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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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驅鬼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蒙古櫟林；天然次生；生態恢復技術；長白山區
中圖分類號 S792.186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12-0183-01
1 恢復目標
恢復相應立地條件下的原生林型。
2 恢復樹種選擇
恢復樹種應選擇紅松（Pinus koraiensis）、白樺（Betula platyphylla）、紫椴（Tilia amurensis）、春榆（Ulmus japonica）、大青楊（Populus ussuriensis）、魚鱗云杉（Picea jezoensis）等。苗木質量需符合《主要造林樹種苗木質量分級（GB6000―1999）》規定[1]。
3 栽植季節
在春季土壤解凍深度達到苗木主根長度時，苗木芽萌動前，進行裸根苗栽植，栽植時期盡量提前；營養缽苗栽植需雨季或春季解凍后進行。
4 整地
植苗前1個月采取水平溝整地，溝寬0.4～0.6 m，溝深0.2～0.3 m，溝距0.3 m。
5 恢復密度
林內目的樹種天然更新的幼樹≥500株/hm2，采用人工方式促進天然更新，栽紅松1 000～1 500株/hm2。林內目的樹種天然更新
6 恢復總體原則
天然次生蒙古櫟林樹種組成較為單一，生物多樣性低，生態環境較為干燥。采取“栽針引闊”的技術手段。針葉樹為紅松，闊葉樹為紫椴、黃檗、胡桃楸和水曲柳鄉土樹種。針對不同的類型采用不同的引闊對象。對于困難立地條件可采取白樺、山楊、落葉松等先鋒樹種，先形成楊樺林后，再培育恢復成紅松闊葉混交林的技術手段。
7 恢復措施[2-3]
7.1 蒙古櫟矮林類型
7.1.1 帶狀疏伐。采用二次疏伐結合人工撫育的方法，具體方法：疏伐帶帶寬為10 m，伐去叢生的多余植株及生長不良的林木和非目的樹種，保留紅松、紫椴等目的樹種以及部分健壯蒙古櫟，伐后林分保留郁閉度保留為0.3～0.5。根據保留的目的樹種數量，在其林冠下距保留木1.5 m處的林間空地采用簇狀人工更新三年生紅松、三年生紫椴、四年生黃檗和四年生水曲柳，簇間距4 m，株間距1 m，穴面30 cm不整地。疏伐帶栽植的人工更新進行人工撫育，包括割除后生長的灌草和對目的樹種進行修枝撫育，撫育3年6次（3∶2∶1）。
疏伐帶二次疏伐撫育時間為作業后的15年，帶邊緣4 m伐去直徑大于8 cm的櫟樹以及疏伐帶中原先保留的部分蒙古櫟，盡量保留與疏伐帶上針葉樹等高的珍貴闊葉樹（含椴、槐等），帶中間6 m采用均勻透光和單株控制相結合的方法。
7.1.2 效應帶造林。在林木分布均勻的情況下，每隔4～6 m開辟一條效應帶，伐除所有灌叢及非目的樹種，保留有價值的目的樹種，在效應帶中栽植2～3行紅松、紫椴、黃檗等喜陽樹種，要視立地條件采用裸根苗或營養缽苗。株行距為1.5 m×1.5 m。對效應帶中目的樹種加以人工撫育，包括割除后生長的灌草和對目的樹種進行修枝撫育，撫育3年6次（3∶2∶1）。
7.1.3 塊狀改造。在林木分布不均勻的情況下，采取塊狀造林恢復技術，根據立地條件選擇適宜的苗木類型，按照株行距1.5 m×1.5 m的規格植入紅松、紫椴、黃檗等陽性目的樹種，以形成蒙古櫟等非目的樹種與紅松等恢復樹種的鑲嵌分布格局。
7.2 低密度中幼林類型
7.2.1 林冠下造林。在林木分布均勻林下紅松、紫椴等目的樹種分布數量不足的情況下，采取林冠下均勻造林，首先在林下進行清理，按照人工更新的要求，清除灌木、雜草以及蒙古櫟等部分非目的闊葉樹種，穴栽紅松、紫椴、黃檗目的樹種，地勢較低的濕潤處可以考慮水曲柳、胡桃楸等目的樹種。穴距0.5 m×0.5 m，形成針闊混交復合群落。
7.2.2 林隙造林。在疏林地的林隙中，根據立地條件選擇適宜的苗木類型，人工更新紅松、紫椴等目的樹種，株行距1.5 m×1.5 m，形成斑塊復合群落。在造林之前在林隙中清除灌木、雜草以及非目的樹種的天然更新幼苗，保留目的樹種的天然更新，為新引進種群創造適宜的生態位[4]。
7.2.3 透光撫育。在紅松等目的樹種天然更新分布比較多的次生蒙古櫟林中，伐除影響目的樹種生長的藤本植物、灌木和部分非目的樹種或采取修剪非目的樹種樹冠的方法，使其郁閉度維持在0.3～0.5。
7.2.4 效應帶造林。在林木分布均勻的情況下，每隔一定距離開辟一條效應帶，其保留帶與效應帶的比例為6∶6、8∶8、10∶10（m），在效應帶中的林木實行間伐，間伐強度不超過50%，但要保留紅松、紫椴、水曲柳、黃檗以及部分對紅松幼苗生長起到蔭蔽作用的蒙古櫟或速生樹種。
8 后期管護
8.1 松土除草
松土除草與扶苗、除蔓等結合進行，及時割除影響穴外幼樹生長的高密雜草，連續進行3～5年，每年進行1～3次。有凍害發生的地區，第1年以除草為主，可減少松土次數。松土除草做到里淺外深，不傷害苗木根系，深度一般為0.05～0.10 m。
8.2 補植
植苗成活率符合《造林技術規程（GB 15776―2006）規定，對成活率不合格的植苗地及時進行補植。補植苗木選用同齡大苗。
8.3 幼樹管理
根據林種和樹種需要，適時進行除蘗、修枝、整形等撫育工作。風沙危害嚴重地區的防風固沙林、農田防護林的樹木控制修枝；對新植苗地要進行封禁保護，不準進入林地放牧和打柴，有計劃地割草；易受凍、旱害的針葉樹苗，當年冬季采取覆土、蓋草等防寒（旱）措施。做好林木病蟲獸害防治工作。
9 參考文獻
[1] 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GB6000-1999主要造林樹種苗木質量分級[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1999.
[2] 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GB/T 15776―2006造林技術規程[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06.
李白驅鬼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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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習慣的培養
李白驅鬼范文第3篇
關鍵詞:武術;劍;關系;功能
劍,又稱“直兵”,素有“神兵”、“神器”、“短兵之王”、“百兵之君”、“諸器之帥”等美稱,它是古代一種用于劈砍刺殺的短兵器,也是古代最為普遍使用的一種冷兵器。一般為直身、尖鋒、細長、雙刃;由首(多為圓形)、柄、格、身構成,并配有劍鞘。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武、武備、武功、武術、尚武精神的象征,甚至作為武的代名詞。在歷史長河的發展中,劍由早期作為防身武器和戰場兵器的使用功能逐漸注入新內涵,成為人們降妖與殺魔的法器、權力和地位的象征、身份和等級的標志、娛樂與健身的工具。
一、劍與戰爭
劍與先民的生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它既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剔割獸皮的工具,也是戰時的兵器。在人類發展史上的新石器時代,人類對石器、骨角器、青銅器等鋒尖利刃的應用和魚標、矛、匕首等扁長形銅具的使用,這些都是劍的雛形。隨后,劍開始逐步走向戰場,在西周初期的車戰組合時代里,由于銅質劍的劍身太短、劍身太脆,在戰場上使用的威力還不算太大,因此,劍此時在戰場上的使用僅被作為一種短兵相接時才運用的防身兵械。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規模空前,造成大量封國的滅亡、車戰的式微、步兵的興起,甲士和車戰降到了次要地位,徒兵和野戰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徒手技能和用械技能進一步得到發展。此時出現的鋼劍,也一度成為戰場上軍陣格斗的利器。尤其在當時南方的吳越地區,因為水網縱橫,地多林莽,使具有輕便鋒利、演練多變、瀟灑飄逸、適于近戰的劍在戰爭中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作為步兵武器的短劍和長兵,此時受到很大的重視,制作技術也已臻爐火純青。并且,劍在作為戰爭兵器的同時,也得到不斷發展。其發展的標志為:出現歐冶子、干、莫邪等一批鑄劍名家;軍事、官吏、庶民均佩戴寶劍;擊劍和斗劍活動風行;劍術理論得到豐富。
明人茅元儀在《武備志》中曰:“古之劍可施于戰斗,故唐太宗有劍士千人。”唐太宗是否真的有千人劍士,唐史中并無明確記載,但當時確有不少人喜歡習練擊刺之劍,并以此為能。
二、劍與武術
劍在古代作為武術兵器之一,是武、武術、尚武精神的象征,并逐漸被人們視為武的代名詞。劍,起源于商代,乃“短兵之王”、“百刃之君”。因其制作精美、舞韻瀟灑,并隨著武術的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尚武的標志,因此古今之人有好劍之風。李君元《天子劍賦》云:物之利者稱乎劍,人之尊者稱呼天,固一人之所執,諒四海之攸先,必當耀武德,靜氛煙,舉之無上,揮之莫前。“俞大猷所著《劍經》,是一部講述棍法的著作,卻命名為《劍經》也說明了以劍代武,書中有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一句也作了注腳,論棍的專著自然可稱為《劍經》。唐豪《中國武藝圖籍考》云:《劍經》“其所名劍者,蓋中國古代劍為重,名此所以尊之也。”以劍代武的很多,如,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有“華山論劍”一回。此處“論劍”并未持劍大打出手,而只是以拳法功力相搏。所謂“論劍”,實際是比武之意。順理成章,“俠客”被稱為“劍客”,“武俠”被稱為“劍俠”,“琴心劍膽”等中的劍也代表武的意思。
劍在與武術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劍與中國傳統藝術的融合,豐富了中國武術傳統文化和劍術文化的內涵,使其理論構架趨于完整。劍,相對其他武器具有更悠久的歷史,其發展較早,流傳甚廣,其理論在武術史上也是最早出現的,并且隨著歷史的變遷,武術的發展,不斷推動劍術逐漸多樣化,劍術理論更是得到極大的豐富與發展。戰國時期的越女、魯石公,精于劍術,其劍術理論對后世影響頗大。然而,劍,因其身薄而輕,在戰場上的攻擊力不大,逐漸被戰陣所排斥,故茅元儀《武備志》中有“古之言兵者必有劍,今不用于陣”之說。戰陣的排斥并未使劍絕跡,相反,武術的發展使劍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功能與內涵。首先,武術向武藝的發展促使劍與藝術相結合。這一點,對于推動武術文化對民族心理的歷練和陶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次,武術的藝術特性同樣在劍術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武術又稱武藝,它既是一門技術,亦是一門藝術。中華武術具有的藝術化的傾向,是在傳統文化大背景下對民族審美特征和欣賞心理的迎合。由于劍術是以技擊特點為依據的,這種以技擊藝術化的傾向去追求審美價值的特點,充分的展示并體現了中國的武術特性。
三、劍與宗教
在原始社會時期,宗教對武術的發展一直起著派生和促進的作用。作為源自遠古時代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在遠古遺留下來的傳說故事里,滲透著一種對劍日甚一日的神秘感。同時由于劍之靈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已經根深蒂固,許多有關劍仙的傳說也來源于古代人類對劍的神力的崇拜,如,當時一些部落的主宰者、巫師就常常借助“劍”來顯示神靈的力量,以達到懾服眾人的目的。遠古時期的神話《山海經?海內西經》中記載:“刑天與(黃)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說的是刑天借助“劍”來表現其不可征服的神力。自東漢以來,由于道教的發展與盛行,劍又成為道士登上法壇,手持寶劍,仗劍步罡,念咒作法,驅鬼降妖的宗教法器。陶弘景普通年間為梁武帝造的“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等神劍十三把,劍上分別刻有各種真人與女名字、馮伯雨師形、蚩尤身形、星辰北斗二十八宿等。此時劍便成了“神劍”、“仙劍”等法力無邊的圣物,從而使寶劍成為法術神力的代表。
自古以來,武當武術自成一派,威震武林,但向來就有“武當無拳”一說,“武當無拳”卻尚使劍,以劍術著稱,武當拳祖師張三豐在《熔神鑄劍》一詩中寫道“師傳鑄作青蛇罰,坤鼎乾爐鍛煉成。非鐵非金生殺氣,無形無影自通靈。掣來匣外乾坤窄,收入胸中芥子生。萬兩黃金無覓處,隱然身畔斬妖精”。可見,劍不僅可以千里之外取人首級,也進一步證明了劍被道教作為一種具有避鬼驅邪、隱身降妖、祈求神靈的法器使用的功能。
在古代,由于劍可以避鬼驅邪、消災求吉等觀念的推行,使為帝王制劍者,多為道士。《古今刀劍錄》中記載:北魏太武帝時,“有道士繼天師為帝造劍,長三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真君”。帝王鑄劍多埋于名山,沉于大川,以達到鎮邪的企圖。在中國古代,特別是上古時期,寶劍也常作為隨葬物品使用,原因就是由于劍可以用來避鬼驅邪等觀念的驅使。
四、劍與身份、權力
劍除了被用做戰爭的兵器之外,還常常被用來佩戴,當作一種高貴的飾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劍。”正因為劍可被認為是某種身份和地位的標志,所以亦為歷代仕宦書生所共好。同時,劍在中國古代還是仁人志士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的伴隨和楷模。所謂“琴心劍膽”,即是此意。東漢時期,劍,逐漸退出了戰爭舞臺,常被作為佩帶儀仗或習武、強身、自衛之功用。人們不僅以佩劍來體現當時尚武的社會風氣,更以帶劍來顯示其威儀,以華美的劍具來標示自己的富貴。于是,在幾千年的文化熏陶之中,劍作為佩戴之物,也自然而然地逐漸流為一種工藝品。出現很多于劍身之上雕銘刻畫,于劍柄上美化其型,附加蕙飾,進而于劍鞘上鍍金嵌玉之舉。陜西寶雞竹園溝出土的周初的扁莖柳葉形同短劍配有紋飾繁縟的鞘,就體現了這種傾向,可見佩飾的含義要遠勝于實際的功用。
寶劍作為圣物,在古代與君王相連,具有君王的權威、威儀和力量,一度成為君王代表或權力的象征。如在戲臺上、小說中我們見慣了的“尚方寶劍”,不僅作為至寶允答元功,而且欽差大人得授此劍,手中便握有極大的權力,皇親國戚,封疆大吏,皆可先斬后奏。而尚方寶劍,實際上就是皇上御用的寶劍,代表著皇上至高無上的權力。在《隋書?禮儀志》中記載有:“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并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則像劍。帶直劍者入宗廟及升殿……”
至隋唐時期,佩劍之風尤為盛行,且常與封建的倫理道德、等級觀念結合在一起,被視為權力和貴賤之分的代表物。唐代的劍則通常被文人墨客作為飾物及自己的感情寄托,常以來表其身份、尚武英姿,抒發凌云壯志。如,唐朝的“詩仙”李白有詩云:“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表達其壯志報復,“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表達其尚武英姿。通常我們所了解到的是唐代的直刃兵器稱“唐大刀”,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已經把劍作為佩戴之物,而非實戰的兵器使用。
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冶金技術、鑄劍工藝不斷進步,鑄造的劍也日益鋒利精良,各種名劍層出不窮,在軍隊中劍被用做象征威武,象征領導地位的權力使用。至今,在一些儀仗隊列里,劍,仍然被作為軍官身份地位的代表及“威武”的象征而被繼續使用。
五、劍與娛樂、健身、養性
中華劍術,是我國歷史文化寶庫中一束燦爛的武術之花。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它逐步由實用功能向審美、健身功能過渡,逐步趨向健身性、藝術性和群眾性發展,成為既可健體強身又可防身御敵,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體育運動項目。
三國時魏文帝曹丕與奮威將軍鄧展曾在一次宮殿宴飲時,曾在比較劍技時,以甘蔗代劍進行較量,還有鴻門宴中的“項莊舞劍”,說明古人對劍體育性和娛樂的注重。唐代大詩人杜甫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云:“昔有佳人公孫氏,以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參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生動逼真的描述了劍舞的情景。由此描述可以看出它是劍技與舞蹈的結合。古代著名劍術家裴景既能舞單劍,也擅于舞雙劍,“起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宮”,“忽如裴景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他舞劍作氣以助吳道子揮毫,竟使道子之畫魔魅代出,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宋、元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文化的繁榮,促進和推動了健身娛樂活動的開展,從而使劍作為娛樂助興、強身健體的功效得到了極致的發揮。尤其當劍受到民間武藝家的青睞后,武藝家根據劍身細而輕,技擊法輕快敏捷、清晰多變,氣韻生動、身劍合一等自身特點,和其相對其它武術兵器來說,蘊含更豐富的抒情性、表現性和節奏感等因素,而這些因素又恰是舞蹈最本質的審美特征。從而使劍術與舞蹈的結合成為娛樂武舞的必然性。這使得劍術的演練與舞蹈藝術之間有了相通之處,使劍的娛樂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中華劍術不僅具有娛樂功能,還具有健身、養性的功能。劍術是一項純粹的有氧運動,它在練習的發展過程中能夠提高肌肉和呼吸系統的持久力,并且對降低脂肪、增強心肺功能、促進新陳代謝也有極好的作用。劍術在健身功能上除了改善身體的生理功能,又因劍術的姿勢在醫學上也證明為正確姿勢,劍術的練習有利于培養武術者正確的身體姿勢。并且,劍術的練習是擊、刺、閃等動作的練習,若以敏銳的注意力,無限制的將這些運動技術反復練習,就會使身體的反應變得敏捷,盡而產生靈巧的動作,從而達到鍛煉身體靈活性的目的。劍術在培養性格方面也起著積極的作用。如劍術因其技術特性,常與孤獨相伴,可以依靠信賴的往往只有自己,無法借助于他人,這一特性,造就了武術者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堅強的意志力、正確的判斷力以及果斷的實行力;練習劍術可以提高人的氣質,劍術是一種自律自主的運動,格斗時必須專注、認真,更要以堅韌不拔的精神來抗衡對方,能在逆境中磨煉個性。因此學習劍術不僅能培養出堅強的意志力,也能培養一個人專注、果敢的性格以及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
六、結束語
在傳統體育日益發展的今天,劍的使用功能已經從過去的被使用于戰爭、宗教、身份權力、娛樂健身等多種功能上,逐漸轉變為以注重發展劍的娛樂性、健身性、體育性、群眾性等功能為目的。這種使用功能的轉變使劍的各種有利于人們身心發展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它所具有的良好健身作用和強烈藝術魅力價值的發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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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偉良.中國武術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