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礎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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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基礎哲學范文第1篇
科學哲學作為一門哲學學科，以科學為分析和研究的對象，對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從認識論、方法論及本體論、價值論角度進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關于科學認識及其發展的邏輯性、歷史性和社會制約性的模型，探討科學知識的本質，獲取方法、評價標準、邏輯結果和目的等。中醫基礎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理論，當然也在科學哲學研究的范圍內，可以用科學哲學的觀點來考察。
根據科學哲學的認識，理論（或假說)能得到經驗證據的確證，就表明該理論具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從而引起科學家共同體或個人的信任，就被認為是科學的。121理論的可行性取決于理論自身的邏輯可行性、理論的可檢驗性以及理論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等幾個方面，以下從這幾個方面對中醫基礎理論加以剖析。
1.理論的邏輯可行性
科學理論或科學假說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題以及得到解釋的經驗陳述，依據一定的邏輯法則組成的演繹系統。這樣的系統必須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題成立，命題之間協調而無矛盾的。因此評價理論的邏輯可行性就是要審視理論內部的結構要素及其邏輯關系。一個邏輯可行的理論，首先是具有邏輯一致性的理論，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內在聯系的“理論”都不是真正的理論，充其量也就是語句或命題的無規則組合。12中醫基礎理論在這方面還有著不足之處。首先是概念的明確性，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陰”、“心陽”、“腎陰，，、“腎陽，，等，而對“三焦”、“命門，，概念的具體所指更是爭論不斷。
其次，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命題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條件也有待進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論可檢驗性的問題。
再次，命題之間的協調性也存在著問題。中醫基礎理論的某些內容間缺乏內在聯系，本來圍繞著同一問題的不同內容之間的相關性差，不能構成完整的理論，這也是導致中醫臨床上片斷地運用基礎理論的原因之一。
如中醫基礎理論中關于汗有“汗為心之液”、“血汗同源”、“陽虛自汗，陰虛盜汗”的理論，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的理論，還有“膀胱氣化失職，津液不能化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運化失常，津液旁達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論，但并沒有一個可以涵蓋以上所有內容并且明確說明不同命題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如“汗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開合”間有何聯系？運用于臨床的時候只能是各說各的，能用哪個算哪個。究其原因，是中醫基礎理論以辨證邏輯為主要形式，而形式邏輯的成分較少.這是中醫的特色，但一種理論如果沒有了形式邏輯的確定性而過于靈活，就會變得難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還會讓理論的使用者在實踐中無所適從或者對其隨意使用。
2.理論的可檢驗性
理論的可檢驗性是由理論的本質所決定的，理論原本是用來解釋經驗事實的。如果某理論不具有可檢驗性特征，那么該理論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為理論的可檢驗性表現為該理論蘊含著若干經驗陳述，這些經驗陳述可以接受經驗的檢驗。這一點也恰好就是理論確證的必要條件，如果由一個理論不能導出經驗事例，或者經驗事例是不可檢驗的，該理論就不可能獲得確證，也就沒有解釋或說明經驗事實的可行性。例如，“物體受熱會膨脹”和萬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以某種方式加以檢驗的。
由于中醫基礎理論中的許多基本概念是哲學、辯證思維和意象思維參與形成的產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觀物質實體為基礎一這也是中醫基礎理論區別于現代科學實體論哲學基礎的特點所在，所以中醫基礎理論中存在著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檢驗的陳述卻無法進行檢驗的命題。例如，要檢驗命題“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賴于腎中精氣的蒸騰氣化”，首先要明確“腎”、“腎中精氣”以及“蒸騰氣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題可以導出的經驗陳述之一是：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就會導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礙。要想驗證這一陳述，最大的困難是如何確定“腎中精氣蒸騰氣化失常”的狀態，“精氣”看不見摸不著，其“蒸騰氣化”更是難尋蹤跡(包括其內在和外在的表現）這里，雖然可以得到理論的經驗陳述，但是其檢驗卻是無法實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現代科學的檢驗思路，但必須結合中醫基礎理論自身的特點提出新的檢驗思路，畢竟理論如果是不可檢驗的，就無從知道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難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談不上通過自身的不斷完善來取得發展了。
3.理論的經驗解釋力
理論可行性的關鍵在于它解釋經驗事實的能力，而邏輯可行性與可檢驗性只是解釋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說，科學家考察理論的可行性，首要的是關注理論對經驗事實的解釋能力。從現象E。中逆推的猜測性理論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來推導現象E。以及相關的同類現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論H是可行的，那么，應能導出;
在考察理論的可行性時，對現象的解釋是主要的。這是因為理論原本就是用以說明現象的，同時科學活動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圓滿地解釋巳知事實又可成功地推導未知事實的理論。所以理論可行性的評價也就主要表現為對理論解釋力的評價，這種評價只是從邏輯上對理論進行的主觀評價，不同于評定理論真理性的事實驗證。在理論可行性的評價中，有時還出現這種情形：當某一逆推的理論H能夠成功地解釋更多的新事實時，人們也由此得出H是比較可行的。正如庫恩所指出的：人們評價、選擇某一理論的標準之一就在于，該理論“應有廣闊視野:特別是，一種理論的結論應遠遠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釋的特殊觀察、定律或分支理論。
中醫基礎哲學范文第2篇
2.對兩種范式的界定
所謂“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是指譯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圖和價值觀放在翻譯活動的中心位置，主張文本含義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實反映原文本歷史上的內容、含義和特質為首要任務。“相關性”一詞在后現代的文化學和翻譯學研究中都有學者使用，但在翻譯領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譯領域尚未有人將其用來界定為一種范式。這里所謂“相關性”翻譯范式，是指翻譯活動超越對文本本義的興趣，轉向關注一個文本可能產生的意義范圍。
3.“以文本為中心”辯
中國哲學典籍翻譯應該以文本為中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必然。
3.1哲學典籍的歷史功舷使然
眾所周知，那些偉大的、杰出的藝術品被稱為“經典作品”，而它們的作者則被稱為經典作家、思想偉人。我國傳統哲學發展史中“經學”更是典型的“經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經是從，唯經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說法，“圣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于書。……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經學家眼中，圣人的言論可以說句句都是真理，經典中不可能存在謬誤，所謂“圣人說話，磨棱合縫，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對經典應“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則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同上：433)。為了準確理解經典的“微言大義”，注解經典的“訓傳之書”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學者注解經典的各種“傳”、“注”，逐漸也成為歷史上的經典。人們認為道之在經，盡列其中。無論是元典還是元典派生出來的經典，被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千古傳頌，因為這些經典有其固定的意義和營養供人們汲取和吸收。所以，懷著敬畏之心、認認真真地從文本中挖掘精奧義理。如羅欽順所說，“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個身心入在圣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無論古代學者是在考證元典的詞義還是在闡釋義理，無論意在還原原義，還是在發明新意，他們的著作均構成了我們面前的經典，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這種典籍的譯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民族文化身份維護者的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構成要素是中國傳統文化，而中國典籍，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典籍，是這一文化傳統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結。
2)為了更好地參與文化競爭，使中華民族文化成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須凸現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譯出版中國傳統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西方的強勢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區擴張的過程，且在不同地區已經產生不容忽視的結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經有文化上的無家可歸之感和文化認同危機。這種情況無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強力擠壓下，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結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實質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譯實際上就是把有鮮明中國特色和中國個性的文化介紹到世界上去，保護中國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國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沒。我們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化，事實上，縱觀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正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但我們必須堅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異性，才能實現多樣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現真正的中國哲學思想的義務和責任。我們知道，西方相當一部分哲學家不承認中國有哲學，所以，前幾年中國哲學界也相當熱烈地討論起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這看似荒唐可笑，但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背后蘊藏著深刻復雜的文化沖突和文化認同。西方不少哲學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認為發源西方的哲學才是哲學，之外的任何哲學都不是哲學。在他們看來，哲學僅僅誕生于古希臘，任何被稱作哲學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學的東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學。上起黑格爾，下到當代的德里達就是這樣。他們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沒有形而上學體系，充其量算是一種宗教。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講義》中認為中國文化代表歷史的幼年時期，僅表現出實體性而尚未進入主體性，換言之，根本尚未進入反省的階段。他甚至輕蔑地說：“中國民族的性格之特點是：凡是屬于精神的東西——資源的倫理、道德、心靈、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均遠離他們。”(Hegel,1969:174)他雖然未提及哲學，但顯然認為中國人不可能擁有哲學，因為哲學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現。因為他始終相信“依本義而言的哲學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鳩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者，認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襯，只能納入西方學術框架，用以說明西方文化的先進和正確。
4)具有使中國哲學走向世界，為增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提供資源的作用。眾所周知，中國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顯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核心要素：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義。西方啟蒙運動正是吸收了希臘和中國文化的人本主義，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義。中國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內省、尚中貴和、崇尚禮儀、強調秩序的社會和諧等思想均是當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資源。而這些精神均是在中國傳統哲學典籍中體現的。更根本的是通過哲學典籍的翻譯，使其他群族了解中華民族的思維主體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或思維主體性。失去這個主體性，思維一旦被西化，中國就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當然也就無所謂擁有國家文化軟實力。思維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種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志。
鑒于此，中國哲學典籍英譯的性質應該是：維護民族文化身份，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建構全球文化多樣性，促進世界各種文化平等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跨文化傳播與交流活動。
作為譯者，我們的任務則是根據經典的歷史功能、特征、性質，還原歷史，譯出經典的原義，從根本上向世界傳播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這一點，白根到底，我們的翻譯活動理所當然應該以文本為中心。
3.2大本的客觀意義使然
我們知道，在當代，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范式不斷地遭到質疑和挑戰。其影響來自西方哲學和文化學，尤其是主觀哲學闡釋學、解構主義哲學和文化學的“相關性”研究范式的影響。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認為，一個文本并非釋放了一個唯一“神圣的”意義，而是一個多維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各種各樣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義乃是讀者解釋的結果，而不是作者意圖的產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語言符號可以從多角度進行解釋。文本的生命在于閱讀，讀者的誕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作者之死”讓讀者誕生，使讀者能進入被作者所禁閉的文本空間，讀者對于文本意義的生產具有參與權，甚至“生命”決定權。他們強調作者不是一個個體，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歷史環境所限定的一個概念。主觀闡釋學認為，人決不會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識或反思意識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從虛無開始理解和解釋的。他的文化背景、社會背景、傳統觀念、風俗習慣，他那個時代的知識水平、精神和思想狀況、物質條件、他所從屬的民族的心理結構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為他所有的東西，是自始至終都在影響他、形成他的東西，這就是所謂“前有”、“成見”、“前判斷體系”。不同的“視域”對應于不同的“前有”、“成見”、“前判斷體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東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視域，但理解并不是拋棄自己的視域而置身于異己的視域。理解一開始，理解者的視域就進入他要理解的那個視域，隨著理解的進展，不斷地擴大、拓寬和豐富自己。我們的視域是同過去的視域相接觸而不斷形成的，這個過程也就是我們的視域與傳統視域不斷融合的過程，伽達默爾稱之為“視域融合”。“只要我們不斷地檢驗我們的所有前見，那么，現在視域就是在不斷形成的過程中被把握的。這種檢驗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與過去的接觸，以及對我們由之而來的那種傳統的理解。所以，如果沒有過去，現在視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沒有一種我們誤認為有的歷史視域一樣，也根本沒有一種自為的現在視域。理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
對于伽達默爾而言，所有解釋都取決于具體語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體歷史相對性標準所形成并受其制約的，并無所謂可能“如其所是”地認識文本。一切闡釋都是生產性的;理解總是“別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實現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義從未被其作者的意圖所窮盡;當一部作品從一種文化與歷史語境傳遞到另一種文化與歷史語境中時，人們可能會從作品中演繹出新的意義，而這些意義也許從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時代的讀者預見到。
中國古代的經學研究，尤其是“今文經學”和“宋明理學”的研究基本上符合這種方法。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說中國哲學具有強闡釋學的特征。馮友蘭先生曾一針見血地以西方君主立憲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與握有實權的“內閣總理”，來比喻《四書》原著與朱注《四書》之間的巨大差別。他說，在朱熹注釋的《四書》變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教材后，“一般的知識分子都讀儒家的經典，實際上只是讀《四書》，對于《四書》的了解實際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現在西方的君主立憲國家，君主被架空了，實權在于內閣總理。在元、明、清時代，孔丘雖然還是被尊稱為‘至圣先師’，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內閣總理’，一般人都尊稱他為朱子。”
然而，有一點我們務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闡釋學，還是中國古代的義理性經學，盡管它們采用“相關性”研究范式，盡管西方闡釋學和解構主義中較激進的學者從某種觀點出發否定文本含義的相對客觀性，但文本含義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國義理性闡釋經學學者從未否定過元典和早期經典的客觀含義，如朱熹等。他們的普遍做法是繼承性發展。另一方靣，西方相當一部分，或者說大部分學者在肯定“相關性”研究范式的同時，并不否定文本含義的客觀性。他們并不贊成“作者原意”對于理解而言沒有任何意義的觀點，不贊成本體論途釋學和解構主義把作者和原文本邊緣化的觀點。美國途釋學家、文藝理論批評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圖接續和張揚施萊爾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爾泰(WilhelmDilthey)的認識論詮釋學理論。赫施在其途釋學的代表作《解釋的有效性》in中明確提出了“捍衛作者”的號，重新把追尋“作者意圖”和“文本含義”作為理解和解釋的基本目標，并站在客觀主義的立場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釋的客觀性和有效性問題，倡導了一種新方法論詮釋學。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紐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的理論，被認為是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語義翻譯指在譯入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前提下，盡可能準確地再現原文的上下文意義，而交際翻譯指譯作對譯文讀者產生的效果盡量等同于原作對原文讀者產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紐馬克認為語義翻譯比較客觀準確，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創作意圖。而交際翻譯較主觀，多注意譯文讀者的反應，甚至用譯語文化代替源語文本的文化，即我們平時說的把源語文化歸化到譯語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應該采用語義翻譯的策略。無疑，紐馬克是正確的。按照本文的觀點，語義翻譯就是“以文本為中心”，而交際翻譯則相當于“相關性”翻譯。
如前面所述，中國哲學典籍文本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為中心”的翻譯策略顯然應該是首選。
當然，有“首選”就意味著還有其他選擇。猶如說任何譯文都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忠實一樣，如果從各個層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為中心的譯文，即百分之百忠實的譯文也是屈指可數的。況且，時代不同、讀者層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傳播的策略不同，相關性譯文同樣具有積極意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關性譯文，但從經典的性質和功能等特定的層面考慮，以文本為中心的譯文不但是首選，而且是歷史的最終選擇。
4.結語
中醫基礎哲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高血壓;腦出血;白細胞介素8;白細胞介素6;超敏C反應蛋白;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
Change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LI Lizhong.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 General Group,Hebi,45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In the hematomal fluid , IL8,IL6,hsCRP and NSE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54 patients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t 1st,3rd,5th,7th and 30 normal controls.Results The level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all the time point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P
隨著基礎及臨床研究的進展,細胞因子及一些炎癥介質與高血壓腦卒中的發生、發展及其轉歸的關系備愛人們的關注[12]。本次研究通過對54例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腫清洗液中白細胞介素8(IL8)、IL6、超敏C反應蛋白(hsCRP)及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euronsepecific enolase ,NSE)含量變化,以期探討其在急性高血壓腦出血發病及預后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入選病例為本院ICU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收住的發病24 h內就診的初發急性高血壓腦出血患者54例為觀察對象,其中,男30例,女24例,年齡39~78歲,平均(53.2±11.4)歲。所有觀察對象診斷均符合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并經頭顱CT或MRI證實,依據腦卒中患者臨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標準[3],將患者分為輕(0~15分)、中(16~30分)及重型(31~45分)。入選病例條件[4]:①3個月內無手術史、無外傷史及心腦卒中史;②入院前2周內無感染病史;③無明顯的心、肝及腎等主要臟器疾病,無惡性腫瘤及免疫系統疾病;④1個月內未用過影響免疫功能的藥物;⑤血腫量計算均>30 ml;⑥符合高血壓診斷標準。同期內選取30例年齡、性別相匹配的健康人作為對照組。
1.2 方法 所有患者給予常規降低顱內壓、控制血壓、控制血糖、應用抗生素及營養支持等治療。發病后6 h內在床邊進行顱內血肋穿刺[5]。以生理鹽水20 ml經穿刺針反復清洗血腫腔,離心取上清液,保存備測。分別于發病后1、3、5、7 d,以同樣方法取上清清液送檢。健康人對照組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靜脈血6 ml,離心,取上清液送檢。IL8、IL6用雙抗體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測定法(ELISA)檢測,NSE采用放免法測定。hsCRP檢測采用全自動特定蛋白分析系統,以放射免疫比濁法檢測。
1.3 神經功能缺損評分 采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評分(NIHSS)標準,分別在治療后第1、7、14、30天進行評分,并與同期住院保守治療的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觀察組45例)進行比較。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 11.5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多個樣本分析采用F檢測;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腫液IL8、IL6、NSE和hsCRP檢測結果 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的血腫液IL8、IL6、TNFα和hsCRP水平較對照組明顯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NIHSS評分 治療組和對照組的NIHSS評分呈正態分布,方差齊性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治療前兩組NIH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治療后第7 d評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2.3 療效評定 根據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及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指數,BI)評分,不同病情程度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的臨床療效,高血壓腦出血病情嚴重程度不同,臨床療效不同,病情越重,療效越差。輕型組治療后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和BI與中型和重型組比較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高血壓腦出血是內科重癥之一,其發病率、致殘率和病死率均較高。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高血壓腦出血的病灶周圍組織損傷的主要因素研究較多[5,6]。臨床及動物實驗證實,腦出血后存在炎癥性反應,炎癥性反應是激活急性腦出血的發生和發展的重要原因[7]。腦出血后,血腫周圍組織的神經元、星形細胞和小膠質細胞均可產生炎癥因子。腦出血后血液成份如凝血酶、鐵和亞鐵血紅蛋白等可引起細胞因子釋放。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急性腦出血患者在發病后不同時點的血腫液中的IL8、IL6、hsCRP和NSE水平均明顯增高,第3～5天高峰,第7天仍處于較高水平。提示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與急性腦出血密切相關,是腦出血的危險因素。分析還表明,IL8、IL6、hsCRP和NSE水平與腦出血神經功能缺損程度間有相關關系,即病情越重,NIHSS評分越高,IL8、IL6、hsCRP和NSE水平亦越高。利用顱內血腫穿刺碎吸術對急性腦出血患者進行治療,同時連續觀察血腫清洗液IL8、IL6、hsCRP和NSE水平的動態變化,較血清和腦脊液及血腫周圍組織更能反映腦出血后出血灶中炎癥細胞因子的實際變化[4]。
本次研究表明,腦出血急性期患者血腫清洗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血清水平,與NIHSS評分和BI指數相結合,對于評定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判斷預后有指導意義。文獻資料表明[4],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病情越重,其第3天 IL8、IL6、hsCRP和NSE水平越高,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且,不同程度的腦出血患者的預后也有明顯差異,與本次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急性腦出血患者血液及血腫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參與腦組織損傷,其可能機制[4,8]:①腦出血的急性期,血液、血紅蛋白及其分解產物進入腦組織內,引起炎癥反應,刺激腦組織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引起血腫液內細胞因子表達,化學趨化因子增加,使病灶區域聚集大量炎性細胞,局部炎癥反應加強,加重腦組織水腫及神經細胞的壞死和凋亡。②腦出血后相繼產生的細胞因子,化學因子可能具有神經毒性,促進細胞死亡,使血腦障礙破壞,通透性增加,引起腦水腫。③腦出血后腦組織細胞損傷、壞死,產生大量抗原,刺激免疫系統,導致炎癥細胞浸潤和激活,引起強烈的炎性和免疫反應,使單核細胞、淋巴細胞等補激活,產生大量的細胞因子;同時腦出血損傷的星形細胞、小膠質細胞和內皮細胞也補激活而合成細胞因子如IL6,可使血腫內細胞因子增高,IL8和IL6對單核細胞有趨化作用,引起腦血腫周圍單核細胞增加,加重血腫周圍的炎癥反應。
已經有多項研究證實在高血壓腦出血后存在炎性因子的過度表達,這些結果表明炎癥因素參與了急性腦出血的全過程,血清中炎性因子水平的高低和病情嚴重程度有關;高血壓是腦出血的最危險因素之一,同時高血壓本身也是一種促炎狀態,可以通過上調一些炎性因子,如本文所涉及到的和其他炎性介質,如白細胞黏附因子、熱休克蛋白、內皮素菜、血管緊張素等來發揮促炎作用。IL6是急性期蛋白的最強烈刺激因子,也是參與免疫和炎癥反應的多功能的促炎細胞因子,它可使VSMC和成纖維細胞增殖,導致產生大量敵國小板源生長因子,使血管阻力增加;它還具有較強的血小板活化因子的特性,激活血小板促進血小板積聚,導致血管內皮的損害;IL6還可誘導纖維蛋白原啟動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癥部位纖維母細胞增生,膠原沉積;可刺激基質降解酶的合成,侵蝕斑塊內的基質,導致不穩定的斑塊破裂。IL8使中性粒細胞活化,通過增加中性粒細胞、內皮細胞和細胞黏附分子的表達,促進中性粒細胞跨內皮遷移于出血的腦組織周圍,并激發細胞毒性,引起腦組織的代謝改變,內皮功能障礙,微血管損傷,IL8水平增加不僅代表炎癥細胞活化功能狀態,而且是潛在的凝血因子激活的標志。NSE是已經發現五種烯醇化酶同工酶中的γγ亞型,它特異性地存在于神經元和神經內分泌細胞中,故命名為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血清NSE水平與腦外傷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9]。NES是一個較為敏感的特異性反映神經元損傷的量化指標。
本研究結果提示,IL8、IL6、hsCRP和NSE參與了高血壓腦出血發生發展的全過程,炎性因子升高可能是反映了腦出血的炎癥反應,隨后可能反映腦細胞壞死的愈合的反應。高血壓腦出血后炎性因子較健康對照者明顯升高,且與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相關。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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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基礎哲學范文第4篇
關鍵詞：PSS；免疫抑制劑；流行性出血熱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見流行性疾病，現我國發病率仍很高[1-2]。出血熱的癥狀主要為發熱、出血及器官損傷，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極易造成后遺癥，影響患者日后的生存質量[3-4]。該疾病發病急、愈后差，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出血熱的主要發病機制為DIC以及自身免疫損傷[5-6]。故能有效延長凝血時間的PSS與免疫抑制劑聯合應用，有望提高該疾病的治療效果。現即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選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來院患者進行研究。結果顯著，如下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療的流行性出血熱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齡19～60歲，平均年齡（46.35±5.45）歲。納入標準：①未應用過影響血凝相的藥物；②沒有其他系統嚴重疾病者。排除標準為：①年齡大于60歲者；②不愿配合實驗者。將該100例患者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患者，其自身情況，經檢驗，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①對照組：該組患者接受常規出血熱對癥治療藥物以及糖皮質激素類：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劑的治療。②實驗組：該組患者在接受對照組患者治療方法的基礎上，還接受PSS治療。治療方法：靜脈滴注，1 次/d，300 ng/次，連續應用3 d。
1.3判定標準 將兩組患者雙鏈酶（SK-SD）皮內實驗結果及免疫球蛋白檢測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并對比。
1.4統計學檢驗 使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本次實驗所得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χ2以及t檢驗，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皮膚實驗情況 對照組患者皮膚實驗正常率為14.0%，實驗組為36.0%。經分析，具統計學意義（χ2=12.91，P
2.2兩組患者免疫球蛋白測定情況 對照組患者血中IgG含量為（1361.8±42.4）mg%，實驗組為（1009.9±50.3）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A含量為（224.6±60.7）mg%，實驗組為（180.6±20.5）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M含量為（171.8±22.4）mg%，實驗組為（139.9±22.3）mg%。經分析，均具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流行性出血熱是發展中國家常見疾病，且在我國時常發生。該疾病的主要臨床特征為出血、發熱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腎衰竭為主，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該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損傷，故其極易給患者造成多種后遺癥，嚴重影響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流行性出血熱屬于自然疫源性傳染性疾病，傳染源主要為鼠。根據老鼠種類以及地區內鼠的種類的分布情況，該疾病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家鼠型出血熱發病高峰為2～5月；野鼠型出血熱發病高峰為11～次年1月[7-8]。出血熱具有多種傳播途徑，分別為：蟲媒傳播、消化道傳播以及呼吸道傳播等[9-10]。該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進一步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藥物及手段至關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熱發病過程中，DIC與免疫反應發揮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腎損傷。PSS是從褐藻中提取后人工處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響血小板的情況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從而有效緩解出血熱中的DIC，改善出血情況。免疫抑制劑則能有效抑制患者異常的免疫反應，從而降低免疫細胞及相應的免疫因子對機體的自身免疫損傷。DIC與免疫抑制劑結合應用，能有效緩解患者出血、發熱及相應的器官損傷。
現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特選取100例符合條件的患者進行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免疫抑制劑聯合應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時改善皮內實驗，延長凝血時間。該治療方法在臨床上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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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基礎哲學范文第5篇
一、轉型期中國美學的理論建構與學科前景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各領域經歷了深刻變化。針對新的社會文化現象，美學如何作出及時而有效的闡釋與回應？對此，與會學者強調，“以人為本”不僅是當前國家建設的宗旨，也是轉型期美學理論建構的基本立足點；關注人自身、重視人文價值建構，應是中國學者探尋美學出路的著眼點。曾繁仁指出，實踐證明，現代化的關鍵是人的現代化，所有發展的關鍵是人的生存質量的提高；當今美學的發展應在人學理論的指導下，充分關注“人”的問題，以“人”與“人性”探索為旨歸，美學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人學。宋一葦強調，從“美是什么”的本體論式追問向“美如何存在”的存在式追問的轉變，將美的存在與人的存在緊密相連，將美或藝術視為人類生存境遇的一種呈現方式、展開方式或存在方式，關注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生存境遇，這就是美學的發展旨要。同這種重視美學建構中的人文價值作用、關注人的存在維度相一致，王元驤則闡明了對美學建構方向的見解，即認識論、知識論傳統與人生論、價值論傳統的融合。在他看來，當下美學研究應重新評估審美的內省性、超驗性的理論價值，實現兩大傳統的融合。這種研究對象的轉變，有待新的研究方法產生，即突破主客二元對立模式的“間性研究”模式。即此，楊春時認為這是現代美學發展的歷史必然，也是美學理論自身現展的要求。
二、當下美學的困境、問題及其轉機
隨著社會發展的日新月異，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轉瞬即逝性、娛樂現時性、美感統一性取代了傳統的藝術/美學所要求的永恒性、沉思性、超越性。對此，與會學者認為，美學只有不斷思考當代世界的重大現實問題，承認生活與審美、生活與藝術關系的新變化與新動向并及時作出回應，不斷淘汰過時觀念，增加歷史本身所提供的新的理論因子，才能保持頑強的生命力。而近年來有關“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討論，就是美學研究者對美學現時困境所進行的積極探索，它突破了傳統美學的“貴族性”，開始走向生活，積極關注周圍現實，標志著美學開始與生活合作共存。
文藝美學研究作為尋求美學發展的一條通道，在近三十年中取得了眾多成果。但同時，其所存在的問題也開始浮現。王德勝就認為，當下文藝美學研究忽視了當代中國都市文化現象，轉型中的文藝美學應努力在跨學科研究中走出困境，而重構美學話語、尤其是文藝美學基本概念，正是一個亟待開展的學術工作，日常生活審美化語境下文學藝術的新變化，應成為文藝美學關注的焦點。杜書瀛也提出，文藝美學研究一方面需要對審美和藝術的新現象進行理論界說，另一方面要走出“學院派”，強化其“實踐”意義和“田野”意義。
與會學者認為，對美學研究方式及美學價值的反思，同樣是美學走出自身困境的契機。有學者指出，現今美學研究中理論建構與藝術審美實踐的脫節，緣于“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的缺乏，因而美學研究應由“外求式”為主導的創新方式轉向以“自主式”為主導的方式。也有學者通過反思美學價值問題，強調文學價值是多元價值的統一體，它關注人的全部感性生活，因而不能把美學價值狹義化為審美價值、文學價值窄狹化為美學價值。
三、文化資源的利用與美學策略
轉型中的中國美學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中彰顯當代中國美學的獨特性？代迅認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全球化帶來了從美學到文藝生活的一系列深刻轉型，只有帶著中國美學思想獨特的自身經驗和傳統跨入國際美學領域，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當代中國美學研究發展的方法策略，在于立足本土語境，對中外審美文化現象共同面臨的問題進行綜合性和連貫性闡述，尋找超越東西方的共同美學規律。胡家祥強調，將中國傳統人格理想研究的維度應用于現代美學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學家的審美觀念體系和華夏美學觀念的歷史流變，使中國美學研究獲得一種新的特性。陶禮天、祁海文等人則從微觀層面，表述了六朝文藝觀、古代“中和論”美育觀等對當代美學研究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