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其自便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聽其自便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聽其自便范文第1篇

【關鍵詞】孩子厭學；改變；家庭教育觀念

天下的家長日日夜夜都在盼望孩子健康發展，所有的老師也無不時刻思考著如何教育學生茁壯成長，然而家長苦心婆心，老師千辛萬苦，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回報，孩子對學校教育的厭學，對家長管束的逆反，使我們這些真誠的教育者備感困惑，也使家長們感到苦惱。問題出在哪里？我認為家長要改變以下教育觀念。

第一，什么是好孩子的首要標準？在家長心目中，衡量一個孩子好不好的首要標準是聽不聽話。“聽話”，則是好孩子“不聽話，則不是好孩子。人們不都是這樣說嗎？這孩子真聽話，是好孩子。”這個衡量標準對不對呢？當然，不能簡單否定，認為不聽話的孩子就一定不是好孩子。問題是在我們許多家庭里，從小到大對孩子的首要要求是“聽話”，在家里要聽家長的話，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到社會上聽領導的話。要求子女時時、處處、事事都聽別人的，而不主張孩子有獨立見解，要完全服從別人的意志。這種絕對服從的思想是封建家庭教育的重要指導思想，流傳至今。在這種教育思想指導下，接受這樣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是不會有頭腦的，不會獨立思考，沒有獨立見解，俯首貼耳，唯唯諾諾，哪能會有開拓進取精神呢？這樣的家庭教育必然會埋下“厭學”的種子。我們的家庭，作為培養勞動后備力量的一種重要基地，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家長們為首位教師，必須更新舊的教育觀念，從小培養孩子的獨立意識和獨立生活能力，鼓勵他們獨立思考、獨立分析和處理問題，讓他們經受社會生活的磨練。

第二，家長和孩子應當是什么樣的關系？現在的孩子，在當今社會生活的影響下，追求平等，民主、自由、自強、自主、自立，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改革、開放、搞活的社會生活，也需要新一代人樹立自強、自主、自立，參與、競爭等新觀念。而我們的家庭教育舊觀念是不能適應孩子們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的，因此，也必須更新。要知道，家庭生活方式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本身就是教育。塑造兒童的人格和個性，使之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必須建立平等、民主的父母子女關系，使之從小就受到熏陶。

聽其自便范文第2篇

【坡養生說】

原文：“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兀音屋)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云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于此。”

淺釋：注意養生的人，食物要有節制，必須等到腹空，覺得饑餓時，才可以進食，尚未吃得十分飽滿，就應當停止；每餐后宜到室外空曠地方自由自在的散步些時，使腹中的食物大部分都消化了，此時就回到房里去準備做守靜法；不論是白天或是夜晚，也不論用坐式或用臥式，聽各人自便；只要管住自己身體不讓它動搖，像木頭人一樣，就算合法。身體已經安置好了，即照佛家和老子所講的方法合起來做，用兩眼觀看自己的鼻尖，并同時用意數鼻中呼吸出入的次數，要訣貴在勿忘與勿助，“勿忘”就是“綿綿若存”，“勿助”就是“用之不勤”。普通數息法，若數出息即不數入息，若數入息即不數出息，一呼一吸，只算一次，不能算兩次，數到幾百次以后，心中寂然如虛空。身體兀然如山石，不需要勉強去禁止和制伏它，身心二者自然都安靜而不動了。數到幾千次以后，或無力再數下去，此時另有一個法子應付，叫做“隨”字訣，當息出時，心也隨它同出，當息入時，心也隨它同入，有時或感覺這個息似云霧蒸發散布于周身無數的毛孔中，不由鼻孔出入。做到這樣地步，久遠以來的各種病苦和障礙，都能夠逐漸滅除，心里也就自然明白而開悟了；譬如瞎子，此時忽然眼睛透亮，自己能夠看見道路，用不著再要求他人指引了。

【朱子調息箴】

原文：“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容與，閑暇舒適之義。猗音依，猗移，隨順之義)。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翕音習)，如百蟲蟄。氤氳闔辟，其妙無窮。誰其尸之(‘尸’字作‘主’字解)宰不之功。”(后四句節略)

淺釋：觀鼻端白，坡、朱晦庵兩人都采用了這句話。朱子的意思是說：做這個功夫，不論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身體總要安閑而舒暢，不要弄得周身難過；又要心平氣和、順其自然，不要勉強執著。氣機靜到極處，它自然要動，就像春天的魚類，浮在水面噓氣；氣機動到極處，它自然要靜，就像冬天的蟲類，伏在土里翕氣(“翕”是聚斂收攝之義)。此時身中之氣，交互團結，有天地氤氳之象；一動一靜，有乾坤闔辟之機，妙處是說不盡的。若問是誰在那里做主?其實并無所謂主宰，而是自然的功能。

【莊子心齋法】

原文：“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淺釋：顏回是孔夫子的學生，仲尼是孔夫子的外號。顏回問“心齋”兩個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說，你應該把心里的念頭集中在一處，不要胡思亂想；等到念頭歸一之后，就用“聽”字訣，但不是用耳聽，是用心聽；這還是粗淺的說法，就深一層功夫講，也不是用心聽，而是用氣聽；到了這樣境界，耳聽的作用早已停止了。神和氣兩者合而為一，心也不起作用了。氣的本質是虛的，它要等待一件東西來和它相集合，只有“道”這個東西常和太虛之氣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虛一樣，就算是心齋。

以上是孔夫子告顏回問心齋的做法。這種功夫是一連串做下去的，中間本無所謂階段，但為學者容易入門起見，不妨在整個過程中劃分幾個步驟，再詳細地加以說明：

第一步：“若一志”。“若”字作“你”字解，“志”就是思想，也可以說是念頭。當起首做功夫的時候，心中思想要專一，不要有許多雜念在里面打攪，雜念如果不掃除干凈，很難做得好。

第二步：“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等于“毋”，也可以作“勿”字解；“之”字是代名詞，指所聽的對象而言；“以”字作“用”字解。念頭歸一了，就開始做“聽”字訣。普通所謂聽，本是用兩個耳朵聽各種聲音；此處所謂聽，決不是聽聲音。人們就要發生疑問了：既說是聽，必有所聽的對象，不聽聲音，又聽什么?初下手就是聽鼻中呼吸之氣。凡呼吸系統正常而不發生障礙的人，鼻中氣息都沒有聲音，所以說“勿用耳聽”；雖是沒有聲音，但自己卻能夠知道鼻中氣息一出一入，或快或慢，或粗或細，縱然是聾子，也會有這個感覺，所以說“聽之以心”。

第三步：“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處又引起問題了：心是有知覺的，還可以說得上一個“聽”字，氣是沒有知覺的，如何也能夠用它來聽?心所聽的對象是氣，氣所聽的對象又是什么?若說用氣來聽氣，這句話在理論上講不通，究竟怎樣解釋才好?答曰：聽息的方法做得時間長久，心和氣已經打成一片，分不開了，氣不能作為心的對象了，不能再說用這個心，聽那個氣，所以說“無聽之以心”。此時身中的神和氣雖然團結在一處，尚未達到混沌境界，還稍微有所知覺，繼續做下去，并不需要很多時間，自然就完全無知覺了。從有知覺到無知覺這一段暫時的過程中，與其說以心聽氣，使心和氣相對立，不如說以氣聽氣，使心和氣二者之間泯去裂痕，所以說“聽之以氣”。此處雖仍舊說“聽”，實際上就是不要再著意于“聽”，成語所謂“聽其自然”。“聽之而已”、“聽他去罷”，這幾個“聽”字是此處最好的解釋。

第四步：“聽止于耳，心止于符”。初下手時，注重在“一”字訣；等到念頭歸一之后，就注重“聽”字訣，假使長久的抱住一個“聽”字不肯放松，也嫌過于執著，再后就要用“止”字訣了；所謂“聽止于耳”，就是教人不要再著意于聽。此時工夫已漸漸的入于混沌境界，身中是神氣合一，心的知覺已不起作用，所以說“心止于符”(符即是符合之義)。這種神氣合一的狀態是無知無覺的，外表上看來和睡著了一樣，但內部的情況是不相同的。

聽其自便范文第3篇

聽力受損棄醫從文

郭沫若早年的留學生涯都還是輕松愉快的。單說官費生,生活其實頗優越。不少拿著官費的留學生,衣食無憂,東游西蕩。郭沫若本來也可以這樣。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圓官費”養活,頓時“捉襟見肘”起來。

偏偏身體也與他為難。他去日本,選了學醫。可是17歲那年,因傷寒致聽力嚴重受損,原先在高等學校時,教室小,尚可勉強聽課,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課,而“所有講義都是口授筆記”,讓他簡直無法學下去。于是想改學文――大概學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賴聽課。然而,學文的出路較諸學醫,何啻天淵之別,安娜就一直堅決反對。

郭沫若急于向妻兒證明,手里握著筆而不是手術刀,同樣可以養家。于是,他開始奮力的筆耕。從1919年起,郭沫若便詩名大振,《鳳凰涅》《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天狗》《爐中煤》等名作,都已發表。許多人大概以為此時他早已名利雙收,但真實情況卻大相徑庭――名頭足夠響,然而在經濟上、生活中,卻每況愈下。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時事新報》主筆東蓀來信,說幾個同仁組織了共學社,擬介紹海外名著,因見過郭沫若零星譯過一點《浮士德》,特請他譯全,報酬則稿費、版稅聽其自便云。“我得到這封信時異常高興,安娜不用說也喜出望外。”當時郭沫若正四顧茫然、不知所措,險些拋妻別子獨自跑回國去,找個中小學教師之類的事掙錢。

十年窮困充滿屈辱

1920年春,終于跑到福岡訪友。郭沫若說:“他來的時候正逢我第二個兒子博孫誕生后才滿三天,我因為沒錢請傭人,一切家中的雜務是自己在動手。他看見了我那個情形似乎感受著很大的失望。他那時候還年青,還是昂頭天外的一位詩人,不知道人生為何物。”回去時,路過京都,與鄭伯奇見面。鄭問其觀感,答以:“聞名深望見面,見面不如不見。”為什么呢?我們來看這次造訪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兩人無意間一句對詩。經過如下:

“當他初來的時候,我正在燒水,好等產婆來替嬰兒洗澡,不一會產婆也就來了。我因為他的遠道來訪,很高興,一面做著雜務,一面和他談笑。我偶爾說了一句‘談笑有鴻儒’,他接著回答我的便是‘往來有產婆’。他說這話時,或者是出于無心,但在我聽話的人卻感受了不少的侮蔑。……當時的壽昌大約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來的是產婆下女,關心的是柴米油鹽。”

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著“有產階級”的刺激,連親近的朋友也給以“侮蔑”,以郭沫若的自期,這種生活豈應屬于他這樣的人。后來他不是寫過有名的戲劇《屈原》么?這個“屈原情結”,也是這時燃燒起來的。

就謀個職業論,郭沫若在上海四個月,硬是沒有覓著任何機會。之后,連續三次回國經歷同樣糟糕。這接近十年時間的窮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計的艱難,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滿屈辱。在這種生活中的郭沫若,開始變得富于敵意,以致“自卑”。

重返日本想“棄文從醫”

聽其自便范文第4篇

官府滅絕“單身狗”

《周禮?地官?媒氏》上說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人據此以為古人晚婚，那是錯誤的。因為在這句話的下面《周禮》又說：“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既然少男少女可以自由相“會”，那還有什么晚婚可言。

古代人認為“男有室女有家”后，人們才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穩定和諧。因此，為了解決社會不安定因素，古代政府制定了各種制度，從各個方面“滅絕”單身狗。

比如上文所提到的“仲春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派對，其主題是“奔”，意思是與所愛的人一起出走。

在周代，已到適婚年齡的男女的終身大事還被列入了官方議程，專門設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員。而在晉代，如果女子到了一定年齡還沒有嫁人，官府就要強行給她找對象。

《晉書?武帝紀》記載，司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詔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意思是說，女子到17歲，如果父母不將閨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個“剩男”逼其出嫁。而在勾踐夫差時候，凡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這個應該是比較重的一個例子了。

對于古代而言，結婚年齡并不固定，但一般而言，還是比較早的，畢竟古代壽命相對現在而言要短上很多。

漢代大體男子初婚年齡在14-20歲之間，女子13-16歲之間。據《華陽國志》，認為漢代末年女子平均婚齡在17歲，男子20歲以上。《孔雀東南飛》中便提到“十七為君婦”。

北周武帝時，“自今以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以時婚嫁。”相對于漢唐而言，這一時期可謂早婚。

唐太宗時規定的結婚年齡男20歲，女15歲以上。通典卷九五《嘉禮四?男女婚嫁年幾議》有記載。唐玄宗時期有所降低，開元22年敕令，“男年15歲以上，女年13歲以上，聽婚嫁。”因此，李白在《長干行》中提到“十四為君婦”。

清政府規定，男子16歲，女子14歲，就算達到結婚年齡，可以自便結婚。這延續了元明時期的人口政策，不過也導致了人口暴漲，從順治時期的六千多萬人口，到道光時期，已經變為了四億。

婚姻的奢侈與無用

物質匱乏年代，人們傾向早婚，從而更早地參與社會體系，獲取某種安全感。而工業革命之后，女性從家庭中走出，越來越多的參與到社會經濟體系中，女性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隨之提升，其擇偶條件越來越復雜，這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婚育年齡越來越晚。

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日本人的初婚年齡從“60后”25.7歲，“90后”可能將提升到28.2歲。此外，德國聯邦統計局2011年10月公布的數據顯示，60年前，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在25歲，2009年卻已經提高到30歲。

“晚婚潮”走俏的同時，“不婚”似乎也成為潮流。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進行的“出生動向基本調查”顯示，在18至35歲年齡段的未婚者中，表示“一輩子不打算結婚”的男性比例為9.4%，同比增長2.3%，女性比例高達6.8%，同比增長1.2%。美國皮尤調查中心于2011年12月14日的報告則顯示，美國18歲以上的成年人中，已婚比例約為51%，比10年前下降了6%。

越來越多的晚婚與不婚現象，首先與現實因素息息相關，經濟因素是之一。人們只有在財政有保障后才會結婚，但這種保障通常要年齡很大時才會實現。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他們需要具有足夠的資本，為買車、買房、孩子教育、保險等事項做好充分準備，才能結婚。在經濟形勢并不樂觀的當下，結婚似乎成了一件“奢侈品”。

彩禮的負擔也讓一部分年輕的中國男人結不起婚。據媒體報道，山東菏澤的彩禮一般是3斤3兩，這里指的是100元鈔票的重量，大約是14.35萬元。但現在又出現“萬紫千紅一片綠”，就是1萬張5元鈔票，加1000張百元鈔票，這已是15萬元，至于“一片綠”，就是一片50元的鈔票，新郎可以看著給。

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也讓單身族們延長了自己的曖昧青春。通過社交工具，他們可以連接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擁有著前所未有的朋友鏈條。當然，他們也前所未有的孤獨。

聽其自便范文第5篇

2008年4月的一天，是龍井茶的開采節，西湖龍井景區一字排開40只大鐵鍋，茶村的頂尖炒茶手將在這里一決高下。

鐵鍋漸漸熱了，高手們落座，抓起一把青葉扔進鍋里，一只手上下翻飛地舞將起來，“手不離茶，茶不離鍋，”兩手輪換著壓、推、磨、抓，手勢自由而精準，氣定神閑，片片青葉在滾燙的鐵鍋里舞蹈，漸漸溢出清香。

龍井茶是手工炒出來的，數百年來一直如此。西湖龍井茶要求每片茶葉都必須“直、平、扁、光”，這種特殊的形態就是靠炒茶人一雙粗糙的大手調制出來的。

每年清明前的茶葉嫩得讓人心疼，這種“明前茶”是龍井茶中的極品。采茶，那也是春天里的一個景色，一公斤龍井茶要六萬個芽頭，茶農散在茶樹叢中，雙手靈動。摘下一片片嫩葉，茶簍里漸漸地蔥蘢。

龍井有名泉，名寺，而最著名的就是茶了。最初的龍井茶或許只是山民自家屋后的野樹，今天似乎已經無法找出它的源頭，我們只知道，它在西湖山水的滋養下成就了自己。現在能看到最早贊美龍井茶的文字是元代文人的詩，描寫某次游龍井時品嘗到雨前新茶，“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明代以后的許多茶書或志書里都提到龍井茶，吟詠龍井茶的詩文則更是不計其數。

清代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六次到杭州，其中有四次親臨茶山，觀看采茶、炒茶。乾隆喜歡寫詩，每次喝了龍井茶，高興，就要寫詩，光是寫龍井茶的詩就有四首。據說第四次來時，還親自下馬，在溪邊的茶樹上采摘茶葉。皇帝采過的茶樹，自然要保護起來，于是把那一塊地圈了起來，稱為“御茶園”，至今還有十八棵“御茶樹”。

每年，鐵鍋里都是一回回的新茶，每年，都伴著春天的來臨，就這樣在鍋里一掀一掀，日子好長好長。坡以茶代藥。

大約是1072年，蘇軾在杭州任通判，也就是州長官的副手。一日，他感覺身體不舒服，便告假出了門，獨自一人去了湖上，又游凈慈寺、走南屏，傍晚時來到孤山拜訪老朋友惠勤禪師。老和尚知道，蘇軾有病不喜歡吃藥，常常以茶代藥，待蘇軾坐定便奉上釅茶一碗。果然，這日蘇軾走了幾座寺廟。坐下來只要釅茶，一天下來，七大碗釅茶落肚，通關竅，長精神。這茶喝到這時，蘇軾只覺神清氣爽，詩興大發，便在這里的墻上龍飛鳳舞題詩一首，其中說到，“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聲仝七碗茶。”說與其像魏帝去尋找長生不老藥，不如學盧仝的七碗茶。那盧仝是唐代著名茶人，愛茶成癖，他有一曲《茶歌》流傳下來：“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茶是什么7茶就是從藥開始的呀。傳說神農氏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有山泉順著茶樹的枝葉滴下，神農喝下得以解毒。這個傳奇故事記載于中國的一本古藥物書《神農本草》上，那是茶葉在中國歷史上的首度亮相，從藥用開始，茶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然后，讓我們跳過那些模糊不清的年代，直接進入盛世唐朝，茶，已然登上詩文的大雅之堂。

唐朝開元年間，湖北某寺廟里有一個小和尚逃走了，他不走仕途，不做和尚，一心只做茶學問，嘔心瀝血27年，成就了一部《茶經》，關于飲茶，有了專著。唐宋600年是我國茶葉生產與消費最興盛的時期，飲茶成了文人雅士的風尚。飲茶講究環境，苛于對象，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風清日和之時，備幾樣精致典雅的茶具，當然此中更重要的是茶葉清淡悠遠的自然屬性，于是便造就了一種脫俗而深幽的意境。正應和了中國文人崇尚的恬淡靜遠的境界，于是，詩由此出、文以此潤。

那夢應在了《茶疏》

1607年的一個春日，吳興人姚紹憲早晨醒來很是惆悵，昨晚夢見了好友許次紓。又是新茶季節，以往每到這時，許次紓必定要從錢塘趕來吳興，在姚紹憲的茶園里，汲來最好的泉水，兩人細細品囁研判。那許次紓與姚紹憲一樣是個茶癡，兩人因茶結為摯友。如今許次紓已去世3年，每每舉起茶碗，姚紹憲不由得就生出寂寞之感。

幾天后，姚紹憲接到朋友帶來的一本書，那是許次紓的傾心之作《茶疏》，原來那夢應在了這里。這是十年前許次紓寫成的書稿。許次紓對茶理最精，以自身經驗以及兩人對茶的鉆研寫就了這本《茶疏》。許次紓生平著述甚豐，獨獨將這一本六千多字的小書托于故人，可見其對茶事之看重。許次紓只是明代杭州的一介布衣，因為這一本《茶疏》而在歷史上留名。讓我們知道了在古代，茶是怎么喝的。

起初，茶是煮著喝的，古人在茶里加上姜、棗、鹽等等一起煮，那時的茶是一種食品。唐以后去掉了其他東西單單煮茶，茶才成了飲料。而茶的喝法則越來越講究，據陸羽的《茶經》記載，古時煮茶之前先要烤茶餅，把水氣蒸發了，再將茶餅碾成細末，然后才是煮，煮完了還得濾，很麻煩，陸羽的書里，光是煮茶飲茶的用具就寫了一章，古代詩人邀了朋友去郊游飲茶，必須提一個大竹籃，里面都是喝茶的物什。

許次紓的《茶疏》里，對喝茶的講究令人望洋興嘆。他從采摘、炒制、儲藏、擇水、舀水、茶具，以及煮茶的器皿、火候等等，直講到出游時的裝備，“茶罌一，注二，小甌四，洗一，瓷合一，銅爐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奩小爐香囊七，此為半肩。”這才是“半肩”呢，而那“半肩”，是專門用來煮茶的水。在“飲時”一條里，則有“明窗凈幾、風日晴和、輕陰微雨、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課花責鳥、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等二十四宜。

這已經是簡單的了，杭州人喝茶最富戲劇化的是宋朝。宋朝人喝茶喝出了游戲，名日“斗茶”和“分茶”。

宋代的茶已經不是煮著喝了，而是將茶葉研成碎末后，裝在大瓷碗里用開水沖，這一沖沖出了技術，沖出了藝術。一手向碗里注水，一手拿一柄竹制的茶筅攪動，配以動作的輕重緩急，茶水的形、色各不相同。這就分出了茶葉和技藝的優劣，于是就有了“斗”茶，比比誰的茶葉好，從官家一直斗到民間，等到了禪院，這斗茶就成了一套程式化的禮儀。

這斗茶還有個“斗”字，等到了南宋，杭州街頭則是流行“分茶”，純粹的消遣游戲了，那時的杭州人，茶不僅是喝的，還是玩的。1186年春天，詩人陸游接到調令來到京城臨安(今杭州)，原本以為這下有了殺敵立功報效國家的機會，也不知道是他的詩名太大了。還是皇帝根本就沒想抗擊外敵收復國土，總之他來到京城后無事可做，整日里也就是寫詩戲茶，他在詩里不無牢騷地寫道：“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細乳指的就是茶湯，所謂分茶，就是對茶湯的一種玩賞，沸水沖擊茶葉，再經竹筅攪拌，茶水表面便會變換出形形的水紋，像花鳥、山水、人物、書法等等，技術好的人可以隨意分出各種形象。分茶不僅是文人的游戲，民間也玩分茶，甚至一些雜耍藝

人也練有一手分茶的手藝，作為節目當眾表演。

到明代以后的喝茶就和今天差不多了，抓一撮茶葉放入杯子，開水沖泡。明朝的杭州人陳師在《茶考》一書里說，“杭俗用細茗置甌，以沸湯點之，名為撮泡。”但掌握好水的沸度很重要，不使過嫩或過老，否則就會影響到荼湯的質量，這在古人是非常講究的，且以親手操作為樂事。

喝茶講究慢慢品，俗話說，“三分解渴七分品”。妙玉用5年前落入梅花花瓣的雪水精制的茶，只肯施于知音黛玉、寶玉，那是品嘗其精妙的。當然涼荼能解渴這也十分重要，那宋江坐在路邊茶館里大喊：“茶博士，將兩杯茶來!”這是海飲解渴的。不過即便是尋常百姓家，客來敬茶也是常禮，不在乎喝不喝，在乎一種禮數，就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反映了。

茶的歷史縱橫交錯，嘆為觀止，可是這茶，卻是越喝越簡單了。

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

清末西湖邊上有一家著名的茶館，名“藕香居”，據說它的老板是一個尼姑，也不知是當時人的炒作呢，還是后人的附會。其實這家茶館生意興隆最簡單的理由就是門對西湖，坐在桌旁看出去，三面臨水，滿眼荷花，遠山近水一覽無余，與閑雅的“茶”非常搭調。茶館里掛著兩副對聯，室內一聯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這是將蘇軾兩句詠西湖的詩集成一聯。外面亭柱上還有一聯：“四大皆空，坐片刻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灑脫得很。

杭州的茶館，與文人很密切，與百姓亦不可分。茶館是中國人最普通的交際場所，就像老舍說的，“小茶館大社會”。人們在茶館里聽大書，說閑話，做生意，談國是；綠茶、紅茶、蓋碗茶、功夫茶因地而異，各色人等來者不拒，娛樂會友聽其自便。

看明代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可知，那時杭州的大街坊巷是遍布茶館，書里有一段寫馬二先生逛吳山，“這一條街，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馬二先生在一個茶室里泡了一碗茶，吃了“蓑衣餅”，然后到山岡上去看風景，左錢江右西湖，看得他心曠神怡。再看志書，據《杭州府志》記載，“今則全市大”、茶坊八百余所”，那一年是1152年，南宋年間。

可見在那綿長的日子里，茶館一直點綴在杭州人的生活里。這樣的茶館是屬于街頭巷尾老街坊的，茶館老板認識幾乎每一位客人，知道他們的喜好，知道他們的習慣，甚至知道他們邊喝茶邊會聊些什么。茶館里的方桌都很舊了，但擦拭得很干凈，發出老木頭的光澤。這里的茶特別便宜，五毛錢一杯，可以坐一天。這里的茶客都是每天見面的老熟人了，大家在一起一邊搓麻將，一邊說著“老底子如何如何”。他們說著道地的杭州話，有些“詞匯”在那些高層的辦公樓里已經消失了，只在這樣的茶館里還“活”著。

河坊街上有仿制的“老茶館”。從街上走過，門口一把巨型大茶壺，微微傾斜地注下水來，一時古意飛濺，不用吆喝就進門了。木結構，二層樓，臨街，坐在八仙桌旁。打開木格子窗戶，街上的一切都在眼里。“茶博士”過來了，對襟布衫，瓜皮小帽，一把銅茶壺有一米多長，“關公巡營”、“韓信點兵”，那壺里的水高沖入杯，竟然滴水不落杯外。然后，悠然一句“客人慢用”，一個轉身飄然下樓。端的是民風淳淳。聞著茶香，看著街景，十分愜意，全然一幅老杭州的寫意畫。

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杭州突然冒出了許多精致優雅的新茶館，這些茶館裝修講究，大多是溫柔敦厚的傳統模樣，再綴以玲瓏的江南景物，有輕輕的古箏伴隨，穿中式裙衫的女孩端茶走過就像一道風景，明明都是年輕熱鬧的茶客，卻透著古典江南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