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經濟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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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制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都是要優化資源配置，以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如何配置資源就成為經濟運行的基本內含。在地主制經濟下，主要有如下三個資源配置主體。

中國封建社會的國家政權，是封建專制政權。包括賦稅在內的財政收入，是皇室、貴族、官吏和軍隊等整個政權機構借以維持生存的源泉。封建政權通常是通過政策、法令和制度等行政手段，以征調賦稅和其他財政收入。國家干預就成為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機制，即通常所說的“看得見的手”。

地主制經濟是地主將土地分租與農民以收取地租的經濟制度。地主通過地租并通過地租的再投資以干預資源配置，也是支配經濟運行的一種機制。包括自耕農和佃農在內的廣大農民，除了為封建國家和地主生產租與賦之外，還要從事自給性生產，以滿足溫飽需求，維持自己的生存。農民自給也成為支配經濟運行的一種機制。地主干預和農民自給，可以說是另外兩個“看得見的手”。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已有一定的發展，市場也成為配置資源的一種機制，即通常所說的“看不見的手”。

國家干預、地主干預、農民自給和市場機制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并互為消長。隨著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它們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明顯的發展階段性。本文將對其發展的階段性及其特征作點粗略探討。

從秦漢到唐代中葉，封建國家采取剛性政策措施干預經濟，是國家干預占居主導地位的時代。

秦至西漢初，封建租佃制方起，自耕農大量存在。他們是國家賦役和軍隊的主要來源。當時封建租佃制的代表是豪強地主，西漢政權從與地主爭奪自耕農出發，采取了“除豪強、抑兼并”的政策。董仲舒、王莽等人以租重于賦，致民貧困為由，一再攻擊租佃制，說租佃制使“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是“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①。并用酷吏，設刺史，查問“強宗豪右占田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②。告緡與徙陵都要帶上“豪杰兼并之家”③。以后封建政權與地主爭奪自耕農的斗爭一直延續下來。晉代實行占田蔭客之制，實亦包含限制法外占田、法外蔭客之意。以后多次土斷、括戶也都是為了與地主爭奪自耕農。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更是為了保護與培育自耕農。又加以農業生產中又使用奴婢，因此封建租佃制的發展緩慢曲折，作為封建國家賦役征課對象的自耕農始終保有重要地位。

①《漢書·食貨志》，《漢書·王莽傳》。

②《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

③《漢書·地理志》。

1、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主體。當時封建國家對農業的干預，直接深入微觀經濟領域。

首先，采取“制民之產”的土地政策，通過建立田制，以配置土地資源。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封建國家總是釆取分配土地的政策，讓農民保有一定數量的土地，以保證國家賦役的征調。漢代以后，經過曹魏屯田、兩晉占田、北魏、北齊、北周和隋、唐五朝的均田，都是封建國家在承認土地私有和土地買賣的前提下，建立各種田制，以干預土地資源的配置。

漢代以“賦民公田”、授田型的“假民公田”和租賃型的“假民公田”等形式，將公田分配與農民耕種。曹魏以提供牛種、官民分成辦法，組織農民在公田上屯田。兩晉的占田制，國家并不授與農民土地，而是規定農民可占田百畝，以鼓勵他們通過開墾占有土地。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則是向農民授田，露田和口分田身死交還，桑田與永業田終身不還，并可世襲。

其次，采取征調實物與勞力的財政政策，建立賦役制度，以配置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農民作為微觀經濟的主體，本應有權安排自己的生產，封建國家卻通過賦役制度越俎代庖。秦漢以來，農民須向國家提供徭役，有時徭役繁重，征調無時，嚴重影響農民生產，論者已多，無庸贅述。

漢宣帝時，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①晉顏斐為京兆太守，時經戰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牛車。斐又課百姓，令閑日取木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②地方官吏既用“勸”，又用“令”，具體安排農戶生產。國家干預之深入，于斯可見。但這只是封建國家提倡的一種典型，還不是可以廣泛推行的制度。

漢代田租征糧，口賦算賦征錢。從曹魏開始加強了實物稅的征收。除征糧之外，又征絹帛絲麻等物。北魏是一夫一婦納帛一匹，粟二石。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納布一匹。唐代前期，租是每丁每年納粟二石，調是每丁每年納絹(或綾絕)二丈，并納綿三兩。納麻布者加五分之二，兼納麻三斤。這都是剝奪了他們自由種植的權利，迫使他們種?？椊?，種麻織布，加強男耕女織。更有甚者，還規定農民種樹。北魏規定農民在桑田中“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授麻田的農民，亦“依法課蒔榆棗”?！跋奕攴N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③唐代規定農民永業田中，“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④

2、漢初，“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⑤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呈現蓬勃發展的生機。漢武帝基于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禁榷制度，大力發展官工商業，將工商業發展納入國家壟斷的軌道。

先是榷鹽鐵。鹽、鐵是市場流通量大、而又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商品。于是“筦天下鹽鐵”。⑥對鹽實行民制、官收、官運、官銷控制流通過程的專賣。對鐵更是由官府直接組織開礦、冶煉、鑄造器物，以至運輸銷售，實行控制生產與流通全過程的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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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龔遂傳》。

②《晉書·食貨志》。

③《魏書·食貨志》。

④《通典·田制下》。

⑤《史記·貨殖列傳》。

⑥《史記·平準書》。

繼而榷酒酤?！翱h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得復酤”。①官府設作坊釀酒專賣，獨占酒利。

錢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先是郡國鑄錢，私人也鑄錢，貨幣混亂。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②

還通過均輸、平準發展官商業。西漢政府用“齊勞逸而便貢輸”③和平抑物價的名義，將各地貢賦收入作底本，對某些大宗商品進行地區間販運貿易。又控制商品的批發和零售環節，吞吐物資，以調節供需，穩定物價，于是“置均輸以通貨物”，“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乃“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為推行上述政令，在郡縣設置鐵官、鹽官、銅官等，分別管理各類工商業。規模最大的冶鐵業與鑄錢業，從業人數達十萬以上。由于國家壟斷市場，“富商大賈無所謀大利”，利歸封建國家，“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④。漢代的這套禁榷措施，以后歷代相承，但時有變通。

3、國家干預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東漢時，世族地主強大，依附農租佃制漸起。三國曹魏、孫吳賜客、復客給功臣貴族，使依附農合法化。西晉頒蔭客之制，東晉亦有給客之制。依附農租佃制的興起，實與封建國家的干預有關。

漢代，封建朝廷、貴族、官吏帶頭，地主、富商大賈后隨，都大量使用奴婢從事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經營。西漢末，孔光提出限奴婢的建議，亦未得到封建朝廷認準。魏晉南北朝仍是“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官私礦冶之中，還有大量刑徒、“放流人民”、“亡命者”之流。微觀經濟領域中充滿了沒有人身自由的勞動者。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國家參與了封建生產關系的決定。雇傭勞動難以發展。

4、販運貿易作為當時最重要的商品交換，主要是將全國各地的特產品和奢侈品運往城市，供居住在城市中的皇室、貴族、官吏消費。農產品的商品生產亦因此主要集中在城市周邊。只有那些與封建政權聯系密切、能“交通王侯”或官吏、商人一身二任的富商大賈，才能“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⑤?；颉耙怨钪?，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⑥。市場機制受到官工商業的嚴重壓抑，作用微弱。

唐代中葉至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干預松解，地主、農民和市場支配經濟運行的作用發展。宋代實為其轉變之關鍵時期，正如陳寅恪教授在《論韓愈》一文中所說，“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于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于文化學術考亦莫不如此?！鼻宕^續發展，成為又一重要時期。

①《漢書·武帝紀》應劭注。

②《史記·平準書》。

③《鹽鐵論·本義篇》。

④以上見《史記·平準書》。

⑤仲長統：(昌言·理亂)。

⑥《晉書·江統傳》。

唐代中葉，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解體。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從此“授田之法盡廢”。國家既不干預土地分配，又不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有力地推動了土私有制的發展。唐宋時期庶民地主、中小地主興起，逐漸成為地主制經濟發展的主流。到明清時期，庶民中小地主在土地占有上已居絕對優勢。

由于地主制經濟的發展，自耕農減少。封建賦役制度遂由“以丁身為本”的征課，過渡到“以資產為宗”的征課，并向重賦輕役的方向演進。唐代兩稅法按貧富等級征收戶稅和地稅。宋代兩稅則只以田為征課對象，取消唐代的戶稅。徭役亦開始以家資列戶等作為派役依據，實亦向財產稅轉化。封建賦役遂從主要征課自耕農轉變為主要與地主分割地租。所以趙匡胤說：“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兼并之財，樂于輸納，皆我之物”。①

西漢田賦曾從什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東漢初又曾實行過什一之稅。自此之后，封建國家的田賦大體都是在此幅度內調整。而地租從秦漢“見稅什五”之后，歷代都大體維持不變。如明代，“富者田連阡陌，民耕王田二十而稅一；耕其田，乃輸半租”。②這是說，佃農須用秋糧畝產量的二分之一，才能交納一畝地的地租，也就是須用一半左右的耕地所產糧食交納地租。而自耕農只須用秋糧畝產量的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至多是十分之一，就可以完納一畝地的田賦。在這一點上，封建地租干預農業資源配置的能量要遠大于封建賦稅。在隋唐以前，封建租佃制還不夠發展，從整體上說，國家對農業資源配置的干預還是大于封建地主的干預。唐宋以來，隨著地主制經濟的發展，自耕農相應減少，佃農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力量，成為農民的主體。封建田賦又寓于地租之中，主要從佃農的剩余產品中提取。從此封建田賦配置農業資源的作用減弱，而封建地租配置農業資源的作用加強，封建地租遂取代封建賦稅成為支配社會經濟運行的第一位的機制。

地主家庭是土地財產營運的主體。它總是按地產增殖的要求，通過地租的再投資和有效利用，以營運地產。地主就不但通過地租干預經濟，還通過地租的再投資以干預經濟。唐中葉后，天下財富已主要為地主所占，許多原來由封建政府經管的公共事業，如土地墾辟、農田水利、河道橋路、儲糧救荒等等，由于疆土日辟，人口日多，正如后人所說，如仍由“官為經理，勢不暇而資亦不繼”，③遂大量由政府行為轉化為地主行為，主要由地主的再投資解決。此外，封建社會早期，商品經濟還不發達，地主需要自營生產，以滿足自己的日用所需。地主從事自給性生產，是古老的歷史傳統。自唐宋以來，由于家庭同居之制漸衰，地主家庭縮??；農民商品生產發展，商品取給便利，特別是中小地主日益增多，地主的自給性生產相應發展并逐漸小型化，其所支配的土地與勞動力總量大大增加了。

地主上面的這些地租再投資，都是不受市場調節的。其受市場調節的部分，更值得探究。封建社會早期，商品經濟不發達，地主還要用自己的土地從事商品生產，為社會提供商品。這也是古老的歷史傳統，《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有反映。地主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他們通常會與出租土地相比較，如果雇工從事商品生產，能獲得一個超過地租的余額，即利潤要高于地租，他們就會雇工經營，否則，就不如出租土地。在農民商品生產還不發展的時候，地主的商品生產具有一定的壟斷地位，加以又能使用奴婢這種廉價勞動力，因之能獲取高利潤，得以存在和發展。在農民的商品生產有了發展以后，加以社會經濟發展，奴婢勞動逐漸廢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勞動力價格上漲，生產成本增加，地主的商品生產難與農民低成本的商品生產競爭，遂逐漸萎縮。這種情況在南宋時就已出現。楊萬里說，“某之里中有富人焉，其田之以頃計者萬焉，其貨之以舟計者千下焉。其所以富者不以己為之而以人為之也?！庇捎诼犃藙e人的勸告，“富人于是盡取其田與舟而自耕且自商焉，不三年而貧。

①王明清：《揮麈后錄余話》眷1。

②《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

③民國《三臺縣志》卷2。

何昔之分而富，今之全而貧哉?其人者昔廣而今隘，其出者昔省而今費也”。①這雖然不定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但卻是實際經濟生活的人們頭腦中的反映。明初，朱元璋當政，他不但要征糧、棉、絲，還要按畝征布、帛以至紅花、藍靛，甚至規定，“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②。這就遏制了農民的商品生產。加以江南賦重，農民大量逃亡。地主趁機利用廉價勞動力發展商品生產，導致了明代中葉地主商品生產的一度繁榮。至清，地主的商品生產就只是在某些特殊有利的條件下孳長，在某些經濟作物中稀疏地存在。

隨著社會經濟和商品生產的發展，市場擴大，增加了對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需求。不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借貸增多，如宋代，“田農之家，往往舉息錢以市種與牛乃克播種”。③就是商人也需要借資營運。宋代有些商人就是“即多就舉貸，行賈江湖間”。④清代更有發展，“大凡貿易，不能悉屬現資，時有所稱貸于人”。⑤大商人也是如此，清代長蘆鹽商，“秋冬攢運之時，需本尤多，往往稱貸于人”。⑥

利潤一般都是投資的風險報酬。投資的風險越大，其利潤就越高。封建社會也是這樣。所以有人說，“擁田宅享租人者利什之一，廢著居奇者利什之二，出藏鏹稱貸以權子母者利什之三”⑦。商業，特別是高利貸，比投資土地風險大，所以利潤也高，并以地租收益為最低界限，否則商人和高利貸者就會“衣租食稅”而當地主，不會去冒那種賠本、倒賬的風險。地主在商品生產上的出路既不廣闊，遂向商業和高利貸挹注資金。不但官僚、富豪地主如此，中小地主也如此。這種情況在農村的發展尤為突出。

土地占有、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是封建社會中瓜分農民和手工業者剩余產品的三種經濟形態?！百Y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與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⑧宋代以前，封建國家有限田、均田、禁榷、土貢、官工業、抑商等制度和政策；官僚地主在占有土地上具有種種封建特權，賜田、請射、投獻盛行；而土地商品化的程度也比較低，出賣土地甚至要“先盡親鄰”。土地、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三者的相互轉移遂受到許多限制，它們在剝削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上并不是居于平等地位。到了宋代，上述這些限制逐漸松解，到了清代更已基本解除。地主投資商業和高利貸，商人和高利貸者投資地產，都逐漸增多。資本的這種自由流動和互相支持，把最穩妥的生息形式和最大化的生息形式揉為一體，使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結合日益成為社會財富分配的基本結構和社會積累的主要方向，既大大促進了商品市場和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市場的發展，也使三者剝削機會均等化，調節了他們在分割農民和手工業者剩產品中的矛盾，緩和了土地權與貨幣權的對立，鞏固和發展了封建經濟。

地租的再投資從商品生產轉向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地主干預經濟的一個重大變化，也是市場配置資本資源的一個重要結果。

①《誠齋集》卷36。

②《明史·食貨志》。

③祖無擇：《龍學文集》卷10。

④周行已：《浮址集》卷7。

⑤梁章鉅：《北東園筆錄續編》卷3。

⑥清內務府奏銷檔，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征瑞奏。

⑦同治《霍丘縣志》卷3。

⑧《資本論》第1卷第167頁。

在地主制經濟下，包括自耕農和佃農在內的廣大農民，通常是種糧以食，織布以衣，實行“男耕女織”，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維持家庭的溫飽。農民人數眾多，他們這種自給性生產所支配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在整個農業生產中占有巨大的份額。

農民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所形成的自給機制，推動了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保證了人口的繁衍、封建經濟的運行和封建社會的發展。

首先是推動了土地資源的開發。“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產，皆出于田”。①封建社會的人口主要是農業人口。隨著人口的持續增長，農民必須不斷地墾辟土地，以首先保證自己的生活需要，并進而保證其他人口的生活需要。幾千年來，他們從平原墾到丘陵地區，再從丘陵地區墾到山區以至邊疆。據估算，漢代耕地約為二三億畝，宋代約為五億多畝，清代約為八億多畝。從實質上說，中國的耕地就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給機制所推動而不斷墾出來的。

正是由于土地墾辟對于封建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封建國家歷來都采取優惠政策，鼓勵墾荒。如實行誰墾誰有，永準為業；在一定年限內不征收錢糧和減免差徭，有時還提供牛具、種子。特別是墾及荒山等劣等土地，更會租賦兩輕。如清代陜西、四川、湖北毗領山區的墾荒，“國初定賦之時，多系未辟老林，故率從輕科”?！岸ㄕn既為無多，故其賃田之租，亦不似外間之按每畝而定也”?！翱兔窠o地主數千錢，即可租種數溝數嶺”。②這些都無疑會有利于促進墾荒。

其次是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小農經營是中國地主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在小農經濟體制下，由于生產規模狹小，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必須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從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農業生產力還比較低下，自耕農為繁重的賦役征調所困擾，佃農為嚴格的人身依附關系所困擾，農民經濟發展緩慢，廣大農民只能以自用有余和交納租賦以后的少量產品，以換取自己不能生產的必要的產品，始終難以擺脫《孟子》所說的那種“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格局。農民經濟具有濃厚的自然經濟色彩。唐代以來，封建束縛逐漸松弛，農民的人身自由有所發展。封建國家的賦稅制度逐步實現了賦役并重到重賦輕役和役并人賦的改革，并基本上實現了從征收實物稅到征收貨幣稅。租佃制度也逐步實現了從分成租到定額租的轉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完全分離。這些變革，為農民發展商品生產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證。

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費用增加，對貨幣的需要也因之增加。他們遂進一步實行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通過發展商品生產，以實現從出售少量自用有余產品平衡家庭的生產與消費，到以商品生產平衡家庭的生產與消費的轉變。

農民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可以利用全家男女老幼的勞動力，可以利用夜以繼日、晴雨無礙的勞動時間，實行有效的家內分工和協作。這就會造成巨大的節約，以最低的成本生產商品。農民的商品生產，又一般都“不計工食”，不顧及勞動力成本，只計較生產資料成本，可以接受低于價值的市場價格。在農民的商品生產有所發展之后，由于農民的生產成本低，農產品和某些手工業品的市場價格水平，就會由農民的生產成本所決定。農民的這種競爭優勢，會有力地排擠地主以至商人的商品生產而占領市場。

①《宋史·食貨志》。

②《三省邊防備覽》卷11、14。

唐宋以后，特別是到了清代，廣大農民的農牧業商品生產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許多農產的商品性生產超過了自給性生產。農民家庭手工業的商品生產也獲得發展，有些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并已取代農業成為主業。農民已成為第一市場主體，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供應者。

在農民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許多地區的區位優勢發展為商品優勢、棉、絲、麻、糧、麥、豆、茶、布、綢等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出現了產地集中和布局優化的地區分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在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條件下，農民經濟主要是一種糊口經濟，或者說是一種溫飽經濟，因此，農民發展商品生產，主要是為自給所驅動，是為了換取使用價值，以滿足自己家庭的生產與生活需要，實具有自然經濟的內核。如同馬克思論述歐洲中世紀城市手工業那樣：“城市手工業在實質上雖然是以交換和創造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但在這里生產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證手工業者，手工業師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價值，不是發財致富，不是作為交換價值的交換價值”。①盡管如此，唐宋以來，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始終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恩格斯說過：“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耙磺猩鐣冞w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都“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②由農民自給機制所推動的土地墾辟和商品生產的發展，正是在生產與交換的關鍵環節上，保證了封建經濟的運行和封建社會的發展，從而具體體現了農民歷史創造者的作用。

四

資源配置是否優化，是否合理，最終表現為社會宏觀經濟效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與現代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市場是最主要的資源配置主體不同，有國家、地主和農民多種資源配置主體。資源合理配置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宏觀經濟效益，具有雙重內含，其一是，國家、地主、農民共同參與，使有限的資源獲得比較合理的配置，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大體平衡，以維持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并得到發展。在清代，以增長緩慢的有限土地，養活了迅速膨脹的巨大人口，在世界農業史上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這當然是廣大農民勤勞奮斗的結果。在中國傳統農業中，封建賦役制度和租佃制度決定著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這些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與效益水平。上述成就，與賦役制度和租佃制度經過改革，提供了一種比較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是分不開的。

其二，多種資源配置主體，也是多種利益主體，其經濟利益又都是相互對立的。資源配置優化，又會集中導致多種資源配置主體利益的相對協調。這種利益協調并不是指利益趨向均等，而是指現實經濟制度所決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能獲得相對協調地發展，而不失之于畸輕畸重。

商品經濟發展，是資源配置優化。而資源配置化化，必然會帶來資源效益優化。秦漢以來，農民只能通過墾荒和國家授田占有土地，買置田產的記載極少?！稌x書．郭舒傳》有武昌城西“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的記載，但究竟是地主還是農民，仍難判定。宋代以后，農民甚至佃農買地的記載漸多。北宋湖湘一帶，有些客戶“或丁口蓄多，衣食有余，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戶名，便欲脫離主戶而去了③呂大鈞甚至提出“保民之要”，除“存恤主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頁。

②《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3卷第307頁。

③胡宏：《五峰集》卷2。

戶”之外，還要“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為主戶”，①可見佃農買田已非偶發現象。有些佃農已買置田地成為自耕農民以至地主，如汜縣李誠莊，有些佃農已成為“奧族”，“建大第高廩，更為豪民”②。明清時期，農民從事商品生產，力農致富的記載尤多，但是，佃農成為自耕農，特別是成為地主，在整個佃農中終究只能是極少數。廣大佃農即使不能追求利潤，卻可以追求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優化。一個完全意義的佃農，應該有除土地以外的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如耕牛、種子、農具和住屋、口糧等等，還要有一筆為數不少的押租金。宋代以來，這種佃農在逐漸增加。到清代，定額租和押租的發展，更是完全意義的佃農大量增多的反映。隨著永佃制的發展，到清代，佃農的田面權在南方各省發展。佃農可以有權轉讓佃權，可以向下一輪佃農收取地租，還可以典賣田面權?！疤锝灾鞯鑳蓸I，佃人轉賣承種，田主無能過問”。③據道光間成書的《浦泖農咨》說，松江府一帶，田面價“向來最上者一畝可值十余千，遞降到一二千錢不等”?！跋騺怼碑斨盖〖螒c間，其時銀一兩長時間值錢千文左右。如此，則．田面價是每畝值十余兩至一二兩。不可謂少，這無疑是佃農經濟的一種發展，也是佃農中農化的一種反映。這些都是農民商品生產發展的成果。

佃農貧困化現象，在封建社會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時間和一定地區，還會嚴重存在。但是，從唐宋以來，特別是明清時期，佃農自有經濟的充實，應當是佃農經濟發展的主流，或可毋庸置疑。佃農如此，自耕農可知。

清代文獻資料對農民商品生產發展有許多評價：“賦稅易完，用度易辦”、“充賦治生，倚辦為最”④之類，比比皆是，這說明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有利于他們維持溫飽，并追求小康。同時，也有利于向他們提取剩余，地主可以比較順利地提取地租，封建國家可以比效順利地提取賦稅。張英說，“諺云：良田不如良佃?！嫉柚嬗腥阂桓N及時，二培壅有力，三蓄泄有方?！栌杏喽魅艘嗬雹?，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四川的官吏說，“凡征糧責之首戶，每歲夏初絲出一完，秋初，煙葉上市一完。至冬收獲，掃數全完。故爵秩全書所載，各省皆有沖繁疲難之缺。而蜀中獨無疲之一字。吏斯土者，催科無下考之書，蒲鞭有不試之日⑥”。江蘇是租佃制發達的地方，有人說，清代中葉“無不完之稅”，在“乾隆中年以后，辦全漕者數十年。無他，民富故也”⑦他們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①呂大鈞文，《宋文鑒》卷106。

②魏泰：《東軒筆錄》卷8。

③陳道文，《清經世文編》卷3l。

④康熙《蘭陽縣志》土產志，道光《臨邑縣志》風俗志。

⑤張英前引書。

⑥乾隆〈郫縣志〉卷8。

⑦馮桂芬：《顯志堂集》卷9。

歷史實踐又說明，商品經濟，從而市場機制，也是國家、地主和農民之間利益的調節器。封建帝王可以輕徭薄賦，蠲免田糧；地主也可以減租免息，以協調三者之間的利益。但是，這或者是在政治經濟形勢不利時作出的妥協，或者是出于帝王和地主個人的品質和意志，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商品經濟、市場機制作為國家、地主和家民之間利益的調節器，主要不是通過減稅減租，而是通過發展生產，提高農民經濟收益而實現的，它體現了一種經濟必然性，與此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歷史上封建國家和工商業家利益的協調，也往往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如宋代，鹽、茶仍為兩大禁榷商品。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封建國家終于懂得，“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滯”①，導致了國家既不從事生產，又不從事流通，全憑賣引與商人而“分其利”，遂使“商于陸者，不寶鹽鐵，即寶茶茗”②。到明代，封建統治者又終于懂得了“山澤之利，民取之則有余，官取之則不足③，導致了明清時期礦冶的開放民營。又如前面所說，土地占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在分割農民和手工業者剩余產品中的矛盾，也是由商品經濟發展所調節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商品經濟、市場機制、是中國封建經濟中，協調國家、地主和農民利益的積極而有效的調節器。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與市場作為利益調節器的作用程度成正比。清代前期，商品經濟總的來說，還只是一種低水平的發展，市場在這方面的作用也只是得到初步地發揮。盡管如此，清代前期，仍然是我國封建社會國家、地主、農民三者利益相對協調的最好時期。

但是，還必須指出，從唐代中葉以至到清代前期，封建賦稅制度，特別是封建租佃制度仍然是制約市場機制作用擴大的重要障礙。這種制度性障礙主要是通過微觀經濟主體的農民，也就是通過封建制度下的小農經濟體制表現出來。在這個時期中，封建制度下小塊土地經營的傳統小農經濟體制并未打破，他們的生產仍然局限在服從家庭自給需要、地租或賦稅需要的格局之內，主要由家庭消費和封建租賦所需產品的結構與數量來決定，也就是說，他們的商品生產主要是為自給所驅動。針對這類情況，馬克思曾經指出過，這類“生產處處從屬于作為前提的消費，供給從屬于需求，而且只是緩慢地擴大著”④。他又指出，商業“對于舊日生產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著解體作用，這首先取決于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⑤唐宋以來，以至到明清時期，小農經濟體制還很堅固，其生產從屬于家庭消費，產品供給從屬于租賦需求，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內在經濟結構，自給衣食和交納租賦之后，剩余不多，難以擴大生產，既無法形成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又無法形成有效供給的大幅度增加。特別在明清時期人口與土地比例失調的情況下更會是如此。這就從根本上限制著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擴大，成為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舉步維艱的障礙。

過去我對小農經濟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生產模式積極作用的論述較多，吳承明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加以匡正，他指出，這種生產模式，“能有效利用所有生產要素，在維持我國眾多人口的生活和開拓商品市場上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但是到了18、19世紀，其局限性與負作用日漸突出，最重的是阻礙市場促進社會分工與專業化的作用，阻礙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也阻礙自由勞動力市場的形成”⑥。這正是對小農經濟體制限制市場機制作用具體而精辟的說明。

①《歐陽文忠公集》卷45。

②《跨鱉集》卷20。

③丘浚：《大學衍義補》卷29。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頁。

⑤《資本淪》第3卷第371頁。

⑥《貨殖》第三輯。

中國封建經濟史多年來主要是進行斷代研究，這有利于索隱探微，勢所必行。而“通古今之變”的宏觀考察，可以相互發明，亦不宜偏廢。作者似作些嘗試。只是由于學識淺薄，難有深刻縝密的闡發，僅能提出些問題，以供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