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敦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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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敦和睦范文第1篇

2、出處：唐 陳子昂《座右銘》：“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

3、近義詞：融洽、和諧

4、融洽，拼音róng qià，釋義：融洽含意，彼此感情好，沒有隔閡和抵觸。多用作融會，融合，感情和睦，沒有隔閡。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2篇

關鍵詞：常璩 《華陽國志》 人物形象

《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史志專著。著者常璩，字道將，其生卒年不可考，《晉書》亦無傳記流傳，其他史籍零星記載其出生于一個氏族大家。《華陽國志》也是我國第一部為女性立傳的地方史志，其《先賢士女總贊》，以三卷的篇幅，記錄了蜀郡、巴郡、廣漢、犍為、漢中、梓潼以及七邊郡地區的婦女53人，常璩以地域為界而為女子立傳，展現出了不同地域之間的女子所具有的文化差異和不同個性形象。

一、仁而有德、至孝至善的賢婦孝女形象

“百善孝為先”，自儒家提倡孝道以來，人們就努力踐行著對“孝”的詮釋，在此過程中，他們可以為了舅姑或是父母，放棄自己的生命保全別人的幸福；也可以忍辱負重，以自己的高貴德行感悟兇惡的舅姑，而使家門和睦。

《禮記?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常志》中為我們塑造了一批善事公婆，以德感悟兇惡舅姑的賢婦形象。如廣漢姜詩的妻子龐行，侍奉婆婆如親生父母，為滿足老人只喝江水和每日一尾鯉魚的嗜好，為此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即使遭遣后，亦一如既往的供給婆婆各種所需，終于感動了夫家，得以侍奉婆婆如初。漢中賢女禮，以賢德感悟兇惡的婆婆，使其對禮更加的慈愛，從此禮被鄉里人作為家庭和睦的典范贊道：“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之變，可謂婦師矣。”還有蜀郡賢女張叔紀“至有賢訓，事姑以禮”，賢士為其作頌：“少則為家之孝女，長則為夫之賢婦，老則為子之慈親”，并為其取謚號為“孝明惠母”等等。

二、教子有方、匡夫以道的賢妻良母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賢妻良母形象一直是中國傳統女性道德的化身，也是儒家文化對女性的道德規范。即使在偏南一隅的西南地區，也處處閃耀著賢妻良母的光輝，她們為人們所稱贊，成為世人的典范。

梓潼文季姜，嫁與其夫王敬伯之時，前室已育有一男二女，季姜進門之后，生育三男兩女，王家前后一共八子，季姜均視如己出，撫育恩愛如一，成為一代繼母之典范。漢中杜泰姬，生七男七女，有一套自己的育兒經，其后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同為漢中的劉泰瑛，教子悔過，使交賢良，其后四子，“皆為才官，隆于先人”。還有漢中穆姜，以己之厚德感悟前妻之子，卒至兄弟相愛，踏入仕途等等。這些母親，或慈祥、或嚴厲，教導孩子明白事理，良好的教育使得兒輩功成名就，流芳百世。

《常志》中的賢妻，她們有才能，德行好，能幫助丈夫很好的養育前妻所生孩子，視如己出，如季姜等；能在丈夫遇事不決時，出謀劃策，如陳惠謙等；還能幫助丈夫和睦兄弟，如廣漢汝敦妻，助夫與被嫂子離間的哥哥再次相親相愛，使家“世為冠族”。

三、聰明睿智、深謀遠慮的才智女子

在封建社會，盡管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對女性進行了束縛，但是她們還是以她們的聰明才智，為家庭排憂解難，贏得了人們對她們的尊重。漢中李文姬臨危不亂，挽救李氏血脈，使李門宗祀得保；陳氏惠謙，常為丈夫政事出謀劃策，看待事物睿智聰穎，對待已有的問題能抓住事物的本質，治根治本，陳伯臺譽其為“女尚書之俊耳”；另一位犍為陽姬，其父坐獄，陽姬以其超人膽識，“邀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辭甚為慷慨，使父得出，此后陽姬亦以其謀略，使夫舉薦的賢才得以進用，多年以后，陽姬二子均為仕宦，夫兄子伯邳為司隸校尉，二子常邀伯邳來家作客，陽姬亦教其為政之道。

四、堅貞專一、不事二夫的節婦貞女

在中國傳統社會倫理道德中，男人“三妻四妾”，女人“從一而終”，是儒家的道德符號。《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中所述53位女性，約三分之一的女子為守節不嫁者。其或反對再嫁，面對父母或官員的“逼婚”，或殘身，或喪命，或以自己的聰明膽識，守護信念。

廣漢紀配早寡，作詩明不嫁之志，然因容貌秀麗，上門求親者猶眾，在其父母將要把她許嫁他人時，紀配便斷指殘身，最終得全養子而終。彭非、進餓“截發”，王和“割耳”，犍為周度“割體”，更有甚者，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死明志，犍為貞，亦早寡無子，供養舅姑如舊，奈何被太守督郵看中，利用職權逼迫貞與其成婚，貞誓死不嫁，乃投水自殺，幸而得救生還，其此等貞烈舉動受到多位太守表彰。如是者有敬姬、相烏、等等，其或投水，或吞藥，或絕食，或自縊，用生命守護住了心中的信念。《常志》所選女子，不乏有膽識，聰明睿智者，以自己的膽識和智慧，成功地使自己擺脫了“被逼再婚”的困境。《常志》為我們展示了當時社會所存在的逼嫁之風和婦女對再婚問題的所具有的自主意識的時代風貌。

這些女性，各以其不同的風貌、品質、情操，構筑了《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異彩紛呈的人物畫廊，真實的反映了兩漢時期西南地區的婚姻狀況、婦女的精神風貌和生活狀態，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觀。

參考文獻：

[1]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1984

[2]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劉重來，徐適端主編，華陽國志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8

[4]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3篇

關鍵詞：古代蒙學 高職學生 道德養成

中國傳統蒙學教育以立志做人為首要目標，以日常生活為進路入口，以倫理教化為類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強調榜樣示范作用，注重良好習慣養成，講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漸進原則，實行因材施教，編寫符合兒童特點的教材等。探討傳統蒙學教育方法的現代意蘊，繼承優秀教育傳統，為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尋找“內源性”思想路徑。

一、古代蒙學讀物的特點

在今天這個傳統與現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尋傳統蒙學教育理論與現代道德教育的契合點，將是教育學界一件極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顧古代蒙學教育，將其教育實踐特點加以梳理研究，借鑒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經驗，對我們更好地開展現階段道德教育無疑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千字文》是我國古代蒙學教材中成書最早、流行時間最長的一種，作者為南朝梁時周興嗣。作為最早的蒙學讀物，千字文開創了蒙學教育傳統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學教育和蒙學讀物編寫的體系，為蒙學教育中倫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后世蒙學教育的影響十分深遠。后來的《三字經》、《弟子規》、《童蒙須知》等蒙學讀物無疑從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通過對《千字文》倫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為當今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倫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啟示。

古代蒙學教育思想主要仍以傳統儒學為主，同時提倡學習，反對不學無術；認為學習應以讀書為主，又要注意積累工農商賈等方面的知識；主張“學貴能行”，反對空談高論，不務實際等。顏之推經歷南北兩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響，所以《顏氏家訓》也帶有很強烈的保守意識。《顏氏家訓》開后世“家訓”的先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譽為家教典范，對后世影響很大。

二、學習古代蒙學的優點

倫理道德教育不是脫離其他知識而進行的單純說教，而是與知識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學生心靈，培養學生美好的品德，達到敦人倫、美教化、淳風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緣關系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人倫關系，所以人倫關系在蒙學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學特別注重別尊卑，序長幼的倫常關系教育，勸孝、向善是其主旨，這與儒家的傳統美德是一脈相承的。“恭惟鞠養，豈敢毀傷”講的是孝親；“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則談夫婦人倫；“孔懷兄弟，同氣連枝”說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規”是朋友之誼；“資父事君，曰嚴與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種種，總是力圖構建一個和諧的人際關系理想。，從而有利于高職學生道德的養成。

把倫理道德教育與其他知識的學習緊密結合起來，植根于深厚的中國文化土壤之中，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義與內容。我們今天在實施倫理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如果能夠更多地關注來自學生方面的信息，關注學生道德范疇中的“先前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正確而有效地引導，充分發揮學生自身的作用，使他們具有倫理道德學習與實踐的主動性，德育工作就會事半功倍。

三、學習古代蒙學對高職學生道德養成的現實意義

1、道德教育。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古代歷來重視幼兒的道德教育，可以說，它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教育的主線。在當今道德底線模糊的社會，我覺得我們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簡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學教材，作為經典文化向幼兒誦讀，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從幼兒時期開始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如黃香溫席、孔融讓梨等等，我覺得這也是幼兒們喜聞樂見的故事。

2、博文廣志。像《幼學瓊林》、《蒙求》等書內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內容，可以使幼兒在快樂閱讀時收獲各種各樣的知識，比起現在一些單調，華而不實的書來說是個更好的選擇。

四、學習古代蒙學讀物對培養高職學生道德養成的可操作性

倫理道德教育具體實用可操作性強 。《千字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道德教育要求具體、明確，不作空洞的說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便于實施。《千字文》對蒙童進行教育，具體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辭、著裝、飲食等細節，“容止若思，言辭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氣閑；“俯仰廊廟，束帶矜莊”，朝禮著裝要整潔端莊；“稽顙再拜，悚懼恐慌”，祭祀行禮須神情驚悚恐懼。短短千字，竟然能細化到這樣的程度，令人驚嘆。

五、總結

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現代倫理道德建構的文化淵源，道德類蒙學教材作為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一種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設學和私家聘請教師時教授學生所采用的道德類讀本，是一種側重于向童蒙傳授倫理道德知識及培養童蒙的封建道德觀念和封建社會里修身處事的態度的蒙學教材。宋代是蒙學教材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甚至可以說它是我國蒙學教材發展的高峰時期，在宋代出現了系統化的道德類蒙學教材體系，中國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過向學生講授蒙學教材特別是專門的道德類蒙學教材這種方式使道德觀念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著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類蒙學教材的特點，拓寬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現代價值研究空間，將會為現代高職生道德建設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論上的支持，對現代學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談儒強，中國傳統蒙學教育方法的現代意蘊[J]；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02期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4篇

人類在30多萬年以前，就開始了進化的歷程。在農業產生以前，人類依靠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果實、根莖等生存，過著餓則捕食、采食，飽則棄之的生活。由于野生動、植物的季節和地域等方面限制，人類的生活是沒有保證的。人類的生存欲望和創造欲望使人類在距今約1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了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業文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農業生產的國家之一。前蘇聯學者瓦維洛夫通過研究提出，“地中海、西南亞、印度、中國北部與中部山區、東非山區、墨西哥、秘魯等是幾個基本的、獨立的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由這些中心形成了全世界的農業。”[1]1954年，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炭化栗和菜籽，經測定為7000年以前的遺物。1976年，河北武安磁山出土有炭化栗粒和豬骨，88個灰坑貯存著糧食，有的窖底腐朽糧食厚達2米，經測定，這些都是8000年前的遺物。近年來，我國又在湖南澧縣彭頭山、道縣玉蟾巖、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巖等地發現了距今上萬年的栽培稻遺址。這些都充分證明，中國是最早出現農業文明的國家之一。中國源遠流長的農業文明不僅為中華民族的進化繁衍、發展強大提供了物質生活條件，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產生著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的古代教育就一直受著中國農業文明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在當代也依然存在。

一、中國農業社會孕育了中國古代教育的萌芽

中國古代教育活動是從農業教育開始的。距今約1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朝代，人類通過耕作、畜牧進入原始農業狀態。農業一旦開始，人類就需要將耕作、畜牧的方式方法進行傳播推廣。這就開始了原始的教育活動。原始人群“為了供勞動更有成效，必須制造勞動工具。他們的勞動工具雖然簡單粗糙，經驗雖極有限，但把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經驗和方法傳授給年青的成員，使他們知道群體生活和生產活動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2]古籍中可以找到原始教育活動的記載，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寫到“至于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于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耕。”《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記敘，這些記載都反映了原始人類傳播農耕技術的教育活動。

原始教育活動是不可能與生產勞動互相分離而獨自存在的，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人類開始了聚集性的教育活動，因此有了教育場所。古籍中記載的可能是最早用于教育活動的原始場所有兩種。一是“成均”。“成均”被考證為平坦、寬闊的場地，用來堆積捕獲物與農耕作物和聚會的地方，被認為是五帝時代的教育場所。二是“庠”，被認為是虞舜時代的學校，“庠”也是儲存谷物之處。《禮記•明堂位》中這樣闡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可見，不管是我們前面所述的非集中的教育活動還是“成均”、“庠”等集中性的教育活動，都是和中國古代的農業文明緊密聯系、息息相關的。古代文獻的記載和許多考古發現都說明中國古代教育是源起于中國農業文明的產物。

二、中國農業社會產生了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農思想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直接關系著人民的生死存亡和國家的政治穩定。人們依靠農業維持生存，統治者依靠農業維護穩定，農業在古代最具決定性的意義。因此，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把農業作為國家之本，中國古代教育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重農恪印。在許多史籍中，都有重農思想的描述。法家李悝、商鞅等人最早明確提出“農本”觀念，李悝在魏國采取的政策是“盡地力之教”“禁技巧”，即發展農耕，約束手工業。墨子在他的論述中強調農業生產，“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聊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否則“一谷不收謂之饉，二谷不收為之旱，三谷不收謂之兇，四谷不收謂之饋，五谷不收謂之饑。”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認為“工商眾則國貧。”漢代思想家賈誼在《論積貯疏》中論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這些重農言論的傳播是古代思想家們教育活動的重要內容，他們的言論對歷代統治者和民眾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拿唐代來說，唐代實行“均田制”，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允許農民擁有小塊耕地，同時在役期上規定農民的最高役期，讓農民有更多的耕作時間。唐朝到745年有人口九百零六萬，比唐初增加數倍，開墾的土地面積大為增加、糧食充盈，這些都是唐朝統治者推行重農政策和農民接受重農思想說教的成果，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教育活動的成果。

中國農業文明也使得中國古代教育把是否知農、會農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標準。在《論語•微子》中有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的記錄，說的是孔子帶眾弟子周游列國宣傳儒家思想，一天，子路迷路，遇一老農，問其看到老師沒有。老農說，既不勞動，又不知道勞動知識，哪里配得上稱為老師。可見“四體”勤，“五谷”分是作為一個重要的人才標準存在的。1811年出生的晚清大儒、兩江總督8歲時能讀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早年的讀書經歷及親身感受使他非常重視對子女、親眷的勞動教育。他教育兩個兒子每天都要勞作，“以習勞苦為第一要義”，并且以同樣的要求對所有女眷包括自己的老婆。給他們規定了什么時候起床，什么時候織布，什么時候種地。以至于曾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自己家織做的。教育自己的子侄們:“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中國歷代史籍的許多記載都反映了中國農業文明對中國古代教育的內容和人才評判標準的影響。

三、中國農業社會蘊育了中國古代教育中的天人合一特點

農業生產是人們通過勞動來控制動、植物的繁殖與生產，以此來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需要。古代農業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呂氏春秋》“審時篇”指出:“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任地篇”提到: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把天時地利的自然變化看成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3]古代人們敬畏自然、順從自然、寄希望于自然。中國農業文明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特點導致了天人合一成為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內涵，使中國古代教育追求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成為重要的教育目標。我們說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人”不是天和人的實體存在，天是說指自然及其客觀運動，人著重強調的是情感、欲望，即人的主觀世界。在中國古代史籍中常有“天人合一“的論述，《尚書》有“惟天地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以及“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的闡述。《老子•二十五章》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亦云，“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莊子•田子方》)。“大地與我并生，而大地與我合一”《莊子•齊物論》典籍中又常有人與物相融的意境描寫。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擺焉……歲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大自然的變化影響人的情感變化，人與自然相生相感，這是與西方文明對自然的理性剖析所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深深影響著中國的古代教育。古代教育家們如孔子、老子、孟子、莊子、董仲舒、韓愈、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等，他們都在教育活動中，著書立說，演講說辯，傳播著天人合一的思想。象孔子認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賦予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和道德意義。孟子認為“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調了人性與萬物的融合思想，也強調了認識自我與認識自然的統一。總之，中國古代教育的天人合一教育內容是豐富精深的，同時也對中國當代教育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四、中國農業社會產生了中國古代教育對家庭教育的重視

古代農業生產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民族生產生活的范圍極小。正如錢穆指出的，農耕民族“生長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墳墓安葬于此”，所以他們“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綿延”。[4]由于農業生產的空間局限性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限制，以及農耕發展民族企望家族繁衍、代代相傳的心理特征，使中國古代教育家把家庭作為社會實施各種教育活動的最初起點和最基層的單位，使中國古代教育對家庭給予了更多的關注，更多的要求，使家庭教育成為古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的教育家們認為“天下之本在家”，要“治國平天下”，首先要“齊家”。“在封建社會，父兄在家庭中是家長，他們負責家庭教育的主要責任，是家庭的準則。宋王弘官至尚書并進位太保，他知道自己應是人們的表率，因此注意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禮法，以致寫書信均有一定格式，這是他的家庭準則。后人都仿效他，稱為王太保家法。齊中書令王延之家教很嚴，見子弟要先規定時間。他的兒子倫之也用這個方法。里面包含了封建因素，但家長作為榜樣注意嚴肅是有一定道理的。陳左仆射，侍中王旸，敦敦教誨諸弟，兄弟三十余人因受到規訓，所以家庭和睦。”[5]古代的許多名人大家在家庭教育中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寫下了大量的“家訓”、“家教”類著作，以教育子孫，警戒后代。現存最早的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流傳最廣，被稱為家教之祖。明末清初朱柏廬的《治家格言》，又稱《朱子家訓》，勸人治家勤儉、安分守己，是影響最大的家教典籍之一。古代教育家的家教觀對中國的家庭教育產生重大的影響。就深受儒家家教思想影響，他自己的家書又對中國近代、現代乃至當代都產生著更大的影響。錢穆對推崇備至，認為是影響了他一生的重要經典，他稱為“一大教育家”。李鴻章常以“敬恕”二字誡其弟子。馮天祥也以的“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的名言自勉及教育部下。的岳父楊昌濟抄錄過的家書和日記，以其中的精神教育學生。還在延安時期建議黨員干部們都要讀讀家書。

中國歷代家教典籍以及其它歷史文獻的家庭教育觀念雖然有不少帶有封建社會的糟粕內容，但它們重視對子女的家庭教育，重視營建良好的家庭環境，重視家庭結構的穩固，其中有許多思想、方法在今天都是可取的。象古人對慈、善、孝、貞、悌等家庭倫理要求，對現代家庭道德教育就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兄弟敦和睦范文第5篇

河南省大同文化教育中心的趙澤遠、劉永秀老師多年來持續不斷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并從中汲取精華，深得感悟。5月9日，圍繞著這些現實中的社會問題，他們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方面進行了一些闡釋，旁征博引，讓記者再次感悟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決策探索：現在，大家已經習慣把傳統文化用“國學”一詞來表達，那傳統文化和國學是不是能劃等號呢？

趙澤遠：我們接觸這些東西也已經很多年了，“國學”這個詞大家現在都這么叫，其實是不準確的。“國學”這個詞是近代的一個詞語，當西方文化來了之后，中國的文化為了要與西方的對稱，就把中國所有的文化一攬子起了個名字叫“國學”。其實，它是相對西學而言叫“國學”，實際上，還是用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好一些。

決策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在哪里？

趙澤遠：中國傳統文化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把天地宇宙人生的規律認知了，然后把這些規律用文字的形式給表述出來，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在。比如說黃帝時候的老黃歷可以算上萬年它都不會錯，已經把宇宙規律認識得很清楚了，后來圣人就把這些東西歸納成了社會規律、社會原則。比如說《論語》里邊孔子直接告訴后人怎么做人，怎么交朋友，怎么對待上級，怎么對待家庭，怎么對待社會和事業，它把這些按照原來對宇宙、對社會、對人生的認知都給總結歸納清楚了，后人按照這個規則去生活就行了，這種規則是超越了時空的，它沒有歷史局限性。用今天的話來講，它是一個超越了階級、民族、種族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決策探索：可不可以說文化就是一種生活的思維方式呢？

趙澤遠：文化不是歷史，文化是圣人對宇宙生命體證認知的大科學。記載這些大科學的文章就是經典。文言文是中國圣賢記載宇宙生命大道的獨特的語言方式，言簡意賅，又合于音律，這叫“微言大義”。文是經典，化就是經典思想指導下的生活方式。生命源于自然，稟賦天地之性而生，生命的過程必然要符合根本的自然法則。道是本于天地自然的生命規律，德是符合規律的幸福生活。儒釋道看待生命的智慧是一種生命本有的回歸，是開啟生活事業智慧的根本法門。比如，我們看自己，想到最多的是“學什么專業，專業搞了多長時間，有多少人脈關系或社會資源”，而很少看自己的隱藏在這些顯性條件背后的能量在哪里，這就讓很多人為了成功總是向外求，很少反觀自己。其實，文化的實質是以正確的觀念為指導的一種生活方式，順道而行，自然而德（得），正所謂“文以化世，道生德養”。

劉永秀：我們就是想在這種理念下向大家推廣一種我們中國本有的大同文化。

決策探索：何謂“大同文化”？

趙澤遠：就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最正統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是傳統文化的“根”。如果要去用時間界定的話，應該是在孔孟以前。孔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說過這樣一句話“我述而不作”，即是說，這不是我創作的，我只是把古代的那些圣人怎么做的告訴后人。孔子作為一個集大成者，他的這些道的來源主要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是中國核心文化的源頭，這些內容就散落在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五經》里邊。

決策探索：那又怎么看待孔孟以后的傳統文化呢？

趙澤遠：孔孟之后各家各派各抒己見，都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而且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慢慢地開始偏離了中國原本的天道、君道、人道合一的正統文化。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文化的載體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的是“術”，從這個時期開始文化逐步被政治奴役，成為私有統治的工具。漢朝以后，文化與私有統治結合得更加緊密，帝王們為維護自身的統治利益，想辦法去保住自己的社稷之位，當私心起作用時，他們將原本文化的道統觀念、仁政思想更加權術化、謀略化，就不會實行全心全意為百姓著想的“仁政”，離“公天下”的大同理想越來越遠。到了宋明理學的時代，文化完全淪為統治者的附庸，失掉了它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的喪失由政治墮落殃及到文化原有的人本思想，一些不符合人性的文化糟粕出現了。比如后來說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還有一些單方面要求的忠孝，就是“愚孝愚忠”；還有一些其他的現象，比如說女人裹小腳、過度限制女性自由的思想、夸大“三從四德”的概念等等這些摧殘人性的內容，都附會牽扯到傳統文化上。當這些雜七雜八的思想或者現象演變得多了，積累得多了，文化逐步成為奴役人性的枷鎖。故而魯迅先生定性“中國封建社會就是吃人的，翻開歷史就是吃人、吃人。”這些糟粕的東西越來越多，為政的越來越自私，慢慢地偏離了為政以德、仁政為民的原本思想。到清朝后期的時候，就達到了一個極端，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在很多地方失去了文化的本意，離正道越來越遠。實際上，中國近代的敗亡，首先是文化偏離正統的沒落。文化墮落了以后，很快就被別人吃掉了，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沒有了。“”打倒所謂的“舊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不把那些東西打倒的話，人心不會被重新喚醒，中華民族是很危險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打倒的是一個偏離正統的沒落文化，是一個被扭曲變形了的假文化。所以說，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實際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下為公的道統文化，是天地人相和諧的人道文化。我喜歡用大同文化表述她，因為中國原本文化的目標就是建構一個敦親和睦、其樂融融的大同社會。從這個意義講，中國文化是屬于全人類的，是中華智慧先祖們對整個人類的偉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