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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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格蘭杰因果檢驗
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存在的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大多基于一國的實踐，很少從中國轉軌經濟的實際出發探討在兩者的關系，由此得出的結論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國實際。而今，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拐點，金融改革也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迫切需要從理論的角度來來回答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給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給予理論支撐。本文擬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論”進行分析，探討其在中國實際情況下的適用性，并選取中國相關數據設計實驗對兩者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其濫觴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們從經濟史的角度，分別從工業革命和1790～1840年美國金融系統的發展來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結論。
從國家層面，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但是其沒有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他不能確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發展中經濟，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論”，他指出在所有情況下，“金融抑制”都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金融深化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自由化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與Levine（1993）在1993年，設計了四個金融發展指標和四個經濟發展指標對80個國家在1960～1989年的數據進行了跨國回歸。他們發現，不僅同期經濟增長指標和金融發展指標是正相關，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發展指標和隨后10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是正相關的。他們斷言，金融并非是僅僅跟在經濟發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導致了經濟增長[2]。Rioja和Valev（2004）對74個國家1966～1995的數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同。在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確定；在中級階段，對經濟增長又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級階段，其雖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級階段作用要小。
一些學者從行業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國銀行業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放松管制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跳躍，金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Rajan與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發展水平對不同產業的影響，進而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另一些學者從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進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過對48個國家1980～1995年大量數據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市場與銀行對經濟增長都很重要，難以確定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是哪一種金融體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術處理了遺漏變量和因果關系，其結果依然與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應采取不同的金融機構。早期應當建立有效的銀行體系；后期應當關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場。
這些理論紛繁復雜，但其結論無外乎為以下幾種：
一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無關，這多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但卻是其障礙。其原因是金融泡沫與貨幣危機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三是需求遵從論（demand—following），即認為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帶來金融結構的變化，促使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
四是供給主導論（supply—leading），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金融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五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雙向關系。這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兩者的關系可以是需求遵從也可以是供給主導。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關于上述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觀點，筆者認為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雙向關系更為符合新興的經濟轉型國家。雖然這種理論考慮到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但是沒有考慮一國具體實際的理論不能用來指導一國的實踐，還需要根據一國的實際加以調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國轉軌經濟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對需求遵從、供給主導進行了總結，并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進而提出了雙向關系論。他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在發展早期，金融部門的擴張通過金融機構的產生與金融服務的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至于“供給主導”的觀點一致。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金融部門則處于“需求遵從”的地位，即經濟增長誘導金融發展。
金融部門在生產中的主要功能是為生產部門的生產進行融資。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產生基于實際生產需要的資金需求，這些資金很多時候需要從金融市場獲得，且不論這種需求的滿足是金融市場量的擴張還是質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區分的概念是金融的發展僅是指量的增長還是包含了質的提高。若指前者，則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金融發展”；但若是指后者，顯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長都是金融發展，帕克里特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這種促進往往反映為量的擴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才表現為質的提高。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兩者的區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顯，往往是量增長的同時伴隨著質的提高。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首先體現在量的增長，在資金來源的潛力都被挖掘幾近殆盡時，其量的擴充沒法進行下去，這時就要求其內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質的提高。因此，其內在邏輯是經濟發展金融量的擴張金融質的提高。
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點較低，往往處于金融量的擴張階段，而發達國家其量的擴張潛力有限，很多時候表現是金融質的提高。因此，無論從量還是質的角度來說，都是由于經濟發展所導致。僅僅認為是供給主導了經濟增長的觀點忽視了只有實際需求才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力量，當沒有實際的需求時，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給，只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泡沫，而不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供給主導發揮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滿足（這種需求可以是“潛在需求”，即在現有的技術、制度等外在約束的條件下，本可以滿足而現實未滿足的需求）的條件下，這個結論無論是從金融角度還是在經濟學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發展都會促進經濟的增長。金融的發展，會使融資更有效率。資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獲得，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滿足生產部門對資金需求，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沒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經濟需求的金融發展，僅僅是會產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的沖擊，阻礙經濟的發展。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從理論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確與否，還需要實證進行檢驗。下面以中國來進行實證分析來驗證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三、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案的設計
1.實證目的。實證的主要目的是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這需要兩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就無法去驗證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必須要經歷兩個階段，其一是檢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否具有長期均衡；其次是在兩者均衡的基礎上檢驗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2.數據和變量選取。變量選取采用了兩個指標麥金農指標：M2/GDP，來表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標：FIR，即金融相關程度指標，FIR=（M2+L+S）/GDP，其中L為各種貸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貸款）；S為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保險費及股票市值等）[5]。
檢驗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1），部分來自其他論文及網站。原始數據。
3.實證方法?？紤]到實證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金融發展變量和經濟增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6]。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檢驗，如果數據平穩，可以直接進行因果檢驗；如果數據不平穩，先對數據進行差分后進行協整檢驗，再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本文分析借助與EVIEWS76.0完成。
（二）實證分析過程
1.描述性統計。從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GDP、M2/GDP、FIR的波動都比較大，分別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對有關變量取對數，一方面可以減輕波動，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異方差性。
2.變量的單位根檢驗。使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即檢驗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即不存在單位根），若數據是平穩的，就可以直接對數據進行格蘭杰檢驗，以確定因果關系；若數據不平穩，此時可以對數據差分項進行ADF檢驗，檢驗差分項是否平穩，若協整階數一致，則數據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所謂的協整關系是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通過ADF檢驗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項DLGDP，DLM2/GDP，DLFIR卻是平穩的。因此，對三個平穩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三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3.Johanson極大似然檢驗。在檢驗協整關系時采用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來測定協整關系。相比較E-G兩步法，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的誤差更小，并且可以測定兩個以上變量的協整關系。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結構，這里選取帶截距不帶趨勢項的VAR模型，選擇滯后階數為2，得到實驗所需的模型。
當滯后階數選擇2時，由檢驗可知不存在單位根，所以VAR系統是平穩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由協整檢驗可知，沒有一個、僅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通過了檢驗；至少有兩個協整關系沒有通過檢驗。由此可以得出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4.格蘭杰檢驗。由Jonhanson檢驗可以知道，三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兩個協整關系，可以對他們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確定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為上述VAR模型我們選擇滯后階數為2，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DLGDP與DLFIR存在單項因果關系，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因此，得到結論，DLGDP與DLFIR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M2/GDP與GDP成反比，這與談儒勇[7]（1999），曹嘯，吳軍（2002）的結論相仿，他們對此的解釋是貨幣當局逆風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從量而非質的角度來說明，并且無法說明在何種條件下金融發展引致經濟發展。未考慮通脹因素。在選取指標時，存量指標未剔除通脹。事實上[8]，在把通脹作為一個變量考慮時，其結論往往會有很大不同。
參考文獻
[1]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增長[M].浦壽海、毛曉威、王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4（5）：24-31.
[5]武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學俊.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實證檢驗[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45-62.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第2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增長率居世界前列，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到2012年末，我國經濟總量達到8.26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人均GDP約 6 100 美元，按聯合國的標準劃分，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金融業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并逐步與國際接軌。但隨著我國經濟、金融的發展，國民收入差距卻不斷拉大，經濟失衡現象越來越嚴重，地區和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基尼系數居高不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年達到了0.474，基尼系數連續多年超過聯合國0.4的警戒線。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而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金融體制改革逐漸深入，能否全面而深入地把握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差距之間的關系，將直接關系到新時期改革的成敗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本文擬以我國1990―2012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通過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當前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的動態關系，從而發現存在的問題并給出政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多，但得出的結論存在較大的差異，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述較為重要的文獻。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亞當?斯密[1]等古典經濟學家很早就認識到銀行可以通過信用創造積聚資本，促進社會現實資本的流動，促進經濟增長；熊比特[2]發現，銀行有媒介資本和信用創造的功能，能夠通過購買力的創造，將資金不斷地投向創新活動領域，給經濟注入活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羅納德?麥金農[3]和愛德華?肖[4]認識到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同時，他們也注意到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問題，主要表現為政府對信貸供給的行政干預，扭曲了資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效率。我國學者談儒勇[5]以實證的方法對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認為中國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能促進經濟發展，二者同向發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標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進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我國金融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
2.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發現兩者間存在著“倒U”型庫茲尼茨曲線關系。他們對這種“倒U”型關系的解釋是：在金融發展初期，由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比較嚴重；而到了金融發展逐漸完善的時期，收入分配狀況不斷合理化，差距就逐漸縮小。Beck等[8]對99個國家1960―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金融支持和投資對解決貧困是有益處的，金融發展有利于減少貧困，縮小窮富之間的收入差距。
李勇輝等[9]根據國內1952―2005年的相關數據分析我國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并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深化與居民收入分配狀況之間呈現“倒U”關系。張立軍[10]用廣義貨幣M2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作為選取項目，研究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認為中國的金融發展很大程度上會造成收入差距增大。喬海曙等[11]根據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選用非參數相關檢驗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得出我國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間呈現“倒U”形的庫茲尼茨曲線關系。
鄭 州 輕 工 業 學 院 學 報 （ 社 會 科 學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偉濤，等：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的動態關系研究
3.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的關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效應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非線性關系，在解釋變量中不僅包括收入差距，還包括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項，發現發達國家收入不均與經濟增長之間是正相關，而在發展中國家，兩者之間是負相關。陸銘等[13]基于聯立方程和分布滯后模型對我國1987―2001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的非線性關系和不同時期的閾值效應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時期我國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曹裕等[16]運用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的城市化、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具有抑制效應，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存在區域差異效應的結論。
雖然國內外學者對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關系的研究結論有較大差異，但仍然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金融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漸凸顯，與社會各個方面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包括關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問題，因此需要進一步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和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特點來研究并分析經濟增長、金融發展、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1990―2012年的相關數據，以金融相關率（FIR）、基尼系數（GC）、經濟增長率（GDPR）3個指標分別衡量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3個變量。其中金融相關率指標通過M2/GDP計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數官方未公布，不同學者采用的計算方法有所差異，計算結果也不盡相同。本文根據定義，同時參考世界銀行網站和國內相關文獻計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數據[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數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經濟增長率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和中國統計年鑒。各指標1990―2012年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圖1 1990―2012年我國金融相關率、
經濟增長率和基尼系數變化趨勢1.模型的構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以來，該模型已經獲得了廣泛應用。由于 VAR 回避了結構模型設定，在經濟學理論不足以指出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估計模型及出現內生性問題時，提供了很好的解決辦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通過脈沖響應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動態關系。
根據選取的指標，構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歸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變量和自變量的即期值；i為滯后期數，βi為系數矩陣，ε為擾動列向量。
（1）樣本數據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
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異方差，在實際檢驗前對變量取對數。數據序列的平穩性檢驗采用ADF檢驗，顯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結果顯示3個變量存在共同的時間趨勢，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序列。在此基礎上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3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從表2中的跡統計量檢驗結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個變量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可以通過構建VAR模型來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2 協整檢驗結果
（2）模型求解
通過對樣本數據的VAR估計，結合滯后階數選取的AIC和S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2，以FIR，GC，GDPR這3個變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進行模型的平穩性檢驗，變量特征根均落在單位圓內，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穩的。在此基礎上運用EViews7.0進行向量自回歸分析，大部分估計系數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模型求解結果如下：
2.脈沖響應函數及沖擊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穩性檢驗通過的基礎上，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來研究在擾動項上加上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對內生變量的影響，分析結果才是可信的。圖2為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3個變量間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在脈沖響應圖像兩側的置信帶，滯后期數取為10。
由圖2可知，FIR對GDPR的沖擊影響在前5期均為負向，第5期以后轉為正向，并逐漸收斂，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較長的滯后效應，隨著時期推移，金融發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GDPR對FIR的影響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經濟增長過程中對金融發展的需求增加，對金融發展水平的要求提高，從而推動了金融發展。FIR對GC的沖擊影響一直為負向，在FIR給GC一個正向沖擊后，基尼系數逐漸減小，說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縮小收入差距。GC對FIR的沖擊影響基本為負向，且負向波動增大，說明收入差距的擴大，阻礙了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財富集中，但收入較低的群體是社會的主體，占人口的比重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無疑會造成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不足，從而不利于金融發展。GDPR對GC的沖擊影響為負，但負向影響程度逐漸減弱，說明經濟增長能減少收入差距。GC對GDPR沖擊略有波動，但基本保持正向，兩者存在正向效應，這說明了基尼系數的增加，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社會的經濟效率較低，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區的經濟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經濟增長，這與改革開放來中國經濟發展政策產生的現實結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據所構建的VAR模型，進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動態特征，把內生變量的波動分解為與各方程相關聯的組成部分，來研究各外生變量對內生變
圖2 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間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量的相對重要性。表3為FIR、GC、GDPR 3個變量的方差分解結果，S.E表示標準誤差，其他列為各變量的貢獻程度。
從FIR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對FIR的貢獻程度均呈上升趨勢，在第10期，分別達到24.305%，5.083%。從GC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對GC的貢獻程度保持增長趨勢，到第10期，分別達到17.967%，5.962%，GC對自身的貢獻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穩定在76%的程度。從GDPR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FIR對GDPR的貢獻程度逐漸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較高水平，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較大；GC對GDPR的貢獻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減少外，基本保持增長趨勢，但貢獻程度較小，保持在2.5%以內。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經濟增長能夠推動金融發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存在一定的滯后期，這與武志[6]的研究結論相符。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水平、金融體系完善程度有內在的要求，這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趨勢。但同時從研究結果發現，金融發展前期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存在滯后效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能夠減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金融發展，但對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效應，即在經濟發展初期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長期均衡角度來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刂坪蜏p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現階段我國宏觀調控較為突出的現實問題。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注重經濟增長、金融發展、收入差距間可能存在的庫茲尼茨曲線關系和拐點效應。充分關注理論研究成果，把握現階段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積極推動經濟和金融進一步發展。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階段下，應追求協調可持續發展。經濟、金融的發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內在質量，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縮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2）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其中應首先加大對農村居民、城鎮低收入階層、失業人口、偏遠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讓中低收入階層也能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較強。關鍵原因就在于國民收入差距過大，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拉大不僅不能提高經濟效率，反而造成經濟失衡和增長質量下降，不利于經濟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經濟增長之途，同時能夠促進金融發展，提高金融發展水平，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第3篇
關鍵詞:教育發展水平;經濟增長;灰色關聯
中圖分類號:G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083-02
1 引言
人力資本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本主要通過教育投資形成,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實證分析進行。McMahon通過對東亞經濟全面調查后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在東亞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東亞的突出成就關鍵在于發展了小學和初中教育,每個層次的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差異。蓋莫(Gemmel,1996)通過研究發現,初等教育與中等教育分別與最窮和中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關系更為密切,而高等教育對經合組織國家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Bassanini&Scarpetta在2001年以經合組織國家1971-1998年的數據為樣本,以工作年齡個人人均GDP為被解釋變量,以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為解釋變量,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每提高1%,人均GDP增長0.57%。
關于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探討,國內學者唐祥來通過借鑒Barro的研究方法和觀點,采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Lucas生產函數,選取29個省、市、自治區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發現不同層次的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作用差異的顯著性。實證表明: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結構差異,高等教育對于發達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明顯。中等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顯著。韓宗禮(1990)依據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估算出我國1964-1987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36%。申屠利芬將教育分為正規教育和職業教育兩類,采用柯布―格拉斯生產函數對浙江省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探討,發現與正規普通教育相比,職業教育對浙江省經濟增長呈顯著的正作用。沈永躍(2009)選取了2000-2007年河南省教育發展和經濟增長相關指標的數據,對河南省的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總體上,河南省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呈中度關聯。
綜合上述文獻可見,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地區,不同層次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差異。
為此,本研究以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廣東省為研究對象,從不同的教育層次來探討教育發展在廣東省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以及不同層次的教育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
2 模型的建立
1982年,鄧聚龍教授首先提出了灰色系統概念,并建立了灰色系統理論,灰色關聯分析(GRA)是對系統中各因素間關聯程度的量化比較,實際上是對動態過程發展態勢的量化分析。
由于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性,使得教育與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變得復雜化,而用來反映廣東省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有關數據不完備,因此采用灰色關聯分析來分析廣東省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設有m個時間序列{x(0)1(t)},{x(0)2(t)},…,{x(0)m(t)}(t=1,2,…,n)。n為各序列的長度即數據個數,這m個序列代表m個因素(變量)。另設定時間序列{y(0)1(t)}(t=1,2,…,n)為母序列,而將上面m個時間序列稱為子序列。關聯度是兩個序列關聯性大小的度量。一般來說進行灰色關聯分析需要經過以下幾個步驟:
①確定分析序列。本文中以經濟增長為因變量,亦即參考序列y0,自變量xi為比較序列,xi可以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初等、中等、高等)的人口比重。
②將變量數列進行無量綱化。由于統計得到的原始數據,由于數列單位不同或者量綱不同,為使各因素之間具有可比性,首先將參考序列y0和各比較系列xi的原始數據作初值化處理,消除量綱。
③求差序列、最大值、最小值。計算公式如下:
差序列:Δ0i=|y0(k)-xi(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兩級最小差:Δminminimink|y0(k)-xi(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兩級最大差:Δmaxmaximaxk|y0(k)-xi(k)|,k表示時間,通常k=1,2,…,n
④計算灰色關聯系數。公式如下
γy0(k),xi(k)=Δmin+ρ•ΔminΔ0i(k)+ρ2Δmin
⑤計算灰色關聯度。
γ(y0,xi)=1n∑nk=1γy0(k),xi(k)
⑥結果評價。根據各個數據列所計算出來的關聯度,即各因素與比較變量的關聯大小,評價與比較變量關系最密切的變量,并對每個因素與比較變量的關系進行排序,找出因變量變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
由于反映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的有關指標的統計口徑不同,是造成許多文獻研究同一問題但得出的結論卻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灰色系統理論著重研究概率統計、模糊數學難以解決的“小樣本”、“貧信息”等不確定性問題,對數據的要求可以是任意分布。因此,運用灰色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3 實證研究
3.1 指標選取及說明
(1)因變量指標。現有研究經濟增長的文獻中大多采用國內生產總值或者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巴羅,1995和李子奈,2002)。本文將經濟增長作為因變量,以2001-2007年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因變量指標。主要是因為國內外研究這個問題的文獻中沒有同樣的統計口徑,筆者也沒有找到更好的指標選擇。
(2)自變量指標。本文以教育發展水平作為自變量。用來測量教育發展水平的方法很多,通過對目前研究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本文用受教育年限法來度量教育發展水平。首先將勞動按學歷層次進行分類,共分六類:未上過學(文盲和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包括普通中專、技工學校)、大學專科(包括普通大專、高職高專、成人大專)和大學本科以上。其次,確定每種學歷層次的受教育年限。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以上六類受教育年限分別限定為2年、6年、3年、3年、3年和4年,但鑒于統計資料的可得性,把大專學歷及其以上分為一個層次,教育年限為4年。基于統計數據的來源,我們將采用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教育發展水平的測度指標,再輔以初、中、高等受教育人口比重指標作為補充。計算方法如下:
x1: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過學人口×2+小學文化人口×6+初中文化人口×9+高中文化人口×12+大專以上文化人口×16)/總人口
x2: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初中文化人口/總人口
x3: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高中文化人口/總人口
x4: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專以上文化人口/總人口
從目前已有的文獻來看,一個地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不同層次的教育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的影響存在差異,筆者希望通過利用灰色關聯模型分析廣東省平均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層次的教育對廣東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進行排序,以此來分析廣東省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3.2 數據來源和處理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是筆者根據2002-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查得2001-2007年廣東省GDP數據列y0(單位:億元),另外由2002-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計算得到6歲6歲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的4個指標x1,x2,x3,x42001-2007年數據見表1。
表1
年份
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xi(k)%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k)%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k)%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4(k)%
國內生產總值(GDP)y0(k)億元
20018.1939.9814.093.8810647.70
20028.2237.7813.835.1511769.73
20038.1436.4813.465.0713625.87
20048.2538.1313.905.1916039.64
20058.4840.4115.405.8122366.54
20068.5342.0615.095.7026204.47
20078.7643.4616.316.4631084.40
3.3 計算結果
本文采用的數據處理軟件是DPS11.50統計軟件,在處理過程中取ρ=0.5,得到如下關聯度矩陣,見表2。
表2
關聯矩陣x1x2x3x4y0
x110.964130.962610.740570.64385
x20.9638110.958330.723270.62466
x30.960850.9567610.736650.63202
x40.666480.648540.671310.67368
y00.643850.626390.640680.733711
結果顯示γ01=0.64385,γ02=0.62639,γ03=0.64068,γ04=0.73371。
4 結論及展望
總的來說,廣東省的教育發展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是比較高的,達到0.64385。從受教育程度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聯度來看γ04>γ03>γ02,說明廣東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與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關聯程度最高,達0.7337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大,受中等教育次之,受初等教育最小,但中等教育發展水平、初等教育發展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灰關聯度也較高,兩者之間差距不大?？梢?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趨勢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非常接近,高等教育是現階段廣東省內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文章雖然從戰略的角度對廣東省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發展進行實證研究,并發現廣東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趨勢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十分接近。廣東省現有普通高校153所(包含本科、高職、獨立學院和民辦學校),其中高職院校88所,占所有高校的57.5%,自[教高]16號將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新的類型以來,高職教育在廣東省的經濟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計量高職教育廣東省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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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循環經濟 新經濟增長點
經濟增長點理論脫胎于法國學者佩魯的“發展極”理論。自1955年佩魯提出“發展極”概念后,歐美學者用“增長極”或“增長點”發展了佩魯的理論。我國學者對經濟增長點的深入系統研究是在1997年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不景氣和啟動乏力的情況下逐步展開的,十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對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概括來講,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經濟增長點的理論內涵;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標準;經濟增長點的培育。
一、經濟增長點的理論內涵
對于經濟增長點理論,學界公認的觀點是它來源于經濟不平衡發展思想,即經濟增長不會同時在經濟體的每一處出現,因而需要選擇增長的觸發點,也就是經濟增長點。經濟增長點實質上是經濟體內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發展可以向外產生擴散和輻射,進而啟動整個經濟體的增長。然而,在對抽象的經濟增長點內涵進行具體表述時,學者專家們的意見不盡相同,主要是在①對經濟增長點是單一的產業因素(農貴新,1999、金培1998)還是產品、企業、產業、區域、技術等多點因素(鄭吉偉,1997;張耀輝,2000;張輝、,2002;張國富,2006);②對經濟增長點的形成機理是否可歸納為消費熱點(余健明,1996;張秀冰,1999); ③經濟增長點主要立足于現在對經濟系統的支撐(傅德中,1998)還是放眼未來對經濟發展的先導(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還有很大的爭議。
二、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標準
對于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標準,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研究視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從微觀角度強調了投入-產出要素之間的關聯分析、市場機制下的彈性分析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定量分析,試圖建立起一套經濟增長點選擇標準的指標體系。學者們普遍認為,產值增長率、就業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率、凈出口增長率、消費量增長率、消費效益、政府支出增長率等指標的考察都對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有意義。相關的研究如王元京、張昌彩(1996)從產業關聯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材料、新能源產品等對傳統產業的帶動;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1996)《“九五”期間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與對策》的報告通過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彈性的預測,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最快的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對交通通訊方面的需求、農村居民對家用電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鎮居民對住房的需求的結論;農貴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產率的9個指標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角度看選擇的經濟增長點是否與經濟發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與經濟結構調整相一致、與社會結構調整相一致、與意識形態調整相一致、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一致、滿足供需平衡等。
綜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們歸納了經濟增長點選擇的主要標準(傅德中,1998;張耀昌等,1999):(1)強勁的市場需求;(2)富有彈性、能有效適應市場需求擴大的潛在供給能力;(3)創新過程及良好的成長性;(4)強大的經濟滲透力及帶動效應;(5)強大的經濟制度潛能;(6)國際競爭力強。
三、經濟增長點的培育
研究經濟增長點理論的目的不是討論現實中已經出現或存在的經濟增長點,而是試圖培育一種潛在的新經濟增長點。國內的經濟學者們一般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來討論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方式。從生產力的角度討論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為供給推動、需求拉動和供需互動三種形式(張耀輝,1999、2000);強調經濟增長點的生產關系屬性,特別是所有制屬性的學者,如程必定“經濟增長點是國民經濟或區域經濟中具有發展活力和發展潛力,對全局經濟發展又有較大帶動和影響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種產業,一種行業,也可以是一種經濟類型,一種經濟組織。個體私營經濟作為一種非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在安徽蓬勃發展,占全省經濟總量比例雖不大,但卻日益顯示出作為全省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體經濟增長點的培育途徑往往是從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出發動態地制定發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論上的分歧,學者們對未來我國新經濟增長點的選擇也不盡相同。檢視2007年以來的相關文獻,被視為新經濟增長點的有:旅游業、生物質能源、文化產業、綠色經濟、移動互聯網、能源環保產業、民族醫藥、設計服務業、節能減排產業、休閑保健產業、國家級開發區、生物醫藥產業、區位優勢、臨空經濟、物流金融、擴大內需、城軌經濟、循環經濟、環境保護、現代物流業、電子商務、會展經濟、海洋經濟、中藥業、電子游戲產業、縣域經濟、生物產業、西部地區、內容產業、有機食品產業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新經濟增長點涉及了產品、產業、區域、不同的所有制經濟甚至經濟社會政策等內容,一方面反映了選擇標準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經濟多成分、多層次、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因此,在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問題上,必須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協調,同可持續發展相聯系,這就需要在發展循環經濟中選擇新經濟增長點,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要符合循環經濟理念。
循環經濟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環境保護興起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鮑爾丁最早在“宇宙飛船經濟學”中提出了循環經濟的思想。在這之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循環經濟概念逐漸與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等相結合,成為系統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但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太大。2007年,我國GDP總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鋼鐵占30%,水泥占54%。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煤炭生產國,成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國,成為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這使得資源環境對我國的約束全面增強。
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看,目前正是由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過渡的階段,同時,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的資源能源消耗呈直線上升的趨勢。先行的工業化國家走過這一階段時有廉價的資源可以利用,環境容量也還允許,但我國顯然已經不具備這種條件。這種約束已經成為我國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必須考慮的因素。
也是基于這種考慮,20世紀90年代,我國從德國引進了關于循環經濟的思想,確定了3R的原則(即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并從單個企業的清潔生產、建立生態工業園區、建設循環型社會等層次進行了循環經濟實踐。有很多的專家學者對循環經濟進行了研究論述。代表人物有吳季松、馮之浚、錢易、左鐵鏞、季昆森、齊建國、周宏春等人。內容涉及循環經濟的內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則、實施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等。當然這其中也存在很多爭論,但用循環經濟模式代替原有的線形經濟模式,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已經成為這些學者的共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頒布了我國頒布了《循環經濟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對于循環經濟的內涵、側重點、實施原則、具體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規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是今后一個階段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依據。
按照《循環經濟促進法》的要求,提出對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的一些思考。
(1)新經濟增長點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而是人們在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精心選擇和培育的結果。
(2)未來我國新經濟增長點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
(3)循環經濟模式就是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新的方式。循環經濟式工業化與城鎮化所產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就是新的經濟增長點。
(4)把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與發展循環經濟結合起來,是我國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情況下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資源環境狀況的必然要求,同時這也同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相一致。
(5)把選擇和培養新經濟增長點與發展循環經濟結合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和抓手。
(6)產業方面: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產業、裝備制造業、節能建筑產業、環保產業、與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的服務業等將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產業共同構成高增長新經濟產業集群。
(7)新農村建設方面,農業農村循環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利于協調城鄉關系。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范文第5篇
關鍵詞：后發優勢；間接作用；產業升級；經濟增長；產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5－0003－03
當今世界各國被劃分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三類，劃分的依據主要是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來說，前者相對于后者為先進國家，后者相對于前者為后進國家?？v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發現，它實際上是一部后進國家不斷追趕先進國家的“追趕史”。20世紀60年代后逐漸興起的后發優勢理論為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并且后來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又從實踐角度證明了該理論正確性。然而，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至今仍然很緩慢，甚至很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呈不斷拉大之勢，這似乎又證明后發優勢理論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經濟增長的動因
經濟發展的內涵豐富，涉及到社會、經濟、環保等各方面內容，準確地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需要通過各種不同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其中，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其水平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和研究機構都主要通過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和比較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由于本文僅僅從經濟學角度來探討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因此，本文僅僅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及其決定因素。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觀點，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從技術層面來說，主要取決于三方面條件：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具體來說，一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通過不斷投入生產要素的總量，帶來產出的持續增加，即經濟增長；二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促使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間重新配置，進而帶來產出的持續增加，即經濟增長；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技術創新，使得經濟總產出在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同樣會增加，即經濟增長。因此，根據林毅夫的觀點，任何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增長，都必須從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這三方面來考慮。
根據傳統的后發優勢理論的觀點，發展中國家雖然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但它具有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后發優勢。只要發達國家充分發揮自身的后發優勢就可以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趕超發達國家。那么，什么叫后發優勢?后發優勢如何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該理論觀點與林毅夫等經濟學家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觀點又有什么聯系和區別?本文將在后面做詳細論述。
二、簡評后發優勢理論的研究現狀
自從美國經濟學家格申克龍(Gerehenkron)于1962年創立了后發優勢論后，對后發優勢的研究從未間斷。各國的經濟學家和學者都先后從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許多不同的有意義的理論成果。本文認為可以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后發優勢論的創立階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龍、列維和阿莫拉諾維茨等，他們是在19世紀德國、意大利和俄國等歐美國家現代化的基礎上進行的研究。第二個階段是后發優勢論的深化階段。代表人物希爾曼、南亮進、金泳鎬等，他們是在20世紀拉美、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實踐基礎上進行的研究。第三個階段是后發優勢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的階段。目前，這一階段正在進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國內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們主要是以中國、印度等新興的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為研究基礎。
雖然后發優勢一直是理論界的研究熱點，且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嚴密的理論體系，學術界也還沒有對后發優勢形成一個全面的并被學術界公認的概念。林毅夫認為：“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技術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可以利用這些差距，通過引進技術的方式來加速技術變遷，從而使經濟發展得更快。這就是所謂‘后發優勢’的主要內容?！币虼耍诹忠惴蚩磥恚夹g是后發優勢中的主要內容。郭熙保認為：“從發展的技術角度來考慮，后發優勢應該包括資本、勞動、技術、制度和結構五方面?！痹诠醣？磥?，后發優勢具有多維性，它不僅包括技術，還包括資本、人力、制度和結構；而且郭熙保還將后發優勢界定為“后發國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處，這一益處先發國家沒有、后發國家也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創造出來，而完全是與其經濟的相對落后性共生的，是來自于落后本身的優勢?！?/p>
綜合上述，后發優勢的內容至少應該包括技術、資本、勞動、結構和制度等五個方面。再結合前面關于林毅夫等經濟學家關于經濟增長動因的分析，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的三個條件――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都具有后發優勢。據此推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自然而然地應該比發達國家發展更快。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十分緩慢，甚至有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呈現不斷拉大的趨勢。因此，后發優勢理論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認為，并非是后發優勢理論不成立。因為根據傳統的后發優勢理論觀點，后發優勢會通過技術、資本、勞動、結構和制度等五個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經濟增長。然而，本文經過仔細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所包含的五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僅僅是直接作用于經濟增長，而且還間接地作用于經濟增長。一般來說，間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發揮出來。如果不具備其他條件的有效配合，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就很難被充分發揮出來，進而制約了后發優勢對經濟增長的整體作用的發揮。
三、后發優勢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
1、后發優勢的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的概念
后發優勢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比較豐富，勞動要素價格自然就比較低，可以通過大量投入來增加產出；第二，發展中國家雖然技術相對落后，但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成功率來推動技術變遷，進而增加產出；第三，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降低升級過程中的成本，進而以較低的成本快速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增加產出。因此，林毅夫等經濟學家關于經濟增長的三個條件――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在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明顯的后發優勢，且這種優勢都是直接地增加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是指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資本、勞
動和制度上的后發優勢會首先推動該國產業結構升級，然后，產業結構升級叉會促進該國經濟增長；簡單地說，就是指技術、資本、勞動和制度通過結構這個中介而間接地作用于經濟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充分發揮該國在技術、資本、勞動和制度上的后發優勢來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從而間接地促進該國經濟增長。
2、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的具體表現
根據后發優勢間接作用的概念，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是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來間接的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產業結構升級的概念。產業結構升級，也稱產業結構高度化、產業結構高級化，一般簡稱產業升級，是指產業總體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或者說是產業結構由低水平狀態向高水平狀態發展的過程。從產業附加值角度看，產業結構的發展是向著附加價值更大的產業在產業結構中越來越占優勢地位的方向發展。因此，產業升級必然伴隨著產出增加，即短期內就會促進經濟增長。另外，必須注意，產業升級有別于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即產業升級)，產業結構合理化雖然從長期來看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短期內并不一定會帶來經濟的增長。
下面就看看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在技術、資本、勞動和制度四個方面的具體表現。
(1)資本上的后發優勢和間接作用
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豐富，而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稀缺。根據資本報酬遞減規律可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要高于發達國家。如果國際資本是自由流動的，或者說發展中國家實行對外開放，那么資本將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有助于推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當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會促使該國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充分發揮資本的后發優勢來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進而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2)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和間接作用
關于技術方面的后發優勢，學術界研究的比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為透徹，他從成本與收益角度進行論證，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模仿或技術引進，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成功率實現技術變遷，促進經濟增長。本文認為，在這里，林毅夫主要論證了后發優勢的直接作用；其實，技術模仿或技術引進有利于該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進而有利于推動該國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為主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轉變，而產業結構升級又促進了經濟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充分發揮技術上的后發優勢來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進而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3)人力上的后發優勢和間接作用
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這種優勢既是比較優勢，又是后發優勢。比較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相對發達國家具有勞動力成本上的比較優勢，可以發展本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后通過國際貿易從發達國家購買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實現雙方共贏。而人力上的后發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發達國家的優秀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例如，我國目前之所以被稱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為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價格便宜；發達國家的優秀企業的進人也必然會伴隨著先進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的進入，如他們為了使企業正常運作必須對員工進行各種培訓，包括技能培訓及管理知識和理念培訓等，有利于提高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綜合素質，這就必然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了人力資本。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有利于高級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是說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轉變。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充分發揮人力上的后發優勢來推動該國產業結構升級，進而間接地促進該國經濟增長。
(4)制度上的后發優勢和間接作用
歷史經驗證明：一種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個需要支付高額代價的不斷試錯的過程，經過反復、動蕩、危機乃至戰爭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一旦這種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來者就可以避免這種試錯的高額代價，通過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創新，節約經濟發展的創新成本和時間成本，以相對較小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取得相對較大的發展收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制度方面的后發優勢是指發展中國家學習、效仿和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制度和管理經驗，并經本土化改造所產生的效率和益處。
發展中國家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當中，通過學習先進國家在經過實踐檢驗后形成的優秀的制度，可以減少該國在制度安排和創新過程當中所需要的時間和社會成本，有利于產業結構更快更好地升級，進而促進該國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充分發揮制度上的后發優勢來推動該國產業結構更好更快地升級，進而間接地促進該國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可知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其在資本、技術、人力、制度和結構方面的后發優勢來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最終實現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
3、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需要產業政策的配合
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充分發揮，如果缺少相應條件的配合，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自然會大打折扣。因此，雖然發展中國家本身具有后發優勢，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創造一定的條件來支持后發優勢，致使經濟長期處于落后狀態。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呈不斷拉大的趨勢。
當然，如果具備相應條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發優勢的間接作用就會被充分地發揮出來。例如，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或地區，特別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或地區，雖然起初經濟落后，但已經接近或者成為發達國家。仔細分析這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可以發現，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都采取了一種有別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且十分有效的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門專門為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而制定的經濟政策，它與產業結構升級有著密切關系；合理有效的產業政策會促進經濟增長，反之，會阻礙經濟增長。
因此，本文認為，產業政策就是發展中國家后發優勢間接作用充分發揮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條件之一。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