范圍之外。
根據測算，一旦這些支流與干流洪峰重合，加上長江目前河道安全泄量嚴重不足，三峽工程并不能徹底解決超額洪量的問題。
以1954年洪水為例，當時分洪量是500億立方米。這樣即使有三峽水庫調節，也還有近300億立方米洪水要靠分洪等其他方式解決。
顯然，除三峽樞紐工程之外，長江中下游的諸多湖泊應該同樣起到重大的蓄洪作用，但鄒朝望表示，從上世紀50年代往后，河湖關系逐漸發生變化，湖泊承載的洪水調蓄量日益減少。這樣在同等徑流條件下，長江水域將承擔更大的徑流壓力。
以洞庭湖為例，鄒朝望介紹說，從1956年到1990年間，連接長江與洞庭湖的荊江“三口”――松滋口、虎渡口和藕池河對上游枝城的分流分沙量均大幅度減少。從1956至1966年、1973至1980年、1981至1987年、1988至1990年四個時間段來比較，“三口”人湖總水量分別減少23.6％，37.5％，40.9％和50.0％。其中藕池口減少幅度最大，僅1956年到1988年間就減少分流量72.7％，減少分沙量78％。
“三口”分流的減少，使得上游同流量下，荊江流量加大，尤其是下荊江流量增加較多，最終造成水位抬高。高水位持續時間較長顯然對荊江防洪不利。
此外，鄒朝望還分析說，由于江湖流量分配的巨大變化使荊江徑流量加大，導致城陵磯至武漢河段淤積，“三口”分流河道衰退。雖然進人洞庭湖的泥沙和淤積減少，但是城陵磯水位卻不斷抬高，這樣持續發展的結果必然給長江中游帶來新的險情。
鄒朝望表示，雖然1998年之后國家采取措施積極恢復湖泊生態環境，但仍以工程性措施為主。而非工程性措施同樣是根本解決問題的重要因素，它們包括：嚴格控制人口增長、鼓勵人口外遷、對泛洪區土地使用進行更加嚴格的控制等等。
長江的詩范文第5篇
從甘肅嘉峪關出發，一路向東，是綿延不絕的長城遺跡。遺憾的是，在自然侵蝕下，這段殘存的古長城在不斷消失，或許再過幾十年，就將永遠消失在版圖中。
甘肅堪稱“中國長城歷史博物館”，秦、漢、明時期修筑的長城在這片狹長的土地上縱橫交錯，筑起了中國古代最牢固的西北邊防。戰國秦長城自臨洮起而東行，蜿蜒千余里，橫跨大半個甘肅；漢長城自永登起而西行，直撲新疆古樓蘭，浩浩蕩蕩數千里；明長城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綿延起伏近萬里。
甘肅也是長城遺跡保存最豐富的地區。大漠、古堡、孤煙、石窟、流沙……順著古長城的方向一路走來，數千年的滄海桑田盡落眼底，還有粗獷的西北民歌每日相伴，更別提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酣暢淋漓……
與我國其他地區的長城不同，甘肅境內的大多數長城都由泥土、沙石筑成，雖然沒有山海關等矗立在崇山峻嶺上的磚筑長城雄奇險峻，卻有著更為原始自然的美，更是孕育絲綢之路的搖籃。
然而，經歷數千年的風雨侵蝕、自然風化、人為破壞，隴原大地上的長城遺跡正在慢慢消失。本該有600多公里的戰國秦長城，目前能搶救的已經不足10公里了；而在曾經水草豐美的民勤，原有的220公里漢長城和明長城也大都被沙漠包圍，即將被完全吞噬。
沿著長城遺跡一路走來，連接起的不僅是一個又一個的烽燧，還有一座座蹤跡難覓的古城。它們多為漢朝時期所建，曾經繁盛一時，但如今只留下一點點殘舊的遺跡，行將消失。在安西縣城南，就是著名的唐朝邊關重鎮――鎖陽城。如今這座有著久遠歷史的古城仍保留著齊全面貌，幾近完好的北門向前洞開，似乎正在等待外出征戰的士兵凱旋。城內積沙滿地，野草叢生，漫步其間，有一種少有的寧靜與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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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境內的古長城
秦長城遺址
甘肅通渭戰國秦長城是目前保存得最為完整的一段，蜿蜒起伏，可見墩臺遺跡。此外隴西縣境北部的秦長城遺跡也較清晰，多坍成土壟狀。
漢長城遺址
在甘肅境內保存較好的漢長城遺址有玉門關段、弱水段、民勤段等，屹立于茫茫戈壁之中，曲折蜿蜒，氣勢磅礴。玉門關遺址及陽關烽燧值得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