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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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的方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古詩詞 誦讀 教學方法

古詩詞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精華，古詩詞教學在初中語文教學中有著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歷史人文環境的變遷、網絡文化、“快餐文化”等的沖擊，現在的初中生對古詩詞的情感日益生疏，對古詩詞的學多停留在識記層面，教師也缺乏合理引導的有效教學方法。筆者認為，當前初中古詩詞教學應繼承“誦讀”傳統，大興誦讀教育之風，同時積極創新方式方法，使之發揚光大，從而讓學生品悟古詩詞文化的精髓，從中獲得豐富的情感體驗和精神養分，切實提升其鑒賞水平和審美情趣。下面是我在教學中常用的幾種古詩詞誦讀方法。

一、范讀法

在古詩詞教學中，教師聲情并茂的范讀，可以使學生直接觀察教師的表情，揣摩模仿教師的語氣、語調，進而理解詩詞內容，體悟感情基調。劉國正先生在回憶他的語文老師時說：“先生很少講，但喜歡吟詠，吟到得意處，音節鏗鏘，聲震瓦屋。我也跟著吟詠，跟著鏗鏘，許多詩篇的妙，是跟著吟詠體會的。”可以說，范讀是教師朗讀技巧和美感體驗的完美結合，不僅在朗讀上（諸如停頓、重音、語音、語速、語調等方面）給學生示范指導，同時也對學生感受詩歌的內在美給以潛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教師范讀也可以讓學生參與其中：一種方法是教師大聲朗讀，學生小聲伴讀；另一種方法是教師領讀，學生跟讀，以此增強范讀時的師生互動性。

二、朗讀法

朗讀法就是以學生為主體，把書面語言轉化為口頭語言，即清晰響亮地把詩詞讀出來。這種方法能訓練語音，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加強學生的記憶力和語言感受力，能培養語感，再現古詩詞的情境，加深對古詩詞的理解。語文“新課標”明確提出的朗讀評價標準是:“能用普通話正確、流利、有感情地朗讀課文，是朗讀的總要求。根據階段目標，各學段可以有所側重。評價學生的朗讀，可從語音、語調和感情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查，還應注意考查對內容的理解和文體的把握。”朗讀的方式多種多樣，可自由小聲讀、個別讀、分組讀、接龍讀、分角色讀、分男女聲讀、齊讀等。

三、聽讀法

聽讀法指利用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播放著名朗誦家朗讀的詩詞。“朗誦藝術家以普通話為依托，通過語氣、語調、語速、重音的變化和情緒的調動，或剛勁、激揚、氣貫長虹、排山倒海，或溫馨、柔美、曲折委婉、浸潤心田，以情感再現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用聲音重塑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把聽眾帶入作品創設的藝術境界，使聽眾心靈得到藝術魅力的感染和高尚情操的凈化。”朗誦家以其標準的普通話發音，對作品情感的準確把握，以及對朗誦技巧的熟練運用，為古詩詞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給學生美的享受與熏陶，也為學生誦讀樹立了榜樣。

四、品讀法

品讀的過程，其實就是通過輕吟細品，對古詩詞所表現的情境、情感、意韻等進行解讀和賞鑒的過程。這時學生可充分發揮聯想和想象，再現逼真的情境，體驗詩人的喜怒哀樂，達到情感的交融、心靈的凈化。如辛棄疾的《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一詞通過描繪一幅扣人心弦的戰斗畫面，表現出詩人殺敵立功的壯志豪情和報國無門的悲憤之情。品讀時，要做到心中有畫，才能讀出畫意，反復品讀，不斷咀嚼賞鑒，才能受到詩人激情的感染，產生感情的共鳴。

五、演讀和唱讀法

初中生模仿能力強，想象力豐富，古詩詞誦讀教學可以充分利用學生的這些特點，讓他們讀讀、背背、說說、唱唱、演演，通過變換各種不同的教學手段，增強他們對古詩詞的學習興趣。幫助他們進入角色，身臨其境，與詩中物、詩中人、詩中景、詩中情溝通，增強他們對古詩詞語言特點、情感表達和意境意象的領悟。演讀法指將詩歌改編成小話劇來進行表演，這是詩歌教學的一種新嘗試，適用于故事情節較強的詩詞。如，筆者在講授杜甫的《石壕吏》時，由幾名同學分別飾演詩人（敘述者）、小吏、老婦、老翁等，他們的表演繪聲繪色，其他同學也興趣盎然，學生對詩的理解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情感也得以升華。唱讀法指用歌曲一般的旋律來吟誦詩詞，以此感受詩詞的思想內容和內在韻味。詩詞本身就是流動的音樂，以其特有的押韻、停頓和重音等，盡顯它們別具一格的音韻美。如今，已有許多經典詩詞被改編為歌曲，如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可以拿來直接學唱，陶冶學生的情操，涵養學生的心靈。

六、多媒體情境導讀法

多媒體技術與古詩詞誦讀教學的整合，將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利用多媒體技術，一是可以創造意境美。詩歌是一種審美的藝術,其優美的意境有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詩歌的意境如果達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用語言表達就顯得蒼白無力，而運用多媒體技術就有可能將這種意境形象化地表現出來。如，在講授王維的《使至塞上》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意境就可用優秀攝影作品將其直觀生動地再現出來。二是可以感受聲音美。音樂是生命的律動，是感情的迸發，是人類內心一種無法言說的旋律，更是一種物我合一的藝術境界。

古詩教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傳承，在培養學生的審美意識和個性情感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提高教學效果，廣大語文教師在嘗試不同的方法，但是無論用什么方法，首先要適合學生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參考文獻：

考古學的方法范文第2篇

進入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1867—1919年,自此進入現代考古學的開端),美國人龐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亞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遺址的發掘研究中應用動物考古學方法研究動物骨骼,證明牛、羊、豬尚處于從野生向家養的過渡狀態,豐富了早期農業的珍貴考古學資料。[6]近乎同時期,在美洲的分類描述階段(19世紀40年代—1919年),戴爾(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貝丘遺址發掘過程中獲得的脊椎動物遺存,結合狩獵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遺存,按經濟形態和生態環境的差異進行了科學的地層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年代序列,從而開創了美洲動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學的成熟階段(1919年—20世紀4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前一階段),文化生態學思想對考古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部分考古學家擺脫了以遺址為中心的文化—歷史方法的束縛,與生物學家和環境學家合作,借助生態學方法,通過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來重建史前環境和分析史前人類的食譜,進而了解古代人類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適應過程。[8]20世紀20年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馬歇爾負責對印度河流域青銅時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并利用動物考古研究成果闡述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的經濟類型。[9]20世紀30年代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對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鑒定和統計,分析了夏商時期的氣候環境。[10]楊鐘健對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骨骼進行了屬種鑒定[11]。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 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考古學的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考古學 學術規范 公眾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87 文獻標識碼：A

一般認為，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北宋時出現的“金石學”，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銅禮器）和石刻為研究對象。中國考古學經過長足的發展，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并且與多個學科融會貫通，采用了一些先進的技術和高科技，如C14測年、熱釋光、衛星遙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學、材料、計算機等方面的成果，充分應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水下考古等多個專門考古分類。在教育體系中，中國的考古學一直從屬于歷史學，屬于歷史學的二級學科。2011年，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我國的學科體系進行調整，考古學正式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級學科。與此同時，隨著媒體和網絡的宣傳，一些比較有影響的電視欄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遺址現場發掘的直播，都向公眾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識，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熱潮。由此可見，中國考古學與當代社會有密切的聯系，研究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尤為必要。本文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1 正確處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

考古學雖然與狹義的歷史學都是為了研究古代人類歷史，但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

首先，兩者研究的對象即處理的材料不同。歷史學主要是處理來自過去的文獻，而考古學主要處理過去的實物遺存。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

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偽。將它們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考古學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展變化的軌跡。

科學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讀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現難以契合。②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

考古學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從生態環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 考古熱潮與田野發掘規范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

首先，在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規范考古發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掘。

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掘，做好發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

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掘中。《科技日報》提及的“文物保護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3 公眾考古學與當代社會

公眾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也稱為“公共考古學”，主要研究考古學與公眾之間的關系與溝通、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以及考古發現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響等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宣布在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村發掘的東漢大墓（即2號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學術界、媒體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激烈爭論。一項考古發現能夠引發社會各界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十分罕見的。⑨這不僅是因為曹操是中國大眾心目中比較著名的歷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熱潮關系密切，還出現了很多“質疑”曹操墓造假的聲音，迎合了民眾的獵奇心理。

中國傳統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范，而這些學術規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Z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

注釋

① 張忠培.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若干問題[J].文物，1983（5）.

② 張京華.20世紀疑古思潮回顧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陳淳.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讓材料牽著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與文物》編輯部.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訪談[J].考古與文物，2012（1）.

⑥ 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規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劉莉.“文物保護航母”開進考古現場[N].科技日報，2012-5-5（3）.

⑧ 李韻.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報，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陽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之爭的考古學思考[N].光明日報，2010-1-26（3）.

⑩ 柳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任何人都有質疑考古結論的權力[N].光明日報，2010-1-5（3）.

Z 楊雪梅.考古不再“純學術”？[N].人民日報，2010-1-24（12）.

參考文獻

[1]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4.7.

[2] 張忠培.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6.

[3] 欒豐實等.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倫福儒.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考古學的方法范文第4篇

一

十九世紀中葉，丹麥著名的考古學家湯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學中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分期法作為歐洲史前技術發展史的三個階段，通過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質料的演變，說明原始社會的發展歷程。這一分期方法具有較強的科學性，為考古學界普遍接受。湯姆森的三期說于1848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后，對歐洲考古學的發展影響巨大。時隔半個世紀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首倡"新史學"，激烈批判中國傳統史學，并擬撰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在《中國史敘論》中，他說明了編寫中國史的理論、思想、體例和分期等問題，其中第五節"有史以前之時代"即介紹了當時正在歐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學理論--湯姆森的三期說。"1847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又分為新舊兩期，此進化之一定階段也。雖各地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梁啟超將石器、銅器、鐵器三時代劃分理論與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附"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現，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為過。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石刀兩期，其所歷年代最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sì＠①，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之前者斷然也。"（注：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9年。）很遺憾，梁啟超未能運用史前三期說寫出一部中國通史的遠古時代篇，但是，他相當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學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發掘的作用。這種用歐洲近代考古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確實是一種十分進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學在中國古代被稱為金石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宋代以來就很發達，漸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降及清朝，金石學隨考據之風的興盛而蔚為大觀，尤其是乾嘉以來的學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銘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輩出，著述如林。梁啟超在《清代學術》第十六部分專論清代的金石學。他認為"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種學問"，并列舉了一些研治金石學的犖犖大家，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名家名作。梁啟超把清代金石學研究分作幾派：其中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為考證經史之資料"；黃宗羲一派從金石中"研究文史義例"；此外尚有翁方綱一派"專講鑒別，則其考證非以助經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則美術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學范圍擴大，考證商周銅器的"金文字興，而小學起一革命。"因為"儲器文字既可讀，其事跡出古經以外者甚多，因此增無數史料。"同時對美術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啟超特別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雖然"惜文至簡，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變遷異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簡牘的發現，不僅擴大了金石學的研究范圍，而且為傳統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的轉變起了推進作用。

此外，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論史料》中評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價值。他說意大利龐培古城發現后，"意人發掘熱驟盛，羅馬城中續得之遺跡，相繼不絕。而羅馬古史乃起一革命，舊史謬誤，匡正什九。"對中國古代遺跡遭到破壞則深表惋惜。例如鉅鹿城"茍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學的整理，則吾儕最少可以對于宋代生活狀況得一明確印象。"（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在這里，梁啟超把史料的獲得分作兩部分：即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前者的性質，又可分三類：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及遺下之古物。這些史料均屬于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的范疇。梁啟超不僅重視歷史文獻，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這在當時實具先鋒意義。　 轉貼于

1922年10月22日，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訪問中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中外學者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關于考古學的論文。受聘于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時在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的梁啟超也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做了《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0一。　）的講演，在這篇演講中，梁啟超首先回顧了中國考古學的萌芽時期，即北宋的金石學，列舉了幾位著名的金石學家及其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金石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呂大臨《考古圖》等。接著，梁啟超重點介紹了清代金石學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學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類，分別概述了各類研究對象，內容及成果。最后，梁啟超作了展望，認為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仍很幼稚，可以發展之處很多，進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并圈定中國幾處最有潛力的發掘地區（新疆、黃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墳墓、大城名都、廢墟等）；二是方法的進步，包括繼承傳統金石學研究方法，引進西方考古學新理論（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等）。最后，梁啟超希望不久的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關均設考古學科，以期開辟中國考古學的新紀元。

三

"現代考古學，最要者為田野工作，包括遺址的搜尋和發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學基礎》，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啟超還非常關注田野發掘。1926年冬，清華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共同組織，李濟、袁復禮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考古發掘，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發掘。梁啟超對此次合作極感興趣，并給予大力贊助。他曾兩度親筆寫信給山西軍閥閻錫山，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給予官方支持。李濟后來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閻錫山。"（注：李濟：《安陽--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1926年12月10日，梁啟超在寫給時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和人類學專業的兒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陜西）正采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愿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外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問題。"（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來梁思永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并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這時，李濟也從山西發掘地回到北平，開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華園與梁啟超相見，兩人談及邀請梁思永回國參加考古發掘事宜。后來，李濟把西陰村發掘所得實物的一部分在清華大學校園內做公開展覽，王維國、梁啟超參觀了展覽，并與李濟做了熱烈的交談。

1917年1月10日，　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歡迎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的勝利歸來，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出席并聽取了李濟、袁復禮二人所作的長篇報告。當天晚上，梁啟超興致極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梁思永。信中他首先報告了西陰村考古發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談到出土的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等，還提到了著名的半個繭殼，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梁啟超特別提到了這次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指李濟、袁復禮二人）想翻這個案。"并認為"（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不錯。"建議梁思永回國"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時局動蕩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整理那76箱東西，"也斷不致白費這一年光陰。"（注：上引均見《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華書局，1994年。）梁啟超還打算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后再去歐美深造幾年，一定會受益更多。　 轉貼于

考古學的方法范文第5篇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計不難看出，大多數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二)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努力從對南亞和東南亞與動物考古相關文章的一般統計來看，高層次研究成果占20%，較高層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層次的成果占50%，基礎性成果占27．1%。中等層次研究中生存對策相關研究占較大比例，達到34．3%，研究主題涉及面較廣，表現出較強的學術進步勢頭。總體上看，本區高等及較高層次研究略遜于西亞，研究水平要高于東北亞和北亞，處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層次。

(三)北亞的保守性基礎工作基于表2的綜合數據可見，北亞動物考古工作的主體多涉及方法論和理論領域，調查與報告約占文章總數的1/3。在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將近35%的文章屬于生存對策主題，其中近1/4與馴化有關。也就是說，將近72．6%的工作已經達到中等水準，但是基礎研究所占比重較高(達27．4%)，而且缺少高層次研究。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題與其所覆蓋的空間地域和所經歷的考古學文化變遷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題比較有限，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總體上處于中等研究層次。

(四)東北亞的提升空間從表2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東北亞動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處于基礎性研究水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基本生物學信息(33．6%)以及基本鑒定過程(11．2%)的積累。在東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1/3略強的工作與中等層次的研究密切相關。包括宗教宴饗、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在內的高層次研究成果僅占6．1%，較高層次的綜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學、動物馴化、生存對策、環境學和適應行為時空分布在內的中等層次研究成果卻占33．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礎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層次還很低，但是研究主題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卻是本區動物考古活力和未來快速發展的預兆。總體上看，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亞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不必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了，因此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五)亞洲動物考古的整體觀察基于數百篇國內外動物考古文獻資料進行的有關亞洲動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簡單統計分析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通過這種量化分析會使我們易于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處于何等研究層次，進而意識到為了與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將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選極少數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參考文獻名錄，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統計表中所列數據，是建立在權威性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樣本量統計和分析基礎上得到的，具有統計學意義。亞洲動物考古工作主要開始于20世紀晚期，但是大多數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出自21世紀頭十年。一般來講，目前西亞動物考古已經進入全球動物考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南亞和東南亞主體動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處于第二階段，也有部分成果屬于第三階段的較高層次;北亞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整體上卻還停留在第二階段，其動物考古理論與實踐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參見表1、表2的數據)。學者們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亞有關生存對策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東北亞就這一主題的研究應當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這是達到更高研究層次的堅實基礎。另外，東北亞在生物學和古代環境信息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這為深入的動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礎性平臺。與亞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工作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就諸如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等高層次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在亞洲(尤其是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開展的古DNA考古，在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來自加拿大的楊冬亞等)和亞洲本土學者(如日本的奧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進展，為深入開展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自然科學基礎。

亞洲動物考古的未來之路

根據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動物考古會議的議題，結合上述有關動物考古研究層次的分析，可以將目前的主要研究議題歸納為下述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參考。

(一)較高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宗教活動相關的葬禮用牲動物研究，國家形成過程中動物資源的強化利用狀況研究，就動物考古對人類社會探究所做貢獻的綜述性研究，鹿科動物、豬、馬、牛、羊(綿羊和山羊)等對經濟形態轉型(如跨時代畜牧業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研究，動物考古的專業性研究，動物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所涉及的較高層次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外來貿易與生物入侵研究，副產品開發研究(如副產品革命新標志、乳制品制法的發展等)，方法論研究(如形態測量與相似屬種比較相關的動物資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學的動物遷徙性研究、與現代人類起源研究相關的各個氧同位素階段的人類狩獵行為多樣性探究等)，古代人地關系研究(通過動物遺存開展的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度研究等)，與遺址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埋藏學新探索，與人類遷徙問題相關的島嶼動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舊大陸古人類的生存對策研究，動物和人類食性與人類行為和食物加工技術相關性的綜合分析，動物資源獲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觀、環境及其變化研究，生存對策研究等等。這些是今后應當加強研究的中等層次動物考古學問題。

(三)基礎性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按地域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動物考古，環極地動物考古，新熱帶區動物考古新進展，舊大陸各時段動物群時空分布總結與研究，中東歐動物考古研究)，按動物類別進行的專題研究(如舊大陸的駱駝、古寄生蟲、軟體動物考古，猛犸絕滅的環境與人為因素研究，鹿科動物與社會)，數字化動物考古，實驗動物考古等成為未來應進一步加強的基礎性研究。其他常規的基礎性研究包括畜牧業基礎信息、信仰系統食物加工以及食譜和營養性疾病狀況、文化交流等。上述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的加強，將有利于亞洲動物考古水平的穩步提高。四、結語總體上看，亞洲動物考古的發展在時空兩個方面都還表現出相當的不平衡;來自不同國家的同行之間通過共享數據庫進行的交流還遠落后于快速發展的動物考古的需要;動物遺存基本鑒定的訓練以及國際通用語言的運用也顯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教育與技能的訓練還無法滿足該領域未來發展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需求。這些不利因素都制約著亞洲動物考古的健康發展。鑒于擁有農業起源和動物馴化發祥地的重要地位，亞洲就經濟形態轉型為主題的動物考古研究應當以綜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進一步加強。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層次，我們應當結合對來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遺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學和古環境重建信息的積累(其中富有遺址形成過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學研究方面，文化層和自然地層應當同時加以考察，并盡量配合成系列的測年數據，以便于在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從生存組合到發掘所獲材料經歷的變化過程。中亞和北亞是需要我們投入更多努力的區域。在這樣廣大的地區，亟待就更廣泛的議題開展國際合作性動物考古研究。尤其是從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類生存對策轉型以及馬的馴化這些重大考古學問題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結合與周邊地區的大量比較所開展的多學科、多遺址、跨區域、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動物考古研究。鹿科動物遺存廣泛出現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地區，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古生態環境重建，還是狩獵經濟的主要狩獵對象，都離不開對這類動物的深入研究。中國的鹿科動物遺存的深入研究，必將有力地促進經濟形態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等高層次考古學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