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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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范文第1篇
一、當前農村組織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皬泥l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边@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或者說，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盎鶎咏M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顯然，上述的治理結構必然涉及到鄉鎮政權改革的未來走向問題。從現有的對未來鄉鎮改革的各種觀點來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鄉鎮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一方面反映出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艱巨任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民數量龐大、農村生產水平低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所形成的黏滯性給治理帶來難度；還因為我國以為主要形式的農村改革到現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時間，而要在這短短的時間里理順鄉村社會的各種結構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新的政策、措施會不斷出臺，各種新的情況也會不斷產生。所以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所采取的立足于解決鄉鎮現實問題的鄉村治理路徑，都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因為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同時又產生解決新的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鄉鎮問題，就要尋找產生鄉鎮問題的根源：農民組織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會。
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范文第2篇
關鍵詞：鄉村水利；農地制度；半工半農；農戶分化；治權弱化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7168（2012）01－0076－06
目前我們對鄉村水利的已有研究，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前提下，即作為鄉村水利經濟基礎的農地制度安排是小農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說，農民對農地制度的偏好是一致的，并且認為農地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事實上，近二十年多來，尤其是近十多年來，農地制度這一鄉村水利制度安排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巨大變革。黃宗智認為，鄉村社會已經是“半工半農”的收入結構[1]，農民的非農收入的占比持續提高。“半工半農”表明，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內在變革，這對鄉村社會，包括農田水利在內的公共品供給，都有著巨大影響。
本文即以豫南A鎮的農田水利調查為案例，來討論農民非農收入增長引起的經濟基礎變革對鄉村水利公共品供給的影響。
一、農地制度與鄉村水利
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小農經濟，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足十畝。而且伴隨著分家析產的財產繼承制度和小農村社的土地調整制度變革，戶均不足十畝田地呈現極度細碎化的耕作態勢。在這種小農經濟的情況下，農田水利作為準公共品需要一種有效的供給機制。
在農地普遍作為農戶重要收入來源的情況下，我國一直依靠小農村社制度來化解水利公共品提供面臨的交易成本問題，而且為了保證來自土地的收入來生存，農戶亦有動力促成內部的合作達成。小農村社制度具有強大的內生性和歷史的外生性特征，是我國小農經濟演變與國家發展路徑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改革前三十年革命洗禮和改革后三十年市場侵蝕的作用下，小農村社制度所依賴的由血緣形成的家庭結構正在瓦解，而改革前后建立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和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的農村基本經濟體制也基本瓦解[2]。在這種情況下，鄉村水利公共品供給的組織基礎[3]與社會基礎[4]也已經消失和正在瓦解。鄉村水利原本依存的經濟基礎正在發生巨大變革。
現在，外出務工收入與來自農地的務農收入構成農戶的兩大收入來源。因此，對于農戶來講，外出務工收入與農地收入互為機會成本，當然，農戶考慮這種機會成本時不僅僅會考慮直接的收入差距，而且會將未來可能面臨的收益與風險預期納入進來。由于務農收入來自農地，因此，農戶選擇觀念主要通過土地觀念的變化顯示出來。
二、豫南A鎮的農田水利狀況
（一）概況
豫南A鎮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中部農業鄉鎮。面積100余平方公里，人口2.8萬左右，其中非農業人口約2500人，下轄洋街1個居委會和12個行政村。全鎮耕地6萬余畝，農業人口人均2.1畝，戶均不足8畝。
A鎮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務經濟發達，是全國知名的建筑之鄉和勞務輸出大鎮，A鎮建筑勞務品牌享譽全國，國家大劇院、人民大會堂等一批國家級工程都有當地人的影子。
豫南地區地處江淮之間，為南北交界的過渡區，氣候是亞熱帶季風氣候向暖溫帶季風氣候過渡地帶，旱田兼作，以田為主，區內多丘陵。A鎮水田夏稻冬油菜，旱田冬小麥夏玉米、花生等。
在近十多年來，當地的農業結構和收入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首先，在農戶種植方面，已經由以前的精耕細作逐漸轉向粗放經營。一是當地多種植水稻、旱玉米、冬小麥等懶莊稼；二是普遍存在農田拋荒現象，近些年約占8%以上；三是前幾年普遍種植的油菜由于收益太低，如今普遍不種植了，而選擇在冬季曬田；四是普遍的土地出租現象，并且農戶的實際耕作規模普遍達到15畝左右。其次，在農戶的收入結構上，務工收入已經遠遠超過農業收入，成為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由此形成“半工半農”的收入結構和作業模式。據A鎮地方志，2007年和2008年，A鎮人均收入分別為4142元和4854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6%和15%。筆者調查估算，2009年人均收入約5600元，其中非農收入已占到農民人均收入60%左右，這大大高于全國51%和河南省39.9%的比重。
A鎮的鄉村社會是一個戶族的碎片化結構。碎片化的戶族以五代血緣關系為單位形成日常生活與農業生產的表達與實踐單位。但是，在信陽地區建國以來歷史上嚴重的與國家力量的打壓之下，尤其在2000年后，隨著村莊自身掌握資源的下降與官僚集團可占利益與權力的急速萎縮，血緣構成的結構性力量基本退出村莊政治舞臺的爭奪，轉而外出務工，從而使血緣性力量只在血緣關系內部與村莊生活中有所表達。
（二）A鎮的土地流轉與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
A鎮土地流轉在20世紀90年代就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不高。尤其是90年代末，大量農戶因為害怕耕地荒蕪或被村集體收回，倒貼錢將土地租給鄰居、親戚朋友而外出打工，當然，也存在著大量土地拋荒現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稅改前。稅改之后，雖然糧食價格持續回升，土地價值顯現，但是由于外出務工收益和務工人數不斷增加，使流轉土地供給大量增加，因此，土地價格上升有限，不僅土地拋荒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而且租金依然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來講約30元/畝，并多以互助換工、實物與無租金的形式存在。
在稅改前后，A鎮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農田灌溉體系基本上瓦解為以農戶為單位的個體化小水利。A鎮洋河、山頭和周畈三村村組用水方式統計（見表1）。
需要說明的是，在以上三村中，山頭與周畈村保持集體用水方式的9個村組基本上都是因為需要從洋河提水，但是只有大功率的水泵才能提上來水，而不得不保持集體用水的。而且，兩個村莊的集體用水方式瓦解大都在稅費改革前后。洋河村的灌溉條件較好，因為村莊區域內水庫較多，原來都基本依靠大水庫提水，目前保留集體用水的10個村組都是從大水庫中提水，其中有9個村組因為渠道老化而又不能及時動員進行維修，集體合作逐步瓦解(見表2）。以上三個村莊72個村民組的用水狀況表明，A鎮的農田水利用水基本走向個體化小水利，而仍保持集體用水的村組，或是由于地理條件限制而不得不選擇集體合作，或是由于集體資產貼現而維持著集體用水。原來計劃經濟時期建設的農田水利體系普遍走向瓦解。
三、治權弱化與治理成本增長：集體農田水利的瓦解邏輯
A鎮農田水利系統走向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稅改帶來的鄉村治權的弱化，以及2000年左右外出務工引發農地合約復雜化帶來的治理成本快速增加，從而使鄉村水利公共品供給面臨失衡，進而走向瓦解，只保留了具備使用鄉村集體資產貼現條件的村組繼續維持集體用水。
鄉村水利作為一種準公共品，其有效供給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防止搭便車行為。
（一）稅費改革與鄉村治權弱化
在稅改前的集體用水時期，主要依靠鄉村組織的強大治權來邊緣化搭便車現象或搭便車者。鄉村組織有效治權的基礎，是中央政權賦予基層組織收取農業稅、“三提五統”相關費用、村莊土地調整及集體資產經營等的權利。如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A鄉各村還普遍經營村營商店、磚窯場、面粉加工廠等集體企業；山頭村在90年代的經營項目有：精米廠（1992-1997）、村營商店（20世紀80年代-2003）、面粉廠（2001-2005），而周畈村到現在還經營一個窯場，只是近年來承包給了個人?？傮w來講，鄉村治權的弱化是宏觀的政策性因素變動造成的。
2004年，河南省啟動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2005年，河南省啟動鄉鎮機構改革。這一宏觀政策變動造成的微觀行為結果是，自2004年起，A鎮各村不再召開村組干部會議。這樣，在村民組長不能得到村兩委的權威支持時，小組內部的公共事務尤其是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機制隨即廢止，村民小組自行解散。
據筆者統計，山頭村超過1/3的組長在稅改后廢止。其實不僅組長失去了鄉村組織權威的支持，村民小組也因失去合法性而無法再對組內的搭便車者進行有效治理。
雖然河南省并沒有規定取消村民小組長，但是稅改對基層組織造成的經濟壓力基本上扼殺了村民小組這一最基層最弱勢政權組織的生存空間。同時，稅改及稅改后的鄉鎮機構改革，大大削弱了基層組織在權力與財政等方面的治理資源與手段，基層治權大大弱化，從而使基層組織不再有提供村莊公共品的內在動力，也很難在村莊公共品供給中有效治理搭便車行為。
（二）農地合約結構復雜化與治理成本增長
在稅費改革和鄉鎮機構改革導致鄉村治權弱化的同時，農民外出務工導致農民土地觀念發生變革，進而使土地的合約結構復雜化，造成治理成本增長，農村水利公共品供給困境加劇。
A鎮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大規模向外輸出勞務人員，勞務經濟十分發達。2000年以后，A鎮向外輸出人員長年保持在1萬人/年以上。勞務經濟發達使得種田機會成本增加，從而出現90年代末期糧食效益降低時，大量農戶將農田拋荒或出租給其他農戶的現象。2000年之后，國家免除農業稅，增加對農戶種糧補貼，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逐步增多，農田拋荒現象逐漸減少，但是租賃明顯增加。山頭、洋河和周畈三個村民組82戶農戶的土地租賃情況統計(見表3)。
在82戶農戶中，達成的租賃合約共40份，占農戶總樣本的近50%，而涉及農戶超過60戶，約占總樣本數的75%。由此可見，當地的土地流轉市場發育是非常充分的。但是，還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土地流轉大部分在以兄弟和父子關系為主的五代血緣關系內部展開，約有32份，占比為80%，在鄰居的地緣關系內展開的有8份合約，所占比重為20%；而外組只占4份，而且其中有3份是五代血緣關系，1份是地鄰邊的地緣關系。由此可推斷，當地的土地租賃基本上是在血緣和地緣關系內部展開的。進一步的交易媒介的分析顯示，土地租賃的需求非常復雜。其中，以貨幣形式進行的交換有3份，僅占7.5%，而無租金的交換達到14份，占比35%，其他大多數是以實物和換工形式存在，占比57.5%。這些不同的租金形式表述了不同的家庭需求。無租金與實物的多是兄弟與父子關系，以實物形式交換的還有是家里需要稻米的，而換工的多是家庭無勞力，出租一片地換來幫工。
在非血緣和地緣內部展開土地租賃的結果是后面看到的耕作專業化趨勢。在82戶統計樣本中，有28戶將土地出租或是拋荒，全家外出務工，占比約34%，專業務農12戶，占比15%，其他半工半農有32戶，占比40%。而且，三個村組的戶均耕作規模都達到了10畝以上。農田的租賃市場發達和耕作的專業化趨勢表明，農戶對土地的觀念發生了巨變（見表4）。
第一，務工型農戶。這些農戶多將耕地拋荒或是以極低價格出租，一般而言，那些要回來的農戶會將土地出租，并不愿任其荒蕪，而不愿回來的農戶則無所謂，如果沒有人種，田地多會荒蕪。對這些預期不回鄉的農戶，土地對他們來說已經無所謂，拋荒報廢耕作能力也沒有什么。在山頭村余灣組，其耕地拋荒面積達二十多畝，占全組耕作總面積的20%以上。被這些農戶拋荒的土地也可能被別人撿走，但是有許多耕地即使是白撿，也沒人愿意種。土地拋荒不僅對農田水系造成巨大破壞，撿田的農戶也因不確定耕作年限而不愿意按田畝對村組的公共水利進行投資。而要回鄉的農戶則多將農田作為退路，把他們作為生存的重要保障。實際上，為了完成人生任務，父代多在兒子結婚后在家抱孫子，農戶多半還是要回鄉種田的；而且，打工者年紀大了，就沒有工廠愿雇傭了，最終仍然是要回鄉的。這是大部分純務工農戶的想法。當然，這些農戶出租農田造成農田經營預期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出租人與耕種人對農田水利投資的積極性。
第二，半工半農型農戶。一般來講，這部分農戶對土地是很重視的，因為土地是其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也基本上愿意向農地上的水利公共品進行投資。但是，這部分農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多是隨著生命周期和代際分工出現一個轉換階段。事實上,半工半農型農戶多是父代種田，子代外出務工。對于那些務工收入較高的農戶，農地收入對他們來講并不很重要，這樣，他們雖然種著地，但基本上是將其作為不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因此不愿意對水利進行投資。山頭村下張灣，就有幾戶這樣的農戶，死活不愿意聽組長和群眾共同意見，不交水費，而組長又沒有辦法，因為村里不聞不管，組長又沒有任何強制辦法，況且，群眾都知道“小組瓦解單干是村里的大勢所趨”。于是在2005年，全組集體合作用水瓦解。
上述情況比較普遍，在2004年稅改前集體用水方式瓦解的小組中，多是由于農戶對農田不在乎，而不愿意交小組的共同生產費用，這樣，即使包括鄉、村、組在內的基層組織能夠運用鄉村社會內部的資源對其進行綜合治理，但由于農業收入并不重要，他們覺得無所謂。這部分人是典型的釘子戶，而且多是非農收入增加分化出來的釘子戶。可以說，非農收入增加大大提升了鄉村組織對他們的治理成本。
第三，純務農的專業型農戶。對于這部分農戶而言，土地幾乎是他們的唯一收入，土地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們非常愿意對農地進行水利投資。但是，由于土地租賃的不確定性，其投資的積極性也很有限。山頭村西小灣一農戶，租種耕地超過150畝，在談到自己這方面的顧慮時，他說：“不定啥時候他們就回來了，那就得還給人家。（我）沒有辦法。就挑一些水源好的田（租）種唄，你能怎么辦？也投資一些水利設施，推堰、挖溝什么的，都在一些租期長的田里。（不過），這很少?！?/p>
可以說，外出務工導致農戶分化的結果是，大大增加了農地合約的不確定性，復雜化了其內在合約結構，并且培養出了釘子戶的新群體，使合約的利益主體變得更加多元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應對預期不確定和復雜的農地合約需要大幅增加農田水利公共品的治理成本，而且，農地收入造成的農戶的土地觀念變革也使得新釘子戶群體產生，從而進一步增加農地之上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的治理成本。事實上，與這一治理成本的高速增長相應的是，組長退出村組，鄉村治權快速弱化，這使得稅改前就因為農戶分化和土地租賃而導致鄉村治權與治理成本之間的脆弱平衡迅速被打破，因此，集體合作的農田水利體系迅速瓦解，個體水利成為A鎮農戶的普遍現實選擇。
（三）農地觀念變革與治理成本增長：豫南與荊門地區的比較分析
相關研究表明，組織條件、社會條件與農地制度對農田水利供給有重要影響[5]。下面，筆者將從自然條件、組織條件、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來對比豫南A鎮與江漢平原荊門地區友好泵站（小一型）灌區的農田水利（見表5）。
首先，在自然條件方面。A鎮與江漢平原都是丘陵地區，但A鎮地區的水文條件較江漢平原好，在江漢平原水稻需水的伏旱季節，雨帶就越過長江和大別山脈，來到豫南地區。A鎮在過去十年中有兩次大旱，其中一次大部分顆粒無收，而江漢平原則是“三年二頭旱”。A鎮的稻田產量在目前有1100斤/畝左右，明顯較江漢平原1400斤/畝低。水源條件也基本相同，A鎮境內主要依賴洋河水系，友好泵站灌區則依靠泵站取水的蝦子湖水，兩地的灌溉系統都需要建立泵站和數級提水設施。農田水利方式是建立在已有自然條件約束下的制度選擇，因此，自然條件作為固定不變的前提，其對制度變遷的影響是既定的。這里更需要深入考察的是，社會性因素對農田水利制度的影響。
其次，在經濟條件方面。A鎮的勞務經濟較荊門地區發達。A鎮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便開始大規模外出務工。2010年當地2.8萬人中有1.1萬人外出務工，A鎮農民收入2009年達到5600元左右，與友好泵站灌區5700多元基本持平，A鎮人均總收入中，非農收入占比約60%，遠高于友好泵站灌區的不足50%。友好泵站灌區農戶分化不明顯，基本都是“半工半農”的生產與收入結構。不過，A鎮收入結構的變動已使農戶產生了明顯分化，即有1/3的農戶基本靠外出務工收入為生，有40%的農戶是“半工半農”型農戶，另有約不足20%的農戶，基本上成為當地專業種植農戶。
農戶分化的結果是：A鎮農戶的種植規模約戶均耕地15畝，而當地戶均耕地不足8畝，大量的土地被低價出租給鄰居、親戚、朋友和其他的種植大戶。由于農地出租供大于求，地租被壓到極低的價格，平均來講只有30元每畝（有相當一部分是實物，約合每畝四五十斤稻谷），而且全村有約200畝左右的土地被拋荒，占比10%以上，甚至有部分村組的拋荒土地在50%以上。與筆者推理的正好相同，在調查的拋荒分別占20%和50%左右的兩個村組，都是外出務工戶多的小組，而且這些戶村的工頭比較多，而組內的人又少，因此土地沒有人種，除去大量拋荒，大部分被種的田都是被別人“白撿”去的。
友好泵站灌區的農戶對土地的依賴要比A鎮地區嚴重得多，“半工半農”型農戶更多的是將農地作為基本保障，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但是，A鎮分化后的農戶則有相當一部分不這樣認為，而僅僅將農地作為可投資的選擇之一，甚至棄荒不耕也較為普遍。這說明，分化后的農戶對農地的觀念已經由“保命”轉變為多元化。這會對農戶對農地及附屬公共品的投資產生巨大影響。
第三，在組織條件方面。A鎮與江漢平原無異（湖北省改革推開后全面取消了小組長），村兩委和鄉鎮都保持在“維持會”的狀態，雖然河南省在2005年推行的政府機構改革中沒有將小組撤消，現實中小組長基本名存實亡。在山頭村，超過1/3的小組長在政府免稅之前兩三年，就被村兩委主動撤消了，在免稅之后，小組長所得的省政府補貼基本上歸村兩委的五個包片干部了。而且，目前由于水利條件限制而不得不選小組長維持集體灌水的三個小組，其組長近十年來也沒有得到過一次小組長的補貼費用。
第四，在社會基礎方面。豫南地區的戶族碎片化結構具有一定的村莊整合能力。當地是碎片化的戶族力量結構，但是，因為姓氏混雜居住，而且政府力量長期的壓制，只表現為戶族內部的儀式表達和利益實踐上，在組和村的層面上表達微弱。當然，也應該看到，目前保持集體用水的村組，雖然多有地理條件之便，鄰近水庫，不過，組內的血緣認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對于那些集體用水瓦解的現象，更可能的情況是由于當地的農民分化，戶族化的社會結構無法整合農戶。荊門地區則表現出“分層缺乏記憶缺失”[5]，村莊內部關聯度不高，社會結構整合能力差，華中鄉土學派稱之為原子化地區。
在兩地組織條件相同，而社會基礎條件豫南較好的情況下，豫南地區農田水利供給應該更好。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根據土地租金、拋荒、白田的情況，可以看出在自然條件和水稻產量一定的情況下，豫南山頭村農戶由于收入結構的巨大分化，其土地觀念也發生了巨大分化：
首先，那些靠外出務工生活的農戶，一些因為完全可以靠務工收入支付生活支出，因此，基本對土地無所謂，免費出租、拋荒等現象基本來自這部分農戶；另一些因為務工占收入的大部分，而只將農地作為投資的選擇之一，因此就對可以搭便車的水利、機耕路等小組內公共品抱著投機或無所謂的態度。甚至，一些不講理的人（如“賴球”、“賴貨”等），因為可以搭便車，故意不交水費，成為部分村組水利合作瓦解的重要原因。半工半農型農戶中也普遍存在這樣的農戶。對于以上兩部分農戶，農地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甚至對于那些主要依靠非農收入的部分農戶，農地的保障功能基本消失。
其次，在半工半農型農戶中，大部分則是穩定的年輕人務工，父代務農的穩定半工半務型農戶。對這部分人來說，農地是基本的保障之源和未來生活的基礎，非常重要，他們抱怨最多的就是政府和村里對組內的水利等公共事務不管。
最后，對專業務農型農戶，在村里沒有出面，組里不好合作的情況下，只有自己對農田水利進行大量投資。一是農地承包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二是在復雜的土地合約下協調水利公共品存在的高昂交易成本；三是在村兩委不管、小組長名存實亡的情況下，沒有辦法對農地觀念變革制造出來的釘子戶進行治理。因此，這些人談到這些事情很是無奈。
事實上，農戶的外出務工導致了農戶土地合約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合約的復雜性，并且使合約的利益主體變得多元化，其本質上的含義是，農戶的經濟基礎在外出務工的影響下已經發生分化，并引起農村經濟基礎的內在變革。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獲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并使土地順利流轉，最好的辦法就是強化合約主體中集體的協調能力，增強鄉村社會的組織基礎。但是，在村組織的治權處于不斷縮減的背景下，不合作也只能成為一種小農的理性選擇。
四、結論
“半工半農”和由此導致的農戶分化，正在成為我國小農經濟的普遍現實，從而使以農地制度作為支撐的鄉村水利正面臨著經濟基礎變革的影響。
非農收入的增長使得農戶分化為專業型小農，半工半農型小農和務工型小農，其對農田的偏好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專業型小農依農田而生，半工半農型小農視農地為生存保障，務工型小農則多視農田為投資選擇之一，進而依次進行資產配置，甚至產生大規模拋荒農田的現象。小農農地偏好的變化正在加速復雜化農地的合約結構，并且農地的普遍租賃具有不確定性，進一步復雜化了農地合約的時間結構和合約主體結構，增加水利公共品供給的治理成本。但是，在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治理成本不斷增長的同時，鄉村治權卻在稅費改革與鄉鎮機構改革中持續弱化，進而打破了原本就非常脆弱的農田水利公共品供給均衡，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供給困境。
近年來對農田水利市場化改革的反思表明，市場化無益于農田水利供給問題的解決[6]，而以“劃片承包”來改變細碎化的農地制度本身也是鄉村治權作用下的制度創新，不可能改變小農經濟面臨高昂交易成本的本質，也不能改變小農走向個體水利的命運[7]。因此，扭轉農村水利公共品供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強化鄉村治權，重建趨于瓦解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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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昌平.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瓦解是未來糧食危機主因［J］.財會研究，2010,(4).
[3]羅興佐,賀雪峰.論鄉村水利的社會基礎[J].開放時代，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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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賀雪峰,羅興佐,陳濤,王習明.鄉村水利與農地制度創新[J].管理世界，2003,(9).
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范文第3篇
鄉土文明概述
按照的觀點，文明是指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狀態，是一個社會物質財富、政治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在此意義上，鄉土文明是指在農村建設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種進步和開化的狀態，它是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體。構建新農村的鄉土文明，需要雄厚的物質基礎、可靠的政治保障，也必然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撐和良好的主體條件。因此，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鄉土文明主要體現為：
以農業發展為基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首先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不斷增強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實力和競爭力，為農村社會全面進步和農民全面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發展農村生產力，根本在于發展農業，應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著力推進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建立“資源――產品――消費――再生資源”的循環農業新模式，構建和諧農業，提高農業的綜合效益，切實增強“三農”自身的活力。
以鄉土精神為核心。新農村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然要求，它直接關系到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關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早日實現。鄉土精神作為新農村文化的核心，凝聚著村落集體的認同，對農民的社會心理起到重要的調節和支配作用，能將鄉村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凝聚起來，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形成思想共識，塑造強大的精神力量，從而增強農民的自豪感、重樹農民的文化信仰，營造和諧的人文環境。
以民主治理為依托。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政府運用現代治理理念和方法解決農村問題，改善農村公共治理結構，維護農民權益，實現鄉村善治的過程，其一切工作都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見和選擇，以農民利益為重，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讓廣大農民更多地參與社會經濟事務、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從而使新農村建設擁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為農村全面發展提供動力。
以農民發展為目的。農村的發展，說到底是農民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求我們必須促進農民發展，將中國農村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按照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和能力；加強農村社區文化建設，培育農民的公民意識和現代精神，推動農民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實現農民素質知識化、現代化，為自身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中國現代鄉土文明的沖突困境
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現代鄉土文明，面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和沖突，其主要表現為：
和諧農業與效率農業的沖突。農業作為一個生態經濟系統，是生態過程與經濟過程的統一，可持續與否決定著新農村建設的成敗。因此，發展現代農業既要考慮經濟目標，又要考慮生態目標，追求經濟與生態的和諧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和諧開發利用，以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但由于傳統效率觀念的影響，在發展現代農業過程中，盲目追求農業的高效，采取不合理的資源利用方式，不適當的耕作方法和不科學的農業技術，對環境、資源實行掠奪性經營，嚴重破壞了農業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影響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鄉村文化“內生”與“外引”的沖突。所謂“內生”就是自我創新，自我發展，而“外引”則指從外引進或輸入。鄉村文化建設應是“內生”與“外引”的有機結合。但長期以來，在鄉村文化建設過程中，政府偏重“外引”，通過外來文化的輸入來教育村民，抵制和消除異質文化的影響，而忽視了鄉村文化創造的主體地位和文化消費的自主選擇權，忽視對傳統文化的挖掘和創新，這種“只輸入，不培育”的供給模式，導致外來優秀文化未能很好地與優秀的鄉村傳統文化相結合，難以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使鄉村文化難以發展、壯大。
鄉村治理的成本與效益的沖突。制度是人及其規律性和重復性的互動模式，它使投入轉化為產出，是否可持續，關鍵取決于作為參與者個人的在特定制度激勵范圍內所作的理性選擇。在鄉村治理格局中，由于參與治理的能力與實力的差異，數量較多的參與者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缺乏有效渠道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其參與的意愿往往為少數宗族勢力或某些強勢群體所操縱，形成操作權威。同時，由于國家權力過多地介入鄉村治理，導致“自治”變為“他治”，使參與者投入未能獲得相應的回報?；诔杀九c效益的考量，理性參與者參與積極性不高，嚴重影響了鄉村治理的有效實施。
農民發展主體性與依附性的沖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作用，因此必須解決農民自身的發展問題，通過尊重、保障和發展農民權益，尊重農民意愿，激發農民的發展潛力和創造性，促進中國農村的可持續發展。但長久以來，中國竭力推行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要求個體人格發展服從社會需要，導致個體意識獨立性不強，而且由于農民身份與權利結構的不對等，社會對農民的認知存在一定的排斥和偏見，使得農民內化其身份認知，產生了嚴重的依附性，使之發展的原動力難以在農民和農村中孕育出來，成為他們走向現代化的阻礙。
中國現代鄉土文明構建的途徑
在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城鄉的共同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現代鄉土文明建設中所遇到的沖突與困境，實現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兩種文明的對接、融合，塑造現代、和諧的鄉土文明，以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健康、穩定發展。
以和諧為指導，構建農業發展新模式。持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重大需求和任務。農業作為第一的產業，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的統一，其可持續發展直接影響到新農村建設的成敗與否。發展可持續農業需要我們樹立和諧發展的生態觀，轉變農業傳統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和諧農業，提高農業、資源、環境的再生能力，以效益提升為根本，通過技術進步與創新，調整和優化農業內部結構，構建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的農業生產體系，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立足本土，塑造現代鄉土精神。“精神不僅傳遞著社會微觀與宏觀層面縱向間的關聯感，而且還傳達著社會各部門機構橫向間的互動感。這種互動感不僅顯露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社會布局，同時也揭示出同一種文化在其發展歷程中有不同的社會布局。要是缺乏精神的協調作用，文化就會面臨簡化的危險?！币虼?，建設新時期的鄉村文化，塑造現代鄉土精神，必須走“內生”與“外引”相統一的路徑，立足本土，深入挖掘本土的文化資源，進行整合、提煉和利用；同時著眼于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進行文化創新，將傳統與現實、本土與外來相結合，培育現代、和諧的鄉土精神。
提升自主能力，實現鄉村善治。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中，“民主”是作為外來的現代因素引入的，實踐證明，僅把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引入是不夠的，還需要參與者具備相應的自主治理能力和良好的制度激勵，以使理性參與者分享利益，獲取最大回報，這需要一個學習、實踐以及能力建設的過程。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鄉村善治，關鍵在于擴展鄉村公共空間，提升村民的話語權，加快村民自身組織建設，以提高村民的自主治理能力，切實保障村民權益；同時，按照現代公共治理的要求，優化地方政府職能，破立并舉，構建多中心的治理網絡，以降低治理成本，實現鄉村善治。
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范文第4篇
筆者調研時發現，目前農村卸任老干部群體整體上思想平穩、生活安定、余熱能夠發揮，沒有給鄉村基層治理和黨在農村工作的全局帶來大的負面影響。但是，由于安置待遇差別較大，眾多卸任老干部缺少保障等原因，導致一些卸任農村老干部思想上“想不開”、生活上“過不去”、行動上“易偏激”，給在職農村干部帶來消極影響，成為影響農村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一個極大的潛在因素。我認為，妥當解決當前農村卸任老干部問題，需要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加大農村卸任老干部待遇的保障力度。隨著農村主職干部購買基本養老保險、“一定三有”等政策的出臺，農村卸任老干部群體的保障待遇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政策環境差、保障水平低等問題。囿于財力限制等多種因素，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們可以在現有基礎上逐步改善農村卸任老干部的保障待遇問題，穩步落實各項保障政策，擴大保障政策的覆蓋面?？紤]到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兩級財政困難因素，農村卸任老干部保障問題應該堅持中央、省、市、縣各級財政共同承擔的原則。在地方財政實力較強的地區，比如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經濟條件較好的縣鄉，可以根據自身能力適當提高農村卸任老干部保障待遇水平。
增強保障政策的全面性、平衡性。國家保障政策的不均衡，已經在農村卸任老干部群體中造成了嚴重的利益分化，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心理不平衡。因此，國家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該在現有財力基礎上盡可能保障全面性、平衡性。就目前而言，保障政策的平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村主職干部、副職干部待遇要相對平衡。目前，幾乎所有的安置待遇都集中在村主職干部尤其是村黨支部書記上，而對副職干部關注、關懷極為缺乏。實際上，村黨支部書記固然重要，但有很多工作都要村副職干部去落實。他們付出了很多，但跟主職干部待遇相比差距很大，影響了他們工作的積極性。第二，村干部與村民小組長之間要平衡。村民小組長位于農村基層治理體制的最末端，實際上承擔了很大一部分的基層治理任務，因此，村民小組長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要調動組干部的工作積極性，穩定村民小組長隊伍，就應該適當地考慮他們的待遇保障問題。
要努力搭建卸任老干部發揮余熱的平臺。一般而言，農村基層干部都是當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他們文化程度相對較高，致富能力相對較強。有的甚至是企業家，在村莊社區里面具有很高的威望。他們卸任之后，生活較為輕松悠閑，因而有較多的時間和較好的條件服務村民。但我們調研發現，在很多地方，因為沒有為卸任老干部發揮余熱提供平臺、創造條件，導致他們英雄無用武之地，越來越消極，對村里的意見越來越大。如果為卸任老干部搭建平臺、創造條件和渠道，讓他們繼續發揮余熱，在他們為村民提供服務的同時，也給他們一定的報酬，如此一來，既可起到服務村民的目的，又可達到調動他們積極性、安定他們心靈的作用。我們調研的湖北省公安縣湖鎮李村，村干部在村莊治理工作中很注意發揮卸任老干部的積極性，如讓卸任老干部組成村莊公共事務議事會，讓他們參加村莊圖書館的管理等。這些經驗值得各地借鑒。（其實，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難。臺上想著臺下事。只要在任時想想自己卸任后如何發揮余熱，就能把卸任老干部的問題解決好。――編者）
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當前，農民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呈現多元化格局，盡管這樣的格局有利于照顧到農村各類群體的利益，推動農村民主政治建設，但也容易因缺少核心價值觀的引領而使人們的思想陷入混亂狀態，甚至導致個人利益至上、拜金主義橫行，帶來社會理性的缺失和社會基礎秩序的瓦解。農村卸任老干部的思想、心態現狀，很大程度上就是缺少核心價值觀引領的結果。因此，為改進農村卸任老干部思想狀況，在這個群體中培育積極向上的思想狀態，就需要加快農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步伐，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農民、武裝卸任老干部。就當前而言，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需要大力弘揚集體主義精神，幫助農民塑造健康、平衡的權利義務觀念。要加快農村基層治理理念轉型，推進公共服務型基層組織建設，培育農村基層干部的服務意識，最終在整個農村社會形成集體與個人、權利與義務、奉獻與報酬相對平衡的良好氛圍。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消除農村卸任老干部群體思想的負面、消極影響，使這個群體能夠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充當堅定的團結、協助力量。
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范文第5篇
如果將農村放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間里看，中國的農村為整個現代化的變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近十年來，農村發生了一個新的變化，整個城市空間的往外擴張，涉及到了大量的農村。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的概念，空間的概念、生態的概念、人文的概念，當然也有資本的流量，有智慧，有人才。
鄉土文化的風險與挑戰
但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是存在文化風險的。這個風險并不是農村建設的二元對立，而是城市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打造出符合城市人要求的文化空間。這背后實際上帶來巨大的文化變遷，使得原本保留在鄉村的傳統文化或者是真正的鄉土文化的傳統面臨非常大的挑戰。這樣一輪的發展對鄉土文化很大程度是違約性的，因為直接動用了它的空間，直接改變了它的社區方式。例如，民宿進入到很多村落，這其實是一種交換，民宿主人得到傳統的空間，村落中日漸破敗的空間得到提升，這種交換經濟廣泛存在。但是否能可持續的發展卻是值得商榷的。
目前，很多的三農開發基本上都是拿民族文化來表演。在大量的旅游區，整個鄉村成為一個超市，從大理到麗江，再到香格里拉等，這個情況都很多。餐桌邊有人唱歌，婚喪嫁娶重大禮儀變成一種表演，甚至可以看到西方的宗教里的洗禮，整個文化變成了表演式的文化，文化表演者沒有任何的尊嚴。主流社會不愿意拿出的東西，卻強迫鄉土社會拿出鄉村文化進行表演。我們很多的儀式沒有文化和尊嚴的狀態，就在于我們的鄉土社會被當作產品開發。
農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農村社會普遍凋零。這些問題不僅是因為人口的急劇減少，更為深刻的是集體協作的社會基礎嚴重弱化。我們實行三十年的聯產承包制也導致了這種狀態。村落如果構成一個社區的話，相互之間的利益淡化，就會步城市的后塵，相互之間的共享越來越弱化。當然，還是有很多部落是有集體經濟的，比如華西村，以及一些旅游村。但是大部分的村落是共享弱化的狀態，在整體發展能力不斷下降的同時，博弈方式也更加多樣。被打散的村落，導致它極度的弱勢，進而導致博弈方式極度弱勢，最后城市的人不愿意跟農民打交道。
在山東泰安的一個自然村，一共30多戶，一戶平均兩個人，家庭結構比城市家庭簡單，有的家庭只有一個老人，沒有后代，該享受天倫之樂的社區已經凋落到家庭功能嚴重弱化。有一些家庭是被割裂了，社會細胞弱到這個程度的時候，農村可能就不復存在了。這其中問題的根本是與公平發展原則相悖的資源配置。城市人以議價能力為掩護，以資本實力為依據，以短期利益為誘餌，以工作征集為目標，使得占領農村的時候有一個堂而皇之的合法性，不用背負任何道義的譴責。但是，很多事情經不住評估，這里有政府作為、資本作為，也有具體的產品設計，跟這些事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鄉土社會，中國的鄉土社會是治城市病的最后一塊沃土，它貢獻的是傳統的智慧，然而目前的狀態卻非常令人擔憂。進入鄉土的資本也好、團隊也好，在進入鄉村之前應該有一個評估。
鄉土社會，一個共享的社會
鄉土社會是一個共享的狀態，不僅是技術上的共享，更關鍵的是利益上的共享，把博弈作為共謀。城市人進入鄉土社會應該有四個原則，第一個是文化尊重。這一點，臺灣地區的經驗和日本的經驗有非常多相似之處，但是跟大陸有一些差別的是，大陸的鄉土社會和城市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因為地域遼闊，我們的多樣性更復雜。如果我們在牧區做文創，難度明顯是更大的。第二個原則保護傳統，第三個公平發展，第四個商業適度，這四個原則至少要有一個視角。
這個民族有非常優秀的文化創造能力，人的文化是高度共享，社區是高度共享的，是一個共享的社區。當外來的資本、創客進入這個高度共享的社區，所進行的創造如果跟社區形成合謀，形成共享，它的價值就無限，對你任何產品的增值能力都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