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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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會范文第1篇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一個的概念，意指在形式上保留有封建社會國家機關及主權所有，同時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國家控制與壓迫的社會。隨著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控制力度的加強，一部分國家會完全喪失國家主權，成為徹底的殖民地國家。另一部分國家則發生反彈，取得獨立地位。大部分國家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是不平等條約造成的直接影響。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指近代中國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半殖民地，是相對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獨立國家，實際上政治、經濟等社會各方面都受到外國殖民主義的控制和奴役，在社會發展形態上是歷史的沉淪;半封建是相對于完全的封建社會而言的。

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統治和自然經濟占主導，實際上社會已逐漸近代化，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斷發展壯大，在社會發展形態上是歷史的進步。半殖民地是從國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半封建是從社會經濟結構上看的。半殖民地是促成半封建的原因，半封建又是半殖民地的基礎。

除中國外，近代伊朗、緬甸、暹羅(泰國)、奧斯曼土耳其等國也曾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來源：文章屋網 ）

封建社會范文第2篇

【關鍵詞】自給自足 所有制 經濟基礎

作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是中學歷史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教學的難點，筆者從小農經濟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關系入手，來全面認識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所謂經濟基礎是在一定時期內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從中不難發現，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關系，而在生產關系的三要素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主導。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它是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國有制，主要形式為屯田制和均田制；農民土地所有制，它不占主要地位，但卻是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補充。

中學歷史對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表述通常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到底又是怎樣的？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關鍵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我們經常明確其特點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是一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從字面含義來看是自己生產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是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生產者通過自己的生產滿足了自己生活需要，因為無論漫長的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不是(或不能)自給自足。在此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可以理解為生產的極端封閉性，無論是產品的生產還是生產的分工幾乎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完成的，這樣的情況下，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實體，彼此孤立幾乎不發生聯系。如果說在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實體下的生產有極強的封閉性的話，那么從生產的目的及產品的分配上來看，自然經濟亦體現為自給自足。因此在階級社會，自然經濟作為一個社會經濟范疇，不能從單個家庭來解釋，必須包括剝削者和勞動者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經濟的存在時間范圍，另一方面做為一種經濟形態它是有階級性的。從中可以看出自然經濟的另外一個特點，即勞動者為自己和剝削者直接消費而進行生產。在這種經濟中，勞動者是直接生產者，他們的勞動也是直接的社會勞動，或自然形式的社會勞動(即不需通過交換即為社會所承認的勞動)。

從生產的性質來看它不僅包括生活資料的生產還包括生產資料的生產，在這里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生產，還不是全部的生產活動，因而又得出自然經濟的第三層含義。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幾種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一直存在，雖然它與通常所說的自然經濟有區別，但從根本上說它是自然經濟的補充。可以說在這樣的經濟單位中它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自給自足，相對于其他的經濟單位它是封閉。在我國的封建社會中，這種“單一的經濟單位”應當是大體相當于過去一個鄉里或邑縣，包括這一地區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還有小商人。否則很難做到從生產資料到消費資料的基本自給。一家一戶，包括手藝人，是一個生產單位，但不是一個經濟單位；他們聯合起來，才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每戶生產的農產品不盡相同，他們是靠在地方小市場上進行品種調劑、余缺調劑，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產的。這種調劑往往也經過商人，但它是使用價值的交換，乃至勞動的直接交換，應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

這樣，我們可以把自然經濟的概念再引申一層，得出它的第四層含義，或廣義的含義即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自然經濟，本來是與商品經濟相對立而言。因此，廣義地說，凡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或者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交換，都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從這個含義說，不僅包括農民家庭手工業，還包括獨立的工場手工業。從這一點上來看不僅是作為副業的工場手工業，還可把某些城市手工業包括在內。

在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發展的很完善，有效的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建立大統一的國家，商業一向比較發達，但發展程度很低。資料表明前夕，國內商品的流通額約為3.88億兩，其中糧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點四，鹽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為茶、絲和絲織品、棉花等。以糧食為例，糧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和糧食相交換。糧食商品化的情況是觀察自然經濟的重要標志。當時，在城鄉、地區間流通的糧食約有245億斤，占產量的百分之十點五，商品率不過百分之九。糧食從來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無論農民或地主出賣余糧，都是為買而賣。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物，但是，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盡管也會造成市場繁榮——卻又常成為自然經濟的補充。而其結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經濟利用它鞏固了自己。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之一。

封建社會范文第3篇

一、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的原因

（一）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雖然封建社會竭盡所能地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現實是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或者積極性低落“其民惰而不農”，“農者怠”。農民缺乏積極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商品經濟的侵蝕，“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糊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管子》也指出：“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由于封建經濟的發展，貨幣在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西漢時期晁錯進一步指出，農民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的原因主要是國家用珠玉金銀作為貨幣，有了它，人們就可以走遍天下而不愁吃穿，如果國家不用珠玉金銀而用粟帛作為貨幣，人們必然會附著于土地，致力于農桑生產。因為“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二）農民工作、生活條件惡劣。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是影響農民積極性的原因之一。農民積極性低落的根本原因還是農民生活太苦，“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西漢時期晁錯深刻分析了封建農民的痛苦生活，農業生產極為艱苦，“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而農業勞動生產率卻很低，農民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可是農民的負擔卻十分沉重。一是生活負擔，“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費用很大。二是賦役負擔，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治官府，給徭役”，“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極為繁重。三是受到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剝削，農民為了繳納賦稅，“當具有者半賈而賣（賤賣農產品），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與農民的生活狀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人或者靠囤積居奇，賤買貴賣發財，或者靠高利貸剝削暴富，他們過著“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的豪華生活。這必然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工商業愈發展，農民的積極性愈低落，工商業對農民有一種示范效應。“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怠”，點明了工商業對農民積極性的消極影響。因此，要使農民專心務農，真正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必須解決農業生產關系本身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問題。也就是說還必須重農。

二、調動農民積極性的措施

人的本性都是好利而惡害的，管理者要善于利用人們的這種本性，利用他們對個人利益的關心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要引導人們從事農業生產，提高務農的積極性，就必須“利出于地”，是人們能從務農當中獲得自己的利益，“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革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從以上的論述出發，封建思想家進一步闡述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有關思想。這主要包括關于明晰土地產權、相地而衰征和其他有關賦斂的論述。

（一）明確財產所有權。我國封建社會農業始終占據主要地位，保護耕地，保證農業的順利發展是保證糧食生產能力提高、封建經濟穩定發展的關鍵，而保護耕地，從根本上有賴于有效的土地產權設置和安排，依賴于土地產權制度建設。封建時代思想家將土地的產權概括為“定分”、“明分”、“審分”，雖然用此略有不同，實質則是一樣的。最早由慎到提出，“分”有多種含義，包括名分、職分、工作、社會等級關系等。在此我們認為也應該包括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即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一重要含義。《商君書》則明確指出“分”是一種所有權關系，“定分”就是確認人們的財產所有權。商鞅將土地與兔子作了一個類比：會有上百人追逐一只奔跑的兔子，并非因為這只兔子可以被分為上百份，而只是因為它的所有權并沒有確定，而對于集市上的兔子，卻沒有人敢隨便去拿，因為集市上的兔子無論有多少只，它的所有權是明確的。對土地來說也是如此，只要所有權確定，百姓就會各司其業，不會出現混亂，“一兔走，百人逐之，非此兔可分以為百，由名分未定。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愨，而自治也。”既然“定分”、“明分”、“審分”包含確定社會各階級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明晰財產所有權這一重要內容，實際上也就是主張不同程度地改善直接生產者的地位，從根本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封建社會農民最關心的產權問題土地產權，或者說最能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莫過于對土地產權的明晰，因為對于土地所有者來說，土地所有權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的法律意義，更在于憑借它獲得一份利益，即獲得土地地租收益。井田制廢除之后，把田地分給一家一戶耕種，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最好辦法“夫使眾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管子》則明確指出土地私有制對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的重要作用：產權明確之后，百姓會起早貪黑、竭盡全力、不辭勞苦地進行生產，“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而不分地的危害，是百姓對公田的勞動不愿抓緊時間，缺乏自覺性，“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勞動不認真，種田不盡力，既不能盡地利，也不能盡人力。《管子》在這里提出通過變革或調整生產關系、明晰產權來激發勞動者生產積極性，并最終得出結論“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在確立產權的情況下，農民有了對部分剩余產品的索取權，就會主動努力耕作。

（二）調整勞動成果的分配。馬克思說：“分配關系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生產關系”，調整分配關系也就是發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在這里我們所討論的是國家所確定的向地主、自耕農及租種國有土地的佃農所收取的地租對百姓生產積極性的影響。封建社會初期，思想家們就主張實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據不同的土地生產力或產量征收有差等的租稅的思想，商鞅、荀子和《管子》作者均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管子》一書還作了較為詳細的分析。這一主張觸及如何調整分配關系以發展農業生產的重大理論問題。隨著力役地租向實物地租的轉化，分配關系著這種變革如何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封建思想家從理論上探討這一問題，并在實踐中出色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商鞅提出“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主張按照收獲量的多少定地租的輕重。這樣國家的稅收制度可以統一，百姓的負擔也就公平了。老百姓的負擔公平，就會安心務農。荀子和《管子》也主張按照土地的不同等級定地租的輕重，顯然這是有關于實物地租實行辦法的規定。《管子?地員》還根據地勢高低，水泉深淺，土質的優劣，谷物草木生長的種類把土地劃分為不同的類別、等級，如將所有土壤按美惡色質的不同分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類，各類又細分了三十種，共九十種。“相地而稅征”的理論意義正在于承認客觀上由于土壤豐度和位置不同，投入等量的農業勞動，會得到不同的收入即必然產生級差地租。在征收實物地租的情況下考慮到這一差別，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到了封建社會后期，黃宗羲根據“三代之盛，賦有九等”，所謂“賦有九等”，是指將土地好壞分成九個等級征收田賦，提出應該根據最差土地的產量作為確定田賦的標準和原則，這樣做無疑保證了擁有最差土地的百姓的基本生活，“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而以最差的九等田地的產量作為田賦的標準，如果是實行十稅一，那擁有九等以上田地的農戶，就越往上越輕，其結果必然是擁有好地的農戶將獲得更多的利益和好處，即獲得因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級差地租，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于他們改善耕作狀況和擴大耕地面積，有利于較差土地的開墾，對于發展社會生產的作用是巨大的。

（三）農業稅問題。賦斂的輕重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關系更為直接，商鞅等人對輕稅能夠促進農業生產，重稅會損害農業生產又頗為深刻的認識，“征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征不煩，也不敗，則草必墾矣”，減輕賦斂徭役就是統治者少拿一點，給農民多留一點，這顯然有利于發展生產，保護生產者的積極性。減輕農民的賦斂徭役就是愛惜民力，以保證物質生活資料和勞動力的再生產能夠在正常的條件下進行，封建剝削要受到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和勞動力的生理條件的限制，“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反對無度榨取“度量不生于其間”，勢必破壞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條件，危及剝削階級的根本利益“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這就要求把部分剩余農產品留給生產者，使農民個體經濟逐年有所發展，這不僅關系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是關系到社會進步的根本問題。但封建思想家所主張的輕稅，是生產發展基礎上的輕稅，即發展生產比賦稅本身更重要，必須在重視生產和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有效地解決賦斂問題，“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如果把發展農業生產這個根本拋諸腦后，田地荒蕪，生產凋零，人均即使拼命搜刮，亦不能有太多收獲，且會危及自身存在。

封建社會范文第4篇

一

紫砂壺的出現并不始自明代，但是其開始興旺的時期卻是在明代中期。因此我們研究紫砂壺的著眼點也須從明代中期開始。

明代紫砂壺雖然并非專窯燒造，但是以江蘇宜興窯產品著盛。明代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中說：“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陶曷取諸，取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傾金注玉驚人眼’，高流務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世日趨華，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為之系。”①

顯然，宜興窯紫砂壺制作的著盛，得益于宜興獨特的地理和原料條件。“以本山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已經點明了宜興的土砂，能夠使茶的本香得以揮發。

明代中期以后，飲茶風尚的盛行。屠隆《考盤余事》中說：“構一斗室相傍書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子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淡，寒宵兀坐。此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②此外，記載茶事的筆記還有董其昌的《茶董題詞》、陳繼儒《茶董小序》、郎瑛《七修類稿》、沈周《跋茶錄》、陳貞慧《秋園雜佩》、許次紓《茶疏》、張謙德《茶經》、馮可賓《芥茶箋》、文震亨《長物志》、謝肇淛《五雜俎》……等等，不勝枚舉。所記載茶事，論及紫砂壺和制壺名家的地方有多處，反映出紫砂壺在當時是飲茶風尚的一種帶有標志性的物象。（圖一）

二

中國傳統的飲茶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時代。魏晉南北朝時，飲茶成為一種時尚和風潮，特別是成為一種社會意識的體現。晉代杜預的《荈賦》中，有“水則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則陶揀，出自東甌。”的記載。③中唐時期，飲茶風尚重又興起，不僅出現了陸羽的《茶經》，而且出現了“秘色瓷”。宋代時，飲茶不僅更為流行，而且茶事比唐代時更為精深。其斗茶使用福建建窯的兔毫盞和鷓鴣斑盞。　（圖二）（圖三）

以上所述魏晉南北朝、中唐和宋代飲茶風尚，皆處于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從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體系來講，漢代確立了以儒家文化為指導思想的封建體制；但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而陷入危機，進而導致社會的解體，出現了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唐時期，封建體制總結文化體系的發展經驗，形成了封建統治的良性循環，創造了盛唐輝煌發展的局面。中唐時，經過總結經驗形成的封建統治開始失去效力，封建的文化體系再次陷入危機狀態，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宋代。甚至在理學創立，封建文化體系確立了新的指導思想之后，危機的局面也總是伴隨著封建體制。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中唐和宋代，皆是封建文化體系的薄弱環節，而飲茶亦皆是這種薄弱環節的產物。如果以縱向的尺度來衡量，當魏晉南北朝封建體系弱化的時候，社會上興起飲茶風尚，而中唐和宋代時封建文化體系再次弱化時候，社會上再次興起飲茶風尚，不僅僅是對魏晉南北朝飲茶風尚的一種繼承。這樣社會一出現危機，就要以飲茶的辦法來應對，因此在這里，危機是一種循環，飲茶也是一種循環。

明代中晚期，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歷著重大的歷史變化。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社會上大興功利風尚。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進入產生“西學東漸”，使西方文化進入中國。這些都對中國的封建體制造成極大的沖擊，使封建的文化體系陷入深重的危機狀態。在這里，宋代確立的以理學為指導思想的封建體制日益陷入僵化，保守，面對重大的社會變故茫然無措。于是在封建文化體系之內，士大夫或改造自己的指導思想；或從傳統文化的理念中尋求，即興起新的隱逸文化；或對功利傾向進行轉化。而紫砂壺的出現正是這一歷史特征的體現。而這種體現的根本境界在哪里呢？

《后漢書》中說：“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于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于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④此段記載中的“壺”乃為容身之地。處于大變革時代，處于險惡環境之中的人們的容身之地可以籍此而延伸，可以演化為各種各樣的形式。如在中國古代的園林建設中，講究“壺井”天地，即以小見大，在有限的空間之中創造出廣大而豐富的世界。隱逸文化在先秦時期已經萌芽，又在封建社會皇權一統天下和對士大夫的絕對制約下逐步發展而得到進一步強化。封建專制的壓力迫使士大夫階層必須尋找和創造一種高度發達的間接和消極的方式，以保證自己的相對獨立達到社會機制所容許的程度。從東方溯的“避亂于朝廷間”，到竹林七賢，從“中隱”到理禪相融，士大夫的“壺井”世界不斷變換著形式，不斷發展著符合時代特點內容。如飲茶這種隱逸形式，從魏晉南北朝、中唐、宋代直到明代中晚期，不但愈加精細，愈加講究，而且愈加外化，愈加直觀。這是一個文化體系從發展成熟到不斷調節直到開始衰落的必然反映。

如魏晉南北朝時是“越甌秋水澄”，中唐時是越窯秘色茶盞；而到了宋代，情況就有所變化，雖然也是茶盞，但是福建建窯茶盞卻飾有“兔毫”、“鷓鴣”，其外露性就顯示出來，開始失去其內涵的因素，這是飲茶“壺井”的必然發展趨勢，也正是文化體系的生命力開始衰退在茶具上的反映。到了明代，封建文化體系的生命力急劇衰退，而由于長期不斷完善的結果，又使體系的 內部結構高度致密，既不許“壺井“中的分子逃脫，又把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拉住，并強行窒息在“壺井”之中。在這種狀況下，隱逸文化除了加強傳統隱逸文化的形式而別無他途，于是飲茶的”壺井”終于又被強化，而茶具則變為了紫砂壺，成為“壺井”的直觀體現者，遂達到了“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的境地。⑤

三

清代時飲茶風尚并未因滿族人入主中原而消退，不但興旺于民間，而且在宮廷中也大為盛行，這樣紫砂壺就成為宮廷飲茶的不可缺少的器具。不僅提高了紫砂壺的規格，而且豐富了宮廷文化的內涵。

清人吳騫襲明人周高起《陽羨茗壺錄》，撰有《陽羨名陶錄》，其自序中說：“………以惟宜興之陶，制度精而取法古，迄乎勝國諸名流，出凡一壺、一卣，幾與商彝、周鼎并為鑒賞家所珍，斯尤善復古者，………。”⑥

清代的紫砂壺形式較前更為豐富，從實物看有圓形、扁圓形、方形、扁方形、瓜棱形、包袱形（圖四）、提梁形、包漆形、方斗

和雕塑裝飾山水、花卉、水果等。（圖十）

清代紫砂壺表現形式的外化，是在明代紫砂壺“壺井”境界基礎上的一種新的發揮。而這種發揮的基礎則是康熙帝所奠定的清王朝的官方理念和審美理念。

滿族入關后，康熙帝把程朱理學立為清政府的官方哲學，尤其重視“格物窮理”思想觀念。他說；“古之正理，所以學者當于格物致知中，循序漸進，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從此推去，必有所得。”⑦

然而康熙帝并沒有忘記王學在封建統治的精神領域內的地位和價值，因而他為“正君心”而“主敬”。《康熙起居注》中說：“天命謂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愿是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若不用存誠工夫，豈能一蹴而至？………。”⑧康熙在御制文《居敬行簡論》中指出，主敬是實現政簡刑清的前提，人君只有以敬修身，正心誠意，才能實現無為而治。⑨但是王陽明的心學雖然是對宋學求心成分的繼承和參禪入理，但是到了清統治者這里則包含了元代以來封建統治者的心路歷程，即崇信藏傳佛教的內容，而藏教密宗講心是“染靜”，即以貪為心，以貪為理。⑩這樣官窯陶瓷的形體日益復雜，裝飾愈加繁密，色調愈加俗艷，寓意愈加外露。

康熙帝的統治思想實際上是把“格物窮理”和心學的思想結合起來，使兩者互相服務，這樣外在形式的張揚有了更為先進的技術保證，自身也就愈加肆無忌憚

如在紫砂壺的制作上，原本的“壺井”理念到了明代中晚期的茶具上演變為具體直觀的壺體，這已經在外在形式上走得很遠；而到了清代，“壺井”理念已不滿足于簡單的直觀形象，而是追求豐富多彩的外在表現，即“心”之“染靜”在于以貪為心，以貪為理。這在前述清代紫砂壺的造型和裝飾上鮮明地反映出來。這種“心”的追求在“格物窮理”所促進的更加先進的制陶工藝的滿足下，展現得更加完滿和細膩。

四

綜上所述，紫砂壺是中國封建文化體系循環的產物。從文化循環的角度講，飲茶是中國封建社會隱逸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表現形式從魏晉南北朝直到清代，幾乎可以伴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始終。隱逸文化是應中國封建社會文化體系的危機而存在，因而每當危機出現的時候，作為隱逸文化的飲茶風尚和相應的茶具就會出現，而中國封建社會和文化體系的危機循環出現，那么飲茶和茶具也會循環出現。當魏晉南北朝、中唐、宋代和明代中期，中國封建文化體系在縱向時間上循環危機，飲茶風尚循環出現的時候，便會在縱向時間上循環出現“越甌”、“秘色茶盞”、“建窯茶盞”、“宜興紫砂壺”。因此說明清紫砂壺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扮演越甌、秘色茶盞、建窯茶盞的角色。而由于明清紫砂壺出現于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晚期，因而其面貌不可能是越甌、秘色茶盞、建窯茶盞的簡單重復，而是更為直觀，形式更為絢爛，這是由于紫砂壺賴以生存的隱逸文化的不斷沉淪，其“壺井”境界不斷被腐化。當精神世界不足以容納世遷變化時，內在的因素不斷讓位給外在的因素，直至變成為形式而形式的造物。

注釋：

[1]明代周高起《陽羨茗壺錄》卷首，《古瓷鑒定指南》三編，孫燕點校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2]明代屠隆《考盤余事》，清代陸廷燦《續茶經》卷上之二《茶之具》，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3]晉代杜毓《荈賦》，選自熊廖《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后漢書·方術列傳》下。

[5]明清之際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一。沈芝盈點校本，中華書局2008版

[6]）清代吳騫《陽羨名陶錄·自序》。桑行之等編《說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清代康熙《理學論》，《御制文第四集總目錄》卷二十一。

[8]《康熙起居注》第一冊。

封建社會范文第5篇

【關鍵詞】《紅樓夢》；封建社會；女性人格

 

由于《紅樓夢》中的女性形象基本沒有經歷明顯的性格變化，所以我們很難通過其中的某個人物來探討封建社會女性人格的形成歷程。然而，如果從中選取幾個典型形象來作為封建社會女性在相應人生階段的代表，就不難推知這一歷程。

由于封建社會女性的活動領域一般局限于家庭，所以封建社會對女性的約束很大程度上是由封建家族制度產生的。同時，因為貴族女性所承受的家庭約束遠甚于平民女性，所以對貴族女性生存狀態的探討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了解封建家庭對女性人格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了林黛玉、薛寶釵、王夫人和賈母這四個貴族女性作為典型形象，用以探討封建社會女性人格的形成歷程。

一

林黛玉是女性本真人性的代表。與大多數封建社會女性的恪守禮法不同，林黛玉具有鮮明的個人思想與情感，對她而言自由與尊嚴的價值遠高于生命本身。身世和性格是造成黛玉堅持個性的主要原因。首先，寄居生活造成的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封建禮教沒能深入她的思想。其次，性格的叛逆使她不愿受制于封建禮教。而她對個性的堅持突出體現在她的多愁善感和孤高自傲的性格上。

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多是因情而發，她對“人欲”的高揚正體現了她對“天理”的蔑視。林黛玉素來不勸寶玉近什么仕途經濟，也不稀罕“什么臭男人拿過的東西”，但對“詞艷曲”卻十分癡迷。“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一回就記述了她對《牡丹亭》的“心痛神癡”。她之所以感慨于“原來姹紫嫣紅開遍，都這般付與斷井殘垣”的戲文，正是因為她與杜麗娘一樣都渴望有美好的愛情來點亮生活。“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是她對青春白白流逝的惋惜，“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有誰”是她對愛情無望的無奈。而父母雙亡、寄人籬下的身世是造成林黛玉強烈渴望愛情的主要原因。雖然，賈母視她為“心肝肉兒”，但敏感的性格和細膩的情感仍使她感到孤苦無依，“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正是她對愛的強烈呼喚。

林黛玉孤高的性格更加體現了她對個性的堅持。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體現出寄居生活已成為了她巨大的精神負累。但她并沒有像寶釵、探春那樣為得到賈府上下的普遍認可而拋棄個人的性格與情感，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她明知自己的多愁傷感已受到許多人非議卻仍堅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她雖無力改變自身的現實處境，但她堅持做一個精神的斗士，正如她所說“愿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 “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渠溝”。

二

在經過封建禮教教化之前，寶釵也應是黛玉式的人物，也應有本真的性格和個人情感的真實流露，在《紅樓夢》里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她曾經的影子。第二十七回里寫有寶釵看見一雙蝴蝶，“意欲撲了來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這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子應有的活潑自然。

但封建家庭教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磨滅了寶釵的本真的個性。出身名門的寶釵自幼就接受了嚴格的家庭教育。她“讀書識字”，用封建正統思想來規范自身；她“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具備了賢妻良母的基本素質。嚴格的家庭教育使封建道德深植于寶釵的思想之中，這集中體現在寶釵對待愛情的態度上。林黛玉癡迷于“詞艷曲”，而薛寶釵卻把紅玉對賈蕓的愛戀看成是“奸狗盜”。 年輕人本應強烈渴望純潔美好的愛情，而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竟能使一個花季少女把它視為下流不堪之物，這充分體現了封建道德對人性的極大壓制。相反，對于“待選入宮”寶釵卻沒有絲毫反對，這種蔑視女性人格的制度卻被她理所當然地認可了。一個人如果在最具有叛逆性格的年齡，尚且放棄“人欲”，因循禮教，那么，在此之后，他又怎能不“存天理，滅人欲”？所以，寶釵對愛情的否定是她服從封建禮教的突出體現。

同時，自身欲“上青云”的追求是寶釵性格變化的又一重要因素。不同于林黛玉的傲世獨立，薛寶釵渴望其社會價值的實現，因此，她極力贏得封建社會的普遍認可。她裝作猜不出元妃的燈謎，她專門點賈母喜歡的戲，她拒絕證實王夫人否定的藥方。而且，更令人震驚的是第三十二回金釧投井死了，寶釵用“失了腳掉下去的”來寬慰王夫人，一個僅十幾歲的女子竟可以這樣地漠視生命，對金釧用生命捍衛的尊嚴視而不見。可見，封建社會的道德體系和價值標準不僅造成了寶釵思想感情的喪失，更侵蝕著她善良的人性。

三

婚后的寶釵不僅將繼續克己守禮，還將喪失善良的人性，王夫人正是如此。

作為賢妻，王夫人把賈母和賈政的意志奉為天理，從不顯露個人的思想感情。第四十六回里賈母因賈赦要討鴛鴦做小老婆把王夫人也一齊怪上了，“王夫人忙站起，不敢還一言”。賈母無理的斥責難免使王夫人內心感到委屈，但是在三從四德的婦德體系下，她不能對婆婆的意志表現出一絲的不滿。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王夫人雖愛子心切，說話仍沒亂了禮法。“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卻也要看夫妻份上。”王夫人首先肯定了丈夫的做法，繼而才用老太太和夫妻情分來勸他。情急之下王夫人仍能克制愛子之情，可見賢妻之德已深入其骨髓。此外，王夫人對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完全服從，進一步完善了她作為“賢妻”的必備品質。盡管眾人都厭惡鄙夷趙姨娘，但王夫人只在第二十五回中因賈環燙傷了寶玉才罵了她一回，此外從未對她表現過不滿。而且，第三十六回中王夫人還因少了趙姨娘的月錢而盤問了王熙鳳。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是對女性情感和人格的莫大踐踏，而王夫人竟可在這一制度下做得無可指摘，可見其為恪守婦德已經完全放棄了個人感情。

作為良母，王夫人千方百計給寶玉創造良好的成才環境,但這不僅出于母愛,還摻雜了王夫人恪守婦德和追求利益的成分。一方面教育好家族未來的繼承人是對整個家族應盡的重要責任；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貴，寶玉如能順利地繼承家業，王夫人就有望成為封建家庭的最高統治者。而如果由賈環繼承家業,那么王夫人的家族地位將一落千丈。

封建社會的賢妻良母應該具備良好的理家能力，同時還要“寬柔以待下人”，以維護“祖宗顏面”。但事實上，這兩點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封建家族內部等級秩序的存在決定了統治者必然要壓迫被統治者，又何談“寬柔以待下人”？但王夫人通過讓王熙鳳來理家達到了治家與“寬柔”兼顧的目的。第七十四回中王夫人對王熙鳳說“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當個細心的人，所以我才偷個空”，可見王夫人讓王熙鳳理家，主要是為了省心。當然，王熙鳳與她的親戚關系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而最重要的是，這樣做可以避免王夫人親自去做傷人害人的事，有利于維護她的“寬柔”形象。繡春囊一事不僅使王夫人的理家能力受到了邢夫人的質疑，也威脅到了賈府的“臉面”。為了鞏固自身權威，挽回賈府“臉面”，王夫人決定抄檢大觀園。但此事執行者是王熙鳳，這樣,表面看來心狠手辣的劊子手就成了王熙鳳，而不是吃齋念佛、心慈手軟的王夫人。當然，王夫人仍掌握著治家的實權。“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一回中，王夫人向王熙鳳查問了月錢的發放情況并吩咐了給林黛玉做衣服的事。可見，飛揚跋扈的王熙鳳不過是個人，而“像木頭似的”王夫人才是真正的決策者。由此，王夫人便在實權在握的情況下樹立起了自己“憐貧恤老”“齋僧布施”的良好道德形象。

但是，出于母愛和對自身前途的考慮，王夫人對寶玉的事總是親自處理，從而使她的偽善得以顯露出來。

王夫人一直擔心寶玉與女子們的親密關系有礙寶玉的成才，這從黛玉初到賈府王夫人對她“你以后不要睬他”的交代中就可見一斑。第三十回中，寶玉兩次三番和金釧說話，王夫人都不予理睬，一旦金釧回答寶玉王夫人便即刻給她定了“下作小婦，好好的爺們，都讓你帶壞了”的罪名，“寬仁慈厚”的王夫人全不管“跟了太太十來年”的情分，在明知金釧被攆出去無臉見人只有死路一條的情況下，“亦不肯收留”。金釧的死無疑有礙王夫人“寬仁慈厚”的形象，也破壞了賈府“寬柔以待下人”的傳統。因此，王夫人給自己開脫說，只是“一時生氣”攆的金釧，本是想“氣她兩天，還叫她上來”的，不料金釧“氣性大”竟投井死了。而當正在為金釧“垂淚”的王夫人見寶釵來了，開口問的卻是寶玉，當得知寶玉并未對金釧的死做出什么反映，王夫人才又說起此事。她說金釧“忽然”投井死了是“一樁奇事”。待寶釵講了一番“據我看來”的說法，王夫人還是“我心不安”，最終用銀子和衣服了卻了“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的金釧的死。如果王夫人只是“一時生氣”害死的金釧，那么把“懨懨弱息”的晴雯“現從炕上拉了下來”由人架著攆了出去，已經把她的自私歹毒暴露無遺。

四

如果賈寶玉能夠順利地成為賈府的繼承人，王夫人就能成為像賈母那樣的擁有絕對權威的封建家長。作為賈府的當權者，賈母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封建家族利益，為此她的迫害對象已擴展到了骨肉至親。

首先，賈母的偽善比王夫人更高一籌。第二十九回中，賈母像一位高高在上的濟世者以廣濟蒼生的姿態通過對小道士菩薩一般的憐憫彰顯了皇親國戚應有的懿德。這一點薛寶釵和王夫人都難以做到，因為她們的目光僅在一己之私，而賈母則是站在統治者的高度，把整個賈府的形象當作自身形象來維護。但僅從賈母連最心愛的丫鬟鴛鴦死了娘都借故不準回家守孝就可見其剝削階級的本質。第五十四“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中賈母對襲人守孝的前后不同態度更加突出地顯示了她的偽善。賈母聽說襲人因守孝沒陪寶玉出來，便說“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她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里不成？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待得知襲人主要是留下盡奴隸的職責，賈母便不予追究，還關心起襲人母親的死來。可見,只要不威脅其統治利益賈母就會擺出一副“惜老憐貧”的慈善面孔，而一旦統治秩序受到威脅她就會毫不猶豫地給予鎮壓。

其次，為了家族利益，她可以舍棄親情。作為封建家族的當權者，賈母深感對家族興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她十分“溺愛”家族繼承人賈寶玉。但這種“溺愛”也是有底線的。第五十六回中賈母曾對甄家人說“像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她們有什么刁鉆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賈母雖意在以此顯示詩禮之家嚴明的家風，但這也說明當親情與家族利益發生沖突時，賈母會舍棄前者。而“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之后所說的“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的話則昭示了他志向不改的決心，由此可見其被賈母拋棄的必然性。賈母對年輕一代婚姻的態度也體現了她對親情的漠視。在第五十回中賈母嚴厲地譴責了佳人才子的書。她說那些見了男人就想起終身大事的小姐是“鬼不成鬼，賊不成賊”，并以自家姊妹們不聽這些書，不懂這些話為傲。可見，賈母雖百般寵愛她們，但一旦她們壞了“世宦讀書家的道理”，也必將被無情地拋棄。由此可知賈母在寶黛的愛情悲劇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為了維護家族利益，賈母甚至可以拋舍最心愛的寶玉和黛玉，這可謂是她漠視親情的突出體現。

五

綜上所述，封建社會女性的人格變化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從林黛玉到薛寶釵是封建社會女性在思想上建立起完善的封建道德體系，從而喪失了自我價值判斷和個性特征的過程；從薛寶釵到王夫人是女性人性惡化，由受害者轉變為迫害者的過程；從王夫人到賈母是女性上升為封建家族統治者，為維護家族利益而漠視親情的過程。

女性第一階段的人格變化的主要體現在本真人性的喪失上，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是封建道德教育。封建道德教育否定“人欲”，尤其否定。為了宣揚封建婚姻制度的合理性，封建禮教要求青年男女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實現婚姻關系，這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愛情。因此，寶釵對愛情的唾棄體現了她對對禮教的絕對服從從而造成了她本性的喪失。

女性第二階段的人格變化主要體現在人性的惡化上，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是封建社會對女性提出的賢妻良母的行為準則。因為，對于封建社會的“賢妻良母”，恪守道德是基礎，而治家有方才是關鍵。如上文所述，這不僅關系到家族秩序，還關系到家族形象。而治理一個等級秩序嚴格的封建家族將必然造成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壓迫，從而造成了女性家庭管理者人性的惡化。

女性第三階段的人格變化主要體現在對親情的漠視上，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是封建男權制度。封建男權制度決定了男性家族繼承人對于封建家族的重要性。

如果他們無意發展家族事業，必將遭到嚴酷的鎮壓。同時，男權制度還決定了女性的附屬地位，她們沒有戀愛的自由更完全選擇婚姻。封建家族統治者對于她們違背這一規范的任何行為都將給予堅決的鎮壓。對于青年一代的鎮壓造成了女性家族統治者對于親情的漠視。

可見，是封建制度及其道德規范造成了女性人格的惡化和人性的扭曲，大觀園里這些純潔美好的女子也終將變得如王夫人般偽善，如賈母般冷酷。林黛玉的紅顏薄命固然可悲，但她至少得以“質本潔來還潔去”。而寶釵卻只能以冰雪聰明之質、天香國色之資身陷“渠溝”，尚不自知。所以，千紅萬艷的真正可哭可悲之處并不在于她們的香消玉殞，而在于其水質靈魂的隕落。而身陷“渠溝”之后，她們又將難以避免地從被害者轉變成迫害者。封建社會壓迫和殘害女性的工具竟是女性自身，這才是中國封建社會女性的最可悲之處。

參考文獻

［1］ 曹雪芹.石頭記.周汝昌校訂批點本[m].周汝昌點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0

[2] 吳寶成.捧心西子“淚”為魂——林黛玉之哭淺析[j].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4)

[3] 李哲,宋偉. 普通大眾生存悲劇的代表——薛寶釵[j]. 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5)

[4] 霍彤彤.20世紀賈母研究綜述[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4,(4)

[5] 王素.論王夫人[j].新學術,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