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新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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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聞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轉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中出現的失信行為和信用危機，已經嚴重地危害了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必須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奠定社會誠信制度的基礎；加快法制建設步伐，為社會誠信制度建設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揚誠信精神，扎實推進社會誠信制度建設。
誠實信用是社會主義公民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把“明禮誠信”寫入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我國民商法也把誠實信用確定為基本原則之一。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公民和經濟組織的“利”和“義”的天平卻慢慢發生了失衡，各經濟主體受到了利益價值的挑戰，信用危機已經在社會上時時出現。失信行為已經危害到國家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因此，誠信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需要全社會認真對待的重大社會問題了。
一、當前我國社會誠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當前，我國的社會誠信狀況不容樂觀，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甚至認為，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正在發生著誠信危機。信用環境惡化已經對經濟社會生活產生諸多嚴重危害。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分析我國總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的原因時指出，總需求的不足禍在信用短缺。我國一些經濟組織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拖欠貸款、稅款，違約和制售假冒偽劣產品，以及披露虛假信息、質量欺詐等不誠信行為，增大了國民經濟運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成本，揭制了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快速發展。信用是企業最寶貴的無形資產和產品附加值。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總需求不足，企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其根本禍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講，信用環境惡化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危害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市場缺乏信用將嚴重影響社會的投資和消費。二是破壞企業的正常經營，加大企業運管成本，削弱企業競爭力。三是影響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使宏觀調控政策難以發揮作用。四是信用惡化還直接破壞社會法制基礎，經濟主體以種種不正當的手段競爭，各類經濟主體難以形成以契約為基礎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機造成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水平下降，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當前社會轉型期誠信缺失產生的原因：一是傳統誠信觀念沒有及時更新，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要求。我國儒家傳統的誠信不是作為人們的權利、義務來確定的，而是為人們修身養性所追求的目標。它的誠信行為規范是特殊主義的，不是普遍主義的。它認為道德的誠信應該是出自內心的、自愿的、不計利害的，是一種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經過自身長期修養才能達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誠信是面對全體公民、組織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經濟主體必須遵循的起碼的道德義務。二是同我國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有關。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整個社會被組織成一個全國大一統的企業，社會各部門、各單位、各利益主體不是以經濟利益、以誠信為紐帶聯系起來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計劃聯系起來的。在當前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期，傳統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仍然發揮著影響，抗拒著市場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時，開始顯得張慌失措，無所適從，導致欺詐、賴賬等失信行為發生。三是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誠信制度體系對誠信缺失者予以嚴懲，使失信者無所畏懼，結果造成信義貶值，誠信受到嘲弄，這是當前誠信缺失極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極小的成本，卻能夠獲得極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給心存詭異者留下可乘之機，他們鉆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交易優勢，聚斂不義之財。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更使不法之徒有恃無恐，變本加利破壞誠信。誠信體系缺乏司法保護，失信者不能及時得到嚴厲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產生。五是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沖擊及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滯后，造成人們思想混亂。加之經濟結構調整，出現大量下崗職工及弱勢群體，社會分配差距不斷拉大，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發生，都引發拜金主義滋生，道德觀、價值觀混淆，使社會信用環境整體惡化。
二、加強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
（一）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良性運作的一塊基石
市場經濟既是法制經濟，又是誠信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必然有發達的誠信制度體系相伴隨。因此，發達完善的誠信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制度之一。市場經濟是建立在誠信基礎之上發達的商品交換經濟，誠信是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要素，一切經濟活動的開展都離不開誠信。不僅要有完備的信用形式、發達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構建健全的社會誠信制度。市場經濟對誠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經濟固有的特征，往往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可以說，一個規范有序的市場，誠信是市場主體的準入證和通行證。因此，誠信是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誠信制度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健康發展和運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是經濟主體追求長遠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經濟主體都會自覺遵從經濟學的理性法則，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會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長期不斷的交易中逐步積累和實現。如果經濟主體通過不誠信的方式謀取不正當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維持長期的欺詐和投機取巧行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斷發展壯大，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這就是當今許多跨國大公司、知名企業格外重視信譽的原因。一句話，企業要健康發展，并不斷取得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就必須樹立誠信形象，維護其信譽。當然維護信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過這種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為誠信形象不但是無形資產，也是有形資產，它能給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如名牌產品銷量大、價格高等。也就是說，企業維護信譽也是一種投資，同樣可以從中取得凈收益，這種凈收益是企業維護信譽付出的成本與所獲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業為維護信譽而放棄的機會成本，諸如信守承諾而蒙受的經濟損失，為保持良好的財務比率而放棄的投資機會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是提高經濟效益，節約社會成本的必然選擇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經濟道德、市場理論要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須有完善的誠信制度體系，要求人們具備契約意識和嚴格遵守契約的約束。誠信、契約精神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劑，它能保證各項經濟活動順暢進行，節約社會成本，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從而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無視契約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誠信使我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造成許多無謂的損失，使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無端增加，導致經濟運行不暢，加大經濟運行的內耗和磨擦力，甚至導致社會經濟秩序混亂。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根本目標是加快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但我們在市場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決誠信缺失問題，就會抵消體制創新所產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國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
當前我國的各類經濟主體，公民、企業、銀行、中介組織、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誠信缺失。如公民的納稅意識、知識產權意識相當薄弱；企業不信守合同，拖欠債款和賴賬；銀行呆帳率過高；政府官員以權代法，地方保護；就連本應最具信用形象的社會中介組織，同樣也存在信用危機問題。我國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維護好國內市場秩序。這不但有利于國內企業的健康發展，闊步邁向國際市場，而且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國內投資環境，擴大對外開放，招商引資，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誠信是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歷來是做人和發展事業的根本，是社會得以形成凝聚力，社會競爭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沒有高度完善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我國將難以參與國際競爭。同時，誠實守信也是文明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重建社會誠信制度體系，降低效用風險的危害。因此，在WTO環境下，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已刻不容緩，已成為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穩定，走向世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誠信制度的思考
誠信是社會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現代社會成員必須恪守的基本準則之一。它不僅體現了社會成員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約束，同時也是保證市場經濟下契約和文明規則實現的前提。構建與世貿組織規則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的誠信制度體系，是擺在我國面前的重要任務。
（一）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奠定社會誠信制度的基礎
目前我國尚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市場發育狀況和社會信用環境還很不理想。因此，還不能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推進。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是推動全社會建立誠信制度體系的基礎。加快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應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盡快完善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建設的相關法律法規。二是進一步加大國家信用政策法規貫徹執行力度和執法力度。三是積極建立公民、組織信用征集、評價、管理體系以及相應的數據庫，為實現信用科學管理奠定基礎。四是推動社會信用服務中介機構發展。五是積極推動經濟組織進一步加強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為加強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誠信，不但包含倫理道德因素、經濟因素，更離不開社會法律制度，它們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加強公民誠信道德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會誠信制度體系，一要把社會法制建設與公民道德建設結合起來。在公民中樹立遵紀守法的觀念，樹立把個人合法權益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結合、相統一的觀念。二要努力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傳教育的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各種違信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視培養公民的契約精神。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契約精神為核心的契約文明是構建現代法治與現代德治的思想基礎之一，契約精神是文明公民應該具備的一種素質，它是平等觀念、自主意識、合作精神、誠信能力的有機結合。四要恪守司法職業道德，為公民道德建設作出表率。國家的司法隊伍、公務員隊伍以及其它公職人員隊伍，代表著國家形象、社會形象，必須在廉潔從政、執政為民、公正司法、加強自身修養、嚴格自律、忠于職守等方面作出榜樣，樹立良好的社會道德形象，促進全體公民的道德建設和社會誠信制度建設。
（三）在全社會大力弘揚誠信，扎實推進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建設
中華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蘊和文化、文明底蘊，我們要充分挖掘和發揮堅持操守、講究誠信的優秀的傳統道德資源，結合現代法治精神，積極構建現代誠信制度體系。具體應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一是務虛與務實相結合。建設社會誠信制度體系，宣傳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僅僅停留在輿論防惡上，還必須出實招，必須堅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經濟的等多種手段，激勵和表彰講誠信的人和事，譴責和嚴懲不講道德和不守誠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內在制裁結合起來，積極構建道德制裁力和約束力。外在制裁發揮社會規范和限制作用，內在制裁發揮自我約束作用。三是不斷提高政府的社會誠信度。政府的誠信主要表現為政策的相對穩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護，維護統一的市場秩序，維護公平、公開、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則。
社會新聞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微信;文化失衡;文化調合
一、手機微信的特點
微信自其推出，在較短的時間內造就了微信時代。微信就其設計而言，融美學、文學于娛樂之中，兼有其他通訊工具的優勢。具體而言，作為成功的新興媒介，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1創新性
微信作為一種新興媒介，吸收成熟傳播媒介，如廣播電視、電腦網絡等新媒體的設計理念。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從手機通訊錄與QQ列表中添加好友，這在無形中利用了QQ這一傳統聊天工具的資源。另外保留了QQ所擁有的聊天公眾平臺、漂流瓶等特色功能。在此基礎上，微信還利用智能手機的特點開發了便捷的語音消息功能，由于語音的便捷性與其低成本，這一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手機的語音通話消費額;微信的另一創新之處便在于其朋友圈公眾平臺的自由鏈接功能，這一功能使微信用戶可以在網頁上迅速搜索到感興趣的新聞或文章。
1.2前衛性
新興媒體是時代的產物，隨社會大眾需求的改變而改變，并且更新的速度較快。QQ等較早興起的通訊工具在滿足社會變化與大眾需求的過程中不斷革新，在革新的過程中自身也得以成熟，這種成熟產生了一系列固定的規范與僵化模式，這些模式在新時代由于其變革成本較高，難以像微信一樣的快速革新，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QQ的功能轉而朝著辦公便捷化的方向發展。人類學家們將此稱為“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該法則認為，最具適應性、最成功的社會要在轉變時期改變和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是極為困難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會更有可能適應變化，突飛猛進”。[1]微信利用其他新媒體“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的困境，迅速而及時地根據社會與大眾的需求作出相應變革。
1.3私密性
微信相對于完全匿名的手機通訊軟件有一定的公開性;而對于QQ空間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訊工具的功能之一是好友之間的交流。微信比其他同類產品更注重“私密性”。“微信最開始時會主動掃描用戶的通訊錄，這曾經讓許多人不滿。在更新版本中，微信做出了改變，并在功能介紹里說了這樣一句話：為了保護您的隱私，微信不會自動掃描和上傳您的通訊錄。”[2]其他通訊軟件對信息私密性的忽視使用戶失去了信息時代的安全感，如QQ的空間評論信息就呈現樹形擴散態勢，好友及好友列表中的聯系人均可共享，信息者的隱私權受到嚴重威脅。
新興媒介是一種傳播工具，也是一種贏利工具，其贏利性凌駕于其他性質之上。從根本上講，正是由于迎合了時代的需求。微信才創造了微信時代。
微信的工具性特點與時代的社會文化需求關系密切，因此透過微信賴以成功的優勢，可以發現當今新媒體時代社會文化的特點與大眾的價值觀念變化。“西方社會特別注重展示個人生活的方面，顯示個人的獨特之處。而東方人相對含蓄，特別是日本人，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將自己生活的各方面向所有公眾袒露。”[4]。
二、微信時代背后的文化原因
社會現象、大眾心理、思想潮流都與文化有關，微信時代根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微信的創新性反映出社會交流日益密切;前衛性反映出大眾對新媒體的依賴與需求;私密性反映出大眾話語表達需要與社會秩序之間的沖突。交流的密切導致不同文化之間融合的加速，在融合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群體會發出不同的聲音，由于時空的限制，媒介在交流過程中愈發重要。“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社會變化不僅是傳統中國現代轉化的繼續，而且對一百多年來逐步形成的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和意義系統提出了嚴峻的挑戰”[5]。因此，微信時代的到來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引起的。
2.1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互動機制
“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沒有現代化這種大眾傳媒以縮小時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現得相當明顯”[6]。大眾文化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上產生，是被大眾傳媒改造過的民間文化。大眾文化自產生之日起就必須面對民間文化，這也是新興媒介必須迎合的文化形態。民間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即為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
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進行普遍化、體系化處理，因此精英文化來源于民間文化，這決定了精英文化會隨民間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由于精英文化適應國家機器與體系完整的需要，在形成過程中對民間文化又具有選擇性，這決定了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的修正、領導地位，其修正、領導功能有時以矛盾、對抗的方式進行。
“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在于……前者遵循的是一種市場運行機制，后者遵循藝術運行機制。大眾文化關注娛樂和消費性文化活動，而精英文化則偏重于藝術和審美活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化在我國迅速崛起，對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沖擊”[7]。受市場經濟影響，社會變化對民間文化產生空前的壓力，要求大眾文化做出相應的變革，以適應改革開放。大眾文化由于涉及面廣，內容駁雜，形成時間久遠而擁有巨大的惰性，并且具有明顯的保守性與狹隘性，無法做出及時的自我調整，這種惰性阻礙了改革的進程。
2.2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發展失衡
中國文化自大一統王朝伊始，便由精英文化主導思想文化的統一，大眾文化缺乏自發思考、把握歷史與時展趨勢的能力，當今的社會文化變革依然需要精英文化指導。“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主導文化，可稱之為“中心文化”。這種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種文化集團所認可，而無論其受教育程度、年齡、性別以及貧富的差別。有的學者便竭力強調中國文化的這種同一性，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盡管人們在社會地位和個人財富之間差異甚巨，然士紳和農民皆處于同一社會文化系統中，只不過各置一端而已”[8]。
現代社會中，精英文化發展遠快于大眾文化。平衡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大眾傳媒。大眾傳媒一方面具有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通俗易懂、娛樂性與受眾數量大的特點，另一方面大眾傳媒信息素材的產生、傳播反饋都掌握在精英知識分子手中。
現代社會下中西方文化影響下變異的精英文化遠未成熟，給各種文化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這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由于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失衡造成，即精英文化本應與民間文化保持一種大致同步的協同發展。
大眾文化由于缺乏精英文化的導向而呈現完全自發的發展狀態，不同地域的大眾依據各自社會環境現狀提出并發展相對狹隘的文化體系。而大眾文化面對時代變化，缺乏普遍闡釋力，其意義體系也易遭受危機，這種危機導致香港電影、粵語流行歌曲等特殊的文化現象。
三、微信對文化失衡的調合作用
思想文化觀念的統一是歷史與時代的必然要求，而大眾媒體，尤其是微信便承擔了這一任務。大眾文化脫胎于民間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具有修正、領導功能;而大眾文化則決定精英文化的內容、形態。
微信的創新性、前衛性特點有能力將形態眾多且特點各異的文化納入自身的傳播范圍中，從而擁有整合破碎的文化形態前提。
3.1 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統領的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要實現對大眾文化的統領，必須將自己展現于大眾面前，并取得大眾的認可，即精英文化需要微信使其抽象的內容具體化，普遍的內容特殊化。
而精英文化抽象的形態又難以吸引大眾，因此要實現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傳播，必須對精英文化進行改造，即借助于民間、大眾文化的特點傳播自己核心的思想價值理念。而大眾面對精英文化主導下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場經濟改革，也有著與精英文化接軌的迫切需求。大眾需求與新媒體之間互動的媒介便是消費，大眾由于對精英文化需求所導致的對相應信息的興趣，微信的創新性保證自身功能的及時更新。改革開放的速度與進程導致社會生活、精神面貌的變化日新月異，因此大眾的需求也在發生著快速的變化，微信的前衛性保證大眾需求的滿足。
精英文化要求的一致性與大眾文化的多樣性矛盾不可避免。而精英文化承載著官方意識形態，由于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處于強勢地位，對大眾文化形成無形的壓迫。由于不同區域之間環境習俗不同，精英文化所推行的理念不時與特殊的文化形態相對立。而精英文化對區域文化的同化又是一種必然趨勢，因此，相互對立與沖突的思想與觀念也會相應產生。文化的直接交流容易造成尖銳的對立與矛盾，雙方需要一個緩沖平臺。微信私密性的設置，使信息在特定群體中傳播，一方面增強了過濾掉偏激言論的力度;另一方面朋友圈中自由鏈接功能，使一些言論在得到群體認同的過程中被同化，使異文化的訴求得以表達。
3.2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內容形態引領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必須不斷吸引大眾文化的成分，滿足最多數群體的利益訴求，才能維持社會秩序的和諧，完成其領導使命，即大眾文化需要微信將其個體文化需求合理化，局部文化形態被精英文化內化。微信作為文化之間的媒介，具有雙向互動功能。
面對精英文化，大眾有一定發表言論的需求，大眾傳媒的這種反饋機制被政府所關注，成為官方與民間相互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這種由于文化沖突所導致的矛盾，主要表現于大眾對于政府政策、社會現象、市政管理與百姓生活的評論之中，如“城管現象”在微信中的評論與傳播。而作為被同化文化群體，由于其知識、教育的限制，尤其是自我中心立場使其評論時常偏離國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乏錯誤的思想觀念，這種錯誤的思想觀念是文化交流同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大眾對于自身立場與觀念的狹隘性也有所自覺，但是出于一種訴說與表達的需要，又需要與好友進行溝通與發泄。此時媒介私密性的重要意義便突顯出來。
出于隱私考慮，信息者希望其的信息在特定的對象中流通，微密等完全匿名的聊天軟件，雖然可以相關信息，并逃避可能的社會規范制約，但由于其受眾是陌生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反饋，信息者的思想也得不到關注;QQ等傳統大眾媒介，由于其信息傳播群體過于分散，無法確保信息的私密性。而微信的私密性既滿足了受眾的發泄反饋需求，又確保了信息者的安全。雖然在信息傳播量方面，微信不如微博豐富，但這恰恰成為微信的優勢。“這種定向信息的方式，避免了大家淹沒于信息的海洋中，我們錯過老朋友信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微信作為更加私密的方式有別于微博的媒體化平臺，更像一對一的私聊。”[9]在文化交流過種中，大眾對精英文化思想與立場的接受，不僅需要大眾化、娛樂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間交流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并且確保雙方有較多的交流機會與渠道，文化融合的接軌與融合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礎之上。而微信除了確保受眾自下而上地表達訴求之外，還提供了大量的間接表達素材，而這一功能的實現依靠微信朋友的鏈接得以實現。
鏈接功能為大眾提供了大量間接表達所需要的素材。這些素材包括新聞事件，精英知識分子的言語、行為，大眾可以依據自身的思想表達需求自由選取相關素材表達自己的觀念。而這一類似于文學隱喻與廣告學當中的代言行為，可以有效減弱言論的偏激性，同時由于其內涵與趣味性增強了其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的增強又使得原本過激的言論得到不同受眾的修改，這一修改過程本身便是一個趨同的過程，這一趨同的過程使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立減弱，這種對立的減弱有效促進了三種文化之間的同一。
微信正是以其創新性、前衛性與私密性滿足了精英文化對大眾、民間文化同化的需求，建立起大眾與精英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效交流互動，才得以贏得了眾多受眾，獲得巨大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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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聞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環境新聞 建構 環境話語
自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自然環境的惡化伴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增強而逐漸加劇。以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為主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全球環境日益失去平衡。由于環境問題影響程度的加深和影響范圍的逐漸擴大,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關于環境的討論眾多而且不斷增加。媒體就環境問題的報道也逐漸發展形成了一類相對獨立的新聞類型,盡管對環境新聞的定義和內涵還沒有明確而統一的認識,但不可否認,環境新聞同其他新聞類型一樣都存在媒體建構的事實。
一、環境新聞的社會構建特點
早期的環境問題關注集中于污染、荒野保護、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枯竭。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添加了能源供應、動物權利、物種滅絕、全球氣候變化、大氣臭氧層損耗、有毒廢棄物、生態系統整體保護、環境正義、食品安全和轉基因組織等問題。這些環境問題能夠從環境狀況逐漸發展成社會焦點議題,并進入政策的討論范圍,媒體的環境建構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缺少媒體的新聞關注,一個環境問題進入公共話語領域的可能性就很小。
新聞的社會建構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從媒體的利益出發,媒體方針構成了新聞社會建構的核心框架①。這一點上,環境新聞雖與一般新聞存在相同點但也有著自身的一些獨特之處,這與環境問題與一般社會問題之間的區別不無關系。
首先,由于環境問題具有超出一般社會問題的復雜性,一個環境問題往往牽涉眾多利益團體,這其中有政府機構、環保組織、涉及環境問題的企業單位、科學團體以及普通公眾,在對待環境問題時的利益關注點不同,其環境觀點也千差萬別。媒體在組織新聞報道時常囿于一定的新聞框架而很難厘清其中的復雜頭緒,因此在環境新聞中會不可避免地對報道內容進行簡化,最通常的做法是選擇一個環境問題中直接對立的兩個沖突方構建一種鮮明的對立印象。特別是當環境危機出現時,媒體出于對“沖突性故事”的追逐,很容易會把危機事實構建成因環境而產生利益對立的兩個團體。然而環境問題的實質往往要復雜的多,媒體建構的簡化很有可能會弱化社會對環境問題復雜關系的重視及探究熱情。
其次,一般性社會問題常常從道德、法律等角度引起公眾的關注,而環境問題通常是與科學問題存在密切聯系的,并且從科學發現或科學觀點的角度切入。大部分環境問題都是基于科學研究的發現而產生的,溫室氣體、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海洋酸化等都是極好的例證。某些情況下,科學先于媒體扮演著“把關人”的角色,這決定了環境新聞必然的要以科學話語作為構建要素。另一方面,大部分公眾通過媒體了解關于環境問題的信息,并依賴媒體解讀環境風險。由于環境問題與科學研究之間密切聯系,媒體需要借助科學主張的權威性提供說服力。但多數情況下,科學在環境問題上的結論并不是確定準確無誤的,況且對于同一環境現象的解釋,科學界也并非總是同一種聲音。這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環境新聞社會建構的不確定性。
第三,環境問題常常是人類活動長期以來積累的后果,而非是瞬間爆發的災難。但新聞媒體在再現世界的過程中,總是通過對新聞內容的選擇、新聞傳播方法的選擇,適應媒體預制或者本有的框架。在環境新聞的框架中,危機和沖突是環境新聞競相追逐的新聞價值熱點。另外,新聞媒體構建社會的過程往往也是一種將問題符號化、形象化的過程。一個具有新聞價值的新的環境問題還需要具備易于被形象描述的事件或條件。因此,在環境問題并沒有產生可被戲劇性構建的后果之前往往難以得到媒體的關注。上世紀南極臭氧空洞引起全球性的關注是在臭氧層逐漸稀薄并形成一個能被媒體形象表現出來的空洞形之后,而在此之前,科學家很早就已經發現了南極大氣臭氧層變薄的事實。
二、環境話語:環境新聞構建的內容
環境話語伴隨著環境問題而產生,本質上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創造出來的關于環境一套觀念、概念和認知體系。它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同時又是進行社會實踐的工具。無論是提及制度、政策、政治哲學還是特定環境個案,實際上都不能夠繞開環境話語②。環境話語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對社會及環境問題的建構,這種作用和影響可以通過許多關于環境的概念變遷觀察并體會得到。例如,在物質存在形式上并未發生過改變的沼澤,過去會被理解為荒蠻并且遍布危險的爛泥地,而在今天,這樣的土地被稱為極具生態價值的濕地,甚至還被賦予了一個更動聽的綽號――“地球之腎”。
環境從沒有明顯定位的話題發展成為每日新聞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境話語在環境新聞的社會建構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盡管報道迭起,但卻沒有一個單一總領全局的環境話語。相反,媒體是多元化觀點的角逐陣地,其中一些觀點和方法直接與其他觀點和方法相悖。因此,環境新聞的社會建構并不是由媒體獨立完成,某些情況下甚至出于媒體的本意。環境新聞中所常用的環境話語通常具有以下幾點特征。
其一,環境新聞傳播的主要是客觀主義的科學話語。媒體要秉承“新聞正義”,因此只有在科學證據被認為確實可信的時候才會被采用。然而科學主張的報道平鋪直敘,并不會關注本質上它們是否是社會建構的、有著未可知性以及不確定性。
其二,環境新聞常常陷入人類利益的話語當中。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將環境問題的最終關注點集中到了政治或社會運動這樣的行動導向領域來,所強調的重點不在于潛藏在問題之下的特定狀況的性質,而在于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推測結果。這種新聞敘述可能更具備新聞故事性,也更容易為公眾所注意。
其三,媒體,尤其是商業化媒體傾向于采用將環境問題轉化為商機的這樣一種話語。在此,環境災難竟可以通過人類的創造力和產業化而變成經濟利益。這類報道大部分都是產品導向的。例如,對各種“綠色”產品大加宣揚,對節能建筑的推崇等等。關鍵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希望下,企業精神不必與生態價值相悖,相反,兩者之間正在相互加強。
其四,環境新聞還容易將環境置于災難或許即將來臨的敘述中,借用一系列隱喻,地球被描繪成不堪重負的枯竭衰敗形象,環境則潛伏著這樣或那樣的威脅,人類幾乎面臨著絕地的處境。
最后,環境還要通過制度決策話語的挑剔。環境在決策中并不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它被視為與醫療保障、教育以及就業等社會服務并列的又一個政策領域。其焦點在于管理機構和過程、迫近的立法、政治性格以及國際論壇。這導致了政治精英與科學精英之間的政策辯論,而在這樣的辯論中公眾僅僅是一個附帶的旁觀者。
三、深度報道:完善環境新聞構建
環境問題是這個時代最復雜也是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它牽涉自然與社會科學、法律與公共政策、政治權力、投機的經濟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環境新聞報道在社會建構上卻很少體現出這種作用和聯系,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聞實踐本身所固定的限制條件。也許與絕大多數社會問題相比,環境更具有深度的分析和報道。深度的環境報道是否可能,取決于幾個因素:
首先,新聞工作者不能僅僅在環境問題出現在政府議事日程或公眾強烈反響時才關注并給予報道熱情,環境問題是長期持續的,而且環境矛盾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那樣簡單,需要媒體長期地跟蹤關注。
其次,環境問題必須有相對獨立的新聞地位,環境報道一定程度擁有能夠不依托政治、商業、農業、科學技術等領域的討論基礎。如果不能建立起獨立的環境新聞框架,環境新聞報道只能在其他新聞領域邊緣搖擺。環境問題本質上是與政治經濟結構以及政策密不可分的。這使得要將其分別思考十分困難,有時甚至是不明智的。因此還必須追求一個明顯的環境定向專向報道與追求新聞工作其他專業領域的深度報道之間的平衡,雖然這很困難。
最后,必須找到某種方式,將曝光和監督與環境教育和政策改革的長期目標結合起來。媒體的調查性報道,可能暫時使觀眾受到震撼,但是不一定能加深對事件的理解或引起有效的環境行動。所以,必須有這樣的新聞組織方式:一方面能在公共領域內成功提升警惕,另一方面能將這種關注置于一套被明確界定的環境改革目標之內。■
參考文獻
①楊保軍,《論新聞的媒體構建》, 《四川理工學院學報》,2008第5期,第1-3頁
②約翰?漢尼根:《環境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頁
社會新聞論文范文第4篇
一、營銷理念創新：不斷追求顧客價值
在買方市場條件下，營銷理念注定只能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但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消費者的需求，特別是核心需求，往往是不相同的，因而，營銷理念的內涵也應隨之變化。目前，國內消費者已經完成了由“產品購買者”向“需求滿足者”的歷史轉變，到信息時代，消費者又由“需求滿足者”向“價值創造者”轉變，構筑信息時代的營銷理念，自然應該以這一轉變為基本的出發點。
傳統營銷管理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是廠商理論，即企業利潤最大化，實際的決策過程是市場調研——營銷——戰略——營銷策略——反向營銷控制這樣一個單向的鏈；沒有把顧客整合到整個營銷決策過程中去，它是將廠商利潤凌駕于滿足消費者之上。傳統經濟體系中的消費者，只能以購買企業生產的產品的方式，來實現需求的滿足，盡管這一產品是經過廠家市場調查后開發的，但并不是對每一個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的設計，因而消費者的這種滿足，只是一種約束條件下的滿足。
在信息時代，消費者掌握選擇的主動權。他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以低廉的費用，與網絡空間中的任何一個企業進行雙向、全面的信息溝通。這是傳統經濟體系所無法涉及的。消費者不是在企業能夠生產的產品和勞務中作出取舍，恰洽相反，企業應該生產經營什么產品，是以消費者的選擇為取舍。消費者有足夠的便利條件，將他們對人生、世界的認知，情緒與情感的體驗，以及道德觀念與價值取向，融入對產品、購買行為以及消費方式的選擇中。在虛擬的網絡世界，消費者不是在購買產品，甚至也不只是純粹的謀求需求的滿足。在一個允許充分展現自我的時代，消費者已經把購買視為體現自己的價值準則、實現價值追求的重要途徑。因而面對信息時代的“價值追求者”，籠統意義上的滿足需求，已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立足于顧客價值這一中心，幫助他們實現其價值追求，企業才能有效地迎合顧客千差萬別的需求，最終求得企業自身的發展。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網絡即時互動的特點使顧客參與到營銷管理的全過程成為可能，這就迫使企業必須真正貫徹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的現代營銷思想，將顧客整合到營銷過程中來。為此，企業就必須將顧客的需求和利益最大化放到同等的位置，以追求顧客價值實現為出發點，形成信息時代企業營銷的整合模式。在這一模式下，通過企業和顧客的不斷交流，清楚地了解每個顧客的個性化4C(顧客的需求和期望，顧客的費用，顧客購買的方便性，顧客與企業的溝通勘)需求后，在這個基礎上作出相應的使企業利潤最大化的4P(產品，價格，渠道，促銷)策略決策。
二、營銷方式創新：關系營銷的倔起
信息時代，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一種被稱為關系營銷的概念正逐漸稱為營銷新熱點。根據瑞典營銷學者的觀點，所謂關系營銷是指：企業通過自身的努力，建立、維護和鞏固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以成熟交換及履行承諾為主要方式，使企業的營銷目標在與各方的協調關系中得到實現。關系營銷理論是建立在系統論的基礎之上，系統論的觀點是：系統是由若干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要素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體。對于每個系統來說，它必定從屬于一個更高級的系統，即與一定的環境發生聯系。一方面，系統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要適應環境；另一方面，系統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能動反映性，能反作用于環境，改造環境。僅就單個企業而言，中間商、消費者、供應商、競爭者、政府及社會組織等利益相關者共同構成了影響和制約企業的外部社會經濟環境，企業不但要適應外部環境，而且還應不斷地改善外部環境。根據這一理論，關系營銷將營銷視為一種關系、網絡相互動行為，并由此導出結論：驅動市場的不僅是競爭，更是合作。
合作意味著所有團體都要積極地承擔責任并使關系和網絡發揮功能。在此理念下，營銷市場上的成功不僅僅依賴于營銷和銷售部的努力，而更需要整個組織的緊密結合，以及與外部相關機構所建立的長期的合作關系。在關系營銷中，消費者、供應商、競爭者乃至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都通過無往不至的網絡和企業緊密相聯，這種格局模糊了企業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界限，使企業能更好地溶入自己為之服務的社會中。
在前信息時代，人們給予競爭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合作。因為就一個企業而言，可供運用的資源有限，活動的市場空間有限，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只能進行有限的信息溝通，能夠為各企業分享的利益也是有限的。前信息時代缺乏充分分享資源、信息和利益的機制。撇開超經濟力量的影響，企業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競爭因素，以謀取相對有利的市場地位。攻擊性廣告、競爭性定位、對消費者的信息封鎖，諸如此類的競爭行為，都源于此。
而在信息時代，網絡的無限空間充分突出了合作的重大意義。網絡使得任何企業可以在全球開展業務活動，但任何企業僅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實現這一交易功能的。如果沒有高效的物流通道，不充分借助企業外部的力量和資源，企業不可能將產品直接送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消費者手中，交易也就根本無法實現。信息時代，一個企業通常只執行具優勢的職能，非優勢的職能則交由其它企業負責。既然企業只執行優勢的職能，非優勢的職能由別的企業負責，那么企業就必須通過外部合作的方式，擁有為自己所需要的全部職能，并在此基礎上，最終實現對各項職能的有效整合。
信息時代的關系營銷還體現在企業內部之間的合作以及與外部各有關機構的合作上。傳統的企業營銷各環節原先由不同部門和人員負責，這種分工固然能減少重復勞動帶來的資源浪費，但同時增加了部門之間信息的傳遞和協調成本。對大型企業而言，這種成本是十分高昂的。然而，網絡使分工和合作得以有效結合，可以將市場調研——產品設計與生產——價格變動——銷售——服務融為一體，營銷各職能、營銷和其它部門之間能保持持久的合作，從而充分、有效地發揮營銷的功能。
三、營銷策略創新：4P新整合
1．產品策略：消費者個性需求的滿足
傳統營銷中，企業在通過市場調查后，便根據統計結果中出現頻數最高的需求特征來設計、生產產品，最終將產品通過廣泛的銷售渠道推向各個細分市場。這種狀況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技術水平的限制，企業無法了解也無法滿足顧客的獨特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傳統消費者的需求還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上，沒有形成或意識到自身的個性需求。然而在信息時代，企業所面對的消費者與傳統的處于被動商品接受者地位的消費者有本質的區別，他們要求自己在市場中處于主動地位，要求供應商提供給他們個性化的商品，要求企業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愿來設計、生產產品。由于網絡使得消費者不僅可以接受信息，而且可以發出信息，形成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充分的雙向信息交流，從而使生產者可以為消費者“度身定做”。
2．價格策略：消費者接受為底線
在前信息時代，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廣泛存在于傳統商品市場中，人們活動范圍的局限性及人們對信息了解十分有限，一般僅從有限的媒體中獲得商品信息或自己進行實地搜尋。如果搜尋是沒有成本的，消費者會不斷地搜尋直到他們發現最便宜的價格為止，但事實上，這種情況在信息溝通有障礙時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消費者的搜尋是有成本的，其搜尋行為也是有限制的，這就使得同一商品的不同價格策略得以存在。在信息時代，由于網絡突破了傳統媒介在信息傳播中的時效性、地域范圍和容量上的局限，基本解決了傳統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間存在的非對稱信息問題，消費者可以在網絡上漫游、搜尋，直到最佳價格顯示出來，并據此作出理智的購買決策。因此，多樣化的價格策略在網絡上難以實施，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性大大增強。因此，要求企業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向消費者提品和服務。
3．渠道策略：方便顧客的購買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消費者外出購物的時間越來越少，迫切要求快捷方便的購物方式和服務。在這樣一個交互性的信息時代，企業怎樣才能抓住和吸引顧客的注意力?很簡單的一個方法是為他們提供方便使他們保持忠實，而最方便的購物莫過于網上購物了。
無庸置疑，網絡交易的產生對于企業現有渠道結構將是一大挑戰。互聯網直接與消費者建立聯系，將商品直接展示在顧客面前，回答顧客疑問，并接受顧客訂單。這種直接互動與超越時空的網絡購物，無疑是營銷渠道上的革命。每個企業的成功取決于它形成能夠重復購買的忠實顧客群體的能力，顧客往往是因為他們感興趣而回頭，而不愿去嘗試培養另外一個供應商。
4．促銷策略：強調雙方的溝通
傳統大眾傳媒的促銷方式如人員推銷、廣告等，其信息流動是單向的，且流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有關物理媒介的空間移動速度，在信息發送與反饋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時滯”。網絡的實時性則為企業與顧客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溝通方式，幾乎所有傳統的促銷方式都能在網上找到實現的方式。在網絡上提供與產品相關的專業知識進一步服務消費者，不但可增加產品的價值，同時也可提升企業形象。網絡促銷除了將企業產品的性能、特點、品質以及顧客服務內容充分加以顯示外，更重要的是能以人性化與顧客導向的方式，針對個別需求作出一對一的促銷服務。所有這些活動和目的在于加強企業與消費者的深入溝通。
四、營銷手段創新：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傳統的營銷手段莫過于在信息媒體上進行大量的廣告轟炸，或配之以名人效應、上門推銷等加強手段，并依賴于層層嚴密的分銷渠道，來贏得消費者的注意力。這些方式，無論是從企業成本的角度出發還是從消費者滿意度出發，都存在多種多樣的缺陷，而且，它的營銷成本在今天看來已成為無法負荷的奢侈。在未來，人員營銷、市場調查、廣告促銷、經銷等傳統營銷手法，將與網絡營銷結合并充分運用網上的各項資源，形成以最低成本投入，獲得最大市場銷售量的新興營銷模式。
社會新聞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知識革命對現代教育提出重大的沖擊和挑戰，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教育變革實踐指明方向。知識經濟社會環境下的中國會計發展，需要基于建構主義的會計教學，培養能夠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復雜的結構不良性問題的高級會計人才。
本文以中國會計發展及會計教育為例，分析現代教育在知識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和沖擊，探討基于建構主義的中國會計教育改革實踐，以培養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復雜的結構不良性現實問題的中國會計人才。
一、中國會計教育分析
會計的發展是反應性的，為適應工業經濟發展，特別是為了控制和管理大型工業組織，會計發展成為一種結構化的定量技術方法，是科學管理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典框架下，政府外生于人類系統，會計師一般地以公共利益行事，會計被定義為客觀地計量經濟績效的中立性社會機構，會計是一個理性的信息生產系統，以滿足有效地制定決策的需要畢7，從這個方面看啟擠十承擔著重要的社會經濟職能叭會計技術被普遍認為是客觀的、中立的。這種中立性觀點是經典框架的關鍵，由于會計涉及主觀認識和判斷，是基于一個特定的哲學立場，或者是政治聯盟，因此，客觀性和中立性成為會計的一個重要問題;承認會計數據與主觀隆和相對性有關，將根本性地改變會計的社會職能;通過挑戰經典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原則，以及質疑科學管理名義下應用的方法，會計作為一個社會機構，其被認可的職能將遭受懷疑眼。會計.被建立在良好結構性和數學邏輯基礎之上卿;會計教育通過采用基于經典經濟理論和經典科學方法的理論概念，接受了靜態的均衡模型，使用結構化的、定量的方法，以明確定義的、簡單的、結構良好的方式來講授會計學科。
然而，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表明會計數據對經濟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會計準則制定是一個政治化過程。在一個政治環境中，有關會計程序是中立性的傳統觀點，將不再成立;會計人員在一個混亂的環境下行使會計職能，他們被自利驅動，被各種反映不同政治程序的社會經濟利益訴求所捕獲。由于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政策選擇，涉及復雜的利益沖突，從哲學上看，這些決策屬于“道德實踐活動”。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使會計哲學和政治觀點發生重要變化;會計實踐發展變化更加復雜，明確界定的、有因果關系鏈的、結構良好的問題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大量新的復雜問題出現。在復雜的動態環境中，會計不再被視為一種獨立于政治力量與社會利益的中立的、客觀的職能，會計也不可能只關注經典框架下狹窄的職能，而不注意會計準則的社會和經濟結果。盡管會計信息所處的相關新理論，例如，信息經濟學、系統理論、控制理論、混沌理論數學等領域，及其哲學框架，在20世紀末期已經被考慮，但是會計教育卻抵制了這些威脅，仍然將會計視為結構良好的技術規范，忽視了會計行為的政治化及其哲學立場。
為適應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中國會計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會計模式，向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的根本性轉變閻。通過中國會計學術界“外向求索”，充分借鑒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會計經驗，建立中國會計體系哪;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環境發生劇烈的變化，在會計準則國際化背景下中國會計改革30年，不斷修訂和完善中國會計準則體系。會計發展的因應性，決定了各國會計因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不同，而存在國家差別。會計研究都是以解決會計實務中所存在的問題為基本出發點的嘩。對中國會計發展而言，一方面，會計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國經濟和社會政治環境;另一方面，會計實務要求會計人員在充分理解、吸收西方會計經驗理論的基礎上，能夠將它們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經濟改革實踐，以解決中國的現實社會經濟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及資本國際化背景下，中國歷經30年改革開放，正值中國社會雙重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環境快速變化，不斷涌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中國特殊的社會與經濟轉型問題。針對新興經濟中的會計教育與會計研究及會計實務三者的關系，美國會計學會前任會長邁克爾。戴爾蒙德(MichaelA.Diamond)特別提道，經濟增長和繁榮的要求可能會使這些群體之間產生更多沖突，解決這一問題會變得更加困難和緊迫陰。中國會計教育肩負著培養高素質的會計實務和會計研究人才，以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的重要使命。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會計教育迫切需要更深層次的變革。
二、知識社會的教育改革與學習革命
(一)知識革命對現代教育的挑戰和沖擊
20世紀70年代，由于新科學與高技術迅猛發展，世界的運行方式發生根本的變化;信息革命和知識革命，推動了知識經濟崛起和知識社會變遷。由于知識的穿透性和吸引力，這場革命迅速傳播到全球，使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變化不斷加快，其間依賴程度增加，相互影響越來越復雜。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認為，這種變革的經濟和社會越來越建立于知識之上，知識社會的基本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勞動力，而且將來也會是知識，社會價值是由“生產力”和“創新”創造出來的，這兩者都是知識在工作中的實際運用。因而，知識成為首要生產力，甚至伴隨產生知識霸權，使知識成為民族國家在世界權力競爭中最重要的賭注。Schlechty認為，知識經濟開發的不是機器的力量，而是大腦的力量—思考的力量、學習的力量、創新的力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之為“學習型經濟”，是信息發展模式所特有的，它驅動知識爆炸式激增，知識更新越來越快，新學科知識門類涌現，并且分化和綜合化趨勢并存。夸美紐斯(enius)要求“把一切知識教給一切人”的教育宏愿變得渺茫，現代教育與學習方式因此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教育是最大的知識產業，對各民族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引發各國相繼掀起教育改革和學習方式變革的熱潮。實際上，自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提出“學習社會”、“終生學習”概念以來，教育如何培養學習社會的公民的終生學習能力，以適應變化莫測的知識經濟社會，便成為全球教育改革關注的中心問題。
同時，信息技術革命也給現代教育帶來巨大沖擊:一方面，它摧毀了學校教育對知識的壟斷地位，網絡提供全球性的、個人的、交互的、廉價的、永遠在發展中的知識資源，給每個人能夠獲得所有信息的工具;并且打破了有關學習的神話，例如，學校是學習最好的地方，只有教學導致學習，以及同一種方式學習等。這不得不引起對學校教育定位的重新思考，最終使教師的作用發生非常必要的變化。另一方面，知識爆炸使信息充斥，產生“數據煙霧”問題，大量信息以極快的速度傳遞，需要依靠大腦和思維才能處理這些來自各個渠道的數據、觀點以及信息交流。但是，正如尼爾·波斯特曼(NeilPostman)所說，“對于應該如何選擇信息或者如何評價信息，信息技術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智慧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指導”。另外，知識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fundamentalism)，決定了它既可以帶來經濟利益，但是市場固有的超道德性局限，會引起與其他社會價值觀的沖突。這表明，社會生活的信息化，更需要知識社會的教育重在培養批判性思維，以人文精神、人類智慧來引領社會發展的方向，從而實現超越知識經濟。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正如WillardDaggett所說，“我們注意的是大學需要什么，而不是現實世界不斷變化的需要”。也許正因為如此，拉塞克等認為，教育的內容對于這一使命的成功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方面，它應當提供生活在一個帶有科學的深刻印記的世界上所必需的知識和本領，另一方面，它還應當鼓勵一些與這種科學相符的態度，以便在科學和道義之間、物質與精神之間恢復平衡。
(二)建構主義認識論與知識社會的學習革命及教育改革
自1980年代末以來，西方教育學界試圖從新的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出發，對仍然誤導教育的客觀主義的認識論作深刻的反思。盡管建構主義的各范式之間本身存在分歧，但是所有的建構主義范式都采用超越主客二元論的方式來看待知識，主張知識是在動態互動中形成的，學習是知識的社會建構，它開創了參照人腦的機制構建學習模型，是真正意義上對人的學習研究的開端;由此，學習理論和教育研究領域發生深刻而廣泛的變化，一場徹底改變人類學習的理念與方式的革命已經興起(總序)。這場學習革命與信息革命并行，是將現代有關人腦研究的令人驚異的發現與信息技術的力量相結合，其影響將甚于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將觸及和引發教育、文化、人性的一系列革命，改變學習者的學習觀念、學習方法乃至整個人生(導論)。這場深刻的學習革命，使有關學校教育與教育過程的看法發生重大的轉變—教育具有前所未有的鮮明的服務性質，即新教育是為學習服務，為學習者服務。教育過程應該是認知和學習技能發展的源泉，這些認知功能必須在學習過程中建構起來。人腦是學習的自然引擎，“基于腦的學習”被認為能夠提供有關學習過程的最好決策的基礎，因而，圍繞腦的自然學習方式重新創設教育實踐，可能是最簡單和最為關鍵的教育變革。迄今為止，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發掘的領域，被冀盼著破解知識獲得過程以實現真正的學習革命。國際教育改革專家麥克爾·富蘭(MichaelFullan)的研究認為，關于學習理念的知識創造，一包括最前沿的腦研究、認知科學等，必須成為教學和學校教育的中心。
斯特弗等說，“對于一個建構論的教育者來說，主要的挑戰是使學生加人一系列的對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角色從被加工的客體轉化為對話關系的主體。教育主要通過相互間的互換，即通過協調對話參與者的行動而產生”。建構主義在教育上的貢獻主要在于在教育思想上強調認知主體的主動性，教育應該把主體性的發展本身作為目的。教育為了改變學生，使學生在主體性學習活動中實現對象與自我的雙向建構，活動目標，不是直接指向學生，而是要指向學生的活動。建構主義的中介行為的社會文化觀，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維果斯基的觀點。根據維果斯基理論的主要繼承者之一阿萊克斯·柯祖林(AlexKozulin)論述，維果斯基洞察到教育過程對學生認知發展作出根本性的貢獻，他認為，在教育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專門化了的學習活動，學習活動包括了符號工具和合作學習程序，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和工具要有成人中介在其中傳遞，最終使學生成為一個獨立的動力學習來源;真正的學習主體是包括學生、成人以及社會給予的符號工具在內的互動的整體。斯特弗等論述了文本的“對話功能”(dialogicfunction)，在教學互動中的重要作用，拓展了維果斯基的觀點，他們認為，文本作為有意義的符號集，具有兩種功能:一種是明確單義功能，關注如何“充分地傳達意義”‘第二種是“對話功能”，則考慮如何“產生新的意義”，第二種功能在于產生內部的多樣化，對內化認知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當文本的對話功能在課堂話語中占據統治地位時，學生會把自己的話語和他人的話語作為思維的工具，并非簡單地把它們當作可以接收、編碼和儲藏的信息;當單義的功能占支配地位時，出現相反的情形。對于建構論者來說，教育對話與實際應用環境盡可能地緊密結合;對教育過程的挑戰不是在個體的頭腦中存儲事實、理論以及合理的探索程序，而是產生各種語境，使其中所形成的對話的價值和意義能被最充分地認識;或去創造各種條件，并使該條件下的對話能跟個人、共同體或國家當前的實際追求聯系在一起。
三、知識社會的中國會計教育與學習和會計發展
(一)知識社會需要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
對知識的不同看法，影響著人們對學習、教學的認識以及學校教育的發展。建構主義不再將知識看作是有關絕對現實的知識，而認為知識是發展的，知識具有建構性，和其他強調知識的社會性、知識的情境性、知識的復雜性、知識的默會性等全新知識觀，使強調知識客觀性的本質主義及其支配的中國現代教育模式中知識傳授式教學和接受性學習遭受到質疑。具體地，以會計學科為例，會計實踐發展變化更加復雜，而會計教育滯后于會計實踐發展，仍然脫離現實地以明確定義的、簡單化和結構良好的方式講授會計學，這些預先設定的知識僅僅只能用于同初始學習時相似的情境中，從記憶中原封不動地提取。然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推動了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下的中國會計改革與發展，迫切需要培養大批能夠適應中國經濟和社會環境快速變化，特別是能夠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實踐中現實問題的高素質會計人才。這些復雜的結構不良性問題，需要他們能夠在新的問題解決情境中重組已有知識。顯然，傳統的知識傳授教學模式下的會計課程體系改革，不能滿足高素質會計人才培養的需要。
斯特弗等強調結構不良睦是普遍存在的。盡管在初級學習階段，以及結構良好的問題中，按分科課程體系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是有效的，但是存在著“簡化傾向”，尤其是“分割化傾向”，使現實中相互高度依賴的概念要素被孤立地對待，而忽略了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這些課程內容通常只有在被純化的、被限定的教育系統的氛圍里，才能被理解和應用。他們認為，這種簡單化妨礙了后來獲得更高級的學習，或者導致錯誤的理解，因為即使在那些整體上結構良好性的知識領域，也有結構不良的方面，而且涉及到將知識應用到不受限制的、自然發生的情境或案例中的所有領域，都有著實質性的結構不良特點。因此，在人類社會從工業化社會經由信息社會向著鼓勵知識創新、以培養知識創新人才為己任的知識社會轉型之時。‘總序’，為克服知識傳授的傳統模式教學，可能導致學習者不能獨立地將獲得的知識遷移到與初始教學條件不同的新情境之中的障礙，需要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促進認知彈性的發展，適應理解的需要或問題解決情境的需要。
(二)基于建構主義的會計教育和會計發展
在21世紀之交，學習革命風起云涌，教育過程為建構終生學習所需的認知功能的看法，為知識社會的教育變革指明了方向。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其教育計劃及其實施都需要“教育想象”(educationalimagination)，這成為學校教育重新定位和教師作用轉變可賴以的重要資源;在課程與教學研究領域尋求情境化的教育意義，而不是探究有嚴格的程式、處方或規則可供遵循的普適性教育規律。因而，本文旨在嘗試性地探討基于建構主義的教學觀念，希望為深人地開展中國會計教育改革實踐的探索提供有益的思考。基于建構主義的會計教育，不僅旨在培養會計人員的終生學習能力以適應會計的擴展變化，而且最關鍵的是通過會計教育功能促進會計不斷發展，在人類社會與經濟發展中繼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有鑒于此，筆者就兩個問題提出個人敝見來結束本文:
第一，關于現有的會計理論體系及其發展。
建構主義的知識觀強調了不同于客觀性知識的有效性與社會約定性，認為知識是發展的，知識具有建構性。對會計學科而言，會計發展的因應性特點，決定了現有的會計理論體系是特定會計環境建構的產物。在建構主義者的視角下，現有的會計理論體系只是經驗性的知識生成，有關課程知識體系的客觀性和真理是相對的。會計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由于受到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等環境因素的影響，會計系統是開放的，因此，會計發展研究需要系統地考察諸多環境因素的復雜影響。通過各國會計的比較研究，以及研究中國會計在不同的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發展脈絡，有利于理解、掌握和揭示會計學科發展的規律，推動會計學科在經濟現代化浪潮和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與時俱進地發展。會計教育對會計發展起著關鍵的作用，通過使用教育功能，將會計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的成果介紹引人會計教學，在會計教育、會計研究、會計實務三者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會計教育既保持必要的獨立性，又能夠關注和解決實際問題，從而促進會計研究和會計實務的不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