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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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指標范文第1篇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以其產出與投入的比例來衡量。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要素投入增長模式，另一種是知識投入增長模式。要素投入增長模式，主要以勞動力、機器、能源及其他物質生產要素的投入，推動經濟增長。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是以實物資源為主，但卻沒有提升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將很容易受到報酬遞減定律所支配，即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總和要素勞動生產率必然下降，經濟增長率亦隨之下降；知識投入增長模式，主要是依賴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傳播及應用，使每單位生產率提高、效益增加。因此，經濟增長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靠知識投入和技術進步，創造更有效的生產組合方式及生產方法。知識與技術的累積及使用愈多，愈使價值增值，產量增加，單位成本降低，稱之為報酬遞增定律。當要素投入增長模式不能促使經濟發展時，經濟的增長模式必聯發生轉變。目前，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研究較多，但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進程研究，國內外相關研究較少，本文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理論綜述開始，對構建經濟增長方式測度指標體系的原則,以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測度指標體系的設計和具體指標的賦值與衡量標準進行研究。
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理論綜述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經濟學領域中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關注由來已久，從經濟思想史角度考察，以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貨幣通論》為界，可以把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傳統增長理論和現代增長理論。盡管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為說明經濟的持續增長導入了外生的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但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和人口增長率并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說明持續經濟增長的問題。現代增長理論是基于傳統經濟增長模型發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突破，在于放松了傳統增長理論的假設并把相關的變量內生化。
在瓦爾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論”和德布魯提出“最優化”理論之后，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考察就傾向于研究經濟在何種條件下可實現均衡增長及增長最優化增長，后者就涉及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是建立在邊際生產力遞減假設的基礎上，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粗放型的生產方式能較快推動經濟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再依靠投入量的增加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其作用就會越來越小，甚至出現負作用。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就是使經濟增長由產值型、速度型和數量型增長向效益型、結構優化型和質量型增長轉變。根據上述定義，對于增長方式轉變，我們從以下兩個層面來把握：首先，對于經濟增長方式把握，即對國民經濟整體經濟效益的把握，經濟效益的高低及其變化趨勢，可以綜合體現經濟增長方式所處的階段，轉變的程度，以及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其次，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在因素去把握，即剖析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源泉與機制，如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效益，科技進步水平，資源配置，市場化水平，以及可持續發展水平等。
二、測度經濟增長方式進程統計指標體系的原則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項涉及諸多因素和方面的系統工程，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評價與考核不是單一指標或部分指標就能完成的，必須根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涵與主要特征，構建一個系統化的、既能測度經濟集約化程度、又能評價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源泉與機制的指標體系。本文以為：建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統計指標體系應遵循以下原則:
1.可行性原則
目前，國內外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很多、很繁雜，許多指標與工業化、現代化、可持續發展等指標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指標的相關性很高，但特色還不夠鮮明，有的數據在實踐中既難監測，也難于在歷年統計資料中搜尋。因此，構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的指標體系和衡量標準，必須具有操作性和針對性，這就要求所選取的指標符合以下幾點要求：一是指標數據便于搜集整理；二是與現行統計方法相銜接;三是適宜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比較;四是指標體系簡單明了，指標不能太多，換算不能太復雜。
2.可比性原則
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評估體系內部來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面臨的根本約束是政府行為及由此產生的高質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因此，在設計指標是要著重突出政府行為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關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成長過程和經濟發展狀況。
3.典型性原則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指標的設置要力求簡明、概括，具有代表性和獨立性。在眾多指標中選取盡可能少的但卻最典型性的指標，盡可能采用綜合性指標，并避免指標之間的信息交叉。同時，要充分考慮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地區的特殊性，使指標體系具有較強的適用性。
4.科學性原則
指標體系的設計要能較客觀地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面臨的和所處的狀態，并最終能較好地測度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實現程度。
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的指標體系的設計
構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的指標體系，必須體現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切合對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程度測定的需要，全面反映經濟增長涵蓋的經濟結構、經濟效益、技術水平、資源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等主要方面，推動地區建立“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集約型經濟和節約型社會。本文認為，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的研究是通過對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程度進程來實現的。在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地區進程測度指標體系。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的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應由經濟結構、經濟效益、科技進步、資源配置和可持續發展五個子系統構成。
1.經濟結構
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途徑和重要內容。該子系統擬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工業行業集中度、出口結構優化程度、非農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以及消費率與投資率之比等指標，以反映產業結構調整、工業規模經濟、出口結構水平、勞動力結構和經濟內在機制等狀況。綜合反映宏觀經濟效益的水平和狀況。并以此五項指標為基礎，分別測算勞動、能源、投資、貸款、工業集約化指數，從而計算出經濟增長集約化的綜合指數，集約化的綜合指數越接近100%，經濟增長方式就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程度越高，反之，經濟增長方式就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程度越低。經濟結構優化水平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依賴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產業的升級，只有經濟結構趨向合理，優化的經濟增長，才是集約型的經濟增長。
2.經濟效益
從投入產出角度，評價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所帶來經濟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該子系統中擬采用人均生產總值、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地方財政總收入占全省生產總值比重和投資效果系數等指標，以反映居民、企業和政府從經濟增長中分享成果以及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產出水平等狀況。
3.科技進步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環節。科技進步水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必須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率，高新技術產業化率，生產技術裝備水平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該子系統中擬采用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高技術產業化率、發明專利占授權專利的比重和地方財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等指標，以反映科技投入強度、經濟創新能力、科技產出能力和政府對科技的支持力度等狀況。
4.資源配置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的背后有著價格體系未能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程度這一深層次的經濟體制問題。該子系統中擬采用萬元GDP能源消耗、萬元GDP水資源消耗和新增億元GDP建設用地量等指標，以反映經濟增長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水和土地資源的總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突顯出能源、水和土地等資源的使用成本。
5.可持續發展
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建立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的，脫離于此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都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轉變。可持續發展水平該類指標從宏觀經濟運行質量與穩定性，經濟發展后勁，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反映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能力。該子系統中擬采用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三廢”排放強度、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系數和就業狀況等指標，以反映資源化利用程度、環境污染程度、收入水平差距和失業率等狀況。
四、具體指標的賦值與衡量標準
1.具體指標的賦值及得分的方法
為了綜合比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首先用等距法對反映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進行分類，分為正指標和逆指標，并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將正指標和逆指標進行匯總，采用連加法的方法得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指標綜合得分，再依次進行排序，這樣，就能得出地區在一定的時間內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總體情況。
第i個指標正指標得分=(Vi-V下限)/(V上限-V下限)×100
第i個指標逆指標得分=(V上限-VI)/(V上限-V下限)×100
綜合得分=正指標得分之和+逆指標得分之和，其中，VI是地區第i個指標的原始數據；V下限表示第i個指標，即所選取的樣本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低情況下該指標的賦值；V上限表示第i個指標，即所選取的樣本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高情況下該指標的賦值；得分值統一乘以100，目的是將得分控制在1～100之間，便于分析和統計。
2.指標測度的衡量標準
采取加權平均的方法，權數的確定可以采取國家計委課題組(1996)的方法說明:
(1)構造主觀比較距陣[Mij]n×n當指標i比指標j重要時，Mij=1,反之Mij=-1;當i=j時，Mij=0。
(2)建立感覺判斷距陣[Kij] n×n，其中Kij=di-dj，di=∑mt。
(3)計算客觀距陣R=[rij] n×n，其中r=p（Kij/ky），Ky=max(di)-min(dj)，p為自定義的標度擴展值范圍。
(4)客觀距陣R的任意一列元素做歸一化處理，即為n個指標的全重向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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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馮舜華等:經濟轉軌的國際比較[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經濟增長的指標范文第2篇
通過對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指標影響強度使用方差分解的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①財政稅收指標在1~3年內，會使經濟增長指標進入迅速上升的狀態，隨后一直處于比較平穩的發展狀態，滯后期達到10年時，財政稅收帶來的經濟增長達到最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40%作用。②投資總額在滯后期為3時，投資總額帶來經濟增長達到最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達到了90%左右，在隨后的7年內，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雖然在不斷下降，但是這種下降的趨勢基本比較緩，并且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維持在80%以上。這表明在各種相同的經濟環境因素影響下，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遠遠小于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通過在相同的經濟行為因素情況下投資總額和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為基礎，對如何協調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指標關系做進一步的分析。在VAR模型下，可以推導出財政稅收與經濟增長和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通過對財政稅收與經濟增長和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在滯后期10年內的分析研究發現：1、如果財政稅收的標準差是正值時，在1～3年內，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呈上升趨勢，財政稅收在第3～5年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斷下降，在第5年以后，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又會變得明顯。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保持在0.00～0.02的范圍內。2、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規律為平和上升致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能力在0.02～0.04的范圍內。這表明在各種相同的經濟環境因素影響下，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二、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
通過對財政稅收、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經濟影響分析，可以總結出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1、一般情況下，財政稅收和經濟增長之間為負相關關系。通過對經濟增長滯后期的研究發現，調整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推動作用比較顯著，若以滯后期10作為一個周期，調整財政稅收只能給經濟增長帶來40%作用的貢獻率。2、投資總額在一般情況下會顯著推動經濟增長。在整個滯后期內，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比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大得多，甚至是財政稅收的一倍以上。因此，對經濟增長的推動、調整或者控制在投資總額方面采取相應措施比調整財政稅收的效果更為明顯。
三、結束語
經濟增長的指標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增長 金融市場 協整分析
一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有關金融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內外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德米爾居斯孔特和萊文提出了一組用以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在計算出有關國家的總體指標值之后，德米爾居斯孔特和萊文發現，在人均實際GDP和股票市場發展之間有某種程度的對應關系。阿切和約萬諾維奇實證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發展對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影響顯著。萊文和澤爾沃斯結果顯示，在股票市場總體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另外，在預定的股票市場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也有很強的相關關系。斯蒂格利茨進一步從流動性和上市公司融資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場的作用。他指出，股票市場分散風險的能力并沒有理論上所論證的那么強。談儒勇對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論是：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韓廷春得到的結論是：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
二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
股票市場可以通過分散風險、提高資源分配效率、監督經理層和運用公司治理、影響儲蓄率等功能來減少信息和交易帶來的成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速度很快，與國民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但是相對美國等發達國家而言，我國股票市場發展時間很短，因此發展程度很不完善。我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究竟是否促進了經濟增長？為此，我們建立模型，利用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相關數據，對其進行實證分析。
1、變量與數據的選擇
在此，我們運用萊文和澤爾沃斯提出的方法利用1998-2006年期間季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檢驗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需要確定以下幾個方面的指標。
（1）反映我國股票市場發展情況的指標。第一個指標是每季的平均市價總值與季度GDP的比率,它用來反映股票市場的規模,我們用CAPITALIZATION來表示這一指標。第二個指標是每季的總成交金額與季度GDP的比率,用VALUE表示。每季的總成交金額等于該季度三個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包括A股和B股)成交金額之和。第三個指標是季度周轉率,用TURNOVER表示。某季度的周轉率等于該季度的股票總成交金額除以該季度的股票平均市價總值。
（2）反映我國經濟增長的指標。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Y表示。使用季節調整后的GDP環比增長率(GY)作為季度經濟增長指標。
2、回歸結果及其分析
結果1：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4季度)。
從圖中可看出，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GY主要受上年同期的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GY(-4)影響，6個方程中GY(-4)系數都是顯著的。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三個指標都不顯著地進入增長回歸模型中,不僅如此,這些指標的滯后變量也都不顯著地進入增長回歸模型中。這三個指標及各自的滯后變量在統計上都不顯著，這告訴我們,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國外學者在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上的主流看法――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是不適用于我國的。
3、因果關系檢驗
（1）變量平穩性檢驗。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對變量的平穩性作檢驗，只有變量在同階平穩的條件下,才能進行協整分析。為避免數據的劇烈波動，再對各序列進行對數化處理，新序列分別記為LREALGAPsa、LTURNOVERsa、LCAPITALsa、LVALUEsa。處理后的各數據序列單位根檢驗檢驗的結果如下。
從以上檢驗我們可以看出，原序列水平序列不平穩，而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平穩的，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它們都是一階的同階單整序列。
（2）Johansen協整檢驗。由以上結論可知，我們所得到的經濟增長和股票市場的指標均是一階單整的，因而我們可以對它們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在此，我們用經濟增長的指標(LREALGAPsa)與股票市場的指標作協整，以觀察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穩定關系。將協整關系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1，得到：vecm1=LREALGDPSA+78.90*LCAPITALSA77.50*LTURNOVERSA-77.61*LVALUESA
現對序列vecm1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的檢驗結果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序列vecm1是平穩的，驗證了經濟增長的指標與反映股票市場的指標存在著協整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與反映股票市場的指標作檢驗進行因果關系檢驗，該檢驗的判定準則是:依據平穩性檢驗中的滯后期選定本檢驗的滯后期,根據輸出結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關系的概率。檢驗結果如下表。
結果顯示,資本率、交易率、換手率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增長也不是資本率、換手率和交易率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了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股票市場的發展的關系不顯著。
三、結論
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與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狀況有深刻的關系。第一與股票市場的發展時間與發達國家相比，相關制度很不完善，股票市場不能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等功能作用。第二是股票市場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甚至有歪曲信息以達到牟取暴利的目的。這就扭曲了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不僅高,而且與實質經濟發展狀況相脫離,可以看出,我國股票市場的投機性非常強。。第四是上市審核制效率低下,我國股市的審核制基本上是行政性的安排,由于資源的稀缺,造成了種種尋租行為,上市公司質量無法保證,破壞了市場對企業的評價機制,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運行良好，隨著國家相關政策的實施，股票市場也取得了很快的發展，因此應該進一步規范股票市場秩序，使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一步密切，達到相互促進的良性發展軌道上來。
【參考文獻】
[1] Atje,Raymond,and Boyan Jovanovic,1993,“Stock Markets and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April。
[2] Demirguc－Kunt,Ash,and Vojislav Maksimovic,1996,“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choices of Firms”,Th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May。
經濟增長的指標范文第4篇
[關鍵詞]宏觀稅負； 收入分配；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簡介]盧翔宇（1989―），男，黑龍江齊齊哈爾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財政理論。
一 、引言及文獻綜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稅收體制進了多次的調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稅收體制。特別1994年稅制改革以后，我國稅收大幅度增長，遠遠超過GDP的增幅。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增強了國家的財力，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同時稅負的增加會加重國民的負擔，也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影響。這會使人產生疑慮，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又是通過怎樣的機制和路徑來影響經濟增長。本文通過對宏觀稅負的實證分析，剖析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稅收決策提供參考。
事實上，關于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對此進行研究。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稅收只會改變穩態的人均產出水平，但對穩態的經濟增長率沒有作用。而只能在經濟趨于的穩態的轉型路徑上影響經濟增長率。而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將增長率解釋為內生現象，認為提高勞動和資本所得稅的稅率會降低經濟的穩態增長率。Barro（1990）將政府公共開支引入模型，研究經濟增長、社會福利和稅收之間的關系。得出增加稅率會降低經濟增長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歸分析了美國1929-1989年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宏觀稅負超過23%時，經濟增長率是下降的。關于中國宏觀稅負，郭慶旺、呂冰洋（2004）得出收稅收入增長速度高于經濟增長速度會抑制經濟增長。但是經驗研究中也存在稅收對經濟增長基本上不產生影響的結論。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個國家近15年間的數據，發現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都不影響經濟增長。
總的來說，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研究文獻來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過高的宏觀稅負會阻礙經濟增長。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多途徑的，如通過財政支出、公共服務等，但筆者在眾多途徑中，通過影響收入分配進而作用于經濟增長也是重要一環。本文試圖從這一角度對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出探討。基于此，我們還有必要從既有的文獻中理清一下兩個問題：一是稅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二是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稅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目前我國學者在研究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主要是從稅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稅種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直接稅主要包括所得稅和財產稅，這類稅是對所得和財富進行征收，一般難以轉嫁。理論上直接稅被認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進性方面，王亞芬（2007）測算我國1985-2005年的個稅再分配效應，發現累進稅率改善了分配結構。彭海艷（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數據，得出目前稅收負擔與收入水平相適應，但總體累進性呈下降趨勢。萬瑩（2011）應用K指數、稅前后基尼系數等指標進行分析，認為個稅的累進程度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且累進性不斷增加。李青（2012）運用2000-2009年數據得出個人所得稅具有累進性。而間接稅主要是對流通領域進行征稅，主要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這類稅通常容易轉嫁，具有累退性。我國稅收主要是以間接稅為主，而間接稅往往會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劍鋒（2004）構建了流轉稅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的理論模型。計算了不同消費結構對三大流轉稅稅收負擔的影響。張陽（2008）運用一般均衡模型，通過分別計算城鄉居民負擔的流轉稅份額，得出我國流轉稅在城鎮和農村都具有較強的累退性。劉怡、聶海峰（2009）通過比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組，發現流轉稅擴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萬瑩（2012）也通過考察2002-2009年流轉稅在不同收入組居民之間的分布情況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證實了對收分配具有逆向調節作用。
2.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文獻從政治經濟機制角度進行分析，這些文獻在內生財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決定財政政策，從而影響經濟增長。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財政純粹進行再分配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經濟增長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將勞動和資本作為基本要素加入內生增長模型中，得出中間投票人資本越匱乏，資本稅率相對較高，經濟增長率就會越低。伊恒等（2005）運用政治均衡和經濟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財政支出同時具有生產性和消費性時，經濟增長率和稅率呈倒U型關系，即隨著稅率的提高，經濟增長率會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時，收入分配與稅率呈正相關。因此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存在倒U關系。還有一些學者從人力資本積累的角度進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進人力資本積累進而有利于經濟增長。其機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對于那些不能通過借貸籌措教育費用的窮人，給予了他們更多的受教育的機會，便于人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決策機制，發現收入分配不平等會提高生育率而減少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業化早起階段，物質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投資會取代物質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此時收入不平等將不利于經濟增長。因此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Aghion等（1992）從信貸市場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貸市場完全以及信貸市場不完全的兩種情況下，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的結論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經濟的增長。
綜上所述，圍繞宏觀稅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這一種主題，現在有的研究已經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結論。但是將宏觀稅負，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置于同一框架下進行研究還比較少見。本文運用1994-201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同時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觀稅負影響經濟增長的一種途徑。以期通過細致的經驗研究為我國科學的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有益的參考。
二、指標選取與模型設定
從統計指標來看，我國各地區的經濟指標各年變化較大，本文選取了全國30個省區的面板數據并分別從全國及東中西部三個地帶的角度進行數據分析。考慮到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關數據。本文資料及數據來源主要取自中經網數據庫和《財政統計年鑒》（1994-2011）。
（一）指標選取
1.宏觀稅負指標（T）
目前衡量宏觀稅負的指標按其口徑大小可分為三種（安體富2002）：第一、小口徑宏觀稅負，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第二、中口徑宏觀稅負，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第三、大口徑宏觀稅負，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選指標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即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為相對與小口徑宏觀稅負，中口徑包含政府的非稅收入，這部分收入沒有形成稅收，但事實上對國民整體來講仍然形成了一種負擔。應當將其納入研究范疇。大口徑的指標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國民經濟負擔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預算外收入，以及沒有納入預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該指標不易準確測算，為保證結果的真實可靠，本文選擇中口徑宏觀稅負作為衡量標準，文中用T來表示。宏觀稅負的具體測算公式為：
T=■
我國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為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我們選取1994-2011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
2.收入分配指標（G）
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國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標，之前學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衡量指標，筆者認為相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更能夠真實客觀的反映一個地區的居民收入分配問題。基尼系數取值范圍在0-1之間，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目前國內的文獻較少運用省級的基尼系數。本文的基尼系數數據來自（田衛民，2012）中測算出的中國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數，自治區的樣本由于數據質量問題剔除，據此我們可得到1995-2010年30個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來表示收入分配指標。
3.經濟增長指標（Y）
目前學者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有多種，GDP增長的絕對量以及GDP年增長率等等。本文選取GDP的人均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因為如前述本文中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對量來衡量，為保證模型中數量關系的一致性，經濟增長同樣采用相對數即GDP增長率該數值來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區數據進行分析，為減小人口數量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問題，采用人均的GDP增長率，在文中用Y來表示。該公式為：
Y=■
4.控制變量指標（X）
考慮到一國的勞動增長與資本增長都是影響一國經濟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這些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引入回歸方程。其中Lr為衡量勞動增長率的指標，由年底勞動就業人口增長率來刻畫，Kr為衡量資本增長率的指標，由各省新增固定資產的增長率來衡量。
（二）理論模型
本文在控制勞動增長和資本增長變量的情況下，討論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觀稅負影響經濟增長的途徑。根據前述的有關宏觀稅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方法，下面將在傳統研究經濟增長的框架內，運用中國30個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數據實證分析，考慮到不同模型設定可能導致不同結論，我們將以靜態和動態兩種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已驗證結果的穩健性。首先模型設定如下：
Yit=？濁0+？濁1Tit+？濁2Tit+？濁3Tit*Git+？濁4Xit+Vi+？著it式（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區人均GDP增長率，T表示各省區宏觀稅負，G表示各地區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項。X為控制變量。ν是難以觀測的個體效應，ε是擾動項。T*G用以檢驗宏觀稅負通過影響收入分配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為研究宏觀稅負通過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引入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項。考察交互項對整體的影響，還應對上式求偏導。對式（1）求導，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偏效應為：
■=？濁1+？濁3Git 式（2）
上述為未考慮時間因素的靜態模型，理論上，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在長期內經濟增長是個動態的過程，現實的增長既決定于當前因素也受過去因素影響，因此還應對模型進行動態化處理。我們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和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交互項的滯后期作為解釋變量引入模型，將模型擴展為動態模型，考慮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茲Tit+？姿Git+？啄Xit+？淄i+？著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長率的滯后項，Tit-j*Git-j是交互項的滯后項。M是最大滯后階數，其他解釋變量與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選擇Y的滯后一期和T*G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所以模型中M均為1。
三、參數估計結果及分析
（一）靜態面板數據估計結果
在靜態面板模型的設定下，經Hausman檢驗，我們拒絕了面板數據下的隨機效應回歸，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應回歸，增強結論的穩健性。估計結果見表1。可以看到從全國范圍內看，宏觀稅負系數和收入分配系數均為負，表明宏觀稅負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經濟增長，這符合人們的普遍認知，過高的稅負與過大的收入分配差異會阻礙經濟的增長。但是該兩項均不顯著。隨后在回歸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觀稅負的交互項。可以看到列2的結果中，宏觀稅負和收入分配的系數顯著為負，而交互項系數則顯著為正。交互項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顯著。可以說在考慮到了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相互影響后，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顯著性加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更加明顯了。在式（2）中，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解釋的偏效應為η1+η3*G，交互項系數η3=5.820>0，這表明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而被增強。這就是說在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時，提高宏觀稅負，會對經濟增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這可能是因為在收入差距較大時，提高稅負，會更多的對富人盡心征稅，隨后國家利用轉移支付，或是進行投資可以帶動經濟增長。兩者各自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效應，收入分配作為經濟增長影響路徑則是促進了經濟增長。
控制變量資本與勞動增長率與經濟增長呈顯著地相關關系，資本的增長與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符合人們符合預期，資本增長率的增加將促進經濟增長。而勞動增長率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勞動力的增加，就業人口的提高，會阻礙經濟增長。這與我們的直覺并不相符。這可能是因為我國人口數量龐大，而且老齡化加劇。社會包袱較重，每年新增的勞動人口以為著有，有更多的勞動負擔。而且本文指標均選取的是就業人口數量的增長率，勞動增長沒有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也說明我國應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為資本密集型產業。
從東中西部地區分別來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慮交互項的情況下，宏觀稅負增加會對經濟明顯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區去阻礙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況相同，都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但是在東部地區則為正。表明在東部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會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和東部地區普遍較發達有關。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會積累到更多的財富。而東部地區的投資機會和資產升值的空間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資本。這會促進這一地區的發展，經濟會有所提高。同時還可以看到，控制變量勞動在東部和中部對經濟影響不大，相關系數僅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區則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相對不發達，資本是有限的。根據生產者理論，勞動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當提供了大量勞動時，由于沒有足夠的機器設備，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東中西部地區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將互相普遍都是顯著的。我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宏觀稅負通過影響收入分配對影響經濟增長。東部和中部地區交互項系數是正的。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會擴大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這與全國范圍下的估計結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是宏觀稅負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進行社會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福利。利用稅后手段調節收入分配。收入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會提高消費促進經濟增長。而西部地區的交互項系數為負。這主要是因為，西部地區的人們整體的收入較低。即使提高了宏觀稅負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沒有大幅度的提高。對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調節作用。阻礙了經濟增長。
（二）動態面板數據估計結果
表2報告了對動態增長方程的估計結果。采用系統GMM估計模型得出的估計結果。由于在動態面板數據中，引入滯后一期會帶來內生性問題。由于個體效應影響所有期限內的因變量，使得固定效應模型難以解決這種內生性問題。而廣義矩估計法（SYS-GMM）可以將自身變量的差分滯后項作為相應的工具變量，可以較為有效地解決弱工具變量問題。我們認為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在檢驗動態面板數據結構中是穩健的。表中AR（1）檢驗P值小于0.01的顯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顯著性水平。這表明模型很好地滿足了擾動項的差分存在一階自相關，不存在更高階自相關的設定條件，這意味著GMM估計量是無偏和一致的。衡量整體工具變量有效性的Sargan檢驗結果不能拒絕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的原假設，這意味著模型中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GMM估計結果顯示宏觀稅負與收入分配的交互項的滯后項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說明宏觀稅負通過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將具有滯后效應。相對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狀況會增強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
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為影響路徑對宏觀稅負的經濟增長的影響模式。分別對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動態回歸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區交互項和滯后一期的顯著性差異較大。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受當期的交互項影響較大，也就是說當年的收入分配狀況會更大程度上影響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影響。而中部地區則相對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狀況對其影響更大。
四、結論
本文在研究宏觀稅負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觀稅負的交互項，對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途徑進行驗證。本文運用中國30個省區近15年數據，采用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結構有力支持了上述預測：宏觀稅負通過影響收入分配，來影響于經濟增長。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而被增強。盡管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還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徑，但其通過影響收入分配從而作用于經濟增長則可能是個顯著地途徑。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義，在東中部地區當收入差距較大時，宏觀稅負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越顯著。可以適當的提高稅負，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可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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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的指標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08-0013-03
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浪潮的激烈競爭中，人才、知識和技術已經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高速發展的關鍵因素。由于區域間人力資本的差異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顯著差異，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本文通過對中原經濟區區域內的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進行分析，探尋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提出對策建議。
1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相關理論
1.1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概念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經濟學家亞當·斯密（Smith），這一時期對人的才能培養進行投資所產生的價值已經被視為是一種資本。直到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Schultz）首次對人力資本的概念作了明確闡述，人力資本理論登上西方經濟學界的舞臺。
人力資本指相對于物質資本而言存在的一種資本形態，具體表現為勞動力本身所擁有的經驗、知識、技能、健康狀況等，是體現在勞動力身上、可為勞動力提供未來收入的一種資本。一切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能力的活動，有利于提高人的知識存量、技能存量以及健康存量的經濟行為，有利于改善人力資本利用的開支，都是人力資本投資。投資形式主要包括正規教育、在職培訓、衛生保健、遷移流動和科研投資五種途徑，其中正規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和存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徑。
1.2 經濟增長
就一般意義而言，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總產出（國民收入）與上一時期比較所實現的增長。從函數角度看，經濟增長就是描述投入與產出之間關系的一種總量生產函數，投入要素可以是物質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
1.3 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隨著社會發展，人力資本已經被公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舒爾茨發現，不同受教育層級的勞動力“智力勞動”能力比為；小學∶中學∶大學=1∶7∶25，說明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經濟增長總量中的貢獻越大。巴羅（Barro，1991）研究發現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表現為兩方面：第一，人力資本的生產功能有要素和效率兩個特性。前者對能否進行生產起決定性作用；而后者在生產效率能否得提高上起關鍵作用。第二，從人力資本具有的知識效應與外部效應分析，知識進步的需求、替代及收入效應共同構成了人力資本知識效應。
2 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現狀分析
2.1 中原經濟區的范圍界定
中原經濟區指以河南省為主體，延及覆蓋周邊部分地區的，具有自身獨特優勢及特點、在其他經濟區輻射范圍外以致無法依存的區域經濟體。具體范圍包括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安徽的30個地級市和兩個縣，面積28.9萬km2，人口約1.7億。
2.2 中原經濟區經濟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原經濟區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GDP總量由1985年的798.26億元，到1995年突破2 000億，至再到2010年的10 456.96億元，26年間增加十幾倍。
2.3 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現狀
2.3.1 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數量
中原經濟區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特別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數量逐漸增加，1985年中原經濟區勞動力人數為6 980萬人，2010年達到11 313萬人。
2.3.2 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質量
本文主要從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存量/勞動力數量）和人力資本存量兩方面分析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質量的基本狀況。中原經濟區的人力資本水平由1985年的4.83年增加為2010年的7.62年，說明中原經濟區的從業人員的受教育年限在不斷增加。
隨著教育經費投入穩步增長，中原經濟區大專及以上、高中及普專人力資本存量結構呈逐年增長態勢，基礎教育基本穩定。
3 研究方法
3.1 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模型構建
本文以CD生產函數（其函數關系為：Y=AKαLβ，其中：Y為總產出，A為技術水平參數，K為物質資本投入，L為勞動力投入，α、β分別為K和L的產出彈性系數）為依據，以其函數變形式——盧卡斯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作為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生產函數，揭示人力資本在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人力資本模型的標準形式為：是一個擴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式中，Yt為t時期中原經濟區的國內生產總值；At為不變的技術水平；Kt為物質資本存量；Ht為人力資本存量；ht為從業人員的人力資本水平（其中Ht=勞動力數量×ht）；α、β分別為模型方程待估參數，α、1-α、β分別為物質資本指標、人力資本存量指標、人力資本水平指標的產出彈性系數。由于要素產出彈性估算需使用對數線性模型，故將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作對數化處理，可得：
3.2 指標度量與數據處理
本文主要涉及到產出總量（GDP）、物質資本存量（K）、人力資本存量（H）、人力資本水平（h）、勞動力數量（L）等指標。本文選取中原經濟區1985～2010年共26年的數據構建模型。
3.2.1 產出總量指標度量
測度經濟增長最常用的指標為國民生產總值（GDP），本文選擇實際區域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
3.2.2 物質資本指標度量
為得到中原經濟區1985～2010年物質資本存量，在Goldsmith（1951年）提出的永續盤存法基礎上，直接采用當年固定資本投資總額作為衡量物質資本存量的指標
3.2.3 人力資本指標度量
本文將采用勞動力數量乘以人力資本水平來計算人力資本存量。其中， 人力資本水平（勞動力素質）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小學年限數定為6年，初中為3年，高中和中專為3年，大專和本科為4年、研究生為3年。
3.2.4 勞動力數量指標度量
本文用歷年年末從業人員總數表示勞動力數量的投入，如表1所示。
3.3 分析方法
運用Eviews6.0對模型進行殘差平穩性檢驗和回歸分析。
4 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4.1 殘差平穩性檢驗
由于涉及到的數據是時間序列，因此在考察產出總值（GDP）、物質資本存量（K）、人力資本存量（H）、人力資本水平（h）四者間的關系時，本文采用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并事先利用Eviews6.0軟件對變量時間序列進行ADF檢驗，表明各變量時間序列數據具有平穩性，ADF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4.2 模型回歸分析
采用Eviews6.0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對回歸方程的檢驗如下：
①擬合優度檢驗。由于R2=0.972634，非常接近1，所有變量能夠解釋地區生產總值GDP的97.3%，可判斷回歸方程的擬合度較高，總體回歸效果較好。
②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方程的顯著性水平只有0.000017，小于0.01，說明所選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能夠正確反映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
③F 值檢驗。一般情況下， F值越大越好，本模型數據顯示F=145.7401，因此認定技術進步、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等變量對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
4.3 回歸分析結論
分析可見，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各解釋變量的產出彈性系數分別為0.879、0.121和0.136，說明物質資本存量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而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于人力資本水平，說明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沒有起到主導性的關鍵作用。因此必須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構建人力資本主導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4.4 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為了準確判斷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水平、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對人力資本外部性模型求其增長方程，并寫為差分形式得到：
式中，為技術進步（全要素）增長率，即除資本和勞動力等投入之外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α、（1-α）、β分別為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他們除以即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計算得到各個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表4所示。
從表4可見，1985～2010年間，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對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4%和2.8%，說明人力資本對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和外溢效應，但貢獻份額不大。物質資本投入對經濟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1%，是經濟高速增長原動力的主要來源。
5 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①中原經濟區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有正向作用，但貢獻程度遠不如物質資本大，物質資本要素起著決定性作用，中原經濟區對人力資本投入敏感度不高，其經濟增長方式仍處于粗放型發展階段。
②人力資本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8%，側面反映了中原經濟區目前的從業人員整體素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能力來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很大。
③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4%，說明中原經濟區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流動，造成中原經濟區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較低。
根據分析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①加大中原經濟區教育投入。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徑，通過加大教育投資，不斷提高從業人員受教育程度及其勞動技能水平。鑒于所轄省市農村人口比例高，相關部門應使教育的人力資本結構和社會需求結構相適應。
②培育多元化人力資本投資機構。鼓勵私人人力資本投資機構發展，拓寬教育渠道，對于區域內優勢產業所需緊缺人才，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以滿足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
③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減少人力資本外流。通過為高層次人才提供豐厚的薪酬、優越的生活條件，創造良好的創業環境，努力營造寬松的工作環境和現代化的科研條件，同時借鑒其他地區先進經驗，逐步建立一個良性循環的人力資本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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