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梁啟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康有為梁啟超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康有為梁啟超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維新派；檔案；思考

一、康有為的檔案鑒辨成就

康有為“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學”。所以，康有為對中國傳統文化很有研究。他的成果主要有：

（一）《新學偽經考》

1、《周禮》辨偽。康有為認為，該書是劉歆偽撰，以欲“附成莽業”，因為書中“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就是證明。康有為有簡述《周禮》行世后，歷代學者尊、黜不一的情況。指出在劉歆偽作諸經中，《周禮》之偽，“最易見”，“早為人窺破”。此外，他還指正《周禮》“原出于《管子》及《戴記》”的幾條證據，并指出劉歆“多見故書雅記”，所以作偽詳密、“證據深通”，這也是后儒因此“惑溺”的癥結。

2、《漢書》辨偽。康有為認為：“《漢書》實出于歆，故皆為古學之偽說，聽其顛倒杜撰，無之不可，其第一事則偽造河間得書、共王壞壁也”他以為，劉歆偽竄《漢書》，可姑且不論，但是《史記》中不見有“古文經”的記載，就極遭人質疑。《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明言，司馬遷曾向孔安國“問故”，又《史記?儒林傳》中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這是針對孔壁發現《古文尚書》而言。又《仲尼弟子列傳》中有：“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此外，《史記》中也不止一處引述古文經說。對此，康有為都避而不談。

（二）《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的序言長達千余言，其中集中表達了康有為作書的目的，用大同社會代替封建專制統治，向封建社會提出了挑戰。在書中，康有為猛烈抨擊了封建專制主義，表現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為認為，人類大同理想要到遙遠的太平盛世才能實現，“方今欏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然而，康有為并不是消極地等待大同之世，而是主張積極爭取。實際上就是用維新變法的“孔子”打到因循守舊的“孔子”，從而為期維新變法打好基礎。

二、梁啟超檔案鑒辨成就

一是提出了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和原則。梁啟超認為，文獻學各個領域“各門有各門的特別資料和特別的研究法”。具體說來，文獻學的研究有五大原則：第一，用懷疑精神去發生問題；第二，用耐煩功夫去搜集資料；第三，用冷靜頭腦去鑒別資料；第四，用細密技術去整理資料；第五，用謙謹的態度去判斷問題。據此五條原則，文獻學的研究才可客觀、科學。

二是提出“史學革命”，提倡新史學。梁啟超對封建傳統的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痛斥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和“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病和“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量大弊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難讀、難別擇和無感觸的三大惡果。他還介紹了西方史學，提出“史學革命”的主張。

三是分析偽書出現的原因和鑒辨方法。梁啟超分析了偽書出現的原因，主要分為“有意的”和“非有意的”兩種。有時輾轉流傳、散亂或誤解等也會造成古籍文獻的失真。梁啟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歸納了鑒辨檔案史料的12條公例。這12條公例，是歷史上最具體和周密的鑒辨方。

四是總結了校勘史料的四種方法。梁啟超對歷代學者的校勘做了總結，、提出四種校勘方法：第一、那兩本對照，或根據前人征引，記其一同，擇善而從。第二、根據本書或他書的旁證反證。第三、發現著書人原定體例，根據它刊正訛誤。第四、根據別的資料校正原著者之錯或遺漏。

五是歸納了清代考據學派的治學方法與步驟。梁啟超對考據學家的學風和方法進行了概括歸納，如孤證不立，多方求證；廣搜證據，相互比較；喜好窄而深的研究，提倡樸實簡潔的文風等。梁啟超還總結了清代考據學者的治學步驟：一、必先留心觀察事物，看出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二、既注意于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三、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四、根據此意見，從各方面博求證據。

康有為梁啟超范文第2篇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和他的弟子梁啟超，對于中國近代政治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如果拋開康有為傳統的“保皇黨”的形象，客觀地探討他的思想，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中國人對于慈善事業的理想藍圖，在康有為著名的《大同書》所提出的“大同世界”里面，已經有了詳細的描述。這種理想，如同他的書名“大同”，實際上延續著中國古老的傳統。

“大同”的理想，源自戰國末至漢初的儒家學派。《禮記·禮運》這樣解釋“大同社會”：“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其中所言盡管很細致，但是概括說來，其實就是對于中國傳統的理想人格——圣人的一種社會化的具象描述。

圣人是什么？他是與天地融合為一體，“外不窺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這是道德的至高理想，一種完全“無我”的狀態，是所謂的“天人境界”。這種人格反映在社會生活中，就是“大同世界”。而大同世界中的慈善事業，就是屬于這個“理想國”的具體領域。

盡管康有為的“大同”思想中學習和借鑒了很多西方民主、人權的因素，但是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的本質，其實還是中國傳統的關于理想世界的構想。只不過他通過一種現代性的語言進行表述而已。這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思想家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因此，《大同書》中所涉及的對于慈善事業的看法，可以成為我們理解中國傳統慈善思想的一個樣本。

早在1895年的“公車上書”時，康有為就提出將涉及慈善事業的“恤貧”，與務農、勸工、惠商作為救國養民的四大政策。由于中國土地廣袤、人口眾多，所以“恤貧”的慈善活動，必須立足于國力強盛的基礎上。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思考的問題是在取得強大的經濟基礎之后，對于社會慈善事業的一種具體構想。這其中包含了“公養”、“公教”、“公恤”等慈善公益體系，簡言之，就是通過國家，在“養”、“教”、“恤”等方面，廣泛地惠及一切國民的慈善舉措。

這種思想，是對中國傳統慈善的一種批評。中國傳統的慈善模式主要局限于地域與宗族，例如族田、義莊等等，都只是針對某一宗族或者某一地域的成員范圍內而實施的濟貧解困，在本質上來說，這也是一種“私”。中國人的宗法觀念綿延已久，“重宗族而輕國家”，盡管傳統儒家說理想人生應該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但是“修身齊家”尚且不可得，更遑論“治國平天下”了。所以，很多慈善行為，就只能局限于一隅，不能推而廣之。在康有為看來，西方人恰恰與此相反。他說：“就收族之道，則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廣，則中不如西。”但是以“仁”的標準而言，“中國長于自殖其種，自親其親，然于行仁狹矣”，而“小不如大，狹不如廣”。

為此，康有為提出了大同社會，其核心就是“去家界而為天民”，也就是廢除宗族、家庭的界限，成為平等的天下之民（天民）。所謂“人各私其家，則無從得以私產歸公產，無從公養全世界之人，而多貧窮困苦之人”。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言：“（《大同書》）全書數十萬言……其最要關鍵在毀滅家族。”康有為就是在這種立場上研討如何最大范圍地謀求公眾的大福利。

康有為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打破家族的界限，一切公有。成年男女自由婚配，兒童公有，一生下來就由社會所辦的“養嬰院”、“懷幼院”來撫養，然后再由“小學院”、“大學院”等來“公養之”、“公教之”；使每個社會成員都受到平等的、優質的文化教育，使其“長有專門生計之學”，然后再為社會服務；而到了老年，則有社會的“養老院”、“養病院”來“公恤之”。這樣，就能最終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理想。

這個構想，其實已經在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回顧中國慈善歷史，任何一個朝代的慈善之行，盡管有細微的差別，但幾乎都是據此而立論。只是從來沒有像康有為這么大膽而直接地表達出來。

康有為梁啟超范文第3篇

廢除“國家”，從各國“大聯合”做起

康有為認為，“國家”的存在是非常有害的，只要有“國家”，就會有兵禍慘劇，欲拯救百姓，首要之務，就是必須把“國家”給廢除。至于廢除國家的辦法，康有為認為，可以從兩個方向著手：1.力量均等、利害相關的兩三個國家先搞“小聯合”，然后逐漸發展到同洲、同種的“大聯合”;2.由德國、俄國這樣的強國，來吞并像丹麥、瑞典、荷蘭、瑞士、阿富汗、高麗這樣的弱小國家。

康有為在時期的行事，可知其曾通過自己的心腹楊深秀、宋伯魯等人，多次向光緒皇帝上奏，煽動其“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按康的設想，中美英日合為一國后，包括清廷在內的各國現政府，就全都不存在了，須另由康有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選百名外國顧問，全面接管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對華久有侵略之心的日本，在戊戌年對康有為的這一幻想最感興趣。

所有人種都須“進化”為白人

康有為覺得，白種人是最好的，世上所有人種，都應該變成白種人。黃種人是智慧人種，只要“加以二三代合種之傳”，百年之內可以“盡為白人”。只有棕色人種和黑色人種該如何處理，很為難。對棕色人種，康的辦法是1.遷徙，把他們從熱帶遷往寒冷的地方;2.通種，對愿意和棕色人種結婚生子的白、黃人，厚加賞賜，“贈以仁人寶星，名曰‘改良人種’”，這樣，可以讓他們先“進化”為黃色人種，再慢慢變為白色人種，所需時間約“經大同后三數百年”。

至于非洲的黑人，康有為覺得“幾無妙藥可以改良矣”，即便重賞，也不會有白色、黃色人種愿意與之通婚。按康有為的推算，非洲黑人要變成白人，“速則七百年，遲則千年”。為了不耽誤“大同世界”的到來，康想出了四個辦法來加速這個進程：1.赤道地區不許設育嬰院、學校等，當地黑人全都遷往溫寒帶地區，以免他們“世守其熱地以世傳其惡種”;2.給白色、黃色人種高額獎賞，鼓勵他們和黑人通婚;3.改變飲食;4.“性情太惡、狀貌太惡”和患病的黑人，“醫者飲以斷嗣之藥以絕其種”，簡單說來就是將其“化學”。康認為，這樣做沒什么不對，因為“千數百年后，大地患在人滿，區區黑人之惡種者，誠不必使亂我美種而致退化。”

父母與孩子必須隔絕，以便徹底摧毀家庭

康有為覺得，應該廢除婚姻，只許男女之間“訂歲月交好之和約”，該合約的期限，“久者不許過一年，短者必滿一月”，期滿后雙方覺得好，可再行續約。至于家庭，康有為認為，其存在“害性害種”、“大有礙于太平”。要想獲得美好的“大同世界”，必須把家摧毀。其辦法是：婦女懷孕后，統一集中送到設置在溫冷帶地區的“胎教之地”，孩子生下來，全部送入公立養育機構，至20歲再進入社會工作。如此，子女“與父母隔絕不多見”，互相“展轉不相識”，家庭自然也就被摧毀了。父母與子女不接觸，就不存在施恩受恩，也就不存在什么倫理問題了。

剝奪私產等

康有為認為，要實現“大同”，必須剝奪所有人的私產，凡農業、工業、商業，都應該“公有”、“公辦”。大同世界的人，不論男女，自頭發而下，眉毛、胡須乃至“五陰之毛”，必須全部剃光，“一毛不留”。只有鼻毛允許“略剪而留之”。精神生活方面，只剩“神仙與佛學”，若有人想進深山隱居修仙，必須工作20年，年滿40歲。

康有為梁啟超范文第4篇

一、馬建忠偽造合影事

這件事大約發生在光緒十年（1884），距今已有120多年了。據劉體智《異辭錄》卷四記載，光緒十年，上海輪船招商局購得外商旗昌洋行的產業，逐步發展壯大。李鴻章任命馬建忠為招商局總辦，沈能虎為副總辦。但馬建忠十分嫉妒這個副手，一心要將他排擠出局，而沈某辦事謹慎，一時間又抓不到他什么把柄。當時的上海已有多家照相館，將兩張照片合二為一的技術也并不復雜。于是馬建忠便托人把沈能虎的照片和某的照片移花接木地合為一幀，私下呈給李鴻章。本以為李中堂一定會大怒，沈某不會有好果子吃了，因為按清朝的規矩，官員狎妓乃是大忌。沒想到李鴻章雄才大略，對此生活作風的小節不以為罪，召見沈某時只是斥責了兩句就完事。沈能虎內心縱有說不出的冤枉，但自己本是末秩微員，在中堂大人面前絲毫也不敢作任何申辯。可事后他還是忍不住對別人說道：“如果把李相爺的照片加在上面，也沒有不吻合的。”一時傳為笑柄。

馬建忠是留學法國的海歸派（據說沈能虎也留過洋），在漢語語法學方面卓有建樹，著有《馬氏文通》。但他用偽造合影來排擠同僚的做法，如果劉體智所記屬實，則未免大德有虧矣。

二、假照片計陷岑春煊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階，廣西西林縣人，云貴總督岑毓英之子。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為清末重臣，與勢力抗衡，史稱“南岑北袁”。岑春煊的假照片事件發生在1907年，曾被多家筆記記載。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之“謀傾岑云階”一則中說：和岑春煊都被慈禧太后所寵愛，袁氏受寵是由于戊戌告密，岑氏受寵是因為庚子護駕。特別是岑春煊當時勾結中貴，有太后身邊的大紅人李蓮英作奧援，更是不爽，必欲除之而后快。深知老佛爺最恨康、梁維新黨人，遂上密奏，硬說岑春煊曾加入保國會，是康、梁死黨，不可重用。慈禧太后雖然惱恨康、梁，可岑春煊庚子忠心保駕，不應當是康、梁的同伙，因此對岑氏寵信如初。一時間無計可施。

的親信蔡乃煌（1861-1916）此時正賦閑在天津，暗中打聽到其中情由，認為這是向袁總督獻媚求進的好機會。于是便從照相館找來岑春煊和康有為的照片，通過合成手法，制作成兩人聚首密有所商的模樣，然后獻給。得之大喜，轉交慶親王奕劻密呈慈禧，作為岑春煊交通亂黨的鐵證，于是乎岑氏之寵遂衰，很快就從兩廣總督的任上罷職回京。而那個獻假照片的蔡乃煌不久便當上了上海道。后至1916年，復辟帝制，護國戰爭爆發，兩廣將士公推岑春煊為都司令。岑在就職宣言中說：“生，我必死；死，我則生耳！”由此可見岑春煊與的恩怨由來已久。

劉體智《異辭錄》也記載了這件事，但說岑春煊失寵是他后來得罪了李蓮英，在廣州又受到輿論抨擊，最終蔡乃煌“得其西法撮景，以新會梁啟超舊景相合如一，以為逆黨之證，進呈御覽，遂得罪”。除將康有為的照片換成梁啟超的之外，其余無甚差別。如今網上文章有說是奕劻密使人偽造岑與梁啟超等人合影的，有說是兩江總督指使人偽造照片的，但獻假照片的都是蔡乃煌。

然而，據劉禺生《世載堂雜憶》載，其中有《假照片計陷岑春煊》一則，卻與上述說法有所不同。岑春煊任兩廣總督時，依仗慈禧對他的寵眷，為政酷烈，一上任就奏參查抄了數十名官員和巨紳富商，頓時輿論大嘩，嚇得廣州的富商大戶紛紛逃亡香港避其鋒芒。留在廣州的官員富商遂合謀趕走岑春煊，但顧慮慈禧寵信岑春煊，難以撼動他，于是便懸賞港幣百萬，招募能夠出奇策趕走岑春煊的人。時任香港分會會長的廣東新會人陳少白（l869-1934），自以為身懷奇計，便說：“先付我三十萬作為活動資金，等事情辦成后再付剩下的七十萬。”

康有為此時正流亡日本，在《清議報》上撰文大罵西太后為武則天、楊貴妃，特別是“那拉氏者，先帝之遺妾耳”一句，更是刺痛了慈禧之心。而在1906年7月清政府頒“預備仿行”上諭時，岑春煊就積極主張變革官制，促進立憲，并秘密派親信到上海，支持江浙立憲派籌設立憲團體，還與流亡海外的立憲勢力頗有來往，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就為岑春煊充當過謀士。

陳少白利用慈禧痛恨康、梁的心理，而岑與立憲派的確又有些瓜葛，便將岑春煊、梁啟超、麥孟華三人各自照片找來，制成多張聯座的合照，岑居中，梁在左，麥在右，并將照片在上海、天津、北京乃至香港和南洋各地出售，還賄賂京、滬大小各報的記者，登載其事。保皇黨人在海外見此報道，也聲稱岑春煊是其同伙，并編造照片的故事，鬧得沸沸揚揚。陳少白還重金收買太監，暗中將合成照片傳入宮禁，西太后見照片果然震怒，即使李蓮英也不敢替岑氏說情，京城中那些岑春煊的政敵也紛紛引以為口實，不久，岑春煊便被開缺了。

岑春煊回京之后，急于為自己洗刷罪名，便通過李蓮英澄清假照片之事。李蓮英也很快想出了計策，拿慈禧的照片扮作觀音裝，把自己的照片扮作韋陀裝，慈禧中座，李蓮英立于慈禧身后，合成后呈給西太后御覽，說：“奴才何曾伺候老佛爺同照此相（但是傳世的慈禧照片中確有一張扮作觀音、李蓮英扮韋陀立于身后者，似乎不像合成的），民間隨意偽造，此風不可長。就像岑春煊與梁啟超、麥孟華的合照一樣，不過是奸人借以賺錢罷了。”慈禧聞聽此言，意遂釋然。

康有為梁啟超范文第5篇

這份“證婚詞”，便是梁啟超在其愛徒、中國近代著名詩人徐志摩的婚禮上當眾講說的。

梁啟超“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6歲中舉，18歲拜康有為為師并參與“”，23歲發起“公車上書”，后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兼京師圖書館館長。身為新月詩派代表的徐志摩對梁啟超極為崇敬，便在北大拜梁啟超為師。

梁啟超雖愛才如命，但卻性格剛耿，率真誠摯，他喜歡愛徒徐志摩，但卻看不慣徐志摩的私人生活。徐志摩留學英倫期間，結識了好友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徐對林一見鐘情，便向發妻張幼儀遞交了離婚通知書。

梁啟超聞訊后，寫信對徐志摩的草率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但徐志摩離意篤定，一句“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便將恩師的規勸置之腦后。 后來，因林長民父女均對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慮”，林徽因便嫁給了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徐志摩隨即轉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際花、北京大學教授王庚的妻子陸小曼。

徐志摩經常陪陸小曼出入燈紅酒綠的場合或游山玩水，一來二去，兩人便產生了感情。陸為了徐而同王庚離了婚。不久，陸小曼便同徐志摩舉行了婚禮。 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堅決不同意兒子娶陸小曼。一是他不喜歡陸小曼，認為這樣的女人品行輕薄;二是覺得兒子離婚已屬大逆不道，再娶一個有夫之婦更是有辱門風。

后經、劉海粟等人斡旋，徐父才勉強同意兒子再婚。但他提出：婚禮必須由做介紹人，梁啟超證婚，否則不予承認。

1926年10月3日（農歷七月初七），中國的“情人節”，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婚禮上，梁啟超霍然站起，宣講了有史以來“最坦誠”、“最直率”、“最另類”的證婚詞：“我來是為了講幾句不中聽的話，好讓社會上知道這樣的惡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勵――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學無所成，做學問不成，做人更是失敗，你離婚再娶就是用情不專的證明！陸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過來人，我希望從今以后你能恪遵婦道，檢討自己的個性和行為，離婚再婚都是你們性格的過失所造成的，希望你們不要一錯再錯自誤誤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為行事的準則，不要以荒唐和享樂作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當作是兒戲，以為高興可以結婚，不高興可以離婚，讓父母汗顏，讓朋友不齒，讓社會看笑話！總之，我希望這是你們兩個人這一輩子最后一次結婚！這就是我對你們的祝賀！―――我說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