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與古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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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與古代文化范文第1篇

《說文解字》：“祭，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這就是說，“祭”就是手里拿著肉祭祀神靈的意思。“祭”字的甲骨文字形作，左邊像肉（即楷書“祭”字左上角的部件），右邊像手（即楷書“祭”字右上角的部件），下面的點像血滴，點的多少不一，表示剛剛宰殺的犧牲，還在滴血，就拿來祭祀，這說明當時還保持著血食的習慣。“血”字甲骨文字形作，正像祭祀時將血盛在器皿中的樣子。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古者茹毛飲血，用血報神。”古人自己吃生肉，飲鮮血，也拿生肉鮮血來祭祀神靈。久而久之，“血食”也便成了祭祀的代稱。我們經常在古書中看到“社稷不血食”的說法，意思就是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象征著國家的滅亡。這種殺生血食的祭祀習俗，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都有記載，直到今天，中國部分地區還有以“血食”祭祀鬼神的做法。

當然，對于“祭”字中的點到底代表著什么，還有些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認為，點代表的不是血，而是碎肉末。古代祭祀的時候，為了方便神靈的享用，人們事先要另外準備一些切碎的肉末，撒在大塊的肉上，祭祀時祭祀者左手提著肉塊或盛肉的器具，右手抓取上面的肉末慢慢拋撒，好讓神靈前來享用。隨著祭祀的進程，肉末越來越少，就好像神在一點一點地享用一樣。這有點兒類似于現在殯葬時撒紙錢的儀式，左手持斗，右手從中抓取紙錢撒向空中，口中不停地禱告讓亡靈前來拾取。《儀禮》說：“右手執肺，左手執本……絕末以祭。”這里的“本”應該是大塊的祭品或盛祭品的器皿，“肺”應該是切碎的肺末，可以抓取，“絕末”就是把肉末一點一點地撒出去。從《儀禮》的這一記述來看，把“祭”字中的點解釋作肉末，似乎也有一定的根據。還有人認為，“祭”左邊的不是肉，而是盛酒器，手持酒器將酒倒出，以這種方式進行祭祀，點就代表從器皿里淌出的酒滴。不過，這種說法目前還找不出更多的證據。

“祭”字甲骨文還可寫作、，字形中除了手、肉、血滴之外，下面增加了或，所增加的部分就是“示”字。其實，多數與祭祀或神靈有關的字，都會帶上這樣一個偏旁。《說文解字》：“示，天垂象，見吉兇，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許慎對“示”字的解釋，依據的是其小篆字形，他認為，上面的兩橫是“上”字，“上”代表天，下垂的三筆分別代表日月星，上天用日月星所形成的不同天象，映射人間的禍福，提示人們遵照行事；人們則通過天象觀察自然的變化，了解神的旨意。這種根據小篆字形所得出的解釋，無法與“示”的甲骨文字形相切合。“示”在甲骨文中有多種寫法，按照葉玉森《說契》的說法，“乃最初之文。上從一，象天；從丨，意謂恍惚有神自天而下，乃以丨為象征。變作，下從一，象地，謂神自天下地也。又變作、，上從二，乃從一之訛。……更變作、，與小篆合。即許（慎）三垂日月星之說所由來，亦即近儒漢族崇拜三光之說所由推演。實則初民崇拜大自然，惟覺有神自天下降而已。‘示’本繁變之字，許君及近儒之說，并不免附會。”葉玉森批評了許慎的說解，但他自己的解釋也同樣有附會之嫌，把其中的“丨”解釋作仿佛有神自天而降，確實顯得過于玄虛。

將解釋為神主的說法也很流行。神主大致相當于現在所供奉的神靈或祖先的牌位，古時候的神主多為一根豎立的木頭，或者將幾根秸稈捆在一起，外面涂上泥，以此作為神的依附，供人們祭祀供奉。但這種說法很難解釋神主上面所加的一橫究竟是什么含義，變成兩橫又是什么含義，酒或者血為什么能從神主上流淌下來，這些都還是疑問。相比較而言，我們更愿意相信另一種說法，即像祭壇， 像祭壇上擺放有祭品，、、則像酒或血從祭壇上流淌下來，或者是祭品的碎末從祭壇上撒落，這樣解釋似乎可以與“祭”字中的點相印證。

我們還可以通過“祝”字的甲骨文字形（見圖1）來觀察的形象。祝是祭祀時負責向神禱告的人，也指祭祀時的禱告詞。其甲骨文字形正像一個人跪在地上，面向神壇向神禱告的樣子。“祝”的這些字形中，有的祭壇上沒有祭品，只是跪在神壇前作禱告狀；有的則像伸開雙手，在祭壇上擺放祭品之形；更有的就像前面所說的左手持盛肉的器具，右手拋撒肉末的樣子（如第一行的第4、5個字形），這說明，認為“示”字中的點是肉末的說法，在字形中也可以找到根據；而第二行第1個字形中，“示”字的四點從祭壇的兩側直接下落，又確實像液體（血或者酒）向下流淌的形象。所以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當時祭祀的方式并不是單一的，有的以血與肉祭，有的以酒與肉祭，有的則是“絕末以祭”，不同的造字者選取不同的方式作為字形的取像，于是便有了“示”和“祝”等字的不同寫法。這種為同一個字選擇不同取像的情況，在甲骨文中相當常見，如“牢”本指圈牲口的地方，有的圈牛，有的圈羊，有的圈馬，于是“牢”字也就有了、、等不同的寫法，這是因取像不同而給同一個字造出幾個不同字形的典型例證。由此看來，關于“祭”字中的點究竟代表什么，正確答案很可能不止一個。

圖1中第二行的前5個“祝”字，跪著的人形上面都加上了大“口”，意在突出這個人在張著大嘴不停地禱告；最后一個字形的“口”雖然放在下面，也起著同樣的作用。禱告時所說的言辭叫祝詞。祝詞有的是程式化的，什么時候說什么樣的祝詞是固定的；有的則針對不同的祭祀內容而有不同的祝詞。在古代文獻的記述中，有不少祝詞是非常個性化的。如《尚書?金》篇，就記錄了周公為周武王的疾病而作的祝詞：周滅商后的第二年，周武王生了重病，身體不適。武王的母弟周公旦為了祈求祖先的神靈保佑武王，就把自身作為抵押，建成三座祭壇，修整祭祀的場地。又在三壇的南方筑起一座臺子，周公面向北方立于臺上，安放好璧，手拿著，向武王的曾祖、祖父和父親禱告說：“你們的長孫（武王）患了重病，如果你們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職責，就用我來代替他的身子吧！我仁厚孝順，多才多藝，善于事奉鬼神。你們的長孫比不上我的才藝，又不會事奉鬼神，（還是讓我去幫你們助祭吧，別讓他去了。讓他好好地活在人間吧！）而且他在天帝那里接受了任命，獲得了整個天下，因而能夠使你們的子孫在人間安寧，天下的老百姓無不敬畏他。唉！不要喪失上帝降給的寶貴使命，我們的先王也就永遠有所歸依了。現在，我來聽命于大龜，你們如準許我的祈求，我就帶著璧和去追隨你們，聽候你們的命令；你們如不準許我的祈求，我就將璧和收藏起來，再也不向你們請求了。”于是用龜甲卜問了三次，都顯示出吉兆。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周公旦的這段祝詞的確很有特色，他為了達到代替武王去死，以便讓武王繼續治理天下的目的，故意在先王的神壇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領，好讓先王相中他而放回武王，這種為國家社稷犧牲自我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漢字與古代文化范文第2篇

“車”字在甲骨文中有、、、等多種不同的寫法（見附圖）。在西周金文當中，“車”就已經簡寫成，與現在“車”的繁體字“”結構基本一致了。而至今所見到的最復雜的“車”字，莫過于刻在商代晚期青銅器《車父己簋》上的“車”字了（見圖1）。這一字形生動形象地反映了古代馬車的基本形制：字形下部貫穿左右的一橫像車軸形；車軸上有三個形構件，其中兩邊的像兩個車輪，位于兩輪中間的像車輿之形；車軸兩端分別有兩個短豎，這是用來固定車輪的零件，叫做轄，其作用是管著輪子不讓它們從車軸上滑脫，所以“轄”字后來可以指管轄的意思；與車軸成十字相交、貫穿上下的一豎像車，車就是車轅（早期的車是單轅，后來才發展成雙轅）；車上部橫置的弓形構件像車衡，車衡即固定在車轅前端的橫木；車衡上有兩個“人”字形的構件，是車軛，車軛呈倒叉形狀，可以夾在馬的脖子上，從而使馬帶動馬車前行；位于車衡兩端下垂的構件像系在車衡上的飾物。在這一字形中，幾乎車的所有重要零件都刻畫出來了，可見其描繪之細致。

金文中還有一個“車”字(見圖2)，與圖1的構件基本相同，但取象角度稍有區別，其字形的上部朝右側彎曲，這體現了車的特殊形制。《周禮•考工記》：“凡揉欲其孫而無弧深。”通過這一描述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車并不完全是直形的。車是一根用火煨烤而成的整木，壓在車輿下面的部分與輿底平行，探出車輿底座的部分呈淺弧形，逐漸上揚，至頂端又趨于水平，整個外形就像一個左右拉伸開的“Z”字形。制作車時，要讓它的彎曲處自然順暢，不要有太深的弧度。圖2的字形正是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巧妙地反映了車的微曲上揚的姿態。

車上最重要的部件莫過于車輪了。據說古代的圣人從轉動的飛蓬中得到啟發，從而發明了輪子。但單純的輪子只能轉動，而不能載物，所以圣人又制造了車廂，安置在輪子上，于是便有了車（《后漢書•輿服志》）。且不論“觀蓬為輪”說是否可信，但車輪的發明，一定與古人對圓形物體便于旋轉的生活經驗有關。“輪”字是從車、侖聲的形聲字，其聲符“侖”同時又兼表意義。漢代的《釋名》是專門解釋事物名稱來源的書，該書解釋“輪”字說：“輪，綸也。言彌綸周匝也。”之所以可以用紡車的線綸來解釋車輪，是因為它們具有共同的特點：一方面它們的功能都必須通過旋轉而獲得，另一方面線圈的纏繞和車輪輻條的分布都必須很有條理。《說文段注》說：“三十輻兩兩相當而不迤，故曰輪。”《周禮•考工記》中關于制作車輪的技術要求有十條之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用懸線察看相對應的輻條是否筆直，三十根輻條要兩兩相對而不傾斜，才能達到要求。可見，旋轉和有條理，是車輪得名的兩個重要依據，而這兩層含義都是由“輪”的聲符“侖”表達的。《說文》：“侖，理也。”《康熙字典》：“侖，敘也。”“侖”的繁體字作“”，從從冊，是個會意字。，音jí，義同“集”。冊就是把用竹簡編制的簡冊卷積起來，所以“侖”既有條理的意思，又有旋轉的意思。還有幾個以“侖”為聲符的字也與“侖”的這些意義有關。如“倫”是人的不可混淆的輩份、長幼次序，“論”是有條理有層次的語言，“淪”是有條理的水的波紋，等等。這些字都可以和“輪”“綸”“侖”構成同源關系。了解了“輪”字的聲符“侖”所提示的意義，我們對車輪名源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了。

車的另一個重要部件是車軸。《說文段注》：“軸，所以持輪者也。從車，由聲。”“軸”是一個形聲字，其聲符“由”同時也兼表意義。“由”是從的意思，可以表示一件東西從什么地方出來。“軸”與同聲符的“抽”、“袖”是一組同源字，它們都含有從什么地方出來的意思。“抽”就是把一件東西從別的東西中拉出來；而衣袖的“袖”得名的原因，也就在于它們是筒狀的，兩臂可由其中抽出。同樣，車軸的得名，也是因為它可以從輪轂中抽出來。《釋名》說：“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軸”的這一意義特征，與古人對車軸的保養意識有直接的關系。

古時候的車軸多為木制的，車軸伸出車輪外面的兩端很容易被撞壞，為了保護軸頭，人們用金屬制成兩個圓筒狀的套，套在兩端的軸頭上，這種零件叫軎（音wèi）。《說文》：“軎，車軸（即“端”）也。從車，象形。”字形中的“口”就像套在軸頭的軎的形狀。楊樹達說：“（此字）當橫看做‘’形乃得之。車軸兩端皆當有軎，此省去一端也。”軎上和車軸的兩端有對穿的孔，將兩輪裝在車軸上之后，用一個插銷從孔中穿過去，以防止車輪和軎從車軸上滑脫，這個插銷就是前面所說的轄。轄雖然是一個小零件，但卻是行車的關鍵；沒有車轄，車輪就會脫落。《淮南子•人間訓》：“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漢書•陳遵傳》：“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由此可見車轄作用之重要。由于車軸肩負著承載整個車身及貨物的任務，容易斷裂，所以古人很注意保護車軸，不用的時候便將車轄取下，將車輪卸下，以減輕車軸的負擔，需要用車時再重新裝上。而卸下車輪，就相當于把車軸從輪中抽出，“軸”字的命名就包含有這層意思。

《說文》還收了一個“車”字的籀文形體，從兩車兩戈。《說文段注》說：“從戈者，車所建之兵，莫先于戈也。從重車者，象兵車聯綴也。重車則重戈矣。”意思是說，車上所配備的兵器，最早的就是戈。所以“車”字中可以增添部件“戈”。類似的形體在金文中也能見到，如圖3所示，其中的構件就是“戈”的象形字。而配備有戈的車無疑是古代的戰車。河南淮陽馬鞍冢出土的古代戰車，車廂上就設有專門插戈的圓筒，正好與此字形相印證。

古代的戰車多用馬駕。駕馬的數量有二、三、四、六不等。《說文》中“駢”、“驂”、“駟”分別表示駕二馬、三馬、四馬，這幾個字的意義都跟它們的聲符有關。“駢”字從“并”得聲，含有“兩個并列”的意義特征。“驂”字從“參”得聲，《廣雅》：“參，三也。”因而“驂”就有了“三”的特征。“駟”字從“四”得聲，《說文》：“駟，一乘也，從馬四聲。”由四匹馬拉的車稱為一乘。《論語》中說：“駟不及舌。”由四匹健壯的馬所拉的車，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但它還是趕不上舌頭的速度，這話是告誡我們說出的話就難以收回了，所以要出言慎重。成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就源于此。而駕六匹馬的是級別最高的車，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敢僭越的。在春秋戰國時期，戰車的多少是一個國家強弱的重要指標，“千乘之國”便是大國，“萬乘之國”要算是超級大國了。

駕戰車參與戰斗，有一點必須注意，那就是在奔赴戰場之前，一定要把馬的尾巴打個結挽起來，否則，在戰斗中馬尾巴會被東西掛住，致使戰車無法前行。秦始皇陵兵馬俑中馬的尾巴都是挽結起來的，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說文》中也有一個專門表示將馬尾挽結的“”字：“，系馬尾也。”其實，這個“”與“”字是同源字。《說文》：“，簪結也。”《說文通訓定聲》進一步解釋說：“結馬尾如人之。”這說明，結馬尾的方法跟女子盤頭的方法大致是一樣的。《左傳•成公二年》記述了春秋時期一次主要的戰役――之戰，其中就有關于結馬尾的情節。成公二年六月十七日，齊晉兩軍在地擺開陣勢。齊侯非常輕敵，一大早便說：我姑且消滅晉軍再吃早飯！于是“不介馬而馳之”。這里的“介”字是“”的通假字，全句的意思是不把馬尾巴挽起來就驅車進擊晉軍。結果，由于晉軍將士團結一致，全力作戰，最終使齊軍潰敗而逃。晉軍乘勝追擊，齊軍只好繞著華不注山逃竄。在逃竄的途中，由于齊侯乘坐的戰車事先沒有給馬尾巴打結，結果掛在了樹上，馬車跑不動，被晉國的將領給追上了。幸虧齊侯的御者急中生智，自己冒充齊侯坐在齊侯的位置上，才使得齊侯免于被俘。可見，在車戰前給馬尾巴打結是多么重要的一個環節。

漢字與古代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漢字 歷史文化 活化石

漢字來源于生活，基于生產的需要而創造。中華民族創造漢字的時候，充分考慮了自身的思維特點，字和思維相融合，字和生活相關聯，字可以是所代表含義的直觀體現。漢字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字、楔形文字并稱為世界三大文字，后兩種已經湮沒于歷史的長河，只能在博物館一覽真容，只有漢字頑強生存下來，并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主要的原因就是漢字是適應漢語特點的文字系統。歷史悠久的漢字，保存了我們民族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形音義之間本來存在一定的理據，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信息，透過漢字的構造我們常常可以閱讀古代有關生活方式、社會結構、風俗習慣、思想觀念等方面的信息，成為一種可直接“研磨”的“活化石”文字。著名學者于丹認為：“漢字是握在中華民族掌心里的紋路，循著它的指事象形，可以觸摸到所有觀念由來的秘密”。

一.文化的定義和特點

《易q賁q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天道自然，人文是社會人倫。治國者必須觀察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來掌握耕作漁獵之時序;又必須了解現實社會中的人倫秩序，以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等級關系，讓人們的行為合乎文明禮儀，并由此而推及天下，以成“大化”。西漢劉向《說苑q指武篇》，其辭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意思是，有頭腦的人治理天下，會先用文德教化天下，再用武力征服，如果僅僅動用武力征服天下的，國民會信服。先用文德感化，但是卻也改變不了，就可以誅罰他。以上可見，“文化”本來是指以文德進行教化的意思，是個政治性術語。

不同的民族，因為生活環境、語言習慣和自身發展的快慢不同，表現出來的文化形式和特質就不一樣。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薪火相傳，其重要方式就是通過漢字來傳承。漢字不僅是記錄漢語的文字符號，而且負載著古代科學知識和文化觀念。中國文字---漢字，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創造，又成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延續的主要脈絡。傳統文化和漢字雖出現有早晚，但相輔形成，互相促進。自從有了漢字，中華民族有了自己的歷史，中華傳統文化得到了延續，所以我們既可以通過傳世文獻來挖掘悠久的歷史文化，也可以通過漢字研究來了解古代社會，了解我們先祖的發展歷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

二.漢字與歷史文化

漢字不僅記載了古代中國人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漢字本身也充分體現了光輝燦爛而又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

（一）漢字與祭祀文化

祭祀最開始的對象是神靈，上古時代，人們思維簡單，富于幻想，對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現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懼，認為冥冥中有神主宰著宇宙間的萬事萬物。

在古文字中，凡與拜神有關的字多從“示”旁，如：神、祖、祝、社等。

《說文》：“示，天垂象，見吉兇，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但是《說文》的解釋不見的都是正確的，據有些文字學家解釋“示”的古文寫作，中間的T形像古代祭祀的桌子，上面的一短橫像是古代祭祀時用的生肉，下面的的兩點就是滴下的血。這形象的表明了古人在祭天時的場景。“示”表明了遠古初民對自然神的信仰。

1.祭

甲骨文時期“祭”左邊是一塊滴著鮮血的生肉，右邊是一只手，好像是手拿著生肉祭祀。到了金文時期，在下方加“示”，表示“祭”與神有關。《說文解字》的說解是：“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是一個會意字。清朝文字學家段玉裁注解說：“此三字會意也。”其中的“示”是神，左上方的形體是“肉”，右上方的形體是“手”，人們以手持肉，恭敬地向神明拜祭，這是古人祭神的生活寫真。“祀”，《說文解字》：“祀，祭無巳也。”從字形上看，是一個人在祭祀桌前跪拜。《玄應音義》：“祀，祭無巳也，謂常年祭祀潔敬無巳也。”《國語》：“夫祀，國之大節也。”因而可知“祀”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祭祀的禮儀和制度。

2.祝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祝”字的左邊是一個“示”字，右邊是一個“兄”字。“示”表示與神靈有關，“兄”像是一個人面朝左邊跪著進行禱告、祈福。《辭海》中解釋： “祭祀中司告鬼神的人。”也就是祭祀時司祭禮的人。祝，意為巫祝，即是古代祭祀時祝告的人。 據考證，甲骨文和金文的“祝”字左邊是“示”， 表示神靈， 右邊是一個面朝左邊跪著的人形表示祈求， 求神保佑， 求神賜福。段玉裁也注解說：“此以三字會意，謂以人神也。”意思是：巫祝用口與神交往。這里表現人們希望能通過巫祝與神的交談來寄托自己的一些愿望，祈禱求福。

（二）漢字與中國古代的飲食文化

飲食文化是物質文化的基礎，也是一切文化的基礎。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古人進入飲食文化要從火說起，因為有了火古人才進入人類的文明熟食時期。所以與飲食有關的古字一般都帶有“火”字。

1.炙

從“炙”的金文我們可以看出，上半部分是“肉”，下半部分是“火”。肉放在火上烤就叫“炙”。《說文解字》云：“炙，炮肉也。從肉在火上。”

2.煮

金文不是太清楚，小篆中，我們可以看出“煮”上邊像是盛滿東西的器皿，下邊是給器皿加熱的火。把盛滿東西器皿放在火上加熱就是“煮”字的意思。“煮”是制作食物的一種手段。

（三）漢字與中國古代的居室文化

1.巢

從“巢”的小篆字形中我們可以看出，“巢”像人攀援木而居。

2.穴

從小篆字形可以看出上面是“宀”，表覆蓋物;下面兩邊表示洞孔。本義是土窟窿，地洞。《說文》：“穴，土室也。”

古代居室有兩種方式：一是上古野外穴居，人們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澤低濕之地，人們在樹上筑巢而居。《始學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處，古之遺俗也。”南方多雨潮濕，北方干旱勢高，巢居和穴處因地勢和雨水的不同而不同。長江流域以南，由在獨樹上筑巢而居，經過多樹巢居，最后定為干欄式房屋;黃河流域由鑿穴而居，經過半地下穴居，最后定型為木骨泥墻的地面建筑。

3.家

《說文》：“家，居也”。從“家”的字形看，它是個會意字，表示屋子里養著豬。上古以畜牧、狩獵的社會轉入農業社會時，人們過著定居的生活，于是出現了家庭。早期家的職能，不僅供人居住，而且也供家畜居住，所以豬和家分不開。

（四）漢字與中國古代的服飾文化

1.冠

小篆“冠”，像一只手將一頂帽子加于一人頭上之狀，這是成年男子加冠禮時的鏡頭。在漢代，士族加以冠，庶人只能帶巾，可知帽子是權威的象征，由于庶民不戴帽，暴露烏黑的頭發，固秦朝以“黔首”稱庶民。

2.履

古人稱鞋子為履，履字的西周字形作一人的腳上穿著一只如舟形的鞋子狀。

（五）漢字與中國古代的行旅文化

1.行

從甲骨文和金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行”就是一個十字路口。“行”象形字，本義是道路的意思。《說文》：“行，道也。”《詩q豳風q七月》：“遵彼微行。”意思是絡繹地走在小路上。

2.涉

“涉”金文是兩只腳在河里一前一后的過河，小篆演變成左邊是一條河，右邊是前后兩只腳組成的“步”字。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沿承下來且使用者最多的充滿哲理內涵的表意文字。漢字的發明揭開了了我國文明發展的序幕，從甲骨文到現在的漢字，經過了漫長的演化革新過程，而這些革新既是其時代變遷的一個縮影，又是時展的需求，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漢字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漢字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燦爛輝煌文化，是中華文化永不熄滅的明燈。作為東方文明的象征，漢字被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借用為自己語言的書寫符號，形成超越國界的漢字文化圈，中華民族的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我們應該把漢字文化和漢字藝術發揚光大，共同繁榮和發展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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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正渤.漢字、文化以及漢字與傳統文化[J].漢字與歷史文化，2011.01.

[3]申小龍.漢字的歷史文化認識價值[J].中學語文，2002.10.

[4]賈湖刻符龜甲――追尋漢字源頭的痕跡.維普網.[引用日期2014-06-15].

漢字與古代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漢字 傳播 使用 文字政策 東亞

一、引言

漢字雖然是語言學領域的概念，但它已滲透到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其他領域中。漢字作為傳遞文化信息的主要載體，以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為核心，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邊緣國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又在這些國家的文字系統中以多樣而復雜的語言形式發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經完全廢除漢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語言。相比之下，韓日兩國仍受漢字的影響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著漢字。兩國雖然一直提倡“減少漢字”的語言政策，卻始終未能完全廢除漢字的使用。

二、漢字在韓日兩國的傳播

漢字作為記錄漢語語素音節表意性的書寫符號，對東亞地區文字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當韓國和日本等地區還處于無文字時期時，漢字已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作為東亞地區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著標記各民族語言的作用。權強（2004）在自己的研究論著中闡述古代東亞世界的定義時，就特別強調了漢字的作用。他稱“古代東亞世界是指以中國的漢字作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幾個要素的東亞地區，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1]漢字傳播時，東亞各地區的書面語和口頭語還處于互相分離的狀態，只有皇族、貴族以及官僚等少數階層才能獲得接觸和學習漢字的機會。由于崇拜先進、發達的中國文化，漢字很快就成了文化傳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東亞各地區的通用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體現了文化的優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還體現了當時的政治權力關系。圍繞中國王朝的權威以及以古代中國冊封關系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中國往往是東亞各地區的核心國家。關于東亞地區漢字傳播的相關研究中，除了漢字作為文字起著記錄語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傳播功能以外，還要注意到歷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諸多因素對漢字傳播的影響。漢字的傳播與其說是為了實現它的語言記錄功能，不如說是為了實現它的文化傳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漢字在韓國的傳播

根據朝鮮半島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遺跡，中國戰國時期的北方燕國和齊國都與朝鮮半島①有來往。而到了秦朝和漢朝，中原地區的平民百姓為了逃避戰亂和強制勞役移民到朝鮮半島，更進一步促進了漢字的傳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現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鮮半島接受漢字的事實。新羅時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濟時期的付札木簡等也反映了漢字在當時朝鮮半島用于國家運營以及支配社會的事實。在韓國的一些國語研究里，樂浪時代的文字被視為朝鮮半島最初的文字，并認為樂浪文字依次繼承到了高句麗、新羅、百濟，樂浪文字中大多數為瓦當文字。

漢字的傳播不僅豐富了朝鮮半島的本土文化，而且還掀起了國民精讀和了解漢文書籍的熱潮，也增加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到了漢朝末年，朝鮮人已經開始用漢字文言進行教育。372年，漢字再次通過佛經傳入朝鮮半島，漢字文言正式成為朝鮮半島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紀左右，新羅統一三國后，漢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黃貞姬把漢字傳播到朝鮮半島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第一個階段是殷商時期到公元4世紀，這個時期是從古代朝鮮形成到三國鼎立的時期。中國的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立漢四郡這一歷史事實，是朝鮮人能廣泛接觸中國漢字最直接的先決條件。[3]當時，漢字是作為發達文化的象征而傳播到朝鮮半島的。第二個階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紀末，這個時期佛教傳播到高句麗，新羅的統一和高句麗王朝的政權交替促使大量漢字隨佛教和儒教傳入朝鮮半島，同時高句麗產生了科舉制度。第三個階段為13世紀開始到李氏王朝時期結束，這個時期朱子學繁榮昌盛，也產生了“訓民正音”。

（二）漢字在日本的傳播

迄今為止，涉及漢字傳播到日本的問題，最早在日本歷史資料《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中被正式提及過。根據《古事記》記載，公元712年，太安萬侶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編輯了古代神話、歌謠等。而《日本書記》是日本奈良時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親王和太安萬侶等人編輯的史書，里面所記載的傳說和記錄等都是用漢字表述的。諸多研究指出，朝鮮人阿直岐在應神天皇15年為宣傳佛教，帶著漢文佛教經典來到日本。第二年，通過他的推薦，中國人王仁也來到日本，并成為了太子的老師。《論語》和《千字文》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傳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為代表的日本國語研究家們認為，日本人是通過與中國人的相互接觸或閱讀漢文而接觸到漢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樣的途徑傳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會，還是個尚未解決的課題。西島定生等人卻認為漢字先是為了維持政府之間的來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傳播到日本，隨后應用于標記本土語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會內部的。也有些學者主張當時日本還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漢字也是通過朝鮮半島傳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學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種子島發現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著漢字，當時人們推測漢字至少是在漢朝后期就已經傳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縣玉名市柳町的古跡中再次發現了包括“田”字在內的五個漢字刻在貝殼上。[4]同年，三重縣安濃町大城的遺跡中也發現了寫著“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見，漢字傳播到日本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初的彌生時代初期。還有，在日本的長崎、佐賀、福岡、熊本、宮崎、廣島、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區出土的文物中也發現了刻著“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國古代貨幣。直到2世紀，漢字才通過移居百濟的中國移民王仁和百濟人阿直岐傳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獻了《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紀，漢字廣泛普及到日本的統治階級、貴族階層和上流階層當中。到了5、6世紀，儒教和佛教的相關文物大量傳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語和有關古代官制、官職以及日常生活的漢字詞也開始大量地傳播到日本。在7、8世紀的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唐朝的漢音傳播到日本。從此漢字在日本成為了公用文字，“漢字正體意識”和漢音漢文占據了語言領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認為，遣唐使時期的金潘唐化熱潮促使日本開始大量使用漢字。[6]

三、韓日兩國的漢字接受形式

東亞地區的漢字接受形式大致分為漢字的借用與仿造。借用是指通過借音、借義以及音義兼借等方式，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方法。主要有音義兼借、音讀以及訓讀現象等。仿造是指根據漢字的形態以及制造方法創造出的漢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變異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據原有漢字的形態或者偏旁部首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補充舊漢字的新舊混用方式。變異仿造是指通過重新創造出新漢字的方法，來區分新舊漢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漢字的接受過程主要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改變漢字的形態，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漢字；第二個階段是創造出新的漢字；第三個階段是改變漢字的形態或減少漢字的結構，創造出嶄新的音節文字；第四個階段是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統。[7]

（一）韓國的漢字接受形式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主要起著兩種作用：一種是閱讀中國的漢文或用漢文記錄著述的作用，另一種是標記本土語言的作用，即漢字不僅用于閱讀或記錄漢文，而且用于標記本土詞匯或文章。

金敏洙認為朝鮮半島最大限度地利用漢字的優點，通過借音和借訓的統合，完成了獨創性的借用標記。他評價朝鮮半島的漢字接受問題時曾指出，朝鮮半島的借字標記經過誓記體、吏讀文、鄉札文、口訣文等發展過程，到鄉札文的階段，達到了頂峰。借字標記與上層的漢文不同，以中間層的吏讀方式繼續傳承下去。吏讀在漢文訓讀和正式文書的使用中，主導了人們的母語意識。[8]

朝鮮半島借用漢字主要有兩種使用形式：一種是按中國式使用漢字，另一種是按朝鮮式使用漢字（也稱吏讀），朝鮮半島的漢字主要用于標記固有名詞和句子，而標記句子又分“誓記體、吏札、鄉札、口訣”等四種方法。記體是對漢文的朝鮮式語序化，吏札是對漢文的朝鮮式語法形態化（包括語序和助詞），鄉札是漢字的完全朝鮮化的使用（包括語序﹑助詞及詞匯），也是民族化最徹底的形式，口訣是漢文中加朝鮮語助詞的形式。

朝鮮半島的漢字音來源于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語音（即中國開封語音）[9]，在借音標記上采取借鑒漢字的“直音法”（或讀若法）和借鑒漢字的“反切法”和“反復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鮮半島的漢字又稱“仿漢字”。“仿漢字”包括本土創造的固有漢字（即正體字和口訣簡體）和借用中國漢字的新音字和新義字。正體字利用中國漢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組合成新字，而口訣簡體可以說是漢字的附屬字。[10]

1443年，為了解決漢字標記的不便現象，李氏王朝創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統，命名為“訓民正音”。它是運用中國音韻學最核心的知識和中世紀朝鮮語的音素系統而創造出來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為基礎。正如鄭麒麟先生在《訓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釋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樣，“訓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創造了它的基本文字。關于“訓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種說法，如“古箕起源說、八思巴文字起源說、梵字起源說、發音器官起源說、太極思想起源說、薛聰起源說”[11]等。

（二）日本的漢字接受形式

漢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據統計，日本奈良時代的古代文獻《古事記》，使用的漢字總數為1，507個字；《萬葉集》使用的漢字總數為2，501個字。《古事記》和《萬葉集》使用漢字，采取了僅借漢字發音書寫日語的形式。另外，漢字傳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間，產生了《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等諸多以漢語文言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書。

日語中的漢字主要有兩種：一種起源于中國，古代從中國傳入的“原汁原語”漢語，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對于日本的和語而言的；另一種是根據漢字的造語法加工創造出來的派生漢語，例如“政治”“經濟”等。這類漢字在日本人的長期使用中發生同化，產生了一些變容。日本漢字的讀法有音讀和訓讀兩種，它的漢字音主要來自于中國的吳音、漢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漢字標記本土語言的過程中，認為光用漢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創造了漢字式的“萬葉假名”。可以說“萬葉假名”的創造背景與朝鮮半島的“訓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漢字的音和義來記錄日本的語言，最初是為了記錄《萬葉集》而被使用。“萬葉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從此日本從無文字時代過渡到了有文字時代，人們口中流傳的傳說與歌謠也開始用“萬葉假名”記錄。“萬葉假名”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音節文字，減少了很多語言表達方面的不便。“萬葉假名”是漢字現代假名的過渡階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著重要的意義。

之后，日本人對“萬葉假名”實行了字母標準化，改進為今天的“現代假名”。“現代假名”又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時代出現，是“萬葉假名”不斷演化和規范化的產物。古人為了便于書寫和理解漢文，不斷地對“萬葉假名”進行簡化，從楷書簡化成草書，又由草書簡化成現代假名。這樣形成的“假名”，形體結構比漢字簡單明了，有利于閱讀和理解，表現方法也極具多樣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階層。“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學作品的創作中。

談到漢字對日本語言文字體系的影響，可以說漢字促進了假名的創立和國字（和制漢字）的形成。國字又稱和制漢字，包括假名和漢字在內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漢字體文字等。正式的日語為假名和漢字的混合體。日語有三種文字標記方式即漢字、假名、羅馬字。

四、漢字在韓日兩國的應用以及相關文字政策

（一）漢字在韓國的應用以及相關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強行廢除學校的“朝鮮語教育”，朝鮮人被剝奪了接受國語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在這種政治、歷史背景之下，朝鮮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國語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權和應得的尊重。獲得解放之后，這種意識漸漸與“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結合在一起。當時朝鮮半島正處于開化期，受美國的影響頗大，所以也出現了不少主張專用朝鮮語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時，以民族解放為開端，“朝鮮語專用論”又成為了“自主獨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評價“朝鮮語專用”政策的實質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時指出，“朝鮮語專用政策導致了漢字喪失的時代，同時也大大降低了朝鮮人的漢字識別率。不僅如此，還成為了軍事政府獲得正當性和利用國字來煥發國民團結與愛國心的重要手段。”[13]后來，朝鮮戰爭又把朝鮮半島分為南北地區，北部稱為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簡稱朝鮮），南部稱為大韓民國（簡稱韓國）。

韓國的漢字使用期可以分為漢·韓并用期、漢·韓混用期、漢字復活期、教育用漢字·韓文的并用期。漢·韓并用期為1948年～1964年，漢·韓混用期為1964年～1972年，漢字復活期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漢字·韓文的并用期為1975年～現在。[14]

關于韓國漢字的相關政策，按照時代順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鮮（1392年～1910年）第四代國王世宗大王創立“訓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規定，政府公文改用韓文獲韓漢文混合書寫。

1948年，韓國制憲國會通過了“韓文文字專用法”。

1949年，有些國會議員在國會上提出“漢字使用建議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頒布“臨時限制漢字”1300個。

1961年，軍事和政權交替，進一步推進了“韓文專用政策”。

1964年，規定在中小學進行漢字教育。

1965年，國內外公文嚴格遵循“韓文專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漢字略案方案”，擬定到1972年完全廢除漢字。

1968年，制定“韓文專用五年計劃”。

1969年，文教部規定從1970年起，在學校廢除漢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頒布“教育法改正令”，規定在初﹑高中恢復漢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鮮政府規定廢除漢字。

1999年2月9日，韓國文化觀光部頒布“漢字并用推進案”。

（二）漢字在日本的應用以及相關文字政策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都積極借鑒西方社會，并學習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知識。隨著西歐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語言學家提出日本也應該像西歐一樣，使用簡單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日語，把英語作為國語。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島密（1835年～1919年），他曾經極力主張廢除漢字，是日本國字國文運動的先驅者，也是近代郵票制度的創始者。前島密在日本被稱為郵政之父。1847年，他為了求醫，離開日本江戶，并學習了荷蘭學和英語，曾向德川將軍提出過漢字廢除論。他強烈主張為了實現教育的普及化，要廢除漢字，把“平假名”作為日本的國語。另外，還有兩位堅持廢除漢字、采用英語的人物，那就是當時的文部大臣森有禮和原早稻田大學校長高田早苗。森有禮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橋大學的創始人。1885年被任命為第一次伊藤內閣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對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帶來很大的影響。1872年，他寫信給耶魯大學的德懷特·威廉教授，主張要把英語當成日本的國語，遭到德懷特·威廉教授的反對。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終于決定把表音文字化作為國家的重要方針。

日本圍繞語言使用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掀起了日本漢字改革運動。這項運動主要分假名文字論階段、羅馬字論階段、漢字限制論階段、漢字尊重論階段。面對如此多的爭議，日本政府在限制漢字使用的同時，也承認漢字在本國文字系統中的地位和存在，對于漢字問題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應對態度，學校的漢字教育也一直維持著一貫的做法。

日本的漢字使用期分為“當用漢字使用期和常用漢字使用期”。前者為1946年到1981年，后者為1981年到目前為止。[16]

關于日本的漢字相關政策，按照時代順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島密向日本末代將軍德川信喜提交“漢字廢除之議”。

1873年，福澤諭吉提出《新出漢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漢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設一門政府機關，名叫“國語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的基本方針第一條明確規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調查對象為假名和羅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機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臨時國語調查會公布了“常用漢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漢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標準漢字2592字”；標準漢字由常用漢字1012字，準常用漢字1346字，特別漢字71字構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了“廢除漢字”的口號。

1946年11月16日，選定“當用漢字1850字”，內閣命令發表于日本全國各地，作為社會語言生活的規范。

1949年，頒布“當用漢字字體表”。

1981年10月1日，頒布“常用漢字1945字”，作為新的標準。

五、結語

漢字是超越國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財富，在未來的日子里它將為實現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做出更大的貢獻。全力推進和發展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需要規范化的漢字應用和正確的漢字相關政策，同時還要具備能有效應用漢字編碼的環境。為了闡明怎樣有效應用現代漢字，并促進國際化交流的研究課題，我們不僅要探討漢字編碼以及漢字字體的統一等一系列新出現的漢字問題，而且還要在充分掌握東亞各國漢字應用的共性與個性的基礎上，相互吸取經驗教訓，探索符合時展和各國國情的正確方向。

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東亞各地區的漢字應用和發展、發掘它們的共性和個性固然很重要，但考慮到未來將要實現的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同時為了維持它的順利發展，我們更應該深入研究和分析東亞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給漢字帶來的深遠影響，并確立出符合新時代的嶄新課題和解決方案。漢字是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當中創造出來的寶貴文化，它可以客觀地記錄人類歷史與文化，同時也肩負著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責任。漢字的應用，必須符合新文化、新語言的應用發展規律，只有這樣，漢字的存在價值和地位才會更加鞏固和完善。

（本論文為中國2010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而完成的。）

內容注釋：

①朝鮮半島：中國、越南、朝鮮等地區稱之為朝鮮半島，韓國將

其稱之為韓半島。朝鮮半島位于東亞，一千年以上維持單一國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為兩個國家。南部為大韓民國（簡稱韓國），北部為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簡稱朝鮮）。本文主要探討韓國的漢字傳播使用情況，不涉及朝鮮地區。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過莫府來實行政治統治的政府，也稱之為

“武家政治”。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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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漢字???　???　漢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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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権強.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D].東京大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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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與古代文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形聲字；漢民族；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H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096-03

漢字是世界上迄今為止仍在使用的獨一無二的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其形體結構與語素所固有的音與義結合，生動形象的造字心理機制，傳載著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富信息。然而，先秦以來人們更多關注的只是漢字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等理性意義，并未對漢字字形所反映的漢民族傳統文化有太多關照。本文以傳統語言文字學為視角，以漢字為本位，研究形聲字系統的文化蘊涵和文化影響及對現代文字學、文化學和詞匯學發展積極意義。

一、形聲字字形與漢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

漢字作為唯一流傳、使用至今的古老的表意的自源文字體系，顯示了其頑強的生命力。幾千年來，漢民族用漢字記錄他們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科技、戰爭等方面的認知，用漢字字形向我們展示、傳遞著富有漢民族鮮明特色的思S和認知方式，尤其是漢字中占相當比重的形聲字所承載的漢民族的思維和認知特征。

通過對于形聲字字形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漢民族生動的歷史故事、文化心理，其形體的綜合功能由此可見一斑。而形聲字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功能，是源于漢民族以大觀小、以簡馭繁地把握世間萬物的系統的思維方式。原始先民在制字之初就已將系統的思維和認知方法融入了形聲字字形，并在形聲字的繁衍中不斷鞏固和發展，使形聲字的綜合能力日益增強。從構形來看，形聲字是由形符和聲符拼合在一起來表義，而用來表示形聲字義類的形符和表示命名理據的聲符便喪失了其原始字形象形、指事、會意等用其具象所表示的意義。形聲字就將音義兩個符號的象形、指事、會意的表義方式潛藏在形聲的框架之下，從而取得優良、便捷的整體效果。早在先秦時形聲字大量派生的階段，學者們就已經看到形聲字聲符的重要性，在為簡化漢字表意需要而分化已有漢字所承擔的表意方面的繁重職能時，在表意漢字基礎上加注相同義類的聲符構造新的形聲字，就使漢字表意更加嚴密精確。北宋時，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說”，認為形聲字不僅形符表義，聲符也能表義，同聲符的形聲字意義有某種共同之處，因此，形聲字便可以聲符的意義建立起與形符所表“義類”相互補充的新的“義類”系統，從而加深了對形聲字的系統性的把握。如從“戔”得聲的形聲字都有“小”的意思，如淺為水之小者、錢為金之小者、殘為歹之小者等，形成了“小”義統率下的一個義類系統。又如“婁”本義為“空”，引申為“堆起”、“重疊”，而以“婁”為聲旁的一組字便在漢民族系統思維的熏陶下使我們得到系統性的認知：“樓”有“重疊”之意、“螻”為挖“空”泥土的昆蟲、“髏”是“中空”的骨架等。因漢民族系統思維方式的影響，造字用字過程中將孤立的形聲字串聯成為一個開放性的義類系統。

形聲字以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為構件，在表意構件基礎上添加聲符來創造新字，使漢字形成聲符和形符對立互補的有機整體，這是在漢民族辯證思維影響下產生的必然結果，并使其在漢字中占有絕對的優勢。如：《說文解字?卷四》：“受，相付也。從 ，舟省聲。”許慎認為“受”字是形聲字中的省聲字，即把“受”的聲符“舟”省去了一部分。許慎當時并沒能看到比古文、小篆字形等更能表示漢字筆意的甲骨文字形，因此對漢字構形不可避免的會有或多或少的誤解。從近代以來發掘的甲骨文字形看，“受”字當為會意字，像兩手中間有一只舟，是一個人把舟傳遞給另一個人，表示傳遞東西。這個字形同時表示了接受和授予兩個動作，“受”字最初承擔著接受和授予兩個意義。段玉裁注：“ 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相付一也。”同一個漢字字形，在漢民族辯證思維的影響下，從兩個不同的角度觀察便產生了兩個與字形相契合的意義。并且，隨著漢字的不斷孳乳和派生，又以“受”字為聲符加注形符“扌”，造“授”字來記錄“授予”之意，初文“受”記錄“接受、承受”之意。將一個“受”字系統記錄的兩個相反相關的動作行為辯證地分化為用本字“受”和在本字基礎上加注形旁造形聲字“授”來分別記錄，這正反映了在漢民族先民們在辯證思維影響下創制新的形聲字的過程。

二、形聲字字形與漢民族傳統生活生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