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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勞動就業
經濟增長是和結構轉變相聯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變、化、人口與就業結構的轉變及城市化等,它意味著在需求結構和貿易結構變動的驅使下,勞動、資本等要素不斷向高生產率、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和區域流動。本文從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的城鄉及區域結構等三個維度,分析我國經濟20多年來的結構調整,這種變革與調整已經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擴張、經濟效率的提高、運行機制的改變和愈來愈典型市場經濟的特征。在這一進程中,就業增加也是在結構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的。
一、所有制結構變動與非國有經濟高速
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伴隨,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一)國民產出的所有制結構
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7年,我國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其中,非公有經濟實現18096億元,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為24.2%,而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占75.8%。這是根據新標準的,即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舊有口徑計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約在32.9%,公有經濟的比重大約為67.1%。很明顯,在國民產出中,公有經濟的比重還比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競爭性強、對非國有經濟的禁入較松的第三產業,公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快(見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結構在統計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以工業生產的所有制結構為例,來分析近20年來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見表2)。
1.國有工業份額不斷下降
1978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77.6%,1990年為54.6%,1999年為28.5%。20世紀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體工業份額有所上升
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依托鄉鎮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的公有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公有經濟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并且為進一步的產權改革鋪平了道路。
3.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增長
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從無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這一類型經濟占有的份額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遞增2.5個百分點。
(二)資本投入的所有制結構
從資本金和資產角度分析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我們以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為例(見表 3)。199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實收資本占全國的比重為61.5%,集體經濟比重為8.5%,兩者之和為70%,占有全部工業資本金的2/3。而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資本金比重分別為7.6%、15.4%和12.4%,這三類經濟的資本金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的比重為35%。從資產結構來看,199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本金結構基本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比重分別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重被放大了。這說明了兩點:(1)盡管我國經濟日趨多元化,但公有經濟仍然占有主導地位;(2)與產出相比較,公有經濟占用的資產達77.8%,但提供的產值(1999年國有工業21.4%,集體工業18.3%,合計39.7%)相對較少,說明公有經濟的要素生產率較非公有企業要低。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私營企業,一方面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同時集體企業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轉制為私營企業和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統計表明,至1999年底,我國登記的私營企業近150.1萬家,私營企業投資者322.4萬人,擁有注冊資本近萬億元人民幣,聘用員工2021.5萬人。
(三)從業人員員的所有制結構
由于我國的官方統計資料中尚無按所有制結構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資產總值等統計數據,但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數據。考慮到我國的鄉村勞動者中既有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有純農業生產人員,還有大量兼業者。這里我們將農戶經濟作單獨處理,既不列入集體經濟,也不列入個體私營經濟。從表4的數據,可大致看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
1.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低速增長,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
1978—1999年,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萬人,增長15.0%,年均增長0.7%。而同期除農戶經濟外的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4875萬人增加到24504萬人,增長了403%,年均增長19.2%。
2.集體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高速增長
全部集體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4875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萬人,增長了近2倍,年均增長9.3%。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則由2827萬人增長到12704萬人,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高達16.7%,由于大批集體企業改制,鄉鎮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從1998年開始下降。
3.私營個體經濟從無到有,并呈現較快的增長速度
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于政策環境的改善,為私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1990—1999年,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由2285萬人,增加到8263萬人,增長了2.62倍,年均增長29.1%。
4.混合經濟的從業人員快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的飛速發展,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從業人員由1990年的154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萬人,增長了10.9倍,年均增長120.6%。
5.農戶經濟的從業人員緩慢增長
90年代中期后呈絕對下降趨勢,1978—1985年,年均增長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長0.7%;1990—1995年,年均增長0.07%,1995—1999年,從業人員絕對數開始下降,4年間共減少263萬人。
從就業增加量來看,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來,非公有經濟單位已經成為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部門。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比上年增加260萬人。其中,城鎮單位職工11613萬人,比上年減少518萬人。在城鎮單位職工中,在崗職工人數11259萬人,比上年減少515萬人。可見,在城鎮從業人員中,市場化就業人員有9661萬人,只占45%。若加上下崗職工,2000年城鎮計劃就業的職工人數比上年減少了1033萬人,國有部門已不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
從上述的產出結構、資產結構、就業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多樣化,各種混合制經濟正不斷壯大。這一變革的經濟成果,一是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產出的增長有了多元化主體的推動,競爭更為激烈。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就業結構的失衡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一國的結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來,我國的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
(一)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變動
從三次產業所提供的GDP角度來看,產業結構正趨合理,但的比重過高。一、二、三產業的產出比從1978年的28.1:48.2:23.7,變化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產業的產出份額持續下降,21年間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平均每兩年下降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產出持續份額上升,21年間上升了9.3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的份額基本沒有變化。但期間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那就是從1981年—1991年,第二產業份額有過一段快速下降的時期,到1991年達到41.6%的最低份額,后來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說,80年代的增長是三次產業平穩增長的結果,而在90年代的經濟增長是由二、三產業的發展來支撐的,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一直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并由此造成兩大結果:(1)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機電、化工、冶金、紡織、輕工、家電等主要制造行業,從產量、技術到質量都已趨于成熟,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已達到極限,以往依賴工業的增長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格局會發生變化;(2)相對于其它產業,工業的發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業的過度競爭和工業產品的供給過剩。從國民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來看,工業和建筑業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體,這說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但已進入中后期。
(二)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變動
相對于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言,就業結構的調整較慢,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業而引發的低收入和低消費,成為制約工業與服務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從1978年到1999年,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從70.5:17.3:12.2變化到50.1:23.0:26.9,第一產業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產業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產業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盡管22年間有2億多農民轉移出來,農業從業人員在整個90年代減少了近3000萬,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最低的。過去的21年,第三產業成為吸收就業的主要部門,從業人員增加了近1.5億。1999年,一、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產業的人均創造的GDP分別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只相當于工業和服務業的約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就意味著現有農業從業人員中的2/3,即23576萬人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而且這還是一個靜態的數字。但與此同時,也就意味著可以再增加38000億元的國民產出及相應的消費及投資需求。可見,我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既任重道遠,又極具潛力。
有了三次產業在GDP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比例結構數據,就可以進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表5表明,20多年來,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異在縮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第一產業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這說明三次產業的勞動力配置正趨于合理。在90年代,農業產出的增長緩慢使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轉為下降,而第三產業由于從業人員的不斷增加,其比較勞動生產率也在持續下降。
由于第三產業是90年代以來就業增加的主要部門,我們來分析其內部結構。表6表明,從1978年到1999年,增長較快的有通信、商貿餐飲、保險、服務等行業。由于各單位有正規在編職工和非正規職工的區別,大量的臨時工被納入其它行業,因此各行業就業人數的增長能代表其就業吸納能力。
(三)就業的城鄉結構變動快于人口的城鄉分布變動
由于戶籍制度、經濟發展路徑等因素的限制,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非常緩慢。改革開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間,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開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間,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人口比重仍高出農業產出占整體的比重52個百分點。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現狀,不僅嚴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嚴重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且加重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扭曲,更進一步造成產出與最終消費需求之間的失衡。
【關鍵詞】民營經濟;投資體制;政策環境;完善措施;
一、民營經濟投資體制和政策環境之間的矛盾分析
近年來,我國民間經濟得到了非常好的發展。民間經濟增長的態勢非常迅猛,但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國民間經濟的投資體制和政策環境之間還存在一定的矛盾。
(一)民營經濟結構的投資要求和國民經濟的優化要求不協調在我國民間經濟中,經濟結構呈現出不夠均衡的情況。在一些產業中,民間經濟投入了相當大的資本,在投資比重方面甚至要超過公有經濟,呈現出了較好的競爭優勢,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產能過剩現象。而在有的領域,民營經濟投入的較少,甚至根本沒有投入,在投資和產能比重方面,呈現出明顯的不足,例如在金融、保險、文化和衛生等方面,民營經濟所占的比重較少。可見民營經濟結構是非常不均衡的,而這種不均衡和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的優化要求是不協調的。
(二)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不夠平衡
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在經濟結構上體現出不均衡的情況,另外,在發展水平上,各地的民營經濟發展也具有非常大的區別,呈現出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例如,在我國東部地區,外商和民營資本發展較好,國有經濟在總體經濟中所占的比例相對較低;而在我國中部和西部地區,國有經濟在總體經濟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民營經濟所占的比例較低。在最近幾年中,我國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出臺了較多的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但從實際的發展情況看,目前,我國東西部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仍然很不均衡,呈現出東部地區發展較快,而中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落后的情況。
(三)針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政策具有很大的不同
在我國企業總數中,中小企業占大了98%左右,可見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國中小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據了95%左右,如果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的作用,那么對于中國經濟的增長,投資的拉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但目前,根據調查發現,我國政府對于不同的民營企業制定的發展政策是不同的。對于一些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制定的優惠政策較好,而對于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則通常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而政府相關部門的這種做法導致了目前我國民營企業中“點高面低”情況的出現。
(四)資本市場的開放力度不夠
民營經濟能夠在資本市場上順利融資是企業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對民營經濟的開放程度還有待提高。從而使得民營經濟中的中小規模企業很難能夠獲得穩定的融資渠道,造成了民營經濟發展的障礙。
二、完善民營經濟投資體制和政策環境的措施
(一)構建完善的民營經濟投資體系
構建完善的民營經濟投資體系是保證民營經濟順利發展的關鍵。在實際工作中,相關的管理部門要從以下方面構建完善的民營經濟體系。①要建立透明的市場準入規則,要重視對內開放工作,消除經濟所有制方面的歧視,根據當地地區的實際情況,統一準入規則,包括統一準入的原則,統一準入的領域以及統一準入的條件等。②要構建透明的市場投資服務體系,在金融服務方面,產業服務方面以及企業兼并方面要引起重視,從而為民營經濟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③要完善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在法律地位,法律規定以及執法力度方面進行統一,從而保證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
(二)保證投資領域進入的有序性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想要進行投資領域進行發展,政府相關機構要保證投資領域進入的有序性,從而保證民營經濟的良性發展。具體來說,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①加快基礎領域的改革開放工作,有效發揮民營經濟在基礎領域作用的發揮。可以考慮對民營經濟開放的領域包括城市污染治理、植樹造林的等環保領域或者部分城市交通領域等。②提高制造業領域的改革力度。我國民營經濟的主要分布領域就是加工制造業,因此做好制造業的改革工作,對于發揮民營經濟的主體作用具有重要幫助。③加大服務領域的開放力度,例如文化、娛樂、旅游等領域,從而更好的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三)加大資本市場對民營經濟的開放力度
加大資本市場對民營經濟的開放力度對于民營企業的發展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加大資本市場開放力度的措施包括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建設多種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為民營企業提供有力的資金和創業支持;通過建立股權交易完善退出通道等。
(四)營造公平公正的民營投資環境
營造公平公正的民營投資環境是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相關管理部門可以從以下方面開展工作:①完善投資管理方式,堅持公平競爭的原則;②通過科學合理的投資引導機制,對民營投資的方向進行這對性的調節,確保民營經濟投資的合理性;③提高民營投資的促進力度,鼓勵民營企業擴大投資規模;④建立健全的法律規章制度,對民營經濟進行有效監督,確保民營經濟的合法性。
三、結語
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國民經濟可以有效改善我國市場經濟的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在實際工作中,相關管理部門要對國民經濟的投資體制和政策環境引起重視,從構建完善的民營經濟投資體系,保證投資領域進入的有序性,加大資本市場對民營經濟的開放力度,營造公平公正的民營投資環境等方面入手,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1]湯吉軍.民營經濟沉淀投資、可信性承諾與混合所有制發展[J].長白學刊,2016,01.
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兩頭冒尖”的狀況卻似乎愈演愈烈。
從一方面看,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實現了經濟發展的三級跳:從一個典型的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低中等收入國家,再進一步進入高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二一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于人口眾多,體量巨大,它在全球事務中的分量也變得舉足輕重,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圖景卻遠不是那樣美妙亮麗。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二十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且不說現行的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干預的“原始”狀態。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來,多方面的改革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下,不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使經濟活動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到威脅,愈來愈靠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來維持GDP的增長,促使資產泡沫形成和資產負債表杠桿化等舊的疾患未除,而且腐敗活動愈益猖獗,侵入社會機體的方方面面,貧富懸殊,使各種矛盾趨于激化,社會面臨破裂潰散的危險。
對于這種兩極共生現象的存在,多數人都是承認的。但是,對于為什么發生這樣的現象以及出路何在,卻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種先被叫作“北京共識”,后來以“中國模式論”聞名的觀點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是: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的成績,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具有一個以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對社會的強力管控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種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力地貫徹國家意志,因而能夠創造北京奧運、高鐵建設和一些地區GDP連續兩位數的增長等“奇跡”。而且由于它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繼續保持GDP的高速度增長,為世界市場提供了支持,應該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各國的楷模。
至于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亂象,在這種觀點看來,卻是政府的掌控還不夠全面有力,“舉國體制”的執行還不夠堅決徹底,因而市場自發力量還能夠干擾國家意志的貫徹。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是應當進一步擴大政府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進一步強化這種強政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拉動GDP高速度增長的發展模式。
我們的看法和上述觀點完全相反。
只要對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情況做一番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模式論”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獲得的良好成績所做的解讀,是完全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說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強力管控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那么,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中,中國擁有一個較之如今更為強勢的政府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經歷了一次就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生命的人間慘劇?相反,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后三十年和始終未能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前三十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在于中國進行了改革。在原有的所謂“榨取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外,以開放市場為前提的所謂“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也開始出現。
三十多年來,雖然各個領域改革的推進程度并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還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未動,但這一輪改革畢竟使一個也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局部地建立起來。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正是由于中國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二十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造成的。
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state sector,包括國有經濟和國家黨政機構)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一、雖然國有經濟在經濟活動總量中并不占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commanding heights),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二、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制度缺陷造成了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中國迫切需要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稱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遲遲不能實現,因此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變得愈來愈嚴峻。第二,權力對于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造成了普遍的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不可扼制地蔓延開來,深入到黨政組織的肌體之中。
特別嚴重的是,由于本世紀初期以來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這就使中國現行的“半統制、半市場”混合體制的消極方面更加強化。
事實上,這種“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一旦建立,就只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而在中國的條件下,從尋租活動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輿論工具竭力把社會拉向極“右”的方向。如果沒有力量阻斷這種進程,國家資本主義十有八九就會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即或所謂“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值得警惕的是: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極“右”發展,也可能引發打著激進革命旗幟的極“左”力量的興起。極“左”往往是對極“右”的懲罰。在當今的中國,如果不能采取果斷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來制止權貴對國庫和各階層人民的掠奪,紓緩社會矛盾,就有可能發生顧準所說的“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而某些梟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這種情勢,用“打土豪、分田地”一類極端“革命”的口號,誤導深受權貴壓榨因而熱切希望獲得公平正義的大眾,把他們引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歧途,使建設現代中國的進程遭到中斷。
現階段各類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
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階段,各種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區別。為評價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我們按照對工業總產值、社會零售總額、工商稅收、就業幾個方面的分類分別來考察不同的經濟成分所具有的貢獻。
表1不同經濟成分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率(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外資企業私營經濟個體經濟
199915.925.3418.18
表2不同經濟成分對社會零售商品額的貢獻(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國有零售額比重集體零售額比重私營零售額比重個體零售額
198939.1033.200.4218.63
199241.2927.910.8320.27
199529.8519.314.8830.33
199820.6516.5710.4937.05
表3不同經濟成分對工商稅收的貢獻(注:資料來源:《中國稅務年鑒》1992-1998。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年份個體私營外資國有集體
19937.930.265.2063.5621.08
19947.620.378.1263.0417.15
19957.270.6510.3859.7417.58
19967.351.1113.1654.6918.41
19976.711.3213.9556.3315.34
19987.062.1419995.592.48
表4整個國民經濟中各種類型經濟企業從業人員情況(%)(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國有集體外資私營個體
198918.276.330.080.303.51
199016.195.550.100.273.29
199116.465.600.250.283.56
199216.615.520.350.353.76
199316.455.110.430.564.43
199416.694.890.600.965.62
199516.574.630.761.416.79
199616.334.380.781.707.29
199715.874.140.831.947.82
199812.952.810.842.448.74
199912.142.430.872.868.84
從上述各項指標來看,個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業方面,個體經濟已經成為除國有經濟外,提供就業機會最多的經濟成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國有經濟提供就業機會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戰略地位,以后也很難有大的吸納空間。因此,個體經濟在這方面的作用就更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個體經濟在實現社會零售額方面已經是貢獻最大的經濟成分,其余的在工業生產總值和工商稅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視。然而,我們注意到不同的經濟成分在對就業和稅收的貢獻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經濟成分,反而吸收就業的數量并不多,這是市場主體追求經濟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觀念所為。因此,如果與國民經濟發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標的認定聯系起來,對不同經濟成分貢獻的衡量就會得出不完全一樣的結論。
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多元目標中,就業是最重要的目標
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種經濟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們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問題是,當前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優先考慮的目標是什么。這是我們比較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以及確定它在發展戰略中地位的依據。
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來說,無論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就業的貢獻、對國家稅收的貢獻還是對出口的貢獻,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就業目標的重要性超過了其他目標,它對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其原因在
于:
中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已經達到7%的警戒線,今后幾年可能還會再提高1至2個百分點,中國目前城鎮失業率的警戒線應該為7.03%,在達到9.73%時,就會造成重大的社會經濟風險(注:莫榮:《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汝信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版,第166、167頁。)。農村地區本來就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和隱性失業的現象,目前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64%左右,但農業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場的沖擊,農民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更多的農民將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尋找其他就業機會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它對于就業形勢會帶來巨大的沖擊。
就業形勢的嚴峻性還在于近年來,我國經濟雖然保持了持續的增長,但是,出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同步的現象。為追求經濟增長,在政策優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動中,人們更偏好追求高新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大項目;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為追求微觀的效率,“減員增效”成為一個普遍被采納的辦法;而近年來,對經濟的增長和出口貢獻非常突出,對稅收貢獻也增加很快的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由于注重微觀效益,對就業的貢獻雖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過去人們認為,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解決就業問題。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發展戰略所導致的是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不同步,就會出現越改革,越發展,失業越嚴重的現象。近年的經驗表明,就業不是一個由經濟增長附帶的目標,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增長,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發展目標,需要由相關的發展戰略和政策來予以保障,不同的發展戰略,可以導致不同的就業效應。比如,是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還是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將使同樣數量的資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數量的就業機會。
進一步來看,最近幾年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拉大的現象已十分突出,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擴大就業,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崗失業人員和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目前,我們的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犧牲就業為代價。這種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就必然導致貧富分化,城鄉與地區差別無法縮小,甚至不斷擴大。
筆者認為,就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指標,它不僅與效益相聯系,也與社會公正與公平,與穩定相聯系。擴大就業,應高于其他指標,成為指導今后經濟發展的中心目標。
另一方面,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解決就業問題的對象,主要是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職工和農村中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人的特點是除了勞動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資本(經營能力、專業知識),也缺少必要的經營資本。當現有的產業不能吸納他們就業時,他們很容易就成為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并由此成為低收入或貧困群體。所謂就業問題,主要是使他們在經濟的發展中能獲得就業的機會。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發展什么經濟成分對解決就業問題可以作出最大的貢獻?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就業都作出了貢獻,但其貢獻度并不相同。
從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在各類經濟中最大,但它對就業的貢獻不是呈不斷擴大的態勢,而是呈不斷萎縮的態勢。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有經濟的戰略地位必然要求她進一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方向發展,這種趨勢使它對就業的貢獻率會進一步降低。
集體經濟(包括鄉鎮企業)曾經對就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但是,原有的集體經濟在新一輪市場爭奪中面臨艱巨的結構轉換,企業較多減員而較少增員;新型的集體經濟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業,出資者即勞動者,利益機制的剛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細算,雖能提供就業機會,但其貢獻也已從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資企業對經濟增長、出口以及稅收的貢獻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國的45.47%,稅收占全國稅收的15.99%。但是如果從就業來看,1999年在外資企業的從業人員為612萬,占全國城鄉就業人口的2.91%,占全國就業人口不到1%(注: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頁。)。由此可見,外資企業對于中國就業的貢獻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外資企業將進一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方向發展,不可能對解決中國的低層次勞動力的就業作出很大的貢獻。
私營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到1999年從業人員已達到2022萬人。它的進一步發展對解決就業問題具有很大的潛力,但由于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限,僅靠私營企業仍無法解決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
從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數據中可以看出,個體經濟對解決就業具有巨大的貢獻和潛力。1999年,個體經濟從業人員為6241萬人,僅次于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的8572萬人,成為國民經濟中第二大吸納就業的經濟成分。如果其他經濟成分在提供就業機會上都是有限的話,我們要考察的是,在我國未來個體經濟是否有可能大發展,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主渠道。
強調發展個體經濟的理由
在我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并存的局面下。強調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是由于它對解決就業問題具有很大的潛力。從發展和提供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個體與私營經濟都有迅速發展的勢頭,而且私營經濟的規模、效益,以及單個經濟體雇傭從業人員的數目都要高于個體經濟,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發展個體經濟呢?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因為發展個體經濟門檻最低。
無論是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是外資企業,我們都希望它們能進一步的發展,但是,這些年的實踐表明,它們都有自己發展的瓶頸。對這些經濟成分在解決就業方面寄予過高的期望并不現實。
能夠發展私營經濟固然好,問題是發展私營經濟的一個主要瓶頸是沒有足夠的私人企業家。對于發展私營經濟來說,認識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礙已經解決,環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國工業化尚未完成,發展市場經濟也起步不久的條件下,作為企業家的私人企業主,卻不是馬上就能大批涌現出來的。從1990年到1999年,私營企業戶數的增加速度達到35.50%,是一個超常規的發展時期,即便如此,私營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私營企業家的稀缺,從而制約了私營企業短時期內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應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業機會。外資企業的情況也相類似,同期戶數的增加速度達到26.62%(注: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但其在國民經濟中對就業的擴大還是有限的。如果考慮到外資企業比私營企業更傾向于使用資本、技術而不使用勞力,它對就業可能作出的貢獻就更加有限了。
個體經濟的特點在于它是一種自我實現就業的經濟成分。在英語中個體經濟稱為self-employedindividuals,即自我雇傭的個體。它不依賴于別的企業是否提供就業機會,而是可以自己創造機會實現就業。因此,在無論是國有、集體,還是私營和外企都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而這種情況在我國可能要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時,發展個體經濟實際上就成為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的一種以自我創業解決生計問題的謀生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體經濟雖然在我國并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但卻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廣闊天地。即使在發達國家,個體經濟仍然是實現就業的重要途徑。
個體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進入門檻很低,不管是農民,還是城鎮居民,只要有小額資本和簡單的技能就能開業,從事某一項經營活動。它適合中國目前大多數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生產(經營)能力和所能承擔的風險能力十分有限的特點,容易在適合他們的起點上,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從事經濟活動。正是由于進入門檻低、更多的要求就業人口都能進入這一點,在其他經濟成分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都有限的條件下,決定了個體經濟將是城鎮下崗失業職工,和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農業勞動力實現就業的主渠道之一。
表5不同經濟成分戶均注冊資金比較(單位為萬元,外資企業為美元)(注:數據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中國工商行政管理統計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8、34頁。)
年份個體經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外資企業私營經濟
19930.48130.4625.65146.6428.62
19960.80151.8234.44183.6145.80
19991.09263.7241.49218.2168.18
從不同經濟成分的注冊資金規模比較中可以看出,個體經濟開業所需要的資金量是最低的。注冊資金雖然不是一個企業實際運行時所需要的資金規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這個企業的進入成本,即要從事這個領域的經營活動,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資金規模。相比之下,個體經濟要求的資本門檻最低。
個體經濟進入門檻低的另一個特點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國目前最稀缺的生產要素——企業家和專業技術人員。然而,隨著個體經濟的發展,卻可以培養出企業家所必備的素質。
由于個體經濟所需資本規模小,經營相對容易,不需要素質很高的人力資本,這樣的門檻,農民和城市的下崗失業人員比較容易進入,因此是解決就業問題最具潛力的經濟成分。
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還不僅限于解決就業問題。首先,它擴大和深化了社會分工。建立一戶個體經濟,就是建立一個在社會分工下從事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它使經營者相對集中地只經營自己從事的業務,逐步專業化而提高勞動生產力,同時也細化了社會分工。按照馬克思的分析,擴大社會分工本身,就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條件下,這種社會分工的擴大和深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過程。
發展個體經濟所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培養了大量的能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進行自主經營的人員,使人力資本得到提高。城鎮的下崗職工,原來并不直接在市場中進行經營活動。農民雖然離不開市場,但仍有相當大生產的比重是屬于自然經濟狀態,并不完全市場化。當他們轉變為個體經濟時,則成為在市場經濟中以獨立的經營活動為生的經濟主體。這不僅是他們生產方式的改變,也將迫使他們去學習在市場經濟中如何最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資源,如何去規避風險,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和國家的法令來從事經營活動。這實際是他們的人力資本的一個提高過程。它也是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這種人力資本的培育和提高,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所具有的價值,常常被人們所忽視。實際上,這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經濟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也是縮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經濟之間差別的一個關鍵。
發展個體經濟對培育和發展人力資本的意義,從地區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表6個體經濟區域發展態勢(注:數據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年份東部地區戶數比重中部地區戶數比重西部地區戶數比重
198949.4129.7020.89
199349.2531.1719.58
199646.0437.5416.44
199946.3136.2317.46
表7私營企業區域發展態勢(%)(注:數據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年份戶數雇傭工人注冊資金產值消費品零售額
1990:東部69.2164.1768.1568.6969.55
中部20.0522.0520.9622.0720.85
西部10.7413.7810.889.239.60
1998:東部64.5262.2267.2572.6867.33
中部22.2524.1119.1018.1021.80
西部13.2313.6713.659.2210.88
1999:東部67.0663.0969.8074.7068.08
中部20.0322.9717.1916.2321.16
西部12.9113.9513.009.0710.75
從個體、私營、外資企業的地區發展態勢來看,雖然它們在東、中、西部之間的差距都是明顯的,但是其中個體經濟的發展態勢在地區差別上最小,它表明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相對于發展其他經濟成分而言,發展個體經濟最為容易,也最為實際。尤其是對于“鍋底現象”的中部地區,個體經濟的發展態勢與東部的差距比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區發展戰略中,加強發展個體經濟的力度,可能比鼓勵外資和發展私營企業更容易見效。
發展個體經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服務與監管
從一個更
廣闊的視野來看,發展個體經濟是我國實現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歷史過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決眼前的就業壓力,繁榮經濟的問題,而是把一個特定的數量龐大、人力資本不高的人口層次,在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參與工業化進程的情況下,通過發展個體經濟而帶入到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大潮中去,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積極的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個經濟、社會大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個體經濟所代表的生產力層次要遠遠低于其他的經濟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這是中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存在著幾乎接近發達國家的沿海地區,和同時也存在著大約2/3的農業人口,和極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這樣一種國情所決定的。由此,產生了中國必須要發展多種生產力層次、多種成分經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對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如何促進個體經濟的發展。
中國絕大部分就業人口的人力資本素質不高,經濟能力和經營能力有限,以及個體經濟的脆弱性,特別在中國加入WTO以后所面臨的市場具有更大的風險,決定了個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政府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
降低創辦個體經濟的門檻。它包括減少登記注冊費用和個體經濟所承擔的不合理負擔。上海在解決下崗失業人員就業時所創立的“非正規就業模式”,即只要非正規就業者向政府部門登記,不需要任何注冊費用,就可以開業。這對于缺乏資本的下崗失業人員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決定了他(她)能否進入。在開業之后,各部門的不合理負擔也是個體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不解決這些問題,個體經濟難以發展。
必要的扶持和幫助。由于進入個體經濟就業的人員本身在人力資本和資本兩個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進行扶持。這種扶持包括向個體經濟提供小額的優惠貸款;提供必要的從業輔導和就業培訓,使還不具備能力的潛在創業者能通過輔導和培訓能盡快地成為個體經營者;鼓勵和幫助個體經濟組織起來,逐步進行行業規范與合作。根據以往的情況來看,如果能將目前對開業前的從業輔導延伸至開業后的跟蹤輔導,對維持并鞏固個體工商戶的經營可能更為需要。因為目前個體工商戶每年登記開業的多,實際歇業的也多。其實,對就業者而言,兢業的態度往往比職業技能更為重要。如果能針對從業人員在成長道路上遇到的困難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會幫助他們在個體經營的路上走得更穩。
強化監管和規范。面對市場規范不夠完善,從業人員的素質不高的現實,以及市場經濟中必然產生的權力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在發展個體經濟中政府必須強化監管和規范的職能。
發展個體經濟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來看,是把原來的小農經濟,和城鎮的失業下崗人員轉化為獨立的市場經濟的經營者。在中國本身的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法規以及執行能力不足,同時個體經營者的素質也不高的條件下,針對市場經濟中權力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監管,必然會演變為大量的為贏利而不擇手段,破壞市場經濟的秩序和違規經營。可以說,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偽劣、損害消費者利益;把經營成本外部化,導致破壞環境和生態,以及各種違法違規經營的現象隨著個體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大量涌現。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監管,它們也會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帶來極大的危害。
一、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從公有制一統天下、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起步的。因此,這種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結合進行的。即一方面著眼于如何搞好搞活國有企業,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試驗,直至目前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另一方面則逐步放寬政策,發展多種形式的非國有制經濟,包括集體合作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等。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整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國有資產總量迅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國國有資產總額(不含境外國有資產)1995年底已達47472億元。但是,應該看到,迄今為止改革的取向和措施還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還沒有真正擺脫傳統體制留下的烙印,從而使國有企業面臨不少問題和困難,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政企無法真正分開,國有企業產權主體未能真正實現多元化。市場經濟是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即產權制度直接聯系的,而國有企業所有制的性質和比例結構往往從根本上決定它的表現形式(產權制度)。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一些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造,將傳統的國有企業資產一次性轉為國有股。另一些在改制中雖然吸納了其他成份的股份,但均是在政府行政干預下,保持了國有股的絕對優勢地位。其結果使產權主體多元化變成一句空話。政府仍要代表國家,以"唯一股"、"優勢股"從根本上甚至是表現形式上干預控制企業,導致了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上不能放開手腳,同時也影響了政府管理國家和調控經濟的職能,致使企業產權主體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相悖。
2、國有制與社會勞動者所有相分離、排斥,國有資產所有者處于"虛置"狀態。雖然國有企業或占絕對優勢的國有股名為國家或全民所有,但實際上作為真正的產權主體的社會勞動者誰都沒占有。產權關系的虛化造成了實際上的分離、轉移、排斥。即使是國有企業的職工,也把國有資產看成是異己的,將自己的勞動視為雇傭,從而在根本上抹消了社會勞動者對國有資產經營好壞、流失與否、效益分配等情況的關注和參與。致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力與傳統國有制的壟斷性、封閉性、壓抑性形成了嚴重的對立與沖突。
3、產權條塊分割,國有資產存量不活。時至今日,在傳統體制的影響下,仍有相當數量的政府和企業主管部門始終不能擺脫政資不分、政企不分的困擾,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的統一性受到地區和部門分割。產權的分割封閉,必然是條塊內部搞自然經濟式的"大而全"和"小而全",同時導致國有資產的"沉淀"和"凝滯",造成國有資產低效甚至無效營運。據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統計,全國國有資產存量中,約有1520%處于閑置和半閑置狀態,若按1994年底統計的經營性國有資產22000億元計算,全國約有4000億元左右的國有資產閑置或半閑置。龐大的國有資產凝固不動,不僅不會使資產價值得以實現,反而還會因為社會生產技術進步導致資產原值的貶損。由于排斥了經濟的內在聯系,資源的流動和效益化配置成了一句空話。這顯然與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的統一性和開放性是格格不入的。
4、國有企業負債經營包袱沉重,資產負債率繼續攀升。長期以來,國有企業一直處于高負債經營狀態,企業負債額遠遠超過它所能承受的正常水平。據統計,截止1994年8月,全國已完成資產清查報表會審的12.4萬戶(占全國總數的60%)工商企業中的資產負債表顯示,帳面資產總額為41370億元(其中尚有未處理的損失4438億元,將其扣除則實有資產總額36932億元),負債總額為31047億元,負債率達75.10%,若以實際資產總額計,則負債率高達84%,其負債率之高是1979年我國工商企業負債率29.5%的2.52.85倍。資產負債率連年攀升、居高不下,還貸困難,企業為了維持經營不得不繼續負債,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5、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企業效益不斷下降,虧損日益嚴重。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不盡合理,表現在國有企業中就是按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原有工業布局不盡合理,老企業設備陳舊而無力改造,產品更新換代跟不上,品種單一,質量差,缺乏市場競爭力。再加之企業內部制度不嚴,基礎管理混亂,導致企業效益不斷下降,虧損日益嚴重。據統計,目前占企業總數60%以上的國有企業處于明虧或潛虧狀態,折舊提取嚴重不足,自有流動資金減少,工資性支出和其他非生產性支出卻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不斷上升,國有資產無疑處于空心化境地。
二、搞好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上述一系列問題和矛盾,從深層次分析都屬于體制問題,并且與我國國有經濟的產權變革滯后有著深刻聯系。在這種新舊體制并存、兩種體制對峙時間較長的情況下,只有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才能理順產權關系,真正搞活企業,啟動和協調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而搞好國有企業的產權流動與重組,則是當前產權改革的關鍵環節和緊迫任務。
首先,推動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這種新體制客觀上要求運用供求、競爭和價格機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起基礎性配置作用,通過市場自發地調節社會資源在各個部門、各個企業間的分配。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在生產商品和勞務的同時,自身所擁有的產權必須以商品交易對象而存在,并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破產、拍賣、租賃、兼并等多種形式,促進產權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從而挖掘資產的生產潛能,促進資產的有效和合理地利用。
其次,有利于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為企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企業通過入股、參股、出售、股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多種形式,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亦日益多樣化,包括國家在內的出資者共同投資設立的企業已成為國有經濟的一種新的實現形式,隨著產權的流動與重組,按股份共有的經濟單位越來越多,在這種條件下,依靠資產重組,構建和開通了企業間的資產再組合的機制,使重組的企業一誕生就能有效地改變原有的運行機制,按照產權清晰、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科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使企業在不斷革故鼎新中保持旺盛的生機和活力。
第三,有利于盤活國有資產存量,優化產業結構。當前,國有資產在不同企業、不同行業中閑置浪費與嚴重短缺同時并存,通過產權的流動與重組,使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由"閑置"向"短缺"轉移,既可實現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合理布局,又可盤活國有存量資金,同時,還可使資金按照市場要求得以優化配置,推動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組織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第四、有利于使優勢企業迅速擴張,形成規模經濟。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由于優勝劣汰機制的作用,必然會出現一批企業的衰退或者消亡,出現朝陽產業與夕陽產業的來去交錯。產權流動與重組,采取企業兼并與破產等方式優化配置資源,可以迅速推動資本的集中,把有限的資源轉化到優勢的企業、優勢的產業中去,使優勢企業得到擴張,形成一批以資產聯結為紐帶,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
制,使重組的企業一誕生就能有效地改變原有的運行機制,按照產權清晰、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科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使企業在不斷革故鼎新中保持旺盛的生機和活力總之,在推動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過程中,應從行業類型、企業規模、效益狀況、發展前途等實際情況出發,有的放矢,因企制宜。既要配合"抓大",又要促進"放小",允許并且鼓勵多種形式并存,不搞單一模式和"一刀切"。
㈠通過對行業內國有資產的戰略性轉移、系統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增強企業的自我積累,加快技術改造,鞏固和發展骨干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主導優勢。
我國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它們對增強我國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資產以平均每年18%的幅度持續穩定遞增,顯示了國有企業強大生命力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截至94年底,僅占全國國有企業戶數0.22%的5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其資產占全國國有企業的36.04%,實現利潤總額占全國國有企業的78.39%,這表明我國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堅強支柱。它們擔負著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各種最重要工業品生產和服務的任務,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大量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燃料動力,以及人民生活所需的消費品。它們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金融、基礎材料、交通郵電等重要產業,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物質基礎。因此,在推動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具體運作過程中,國家必須重點抓好一批在國民經濟中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以保持對國民經濟的調控。堅持資產存量和增量及各種資源向支柱產業、優勢企業、名牌產品流動的原則;堅持促進改制、改組、改造、強化企業管理的原則;堅持資產規模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緊緊抓住"關鍵的少數"是保證對國民經濟調控、搞好國民經濟的關鍵。政府要通過調整企業結構,組建大型的企業集團,較快地使國有資產在不同行業之間轉移,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要通過組建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的國有控股公司,打破原有部門、地方所有制和市場條塊分割的局面;要鼓勵同行業優勢骨干企業"強強"聯合,從而擴大經濟規模,走向集約經營,形成規模效益。
總之,抓好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就可以基本盤活全國國有資產存量,提高科技水平和經濟增長質量,帶動經濟的穩定增長。只要激發骨干企業的活力,靠它們支撐的其它企業將會隨之活起來。
㈡通過兼并、聯合、控股及嫁接合資等資產重組方式,加快國有中小型企業的改革,促使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盤活國有資產存量,減少企業虧損,建立和形成為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配套服務、從事專業化生產經營的企業群體。國家在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產權流動和重組工作的同時,還要加快搞活國有中小型企業,通過靈活多樣的產權轉讓形式,使國有資產存量流向更有效益、更具影響的企業和領域,使生產要素得到優化配置,使整個國有經濟更富有活力,其主要措施是施行"三個一批":
1、發展壯大一批。對領導班子強,內部管理好,具有名、優、特、新產品,有一定生產規模,資本金利潤率在10%以上,市場前景廣闊的企業,應采取措施幫助其發展壯大,以形成規模經濟,帶來規模效益,并力圖把其中的一些已具備相當規模、大有實力的企業并入國有大型企業,以增強國有經濟在關鍵行業和主導行業的實力。具體可采取以下若干措施:⑴實行公司制改造,進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⑵組建企業集團;⑶實行股份制改組;⑷組織企業進行橫向聯合。
2、重點扶持一批。對產品有市場、領導班子強、發展潛力大,但暫時有困難的企業,可以由政府在資金、政策等方面進行扶持,或者由銀行給予資金扶持,協助企業搞好內部經濟核算與資金運作,從而推動企業的發展,增強企業的生產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3、放開搞活一批。對管理不善、經營困難、經濟效益差的企業,要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形式放開搞活:⑴兼并重組,產權轉讓。為盡快形成規模,走向集約經營,除了提倡優勢支柱企業間"強強"聯合以外,同時還要鼓勵優勢企業兼并劣勢企業,即"以強帶弱",具體地說,對資不抵債的企業,采取承擔債務或兼并或先破產再兼并;對資債基本持平的企業,采取接收式兼并;對有一定數額資產的企業,采取控股式兼并。從而促使一些經營不景氣的企業盡快向具有產品優勢、經濟實力較強的企業流動,優化國有資產配置,提高國有資產利用率,同時減少或避免實施破產可能形成的巨大債務損失,減輕改革的社會震動。⑵職工持股,轉換機制。對于管理體制滯后,競爭能力不強,經濟效益低下的企業,可將其國有凈資產采取有償轉讓方式,出售給企業內部職工,職工以入股方式共同出資購買企業產權。國有企業變為職工共有的股份制企業,將徹底放開搞活企業,充分發揮職工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較好實現機制的轉換。⑶分塊經營,分塊搞活。對整體經營有嚴重困難,局部尚有一定優勢的企業,將存在生機的資產或產品從母體中分離出來,在合理承擔相應債務和義務的前提下,組建新的法人實體,獨立經營,老企業則尋求新的生長點或成為控股公司。⑷嫁接改造,合資經營。隨著多種經濟成份的發展和企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對技術裝備基礎好,產品暢銷,市場需求量大,但發展資金緊缺的企業,可采取同其他經濟成分進行多層次、多形式的聯營聯合,實現不同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企業以其存量資產作價入股,向國內外企業集團靠攏,同時,將企業中的暢銷產品生產線及裝備、廠房、場地等生產要素裂變出來,與外部資本進行聯合重組。通過實行嫁接改造,可使企業吸納并支配更多的社會資本,擺脫資金緊張的困境,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
㈢通過承包、拍賣、出售、轉制等方式,加快資產重組,進一步搞活一般小型企業,對于一些扭虧無望,沒有發展前途的小型企業可依法破產。本著"大改大進步,小改小進步,不改沒出路"的思想,我們要采取有關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放活一般小型企業,以便加快產權改革的步伐。放活小的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大的,也有利于搞活整個國民經濟。
1、租賃承包,國有民營。把企業的全部或部分資產交給社會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內部職工),按照簽約的資產經營責任租賃或承包經營,依法交納租賃費或承包費。
2、資產拍賣,競價出售。對長期經營不善、扭虧無望的企業,或有閑置廠房設備、急需發展資金的企業,可采取資產拍賣方式,競價出售。
3、轉產經營,委托管理。對具有地域優勢,適合發展第三產業的企業,可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同時,企業也可根據自身生產能力,選擇投靠大中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在政府部門的幫助下,實行委托管理。
4、破產重組。對長期虧損、資不抵債、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企業,應依照<<破產法>>的規定實施破產。在實施企業破產重組的操作過程中,要重點抓好三個環節的工作。首先,抓好宣告破產前的協調工作與重組方案的可行性論證,把可能阻礙破產工作進程的"事件"先協調解決好,沒有可行的重組方案的破產申請不予受理。其次,抓破產過程中的嚴格依法辦事,不把任何歷史經濟糾紛帶入重組企業。同時做好破產后的企業重組和職工安置工作。企業破產是一種不得以而為之的行為,不到萬不得已不破產。所以,推動一般小型企業的產權流動與重組,應將兼并、合并與破產拍賣結合起來或多兼并,少破產。就算對于已資不抵債、連續多年虧損的企業,只要仍有挽救希望,就應將其尚扭虧有望的部分帶債分離,其余的部分才依法破產,以避免企業的整體破產,減少因實施破產而可能造成的巨大債務損失。
四、建立相關配套措施,確保產權流動與重組順利進行
國有企業的產權流動與重組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社會系統工程,認識有待統一,操作有待完善,同時也離不開相關的配套措施。
㈠要更新觀念,營造有利于國有企業產權流動與重組的環境氛圍。產權流動與重組在全國雖已不同程度地得以展開,但目前仍存在思想上的混亂,操作上的失誤。不少人把產權流動與國有資產流失必然地聯系起來。其實,國有產權流動不等于國有資產流失。運用商品經濟的辦法管理產權,運用市場和競爭規則來實現產權的分享和流轉,不僅不削弱所有權,相反地恰恰是保障國家所有權、使國有資產富有生機活力的制度條件。
在國有產權轉讓的過程中,首先,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明確企業產權要商品化。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實踐上看,企業產權都具有商品的一般屬性,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既然生產資料、資金、場地、等可以是單個商品,那么,作為諸生產要素組合的企業產權無疑也應該是商品。產權轉讓過程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商品的交換過程。人們把承認企業產權是商品說成為思想認識的第三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承認社會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第二次飛躍是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因此,要重視產權這個特殊商品。如果企業產權不形成商品就進不了市場。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產權轉讓要市場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產權轉讓是一種市場行為,不同于過去企業的關、停、并、轉。建國以來,我國曾經幾次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或治理整頓,幾次對國有企業進行關、停、并、轉,這些與我們現在提出的產權轉讓有很大區別。一是關停并轉是無償性的,而產權轉讓是有償性的;二是關停并轉是采用指令性的行政命令的方法,產權轉讓是自愿性互利的經濟方法;三是關停并轉一般只限于企業整體的有形資產,產權轉讓不但包括有形資產,而且也包括無形的資產;四是關停并轉不改變所有制性質,而產權轉讓有的則要改變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五是關停并轉一般不改變企業法人實體,而產權轉讓則改變原有企業法人實體。
所以,在國有產權轉讓過程中,無論是出售實物資產、股權、債權換回貨幣,還是用貨幣購買實物或股票、債券,改變的只是國有資產的表現形式,只要堅持市場規則實行等價、有償轉讓,國有資產的價值量和所有者權益絕不會減少,更不會消失,根本不存在減少或流失國有資產權益的必然性。容易發生的國有資產流失是出讓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低于重置價格或市場評估水平;購買的企業或合資企業把資產接過去了,債務卻沒有接過去;資產以特殊的優惠性低價讓渡出去,而職工的就業問題留給了政府等等。可見,不規范的流動才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不過,比較而言,至今為止最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并不是發生在資產存量結構調整的活動中,而是發生在沒有進行這種調整的企業中,發生在存量資產不能流動的企業。所以,必須看到,合理、規范的流動不僅不會造成流失,而且可以促進結構優化,進而提高效益。國有資產流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增值。資產不流動,就無法從經濟效益差的行業或企業撤出,并投入到效益好的企業或行業,反之會導致資產長期低效甚至負效運營,失去增值機會。
我們必須明確,國有產權的凝滯和不流動,才是國有資產的最大損失和流失,而產權的流動與重組,則是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基本方式。所以,要更新觀念,積極探索國有資產合理流動的途徑和方式,引導國有資產向高效益的領域轉移,以便有效地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二)加強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工作,為資產重組服務。推動國有資產存量的重組工作,必須建立健全的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和營運體系,加強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工作,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此,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包括產權登記制度、國有資產統計報告制度、產權收益收繳管理制度、資產評估管理制度以及通過清產核資核實企業資本金的制度等一整套國有資產基礎工作管理體系,同時要充分利用國有資產清產核資、產權登記和資產統計所獲得的資料數據,從行業類型、企業規模、效益狀況等方面分析企業資產結構、分布狀況和企業發展前途,以研究制定產業、行業結構調整方案,并為減輕企業負債問題提供對策和建立重組企業的新增資本金制度。
其次,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要加強資產重組過程中的產權界定和資產評估兩項工作。產權界定是資產重組的前提,如果產權不明晰,就不可能做到資產合理流動,產權界定的實質就是界定不同產權主體的責任和權利。應該遵循"誰投資,誰擁有產權,誰受益"的原則做好產權界定,以維護國家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及經營使用者的合法權益,不侵犯其他財產所有者的合法權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資產重組必然會涉及到產權轉讓價格,而其確定又是以評估價值為基礎,按照<<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的規定,凡是發生國有資產產權轉讓的情況,必須對包括土地使用權在內的企業資產進行評估,評估工作要委托經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批準取得評估資格的機構確認,并據此作為出讓企業產權的底價。另外,應降低被兼并企業的評估費用。在資產重組評估過程中防止低價評估、漏估無形資產、多家介入資產評估工作等不良現象,堅持統一管理、規范運作原則,加強資產評估機構的管理。
㈢培育發展產權交易市場,規范產權轉讓行為,為國有產權轉讓提供媒體。在市場經濟范疇下的資產重組,必須要有相應的產權交易市場,通過規范化的產權交易活動,合理組織國有資產存量的流動和防止國有資產在交易過程中的流失。關鍵性的問題是要建立規范的產權交易市場體系和監管體系,使在資產重組過程中的產權轉讓管理法制化、規范化,提高資產重組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產權交易市場的建立,有助于經濟的發展,有助于資產存量跨地區、跨部門、跨所有制的流動,有助于資產重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