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成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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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成本論文范文第1篇

要理解和定義資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義好“資本”與“成本”。

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基于經濟學中“資本”與“資產”不分，我認為，會計學中“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就是資本的定義。一個佐證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對資本的定義。他認為：資產是可用的經濟資源；資產必須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產權，從來也不意味著“自己的資產只能自己用”；資產須經交易而轉手（資產轉讓），才能提高有主資產的利用效率；資產的自用權利一旦可以有償放棄和讓渡，資產所有者就擁有一個未來的收入來源；這時，資產就轉變為資本；所以，資本是構成獨立的未來收入流的資產，即可以獨立提供與本人勞動無關的權利租金的資產（1）。

會計學中的“資本”一般是指“資產（資金）的來源”，按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來解釋，“資本”即指“負債+所有者權益”。我認為，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中的“資本”應作會計學上的解釋。

張五常（2000）認為，“成本是所放棄的價值最高的選擇”。可見，經濟學家是把成本定義為“機會成本”的。汪丁丁（1996）進一步認為，機會成本的兩個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選擇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對于某一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們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作出選擇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選擇，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獨立于人們行為選擇的“客觀價值”基礎上的成本。據此，在經濟學家看來，沉沒成本、歷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財務理論中，經濟學的成本概念應是可取的。還要注意的是，選擇是面向未來的，所以成本也是未來成本，而且必須弄清楚誰將承擔成本。公司財務中的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正是面向未來的，作為財務決策標準的“資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來，所以用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來理解“資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資本成本的定義與計量

（一）資本成本的定義及相關問題

在公司財務中，資本成本的一般定義為：公司籌集和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根據上面的分析，這個“代價”應以“機會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擔資本成本的主體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資本成本是特定企業籌集和使用資本應承擔的機會成本。

根據上述定義，資本成本由兩部分構成：（1）籌資費用，指在籌資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屬于市場交易成本；（2）用資費用，指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后所發生的費用。具體表現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②以發紅或股利（股息）（投資報酬率）形式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進一步，資本成本的靜態（不考慮時間價值）表現形式有：（1）絕對數，即“資本成本額=籌資費用+用資費用”；（2）相對數，即“資本成本率（k）=年平均資本成本額/籌資總額”。實務中則常用“資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資費用/（籌資總額-籌資費用）”。通常，用到“資本成本”時，即指“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有四層含義：（1）個別資本成本，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下的資本成本。（2）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綜合資本成本或總資本成本），即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3）個別邊際資本成本（MCC），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它有三種定義方法：①數學上的定義。若y=f（x）[y：個別資本成本；x：籌資量]，則MCC=dy/dx.②經濟學上的定義。x=1時的y（因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而增加的資本成本），即為MCC.③財務管理實務上的定義。企業新籌資本的個別資本成本，即為MCC.這個定義的誤差大，但實用。（4）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它是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

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或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而且并不嚴格區分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與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籠統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二）資本成本概念在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資本成本是比較籌資方式、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依據。個別資本成本是比較各種籌資方式優劣的一個尺度（但不是選擇籌資方式的唯一依據）；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企業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基本依據；個別、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是比較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重要依據。

2、資本成本是評價投資項目、比較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經濟（財務）標準。人們通常將資本成本視為投資項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視為投資項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還作為比較選擇投資方案的主要標準。

3、資本成本作為資本化率，是運用貼現的現金流量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財務估價）的關鍵因素（變量）。

4、資本成本還可作為衡量整個企業的經營業績的基準。近年來，在對公司的績效進行財務衡量時，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剩余利潤（剩余收益）、經濟增加值（EVA）或調整的經濟增加值等指標。這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上述指標中不可或缺的解釋變量之一。

（三）資本成本的計量

要發揮好“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對公司的財務決策與績效解釋的功能，如何準確計量（也許用“預測”更恰當，因為要計量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徒勞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所羅門的“現代公式”（2）。所羅門于1963年出版的《財務管理理論》認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促使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與企業當前價值相等的折現率”。據此，所羅門建立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現代公式”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K）”計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為企業預期未來凈營業收入；k為債務資本成本D為債務的市場價值，S為（所有者）權益價值；V為企業價值（V=S+）；t為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率。

阿迪提（1973）認為，“現代公式”所隱含的下列假設以成立：①預計企業將有永續固定的盈利（為了運用永續年金值公式）；②企業盈利等于預期未來凈營業入。

我認為，“現代公式”還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推導的問題。所羅門的推導起點是“K=x（1-t）/V”，然后將“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現公式”。問題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財務估價中，人們本來是要利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估計（預測）適當的折現率，以便評估企業價值。而“代公式”不過是這一過程的逆運算（有“循環論證”之嫌），試問：“企業價值”又如何確定？用折現現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確定的“企業價值”代人“現代公式”，反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能保證與折現現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恐怕是“現代公式”無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資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種計量“行業平均資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為企業權益資本成本；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dA為企業負債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歸而得：

（V-TD）/A=+/A++（A/A）+U/A

式中，V為企業當前市場總價值；D為企業負債的市場價值；A為企業總資產的賬面價值；A為資產的變動量；X為企業預期息稅前收益；U為隨機干擾項；為常數項；為規模系數；為預期收益系；為增長系數。

筆者發，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問題：①MM方法不是對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雖然它對個別企業的財務決策有參考作用，畢竟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難以從MM方法發展出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公式；③C=f（K，dD/dA），而與負債資本成本本無關，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棄了“加權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與實踐（稅法）不符，改“（X-I）（I-T）”才對（I表示因負債而發生的利息費用），與因變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業資產收益率，用來作為K替代，顯得很牽強；⑦尋找V的替代變量（計量方法）成為成功運MM方法的關鍵，而對V的計量本來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確，也只能求得歷史（過去）的資本成本，但這與資本成本的定義相。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線性的延伸，因此經驗估計的結果對來的指導作用要大打折扣。

國內，沈藝峰（1999）、王寧（2002）運用MM方法檢驗了“股權成本高債務成本”理論的正確性。裴平（2001）用自己構建的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進行了計量，但與前兩位的結論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結果支持裴平的結論。他們的相互矛盾的結果難以解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財教科書方法。幾乎在所有財務管理教科書中，多是先求出個別本成本，再以財務結構（各種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作為權數，用統計學上的加權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筆者把這種方法叫做“財務教科書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論文《資本成本會計》，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既然大量財務管理教科書財務學者采用上述方法，筆者認為必有一定道理。

縱觀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無不是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求的。這說明資本成本是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財務教科書方法”還有一大優勢是，它能求出個別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而可直接用于財務決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種簡單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觀判斷就準確的計量出普通股資本成本的方法，那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這種方法（作者注：也永遠也找不到）。這就要求公司必須根據其自身所面臨的各種經環境，對各種計量方法的實用價值進行判斷，從而，選擇出在現有的情況下相對合理的計量方法。”（1997）筆者以為這種概括深“機會成本”概念的真諦。據此，可以預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構建與選擇不能偏離“機會成本”概念，否則，都將難免犯錯誤。

三、對“資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創新

將“資成本”理解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時，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分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是“還原”，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還為債務成本和（所有者）權益成本。進一步，將債務成本分拆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債券成本、長期借款成本、長期債券成本等，將權益成本分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筆者看來，這種分拆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因為財務決策需要的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在此，我們試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知識，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分拆為“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開拓現代財務理論的創新空間。

1、債務成本。公司因債務而導致的未來現金流出一般是預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預測難題，所以債務成本的計量相對容易做到。不過，因公司一般有多種債務，所以債務成本也應是一個加權平均概念。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債務可以增加稅盾（TaxShield）效應，降低成本（信號傳遞效應），但債務成本本身卻會因此增加（債權人將要求更多的風險報酬，破產成本也會增加），那么債務成本與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關系對資本結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影響？此外，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債務成本的？在公司重組（如債務重組）時，降低財務杠桿，隨之降低債務成本，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效率），資本市場又作什么反應？

2、市場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學者們的注釋與發揮，更使人墜入云里霧里。為此，我們嘗試作一粗淺的梳理。

張五常（2000）認為：“必須把‘交易成本’定義為所有在魯賓遜。克魯索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評：“這個定義顯然不是構建性的。因為它只能說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說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學派把交易成本按照發生的時間分成兩類：（1）事前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前，包括生產信息、交換信息，討價還價等等的費用；（2）事后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后的執行契約的成本，包括監督、懲罰、獎勵、怠工等等行為造成的費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約成本（尤金。法馬，1990）。

在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監督支出；（2）人的保證支出；（3）剩余損失。

張五常曾經提出，“交易成本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這個觀點，并給出了如下定義：制度成本是選擇制度的機會成本，這個機會成本是那些沒有得到實現但經由參與博弈者的影響可能實現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均衡價值。他還分析了這樣的定義無法回避的四個困難：（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們中間組織分工所花費的機會成本。然而這群人可以通過許多種方式來組織分工并協調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自我約束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等等，其“成本”是無法定義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從生產的“技術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離出來。（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不確定性。于是，當事人不可能確定他的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兩個以上人的行動，所以必定是博弈行為。改變交易成本就意味著博弈的人“選擇”從一個均衡跳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種跳躍到底是怎樣實現的，就連博弈學家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計量交易成本是困難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認為影響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個因素（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而亨利。漢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業所有權論》中則認為下列因素對交易成本產生影響：單純的市場支配力、置后的市場支配力（鎖定，Lockin）、長期合作的交易風險、信息不對稱、策略性的討價還價、客戶偏好的信息傳遞、客戶的不同偏好的妥協和協調、異化（Alienation）。誰來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業所有人、企業客戶、其他生產要素的供應方將分擔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誰的頭上是由企業涉足的其他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無論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總是存在著一種動力或利益驅動推動企業以重組的方式采用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權形式，以盡可能降低這些交易成本。可見，要對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將“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財務理論中，筆者以為至少還要解決如下問題：（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義及其構成；（2）交易成本與成本、契約成本之間的關系；（3）不應將交易成本等價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種交易成本的承擔者；（5）哪些具體的交易成本才可以進入公司財務理論視野，即將宏觀意義上的“交易成本”微觀化（深入公司層次）；（6）公司資本成本中，哪些屬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問題難度很大，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選擇是進行簡化處理：將公司資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為顯性的交易成本和隱性的交易成本。顯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籌資費用”，即企業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至于隱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計量的困難，我們暫時不作考慮，有待經濟學和會計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但在決策時，我們必須定性地考慮諸如隱性的成本、破產成本、尋租成本等的影響。

經過簡化處理后，還必須明確一點：計算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成本時，就不要重復計算顯性的交易成本——“籌資費用”了，必須將交易成本從原來的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權益成本中分離出來，以便單獨考慮。單獨考慮市場交易成本的意義在于，將促使公司財務管理關注其外部市場環境，從而更加重視對理財環境的研究，以便在籌資時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3、所有權成本。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所有權”概念在法律上比較明確。按照錢穎一（1989）的理解，經濟學中的“所有權”有三種常見的含義：（1）對財產資本回收的權利，這是“產權學派”的定義；（2）對實物財產的控制權利，這是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義；（3）資本回收和控制權利。現在，一般取第三種含義，并表述為：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和收益的索取權，而且收益權（而非控制權）是所有權的本質（李笠農，2001；殷召良，2001）。這時，企業所有權事實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著。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企業所有權被嚴格定義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謝德仁，2001）。亨利。漢斯曼在《企業所有權論》（中譯本）中寫道，企業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兩項名義權利的人：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權。由此可見，企業所有權不是企業的所有權，而是指企業所有者對企業的所有權。

亨利。漢斯曼進一步提出了“所有權成本”概念：企業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這些成本可大致分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前兩種是與所有權的剩余控制權這一權能相關的，第三種則是直接與剩余收益的索取相關。具體而言：（1）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其實就是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者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的成本（企業所有者為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付出的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間交換意見和作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和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2）集體決策成本是指當多個人共同分享一個企業的所有權時，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可能會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他們要作出決策就必須采用某種形式的集體選擇機制（如表決）。當所有者之間出現利益上的分歧時，這種機制本身也會制造成本，即“集體決策的成本”，包括因決策無效率產生的成本和決策過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權的第二種權能——剩余收益索取權也涉及很多成本問題，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與企業經營的重大風險相關的風險承擔成本。因為這些風險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剩余收益中。

筆者認為，所有權成本是企業所有者獲取和維護所有權而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同樣用“機會成本”計量，而且由企業所有者承擔。不過，這種所有權成本最終將在企業得到補償——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除非企業失敗）。因此，轉換一下，可以認為，所有權成本即財務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從而使所有權成本回歸“資本成本”的邏輯體系。“（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可定義為企業支付給權益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報酬，投資報酬又可分解為無風險報酬和風險報酬。這里，大致可以這樣理解：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對應“無風險報酬”，風險承擔的成本則正好對應“風險報酬”。在財務理論中，“風險報酬”、“無風險報酬”均可以單獨計量，只是要將“無風險報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并進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的具體成本項目，這個計量就困難了。

資本成本論文范文第2篇

內部控制質量通過影響信息風險和經營風險，從而影響債權人判斷上市公司債務契約的違約風險或債務人的還貸風險，進而影響上市公司債務資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調查搜集了111名信貸員提供的數據，發現他們對公司的信用評級受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影響。研究表明，負面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會降低財務報告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保證程度，且對信貸方的判斷產生負面影響，進而會增加公司債務融資成本。2011年集中出現的三篇實證文章足以說明了這一話題已經成為研究熱點。DhaliwalD.etal（.2011）檢驗了首次執行SOX法案404條款的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與公司債務成本變動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平均來說，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將會增加其公開交易債券的信用風險。同時，他們還檢驗了信用評級機構或銀行的監管對此產生的影響。Kimetal（.2011）將遵循SOX法案404條款披露內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比較了有內部控制缺陷和沒有內部控制缺陷公司間債務契約的不同特征。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債務契約條款的影響因素后，內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貸款利差要比沒有內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個基點。其次，內部控制缺陷更為嚴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貸款利率。第三，債權人強加給內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嚴格的非價格條款。最后，通過對公司內部的分析發現在公司披露了內部控制缺陷后，銀行會增加貸款利率，而當公司對以前報告的內部控制缺陷補救之后，其貸款利率又會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來度量財務報告質量，研究發現，當公司披露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時，債權人會減少使用財務契約使用和以財務比率為基礎的績效定價條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價格和證券保護及信用評級基礎的績效定價條款。同時，也發現因內部控制缺陷而改變債務契約設計顯著異于財務重述，后者更強調對管理人員行為的嚴密監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銀行貸款利差檢驗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對企業債務資本成本的影響。與美國強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國內部控制審計及其披露尚處于自愿性階段。這就為研究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響資本成本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和數據支持。國內對于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與資本成本的相關研究剛剛起步。吳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初步得出了內部控制審計信息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結論，但其僅僅使用一年的數據為樣本，而且權益資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對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紅星和施繼坤（2011）以2009—2010年滬市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財務分析師盈利預測數據和PEG模型，檢驗在我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環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是否會影響權益資本成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信息能夠發揮信號功能，顯著降低其權益資本成本。張然和王會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間深滬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報告或獨立公告中披露的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和鑒證報告為對象，研究其披露是否會降低公司的加權資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披露內控自我評價報告的公司資本成本相對較低，且進一步披露內控鑒證報告的公司資本成本更低。但他們采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度量權益資本成本，進而計算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作為公司資本成本的變量，這可能混淆了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和債務資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徑，同時沒有區分由于投資者和債權人在信息搜集和處理能力方面的差異而對資本成本產生的不同影響。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分析發現，目前還沒有研究系統地探討自愿性內部控制審計披露對債務資本成本的影響。

二、假設提出

內部控制有效性對于公司財務信息可靠性及經營風險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饒靜，2009）。在非強制內部控制審計環境下，高質量公司主動聘請外部審計的行為可以視為一種旨在提高自身內部控制有效性、財務報告可靠性和信息質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諾。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號顯示的意圖披露由外部審計師出具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以彌合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與此同時，借助自愿審計的可靠承諾對于外部利益相關者而言是有信息價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債務締約情況下，自愿內部控制審計可以減輕銀行機構面對的事前信息不對稱并降低事后債務監管和再談判成本，從而有助于債務締約（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對企業財務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證，提升信貸決策所依賴的信息質量，有助于銀行機構更加準確地估計公司價值和未來現金流，正確評價公司的還貸風險及履約情況，從而降低銀行面臨的信息風險。已有研究表明，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能夠有效地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緩解公司面臨的債務融資約束。信息質量高的公司更容易獲得銀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偉等，2011）。因此，銀行會降低發放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貸款所要求的風險溢價，進而降低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質量內部控制意味著公司處于良性健康的運營環境和有效監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經營風險并降低管理層濫用或侵占公司現金流的發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證其經營目標的順利實現，有利于實質性地降低銀行對公司還貸風險的估計水平，從而降低這類申貸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設：假設H1：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與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銀行借款成本顯著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利率較低的銀行貸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間存在負向關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場上存在著信貸配給現象①。在現行的貸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貸款申請人都能如愿地獲得貸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關聯（politicalconnection）和銀企關系會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獲得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貸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穎潔，2013）。國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處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肩負著基于戰略和社會因素考慮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為這些公司的“父母”，當其陷入困境時，必然會多方救助，以補償其所履行政策性負擔。而所有權結構也決定了國家必須承擔這些公司經營失敗的責任。這就為國有公司的銀行長期借款提供了“隱性擔保”。因此，產權性質作為上市公司的一個外顯特征，能夠直接為銀行機構所感知，從而正面引導銀行機構對國有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水平做出樂觀估計，認為國有上市公司發生貸款到期違約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價上會給予其優惠。而國有產權提供的這種隱性擔保可能會削弱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在債務契約中的信號傳遞作用，使得銀行機構忽視其對國有借款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足夠關注。但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隱性擔保，銀行機構在進行信貸決策時，不得不更加關注上市公司所釋放的內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正常釋放公司內部控制高質量的積極信號。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假設H2：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降低銀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為有效，即國有產權會削弱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間的負向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銀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資本成本可以分為事前資本成本和事后資本成本。銀行借款的事后資本成本是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銀行貸款而實際付出的代價，包括籌資過程中發生的手續費用，以及在使用過程中支付的資本使用費（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資本化利息）（/年平均長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來表示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實際支付的利息費用/有息借款總額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債務成本，姚立杰、羅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則以利息支出/當年平均債務總額作為銀行借款債務成本的變量。借鑒李廣子和劉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蔣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華，王貞潔等（2012）采用兩個指標來度量債務融資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總負債；二是凈財務費用占比，等于凈財務費用/公司總負債，其中，凈財務費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續費支出和其他財務費用之和；長短期借款平均余額等于短期借款、長期借款和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額。銀行借款的事前資本成本是指銀行機構對擬貸款企業放款時借貸合同中確定的貸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蓮（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報附注中披露的當年每筆新增短期或長期貸款的明細信息（具體包括借款金額、起止時間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當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長期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銀行借款成本。祝繼高、陸正飛和張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蓮（2007）同樣的方式度量銀行借款融資成本，為了保證獲取的樣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們還將國泰君安（CSMAR）中國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研究數據庫提供的銀行借款公告信息與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銀行借款信息進行整合。從上述文獻的梳理來看，銀行借款融資成本度量方法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事后存量計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計量法。前一種方法沒有嚴格區分上市公司的負債來源，度量上有失針對性，后一種方法則著眼于動態決策過程。在財務決策中，債務成本指的是新債務成本即新籌債務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現有債務的成本。一般來說，新債務的成本均不同于現有債務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銀行借款私有債務市場，考慮到本文的研究目標及前文分析的信號顯示作用機制，銀行借款的事前資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從財務學意義上看，資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資金，即列示在資本負債表右方的長期負債①和所有者權益（劉淑蓮，2012）。因此，在研究銀行借款成本的過程中，本文從資本成本視角出發僅考察上市公司的長期銀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鑒胡奕明、唐松蓮（2007）和祝繼高、陸正飛和張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銀行在向申請貸款的上市公司發放新增長期貸款的決策中，有無考慮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是否給予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以較低的利率定價？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銀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當年所有新增長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額比重求得的加權平均年利率水平來替代，具體測算方法可以表示為。

（二）模型設計和變量定義在明確銀行長期借款資本成本度量方法后，為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說，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其長期銀行借款成本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考慮到自愿披露與資本成本間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誤或內生性問題，我們采用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技術方法，相信能夠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誤或內生性問題。1.被解釋變量在模型2中，被解釋變量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銀行借款成本，是以當年所有新增長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額占當期全部長期借款金額之和的比重測算求得的加權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啞變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取值為1，否則為0。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發揮信號顯示的作用，顯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釋變量ICA的系數符號應該顯著為負。3.控制變量首先，借鑒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廣子和劉力（2009）、蔣琰（2009）、姚立杰、羅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華和王貞潔（2012）等關于上市公司債務資本成本的研究文獻，本文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固定資產擔保比例（Sec）、成長機會（Growth）、盈利能力（ROA）、資產周轉率（Turnover）、現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One）、年報審計意見（Ao）等因素對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的可能影響。其次，深圳證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2001）》規定，自2001年以來持續對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進行考評，形成A（優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個等級，并納入上市公司誠信檔案在其網站上公開。國內一些學者將這一信息披露考評作為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考察其對債務融資約束和融資成本的影響并獲得了經驗數據支持（徐玉德、李挺偉和洪金明，2011；魏志華和王貞潔等，2012）。因此，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對銀行貸款決策的可能影響，本文對深市信息披露評級（Is-core）也進行了控制。最后，考慮到宏觀環境和行業差異可能對銀行進行貸款定價決策的影響，在該模型中本文也對行業和年份設置了虛擬變量加以控制。具體的變量定義與預測符號詳見表1。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創業板）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數據篩選的具體過程如下：第一，首先確定銀行長期借款成本。對于銀行借款明細（主要包括借款金額、起止時間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銀行長期借款信息整理過程中，若采用浮動利率、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確定貸款利率的均以當期中國人民銀行的對應年限的貸款基準利率為準，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點確定貸款利率的，由于相關基準數據難以獲得，同時為保證數據間的可比性，對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監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與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間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證樣本性質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財務數據和內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當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過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財務數據，故剔除在此期間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為消除極端值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指標進行上下1%分位數的剔除處理。經過上述篩選和整理過程，最終得到949個公司/年樣本，其中，研究期間樣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個，2009年278個，2010年250個，2011年235個；從是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來看，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有265個，占樣本總體的27.9%，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有684個，占樣本總體的72.1%；從樣本公司的產權性質來看，國有產權公司樣本有558個，占樣本總體的58.8%，非國有產權公司樣本有391個，占樣本總體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回歸分析。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全部來自于萬德（Wind）資訊金融數據庫，銀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實際控制人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君安（CSMAR）數據查詢系統。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審計信息通過閱讀上市公司2007-2010年財務年報、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和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等進行手工搜集、整理而獲得。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取自于巨潮咨詢網，深市信息披露評級來自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的上市公司誠信檔案。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根據本文的研究目標和數據需要，筆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創業板）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筆當年新增長期有息銀行貸款的起止時間、利率水平、借款金額以及借款條件。由于國泰君安（CSMAR）數據查詢系統中的中國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研究數據庫搜集匯總了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公告，為了盡可能獲取較為完整的上市公司銀行借款信息，本文將該數據庫中提供的銀行借款公告信息與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銀行長期借款信息進行整合，并剔除重復的信息①。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2報告了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組和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組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銀行借款成本Cod來看，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數5.760，這說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可能會發揮信號釋放的功效，降低其銀行借款成本。從控制變量來看，與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資產的擔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資產周轉比率（Turnover）、成長能力（Growth）和現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數都顯著較高，表明這類公司有相對較強的償債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為進一步驗證被解釋變量銀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組的組間差異的顯著性，本文著重對其進行了全樣本組間差異檢驗，具體包括獨立樣本T檢驗和Mann-WhitneyU檢驗。如表3所示，在獨立樣本T檢驗中，兩組的均值之差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顯著；在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U檢驗中，兩組的中位數之差為0.155（5.760-5.605），且也達到了1%水平下顯著。上述分組差異檢驗的結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見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其銀行借款利率顯著低于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這說明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發揮信號顯示的作用，顯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設H1得到了初步驗證。

（二）相關性分析表4列報了各變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分析矩陣結果。從相關系數分析來看，不難發現：（1）對于解釋變量來說，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否（ICA）和銀行借款成本（Cod）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91和-0.070，并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2）對于控制變量而言，Stat（e產權性質）、Siz（e公司規模）、Se（c擔保比率）、Turnove（r資產周轉率）、Cash（現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評）與Cod（銀行借款成本）之間都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在回歸模型中有必要對上述變量加以控制；（3）從相關系數數值大小來看，各個變量之間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系數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歸中的多重共線性影響可以忽略；另外，從多元線性回歸結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來看，本文構建的模型也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從整體來看，單變量分析結果基本與理論預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故還需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才能得到更穩健的經驗證據。

（三）多元回歸分析為了驗證假設H1，本文選擇全樣本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在回歸過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為銀行進行貸款決策考慮的信息因素，這里采用逐步進入回歸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細致地考察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通過該表可以看到：首先，將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虛擬變量ICA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回歸結果列（1）顯示ICA的回歸系數為-0.129，且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向商業銀行機構傳遞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質量可靠的積極信號，有利于銀行更準確地估計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和違約風險，從而降低銀行機構信貸決策面臨的信息風險。因此，銀行機構會給這類公司發放利率更低的長期銀行借款。其次，將深市信息披露評級Isocre也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回歸結果列（2）顯示，ICA和Iscore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銀行機構在進行貸款決策時會全面考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對能夠傳遞上市公司信息質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評級都會給予定價，該回歸結果與本文的理論預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向外界傳遞自身高內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質量可靠的積極信號，從而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假設H1得到驗證。從控制變量來看，產權性質（State）在全樣本回歸分析中的系數分別為-0.166和-0.165，且達到5%水平下顯著，說明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上市公司承擔了顯著更高的銀行借款成本，這一結論與李廣子、劉力（2009）及魏志華和王貞潔等（2012）的實證研究相一致；年報審計意見在上述全部回歸分析中均不顯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從對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的統計分析發現，949個樣本總體中只有28個公司/年樣本獲得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不到樣本總體的3%。這說明除年報審計意見外，銀行在進行貸款決策時還會綜合考慮其他有助于顯示和判斷上市公司質量的信息來源。模型在兩個回歸方程中的調整后R2分別達到34.1%和34.5%，說明該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具有很好的解釋能力。為了驗證假設H2，借鑒方紅星、施繼坤和張廣寶（2013）的做法，本文將樣本進一步劃分為國有上市公司組和非國有上市公司組，分別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測試進行組間回歸系數差異檢驗。從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之間都呈現負向相關關系，但在顯著性水平上卻存在差異，國有上市公司子樣本組中ICA的回歸系數為-0.091，沒有通過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水平測試；而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子樣本而言，ICA回歸系數達到-0.130，且在10%水平下顯著。但兩組回歸系數差異僅為0.030，經由Bootstrap測試得到的經驗P值為0.126，沒有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水平。這說明本文的經驗結果并不支持產權性質對于兩者之間負向關系的顯著影響。這可能與銀行機構對借款人信用和還貸風險的評價能力有關，還有待于今后大樣本經驗分析的進一步驗證。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穩健性檢驗：一是，本文選擇有息長期銀行借款為研究對象，由于銀行長期借款利率沒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刪失數據”（CensoredData），因而借鑒魏志華和王貞潔（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歸分析重復前述研究，經驗結果基本不受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系數在全樣本及非國有上市公司的三個回歸模型中均與Cod（銀行借款成本）達到10%水平下的顯著負相關。二是，以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為研究樣本，按照所屬行業、資產規模等指標，采用1:1匹配方式進行配對研究（回歸結果略），經驗結果基本沒有變化。三是，由于949個樣本總體中僅有28個公司/年樣本的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獲得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為防止某一特征所帶來的樣本構成差異對本文研究結論產生的影響，將獲得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28個樣本予以剔除，并重新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略），研究結論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通過上述敏感性測試發現，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資本成本論文范文第3篇

實際上，電子商務的成本還遠遠達不到人們所期盼的程度，甚至還高于傳統商務的成本。根據GartnerGroup最新公布的調查顯示，部分銀行針對在線零售商所收取的每筆信用卡交易處理費用，要比對實體商店收取的費用最多高出一美元。而且，網絡零售欺詐的案例也是傳統購物方式的12倍。因此，安全問題的解決最終也會體現在商務運行成本之中。

電子商務的成本應該是商家和客戶所有應用于其中的軟硬件配置、學習和使用、信息獲得、網上支付、信息安全、物流配送、售后服務以及商品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所需的費用總和。

技術成本

電子商務的技術成本包括軟硬件成本、學習成本和維護成本。電子商務是各種技術結合的產物，昂貴的投資、復雜的管理、維護費用的高昂使得一些企業望而卻步。面對客戶無力應付復雜的技術平臺和高昂的軟硬件配置的實際問題，ASP這個新興行業隨之興起。它以系統、人才匱乏的中小企業作為開展業務的主要對象，同時一些大企業也對ASP發生了興趣。但這種租賃式服務的價格和質量能否為企業接受，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企業的電子商務技術成本，還有待于實踐驗證。

安全成本

在任何情況下，交易的安全總是人們關心的首要問題，如何在網上保證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保證交易方身份的真實性、保證傳遞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賴性，成為推廣電子商務的關鍵所在。而上述交易的一系列安全要素，必須有一系列的技術措施來保證。目前，安全標準的制定、安全產品的研制以及安全技術的開發為解決網上交易的安全問題起到了推動作用。而這些用于交易安全的協議、規章、軟件、硬件、技術的使用及其學習和操作定會加大電子商務運營的成本。

配送成本

在電子商務中最難解決的就是物流配送。物流配送從經營電子商務的公司中分離出來而由專門的物流公司去經營將成為發展方向。目前郵政系統正著手營造一個龐大的物流配送網絡，準備擔當起這個角色，在這方面它們有獨特的優勢。

物流配送的獨立操作也將引發一些新的問題，雙方的配合至關重要，但一些涉及物權歸屬、風險責任、費用成本、產品質量、爭議解決方面的法律問題也將浮出水面。物流配送是電子商務的重要和最后環節，是電子商務的目標和核心，也是衡量電子商務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尺度。物流配送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網點，需要增加運輸、配送人員的開支，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應該經過仔細核算。有人認為，企業要增加的僅僅是配送成本，而節省的則是庫存成本和店面成本。要知道，店面成本雖然節省了，但是存放網點的增加和配送所需的其它開支能在多大幅度上降低總成本，仍需要在實踐中摸索，而且，庫存仍然是必需的。

客戶成本

電子商務的客戶成本，指的是顧客用于網上交易所花費的上網、咨詢、支付直到最后商品到位所花的費用總和，這是一種完全依賴網絡的服務，只要消費者一開始享受這樣的服務，就要承擔每小時數元錢的最低成本，還不包括添置相應硬件設備和學習使用的費用。這種費用雖然不列入商家的運營成本，但是作為用戶成本，卻是影響電子商務發展的重要因素。譬如說，在網上購買一個電熨斗可以便宜5元，但用戶用于網上瀏覽、查詢、挑選、支付所花費的費用要用去6元，用戶就會放棄網上購物的方式。電子商務雖然孕育著巨大的商機，但利潤的真正實現，仍需要經過詳盡的論證。

法律成本

無庸置疑，電子商務的發展面臨著大量的法律問題，例如

1．網上交易糾紛的司法裁定、司法權限；跨國、跨地區網上交易時法律的適用性、非歧視性等；

2．安全與保密、數字簽名、授權認證中心（CA）管理；

3．網絡犯罪的法律適用性：包括欺詐、仿冒、盜竊、網上證據采集及其有效性

4．進出口及關稅管理：各種稅制；

5．知識產權保護：包括出版、軟件、信息等；

6．隱私權：包括個人數據的采集、修改、使用、傳播等；

7．網上商務有關的標準統一及轉換：包括各種編碼、數據格式、網絡協議等。電子商務規則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減少交易糾紛，但同時也增加了電子商務各方操作的難度和成本負擔。

風險成本

電子商務目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經營風險，應該對電子商務方面的特殊風險有清醒的認識和把握，才有利于規避風險。

資本成本論文范文第4篇

(1)可以反映信息資源投入價值也就是信息資源成本的會計模式，按照信息資源的獲取，開發以及維護的過程當中所有實際的耗費納入信息資源的價值計價入賬，此方式處理具體，較易操作，此原則的信息資源會計則被定義為信息資源成本會計，其目標是將信息資源投入也就是企業信息化的成本進行計量與報告。

(2)能夠反映出信息資源產出價值的會計模式，近信息資源實際價值計價，信息資源實際的產出價值應與信息資源成本以及信息資源使用當中創造的價值之和，此原則下的信息資源會計則被定義為信息資源價值會計，其目標是將信息資源價值也就是企業信息化效益進行計量與報告。當前，國內外對于信息資源投入計量主要應用總擁有成本TCO指標，是指信息化項目的周期中各階段的投入與開發、服務與運行維護方面的全部費用，既有軟硬件與相對應的服務費，包括咨詢、培訓與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資源費用。TCO也有一定的缺陷，包括:針對信息化項目總的各項成本累計值，而信息化是企業需要長期持續進行的工作，其投入的成本以永續的分期計量更為合理;用來反映信息化投入費用的籠統指標，本身未形成系統化與詳盡的計量體系，不能對信息資源成本進行分析和預測、計劃和控制等有效管理，從而對企業可操作性較差;沒有考慮因信息化帶來的組織管理與技術變革成本，很多企業都忽略了這一重要的成本，正是信息化失敗的主要原因。

2信息資源成本會計計量模式

完整的計量模式包括計量的對象、計量屬性以及計量尺度，計量對象是被計量的客體也就是信息資源。計量屬性則是被計量客體的特性以及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其中包括歷史成本、重置成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計量尺度是對計量對象某個屬性計量時，使用的具體標準量度。會計信息系統在加工并處理會計主體經濟活動中生成的會計信息數據時，為確保信息的一致性與可比性，選擇的計量模式，不能同時運用相互間差異額非常懸殊的計量模式。由于歷史成本的屬性具備客觀性與可驗證性，也符合相關利益的需要而為相關的各方面所接受并可滿足可操作性的需求。所以，歷史成本在信息資源成本的計量當中依然占據主導的地位。信息資源的歷史成本包括為取得、使用與開發信息資源所產生的成本費用支出。取得成本是在取得某項信息資源來滿足某個組織現在與將來對于信息資源的需求而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包括信息資源的咨詢、購買以及實施成本。使用成本是在使用信息的過程當中產生的費用支出，包括信息資源的損耗以及相關人工費用等。開發成本是為了使信息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而發生的費用支出，包括軟硬件設備的更新費用支出以及人員培訓費用的支出等。另外，必須注意信息資源成本和物質資產成本有所不同，物質資產一旦投資，就能夠形成比較完整的生產能力，而投資的成本也是完全的成本，面對信息資源的投資，不是一個會計期間一次性就可以達到目的，需要若干個會計期間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水平的要求不斷延續的投資，信息資源的成本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成本，這一點也是信息資源成本的獨有特點。

3信息資源成本的核算

信息資源成本會計核算的目標之一就是把信息資源作為資產并進行會計處理。它是以企業對信息資產的投資也就是信息資產的投入價值作為基礎逐期累計計量信息資產的成本價值，并把信息資產成本價值按信息資源使用的期間所進行的攤銷作為企業生產經營的產品成本或是勞務成本，記錄信息資產的累計攤銷價值，待信息資產退出企業時將兩者對沖，余額就是企業信息資產給企業創造的收益或是造成的損失。此余額可作為企業的收益或損失來進行處理。此方法可把信息資源的核算納入傳統會計的核算范圍，還不會影響到傳統會計的計算。由此可見，信息資源成本會計是以企業對其信息資源投資為主要反映的對象，核算企業對信息資源投資后而獲得的信息資產的成本價值，是企業按照歷史成本對其信息資產進行的事后反映。其信息資產核算是一種隨信息資產使用而逐年不斷增加的累計成本。企業信息資源成本核算的最初階段，可以將人力資源成本會計的一些思路借鑒過來，為了減輕會計核算的工作與費用，可以把它納入傳統會計核算系統，但是，為了能夠單獨了解相關企業對于信息資源投資的總成本以及累積的數據，可以不按照傳統會計的方法嚴格劃分資本性支出與收益性支出，而將對信息資源的全部支出看作企業對信息資產的投資，即將信息資源取得成本、開發成本以及使用成本全部支出計入“信息資產”賬戶當中，并按不同類的成本設立明細賬戶，核算信息資產的取得成本、開發成本以及使用成本。并將信息資產的收益性支出如工資以及福利費與本期生產經營成本負擔的應攤銷的資本性支出，一起作為本期信息資產費用計入生產制造成本、服務成本以及管理費用等。為了正確核算信息資源的投資成本，可設立以下賬戶:記錄核算各項信息資產原價的“信息資產”賬戶即長期資產賬戶;核算企業取得、開發與使用信息資源所發生的費用支出的“信息資源成本”賬戶即成本類賬戶;核算信息資源成本在當期或在預計使用期限內按直線法或工作量法等方法攤銷轉入的費用額的“信息資產費用”賬戶，此賬戶屬損益類賬戶;核算因信息資源的變動和消失而產生的損益的“信息資源損益”賬戶，該賬戶期末無余額。

4我國推行信息成本會計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信息成本會計盡管在理論上還不完善，在實踐上還有待深入探索，但作為我國會計領域興起的一門新學科，我們有理由認為有推行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1)信息成本會計報告可以為國家提供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使國家便于通過宏觀調控來發揮我國信息資源的優勢，建立起適應市場機制的信惠資源優化配置新格局。

(2)高新技術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商業信息、商品信息日益突出，急需要對信息成本會計成本進行核算。

(3)效益的競爭、市場的競爭、人才的競爭關鍵在于信息的競爭，因此，現代企業的信息爭奪戰需要信息成本會計揭示信息成本的信息。

5結語

資本成本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造價；電力工程；控制

1、概述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基本建設的飛速發展，電力建設也在快速發展。原材料價格上漲，建設規模的變化，電力工程的總造價和單位造價也在不斷提高。如何合理確定和控制工程造價，使工程造價的增長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已成為當前一個重要課題.

工程造價的合理確定，就是在建設的各個階段，采用科學的計算方法和切合實際的計價依據，合理地確定投資估算、設計概算、施工圖預算、承包合同價、結算價及竣工決算。工程造價的控制，則是在投資決策階段、設計階段、建設項目發包階段和建設實施階段，把建設工程的造價控制在批準的造價限額以內，并隨時糾正發生的偏差，以保證項目管理目標的實現，力求在各個建設項目中能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以取得較好的投資效益和社會效益。本文將結合筆者的工作實踐，談談如何從設計、施工、結算三個環節合理確定與控制工程造價。

2、設計階段

從設計技術經濟角度看，合理控制工程造價，要從可研、初設和施工圖設計做起，從各個專業做起。

（1）可研階段。首先要滿足用戶的需求，一切想法和決策都要符合國家的政策、法規和行業的規定，同時，要考慮安全和環保的要求。深入現場，調查研究，搜集本工程的有關資料，對本工程進行多方案分析比較，提出最優方案。最優方案不僅在技術上要先進、可行．而且在經濟上要合理，才能滿足投資方的需求，按期收回所投資金，并有最佳效益，使收益率達到基準水平。在設計中，不盲目追求一流，既要滿足顧客和規范要求，又要把錢花在刀刃上，不因設計失誤而造成浪費。因此，設計人員在設計產品完成后，應當積極進行回訪，聽取顧客的反饋意見，同時結合工程實際情況，提高設計產品的質量。例如：新建變電站工程，市區的臨街變電站由于受占地面積及安全措施要求的約束，設計為室內變電站，外墻為玻璃幕墻，設計美觀但造價高；但是位于縣區的變電站由于征地面積大，架構及主要設備可以擺放在室外，主控及配電室可以設計為普通的磚混或框架填充墻結構，造價相對較低。

（2）初步設計階段。實踐證明，初設階段，影響工程造價的可能性為75％一95％，施工設計結束，影響工程造價的可能性為35％一75％，施工開始，通過技術措施節約工程造價的可能性只有5％一10％。由此可見，施工以前控制工程造價的關鍵在投資決策和設計階段，投資決策出臺后，控制造價的關鍵則在設計階段。例如，某電力工程，初設概算為800萬，預算為1040萬，工程結算為1082萬，經分析主要是由于初步設計階段工作不夠深入，在實際施工過程中出現了施工工藝的重大設計變更，使預算大大超出了概算。因此，在初步設計階段，一定要認真搜集、調查、分析、研究工程資料，設計人員密切配合技經人員將工程造價控制在一定合理的范圍內。

（3）施工圖設計階段。施工圖預算是確定工程造價、實行經濟核算、簽訂工程承包合同、控制工程進度撥款的依據，同時也是工程決算的基礎資料，因此，設計人員應主動深入現場了解情況，爭取把設計變更控制在最小范圍內。同時，技經人員應和工程管理人員應及時進行溝通，例如，某變電站土建工程，由于技經人員的疏忽，施工圖預算中落掉了變電站大門的費用，經工程管理人員的審核，及時對預算進行了補充。

3、施工階段

施工階段造價控制的重要一環就是要科學地組織建設，正確地處理造價和工期、質量的辯證關系，以提高工程建設的綜合經濟效益。由于施工階段的造價控制目標就是承包合同價，因此，在施工過程中要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嚴格控制支出，并將實際支出值與造價控制目標值進行比較，而后作出分析及預測，對各種干擾因素加強控制，及時采取措施，以確保造價控制目標的實現。此外，根據實際情況，允許對造價控制目標進行必要的調整，使之始終處于最佳狀態并切合實際。例如，在某變電站工程的施工中發現，若按設計進行外引接地施工，將要花費50幾萬元，且還不能保證接地電阻達到要求；后來，技經人員與設計人員協商并重新收集資料，認為利用周圍的民房接地配合站內接地網即可達到要求，且造價只需7萬多元。

另一方面對于相當多的工程現場更改較大，加上技術人員與技經人員的脫節，導致更改部分造價無法控制，而使結算價超出合同價甚多。比如，有些工程施工場地狹小，土方開挖量大，先外運再回填，結果往往要增加工程造價的5％左右。因此，在現場施工中，管理人員要實事求是地從控制造價的角度來審查施工方案，以提高施工簽證的的準確率。同時，對隱蔽簽證，要以圖紙為依據，標明被隱蔽部分、項目和工藝、質量完成情況；如果被隱蔽部分的工程量在圖紙上是不定值，還要標明被隱蔽部分的幾何尺寸或原始數量，而不在簽證中簡單地簽寫工程量和工程造價，以免與工程造價管理的有關規定發生矛盾，為合理確定工程造價提供準確的依據。超級秘書網

4、工程結算

工程決算審核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直接關系到甲乙雙方的經濟利益。對建設單位來說，要精打細算，盡可能降低工程造價；對施工單位而方言，為了追求經濟效益，通常多報結算，以增加工程造價。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講，工程決算審核實際上是雙方技術能力的較量。建設單位的預算人員，不但要熟練掌握工程量計算規則、定額子目的組成內容和套用規定、工程造價的計算程序，而且還要掌握三者的編制原理、內在聯系，唯此在應用中才能融會貫通、得心應手。此外，技經人員還應有一定的工程技術知識，既能對現場施工提出合理化建議，又可對簽證中的不合理因素提出質疑。另外，預算人員還要有耐心細致的工作作風，經常下工地了解現場情況，掌握工程動態。在工作之余，要努力學習新技術、新知識，提高自身的素質，以適應新形勢下工程造價管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