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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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鄉村治理；善治理念；美麗鄉村；城鄉統籌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鄉村治理的基本趨勢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與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進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1]。我國學者則從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鄉村治理的內涵，徐勇認為“鄉村治理是通過公共權力配置與運作，對村域社會進行組織、管理和調控，從而達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動”[2]；黨國英認為“鄉村治理是指以鄉村政府為基礎的國家機構和鄉村其他權威機構給鄉村社會提供公共品的活動”[3]。可見，對社會的公共治理目標是能夠使公眾盡可能廣泛地參與發展決策，保障公眾政治自由和參與決策權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4]。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善治”（Good Governance）成為實現治理目標的重要范疇。“善治”就是良好的社會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是國家與公民社會良好合作的一種新穎關系，善治“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和二者關系的最佳狀態”[5]。
鄉村善治就是通過治理農村社區以實現農村社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動態管理過程。善治理論提示我們鄉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賴于形成鄉鎮政權和公民社會合作共治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體系，善治理念是改善鄉村治理的必然選擇[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為我國鄉村治理中各種組織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組織和人事的基本準則。其次，善治理論有助于實現我國鄉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國家權力本位型向公民權利本位型的轉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會資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養。善治的網絡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體在改善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鄉村善治是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要求
城鄉統籌是我國解決三農問題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城鄉統籌是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為目標，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平等、和諧、協調發展的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7]。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質就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統籌發展的有序轉變。因此，城鄉統籌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正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是實現統籌發展的過程與手段，而城鄉一體化是城鄉經濟社會融合協調的現代社會結構的實現狀態，是統籌發展的價值目標。
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的具體內容包括城鄉經濟一體化、社會一體化與城鄉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縮小城鄉公共事業發展差距和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等戰略舉措正是圍繞城鄉一體化的具體目標實現而展開的，這與鄉村善治的推進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鄉經濟一體化是城鄉統籌的基本要求
城鄉經濟一體化可以構建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和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城鄉經濟一體化需要通過有效的鄉村治理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合理配置與農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問題。城鄉統籌發展要求協調城鄉資源配置關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8]。鄉村善治的基本目標是充分發揮鄉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農民集體組織的運行和決策機制，實現土地要素功能的一體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與土地要素流動的自由化。
（二）社會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延伸
實現城市與農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過實行城鄉空間結構優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實施城鄉生態環境一體化建設等措施實現城鄉地位平等和城鄉共同繁榮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鄉統籌是對區域經濟系統中城市與鄉村兩個共生單元的綜合考慮、相互兼顧，以保持二者協調、持續發展”[9]。因此，未來的鄉村治理應當圍繞農村社區形態的轉變，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社會化職能，為農村居民融入城鄉一體化進程提供綜合平臺。
（三）城鄉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鄉統籌的最終目標
城鄉居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統籌城鄉發展正是通過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民社會保障、增加農民權益等手段實現城鄉和諧發展。一方面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實現農民的市民化，通過農村人口的城鎮化以及農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轉變。未來的鄉村治理應當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以保護農民權利特別是土地權利為核心，使農民能夠以土地的權益來分享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民生存發展的長效機制。
三、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鄉村善治的內在品質
鄉村治理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涉及國家的權力建構，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鄉村善治作為一種目標追求實施起來，在現實中仍存在著種種問題或困境。如何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對當前的農村治理模式進行調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美麗鄉村建設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深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工程、新載體，是統籌城鄉發展實踐的又一重大創新。美麗鄉村建設應以城鄉發展一體化為主線，以提升農民生活品質為核心，著力構建有利于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永續發展的農村產業結構形式、農村建設管理模式和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美麗鄉村是實現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核心內容，美麗中國戰略是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時期提出的，“體現了中國現階段發展理念和發展思路的轉變，是中國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麗鄉村建設進程中，需要積極貫徹“善治”的鄉村治理理念，以謀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社區和諧，而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密切聯系的。
1.生態文明理念下的統籌性推進
美麗鄉村建設首先應將新農村建設放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格局中來謀劃部署、統籌推進。美麗鄉村是美麗中國的具體實施途徑，“美麗中國”是一個集合和動態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和低碳發展的中國實踐，而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美麗中國的基礎和保障[11]。美麗鄉村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在城鄉均衡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生態富民與綠色鄉村的基本目標。
2.以人為本理念下的主體性參與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要求，它滲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與個性發展[12]。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養村民的主體性意識，鼓勵和保障農民直接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種參與應該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參與。村民的主體性參與也符合直接性參與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強調公民對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參與，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養現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體現。因此，村民的主動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參與是鄉村治理的重點，包括制度化參與和而非制度化參與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諧性構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鄉村法治和公平是解決中國鄉村治理問題的重要保證。善治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將管理社會事務和保護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為了構建真正的鄉村和諧，包括村民之間、村民與集體之間，以及村集體與鄉鎮之間協調合作的社會關系。鄉村善治的實現要求在鄉村治理主體上、鄉村權力流向上和空間上的多中心，要求變單一的自上而下權力流向為上下左右互動的多元權力流向。通過對鄉村和諧社會構建，能夠促進鄉村治理主體間對公共權威的高度認同和相互合作，增進公平與效率，因此完善我國鄉村治理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結語
鄉村治理機制創新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學者們一直所討論的話題。美麗鄉村建設不能局限于鄉村的自我完善，而是應當順應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鄉村治理機制。傳統的鄉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導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謂的“鄉政村治”，但這種制度設計和實踐中帶有濃郁計劃經濟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場經濟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場經濟發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樣化，嵌入市場因素的鄉村治理模式成為鄉村治理的趨勢和必然。我國鄉村治理應當適應多元化中心的趨勢，充分發揮不同治理主體的功能，政府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轉變職能，通過制度性安排來構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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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農村環境污染；治理
城鄉一體化建設規劃的核心是統籌城市農村的發展，改革土地制度、健全農村經營制度，讓城市幫助農村、工業輔助農業并實現農村現代化發展，讓城鄉公共設施和服務更加均衡化，進而推動城鄉間的發展。目前城鄉一體化進程逐步加快，而城鄉間存在的差距和問題也引起了社會和人民的重視，其中城市整潔的環境與農村臟亂的環境形成鮮明對比，必須強化對農村環境的治理，以避免污染的進一步擴大。分析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出現的問題、原因，以便具有針對性的提出治理環境污染的策略。
一、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出現的問題
（一）農村生活污水造成的污染。
我國農村旱廁居多，人們沒有養成淋浴的生活習慣，洗滌、廚房用水大部分是直接排放，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污水流入湖泊、河流中，污染水體質量。例如遼寧省大伙房水源保護范圍內，就包括恒仁鎮、永陵鎮、新賓鎮、南雜木鎮等鄉鎮，人口總數超過49萬，每天產生50000噸生活污水，并直接排放到蘇子河和渾河中，每年排放931噸氨氮，7898噸COD。
（二）農村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
近些年農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購買能力逐步增加，生活垃圾的數量快速提高，但應該有的基礎性公共服務體系卻不完善，經常看見很多垃圾堆占用土地，導致疾病的傳播。另外農村建設很多城市填埋垃圾設施，當這些垃圾沒有得到妥善處理時，其中有害物質就會因雨水的浸泡及沖刷而進入地下水體系，既污染環境、威脅農民身體健康，也通過肉類、蔬菜、糧食等農產品再度回歸城市，造成更大程度的危害。對污染農村環境的因素進行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其一是有害、有毒、難降解的垃圾危及人們身體健康。目前農村垃圾的各類也具有城鎮化趨勢，一次性用品、電子垃圾的數量逐步增加，電池、泡沫、塑料瓶、塑料袋、衛生用品、尿不濕等，還有農村企業垃圾、殘留化肥和農藥的容器等都沒有得到妥善處理。其二亂倒、亂堆垃圾的情況比較普遍。因為農村缺乏基礎設施，沒有完善的處置、運輸、收集、堆放垃圾的治理體系，所以在路埂、河塘、橋下等地方隨處可以見到垃圾，甚至出現垃圾阻塞河道、占用農田的情況。
（三）農村畜禽養殖造成的污染。
我國農村大力發展畜禽養殖業，動物排泄物對環境造成污染。雖然動物的尿液和糞便能夠成為有機肥料進行再利用，但因為市場波動、農村經濟水平、養殖產業分布等關鍵性因素，大部分糞便難以得到妥善的處理，進入環境體系中變成了有害的污染物。例如遼寧省每年禽畜養殖中有4.5萬噸的氨氮、120萬噸COD等污染物質進入環境中。畜禽養殖污染通常包括畜禽尸體、糞便、養殖廢水等幾種污染。
（四）農村種植農產品造成的污染。
很多農村每年使用化肥的數量都高于國家規定的生態區建設標準。化肥施用方式以措施和條施為主，存在很明顯的不規范施肥情況，在淋溶的作用下造成殘留化肥的大量流失，進而污染環境，這是導致水體污染的重要原因。農村農作物秸稈，直接當作柴燃燒的占70%，用于喂養牲畜的占18%，其余大部分隨意丟棄或在地里焚燒，造成空氣和土壤的污染。農村大量使用地膜，而殘留地膜率高達22%，既影響耕作、污染環境，也改變了土壤的原有結構，破壞土壤通透性，影響水肥的正常輸導，進而威脅到農業種植。
二、造成農村環境污染的原因
（一）二元經濟結構造成農村環境污染。
我國長時間運行二元經濟結構，造成城鄉間明顯的差異，國家在資金、政策等方面對農民、農業的扶持力度較小。大城市的飛躍式發展，使其周邊農村具有城鎮化特征，只能以消耗資源為代價進行發展。農村為城市供應服務及產品的同時，也造成了損害生物多樣性、破壞森林、土地退化等多種環境問題。在二元結構框架下，農村產業單一、小規模生產加重環境污染。而城市將重污染企業遷到農村，加劇農村的環境污染程度。
（二）農村治理環境污染缺少完善的法律體系。
我國農村治理環境污染沒有操作性、針對性強的法律，只是將其體現在地方法規及單行法中。專家學者認為《環境保護法》比較重視對城市與工業污染的治理，而忽視對農業、農村治理污染進行規范。在農膜污染方面還有一些法律漏洞。部分法律條款過于抽象化與條款化，沒有制定相關的保障程序，所以缺少操作性。
（三）農村經濟較差，政府忽視環境治理。
政府對于城市和工業污染的重視程度較高，投入的資金較多，沒有實現城鄉一體化。城市改善、提高環境通常會損害農村環境，使其受到嚴重的破壞，而農村也沒有獲得應有的生態補償。我國農村地方政府重視經濟發展而輕視環境保護，很多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時，沒有妥善協調好保護農村環境與發展城鄉經濟的關系，沒有將保護農村環境提升到議事日程中，同時政府各個部門間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協作、分工機制。城鎮化建設與新農村發展進程中，沒有重視對環境保護的規劃，環境基礎設施較少，農村鄉村、村鎮的規模小、布局不集中、服務功能差，大部分村鎮沒有垃圾收集箱、公廁等設施，處理設施更是無從談起。
（四）農村人口眾多，保護環境意識薄弱。
農村人口數量快速增加，農民還沒有建立起較強的合理運用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意識，也沒有維護自身權利的思想理念。隨著農村與農業逐步改變傳統生產與生活方式，為了運用最少的勞動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增加農藥、化肥的使用量，進而導致環境污染程度的不斷加深。農村重視開發卻忽視對環境的保護，讓環境體系變得更加脆弱。只重視經濟效益而破壞環境效益，沒有在農村社會中形成“綠色消費”的氛圍。另外對于農村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理論研究較少，出現理念體系不健全，研究尺度不標準，輕視限制因素，沒有建立起多領域、多學科、多層次的研究體系，對我國治理農村污染的成效有巨大影響。
三、城鄉一體化導向下的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策略
（一）以城鄉一體化趨勢為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前提。
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制定并實施一系列建設新農村、城鄉統籌發展政策，各個地區的政府更加重視城鄉一體化建設，并獲得巨大的成就。但我國長時間運行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政府在政策與法規方面明顯向城市傾斜，農業和農村逐步成為發展工業及城市的犧牲品，農村環境保護方面存在顯著的“三重欠帳”問題。現在，農村對環境進行防控與治理要以“城市幫助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為理念，城市應該在政策、人才、技術、資金等環節上對農村進行支持與投入，運用國民相同待遇、城鄉產業相互促進等措施，讓農民獲得和城鎮居民一致的文明與環境，讓城鄉實現持續、協調、穩定、全面發展。
（二）健全保護農村環境的立法。
《環境保護法》要根據農村環境保護的相關要求進行修定，如規定各級政府要大力推動環境保護技術的研發與使用，重視檢測農業污染源情況；在使用化肥農藥時要降低或防止重金屬對土壤、水體的污染；防治水產、禽畜養殖帶來的污染。此修訂方案應盡管提高保護農村環境的力度，但保護農村環境方面的立法仍迫切的需要健全與完善。首先要細化《環境保護法》的相關規則，明確此法律中和農村環保相關的、比較抽象的規則與原則，提高法律法規的操作性與實施性。其次以單行法律的形式，對農村塑料薄膜污染、噪聲污染、農業和生活污染、養殖業污染、保護飲用水等方面進行規范。再次在行政程序法基礎上制定出環保程序法，提高實用性并對職權行為予以規范。最后對不同部門和層次間不規范、不協調的法律法規進行清理，提高立法的統一性，建立起系統、全面的農村環保法律系統。
（三）完善農民參與機制，重視對污染的監督。
面對我國目前環保機構存在明顯的先天性不足，我國要建立起包括地方、中央在內的，系統、完整保護農村環境的規劃與工作體系，以便體現出其重要的作用。根據農村環境污染所呈現的不確定性、隨機性、隱蔽性、分散性等特點，環保部門要適當提高監督力度，在物力、人力方面增加監管投入。要逐步健全目前擁有的管理部門，建立起環境管理部門監督、管理環保問題的機制。農村環保協管是農村地區可以使用的新型監管手段。環保部門要按照農村具體情況，和政府部門進行積極協調，設立數量不同的農村環保協管員，以協助縣級、區級環保部門進行農村污染調查，并實施取證和采樣的工作為主。因為協管員對農村環境比較熟悉，可以準確掌握環境動態并將其上報給相關部門。另外也能夠協助、指導農村環境保護的相關制度，接待環保的與投訴，并做好環境保護的宣傳工作。
（四）運用激勵策略治理農村環境污染
現在全球各國降低環境污染通常采取四種模式，分別是環境補貼、排污許可證、征收環境稅、環境者付費。按照我國實際情況，可以運用環境補貼的模式來處理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現在我國是世貿組織成員，與組織體系制度、農村環境補貼關系最密切的協定是《補貼與反補貼方案》、《農業協定》。我國必須以上述協定為框架來制定的環境補貼的相關制度。《農業協定》中明確規定，WTO成員國可以實施農業環境補貼，既要健全農業污染補貼，可以在建設沼氣池、低殘留化肥農藥、可降解農膜、增強土壤機制等方面進行補貼；也要對建設新能源、生產綠色產品的行為進行補貼。第一，要嚴格根據發放條件進行補貼，并量化相關指標。第二，要制定出操作性、科學性強的補貼監督制度，以保證每筆補貼金都應用在環境保護上。最后，僅僅單純的補貼難以全面促進我國農業穩定發展，必要時可以采取一些調控措施。如以產業政策對有機農業進行扶持，構建起種子、化肥、農藥的標準等。總而言之，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需要大力推動城鄉一體化的建設。但目前城鄉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治理等方面具有較大差異性，農村面臨著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養殖、種植農產品等造成的污染。究其原因，是在治理過程中還存在政府投入較少、相關法律不健全、農村經濟較差、農村人口環保意識弱等問題。為此，需要以城鄉一體化趨勢為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前提，健全立法、完善農民參與機制，運用激勵措施等策略來治理農村環境污染，以推動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促進城鄉穩定、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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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范文第3篇
陜西省水伙伴協會會長劉樞機認為，渭河綜合治理工程的核心理念，在于堅持以治理河道環境優化經濟增長，使經濟增長與環境治理處于均衡狀態，在對立統一中促進環境與經濟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內在統一；尤其要平衡解決好各種利益關系，并推進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
平衡解決好各種利益關系
劉樞機指出，渭河綜合治理的實踐，絕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性的工作，也絕不僅僅是一個部門的職責，它應當是全社會關注和參與的事業。在這種自覺的實踐中，尤其要平衡解決好各種利益關系。
作為一項民心工程，渭河治理是為了讓渭河所蘊藏的財富和機遇惠澤更多的百姓。在建設過程中，應該處理解決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問題。對此，西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各區縣也努力采取切合實際的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好、實現好最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在治理工程土地清理回收工作中，北郊經開區等地就積極為群眾聯系奶廠收購玉米秸稈作為青儲飼料，保護了群眾的利益。在綜合治理過程中，應該重視和實現近期成果和長遠效益相結合。
渭河不僅是一種基礎性的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的經濟資源，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資源。在渭河的治理和開發上，將用水、管水、治水與現代文明、人類文化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弘揚渭河文化，傳播渭河文化。在進一步努力消除水災危害、合理開發水資源的同時，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發展與河流自身生存的要求，實現人與河流的和諧共生。
推進渭河流域城鄉統籌一體發展
2008年8月4日，陜西省通過《西咸一體化建設規劃》。這個規劃的通過和實施，將使西咸一體化由藍圖變成現實。西咸一體化，不僅是經濟發展的一體化，也是渭河治理的一體化。
同年10月28日，《渭河西安城市段綜合治理規劃》整體開工實施，渭河承擔起了西安城市重心北移的歷史任務，西安市將形成“東連臨潼、西接咸陽、南拓長安、北跨渭河”的發展新格局。
劉樞機認為，隨著這兩項規劃的實施，西安城市重心在北移，北郊逐步成為西安市頗具活力的新的經濟發展基地，但是北郊與其他郊區之間仍有差距。比如：遠離城市中心生活體系，生活配套設施相對不完善；周邊地區軟硬環境不盡如人意，影響區域整體發展效率；人文氛圍不夠濃厚，缺乏人氣，等等。更重要的是，靠近渭河地帶，面臨洪災的威脅，而且產業結構選擇受到河道限制。
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范文第4篇
進入21世紀，我國總體上已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在工業化加速升級、城鎮化加快發展、消費結構快速升級的帶動下，產業快速升級，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農民階層快速分工、分化。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快速變遷，既面臨著實現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協調、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歷史機遇，也面臨著工農差距、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解決“三農”問題難度加大的嚴峻挑戰。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和機制要求緊迫。不失時機地推進統籌城鄉發展的改革，建立新型城鄉關系、工農關系，為加快區域現代化進程提供新的動力，已成為各地必然的選擇和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
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跳出就“三農”來解決“三農”問題的傳統思路，把“三農”問題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全局上來統籌和解決，從城市和農村、工業和農業的內在聯系上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促進工業化、城市化與解決“三農”問題相結合。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戰略。農業的基礎性、弱質性決定了工業和城市必須對其補貼、支持。但是，一方面農業和農村不只是單向的、被動的接受補貼，以工補農、以城帶鄉與工農互促、城鄉共榮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相互推移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我國成功的農村改革使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農村對“三大件”的消費需求擴大，帶動了輕工業、重工業，乃至整個城市的發展，形成了一個農業支持工業，城市帶動農村的非常生動的發展局面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證明。另一方面，“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城市的發展不能離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但是城市發展起來以后不可能自然地去反哺農業；也不能通過削弱城市、“平調”工業來帶動農村，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 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打破城市工業化與農村工業化相隔離，城市城鎮化與農村城鎮化不相連接的格局，通過統籌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促進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與工農互促、城鄉共榮之間形成相互推移的良性循環。
破解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歷史任務。城鄉“二元結構”既抑制了農業、農村的發展，反過來又使城市發展落后，“三農”問題缺乏解決基礎，一個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從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的現代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而農業部門自身的現代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計劃經濟所遺留的，以及體制轉型中新出現、體制建設滯后所引起的城鄉二元體制，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基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必須釜底抽薪，從改革城鄉二元體制破題。要把影響城鄉平等的城鄉二元體制作為改革重點、率先突破。改革城鄉戶籍制度，重在改革戶籍制度后面的城鄉不平等待遇；改革城鄉二元投入體制，建立在城鄉之間合理分配的投入機制：改革城鄉二元環境治理、保護體制，建立城鄉統籌的環境保護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歸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農村產權制度。
統籌城鄉改革要注意選擇合理的路徑和策略，不搞孤軍獨進，綜合配套推進。治標與治本結合，既解決已經出現的矛盾，更注重治理產生矛盾的根源：既注意改革政策的科學性，又注意改革政策的配套性：既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城鄉二元體制，也注意探索分階段、有步驟的過渡性的形式和制度安排，從而保證統籌城鄉的改革全面深入推進。
鏈接：
2008年初，施行了17年的《城市規劃法》“升級”為《城鄉規劃法》。這部法律的最大亮點，就是城鄉規劃納入一體化管理。在經過成都、重慶等城市長達5年的城鄉統籌實驗之后，全國城鄉一體化規劃時代正式開始。
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范文第5篇
一、我國城鄉客運發展概況
近五年來，我國大力開展農村公路、農村客運站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截止2011年末，中央對農村公路建設投資達1978億元，年均遞增30%；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達到353.7萬公里，鄉鎮通公路率達到99.98%，通客運班車率達到98.12%；建制村通公路率達到99.39%，通客運班車率達到91.27%。2011年農村客運站本期完成投資14.87億元，建成客運站約21.05萬個，客運班線約9.08萬條，平均日發班次111.7萬次。同公路、站場建設相比，城鄉客運的發展卻相對落后。雖然城鄉之間通車率年年上升，但真正能通班車的公路卻有限，安全性能也不高。由于農村公路等級低、路況差，客運車輛油耗高、磨損重等弊端，城鄉客運基本上處于粗放式的低層次發展狀態，再加上城鄉客運具有票價低、運距長、客流分散等特點，經營成本依然居高不下，致使城鄉客運的收益較低，客運企業虧損嚴重，無法適應當前城鄉客運一體化發展的需要。
二、多元化供給模式理論依據
“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公共事務的治理是一個多元化的互動過程，它由社會中多元的行為主體組成，并根據公共服務的自身特性，結合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的各方面優勢，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三維框架下的多中心供給模式，共同參與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多中心”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我國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全新視角，對于破解“費改稅”后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城鄉客運服務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性的多元化互動過程，可以通過構建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多元化供給模式，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的自身作用與組合優勢，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滿足城鄉居民日益增長的需求。
三、城鄉客運服務多元化供給主體分析
為了推進城鄉客運一體化，完成城鄉客運與城市公交的有效銜接，滿足城鄉居民的多元需求，構建一個三方協調運作的多元化供給模式，使政府機構、企業組織、社會組織都能參與，并以最佳的規模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優質的城鄉客運服務。下面我們將從這三方供給主體來進行具體的闡述和分析。
（一）政府機構
政府代表著社會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職能之一。與市場相比，政府憑借政治力量占有大量的社會資源，更容易籌集資金，承擔更大風險，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上，更有能力確保資金的投入與資源的分配。雖然在多元化供給模式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供給主體，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責任的減少，政府不僅要保障公共服務的供給、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更重要的是對公共服務的供給統籌安排，組織、協調多元供給主體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滿足社會對公共服務的多元化需求。然而，政府的公共資源是有限的，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已經無法滿足當前社會公眾日益增長的需求，這就需要政府進一步明確自身職責，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
（二）企業組織
在多元化供給模式中，企業組織作為供給主體投資公共服務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單獨依靠大量增加財政支出發展城鄉客運絕非長久之計。企業組織可以根據當前居民多種多樣的運輸需求，實行靈活多樣的經營模式，以獲取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市場機制能有效打破政府壟斷，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并通過合理的市場競爭解決公共服務供給中存在的效率與公平問題，大大滿足了城鄉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然而，我國城鄉客運服務還難以通過完全的市場機制來實現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企業組織追求效益最大化，有可能出現拒絕提供服務或服務壟斷定價等多種不良行為，造成了公共服務的“公共性”缺失，無法實現城鄉客運服務的進一步發展。
（三）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又稱為非營利組織或“第三部門”，它能夠把市場機制和政府力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彌補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失靈，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當前城鄉客運一體化的最終實現離不開社會組織的支持。行業協會是由同行企業以及其他社會群體自愿組成、實施行業服務和自律管理的社會組織，它可以對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做出及時的反應，有效維護居民的合法權益，同時還可以通過開辟城鄉客運一體化專題，動員社會的力量，積極推進城鄉客運一體化的發展。雖然行業協會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公共服務供給的空白，但是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組織的發展至今還沒有形成與之相對應的體系規范，自身組織能力與水平有限，在城鄉客運一體化中也只能盡到綿薄之力。
四、城鄉客運服務多元化供給運行保障機制
（一）多元化供給主體的互動合作機制
在城鄉客運服務多元化供給過程中，每一個供給主體都存在著自己獨特的優勢與相應的弊端，因此，建立多元供給主體之間良好的互動合作關系，有效協調供給主體之間的利益，是使多元供給主體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共同實現城鄉客運服務有效供給的重要途徑。一方面，政府機構應該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重視客運站場的依托和結點作用，改善城鄉客運發展的基礎條件，以公交化運營整合城鄉客運資源，提高城鄉客運市場的集約化、規模化水平，打破城市公交和城鄉客運的二元結構，從根本上保證政府對城鄉客運的公共財政支出。另一方面，通過實行城鄉客運的合同外包、特許經營、憑單制、志愿服務等多種供給方式，引入市場與社會機制，明確供給主體的權力、義務、責任和服務標準，規范經營行為、改進服務質量。通過多元供給主體的互動合作，實現了政府的主導性作用，并充分發揮市場與社會特有的優勢，大大提高了城鄉客運服務的有效供給。
（二）多元化供給主體的監督管理機制
在城鄉客運服務多元化供給過程中，實現對多元供給主體的有效監督與制約，是保證客運服務多元化供給高效、有序運行的前提。一方面，政府必須加強對城鄉客運服務供給主體的有效監管，著重對影響公共利益的關鍵環節與關鍵因素進行監督，實施公開、透明的招投標制度，以防止、權錢交易等暗箱操作，同時嚴把市場準入關、車輛技術關、從業人員資格關，強化城鄉客運安全監管，落實多元供給主體的責任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必須實行政務公開，及時公布城鄉客運服務供給相關信息，建立供需雙方定期溝通制度，最大限度地調動城鄉居民參與監督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提高公眾參與監督組織化程度，并充分保障其監督權利。此外，還要堅決取締那些借志愿服務之名牟取利益的社會組織，保證社會組織的公益性。只有通過對城鄉客運服務多元供給過程中的嚴格監督與管理，才能有效地杜絕權力腐敗行為，最大限度地提高城鄉客運服務供給的有效性。
（三）多元化供給主體的政策激勵機制
在城鄉客運服務多元化供給過程中，必須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城鄉客運一體化發展的法律法規，并研究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這不僅能夠防止各供給主體之間進行不正當的競爭，還能有效協調規范各供給主體之間的利益，甚至能規避各供給主體在多元供給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使城鄉客運各供給主體的競爭公平化，并成為多元化供給模式中強有力的法制保障。國外公共服務多元化的成功模式告訴我們，必須建立以公共服務事業為準的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減少在多元化供給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公共性”缺失現象。此外，政府必須加快給予城鄉客運服務方面的優惠政策，尤其是對邊遠郊區客運經營企業的財政補貼政策，并根據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情況，對城鄉客運的運價、稅收等項目進行統一的制定，同時提供資金引導，建立多層次籌資平臺，充分調動客運企業從事城鄉客運的積極性，穩定城鄉客運市場，促進城鄉客運一體化建設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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