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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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職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國古代；官方養老；養老制度

中圖分類號：D691.9 文獻標識碼：A

1.思想弘揚

中國原始社會，大家往往推舉部落年長者作為氏族部落的長老或是首領，他們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到了先秦時期，社會與政府提倡用款待賓客的禮儀來孝敬老人；從漢惠帝劉盈開始，漢代皇帝的謚號都帶有一個“孝”字，諸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可見“以孝治天下”思想在漢代最高統治階層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并且由上而下推至整個統治階層，成為促進全國思想統一的重要手段。從先秦時期至封建社會末期，尊敬老人得到各個時期政府的重視。明清時期，政府提倡一種鄉內酒禮，由百戶人家舉辦，在所有舉辦者中，只要是年長者，必須按序坐至高臺之上，即便是功成名就的年少者，也不能打破此等習俗。由此可見，在中國原始社會時期便產生了尊老敬老思想，并且隨著朝代的更替和發展，養老的思想意識更是根深蒂固，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里。養老思想不僅是中國道德倫理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維護中國封建社會思想統治的有力措施。

2.物質支持

物質賜予是中國古代政府養老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統治者一般是在傳統節日慶典或是發生災害時，賜予老人以布帛、粟米、酒肉等，表達普天同樂的同時彰顯統治者對老人的照顧與尊敬。《禮記?王制》曾記載，早在夏商時期政府就會給孤獨老人提供一定的物品以供其基本生活。漢文帝時期也會提供米、肉給八十q以上老人以保證其基本生活，并且老人是政府進行物質救濟的優先對象。

錢財賜予也是中國古代重要養老方式之一。戰國至西漢時期，各朝代政府關稅有所結余時政府會將所余關稅用于國內贍養老人，從其他地方搜刮而來的錢財也主要分給國內老人、小孩。賜予財物的這種養老方式在中國古代各個時期都是較為普遍的，這種方式雖不能徹底解決養老問題，但在短期內，針對個別老人的生活困難問題，這種雪中送炭的方法，不僅能起到養老的作用，而且更大程度上能穩定民心。

3.制度控制

各朝代政府針對不尊敬、不孝順老人的情況，往往會都設立或輕或重的刑罰加以懲戒。夏朝規定，不孝為重罪，最重可能處以死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代，也不惜以暴尸街頭的重罰來懲罰不贍養老人的行為。唐代，《唐律疏議?名例律》和《大明律?名例律》均將“供養有闕”“毆打祖父母、父母”等不孝行為列為十惡之一。子女過于清貧無法贍養父母，導致父母上吊自殺者，其子女都按過失殺人的罪被責杖罰一百再流放三千里。法律的完善使古代官方養老得到強有力的保障，養老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有的朝代會賜予老人官職來保障老人權利，一般來說，官職并非實際的職務，而是賜予能夠彰顯榮譽、地位的爵位。北魏孝文帝除了尊敬有爵位的老人，對平常百姓家的老人也相當尊敬。

南北朝、唐朝、宋朝分別根據自身情況，設立專門機構以保障孤獨老人、無自理能力老人的日常生活，類似現在的養老院。它不僅收養老人和孩子，同時也對城中衣食無依的饑民進行救濟。在唐朝，更是為老人提供了優厚待遇――“給侍”，侍從照顧老人時，政府免其賦稅雜役；家里有青年在外服役，為了照顧家中老人也可免其服役。可見中國各朝歷代關于養老敬老的制度林林總總，但養老觀念卻從未被削弱。

中國古代官方養老制度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思想方面，通過領導階層重視養老、政府倡導尊老禮儀、傳播尊老養老觀念等手段弘揚了尊老敬老和養老思想；物質方面，政府直接賜予孤獨、缺乏自理能力老人錢財、布帛、米肉等，維系其基本生活；制度方面，政府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保障老人權利，懲戒不尊老養老行為，設立救濟機構贍養老人，提供專職侍從照顧老人。除了官方的養老制度，中國民間也長期存在一系列養老風俗習慣，這些官方與民間相結合的養老措施構成了我國古代完整的養老體系，為當今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完善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夯實理論與實踐基礎。

參考文獻：

古代官職范文第2篇

中國“城管”是何時出現的

說到城管，首先得說一下“城市”。從現代考古發現來看，中國至少在夏商周的“三代”時期就有城市了，如在江淮之間的凌家灘、環太湖流域的良渚、黃河中游的陶寺遺址，都已發掘出了四五千前的城址，《呂氏春秋?君守》中所謂“夏鯀作城”，并非想象。

但和現代功能較為接近的城市，到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如齊國的首都臨淄，據《戰國策?齊策》記載，當時有七萬戶，僅以現代一戶三口的最低標準來算，總人口也達到了二十一萬。到后來這樣的“大城市”就更多了，如漢長安城(今西安)，比同時代歐洲最大發達城市羅馬面積大三倍以上，有八萬多戶。

唐代，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多個，其繁榮程度都是空前的，其中長安、洛陽兩京最為繁華。長安設有東西二市，《長安志》卷八“西市”條原注稱，“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積集。”東市也一樣繁榮，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東市失火，一下子燒掉了四千多家門市，而這僅是市場的一部分。

城市大了，人口多了，治安、衛生、交通等一系列問題也就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古代城管應運而生，如《莊子》一書中提到，戰國時代有“監市”，這監市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城管的雛形。

但是，古代城管與現代城管的概念和職能并不太一致，古代城管的職權范圍相對較廣。從史料上看，古代城管除負責環衛、拆違章建筑、禁止占道經營外，還得“防火緝盜”，如現代消防隊員、聯防隊員一樣要負責救火、抓小賊;有的還有管理市場物價、維持公平交易和社會治安的義務，兼有現代公安、消防、工商、物價、稅務等部門職能，是真正的“綜合執法”，權力也比現代城管大。

古代“城管”都是些什么人

古代的城管隊員叫法不少，或稱“胥”，或稱“卒”，還有稱“市吏”、“監市”等。但在事實上，古代并沒有現代城管局這樣的專職機構，自然也無城管隊員一說。古代城管的身份比較復雜，既有軍人城管，也有警察城管。當然更多的是行政人員來當城管，如漢唐時相當于現代首都所在城市市長的“京兆尹”，其重要工作之一不是招商引資、增加GDP，而是城管執法。

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當。這是因為，城市的出現原本就是軍事防御的需要，由軍人把守。這么說來，武漢出現“武裝城管”并非什么新生事物，而是一種“返古”現象。

讓“當兵的”來當城管，其實也是古代的常見現象。如在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朝廷便設有相當于現代街道城管隊的“街道司”，并相應成立了由五百名兵士組成的執法隊伍，以保持開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環境衛生。

明代的北京，由相當于今北京衛戍區或武裝警察部隊的“五城兵馬司”來承擔現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職能。《明史?職官志三》記載：“巡捕盜賊，疏理街道溝渠及囚犯、火禁之事。”

清代的北京，還專設了“督理街道衙門”，其部分職能也與現代城管局比較接近，主要負責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壞公用設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為，都是督理街道衙門的執法對象。

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國，由警察承擔起了現代城管的工作。如中國歷史上首個警察機構天津警察廳，除了負責當地社會治安外，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場秩序等，都是其分內工作。

古代有“城管”打人嗎

“城管打人”這類暴力執法，成了現代城管的一大詬病，也是社會批評的焦點。在古代的不少時期，“城管打人”更不鮮見。

城市起源的另一版本說法，是交易市場的興起，因此古代城管很多時候是“市管員”，或者說古代的市管員就是今天的城管隊員，這與今天城管要禁止占道經營是一樣的。古代城管可以帶著有攻擊性的執法器具上崗，如在周代，城管在崗時都得帶著鞭子或兵杖，遇到亂停亂放、占道經營不服從管理這類事，往往執鞭抽打，揮杖追趕。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中“司市”條稱，“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鞭子大家都知道，“度”可能有的讀者不是太明白，這種“度”又叫“殳”，系古代一種兵杖，用竹子或木板做成，有棱無刃，長約一丈二尺長，其威懾力與今天的警棍是一樣的，雖然一下子打不死，但卻也致死，因此頗具威懾力。

其中的“胥”條說得更明白：“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如果說“司市”是城管(市管)大隊長，這里的“胥”則是城管隊員，或市管員。換成今天的話來理解，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管理員在崗時間，要拿著鞭子巡視，對占道經營的流動攤販，隨時可以抓起來;對違法者進行鞭打的同時，還可以追加處罰。

古代“城管”怎么管

在古代，現代城管中的兩大難題——占道經營和違章搭建，同樣十分突出，且歷代不絕。古代城管也為此傷透腦筋，不得不經常發“處罰通知”。

在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和今天如出一轍，不少商戶為了擴大經營面積，非要在門面(正鋪)外多占一塊(偏鋪)。在李顯(唐中宗)當皇帝時的景龍年間(公元707-710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了一則當時的最高“城管通知”：兩京市場上各行業，凡自有正鋪者，不得在鋪前再建造偏鋪。

宋代稱占道經營為“侵街”，為了防止侵街行為的發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個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標記出范圍。這與現代街道畫線一樣，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當時的“城管隊”會經常檢查是否有人侵街。

在古代也存在“執法大檢查”。如在北宋，宋真宗趙恒便曾下詔開封府，要求開封的“城管隊”拆毀京城的違章建筑。其繼任者宋仁宗趙禎，也曾作過同樣的指示：限開封府在一月之內，將侵街的官邸民舍全部拆毀。

到明清，隨著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占道、違建更突出。在清末，天津警察廳便了在今天應該是城管局的《整頓路政辦法四條》：其中兩條是：馬路街衢旁各商鋪有安設風擋、占用邊道者，應即一律拆退;鐵鋪、石鋪、木器鋪及洋廣雜貨等鋪，在門前堆積什物材料，占用官路者，應即一律讓出。天津警察廳的通知中，可以看出清末天津的市容有多么亂。

古代“城管”到底有多厲害

城市管理光憑嘴說是不行的，中國古人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如上文提到的周代“執鞭度”、宋朝立“表木”。其中，最值得為現代城管借鑒的是“城管立法”，而非罰款了事。

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頗為成熟的，為后世效仿。《唐律》規定：“距府十丈無市，商于舍外半丈，監市職治之”，即擺攤設點至少要遠離政府辦公地三十米，也不能離民房太近，要在一米五以外，由監市負責督管。對占道經營有嚴厲的懲罰：“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種植墾食者，笞五十。各令復故。”挨打后，還恢復原狀。

《宋刑統》也有類似的規定，“侵巷街阡陌”條：“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對亂倒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也有規定：“其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響了公共衛生，不只當事人倒霉，連“城管隊長”都跟著挨杖打。

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頗有創意，他在要求開封府官員強拆違章的同時，特別指示相當于現代司法機關法院的左、右軍巡院，配合“開封城管”行動，“懲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國以狠著稱，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據《明會典》，在京城，“凡侵占道路，而起蓋房屋，及為園圃者，杖六十，各令復舊”;對往街上丟垃圾、放污水的，“其穿墻而出污穢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論。”

古代官職范文第3篇

關鍵詞：帶鎖髓內釘 加壓鋼板 股骨骨干骨折 臨床療效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2）01-0049-02

股骨骨干骨折是骨科臨床常見的外傷之一，由于股骨干周圍血運豐富，骨折后出血量常較大，易伴休克，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也較高。如處理方式不當，可能導致骨不愈合、肢體功能障礙、感染、大出血或死亡等嚴重后果[1]。我院采用帶鎖髓內釘治療股骨骨干骨折，取得了較滿意的臨床療效，現將治療體會分析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擇我院2009年5月～2011年4月收治的股骨骨干骨折患者256例作為研究對象，均為成年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進行分組，觀察組和對照組各128例。

對照組患者中男性76例、女性52例；年齡21～67歲，平均年齡為（41.63±12.52）歲；受傷位置包括左側65例、右側63例；股骨上段24例、中段56例、下段48例；其中閉合性骨折78例、開放性骨折50例；橫形骨折58例、斜形骨折47例、粉碎性骨折13例；致傷原因包括車禍傷66例、摔倒傷21例、重物砸傷15例、高空墜落傷8例、其他原因致傷18例；患者受傷至手術時間為1h～5d，平均時間為（2.24±0.57）d。

觀察組患者中男性75例、女性53例；年齡20～65歲，平均年齡為（42.25±11.74）歲；受傷位置包括左側67例、右側61例；股骨上段26例、中段55例、下段47例；其中閉合性骨折79例、開放性骨折49例；橫形骨折57例、斜形骨折49例、粉碎性骨折12例；致傷原因包括車禍傷64例、摔倒傷22例、重物砸傷17例、高空墜落傷7例、其他原因致傷18例；患者受傷至手術時間為1.5h～6d，平均時間為（2.42±0.68）d。

兩組患者從性別、年齡、傷情、致傷原因、治療時機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全部患者入院后均進行相關實驗室檢查和患側股骨骨干全長正側位X線片，以供手術參考。兩組患者麻醉方式均采用持續硬膜外麻醉，術后均常規使用抗生素一周以預防感染。隨訪12個月，定期復查患側X線片。

對照組患者給予加壓鋼板固定。于患側大腿前外側作一約10cm切口，逐層切開，顯露骨折斷端。直視狀態下復位，先采用克氏針或拉力螺釘臨時固定。骨折斷端復位滿意后于髁外側放置鎖定鋼板，并以螺釘固定。術后放置負壓引流管，2～3d后拔除。術后1周左右指導患者進行適當的功能鍛煉，定期復查X線片，根據骨折處愈合程度，逐漸加強功能鍛煉的時間和強度[2]。

觀察組患者給予帶鎖髓內釘固定。患側臀部墊高，于股前外側作一長約5cm切口，逐層切開，顯露骨折斷端。清除周圍血腫和壞死軟組織，于近端逆行打入導針，采用髓腔擴大銼擴髓。顯露梨狀窩，于其外前方開槽再適當擴髓。直視狀態下進行復位，盡量避免剝離骨膜，以保護骨折部位周圍血供。骨折斷端復位滿意后插入合適型號的帶鎖髓內釘，并以可吸收絲線固定。通過瞄準器先置入遠端鎖釘，再置入近端鎖釘。術后放置負壓引流管，2～3d后拔除。術后第2d指導患者在床上進行適當的功能鍛煉，1周后可扶拐下床行走，8周后進行部分負重鍛煉。定期復查X線片，根據X線片結果決定是否進行完全負重鍛煉[3]。

1.3 判斷標準。術后4個月患肢腫脹消失，行走時骨折處無疼痛，無縱向叩擊痛，X線片結果提示骨折線模糊，有連續骨痂形成者認為骨折愈合。

術后4～9個月內患肢骨痂形成不明顯者認為延遲愈合。

術后9個月患肢仍有腫脹、疼痛等癥狀，X線片結果提示骨痂不豐富者認為不愈合。

X線片結果提示骨折處成角10°以上，股骨髁下關節面偏移5°以上，旋轉成角10°以上，肢體短缺2cm以上者認為畸形愈合[4]。

如同一患者發生幾種術后并發癥，以癥狀最嚴重的并發癥計一次。

1.4 統計學方法。全部數據均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X2檢驗，P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比較。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骨折愈合率較高，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 術后并發癥比較。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較低，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股骨骨干骨折多由高能量傷害引起，骨段之間的直接接觸點較少，軸向和旋轉極不穩定。傳統的鋼板內固定手術切口較大，對骨膜和骨折處周圍血運均造成較大的損傷，增加延遲愈合和不愈合的可能性。從生物力學角度上講，鋼板固定是一種偏心固定，易造成應力遮擋效應，導致鋼板下骨質疏松，不利于骨折愈合，甚至可能增加再次骨折的風險。

帶鎖髓內釘固定手術切口較小，術中盡量避免剝離骨膜，對骨折周圍血運破壞較小。帶鎖髓內釘固定是一種軸向固定，符合生物力學原理。帶鎖髓內釘包括主釘、鎖釘、拉力螺釘等幾個部分。遠、近端鎖釘與主釘相垂直，可消耗側向力量，并控制旋轉應力，作用力均勻分散于股骨骨干中軸，不易折彎、變形、縮短和旋轉，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固定的穩定性。固定后形成應力分享式傳導，彎曲應力為0，對肢體干擾較小。同時不影響早期活動，不會引起骨質疏松。早期進行功能鍛煉時，交鎖釘和髓內釘之間、髓內釘與骨內膜之間的微動可刺激骨痂生長，促進骨折愈合。同時還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環，防止肌肉攣縮、粘連等[5]。

本研究結果表明：采用帶鎖髓內釘治療股骨骨干骨折療效確切、并發癥少，值得在臨床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韓鵬，郭淑華.帶鎖髓內釘治療股骨干骨折的臨床分析[J].中國實用醫藥，2012，7（8）：135

[2] 程偉.帶鎖髓內釘治療29例股骨干骨折臨床觀察[J].黑龍江醫學，2011，35（4）：285～287

[3] 關百鎖，張興勝，王彥科.帶鎖髓內釘治療股骨干骨折術后并發癥分析[J].實用醫技雜志，2011，18（4）：404

古代官職范文第4篇

縱觀中國企業，由于企業家缺乏風險意識，造成了許多戰略決策上的失誤，給企業帶來了巨大損失，有的企業甚至因此破了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僅因為企業家缺乏風險管理意識，更主要的是我們的企業家由于過去的成功和處在權力的頂峰，長期以來聽慣了利益相關者及部下的阿諛奉承，久而久之，以為自己智力超群，才華橫溢，能力非凡，決策力和判斷力超越于別人，所以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和建議。在企業重大決策時，往往一個人說了算，不對戰略做任何調查研究，一個大腦代替了所有的大腦，只憑個人的情感、價值傾向和主觀臆斷就強權決策。這樣在戰略產生的過程中就已蘊含了戰略失敗的危機，這種因個人主觀臆斷造成的戰略失誤的案例比比皆是，就連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一些管理大師也犯這樣的錯誤。

福特汽車的創始人老福特，通過他自己的研究發明了一種結構簡單、造價低廉的黑色T型汽車。他的福特汽車公司由此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對自己創造的這一產品產生了深厚的情感，后來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的消費水平提高了，不再滿足于這樣一種產品，而追求檔次高、有一定個性化的產品。但他無視這種變化，固執地仍只生產自己的黑色T型汽車。他的兒子把握住市場變化趨勢，組織人力、物力研發出適應市場變化的新產品。但由于對黑色T型汽車的特殊情感，老福特看不到市場的變化，也拒絕適應這種變化。他武斷地否定了他兒子的努力，公開砸毀了由他兒子主持研發出來的新產品。他的企業也為這一決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永久性地敗給了通用汽車，從此遠離了汽車行業的龍頭地位。

從福特汽車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企業家在制定企業戰略時一定不能憑自己的慣性思維和過去經驗獨斷專行，應該三思而后行，應該集思廣益，聽取各方的意見和建議，不要讓一個人的大腦駕馭所有人的大腦，即使自己是管理大師，也要虛心聽取別人的勸告。因為管理大師體現的是管理能力，而戰略更多的是體現企業家的預見能力，這兩者有本質的區別。企業家在制定戰略時，預測和推理往往是感性的，不能從事物的客觀規律出發，不能理性的聽取別人的意見，所以制定的戰略肯定是片面的。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鄒忌比美”的故事就很形象的說明了這個道理。（更多中國化管理觀點，可以參見段俊平先生《老子的人生三寶與企業管理》）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上說，鄒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這段話大意是：戰國時，齊國人鄒忌，長得身材魁梧，容貌俊美。有一天早上，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正在照鏡子的時候，忽然想起人們都說城北的徐公長得漂亮。于是，他問妻子：“我和城北徐公比，誰長得好看？”妻子說：“你好看多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鄒忌有點不相信，又問他的小老婆：“我和城北徐公比，誰長得好看？”小老婆說：“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白天，來了個客人。在談話中，鄒忌又問客人：“我和城北徐公比，誰長得好看？”客人說：“徐公不如你漂亮。”

第二天，徐公來拜訪鄒忌。鄒忌仔細地看徐公的相貌，覺得自己不如徐公；再照鏡子，更覺得比徐公差得遠。于是鄒忌想，我明明不如徐公美，為什么這些人都要說我美呢？妻子說我美，是因為她愛我，有偏見；小老婆說我美，是因為她怕我，不敢說真話；客人說我美，是因為他有求于我，所以揀好聽的說。 “鄒忌比美”這一典故很好的詮釋了要想正確把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一定要對這個事物加以分析，不要盲目自信，不要感性的去主觀臆斷，要很理性的對這個事物做全面的調查研究，這樣才會避免因不了解事物的發展方向而造成不科學的決策。（更多中國化管理觀點，可以參見段俊平先生《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企業管理》） 一個企業的戰略決策不應該由企業家一個人來制定，因為企業家的價值偏好和情感因素等諸多方面都有片面性，企業在制定戰略時，企業家一定象鄒忌學習，多多分析思考，多照鏡子，多做理性推理，多聽來自部下的意見，多做調查研究，一定擯棄過去的慣性思維，真正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這樣才能避免戰略決策的失誤。 作者：段俊平，愛維龍媒董事長，著名國學專家，書法家，管理學者，聯系電話：（010）57723522；聯系郵件：nicktoleo@163.com

古代官職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帶鎖髓內釘；脛骨干骨折

我科從2000年8月―2004年9月用帶鎖髓內釘治療新鮮脛骨干骨折34例，療效滿意，現將治療體會介紹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34例新鮮脛骨骨折，男28例，女6例，年齡16~65歲，平均年齡35歲。單純骨折4例，粉碎性骨折25例，節段骨折3例，復雜骨折2例。34例均接受帶鎖髓內釘治療。

1．2 手術方法 采用連續硬膜外麻醉，病人仰臥手術臺，屈髖45度，屈膝90度。取脛骨結節上方縱切口，長5 cm，用骨錐由脛骨結節斜坡處鉆孔入髓腔，將骨折復位，插入導針，依次擴髓，打入合適的髓內釘，在導向器下擰入遠近端鎖釘。X線透視復位固定滿意后關閉切口［1］。

1．3 結果 34例中32例獲9個月以上隨訪，所有骨折均愈合。平均愈合時間6個月零5天。平均手術時間130　min。并發癥：橫斷骨折穿釘過程中遠端劈裂2例，術后傷口感染1例，遠端鎖釘斷裂2枚。以上并發癥均未影響骨折愈合。本組病例未發生主釘斷裂。

2 討論

2．1 帶鎖髓內釘的適應證 帶鎖髓內釘適用于脛骨平臺以下7　cm至踝關節面以上55　cm之間的脛骨干骨折。對于閉合性、開放性骨折均適用。因髓內釘遠近端都可鎖定，故可以有效防止骨折處短縮及旋轉，術后可早期行膝、踝關節功能鍛煉。對于嚴重粉碎骨折，應視骨痂的生長情況決定術后功能鍛煉。

22 帶鎖髓內釘的優點 在歐美發達國家，帶鎖髓內釘治療脛骨干骨折已得到廣泛推廣及認可。帶鎖髓內釘通過脛骨縱軸線彈性固定，既能維持一定的固定強度，又能保持骨折愈合所需的刺激骨痂生長的作用。骨折愈合率達98%以上，并發癥少。帶鎖髓內釘亦可閉合穿釘不暴露骨折斷端，對骨折周圍軟組織損傷小。即使切開復位穿釘術，也只需小切口暴露骨折斷端，對骨折周圍軟組織損傷明顯低于AO鋼板內固定方法。因此骨折愈合率高，感染率低。

23 帶鎖髓內釘能靜、動結合促進骨折愈合 當用帶鎖髓內釘治療脛骨干骨折時，若遠近端同時鎖釘則為靜力鎖定，在骨折愈合過程中視骨痂生長情況通過取出遠端鎖釘變成動力鎖定，使骨折斷端承重，可提供骨痂生長所需的生理刺激［2］，加快脛骨干骨折愈合，降低骨不連的發生率。

2．4 帶鎖髓內釘的缺點 隨著帶鎖髓內釘固定技術的推廣，大大提高了脛骨干骨折的愈合率。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帶鎖髓內釘技術的缺點和術后并發癥。成功的帶鎖髓內釘手術必須具備合適的器械，訓練有素的骨科醫師，同時需要影像增強設備。術中放射線應用會對醫護人員有一定的損傷，術后金屬釘在恢復期發生過度應變將不可避免的發生彎曲甚至折斷。已有文獻報道術后出現斷釘病例。相信隨著科學的快速發展，內固定技術的完善，帶鎖髓內釘在脛骨干骨折治療中的前景會日益廣闊。

參 考 文 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