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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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范文第1篇

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十六大報告對三農問題給與了特別的關注。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幾年來，中央逐年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支持力度，特別是農業稅的減免，使中國農民進入了一個無稅時代。但是，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的落后面貌遠沒有根本改變。根據有關資料，我國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農村，有占近5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而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占15％。從進出口來看，2004年農產品進出口額為514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總額11548億美元的比重為4.5%，而其凈出口額為-46億美元，對農村GDP的貢獻率為負數。經濟的落后導致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問題更加嚴重，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問題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經提出過“以農業為基礎”的口號，并把發展的次序規定為“農輕重”，也就是說，要把農業的發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一方針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是從農村開始的，但農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二十多年來沒有大的進展。家庭聯產承包制度雖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法實現規模化的經營，作用極其有限。所以農村的發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際上是把發展的重點放在了城市。無論是國家的財政投入，還是社會投資，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農村和城市的差別不但沒有縮小，而且有擴大之勢。統計資料表明，1978年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農村改革開始后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點1．82：1，隨后城鄉收入差距又有擴大，到1990年城鄉收入比為2．2：1，1995年為2．71：1，2004年，則達到3.2：1的歷史最高水平。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數國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發展農村，迅速改變我國農村和農業的落后面貌，已經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而且成了一個必須盡快迅速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如果不能迅速扭轉這種情況，不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將受到影響，而且有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這一著名論斷至今仍然沒有過時。今天我們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三農問題。沒有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業和農村的崛起，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崛起。

二

解決三農問題涉及許多方面,如體制的改革問題、農業的規模化和產業化問題、農村的城鎮化問題等等。但是，最關鍵的是錢的問題。沒有錢，什么事情也辦不成，而農村由于貧窮落后，缺乏自身發展的能力，所以必須從外部注入大的資金。單靠一般的政策性傾斜，或國家逐年加大財政投入的力度，很難從根本上迅速改變三農面貌。要把發展的戰略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必須在財政支出、社會投資和銀行信貸三個方面下手，三管齊下。就是說，應該將政府的財政支出、社會投資和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頭轉向農村和農業。

以2004年為例，在國家空前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財政支出的情況下，全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總支出共2626億元，而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8274.39億元，用于三農的財政支出不到總支出的15%。2004年全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70072億元，其中農村11452億元，城鎮58620億元，農村投資不到城市投資的1/5。銀行信貸資金農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憐，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余額為19.9萬億元，農業貸款余額僅為10299億元，僅為5%多一點。

這種情況必須迅速加以改變。應該使用于發展農村和農業的國家財政、社會投資、銀行信貸的規模起碼與農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適應，即分別達到63%或者以上，則中國農業和農村應該得到的份額將分別達到11386億、44145億和12.5萬億或者以上。這對中國農村來說，簡直都是天文數字。如果這樣，中國農村和農業將會在三、五年內發生巨大變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變其落后面貌。

除中央財政外，地方財政也應做相應的調整。中央和地方財政用于農村地區，主要應該用于加強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主要是“五通”，即路通、電通、水通、汽通、網通。爭取用幾年的時間，使農村鄉、鎮以上地區做到高速路或準高速路連接，電、水、汽基礎設施完備，通訊網絡覆蓋，以便為吸引大量投資做好準備。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除一般基礎教育以外，還應大規模地開展對農村富裕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就業能力，為使他們從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創造條件。農村教育有一個師資問題。所以解決農村教育問題，首先應從培訓農村教師開始，建議規定有條件的大專院校都要承擔定向為農村培訓教師的任務，財政上可以由國家給予全額或部分補貼。另外，國家應該鼓勵和以優惠的政策吸引城里的退休教師去農村從教或辦學。第三個方面，就是用于農村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農村的社會保障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應該改變這種狀況，使農民享受和城里職工同等的待遇。

社會投資應轉向以農村地區為主。國家應該像當年建設經濟特區那樣，制定優惠政策（如三年免稅）鼓勵投資商到農村地區投資，特別是鼓勵大中型項目到農村地區去建設，以項目建設帶動農村的城鎮化建設。一個大項目，就可以帶動一個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的63%，即44145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可以在農村地區建設億元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44000多個。根據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截至2003年底，全國鄉鎮總數38290個，其中鎮20226個，鄉18064個，平均每年每個鄉和鎮都可以獲得一個以上的億元投資項目。有人擔心農村投資的效益問題。實際是，農村地價便宜、勞動力便宜。只要能夠實現“五通”，投資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隨著農村的發展和農村購買力的提高，農村地區市場的發展，可以肯定，在農村地區的投資效益會大大高于現有城市。

信貸和金融方面也應該做相應調整，不僅使銀行信貸的規模與財政和社會投資的規模相適應，而且應該多方面為農村發展開辟財源。中國現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錢往農村流動，反而使農村的錢流入了城市。應該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形成錢往農村流動的金融體制。例如規定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農村項目優先的原則，以及利率方面的優惠政策。同時，可以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專門用于農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設施建設的債券。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關鍵是要加強監管，防止貪污挪用等腐敗現象的發生。在嚴格管理和監督的條件下，還可考慮放開農村金融市場，允許農村多渠道進行集資，利率可以自由浮動。在農村市場利率高于城市的情況下，城里人也會愿意把錢投入農村。此外，也可以考慮發行三農彩票，設立國家三農發展基金等。

上述三個方面如果一時做不到,那么也應該爭取三到五年內做到。

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把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經過了五十多年的發展，現在是應該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的時候了。

三農問題范文第2篇

一、十五期間三農工作的主要成效

1、農民增收取得歷史性突破。預計*年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4250元，比九五期末增長965元，年遞增5.29％。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主要得益于四個方面。一是國家政策性扶持。自*年全面實施農村稅費改革以來，中央、省、市、縣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來扶持農業、反哺農民，使農民得到了實惠。農民負擔逐年減輕，農民承擔的費用及勞務由*年的1.95億元（人平240元）減少到*年0.42億元（人平56元）。累計發放三項補貼5101萬元，其中種糧補貼4021萬元、良種補貼700萬元、農機補貼380萬元。二是種植業增勢明顯。*年種植業產值8.42億元（*年不變價），比*年增13％。三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收入增長較快。“十五”期間全縣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的組織協調機制初步建立、技能培訓不斷增強、職業中介服務成效顯著。新增勞務輸出48031人次，新增勞務收入約1.09億元。至十五期末全縣已轉移農村勞動力20.17萬人，農民外出勞務收入12.11億元。四是林牧漁業量效雙增。全縣*年林牧漁業總產值達25億元，農民來自林牧漁業的人均收入達1200元。

2、農業增效成果顯著。首先，農業經濟持續增長。*年全縣糧食播種面積160萬畝，總產近71萬噸，比*年增18.3％，單產440公斤，比*年增3.8％；棉花栽植面積近8萬畝，單產皮棉82公斤，比*年增15.5％；油料播種面積19萬畝，總產近3.3萬噸；疏菜特經復種面積發展到35萬畝，是*年的1.5倍。農業結構不斷優化。在糧食結構調整上擴大了小麥、水稻的種植面積，縮小了小雜糧的面積，優質高產小麥、水稻的品種應用比例達86％，*年被農業部表彰為“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農業生產的區域特色逐步形。全縣形成了河南片優質糧油生產，城郊及沿線棚室蔬菜生產，沿河、沿蕩水面立體種養，阜益沿線加工蔬菜，渠北旱糧及優質果品等各具特色的專業化生產區域。農作物品種利用不斷更新。全縣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由“九五”期末的95％上升到目前的99％。科教興農步伐加快，新型實用技術得到普及。水稻、三麥、棉花、油菜、玉米高效配套栽培技術年平均應用面積在100萬畝以上，水稻育秧實現了旱育化，棉花生產做到雙膜育苗、覆蓋栽培；保護地栽培在多種作物上得到應用，累計推廣面積近45萬畝次；秸草還田和平衡配套施肥年推廣面積均達80萬畝次；全縣病蟲草綜合防治率達95％以上，為九五期末的1.32倍，三麥、水稻后期病蟲及棉花棉鈴蟲統防統紿率達90％。農業示范工程輻射功能不斷增強。先后建立了縣鎮農業科技示范園區、村級農業科技示范方，累計建設面積超過12萬畝。其次，林牧漁業有了長足發展。林業生產上的防護林體系建設日趨完善，生態防護能力進一步增強；林業結構得到調整，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林業基地建設初具規模，資源總量不斷擴張；林權制度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全縣現有成片林35.2萬畝、四旁樹木5000多萬株、活立木蓄積量131.5萬立方米、林木覆蓋率16.6％、農田林網控制面積110萬畝、建成綠色通道252.6公里，“十五”期間先后被確定為省級楊樹產業基地縣、國家生態公益林建設試點縣和生態防護林工程項目縣。*－*年連續被市委、市政府評為綠化先進縣，*年獲全國綠化模范縣光榮稱號。畜牧業上的優勢生豬、家禽穩定發展。生豬年飼養量達240萬頭、年出欄商品豬150萬頭、苗豬飼養量達220萬頭、家禽飼養量達3600萬只。羊、兔、鵝為主的食草家禽養殖有了明顯增加，畜禽生產規模化、區域特點明顯，生豬規模養殖達30％，家禽達70％，全縣形成了四大產業帶即：沿渠苗豬產業帶、河南商品豬產業帶、沿射陽河家禽產業帶、沿蕩水禽產業帶。良種畜禽全面普及。全縣良種二元母豬、三元商品豬比例逐年增高，達55％。良種蛋雞、肉雞、草雞比例達85％。漁業上的綜合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產業規模迅速壯大。“十五”期末全縣水產養殖總面積達25.4萬畝，*年可實現水產品總產量5萬噸以上，可實現漁業產值9.2億元，林牧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取得顯著成效，林牧漁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增加，達62.5％；林牧漁業內部結構不斷優化。品牌林牧漁業發展勢頭較好。“十五”期間全縣有9個產品獲得中國農業博覽會名牌產品、三個獲省名牌產品、7個產品被認定為無公害產品、16個無公害基地。休閑林牧漁業初露頭角，林牧漁業外向化程度不斷提高。羊寨的桃花園、公興的垂釣中心已成為人們休閑娛樂的好去處。林牧漁業產品的年出口創匯達*多萬美元。第三，農業產業化經營初具雛形。全縣形成了由眾多龍頭牽引的蔬菜產業化、稻米產業化、棉花產業化三條產業鏈。全縣擁有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的規模龍頭加工企業70家、年經營額超千萬元的農產品批發交易市場22家、年實現經（運）銷額超10萬元的農民經紀運銷人1.52萬人。12個農產品獲省市名優產品、無公害農產品產地54個、獲得國家認定的無公害農產品31個、綠色食品1個。第四，農業綜合開發成效明顯。“十五”期間全縣先后實施并完成農業綜合開發第五期、第六期土地治理項目、農業綜合開發多種經營項目3個和世行二期項目，累計改造中低產田16.23萬畝，完成投資1.12億元，通過農業資源開發項目的實施改善了農田基本生產條件，提高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促進了農業優勢產業的發展，提升了項目區種植水平。第

五、水利工作得到強化。以防洪保安為主，重點實施基礎設施建設和農田水利工程配套建設。“十五”期間，全縣共做土方5600萬方、疏浚大中溝渠4132條、加修圩堤840公里、新建改造閘站橋梁1137座，鑿井24眼，增加供水人口25萬人，發展防滲渠道132公里。第六，農業機械程度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大中型拖拉機由九五期末的397臺猛增至865臺、聯合收割機由450臺增至920臺、農田排灌動力機械由9622臺增至15179臺，特別是插秧機在縣內試驗示范取得成功，在全縣迅速推廣251臺。

3、農村社會大局基本穩定。為了保持農村社會大局的穩定，著重做好農民負擔的監控、農民土地承包權益的維護、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健全落實、農村集體資產和財務的管理等工作。嚴格控制和減輕農民負擔。堅決執行農民負擔監督卡制度、預決算制度。對涉農稅收、價格和收費實行“公示制”，對經營收費和服務性收費進行專項治理，對涉及農民負擔方面的群眾和舉報做到及時接待、及時調查、及時處理、及時反饋，對農民負擔方面的基礎數據和資料實行微機化管理，定期開展農民負擔執法檢查。堅決維護農民土地承包合法權益。集中進行了土地承包法實施前的培訓和宣傳貫徹，全縣共培訓760多人次，印發宣傳材料5600份，對土地二輪承包工作進行了后續完善，累計補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9萬份，累計簽訂土地承包合同209652份。基本做到“三到戶”即：“田塊分配到戶、土地承包合同簽訂到戶、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發放到戶”。對土地流轉行為進行規范，接待并處理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糾紛209人次。健全并完善了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相應的工作班子特別是村級的二組一會（村務公開監督小組、民主理財小組、村民代表會議）初步建立并正常開展工作，村務財務按季進行理財公開，重大的村務、財務事項都通過村民代表及時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強化農村集體資產和財務管理。全縣普遍實行村賬鎮，按季進行結賬記賬，定期進行財務審計，村級三項資金由縣統一進行預算審批、集中統一審核撥付，村級債務化解取得初步成效，凈化解村級債務6000萬元。

二、當前三農工作面監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1、農民增收面臨一系列因素的制約。一是落后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需要，加大了農民增收的風險；二是錯位的農村產業結構不能適應農村發展新形勢的需要，限制了農民增收的空間；三是低下的農業科技水平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延緩了農民增收的速度。農業科研投入嚴重不足制約了農民增收的速度。農業科研體制的不暢是制約農民增收的關鍵。農業科技發展的不足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四是扭曲的農村方針政策不能適應日益深化的農村改革需要，影響了農民增收的環境。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增收，都需要有一個寬松的外部政策環境，而目前的政策環境卻存在各種缺陷與不足。宏觀政策的偏差使農民增收面臨不利的政策環境。由重工輕農宏觀政策導向的慣性作用而導致的農業資源流失及農業投入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瓶頸”因素。國民收入再分配存在明顯非農偏好。盡管國家對農業投入的絕對額不斷增長，但增長幅度遠遠低于財政支出的增長，無論是財政支農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農業基建投資占基建投資的比重，還是農業投資比重都呈下降趨勢。部分微觀政策不到位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和優質優價的政策因多種原因未能很好地貫徹執行，存在限收拒收，壓級壓價和給農民打“白條”的現象。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民進入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收取高額城市增容費的歧視性戶籍政策等使農民進入城市的難度加大，使城市化和城鎮化進程步履維艱，形成不利于農民增收的就業結構。五是萎縮的農外就業途徑不能適應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需要，限制了農民增收的渠道。六是薄弱的農業基礎設施制約了農民增收的潛力。完善的基礎設施和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僅是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更是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根本保障。然而，我縣農業的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卻難以保證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薄弱的農業基礎設施使農民增收的基礎不牢。由于農業投入嚴重不足，一些基本農田保護不力，土地肥力遞減，效率低下；多數水利設施老化失修，閑置浪費，甚至破壞嚴重，不能正常發揮作用；公路發展滯后，交通不便，流通受阻；郵政通訊網絡不健全，信息閉塞，交通不暢；農業機械化裝備水平低下。

2、農業增效后勁不足。農業生產上主要存在市場化生產不足，農業增產與增效矛盾突出。大宗農產品市場總量飽和，積壓賣難；同時優質農產品明顯市場供給不足。農業增產不增效、增量不增收現象比較普遍。農業機械化程度不高，勞動報酬率偏低。現有農機具結構不適應農業結構調整的需要、農機具技術檔次低、農機服務產業化程度低、農機服務體系因設施、手段不健全面服務功能差。林牧漁業增效潛力不大。全縣森林資源總量較少、林業內部結構不盡合理、樹種單

一、木材加工業發展滯后，大徑材加工規模偏小、加工層次低、附加值不高。畜牧良種率不高、集約化程度低、標準化生產差，水產上的苗種質量不高、養殖基地不配套塘口老化、水產產業鏈不夠完整，畜牧水產的檢測、檢疫體系不健全。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不快且組織化程度偏低。現有龍頭企業偏少、偏小，龍頭企業與農戶及農產品基地利益聯結不夠緊密，產銷關系不穩定；農業生產的產業特色不明顯，基地建設滯后；各類農民經紀人和合作經濟組織作用不突出，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偏低。農業資源開發項目區不夠集中連片，不能發揮規模效益；存在重建輕管現象；項目投入不足，招引“三資”辦法不多。

3、農村社會不穩定的一些隱患依然存在。農民負擔方面一事一議籌資籌勞資金的收取使用同政策規定出入較大，資金大部分被鎮級占用，卡外亂收費現象仍然存在，服務性收費不夠規范且隨意性較大，因收取稅費組織小分隊到農戶家中扒糧抬物在少數地方仍然存在。農村土地承包方面侵害農民土地承包合法權益的問題比較突出。少數村組土地承包30年不變的政策遲遲落實不到位，隨意調整或收回農戶承包地、強迫農民流轉土地、隨意違法截留土地流轉收益、不尊重農民意愿違法強行征占用農戶承包地在少數村組仍有發生。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方面少數村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組織的建立不夠民主、村務財務公開的時間不夠及時、內容不夠真實全面詳細、重大村務財務事項的民主決策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尚未落實到位。村集體資產和財務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還不夠健全和適用，現有的制度沒有完全執行到位，部分村組的財務結報和核算不夠及時規范，村級收支普遍存在缺口，村級債務負擔較重，個別村組干部存在著貪污、侵占、挪用、揮霍集體財物問題。

三、“十一五”期間三農工作的目標定位及主要推進措施

1、全方位、多渠道促進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農民增收問題解決不好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全縣經濟增長；不僅關系農村社會進步，而且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促進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是三農工作的最終目標，在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穩定三者之間，農民增收是中心，農業增效是實現農民增收的經濟基礎，農村穩定是實現農民增收的前提和保障。“十一五”期間農民增收的目標定位應考慮到我縣處于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欠發達縣份、農業大縣的實際情況。將農民人均純收入年遞增率確定在4％至6％之間為宜。同時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強烈推進。一是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因地制宜地立足自身優勢，通過市場規律的研究，以市場為導向。把提高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作為發展特色產業的重要取向；把勞動密集型與科技密集型產業有機結合起來，尤其是帶動地方產業發展的“龍頭企業”，更要依靠科技，打造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努力占領技術的制高點，提高產品附加值；盡量避免重復建設，避免產業雷同現象的發生。縣鎮政府通過政策引導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為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二是加快農產品基地建設，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著力培育一批具有較強實力、輻射面廣、技術含量高、帶動能力強、能及時根據市場狀況引導農民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帶領廣大農民共同致富的龍頭企業。提倡和引導龍頭企業通過建立風險基金，實行保護價格收購，按農戶出售產品數量返還部分利潤等方式，與農民建立穩定合理的利益分配關系。按照市場需求和資源優勢原則，選擇主攻方向，培育主導產業，圍繞主導產業，開發建設農副產品的原料生產基地，逐步形成特色鮮明的區域經濟格局，為農業產業化經營與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奠定基礎。三是努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主動適應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新趨向，把鼓勵自主創業和實現充分就業作為促進農民增收的主攻方向，加快推進農民非農化進程。狠抓勞務經濟發展，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工作進程。健全市場導向的流動就業機制，通過強化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和合理配置。四是強化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營造有利于農民增收的良好環境。政府和有關方面應當提高對農業的支持力度，扎扎實實按農民需求解決農民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建立權威性的農產品市場信息網絡，及時、準確地向農民提供價格、生產、庫存以及氣候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中長期的市場預測分析，幫助農民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和經營。積極發展中介服務組織，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鼓勵廣大農民積極發展各種類型的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自我服務能力。加強政府對農業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引導。在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切實體現對農業的優惠和支持政策。特別是要嚴格按照《農業法》的有關規定，確保財政支農資金的增長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切實加強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及農業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為農業產業化的健康發展與農業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農問題范文第3篇

㈠ 扶風縣概況

1.1位于陜西省寶雞市東部渭河流域。西漢時此地為京官右扶風的封地，唐時借漢官名作縣名沿用至今。面積751平方千米。轄1 5個鄉鎮，205個行政村，22個居委會。人口44．8萬。扶風縣轄城關鎮、天度鎮、午井鎮、絳帳鎮、段家鎮、杏林鎮、召公鎮、法門鎮、南陽鎮、上宋鄉、揉谷鄉、太白鄉、黃堆鄉、建和鄉、新店鎮。耕地4．92萬公頃。　耕地4．92萬公頃。糧食作物以小麥、玉米為主。經濟作物以棉花為主，油菜、芝麻、花生、大麻、辣椒、烤煙次之。是我省麥、棉主要產區之一。扶風縣是農業大縣，是國家確定的糧食生產大縣和陜西省糧食、油菜、生豬、蘋果、辣椒、秦川牛等生產基地。建成“噸糧田”1 0133公頃，水果總面積7333公頃，蔬菜面積1067公頃，辣椒2800公頃。縣北有天然林400余畝，以山楊、櫟類為主。經濟林有蘋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種植藥材主要有白術，生地、大黃，黃芪等，野生藥材主要有防風、黃苓、蒼術、柴胡、地榆、酸棗、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馬、騾、驢。“秦川牛”、“關中驢”廣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鄉鎮。有野兔、錦雞等野生鳥獸10多種。工業有農機、電機、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廠。

1.2人口

轄1 5個鄉鎮，205個行政村，22個居委會。人口44．8萬。

1.3經濟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指標

關于我們縣總經濟收入，到目前為止沒找到近兩年的任何可參考資料，但就我本人來看我們的的確確是個經濟相對落后于其他兄弟縣的窮縣，缺少支柱產業，農業灌溉面積較少，農民收入普遍較低，農民生活相對較困難。

㈡ 扶風縣“三農”政策落實情況

2.1“關注農業 關注農村 關注農民”大型宣傳活動。在過去暑期三下鄉的過程中，就在扶風縣開展了“關注農業關注農村關注農民”大型宣傳活動。他們向廣大過往群眾發放中央“三農”政策相關資料，向他們介紹中央“三農”問題的相關知識，同時他們還開展了有關“三農”政策的問卷調查。我們調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數據。得出三農問題需要再收入的宣傳。

2.2關于“三農”的問卷調查。我們自己又做了一次問卷調查。能再準確的對以前的資料進行分析，我們共向過往群眾發放問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們的問卷共有11道題，其中8道是選擇題，2道是填空題，1道問答題。8道選擇題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調查結果。在回收的109份問卷中，我們抽取其中的有效問卷98份。我們對這些問卷進行了統計分析。（針對其中的四個問題）問題如下：

1）“三農”問題的“三農”是指：

a農民 b農業 c農村 d農戶 e農田

2）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項被取消了：

a農業稅 b農業特產稅 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樣知道有關“三農”政策的？

a看電視 b聽廣播 c別人告訴我的 d政府宣傳的

4）對于國家出臺的相關“三農”政策，您支持嗎？

a大力支持 b支持 c我不在意 d我不知道這些政策

統計分析的結果如下：

第1題 第2題 第3題第4題正確數 錯誤數 正確率 正確數 錯誤數 正確率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62 36 63.265% 72 26 73.469% 56 10 24 8 21 45 21 11

通過上表中的數據，我們不難發現：在扶風縣，對于什么是“三農”，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對于哪一項稅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們在了解“三農”政策的途徑以及對“三農”政策的關注程度方面也存在著問題。再加上我們調查分析與走訪農戶，同時結合扶風縣的實際情況我們不難發現問題所在：政府宣傳力度不夠，農民不是很了解“三農”政策；“三農”政策沒有很好的落實；“三農”政策的出臺對于農民朋友來說，他們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實惠；農民增收仍然很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不僅僅是扶風縣的問題，更是目前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那么要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們應該做些什么呢？我接下來將討論這個問題。

㈢認識與思考通過這一次的宣傳調查，我們對“三農”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認識到了落實“三農”政策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與障礙。

“三農”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大問題，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它關系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敗。“農業興，百業興；農民富，萬家富；農村定，天下定！”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三農”問題，想方設法解決“三農”問題。我認為可以從以下這些方面著手。

3.1加強“三農”政策的宣傳力度，切實貫徹落實“三農”政策。

3.2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就業。為此，我們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徑。

1） 盡快打破造成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2）把我國的廣大西部地區開辟為農民充分就業的廣闊戰場。 3）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國外輸出勞動力的力度，增加其數量。 4） 將城鎮化作為農民就業的主渠道。

3.3從農村內部著手，解決“三農”問題。解決農民充分就業的問題，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是一項偉大而龐大的系統工程，這就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過程。我認為，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們還可以從農村內部入手，進一步的深化改革，來解決有些問題。

3.4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走農業現代化之路。農業現代化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實現農業現代化又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根據目前我國的實際，我們既不能走以美國和西歐國家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機械化和化學化為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術為側重的道路。我們要依據我國的國情、國力、農情、農力，選擇一條既重視機械化、化學化和水利化，又側重生物技術采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在農業現代化路徑的選擇上，我認為以下幾點很重要。

3.5.1農業土地制度創新。我們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做。

1)制定農業用地有償轉讓的法律法規，建立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當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確保土地流傳依法有序進行。 2)設立農用土地轉讓市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3)建立承包土地社會保障的替代機制。 4)建立土地補償機制。

三農問題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三農”問題城市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濟發展

一、“三農”問題的現狀

“三農”問題與城市化、工業化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實現農民的市民化、農業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目前“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一方面表現在農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表現在農民收入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和人均GDP的增長率。圖1顯示，從1994年后，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率急劇下降，從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個百分點，2000年后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位運行，最高點也僅達到2004年的11.98%。與GDP的增長率相比，在1995～1996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農民收入狀況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農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

2．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一方面表現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上。圖2是1992～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的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在1994～1997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縮小，但隨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則達到了3.22倍。

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呈現出下降趨勢，1989年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間，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下降了18.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0.455，僅下降了9.3個百分點，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差距由0.3個百分點擴大到8.8個百分點。由于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大幅度下降，城鎮居民總收入中通過農產品購買轉移到農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則使更多的收入轉移到工業部門或城鎮居民手中，由于農村居民的比重超過城鎮，則上述數據顯示的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顯然使農民的相對收入進一步減少。給定恩格爾系數的這種下降的趨勢，則經濟增長率越快，農村居民對城鎮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農民購買力不足，農村市場難以啟動

由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消費水平遠比城鎮居民要低。一方面農村購買力水平較低。統計調查顯示，2005年在全社會最終消費支出中，占人口57%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為19014.1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為51891.9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73.2%。從人均消費性支出來看，2005年城鎮居民為7943元，農村人均消費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農村人均消費遠遠低于城鎮，農村市場還沒有啟動。從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來看，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耐用品擁有量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費品農民買不起，2005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洗衣機、彩電、冰箱、空調、電腦等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分別為96、91、135、81和42臺，而農村居民對其擁有量分別為40、3、20、6和2臺；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趨勢。從1991年的22.51%降到2005年的10.18%，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農民消費不足是工業品大量過剩的最主要原因。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的產值與就業的比重發生偏離。由表1可以看出，我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高達93%，就業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個百分點，雖然下降比率高于產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僅33%，遠低于產值的下降幅度。從產值與就業的偏差來看，在這16年間，二者的偏差并未明顯改善，在1991～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縮小，但隨后又出現偏差增大的趨勢。產值與就業比重發生偏離，就業比重偏高，勞動力轉移緩慢。

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

人們日益認識到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在“三農”問題的認識上仍然存在著幾個誤區：

1．以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可以打開“三農”問題的癥結

在許多文獻中經常見到這樣的說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第一產業就業多和產值比重低是因為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低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是由于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快于農業，因而必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以提高農業的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但這種分析卻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假定經濟中只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且農村存在著剩余勞動力，即勞動力流出并不改變糧食產量，同時假設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沒有收入彈性。現給定糧食的初始價格，則農民的收入只取決于城市人口的數量或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各為50%，農民的收入將是糧食初始價格的2倍。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1倍，只要農村勞動力數量不變，則農民的收入水平不變，只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糧食的產量超過需求將使價格下降，農民的收入反而會減少。這樣，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完全取決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量，而與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無關，由此可以推論出，要使農民收入提高，必須把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農業部門收入的增長完全取決于轉移的勞動力數量。

采用生產率變動的方式解釋城鄉收入分配的變動也是不成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農村勞動力不變的條件下并不能增加農民收入，而只會增加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且，一旦由于生產率提高使糧食的產量提高而超過需求，則會使糧食價格下降，農民只能是增產不增收。如果為了防止糧食價格下降而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制定收購價格，農業生產率提高后將使糧食供大于求，同時，農民的收入將被穩定在制定的糧食價格上，農民也將根據這個價格決定產量。顯然，一旦把價格固定住，則限制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原因是農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對農產品需求的約束。

當然一旦農村不存在剩余勞動力，那么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毫無疑問會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會增加農村的發展。可是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一味地強調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不能解決“三農”問題，還會由于產生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加劇它。

2．以為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解決“三農”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的鄉鎮企業，極大地緩解了農村過剩勞動力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壓力。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國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納過剩的農村勞動力，而農民又可以接受極低的工資和生活條件，有不需要審批的極低的土地成本，還與中國原有的計劃管理體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農村人口的特殊條件有關，比如投資的集中管理以及嚴格的戶籍制度阻止農民進城等。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農村發展工業的。或許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可選擇的最好的發展方式，但鄉鎮企業只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因為城市里的所有條件都要比農村優越，節省耕地、交通和信息發達、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會服務等都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特別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現代的城市生活。

鄉鎮企業的這種低工資成本的擴張在工業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擴大就業。鄉鎮企業為城市提供了廉價的基本消費品，同時增加了農村的就業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這在中國可能是其它的發展方式所難以達到的。但是必須看到，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發展必然會帶來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這一點只要分析一下鄉鎮企業的成本和產品需求就清楚了，鄉鎮企業的工資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買不起他們所生產的產品的地步，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的工人工資相對于平均每年15%以上的GDP增長率來講幾乎就沒有什么提高，農村居民靠鄉鎮企業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競爭還導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資增長率下降，目前基本消費品領域的需求嚴重不足顯然與此關系極大。1997年以來，隨著城市基本消費品需求的萎縮，鄉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出口，近年來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長率帶動的，而這種依靠低匯率的出口增長卻是不能持續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國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的結果，因為中國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費品，而不需要進口的奢侈品和外匯儲備，而一旦出口的增長率下降，必然造成鄉鎮企業產品需求的嚴重萎縮。

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發展所遇到的另一個障礙就是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雖然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鄉鎮企業產品的需求，但更會帶來工資率的上升而使鄉鎮企業的成本提高，更多的農村人口將向城市轉移，而不會永遠接受鄉鎮企業極低的工資和工作、生活條件，只要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加快，鄉鎮企業將難以維持低工資的生存條件。

總之，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以城市的不發展為基礎的，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在收入和產業結構的流轉上似乎有成為第二個“農村”的趨勢，因此，必須加速城市化的發展來改變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方式。實際上，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向城市化的方向進展，珠三角地區和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托由大城市輻射所形成的城市群，從而把農村逐漸改變為城市，這個趨勢在東部沿海地區是明顯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的地區越來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邊地帶，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來更好地規范鄉鎮企業的發展呢？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選擇

近年來，國家針對“三農”和收入分配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業反哺農業，采用嚴厲的貨幣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產業投資和鋼鐵等基礎工業的投資，通過出口退稅刺激出口的增加等，這些政策在短期內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從長期來看則未必有良好成效。工業反哺農業將提高工業的生產成本而限制工業的發展，而只有工業的發展才能轉移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和真正“反哺”農業；不可否認，由于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發展到重化工業階段，基礎產業乃至房地產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最需要發展的產業，然而問題在于這些產業的資產值太高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進而引發經濟波動，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這些產業的發展；外貿出口退稅雖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業，但換來的卻是增加注定要貶值的外匯儲備。

在目前中國農村人口依然占60%的條件下，采用緊縮政策不僅起不到降低資產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結果，而且會由于失業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劇惡化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我們否定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策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條路，這就是擴張性政策，或者稱之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大幅度提高GDP增長率（如20%以上），這種擴張性政策與1998年以來所采用的政策不同甚至安全相反，以前的政策實際上是向著使經濟復蘇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比如提高資產值和刺激消費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企業和家庭資產的資產值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急劇上升，這種情況一方面造成居民消費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投資率居高不下并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收益，因此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問題持續惡化。當前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朝著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夠提高工資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資產值的方向進行。這就不僅需要從總量上調節需求，而且特別要采用產業政策調節需求的方向，以從根本上扭轉決定市場需求的收入流向。如何扭轉市場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變市場需求的流向都是復雜的問題，比如目前能不能讓高收入階層都不買汽車、別墅而轉向基本消費品部門的投資來增加就業？這顯然是做不到的。我們也不能采用財政直接投資的方式來發展基本消費品部門，因為目前基本消費品部門生產過剩而嚴重虧損。我們需要找到整個產業結構中最關鍵的環節作為突破口，這就是通過城市化解決農村的三農問題。

從1980年改革以來，中國經歷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兩次高速增長的跳躍，結果是極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擴張性的跳躍發展，一方面是因為解決當前中國結構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術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國在2020年實現農村城市化的目標，使所有農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完全應該達到或超過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們抓住農村貨幣化和城市化這個根本點，同時理清市場機制運行的脈絡，這種跨越式的發展并不危險。

四、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加快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與城市化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實現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在農村存在幾億剩余勞動力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極大潛力的條件下，對城市化的發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就業崗位的限制。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高速增長必然要求城市化的發展，即提高經濟增長率的目的是為了經濟的貨幣化，而貨幣化與轉移農村勞動力和城市化必須同時進行。

1．城市化——打開“三農”問題的鑰匙

城市化本身就是經濟發展，它與工業化和農村的現代化是一個含義。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無論與拉美國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還是和東南亞超過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韓國和中國的臺灣省用了20多年的時間基本實現了城市化，而中國在20多年的時間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就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講，完全可以在未來的15年的時間里讓中國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從而使他們享受現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實際上，現代的教育、文化以及產品的消費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實現的，只有實現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們對現代產品的需求，也只有實現了城市化，才能改善農村的教育、醫療等生活條件，因此城市化比技術和工業產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經濟學中，城市化問題只是一個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問題，比如城市具有規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統發達，作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業、貿易快速發展，等等。但從城市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現代城市的發展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是由多種產業共同構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這些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種自發的市場經濟的城市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產業、商業和服務行業等出現大規模投資的機會，而城市人口的不斷擴張是保證需求和利潤增長的重要條件。

城市化和三農問題既是當前中國經濟的最薄弱環節又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不僅可以使高速增長的投資有了方向，還可以改變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規模的城市土地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將雇用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開發的收入用來開發廉價的商品房安置農村勞動力進城，像珠三角、長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可以就地建立城區與大城市相連，把大城市的區域擴大，城市建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這種大城市的擴張還可以抑制不斷上升的市區的房價。城市化的發展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并使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從而可以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全面進行農業經營方式的改革，通過農村產業化的規模經營提高生產率和采用新技術，使農村的收入水平提高，這又可以緩解農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壓力。可見，通過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與需求，使基本消費品部門的生產得以復蘇，進而帶動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高漲。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使農民變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勞動力轉移出來。目前的問題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速度相對于經濟增長率和工業部門的高速增長而言是太慢了，致使農產品需求受到嚴重的約束，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率遠低于工業部門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進一步使農業投入減少和技術進步緩慢。

從近幾年的經濟增長數據與勞動力轉移數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關系。圖4是我國1991～2005年名義GDP增長率曲線與第一產業就業比重變動曲線，由圖4可以看出，二者的相關性非常明顯。1992～1996年是我國經濟的高增長時期，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5.20%，這段時間內第一產業人口轉移也較快，年均轉移勞動力近1000萬人，就業比重年均下降1.84%。1997～2002年，隨著名義GDP增長率下降，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大大減緩。2002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大幅減少。雖然近些年，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但是這種轉移速度相對于名義GDP的高增長來說仍顯得太慢。1992～1997年，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快，農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下降了8.6個百分點，而產值只下降了2.7個百分點。而在1997～2003年，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大大降低，就業比重僅下降了0.8個百分點，產值的比重則下降了5.3個百分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統計數據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為這些貨幣統計數據所表示的只是能夠買得起什么產品，而不代表實際的生活水平，農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溫飽階段，這種收入水平使他們與現代生活和文化發展幾乎無緣，農村的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服務、娛樂等方面與城市相比可以說相差一個時代，目前有近40%的農村家庭連最能與外界溝通的電視機都沒有。這種與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又無法在城市里長期居住和獲得穩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著必須離開城市回到農村。

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與工業的發展速度相聯系，英國、西歐和美國城市化過程經歷的時間比較長，原因是工業的增長速度較慢，從而并不會帶來城鄉之間的嚴重矛盾，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速度極快，比如名義GDP增長率持續超過20%乃至更高，則必須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貨幣投放或投資只能首先流入工業和城市，它只能通過工業部門雇用農村勞動力和購買農產品的方式才能流向農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導致城鄉之間的差距急劇擴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嚴重下降時，也必然使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這方面，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在高速增長時期取得了成功的經驗，而拉美國家則由于經濟的嚴重波動而導致了大量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和“城市病”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前所述，在目前存在60%農村人口的條件下應該說別無選擇，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同時完成農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頓。一旦經濟增長率下降和放慢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會造成巨大的城鄉差別。目前并不是在理論上論證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問題，而是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的怎樣安置的問題，經濟增長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越多，問題就越難解決，拉美、印度、南亞以及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所有產業中是最慢的，工業部門通過引進國外的技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已經接近世界領先水平，而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種植業在技術上幾乎沒有發展，農業機械化的速度更是嚴重下降的。顯然，在目前農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產性投入增加的。而農產品的價格卻不能根據成本提高，因為在目前的農業技術水平條件下，只要價格提高，農產品供給就會增加而使價格下降，而工業生產資料投入的價格卻不受限制。這使政府經常為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發愁，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增加農業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可能取得預想的效果。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正常的發展順序是，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使農民的收入不斷提高，并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農產品的價格不斷提高，使農業的生產技術得以改進，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成，將形成對農產品正常的供求狀態，促使城鄉形成統一的勞動市場和工資率。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村城市化的過程是為大多數國家的經驗所證實的。

綜上所述，“三農”問題既不能單純依靠國家的各種支農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前提下僅依靠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來解決，只有通過城市化的道路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的經濟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非農部門就業才能解決這一歷史性問題，為我國經濟進入現代化工業國家掃平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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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范文第5篇

九五期間，農業占GDP總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經降到14.5%，到未來五年有可能降到10%，農業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那么，如何保證農民收入增長？

一方面增加購買商品、農產品的城鎮消費者，另外一方面，適當降低農業勞動力。我想這是相輔相成的過程。一方面，在結構調整中城市人群的比重提高，農業人種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農業通過自身的結構調整，提高質量，加工，通過這些途徑，兩個方面都努力，才能使得農業對農民來說重新是收購增長的來源。

稅費改革的問題，首先應該看到稅費改革必定會減輕農民負擔，而且很重要的目標是減輕農民負擔。怎么不讓它反彈起來？要有一個更高的認識，農民稅費改革不僅是經濟領域的改革，而且是對農村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改革。為什么農民負擔會重？而且重的地方，有些地方苦不堪言，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村的上層建筑嚴重不適應農村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機構要精簡，人員要精簡，讓農村的上層建筑和農村的經濟基礎相適應，這樣才從根本上消除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可以想象，如果機構不減，人員不減，明年人家說干部工資發不了，電話打不了，會開不了，出差出不了，又會變別的方法收錢。當然也要增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去年全國搞了20個省的試點，今年準備基本全面鋪開，34個省、市、自治區都要鋪開，在總理報告里這部分預算是305億。

農民有一句口頭語，負擔為的是教育。增加了轉移支付，就等于政府的財政把農民的負擔替代掉一塊。

據我們了解，大概全國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在2002年大概達到9400萬人，這9400萬人中，大概有6200萬是出縣的，離開本縣去打工。而出省的勞動力大概是4000多萬，整個9000多萬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一年掙到的工資性收入是5500多億。如果他們自己在外頭還要生活，扣掉他們自己的生活之后，匯回家和帶回家的，根據抽樣調查的結果判斷，拿回農村的是3200億。

可以想象，如果農村沒有3200億元的錢從城里拿，目前的農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又會是什么樣。所以這個事情對農村收入意義非常大。必須看到目前相當一部分地區農民，如果沒有外出務工的機會，他已經不可能增加收入。回過頭來我們很現實的看，如果沒有外來工在城里，這個城市的經濟建設、社會管理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沒辦法正常進行，建筑工地誰在做，早點誰在弄，都沒法弄，所以這件事情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農民流動就業，進城就業。這次亮綠燈起到的作用是什么？這邊增加農民的收入，那邊刺激城市經濟的發展，同時方便城市居民的生活。仔細想想這么多農民工到城市里是來就業的，創造的GDP在這個城里，創造的稅收在這個城里，因此你對他的管理毫無疑問應該列入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