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成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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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成本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供應鏈；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交易成本經濟學；權變模型

中圖分類號：F224.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童編號：1005-0892(2008)02-0013-04

一、緒論

企業間供應鏈合作問題的研究屬于供應鏈管理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因為企業之間關系的穩定性有助于改進供應鏈運行的性能，如質量、交貨時間、價格和成本等。同時，如果沒有雙方真實的價值增值，一種穩定的戰略合作關系是不可能存在的，這種現象被Iyer和Bergen稱為巴列圖改進。目前在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問題研究中，多采用博弈論方法或數學規劃與最優化方法，而針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理論進行系統分析的較少。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科斯就已認識到以價格機制為主導的社會交換并不是解決生產中所有問題的最好方式，并強調了企業產生和存在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企業的合作功能。威廉姆森(1979)也指出，交易的決定機制有兩種：一是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二是通過層級制度進行。具有供應鏈關系的企業間合作，則既有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交換，又有通過層級制度實施控制的特點，可看作是一種混合制度。

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認為，不同的治理結構具有不同的經濟效率。威廉姆森(1991)著重分析了市場結構，權力層級結構和混合結構的經濟效率問題。Heide，Jan B(1994)分析了“市場結構”、“單邊合同結構(層級制度)”和“雙邊合同結構”的效率。按照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針對不同的交易特點，應該進行不同治理結構的選擇。雖然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的相關文獻中間接地對供應鏈合作的價值創造進行r分析，但仍然缺少對這一問題的系統性分析。本文在闡述交易成本內涵的基礎上，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關于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內容進行系統分析，并運用這一理論來分析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因素，從而提出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權變模型。

二、交易成本內涵界定

對交易成本內涵的理解的主要分歧是，交易成本中是否包含組織成本。有的學者認為，交易成本中不含有組織成本；有的學者則認為，交易成本中應包含組織成本。

交易成本范圍的差異性根源在于對交易成本概念理解的不同。如果像科斯那樣將交易成本定義為“利用價格機制(獲取產品)的成本”，則交易成本中顯然不應該包括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如果像Arrow那樣，認為“交易成本”是指“使經濟系統得以運行的成本”，則交易成本中就應該包含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雖然威廉姆森沒有直接給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他將市場和企業作為治理結構的兩種極端形式。并進行交易成本的比較分析。這種方法已經足以顯示威廉姆森對交易成本的定義更傾向于Arrow的觀點，即認為交易成本是使經濟系統得以運行的成本。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這一思想時，并沒有指出對其的研究方法。威廉姆森提出了對交易成本進行分析的邊際方法，以及在不同治理結構下對交易成本進行分析的比較思想。即為了滿足對“交易成本范式”研究的需要，使其具有“可檢驗的意蘊”

(testableimplication)。威廉姆森發展了科斯的思想，將企業組織成本也看作是交易成本，這樣便具有了將企業與市場進行交易成本比較的前提。所以，為了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進行研究，我們也認為，交易成本應該包含企業內部的組織成本。

三、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分析

(一)供應鏈合作價值來源于治理結構的效率安排

1　治理結構特征

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將“治理(governance)”看作是為了實現交換的經濟性而設計的特殊的機制：“治理指的是一種多維現象，包括多個主體間相互關系的產生、終止和進行”。Williamson and Ouchi(1979)也認為，“治理”指的是組織間交換的方式，是在市場和層級制度之間作出的一種選擇。Palay(1984)對“治理”的定義是：“在合同起草、商議、監督、修改和終止的過程中關于制度框架的簡短表達”；若對“合同”進行廣義理解，該定義中的“合同”也可以看作是組織之間的一種“交換”。

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看出，“治理結構”的本質是交換的組織方式，而“交換”應該具有經濟性，即應該是有效率(efficiency)的――投入產出比例高，而不僅僅是有效的(effective)――能夠達到預期結果即可，不考慮投入因素。因此，如何使治理結構所體現出的組織之間的交換行為更富有效率，這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

2　治理結構的安排與經濟效率

按照威廉姆森的觀點，對應于不同交易和投資特點，應該建立不同的治理結構(如表1)，這樣才具有經濟效率。供應鏈合作類似于雙邊治理結構。由表1可知，雙邊治理結構是在混合性投資和經常易條件下具有經濟效率的治理結構。這說明了威廉姆森的觀點，在具有混合性投資和經常易條件下，供應鏈合作是一種具有經濟效率的治理結構選擇。

經濟效率的衡量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中關注的另一重要問題。按照圖1的研究思想，經濟效率可用“治理成本”體現。圖1反映的是在一定的資產專用性情況下，不同治理結構下的治理成本差異。其原理是：不同的治理結構隨資產專用性程度增大，其邊際治理成本的增長速度也不同。

威廉姆森(1991)給出了不同治理結構下的激勵強度、行政控制、適應性及合同法的適用差異等，這些都是決定“治理成本”大小的變量。此外，按照Heide，Jan B(1994)的研究結果，治理成本還與關系形成、關系保持、關系終止的過程相關。

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主要是從不同治理結構下的治理成本(交易成本)差異來分析治理結構的經濟效益及其選擇。治理成本主要取決于以下六個方面：

(1)交易關系的形成成本(或稱合同簽訂成本)。雙邊的治理模式可能被認為是具有治理成本上的優越性，但是，這種模式建立之初需要投入較大努力，即認為雙邊合同的交易關系的形成成本較高。㈣

(2)適應性(或稱協調成本)。在垂直一體化情況下，協調問題可以通過內部行政性命令解決，而對于市場中的交易雙方，在其利益存在沖突的情況下，協調問題將難以解決，即會產生很大的協調成本。

(3)資源浪費情況。分析治理結構是否有效的標準，可通過考察其是否具有經濟性。“經濟性可用其是否具有有效的適應性和避免浪費來衡量”；“與雙邊

或多邊的自由交易方式相比，權力關系(即命令形式)在適應性方面更具有優勢”；而層級的治理結構下由于官僚體制的存在會產生浪費。

(4)控制性。控制性是治理結構的一項重要特征，也是影響治理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是由于控制機制和手段直接決定著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及糾紛解決的成本。

(5)激勵性。在市場結構下，由于產權交易主體責任清晰，因而具有很大的激勵性；而在層級制度下。由于組織間的責任有時存在交叉，激勵性弱，這也是層級制度下易于形成官僚成本的原因。

(6)監督成本。在不同的治理結構下，其監督過程也不同，因而監督成本必然存在差異。市場結構下的監督機制主要是依靠法律體系，但由于信息和專業知識的不對稱，法律的監督機制成本是最高的；混合結構下的監督機制是依靠掌握一定專業知識的第三方，如仲裁機構或管制機構等，其監督成本要低于市場結構下的監督成本；在層級結構下，由于信息和知識掌握的便捷，其監督成本最低。

由上分析可知，按照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供應鏈合作的治理結構類似于混合治理結構。因此，在適應性(協調性)、控制性和監督三個方面，它比市場結構更具有效率；在避免資源浪費和激勵性兩個方面，它又比層級結構更具有效率。

(二)供應鏈合作有利于控制機會主義傾向

機會主義的存在是交易成本產生的核心原因。機會主義在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專用性投資的經濟行為中顯得更為重要。“誠信缺失的本質是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它將增加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機會主義的形成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二是人的有限理性。因此，減少機會主義帶來的交易成本，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對不確定性進行控制；二是通過信息互享，克服有限理性。“對一些交易而言，組織結構的轉換可以通過節約有限理性，減少簽約成本，并通過減少機會主義，減少合同執行成本”。對于經常發生的、資產專用性特別強的合同，這種結構的轉換是指由市場交易改為企業內部生產；而對于經常發生的、資產專用性比較強的合同，則是由市場交易改為混合結構治理模式，其中包括供應鏈合作方式。

在對不確定性進行控制方面，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與資源決定理論的觀點是一致的，認為當企業自身資源難以滿足其發展時，需要借助其他企業的資源。但是，在利用其他企業資源時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在核心資源獲取上對其他企業產生的依賴性；㈣第二，由于資源流入的不可控制性，使企業決策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供應鏈合作可看作是對不確定性與依賴性進行管理的反映。

此外，專用性投資更容易形成機會主義傾向。因為，專用性投資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產生的風險更大，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如何對專用性投資的風險進行控制，是減少機會主義的關鍵。只有在買賣雙方保持穩定的交易關系的情況下，這種專用性投資的成本才會最低。因為，雙方形成的一種相互信任的關系可以減少當合同條款不明確時對機會主義行為發生的預期，從而降低合同簽訂時“字斟句酌”或聘請律師審查等所帶來的成本；也可以在外界環境極為不利的情況下使交易得以維持，并增加對交易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可見，按照交易成本經濟學理論，供應鏈合作之所以有利于控制機會主義傾向，其核心原理是通過彼此之間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來實現下列目標：第一，形成有效激勵，克服“引誘違反”、“投資價值不確定性”、“合同不完備性”等有限理性的存在而產生的不利后果；第二，通過一定程度七的信息共享，減少簽約成本和合同執行成本；第三，減少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不確定性的風險成本；第四，可以增大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

四、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權變理論

(一)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因素

供應鏈合作是混合治理結構的一種形式，按照Williamson and Ouchi(1981)對治理結構的定義，“交換”是治理結構研究中的核心內容；交換物品的特點、交換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及違反義務規定的處罰成本，都直接決定著交易成本的大小。威廉姆森(1979，1991)將這種交換的特點總結為三個關鍵性指標：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交換過程中的監督和懲罰成本與控制性和處罰機制相關。此外，按照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雙方關系的依賴程度也是影響交易成本的一個要素。例如，威廉姆森(1991)指出，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大，市場組織的邊際成本將增大得更快。這時，具有雙邊依賴關系的組織結構將取代市場模式，即雙邊依賴關系影響著經濟交換的效率。Heide.Jan B(1994)也認為，非市場機制的治理結構是對不確定性與依賴性進行管理的反映。由此可以認為，影響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1)資產專用性；(2)交易頻率；(3)不確定性；(4)控制性；(5)處罰機制；(6)依賴性。

許淑君等(2001)指出，影響供應鏈企業間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四個方面，其中提到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均與資產專用性相關；“可供選擇的廠商數目”又主要用于分析企業間的依賴性問題。所以，綜合國內外的研究文獻，可以認為，影響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交易成本因素包括：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不確定性，控制性，處罰機制和依賴性六種。

(二)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權變模型

按照上面的分析，影響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因素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交易特征，二是關系特征。

1　交易特征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1)資產專用性水平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供應鏈合作價值在資產專用性水平處于一定范圍之內時(圖1表明的是處于K1與K2之間)，處于比較高的水平；而在資產專用性水平過大或過低時，則不存在供應鏈合作價值。

(2)交易頻率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在偶然易的情況下，供應鏈合作不具有效率。只有在經常易情況下，供應鏈合作才有可能創造價值(如表1所示)。

(3)不確定性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不確定性對供應鏈合作價值的影響機理與資產專用性的影響機理相似，即當不確定性為零或很小的情況下，交易通過市場完成將更有效率。因為，在市場治理結構下，關系形成的成本最低；而當不確定性相當高時，對這種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此時，層級治理結構模式下的控制成本和協調成本低的優點就顯得十分突出，因而采用層級治理結構將變得更有效率。所以，只有在不確定性水平處于某一中間階段時，供應鏈合作才是有效率的。

2　關系特征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1)控制性或依賴性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供應鏈合作中的控制性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有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控制性強意味著依賴性和風險均很大，如圖1所示。隨著控制性的增大，供應鏈合作的邊際成本在上升；另一方面，控制性增強意味著解決糾紛時運用權力機制的可能性增大。這將有利于降低糾紛解決成本。但是，社會關系理論認為，

“交換雙方依賴的平衡性非常重要；而權力的形成對雙方交換關系的發展是不必要的，因此在雙方關系的發展中應該削減權力的運用”。可見，控制性處于平衡狀態，將有利于供應鏈合作價值的創造。

(2)關系發展階段對供應鏈合作價值創造的影響

按照關系合同理論，隨著供應鏈合作雙方關系的深化，由于時間推移而增長的正面的交換聯系也會形成支配雙方相互聯系的交換標準，從而有利于交易成本的節約。此外，按照合作與競爭理論，合作方對目標的認識、對其相互交往的行為及結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當人們認為他們的目標具有一致性時，其中的一方為實現目標而努力，另一方也將為這一目標的實現而努力。可見，隨著供應鏈合作關系的深化，有利于通過減少協調成本，創造供應鏈合作價值。

經濟學成本理論范文第2篇

選擇成本的演進的角度，可以發現成本在中扮演的角色。1880年代以前，由于制造業試圖通過規模獲取利潤，所采用的加工成本信息通常是與單一活動企業的有關效率和總體利潤的管理決策有關的。1880年代以后，垂直式綜合型企業和金屬制造企業的管理者需要更多的有關內部各步驟效率的信息，以便通過會計確定管理的差異。由于金屬制造企業具有多產品生產的特征，因而總是期望通過范圍經濟來獲取利潤，管理者們開始尋求怎樣獲得恰當的產品成本信息的方法。直到1910年代，那些專門用來將成本恰當地分配于不同產品品種的制造成本系統逐漸消失了。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認為，“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它們較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一個復雜企業中，當時的信息處理技術將耗費的資源恰當地分配于每一產品中的代價是相當高的。經營盈利產品，拋棄虧損產品的生產，其得到的利潤可能難以補償做出這種選擇所需信息的成本。”（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盡管如此，會計師并沒有完全放棄所有的產品成本方法。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本會計作為一門學科成長起來了。為財務報告目的的公證會計師制度逐漸取消了用賬外金額計量制成品存貨的實務，財務報告的數據都是通過歸集全部成本和財務賬戶的復式記賬來取得。1950年代后，會計師開始設計與專門決策相關的成本會計方法，這促進了成本信息由外部披露轉向內部管理，成本會計作為管理會計的雛形則過渡到了管理會計體系中。

成本會計的演進為我們理解成本在企業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從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關于企業性質的論述中可以獲得這一基本框架的經濟學邏輯：

1.如果企業要實現專業化生產，那么必然要面對生產環節，而成本核算在這一過程中是一個關鍵因素。

企業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企業是由專業化的組織所組成以便管理生產過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由于不能指望工人會自發地組織起來，準確無誤而又程序正確地完成每一項作業任務，需要通過企業的形式來實現大批量而又很經濟地提品，這就是一種專業化效率。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專業化的優勢就在于能夠更好地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從會計學的角度看，專業化效率的作用必須在企業專業化利潤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由于專業化生產過程的連續性，企業利潤在持續經營條件下是通過多階段成本控制和定價行為來實現的，但由于同類企業之間可能存在價格競爭，因此成本的戰略控制就比定價行為顯得更加重要。隨著生產的推進，各類成本逐漸發生并不斷積累，通過成本核算和差異的反饋來實現專業化生產控制，在本質上是對專業化效率的評價。

2.如果企業要實現其基本目標，那么必然要面對生產過程，而成本是這一過程中管理決策的一個基本準則。

企業存在的又一個理由是在于管理生產過程（Paul A.Samulson，William D Nordhaus，2001）。經濟學通常認為，企業的目標是獲取利潤。利潤的獲取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同的經濟時期、不同的市場狀況、變化后的技術條件等等都可能對企業利潤目標產生深刻的。因此，企業經理作為對企業成功或失敗承擔責任的人，需要適時地根據內外環境的變化對產量、價格、新產品、新工藝、廣告等做出決策。成本分析在這類決策中常常是一個基本準則，沒有成本分析的管理決策是難以想象的。

3.如果企業要改善資本結構，必然面對資金籌集，而成本披露則為這一行為提供了一種必要的資本市場通道。

企業存在還因為其具有為大規模生產籌集資金的功能（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對企業而言，許多業務如開發新型商用飛機、研發微處理器等等，其所需要的資金已經遠遠超過19世紀風險愛好者個人提供資金的能力范疇了，就象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所描述的那樣：“如果公司不能每年為新項目籌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那么，私有企業高效率的生產活動是不堪設想的。”（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在今天，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主要渠道應首推資本市場。要有效開拓資本市場對企業的資金來源，企業必須向外部提供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早期制造業計算成本通常是基于評價因消耗資源所能得到的收益機會，以及控制產生較高報酬的內部程序和作業兩個目的，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成本會計學的產生。H.托馬斯。約翰遜和羅伯特。s.卡普蘭認為，“成本會計并不是為了成本管理的目的描述每一產品消耗資源的情況，而是為財務報告目的對存貨進行計量。”（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這意味著，為了通過財務報告向外特別是向資本市場披露會計信息，成本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當然，除了資本市場動機以外，會計準則、稅法等管制性條款也為企業財務報告提供了必要的規范。事實上，許多成本方法特別是存貨計價法，提供了資產負債表上存貨價值和收益表上制造費用的關鍵數據。回到企業的功能來看，成本披露顯然為企業籌資行為提供了一種資本市場通道。

二、會計學成本的屬性

通常，會計學家將成本理解為：為了達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犧牲，可通過為之所失去的或放棄的資源來計量。但成本倒底意味著什么，還取決于它所處的背景。正如羅納德。W.希爾頓所指出的：“為了某一目的而以特定方法分類和記錄的成本數據，可能并不適合于另一種用途……其關鍵點在于不同的成本概念和分類適用于不同的目的”（Ronald W.Hilton，2002）。

在會計學中，通常將成本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別。為了理解這些種類繁多的成本類別，更為了在會計實務中利用不同的成本類別進行管理控制、預測與決策、信息披露，我們必須追溯一個基本：為什么要對成本進行分類？關于這一問題有很多解釋，但查爾斯。T.霍恩格倫的簡短描述是值得借鑒的。他認為，成本目標是將成本分成不同類別的真正原因。為了指導做出決策，經理需要不同用途的各種數據。這些數據包括某些事物或活動的成本，“我們把（這一事務或）這項活動稱為成本目標，并把它解釋為需要對成本進行單獨測定的任何活動”（Charles T.Horngren，1982）正是因為管理中成本目標存在多樣性，決定了需要通過不同的成本屬性去刻劃不同目標的成本數據，以符合相應目標的性質。

一種重要的成本分類就是根據成本變化同組織的作業變化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背后的導致成本發生的作業稱為成本動因。這種分類通常將成本分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當成本動因變化時，固定成本總額保持不變，而變動成本則會隨成本動因的變化成正比例變化。這種成本屬性是建立在幾個重要假設基礎上的：

假設1：成本的變動或固定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成本而言的。這意味著成本的變動性是某一具體的成本目標的變動性，而不是若干成本目的綜合描述。

假設2：成本的討論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這意味著超過一個特定時間段，由于契約或者其它因素，從最初的時間基點來看，原來被視為固定成本的可能會演變為變動成本。

假設3：總成本是線性的。這意味著從成本—動因坐標圖看，與成本動因相關的變動成本或固定成本是條不間斷的直線。

假設4：只有一個成本動因。這意味著其它一些可能的成本動因對總成本的是持續的，或者說是不重要的。

假設5：成本動因在一個相關范圍內變動。相關范圍指使成本與成本動因的特定關系有效的成本動因的變動范圍。

這種分類無論在學上還是在學上都十分普遍，其意義可能在于：在決策層面上為成本的估算提供一種相對準確的模式。

另一類十分重要的成本屬性是，通過成本追溯與成本分配來區別成本是與特定的成本對象直接相關還是間接相關，通過把成本分配到發生成本的部門或工作中心，使成本管理變得更加容易。在這一屬性下，通常把成本分為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能夠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門的成本稱為直接成本，而不能直接追溯到某一特定部門的成本稱為間接成本。但是，在實務中嚴格區分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有時是困難的，減少這種不確定性需要考慮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素1：成本的重要性水平。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成本數據的處理本身是有代價的。因此，某一成本數量越大，把成本追溯到某個特定成本對象就越具有經濟可行性。

因素2：信息采集技術的可行性。信息采集技術特別是一些高的可能會改變成本在實務中的歸屬，就象條形碼的應用一樣，使以前只能當作間接成本的項目可以按直接成本來核算。

因素3：生產作業的設計。生產作業設計很有可能將某些設施專門用于特定產品，其所發生的成本歸為直接成本。

因素4：合約安排。實際上，某些合約限制了給定部件的使用范圍，這對該部件成本確定為直接成本提供了依據。

這種分類主要出現在會計學上，其主要意義可能在于：為企業管理行為特別是責任會計提供一個數量化依據。當然，如果將企業的委托關系延伸到工人一級，基于這種分類的成本，實際上也為企業契約履行提供了重要的評判基礎。

三、經濟學對會計學成本的突破

會計學成本主要從財務報告的目的來成本，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可計量的角度，通過一種資源交換或轉換時發生的資金歷史支出對成本進行確認與計量，以此為基礎形成財務報告中的相關信息，會計師也很少或幾乎不會將那些計量困難的未來成本納入報告范疇。即使是出于非財務報告的決策或管理需求，真正引起會計師們關注的不確定性成本也并不多。

經濟學家對成本的注意力常常不同于會計學家或會計師，他們主要從決策目的來研究成本，其目標就是確定與各種不同行動方案相聯系的資源的現在和未來成本。“對經濟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成本是隨產量變化的那一部份。但是在會計的賬簿中卻將期間性的固定成本分配于產品，使得企業難以決定哪種產品盈利大而繼續生產。”（H.Thomas Johnson，Robert S.Kaplan，1987）當會計師們的產品成本數據沒有管理意義時，經濟學家便不會為這些數據所感動。

經濟學家的成本定義要比會計學家廣泛得多，“企業賬戶僅包含有實際貨幣注入的交易。相反，經濟學家則常常試圖‘揭開貨幣的面紗’，隱藏在貨幣交易后面的實際結果和衡量一項活動的真實資源耗費。”（Paul A.Samulson，William D.Nordhaus，2001）因此，經濟學成本，除包括了會計學成本外，還包括一些在會計學上沒有反映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成本。特別是下列成本屬性集中體現了經濟學對會計學成本的突破：

1.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被定義為選擇一種行為而放棄另一種行為所需犧牲的利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與某種行為相聯系的1美元的機會成本，應當被當做1美元付現成本來對待。（Ronald W.Hilton，2002）機會成本無論是在商業決策，還是在個人決策上都是廣泛存在的，但行為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許多人都容易忽視或者低估機會成本的重要性。

2.沉沒成本

沉沒成本是過去發生的成本。經濟學的結論是：沉沒成本并不影響將來的成本，也不為現在或將來的行為所改變，因而與成本決策無關。盡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讓沉沒成本影響未來決策是不正確的，但人們卻經常這樣做。但是在產業經濟學中，企業對預期沉沒成本的分析，對企業是否進入或退出某一產業領域，具有直接的決策作用。

3.邊際成本

邊際成本是每多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所另外增加的成本。邊際成本是差異成本（差異成本是成本在兩種可選擇行為下的差異，也稱為增量成本）的一個特例。這一成本概念的引進，直接導致了企業決策中的最小成本法則和替代法則。

成本的創新與經濟學的是辯證的，成本理論的創新豐富了經濟學的，經濟學的發展又促進了成本理論的創新。成本理論不僅在會計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歷史地看，在經濟學中，成本理論是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生產理論的延伸和企業理論的基礎。”（林萬祥，2001）因此，成本理論創新不僅豐富了經濟學的內容，而且可能提供一些新的分析視角。同樣，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成本理論的創新。這包括約翰。D.布萊克（John D.Black）對生產成本理論的最初貢獻；肯尼思。J.阿羅（Kenneth J.Arrow）對信息成本理論的貢獻；喬治。約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對信息成本、生產成本、產業組織成本、管制成本的發展與貢獻；弗蘭科。莫迪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 H.Miller）對資本結構與資本成本理論的貢獻；加里。S.貝克爾（Gary S.Becker）對犯罪與懲罰成本、人力資源成本理論的貢獻；羅納德。科斯（Ronald H.Coase）對交易成本理論的貢獻；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對制度變遷成本理論的貢獻；以及哈羅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對企業成本理論的貢獻。

經濟學成本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語言經濟學；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學的修辭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語言經濟學到底研究什么

應該說，經濟理論是人們對人類相互作用的常規性進行解釋的一種嘗試，而人類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規性就是自然語言。經濟理論仔細分析了社會體制的設計，語言從部分意義上講也是一種交流的機制。語言是制定決策和形成判斷過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語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語言經濟學？它的范式和本體論基礎是什么？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是什么？這些問題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話就能解釋得清楚的。

關于語言經濟學的由來，語言經濟學者都普遍認為源于馬爾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時揭示了語言的經濟學性質，認為語言作為人類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與其他資源一樣的經濟特性，即價值、效用、費用和收益等特性，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許多經濟學者借用人力資本理論和教育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把語言引入到經濟活動中來，探討作為人力資本的語言所具有的經濟勢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給出了語言經濟學的這一定義，他認為語言經濟學就是把語言作為一種變量，引入經濟活動中來，探討語言與經濟的關系，并在探究過程中采取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從此語言經濟學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國內的研究也是繼承和發展了格林的相關理論，始于21世紀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雖然定義了語言經濟學科，但是后來許多學者對Language of Economics 還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難以作出統一和規范，以至于張衛國借用了法經濟學的命名慣例，稱之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經濟學界很少關注語言，或者僅局限于只言片語的思考，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主要原因還是沒有搞清楚語言經濟學的研究綱領，沒有弄清楚語言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更沒有把一些語言現象上升到理論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我國語言經濟與語言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編號：12YJA2H200）、2011年度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項目“語言經濟相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B125-27）和2009年度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收入分配理論的新發展：語言技能與勞動收入關系研究”（項目編號：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語言經濟學的內涵發展、外延擴展及其分析邊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語言經濟學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于語言經濟學的外延和內涵做出明確的界定，才能使語言經濟學得到普及和接受。

經濟學成本理論范文第4篇

一、資源的稀缺性是低碳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

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而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其產生也正因為資源的稀缺性。此處資源的稀缺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能源的稀缺性。能源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在過去100 多年里，發達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化，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化石能源資源。當今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化石能源，全球總能耗的74%來自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礦物能源。化石能源的應用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化石能源資源正在日益被耗盡。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被采光或即將采光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于能源的需求卻絲毫沒有減少，需求的無限性和資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化石能源的稀缺性。二是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化石能源的無節制使用，在日益耗盡資源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使用化石燃料這種高碳能源是產生這種生態環境災難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地球生態系統自凈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 億噸，全世界每年約剩下200 多億噸殘留在大氣層中，使地球生態系統不堪重負。長此下去，氣候將更為反復無常，生態環境災害范圍更大、更頻繁和更嚴重，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然而，隨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們對于美好環境的需求卻是不斷增加的，這就造成了環境資源的稀缺性。

資源稀缺的約束使得企業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持續大量耗費的不可再生資源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時候，如果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企業就難以生存，整個社會就難以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控制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緩解全球氣候變暖，是現代人類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迫切需要，以至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 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不管是從能源稀缺還是環境資源稀缺的角度看都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施低碳經濟。因此，能源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稀缺就成為低碳經濟產生的根源。

二、外部性是低碳經濟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關交易的情況下，當社會成員從事經濟活動時，其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的福利，卻沒有得到相應補償或承擔相應義務的經濟行為。低碳經濟中存在著外部性，當一個國家積極植樹造林，增加碳匯時，就會產生正的外部性；另外負的外部性可以明顯地表現為消費者或生產廠商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效應氣體時，所產生的溫室效應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溫室氣體排放所帶來的外部性經濟損失構成了社會總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經濟中的外部性同樣存在一些特征。首先，在低碳經濟外部性產生前，是無法產生任何交易行為的。例如，企業排放溫室氣體前不會與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受害者進行討價還價，以確定這種經濟行為的產權形式和交易方式，對于外部性的范圍和補償支付，雙方當事人也沒在事前進行任何的談判。其次，低碳經濟中外部性存在產權缺失，使事后的補償和談判存在困難。在外部性的情況下，每個人對自己的權利和責任的界定是模糊的。環境資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排他性消費、生產環境資源以及附屬污染物。因此，當企業將未經嚴格處理的廢氣排入大氣中時，企業污染的空氣很難定義其產權，而這種產權的缺失卻使排污者過度使用這些物品，不考慮其他人的公共權利。再次，存在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產生負外部性的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高；而產生正外部性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低。當存在正的外部性時，邊際社會收益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社會的最優產量高于企業最優產量，當植樹造林造成的碳匯，其所產生的邊際社會收益會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然而當存在負的外部性時，存在邊際社會成本高于邊際私人成本，社會的最優產量低于產業的最優產量。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是負的，當汽車排出的廢氣污染了空氣，這種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業的成本就構成社會總成本，環境污染的邊際社會成本高于碳排放企業的邊際個人成本。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可以認為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一種特殊形式，公共物品不能僅僅依靠市場力量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非競爭性使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資源和環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會過度地使用公共的資源和清潔的環境，這就產生了“公地悲劇”。公共品也會使消費者產生“搭便車”動機，即理性的個人降低或隱瞞自己對集體消費品的偏好的動機，依靠分散決策的價格機制無法使集體消費的公共品的數量保持在最優水平，以價格為核心的市場機制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失靈”。因此，由于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這就很容易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為什么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起了氣候變化如此明顯的“公共悲劇”，而且由于“搭便車”的動機存在，使減排的國際談判往往陷入僵局，難以形成一致意見。要解決低碳經濟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帶來的不利后果，目前要做的主要是政府的干預和產權交易。

經濟學成本理論范文第5篇

在會計學中，對收益有不同的解釋。但多數人都認為，收益代表產出大于投入的差額，即如果投入一筆資本，則超過資本額的報酬就是收益。會計收益又稱利潤或盈利，通常是指來自期間內與非業主發生交易的已實現收入和相應費用之間的差額。其特點為：（1）它是企業實際發生的交易；（2）依據會計分期假設；（3）應用收入實現原則、歷史成本原則和配比原則。這種會計收益概念已經過時間的考驗，已被管理當局或報表使用者普遍接受；它是基于實際或真實的交易，因此它的計算結果具有較高可靠性。由于依據收入實現原則，符合了會計穩健性的要求；它還有助于反映管理當局對受托資源的使用情況，便于其控制和報告既定的受托責任。

會計收益有以上諸多優點，但它有著不容忽視的局限性和缺陷，尤其是在當今存在不確定性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這種不足就顯得更加突出。主要有：（1）由于歷史成本原則和收入實現原則的限制，會計學收益無法確認在既定期間內持有資產的價值增減，從而不利于反映本期的實際收益，也不得于預測企業的未來現金流量；（2）由于資產成本的計算方法不同，基于歷史成本的會計收益不便于比較；（3）會計的穩健處理可能導致會計收益數據失真或誤解，或者造成人為操縱期間損益的弊端；（4）基于歷史成本原則可能使使用者誤認為資產負債表代表企業的價值，而不是僅僅反映資產在特定時日的未分配成本余額；（5）強調收益決定，將對資產負債表項目的計量造成困難，如難以解釋遞延稅項及其他一些遞延項目的分配等。

二、對會計收益提出改進的理論依據

(一)主體理論。主體理論認為，企業主體本身是獨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主體理論依據的會計恒等式：資產=權益（負債+業益）。根據主體理論，企業賺取的收益是企業自身的財產，只有股利分派部分才代表股東的收益，因此留存收益應視為企業自有的權益。由于企業收益不增加股東權益，所以，股票股利也應作為股東的收益。債務利息應視為收益的分配而非費用，即對各種權益持有人進行的分配均屬于企業收益的分配。既然凈收益不被視為直接屬于股東的收益，那么收入和費用也就不代表股東權益的增減，這樣，收益只是企業的成果，而費用就是企業為獲得收入而消耗的物品和服務。

(二)實物資本保持觀。資本被視為一種實物現象，而不是一種財務現象。也就是說，它是指所有者投入或再投入資源所代表的實際生產能力，而不僅僅是貨幣價值。實物資本保持是指在扣除本期內發生的權益所有者增加的出資額及分派給權益所有者的分配額以后，期末的實物生產能力必須等于期初的實物生產能力，才算真正的資本保持。因此，在企業已消耗的實物資產未得到補償或重置之前，是不能確認收益的。根據實物資本保持概念，持有資產或負債的價格變動應加以確認，但在性質上屬于資本保持的調整，應直接納入業益，而不能作為資本報酬，也不能列入收益。

(三)經濟學收益。在經濟學中，收益概念長期以來受到重視。1890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最早把收益定義為財富的增加。到了20世紀初，歐文•費雪提出了一種新的收益概念，他認為經濟學的收益具有三方面涵義：（1）精神收益，指人的心理需要的滿足程度；（2）真實收益，指一定期間經濟財富的增加；（3）貨幣收益，指經濟資源貨幣價格的增加。后來，J.R.希克斯在1946年著的《價值與資本》一書中認為，收益是一個人在某一時期可能的數額，并且他在期末的狀況保持與期初一樣好。這個收益獲得相當廣泛的認可，現在仍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占支配地位，并對會計收益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實際上，它還涉及到資本保持涵義。現在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一般都這樣定義：總收入與經濟成本的差額，稱為經濟收益。這里的經濟成本除包括會計成本外，還包括應當支付而實際不需支付的企業自有資源的機會成本和社會成本等，即經濟成本包括：機會成本、社會成本、顯性成本加隱性成本、生產成本加開發成本加交易成本、增量成本加沉沒成本等；而會計收益是總收入與會計成本的差額。會計成本是企業實際發生的支出，而經濟成本是實際發生的支出再加上應有的成本。由此可見，經濟收益才是企業的實際收益，比會計收益概念更為真實、客觀。

三、對會計收益提出改進建議

(一)采用全面收益概念。FASB在1980年發表的SFACNo.3《企業財務報表的要素》中提出兩個不同的收益概念：盈利和全面收益。根據FASB的解釋，盈利就是現行會計實務中的凈收益，而全面收益則是指一個主體在某一期間與非業主方面進行交易或發生其他事項和情況所引起的凈資產的變動。它包括這一期間內除業主投資和分派業主款以外的產權的一切變動，也就是說包括已實現和未實現的業益的變動。全面收益=凈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包括已實現和未實現的），這時，全面收益除了現行會計上的凈收益外，還應包括在各個期間內的其他非業主交易引起的權益變動，如持有資產市價變動、投資價值變動、未實現匯總損益、衍生金融工具持有損益等。1989年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關于編制和提供財務報表的框架》中，明確指出收益也包括未實現的利得。1997年FASB的SFASNo.130《報告全面收益》，正式要求企業從當年12月15日結束的會計年度開始必須在財務報表中報告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突破了會計收益的局限性，把全部已確認但未實現的利得或損失納入了企業收益；它還突破了會計收益的收入實現原則、歷史成本原則，引入了公允價值。因此，全面收益比會計更能幫助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準確、及時地預測企業的未來現金流量，增進企業會計信息的完整性和有用性。

(二)引進經濟學中的隱性成本概念。為了使提供的會計信息更具有決策價值，在計算企業收益時，除了使用財務上已經顯示出來的會計成本即顯性成本外，還要使用隱性成本。也就是說，總成本=顯性成本+隱性成本。這里的隱性成本主要是指應當支付而實際并不需支付的企業自有資源的機會成本。為了保證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具有可靠性，這些隱性成本一般使用企業自有資源的市場使用價格。比如，使用企業自有的房屋建筑物，在財務會計上并無租金支出，所以只按慣例計算其折舊費用決定會計收益；而從隱性成本角度分析，這些房屋建筑物可以在市場上出租給其他企業獲得租金收入。那么，這些房屋建筑物的折舊費用再加上因自己使用而放棄的租金收入，才是企業計算其收益時所使用的成本。企業的投資者和債權人及其管理當局利用由此而得出的企業收益進行決策時，可以確保他們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到投資報酬最大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