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速增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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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經濟周期；深度；陡度；尖度；持續性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0BGL05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09YJC7901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項目（JJ0909）；江西財經大學校級重點課題（201005）。

作者簡介：饒曉輝（1973- ），男，江西廣昌人，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22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國季度GDP數據，應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簡稱為CK）參數檢驗方法，對我國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及經濟周期的持續性進行分析。

國外已有眾多文獻運用不同的統計方法對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進行了檢驗，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們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

國內學者對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既有理論描述，也有實證經驗研究（劉樹成，2000；劉金全 等，2001；徐大豐 等，2005；陳浪南 等，2007）。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數據樣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對稱檢驗。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斷我國經濟周期的非線性特征，本文擴充了樣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區制馬爾科夫轉換模型框架中對三大非對稱、經濟周期的轉折點及持續期進行了更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論模型

（一）經濟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對稱性

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有很多類型，本文主要關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對稱。CK在馬爾科夫鏈參數模型的背景下對3種非對稱性重新進行了定義。

定義1數據{yt}的生成過程為非深度對稱當且僅當yt分布為非偏態，即E[（yt-μy）3]=0。

定義2數據{yt}的生成過程為非陡度對稱當且僅當Δyt分布為非偏態，即E[Δyt3]=0。

定義3數據{yt}的生成過程為非尖度對稱當且僅當中間任意區制來回于第1區制和最后區制之間的轉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檢驗

CK利用沃特檢驗統計量W檢驗了經濟周期的非對稱性假設。下面以MSI（M）AR模型為例介紹CK檢驗的具體方法。模型結構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個具有M狀態的馬爾科夫鏈；轉移概率pij具有時間不變性，轉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從i時刻狀態轉移到j時刻狀態的轉換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間滿足正則性約束條件∑Mj=1pij=1，j，j∈{1，…，M}。另外，st還被假設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慮如下假設的W檢驗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個秩為r的連續差分函數，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別表示有約束和無約束條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計量。沃特檢驗統計量W依賴于無約束的估計量λ～，W統計量分布近似服從于正態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數（λ～）在大樣本中也服從正態分布，從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設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協方差矩陣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設條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為區制m的遍歷概率，μx=∑Mm=1ξ-mμm為x的非條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設的沃特統計量依賴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設的沃特統計量可表述為

TP（λ）=Φπ （8）

對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檢驗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對于非尖度檢驗來說，（5）式中r等于區制的個數。

二、實證結果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季度數據，樣本容量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數據，我們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以1997年不變價格為基準，對名義GDP進行了調整）的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國泰安研究服務中心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公報》。為了剔除季節性的影響因素，我們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季節性的調整，調整后的實際季度GDP增長率記為yt。

依據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對稱性檢驗的原理，我們需對yt進行單位根統計檢驗。由表1結果可知，在5%的統計顯著水平下，ADF和PP兩種統計檢驗方法均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yt符合檢驗經濟周期三大非對稱性檢驗的要求。

表1單位根檢驗結果

檢驗 檢驗統計量的值 統計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單位根檢驗均為截距項的設定形式；p值為接受原假設的概率。

本文同時考慮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種類型的三區制馬爾科夫轉換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數據為季度數據，故每種類型模型的自回歸滯后階數的最大值均設定為4。依據SBC和HQ信息評價標準，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優自回歸滯后階數分別為1、0、2、1。

表2給出了4種相應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對稱性的檢驗結果。從非尖度的檢驗結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設條件下卡方分布統計量的值分別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設的概率分別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統計顯著水平，說明我國實際GDP增長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對稱。非深度的檢驗結果告訴我們，除MSM（3）-AR（0）模型在10%統計顯著水平接受零假設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絕零假設的概率分別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統計顯著水平，說明我國實際GDP增長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對稱，我國經濟周期不會出現“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對稱。從非陡度型非對稱檢驗結果可知，零假設條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統計量分別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統計顯著水平下均拒絕了零假設，說明我國經濟周期存在著顯著的陡度型非對稱特征，陡度型非對稱特征具有穩健性。

依據SBC評價標準，我們選取了MSIH（3）-AR（2）來進一步分析我國經濟波動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數估計結果如表3與表4所示，實際數據與模型擬合數據的曲線圖為圖1。從圖1的擬合結果看，模型較好地擬合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特征。

從表3自回歸滯后系數來看，自回歸系數α1、α2的估計值分別為0.6371和0.1676，均在統計顯著水平上顯著不為零，并且自回歸系數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說明MSIH（3）-AR（2）模型具有穩健性。自回歸系數α1=0.6371，說明滯后1期的經濟增長率對下一期經濟增長率有著顯著的影響，影響力度達到63.71%，對未來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持久影響；α2=0.1676，說明滯后2期的經濟增長率對當期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力度為16.76%，其持續時間要比滯后1期短。

表2非對稱性檢驗的結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別表示1%、5%、10%統計顯著水平；[]內的數字為卡方檢驗的p概率統計值。

圖1MSIH（3）-AR（2）模型的擬合數據與實際數據

表3三區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數估計結果

變量 系數估計值 標準差 T統計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區制下標準差系數的估計結果

變量σ1σ2σ3 估計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結論顯示適度增長階段的經濟波動性最小，其次為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波動性，最大為低速階段的經濟波動性。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在適度經濟增長階段是最平穩的。

表5、表6分別給出了轉移概率矩陣和區制特征屬性。從表5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三區制轉移概率分別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別的，區制1自身持續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轉向區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著經濟體處于低速增長區制的趨勢具有一定強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來刺激經濟體由低速增長區制向適度或高速增長區制轉移。p13=0.325，說明區制1轉移到區制3的概率為32.5%，說明我國經濟由低速增長區制跳躍到高速增長區制有著非常大的可能性。當經濟體一旦達到高速增長階段時，其自身持續概率為0.9222，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經濟將能保持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態勢。但它也有回復到低速增長階段（轉移概率約為4.95%）和適速增長階段（轉移概率為2.83%）的可能性。當經濟受到外部沖擊時，經濟增長有著急速下滑的趨勢，政府部門若能及時制定相機抉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下降趨勢將會逆轉，在進一步的刺激下經濟增長率將回復到高速增長階段（p13=0.325）。在三區制自身轉移概率中，區制2自身轉移概率（0.9656）最高，說明我國經濟體處于適度經濟增長階段具有很強的持續性。

表6的統計結果顯示，在總共124個季度數據中，經濟能夠被識別出處于低速、適速與高速階段的時期數分別為13.5、63.6和46.8個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間，我國經濟處于低速增長區制的頻率為11.42%，其持續期占整個周期長度的10.48%；我國經濟處于適度增長區制的頻率為40.36%，其持續期占整個周期長度的50.81%；而經濟處于高速增長區制的頻率為48.23%，高速增長持續期占了整個周期長度的38.71%。我國經濟處于適度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最高，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次之，而低速階段持續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較高的概率轉向高速增長階段。這說明我國政策決策部門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走出低速增長階段時，經濟增長會得到快速回復，但也要預防經濟返回低速增長狀態的可能。

表5區制轉移概率的估計結果

區制 1 區制 2 區制 3 區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區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區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區制的特征屬性

觀測值的個數 頻率 平均持續期 區制1 13.5 0.1142 3.06 區制 2 63.6 0.4036 29.10 區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將樣本數據劃分為如圖2和表7中的3個不同的周期階段。圖2給出了不同周期階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濾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則經濟處于相應區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從表7及圖2中的第2幅圖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間我國經濟出現了較長的低速增長階段，分別為4個季度和5個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間我國經濟出現較為短暫的低速增長時期，其時間跨度分別為1個季度和2個季度。這與表6中低速階段的平均持續期為3.06個季度的結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長階段的劃分符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

我國經濟保持適速增長的階段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時間跨度分別為7個季度和56個季度，說明我國經濟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了穩定的適速發展，幾乎有一半時間處于適度增長階段，這也構成了近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中間力量。適度增長時期符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事實。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經濟處于轉軌時期，有著強烈的擴張沖動和通貨膨脹態勢。1993年中央政府開始采取“雙緊”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貨膨脹和投資沖動，使我國經濟在1996年成功實現了“軟著陸”。期間，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我國政府政策制定及調整具有一定穩定性和謹慎性，這使我國經濟維持了較長時間的適度增長，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區制的劃分估計結果 區制1 區制2 區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號里為區制概率值。

圖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圖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間我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從持續時間看，最長的持續期18個季度，最短的持續期為3個季度。模型分析的結果與我國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我國經濟遭遇了強烈的負面外部沖擊，經濟增長率急劇下滑。這時，我國政府出臺了包括4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央行百日內5次降息、大規模的稅負調整等相機抉擇政策，促使我國經濟迅速止跌并反彈到高速增長階段（這與p13所隱含的結論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國經濟就處于高速增長時期，領先世界進入了危機后的復蘇階段。

三、結論

本文運用CK檢驗方法，對經季節調整后的我國實際GDP增長率的不對稱特征及持續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論歸納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慮的4種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計結果能夠較好地擬合實際數據的非線性結構特征。我國經濟周期存在“陡升緩降”型的陡度型非對稱，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對稱。

第二，從經濟周期不同階段之間的轉移概率看，我國經濟從低速增長狀態轉移到高速增長狀態的可能性較大，遠大于經濟從低速增長狀態轉移到適速增長狀態的可能性；同時，經濟也存在著由高速（或適速）增長狀態轉向低速增長狀態的可能。自身持續概率表明，經濟處于適速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最高，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的持續性次之，而低速階段持續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較高的概率轉向高速增長階段。

上述實證結論對我國宏觀經濟有著重要的實踐和政策涵義。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走出低速增長階段時，因低速增長階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實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經濟一旦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由于高速增長階段具有較高的持續概率，經濟將會持續一段較長的高速增長時期。但要注意的是，經濟也存在著由高速增長轉向低速增長的可能。在當前的經濟運行背景下，如果經濟一旦出現下滑現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門若能及時制定相應的宏觀政策并加大政策實施力度，經濟將很快恢復到高速增長階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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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1.Management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范文第2篇

海聞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起碼能夠持續四五十年，五十年也很有可能。目前已增長了30年，也就是說，還能高速增長20年。盡管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的一些問題，中國經濟現階段會在短期內出現波動，但仍會有8%的增速。

他的論斷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中國仍處于經濟起飛階段。何為起飛階段？海聞介紹說，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認為人類社會從傳統經濟到現代經濟中間有一個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就是起飛階段。羅斯托將經濟形容為飛機，在地上滑行速度很慢，然后就在空中了，而從地上到空中是最最關鍵的時間，是社會的一個蛻變。

這個變化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從原來以農業為主逐步變成農業的比重越來越低；另一個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從大多數人居住在農村，逐步變為大部分人居住在城鎮。

從這兩個結構變化的現狀來看，當前中國還處于這個起飛的階段。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農業已下降到只占GDP的10%，但是服務業比重還不夠。以美國為參照，美國的服務業占到快80%，而中國只有40%，產業結構的變化只走到了一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還正處在起飛階段，發展速度不會慢也不能慢。從社會結構來看，中國農業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剛剛降到50%以下。而從世界范圍來看，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是超過5%的。這就說明，中國還有40%左右的農民需要轉移。

要解決農村人口轉移的問題，最根本的是農村的人口必須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城市里面必須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經濟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來吸納就業。根據經濟學中的奧肯定律，每2%的GDP增長能夠降低1%的失業率。中國目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這個數字就會很大，這就需要在足夠長的時期內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推動農村人口的轉移。

有學者認為，GDP增長過快會造成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針對這個問題，海聞的解釋是，中國目前GDP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場化和市場進一步分工，使原來隱形的GDP顯現了出來。未來如果GDP的增長主要是由服務業發展拉動的話，就不會出現環境污染和能源不足的問題。

海聞認為中國經濟會持續高速增長的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特有的市場規模可以拉動經濟的發展。海聞說，早年決定國家比較優勢的是技術上占優的產業，然后是資源配置占優的產業。現在，技術可以轉讓，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所以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主要是成本。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大，同種產品國內需求也大，同樣的研發成本，平均攤到每一件商品中就會很小，所以中國就具有了成本上的競爭優勢。只要中國國內的市場規模可以進一步發揮出來，中國就可以延續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

第三，中國的體制改革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影響。海聞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很不完善，還存在許多缺陷。這些缺陷恰恰說明中國的改革還有空間，還能夠繼續通過改革來推動生產力發展。

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高速鐵路建設；挑戰；優化

我國經濟持續性的增長與發展，使得作為我國運輸主力的鐵路運輸承擔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不斷增大的鐵路運輸流量以及逐漸增加的運輸壓力使得我國要盡快實現鐵路交通建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現階段，我國鐵路交通正大力推進高速鐵路的建設與發展。但是，我國在高速鐵路的建設方面，相對于其他國家，起步時間還是比較晚的。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發展速度很快，但其中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使得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面臨著較多的挑戰，從而制約著我國高速鐵路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們要從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現狀入手，分析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優勢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從而探究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優化方案，保證我國高速鐵路的高效、安全、經濟運行。

1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現狀

1.1 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里程逐步增加

近幾年，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一直處于高速發展、進步的狀態。截止2012年，我國內陸地區的高速鐵路的建設里程達到六千八百多千米，在建的高速鐵路里程達到一萬多千米。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脈絡正向著連接各大重要城市的網狀化方向發展著。

1.2 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技術逐步提升

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起步時間較晚，但也正是因此，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從其他國家的高速鐵路建設中吸取了較多的經驗與教訓，從而提高了我們對于高速鐵路建設的技術與信心。高速鐵路的建設具有高成本以及無法重建的特性，所以，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能夠在軌道技術、列車制造技術等方面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經過自我的探討，逐步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

1.3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正遭遇瓶頸

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一直保持著較高的速度，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開始進入瓶頸期，高速的建設、發展中所潛在的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使得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面臨著許多挑戰。

但是，現階段正是我國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增強的時期，高速鐵路的建設、發展如果不能與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相適應，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穩定。所以，我國要積極迎接挑戰，推進我國高速鐵路的進一步發展。

2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建設所面臨的挑戰

2.1 我國高速鐵路運行時的噪聲問題

隨著我國高速鐵路列車行駛速度的加快，輪軌的相互作用以及列車與空氣的相互作用等都使得高速鐵路在運行使用時產生較大的噪聲。如果對噪聲問題不加以控制，不僅會降低高速鐵路列車乘客的舒適度，對于居住在鐵路沿線的人們，也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長期下去，會對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的損傷。

2.2 我國建設的高速鐵路整體性較差

高速鐵路的建設需要注重三個方面，即軌道、交通控制以及車組。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在軌道的鋪設方面現已達到國際水平，像是高原凍土等環境問題的，也以成功地被我國鐵路軌道的建設人員解決了。而且，我國高速鐵路的交通控制系統，像是高速鐵路中的通信信號、調度指揮、旅客服務等系統也建設地相對完善。但是，在列車的設計制造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還是具有一定的差距的。列車設計制造方面的缺失，使得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缺乏整體性，從而降低了我國高速鐵路高效性、經濟性以及安全性的發揮。

2.3 高速鐵路運行的不穩定性

盡管我國的鐵路建設有著較長的發展歷史，但是對于高速鐵路列車的建設，我們還需要多加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高速鐵路系統中的高速鐵路列車的復雜的設計與制造是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發展所面臨的一個挑戰，而對于高速鐵路列車運行穩定性的保持是我國高速鐵路建設面臨的又一個新的挑戰。

現階段，我國高速鐵路列車大都采用動車組的形式，其是利用先進的牽引、制動以及網絡控制。對于高速鐵路列車來說，其的特殊性在于輪軌接觸，而輪軌接觸的特征具有強烈的非線性的特征，并且在高速鐵路列車運行時，其蠕滑力所導致的阻尼作用會使得列車產生振動，從而使得高速鐵路在運行時缺乏可靠的穩定性。

3 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優化方案設計

3.1 提高我國高速鐵路系統的科技研發水平

盡管我國高速鐵路的軌道鋪設技術已達到國際水平，但是高速鐵路系統中的列車的設計制造技術還是稍有欠缺。所以，要使得我國現階段的高速鐵路建設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同時加強我國高速鐵路自我科技研發的技術水平，從而降低高速鐵路的建設成本。因此，對于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相關的科研單位，應盡快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為我國高速鐵路的發展做出自身應有的貢獻。

3.2 合理設計我國高速鐵路系統的運行網絡

我國的鐵路發展歷史較長，其所包含的運行范圍也相對較廣。所以，在鋪設高速鐵路軌道時，我們應首先對原有的鐵路線路進行考察，對其的高速鐵路列車運行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從而避免軌道鋪設的重復性，致使資源以及資金的浪費。

特別是，對于我國遠距離的高速鐵路的建設規劃，其不可缺少地就是對于原有線路的實地考察以及可改建性的評估，從而降低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成本，加大對我國自主產權的研發與利用。

3.3 增強我國高速鐵路的現代化管理水平

現階段的高速鐵路發展應適應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將部分現代化的技術，如信息技術、模擬仿真技術等應用到我國的高速鐵路的建設中來，以提高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水平。以信息技術為例，高速鐵路建設中的信息技術可以將鐵路運輸體系中的信息資源進行有效的開發、共享，從而提高信息的利用率。同時，信息技術可以促進高速鐵路系統中的乘客信息服務業務的開發，使得乘客能夠更加了解高速鐵路的運行信息，從而在無形中提高高速鐵路體系的服務質量，使得高速鐵路系統能夠吸收更多的客流量，提高高速鐵路的利用率，進一步提高高速鐵路的經濟效益。

4 總結

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的，其對于現階段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等都有著積極的作用。盡管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的時間較晚，但是，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速度卻很對，因為，我國能夠從其他國家借鑒更多的經驗與教訓，以提高自身的建設水平。

但是，現階段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正遭遇瓶頸，因為，早期的高速鐵路建設中存在著某些的問題，其現今已成為我國高速鐵路建設、發展的制約因素，限制著我國高速鐵路系統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我們要針對我國高速鐵路的建設、發展現狀，分析高速鐵路系統中的優劣勢，在優秀的高速鐵路建設技術的基礎上，探究制約現階段高速鐵路發展的問題，從而能夠提高有效的方案，優化、完善我國的高速鐵路系統，使得高速鐵路發揮其高效、安全、經濟的運行優勢，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以及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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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范文第4篇

2015年經濟增速放緩符合增長階段變化的邏輯

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增速變化，與日本、韓國等已經完成階段性轉換的東亞經濟體表現較為一致。2015年，按現價計算，中國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折合11000國際元，大體上對應日本和韓國高速增長階段基本結束時的人均GDP。回溯整個“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長7.8%，與日本和韓國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體相當。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在1974年結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間，GDP年均增長6.5%。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基本上在1998年結束，1993―1997年期間，GDP年均增長7.4%。可見，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是一個相對緩和的過程，沒有明顯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時，中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和積極的變化。當前，中國經濟更加依賴內需、更加依賴服務、更加依賴消費驅動。2015年消費增速自1999年以來首次超過投資增速，而且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提高到60%左右。城鎮化率和服務業比重均超過50%，未來還會進一步上升，將對改善就業和收入分配產生積極影響；中國還建成了大規模、高水平、成體系的基礎設施，比如高鐵運營里程超過1.9萬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鄉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條件明顯改善。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配套能力，而且擁有全球最多的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用戶；出口產品中高端消費品和投資品等高附加值產品比重明顯提高，國際市場份額保持穩定增長；分區域看，在31個省份中，有10個省份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這些省份常住人口數量總和超過5億人。上述變化表明，中國在增長階段轉換中并沒有放緩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邁進。

有人擔心中國經濟增速“破7%”，有可能強化經濟下滑的預期，甚至出現失速。事實上，7%并不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增速高一點低一點不是主要問題，關鍵要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2015年城鎮新增就業崗位1312萬，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實際增長7.4%，高于GDP增速0.5個百分點，物價水平基本穩定，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應該看到，中國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當前的增速并沒有明顯偏離多數機構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水平的測算。而且，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大，每個百分點對應的增量明顯高于以往，2015年1個百分點的增量，已相當于5年前1.5個百分點，10年前2.6個百分點。

評估中國經濟要看到已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增長階段轉換期，經濟結構變化和動態調整的速度比較快，過去高速增長時期各變量的穩定關系被打破，一些在經濟穩態時用來判斷跟蹤經濟增速的指標和方法的有效性在減弱。僅僅根據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費、貨物運輸量、工業產品產量，或者一些根據實物量編制的綜合指數來推斷中國經濟增速，可能忽略了已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和新興部門快速成長的積極影響。

過去，中國經濟增速與工業密切相關，工業增加值與GDP的相關度較高，用工業產值或重要工業產品實物量都能較好地測算GDP增速。但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工業在經濟中的地位和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升。特別是隨著鋼鐵、水泥、發電量等重要工業產品產量多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能源消費總量和GDP變化之間的關系也不再穩定。比如，發達國家歷史上有一個能源消費的“倒U型”規律，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單位GDP能耗會明顯上升，隨后則會下降。在倒U曲線左側時用能源消費檢驗GDP增速會比較有效，而處于倒U曲線的頂部或右側時，仍沿用過去的歷史關系來檢驗則會失效。因此，簡單根據工業增速或者能源消費變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隨著增長階段變化而調整。

與此同時，服務業內部增長也發生了明顯分化。一部分與大宗商品運輸相關的生產業增長緩慢，比如鐵路貨運；但客運尤其是航空客運保持較快增長，2015年旅客周轉量增長接近15%。信息服務、金融、商務咨詢、健康和娛樂等現代或新興服務行業增長也比較迅速，而且這些行業對固定資產、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屬于輕資產行業。如果再簡單套用分析工業生產的方法，基于實物量估計增加值，無疑會低估服務業增長對GDP的貢獻。

2016年中國經濟有望在調整中實現階段性企穩

2016年的世界經濟難改“新平庸”表現，將維持“低增長、低通脹和多風險”態勢。中國經濟走勢既受到全球經濟艱難復蘇、新興經濟體增速明顯放緩、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全球貿易持續低迷，美國退出量寬政策、美元延續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響，又將在與其他經濟體的互動調整中影響世界經濟。2016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還將繼續釋放，但隨著投資增速逐步趨穩、化解過剩產能實質性啟動和增長動力轉換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有望階段性企穩。

一是固定資產投資有望探底。投資增速一直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資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個百分點，2016年將繼續回落到個位數，并將逐步探底。一是房地產投資增速可能觸底。近兩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僅增長1.0%，比上年回落9.5個百分點，預計201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將放緩到零增長或負增長。二是制造業投資增速將逐步企穩。受產能過剩的制約，2015年制造業投資僅增長8.1%，比上年回落5.4個百分點，預計2016年還將輕微放緩。三是基礎設施投資高位回調并逐步回穩。2015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7.2%，比上年下降4.3個百分點。受投資回報率和地方融資能力制約，2016年基礎設施投資將繼續回落，但仍將明顯高于公共財政收入增長。

二是化解過剩產能將實質性啟動。在制造業經歷了“井噴式”擴張后，近年來，伴隨經濟增速下行和內外需市場需求不足，產能絕對過剩和周期性過剩同時顯現。以鋼鐵和煤炭為例，2015年，中國粗鋼產能11.3億噸，但產量僅為8.04億噸，同比下降2.3%；煤炭實有產能42億噸，加上新建擴建的合計總規模約為57億噸，而消費量僅為39.2億噸。到今年2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持續48個月負增長，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表明過剩產能拖累工業企業整體盈利水平，必須痛下決心對過剩產能進行“外科手術”式去除。2016年2月，國務院下發了煤炭、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標志著化解過剩產能將實質性啟動，這對改善市場預期，增強市場信心將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長動力轉換加快推進。隨著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約束持續強化，舊動力高速擴張期已經過去，迫切要求從提高要素生產率、優化資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動力。培育發展新動力，關鍵在于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中國新一輪改革將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從而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中國正在推動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將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動能。科技創新將助推中國提高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經濟的潛在產出水平。

綜上所述，2016年中國經濟仍處在探底過程中，在投資增速趨穩、化解過剩產能啟動、新動能加快形成的條件下，本輪經濟放緩有望實現階段性企穩，全年經濟增長仍可達到6.5%以上，后兩年經濟增速將逐步回穩，總體上呈現L型增長態勢。

宏觀政策要將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有效結合起來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疊加的結果，但深層原因還是結構性問題。2010年以來經濟在波動中下行的態勢表明，擴大投資需求的邊際作用正在遞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宏觀調控必須重視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的有效結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動中國經濟在更高水平實現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會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現大面積流動性緊縮。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當加大力度，階段性提高赤字率，適度擴大赤字規模；調整中央與地方債務結構，提高鐵路、水利、農村電網、生態環保等重大項目中央出資比例；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推進營改增擴圍。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適度靈活，保持新增貸款和全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適度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沖資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機制，加強預期引導和管理。

供給側改革要加大力度，重點是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推動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當前，要從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尸企業入手，摸清底數，把實際情況摸準摸透；明確產能削減目標，加快出臺人員安置、債務處置、資產重組等具體政策措施，消除企業退出的各種制度，財政和金融支持政策與地方產能核減掛鉤；積極探索用市場化方法出清產能，促進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領域轉移到高效率領域，從已經過剩的產業轉移到有市場需求的產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穩定的動力源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6.9%，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國經濟規模基數大，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也繼續位居第一。根據IMF公布數據，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9.8%。過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間，是全球增長最重要的引擎。

有人提出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事實上，中國2015年原油進口凈增加2712萬噸，谷物進口凈增加1319萬噸，大豆進口凈增加1034萬噸。2015年前11個月，美國、歐盟27國、日本加上中國一共進口商品9.15萬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占比接近17%，與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當。中國進口占全球進口貿易比重并沒有下降，中國經濟穩定增長也明顯惠及其他經濟體。

經濟高速增長階段范文第5篇

【關鍵詞】發展；問題；創新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并已經走過僅靠技術和資金引進推動發展的階段。在世界市場對我國低端產品需求已經達到飽和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一方面靠擴大內需，另一方面要靠不斷提升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而這些都需要依賴我們自己創新推動。也就是說，在我國經濟已經基本掌握了世界上現有的能夠掌握的生產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基礎上，未來的發展只能靠自己在技術上、體制機制上的創新，包括大眾參與創業。

“十”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發展戰略。

現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粗線條來看，要實現中高速增長的兩個重要條件關于中國經濟的下一程，第一個問題要從“新常態”談起。我們對新常態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就違背了市場。比如前幾年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持續的高速增長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不能夠持久。正因如此，我們轉入了中高速增長，這符合當前的中國實際情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包括美國、德國、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都是盡量地從技術創新找出未來經濟發展的道路，而我們忙于高速增長，耽誤了時間，所以這是我們要牢記的重要問題。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長，中高速增長同樣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轉入中高速增長就真能夠實現中高速增長，因為它需要重要的條件：一是結構調整；二是創新。沒有創新，沒有結構調整，中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當前我們遇到了經濟下行的壓力。經濟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的相對萎縮。去年3月份定下的出口增長目標是7%，年終實際只有2%。除了需求的萎縮，國內成本的上升也影響了中國出口的競爭力。我們的人工更貴了，土地更貴了，方方面面的要素都更貴了。這也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首先，要分析下行壓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們該怎么辦？要先把問題弄清楚，然后再想辦法找出對策。現在不是增長率本身的問題，而是增長速度放慢的問題。另外，也應看到要長期保持高速增長代價過大，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前幾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大量的重復建設，包括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加上地方產能過剩等各種因素疊加所產生的后遺癥。產能過剩的最大問題一個是造成消耗，另一個是浪費資源。前幾年我們超高速增長實際上是浪費資源的增長，沒效率的增長。其次，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經濟要穩步增長要看基數是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今天我們的基數和10年前相比，是越來越大的，每增加1%，難度將更大，這樣的狀況不可持續，所以有一個遞減的過程，前幾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也給我們今天的繼續增長帶來了困難。再次，國際市場的不穩定給我們的出口、對外貿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我們遇到了兩個困難：日本在高科技產品方面是我們的對手；東南亞國家在低端產品方面是我們的對手，它們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比我們低，但是它們的工資便宜。第四，要明白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后，想要扭轉局面為何困難重重？結構調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經形成了這么多過度投資，現在要扭轉過來，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技術創新。技術創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領市場的技術創新需要經過多年的積累。

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創新提高生產率。今天我們的人均收入還是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現在我們就喪失了出口優勢，以后還怎么發展？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率。如果生產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資慢，市場競爭力就處于劣勢，反之就能處于優勢。創新也可以體現為組織形態的改變。近期海爾實現了組織形態上的扁平化，成為一個創業平臺。年輕員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層層上報，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錢，海爾配一部分錢，很快就把想法訴諸實施。營銷渠道也可以創新。中國的市場很大，營銷渠道需要很多投資，管理也很困難。但小米就不需要營銷。他們把售價降到比成本高一點，讓顧客覺得性價比高，通過口口相傳形成粉絲經濟，比廣告的效果更好。這樣小米就不需要鋪底資金，不需要到處建營銷渠道，創造了利潤空間。由于美歐經濟低迷，中國出口就會受到影響，但是也可以通過創新來應對。金融危機之前，七國集團在全球總需求中的份額是68%，現在降到了45%左右，新興市場的份額明顯上升。問題是我們的出口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發達國家。中國人腦子里的外國就是發達國家，愿意去紐約、去巴黎，不愿意去新德里，市場開拓能力不強。新興市場跟發達國家的差別在于他們有潛在的購買力，但是基礎設施不足，需要的產品運不進去。所以一帶一路是戰略性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戰略性的，有利于改善新興市場的基礎設施。創新不單單是技術創新，也涉及到制度創新。最近總理問上網費為什么這么貴、網速為什么這么慢。這是因為在全球范圍內相比，我們的競爭不夠激烈，沒有力量推著提供商在性價比上進行改善。金融制度的創新空間也很大。我們的金融仍然以間接融資為主。如果經濟好，回報率高，貸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經濟不好了，原來覺得很低的貸款利息就變得很高。間接金融會放大經濟波動。股權融資在經濟好時回報高，在經濟差時回報低，能夠起到相當于穩定器的作用。現在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需要通過資本市場把最有潛力的小微企業識別出來并進行支持。科研人員需要有創新的空間。現在中國處于這樣一個時點，面臨創新模式上的改變，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長時間內還會占很大一部分，但還需要探索未知的世界，需要不一樣的創新機制。

因此，我們應該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自主創新，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加快經濟發展新方式，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率先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