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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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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范文第1篇

      所謂“他者”(the other),就是“指主導性主體以外的一個不熟悉的對立面或否定因素,因為它的存在,主體的權威才得以界定。西方之所以自視優越,正是因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沒有力量、沒有自我意識、沒有思考和統治的能力的結果。”英國當代學者艾勒克?博埃默說:“對歐洲的中心地位、技術成就以及發展模式的篤信,把對于異域的好奇心和興趣中性化,這些都是很難改變的。西方的準則就是人類通行的常規,世界就該是這種樣子。因此T?S?艾略特在《荒原》中,把支離破碎的社會圖景和多國語言的囈語不是安排在恒河平原,而是安排在倫敦,不是沒有道理的。一般說來,歐洲在引用外國文化時所表達的是對自己的關懷。殖民地的文化只是宗主國在自我質詢時使用的催化劑。”

      當代著名理論家薩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引用了歐洲中世紀神學家圣維克多的雨果一段話:“發現世上只有家鄉好的人只是一個稚嫩的雛兒;認為每一塊土地都像自己的家鄉一樣好的人已經強壯;但只有當認識到整個世界都不屬于自己時一個人才最終走向完善。”薩義德接著說道:“一個人離自己的文化家園越遠,越容易對其做出判斷;整個世界同樣如此,要想對世界獲得真正了解,從精神上對其加以疏遠以及以寬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條件。同樣,一個人只有在疏遠與親近二者之間達到均衡時,才能對自己以及異質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斷。”這兩段話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啟示:首先,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其次,西方文化只有在與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的比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認識;再次,學習西方文化無疑可以使我們反觀自身的文化,使我們對中國文化獲得更深入、甚至是更獨到的理解和認識。

      西方文化是相對于東方文化或中國文化而言的。我們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憑自己的好惡,根據自己的知識和文化積累去研究和學習西方文化。作為一個中國讀者或學者,無論你借鑒和運用了多少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你的研究必然首先是中國的。對于西方文化,你永遠是一個“他者”,正如對于中國文化,外國學者也永遠只是“他者”一樣。對于自我的認識不能僅僅通過自我來完成,必須借助于一個參照,一個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形象來完成。只有在與“他者”的比較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只有通過“他者”的眼光,“我”才能確認自己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因此,我們在了解和認識西方文化之前,應當約略地知道什么是東方文化或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與鮮明的民族特點。中國位于亞洲東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亞洲內陸,是一個海陸兼備的國家。中國傳統觀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內的諸夏和“四夷”共同構成。《論語?顏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中國古代歷史上由于歷代王朝總是以大國自居,并不重視在海洋的發展,在清朝時更是實施閉關自守的政策,從而形成了半封閉型的大河內陸文化。中國古代社會東部為農業區,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區,也由此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補充。東部的農耕經濟又占優勢,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經濟基礎。中國古代傳統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在宏觀上主要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從而也形成了輝煌的農業文明。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然在其久遠博大之中,卻“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若由著述載籍而論,經史子集、萬億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為其淵藪;如由學術統緒而言,三教九流、百家爭鳴,則以儒、道二家為其歸致。東晉以后,歷南北朝隋唐,由印度傳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釋氏之典籍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輔相成,構成了唐宋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基本結構特征。

      我們正是在此基礎上認識和理解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有其共同的源頭,共同的發展規律和軌跡,以及共同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影響。因此,總體上概括和描述西方文化還是有可能的。但是,西方文化內部又存在十分驚人的差異性、多樣性,甚至矛盾性,這使得我們又必須注重對個別的、具體的、特殊的文化現象的把握和分析。

      西方文化是個極其復雜的混合體,它代表著先前多種文明成就的融合。其中有三種文化,即古典文化、希伯萊文化和哥特文化,似乎特別顯著地影響了西方世界的發展。這里的古典文化指的古希臘和羅馬文化。西方學者認為,“古典文化發端于希臘,并在古羅馬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它的主要貢獻體現在人們通常所指的生活的世俗方面。我們的教育體系、民政機構、科學以及許多藝術和手工藝,都可溯源于古典文化……古希臘人和羅馬人試圖創造一個秩序井然的理智社會,使人類的尊嚴得到尊重,人類的成就最終得到鼓勵……那種將人視為崇高的理性動物的觀點,便是古典文化的最終成就。”“希伯萊文化的特點卻在于它對純潔心靈的贊美,而不在于對敏捷思維的強調。”哥特人則被認為是日爾曼部落中最兇暴、最活躍的一支。哥特人的主要特點是躁動不安和激情好動。他們沒有在書面文學、藝術形式以及文化裝飾品方面作出貢獻,但是,“他們對個人自由理想的強調、對怪誕事物的迷戀、對婦女的神秘態度以及個人對首領的忠誠等觀念,在創造中世紀和后來的歐洲生活形態過程中也頗有影響力。”

      西方文化大致包括古希臘羅馬文化、中世紀文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19世紀西方文化、20世紀西方文化等內容。

      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文化,其產生和發展有著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原因。我們知道,古希臘位于地中海中北部,大致相當于現在的希臘。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東達小亞細亞、敘利亞,南達埃及、北非,西達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北達黑海。它三面臨海,海岸線曲折而漫長,有利于文學的吸收和傳播。希臘文化發源于克里特島,并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當歐洲中部部落入侵愛琴海區域時,并未帶來任何形式的文化。相反,當他們向南進入伯羅奔尼撒時,卻發現一個文化正等待著他們,即邁錫尼人的豐富文化遺產。他們在征服土地的同時,文化上卻被反征服了。這種情形就如同中國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漢民族一樣。

      關于愛琴海名稱的來歷,有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雅典王埃勾斯之子忒修斯作為七對童男童女中的一員,獻祭給南海(克里特)的牛怪彌洛陶洛斯。忒修斯借助于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贈送的兩件寶物魔劍和金線團殺死了怪獸,逃出了迷宮。但在逃離追兵時忘記了將黑帆換成白帆。埃勾斯以為兒子必死無疑,縱身跳進了這片藍色的大海。后人為了紀念這位雅典王,便將這片大海取名為埃勾斯海,即愛琴海。

      希臘是海洋國家,在這里首先發展起來的是商業和交通,商業的目的就是獲取最大的利潤,這樣商業的發展必定會刺激人們的各種私欲的發展,這種精神品格以后又成了西方人本主義傳統的文化精神源頭。希臘人生活在一個夏季炎熱、干燥,冬季短暫的國度里,這里一年四季幾乎都適宜于莊稼的生長。他們無須準備御冬的食物、溫暖的住房。他們的社交活動一般都在戶外進行。他們生活簡樸,不必采取復雜的生活方式。中國則屬大陸國家,這里首先發展起來的是農業。農業的根本在于土地,土地搬不走,所以要定居,定居后繁衍,故有大家族,有家族崇拜,有“家邦社會”,于是也就有了儒家學說,強調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農業的關鍵還在于勤勞節儉、團結合作,以及與各種自然災害作不懈斗爭,所以中國神話贊美一磚一石的勞動,歌頌堅韌不拔的意志,崇尚溫柔敦厚的恬靜美。同時,古代希臘由于商業、交通的發展,人民向往整一、系統的生活,其神話與此吻合,也漸漸被編撰得體系完整、豐富多彩;中國過早發展起來的定居農耕生活,是一種原始的“小國寡民”的自然經濟,一個個分散的氏族部落,猶如一處處“世外桃園”,雖“雞犬之聲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因此,愚公寧肯子子孫孫搬山不止,也不愿搬家遷徙。這種封閉自足、與世隔絕的農耕生活自然不利于文化的整合,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神話也只能是零散的、缺乏聯系的、自生自滅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先生說:“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民居 民俗 文化 等級思想 地域 庭院

      0 引言

      民居,血緣家族的居住環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緣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觀念的差異,導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自然環境多種多樣,社會經濟環境亦不盡相同。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這種傳統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環境的烙印,生動地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國外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同樣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國,“民居”一詞最早來自《周禮》,原文是“辯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視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對于皇居而言的,統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達官貴人的府第園宅。

      民居是世界傳統建筑的寶貴遺產,與人類的生活、生產息息相關,設計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決定了它自然純樸,設計靈活、經濟實用,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風格及強烈的民間審美特色等特點。它的誕生與發展,是與自然地理、氣候、地形地貌、資源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習俗等復雜多變的綜合因素密切相關的。

      1 民俗對民居文化的影響

      民俗即民間風俗,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類社會群體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時代和地域中不斷形成、擴大和演變,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服務。也是國家、民族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民間傳承的世界,并與民居有著緊密的聯系。廣義的講,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國 我國民俗的產生有著深厚的物質基礎。遠古時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話、宗教、巫術及圖騰崇拜的等民間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術以及陰陽、五行、八卦等理論后,逐漸形成的民間風水理論和營造方法。在民間的建造學全過程中,也體現了這種文化的影響。如破土動工要“擇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請四鄰同來祈愿,還要祭公雞“以除鬼之氣”。民居內還常設有“跳板”、“石敢當”、“照妖鏡”等專門的避邪物。

      古埃及 在尼羅河兩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環境的影響,在阻斷了與外界聯系的同時也獲得了天然的屏障和豐富的資源,這樣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創世說、歷法和占星術等。相比較古埃及的神話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對自身安全保衛和私密性功能的考慮。

      古希臘 愛琴海孕育了古希臘燦爛的文明,古希臘人在文學、戲劇、雕塑、建筑、哲學等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人們將全部的建筑熱情傾注在神廟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動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興建的重要原因。現存的建筑物遺址,如神廟、劇場、競技場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臘人的藝術趣味。雖然對一般的居民住宅沒有加以重視,但追求實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貫的,表現出了古希臘人的天性。

      古羅馬 古羅馬人廣泛吸收四鄰各族優秀文化成果,特別是古代希臘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礎上,根據本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需要,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羅馬時期也得到了較大的飛躍。對家神的崇拜和對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現出來。

      相比較古希臘時期,古羅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護外,人們還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經濟狀況,對住宅內部不同作用的房間進行個性化的裝飾。

      2 等級思想對民居文化的影響

      中國 中華民族號稱禮樂之邦,是與禮樂秩序的長期教化分不開的。“禮的本質是上下尊卑的倫理秩序,而樂的精神則是調和各種等級類別之間的關系”儒家的理論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強調規范人的觀念行為,包括與日常行為密切相關的民宅環境格局。禮樂文化正是適應這種社會政治的儒家理論的精華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體現這種關系的典范。

      古埃及 古埃及同樣也較為注重主次、長幼和軸線的等級思想。而對外封閉,對內開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較符合古代埃及人們的心理和生活習慣,基本上成為住宅設計的一種通用形式。

      古希臘 古希臘的民居中對等級制度的體現相對較少(奴隸和奴隸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紀中葉,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規劃,目的是為給每個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條件。在以后擴建的其他街坊中,每個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積和房屋。

      古羅馬 古羅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囂和擁擠。多數擁有別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設計中設有中軸線和庭院,結構緊湊。多層式的公寓是為解決人口劇增,住房緊缺而創造的,為大多數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臘的影響,民居中的等級制度體現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財富掛鉤。

      3 地域對民居文化的影響

      中國 民居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人們常以最廉價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觀的思維方法和最簡單的施工過程滿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濕潤,邊足以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當時人們對所居的理解。民居內的空間、結構、部件,大多源于實用。

      古埃及 在古埃及,由于尼羅河三角洲較為干旱炎熱,人們在屋頂上設立納涼露臺,利用屋頂高差開窗通風,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順其自然的優秀創造,并對西方炎熱干旱地區的住宅有深遠的影響。

      古希臘 希臘屬地中海氣候,夏季炎熱干燥,高溫少雨;冬季溫和濕潤。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內常設有噴泉、水池、雕像,載有花木等。房間內常有壁畫和彩色鑲嵌,環境舒適宜人。

      古羅馬 同屬地中海氣候的羅馬,四季鮮明,天氣溫暖。當地建筑材料多為磚和混凝土。受氣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羅馬拱結構技術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民居類型較多,如別墅、府第、多層公寓等。

      4 中西方傳統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現——以庭院為例

      中國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軸線旁再分處次軸線,成為多組院落的并列組合。

      以北京四合院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圍成的院子為基本單位,數個大小形狀不同的院子組合起來,成為一座住宅。一般為三進院,進門為一小天井,正對門樓設一影壁,上書吉祥文字,穿過隔墻上的門洞,才到軸線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對外不開窗,較為封閉。因此滿足了封建社會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的禮治要求,也給使用者創造了一個舒適安靜的居住環境。

      西方住宅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間,常常圍繞庭院增建層樓,以增加使用面積。在古埃及,入門穿過過道便是一個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實際上是家庭活動的中心,而對外封閉,對內開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較符合古代埃及人們的心理和生活習慣。古希臘的庭院多被營造成“園”的形態,多采用內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設置水池。開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園”的特征使得古希臘庭院更具有農業文明的特色。古羅馬將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漸融合,形成了類似兩進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較封閉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臘的庭院。

      我國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縮小,是群體建筑和農業文明的產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響。這點和希臘的庭院有著相似的地方,但希臘的庭院更強調“園”的特征,以及“與自然頻繁接觸”的哲學觀念。古希臘的民居中更體現了理智、規整、。而古羅馬的中庭則是單體建筑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明顯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羅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讓人感到一種年輕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較少,而更多的是則更體現出一種寧靜和質樸。

      5 小結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類對定居生活的需要。作為居住空間,無論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間的內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這種私密和內向程度是有差別的。中國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閉的。這種封閉性,尤以北方民居為典型。這一方面是因為北方天寒、多風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樣四周院墻不設一窗,僅東南隅辟一門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國正統的儒家觀念、內斂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緣家庭觀念一般比中國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親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輩也不是父輩的附庸,家庭成員之間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與個性的自由。所以,這表現在建筑門類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內斂、封閉而強調外向開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設圍墻,要求明亮,通敞。當然,中國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個家庭活動的場所,并非那種密不透氣的封閉。中國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種“無庭不成居”的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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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范文第3篇

      關鍵詞:希臘神話;歐洲美術;文藝復興

      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兩者并無什么實質上的聯系,但翻閱了一些書籍之后發現,它們的發展也是緊密相聯,息息相關的。文學的發展與演變給予了美術發展一定的力量與源泉,而美術之中運用到的文學素材,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學的傳播與普及。

      古希臘神話是原始氏族社會的精神產物,是古希臘人集體創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學形式,大約產生于公元前8世紀以前。它在希臘原始初民長期口口相傳的基礎上形成基本規模,后在荷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它產生和反映的地理位置是西起希臘半島,東至小亞細亞半島,南到克里特島的廣大愛琴海地區。希臘神話是一個廣闊浩繁的系統,支脈派系龐雜,傳說故事眾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顯的家族色彩,包孕著一條血緣的紐帶,存在一個基本脈絡,大體可分為神的故事和英雄傳說兩大部分。希臘神話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職責以及故事情節都有發展變化。可以說古希臘神話是整個西方文學的源頭,后世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曾從古老的神話中汲取養分。

      而作為文藝復興的起源地――歐洲。無論是對于文學,音樂或是美術的發展,都給予了一個良好的時機與環境。它們相互交融,相互滲透與學習。此時,作為歐洲經典文化代表的古希臘神話也自然而然的融入了這場復興運動之中,與其他藝術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并且不斷向新的方向發展與前進。作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源地的意大利,就為我們很好的詮釋了一個文化與藝術融合發展的過程。它的發展不僅僅有文化背景作為鋪墊,也依賴于一定的地理環境因素。中世紀時期的意大利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被各國占領,長期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之中。但卻因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不斷的發展對外貿易,很早就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十分強調個人的力量,重視科學,蔑視宗教, 崇敬光榮的希臘、偉大的羅馬,以人道主義取代非人道禁欲主義。這也為文藝復興的發展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運動與革新奠定了思想與社會基礎。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思想從中世紀解放出來,意大利美術的內容、形式和題材也都有別于中世紀唯靈論統治下的美術。古希臘的科學文化源遠流長,其燦爛的文化成就對西方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近代歐洲科學文化起源的基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意大利美術的崛起與發展提供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無論是從雕塑,繪畫,石刻的藝術表現、藝術形式和藝術內容上來看,都受到了古希臘的深遠影響。

      縱觀現今歐洲保留下來的藝術作品我們不難發現,有相當一部分都有希臘神話的影響,它反映著當時社會人們的精神生活以及,反映著當時人們的一個審美傾向。在文藝復興時期也出現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作品。比如波提切利的《春》《維納斯的誕生》提香的《竊奪歐羅巴》丁托列托的《銀河起源》等等。它們的創作都是以希臘神話為背景的。而我個人比較偏愛波提切利的《春》這幅作品。這幅作品又被稱為《維納斯的盛世》,講述的是充滿的西風神賽弗尤羅斯正鼓著腮幫飄然而入,追趕著大地之仙女克羅麗絲。因他的到來,最右邊的樹也折彎了腰,仙女克羅麗絲使諾鈉笸及諭鹽鞣縞竦淖犯希最終沒有還是沒有逃過西風神的擁抱。克羅麗絲口中溢出的鮮艷花朵紛紛而落。飄在花神費羅拉的身上,形成一件美麗的外衣,如同大自然一樣,曾經是一片白色的大地,轉眼間已經是鮮花盛開,生機盎然,畫面左端描繪的三美神舞動著春天彩霞般的輕紗,手拉手在翩翩起舞。這在文藝復興時期可以說是女性美的典型,在形象上波提切利將她們描繪的十分相像,又有著微妙的差別。整幅畫面表現了春回大地,歡樂愉快的主題。然而,畫中人物的情態并無歡樂的氣氛,像春天里吹來的西北風,籠罩著一層春寒和哀愁,若有所思的維納斯,旁若無人,進入了自己的內心世界,三美神的舞姿似乎是受命起舞,頗有逢場作戲的感覺,令觀賞者頗為不解。雖然作品展示了充滿著春的歡樂的眾神形象,這種對于人性的贊美,具有非凡的美感。但在那些莊重而自信的形象之中,總不免帶著畫家內心深處所隱藏的一種無名的憂傷。

      作為生長于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來講,應當是十分幸運與幸福的一件事情。他們經歷了一個歷史之中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變革,享受著最純粹的藝術氛圍與藝術欣賞價值。文藝復興時期也造就了許多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對后世的影響也是非常重大與深遠的。其間還有畫家魯本斯的《美惠三女神》令我最為印象深刻。她們最初與其他女神一樣,著白色長裙,但在后來的藝術表現中,她們通常呈現為。

      她們是宴歡,是消費,是最多彩的生活的人格化,美惠女神的生活是希臘人所追求的生活。希臘人的社會建立在贈禮和回饋的基礎上,在他們看來,所有獲得的都是一種“恩賜”。因而她們不僅僅是生活的理想,更是價值體系的化身。她們物化了人的欲望,是生命的化身,但并非在于死亡。相對的意義上來說的:她們是生命給人帶來的歡愉。所以她們也同時代表游戲,以及所有非理性的行為:婚外的、不餓的時候進餐、舞蹈。然而,只有在一定的秩序下,生命才能綻放出這種層次的美好。她們需要一個力量來掌控。這種控制來自于阿波羅,用他的齊特拉琴指揮她們以規律的節奏和步伐進行舞蹈,這是和崇拜狄俄倪索斯的美娜德的舞蹈完全不同的。美惠女神的神性是司仇恨與復仇的厄里倪厄斯的對稱面,他們構成了秩序的明暗兩部分:在古代社會,復仇是實踐價值的一種途徑;而通過交換禮品可以跳出復仇的循環,祛除生命的矛盾。優雅或魅力是這種神性的外化,可以有不同的種類:如的魅力,由阿佛洛狄特恩惠,能夠引起欲望;又如榮耀是戰士的魅力;再如國王的魅力能夠喚起對律法的尊重。

      對于神話與藝術的探究還有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僅影響著美術領域,也更多的影響著其他或是在不斷的推進其自身的發展與變革。文學對于音樂,詩歌以及其他種種的影響也是深遠而持久的。古希臘文化的源遠流長與生生不息也為當時的人們和后世的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靈感來源與創作思考,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審視著我們當下的藝術與過往的精髓。它是一條線,更是一個指引。古希臘神話對于美術的影響顯而易見卻也必不可少,就像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遠方,總能看的比常人更遠些,這些資源也稱為了一個時代的歷史符號。它們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相互進步,并在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中不斷的完善和發展,既總結了前人的經驗與教訓,也為我們后世美術乃至整個藝術的發展開拓了道路。是我們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1](英)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廣西美術出版社,2008.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范文第4篇

      從世界科學史上我們可以看到,眾多古代文明很難水到渠成地發展為近代科學,他們或者湮滅,或者徘徊于停滯狀態,或者在衰落后轉移到其他文明。例如,李約瑟認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十分發達,但它在近代科學的門檻前卻一直徘徊不前,直到西方科學傳入之前,中國未能產生近代科學。古代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以至美洲和非洲的古代文明都像中國一樣發展了非常成熟的經驗性技術,但均未能由自身產生近代科學,這些類似的現象中必有共同的原因。只有西歐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后,由于特定的歷史機遇,近代科學才幸運地得以產生。可以看出由古代文明孵化出近代科學的成功概率是如此之低,從古代文明(包括古代宗教神學、自然哲學、社會制度、成熟的經驗性技術等)中產生近代早期實證科學的過程中,各民族都不約而同地遇到巨大障礙,這種障礙似乎是文明發展史自身所內在的,是一種難以逾越的關節點,我們不妨把各民族文明史的這種共有的斷層現象稱為“科學峽谷”。

      值得說明的是古希臘也存在“科學峽谷”現象,古希臘文化雖然曾經很繁榮,出現了歐幾里得、阿基米德和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科學開拓者,但是古希臘最終未能出現實證科學,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雖然古希臘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轉移到了西歐,但是古希臘文化和西歐的近代科學之間不僅有地域的差別,而且在時間上間隔了一千多年,因此可以說古希臘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樣在其發展史上也出現了衰落現象,并且也有共同的導致文明衰落的原因。雖然西歐吸收了古希臘文化的優秀成果,但主要是西歐自己特定的歷史條件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產生。

      那么在西歐科技史上是否存在“科學峽谷”現象呢?答案是肯定的,西歐曾經籠罩在中世紀的黑暗中,科學徘徊在停滯或處于倒退狀態,這種長期停滯可以被認為是“科學峽谷”。不過當特定的歷史條件具備的時候,科學思想的發展就會越過科學峽谷,從而形成近代早期的實證科學。

      二 對“科學峽谷”現象的解釋

      如果想用科學的動力機制合理解釋“科學峽谷”的成因,那么就要分析早期實證科學產生的社會基礎:(1)科學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2)古代生產與技術之間的關系;(3)科學與社會思想解釋系統之間的關系。

      原因之一:近代早期科學難以應用于生產

      與社會系統被劃分為物質生產和精神意識兩個方面相對應,科學也具有兩種基本功能,其一是科學的認識功能,科學理論是人們對自然現象的“是什么”和“為什么”等問題的回答,對作為生存環境的自然界進行解釋和認識的渴望是人的生存本能。其二是生產功能,人們不斷地創新生產技術,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提高生產力水平,從而獲得生存。

      根據科學是否具有生產力功能可以將科學史大致上劃分為兩個階段:無生產力功能階段和有生產力功能階段。在無生產力功能階段,科學沒有生產力功能卻有認識功能,科學和技術相互分立,二者各有自己獨立的發展史。這一階段包括從自然哲學的思辨到務實證科學的早期形成,在西方科學史上指大約17世紀以前的科學歷程。近代早期實證科學屬于這個階段,僅有認識功能而無生產力功能。湯淺光朝認為,“16世紀的技術仍然缺乏精密科學的基礎,必須了解到它們與今天的技術之間還有著深刻的差異,那時的經濟史和技術史與當時的科學史基本上沒有什么很深的關聯。”[1]

      在科學的無生產力功能階段,不僅阿基米德、亞里士多德等的自然學無法應用于日常操作,而且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的天文學、力學,拉瓦錫的化學理論,道爾頓的原子理論都無法應用于生活、生產之中。貝爾納認為近代早期科學沒有生產力功能,他說:“直到18世紀末,科學獲益于工業,遠多于它所能給予工業的,在化學和生物兩方面,至少要再過一百年,然后科學家才能給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進傳統的方法,而生物學方面甚至還要更長些。”“磨機的改良還要掌握在磨工的手里,炮的改良掌握在鑄工的手里,為期都相當久。”[2]在當時看來,科學的用途莫過于解釋自然現象,滿足人們的認識需求,而不考慮生產的效用。

      另一個階段是科學的“有生產力功能”階段,在西方是指17世紀以后近代科學得到成熟發展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科學既具有認識功能又具有生產功能,科學與技術由分立走向了融合,相互促進。當然,在某一階段有無生產力功能是就總體相對而言,具體到某一學科理論對生產力的貢獻,情況則有所不同。

      在科學的有生產力功能階段,某些科學理論與生產應用相結合,轉化為生產技術。前者指導后者如何操作,這樣科學才能轉化為生產力。可以看出科學具有長遠的、根本性的意義,是技術創新的源泉。[3]例如,統一自然力的能量理論為制造機器所利用,電磁學則為人們提供了電動機和電話等電器,于是能量理論和電磁理論就成為一種生產力。

      把科學史區分為有認識功能但無生產力功能的階段和既有認識功能又有生產力功能的階段,目的是想說明科學發展的動力機制。在前一階段,科學發展只受認識需求的拉動,而處于某一社會文化中的人的認識極易受到復雜社會因素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如經院哲學的自然學根據宗教需要解釋物理學。而后一階段,科學發展不僅受到認識功能的拉動,而且生產力功能也穩定有力地拉動科學加速發展,工業革命以后的科學發展受到生產的推動就說明這一點。

      原因之二:經驗性技術與古代生產的互洽拒斥實證科學的形成

      在科學只具有認識功能的階段,技術一般來源于生活和生產,而不是從科學理論導出,因此那時的技術是經驗性的。古代社會的生產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人們憑力氣和雙手勞動。由于簡單的工作本身不需要非常復雜的工具,不需要在經驗的基礎上推理得很遠。從經驗到技術幾乎可以不經過任何中介,人們僅需將經驗經過各種形式的類比,就可獲得非常實用的技術。例如,魯班見到帶齒的小草在掛破人的皮膚時非常厲害,于是就類比到鐵制的鋸子可以有效地鋸斷樹木。中國古代的造紙術、印刷術都是經驗性技術。為了實用的目的,古人僅憑直覺和靈感,經過多次嘗試和試驗,面不是進行理論研究,就發明了這些技術。至于火藥的發明與古人煉制長生不老的仙丹有關,在煉丹實踐中不斷摸索,積累了豐富的有關化學藥品反應的經驗。不是依靠理論的演繹,而是對化學藥品的爆炸性的注意導致了火藥的發明。正像亞里士多德所說:“從經驗所得到的許多要點使人產生對一類事物的普遍判斷,而技術就由此興起。”

      經驗性技術不僅來自于經驗性實踐,而且它還基本上滿足了工業革命以前的生產需要。古代的生產都是手工勞動,經驗性技術可以靈活適應各種各樣的特殊環境,僅憑經驗性技術就能完成全部勞動過程。一個人可以不懂科學理論,而只憑經驗和模仿就能夠成為一名好農民、好獵人或好木匠等。經驗性技術是以學徒形式世世代代相傳下去,在勞動中人們是以直覺和常識去判斷類似的事情怎么做,而不是學習某種理論來指導。

      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經驗性技術與生活、生產之間可以相互適應,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科學則被排除出這個聯合體之外,幾乎成為與生產、生活無關的東西。在古代社會,經驗性技術與生產之間愈是相互適應、相互滿足,科學就愈被漠視,科學與技術的分立狀態就表現得愈明顯。例如,中國的李時珍根據中草藥的長期試用性醫療實踐總結出系統的《本草綱目》,這種中草藥知識自成一體,較好地滿足了人們的醫療需要,人們認為不必再進行探求中草藥的化學成分。在西方,人們沒有中草藥知識,然而疾病必須治療,人們就開始尋找某種化學藥品對人體治療的有效性,因此西方人對中草藥知識的欠缺反而成為他們研究醫療化學的動力。

      經驗性技術和農業、手工業形成了具有穩定結構的生產系統,這種穩定性拒斥科學作為一種新要素的加入;另一方面,早期實證科學本身并沒有生產力功能,新要素的加入并不能使生產系統的品質提高而促使系統演進,因此科學與“技術—生產”系統只能傾向于分離。

      原因之三:思想解釋系統的穩態拒斥實證科學的形成

      每個民族都需要一個思想解釋系統以對自然界和人的存在作一個自圓其說的假定性的說明。個人有自我意識,社會也必須進行自我意識。人類只有搞清楚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才能確立自己行動的目的和價值,才能知道如何進行有效的利用和改造自然。人們渴望得到關于世界的合理解釋,從而形成一種自覺的生活模式。在目前人們看來,各種解釋系統只是具有相對性的假設,但人們在當時看來卻是符合日常經驗的,是合理的。宗教神學、自然哲學和近代科學在不同的時代都被認為是正確的解釋系統。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解釋系統,例如在古希臘社會中,自然哲學成為主要的解釋系統,而在中國主要解釋系統是倫理學、天道觀。這些思想解釋系統形成的原因是由那一區域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特定的因素來說明,但是那些解釋系統已經成為民族文化傳統的內核,形成了定勢,并以一種慣性保持下去。宗教神學、自然哲學、倫理學或者科學思想等解釋系統的穩定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否則就會出現思想空穴,并且這種空穴會迅速為其他理論所填充。如果思想空穴被影響力很大的具有反叛性的理論所填充,社會就會出現振蕩,因此,社會統治階層盡力控制思想解釋系統以利于自己的統治。基督教神學把人定位于上帝的奴仆,中國封建社會把人定位于天命和倫理綱常。東方和西方都對自然進行了解釋,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哲學。這些思想解釋系統擴張為文化傳統的形式,使人們安于現狀。

      古人往往對先人為主的思想解釋系統感到滿足,不會自覺地提出新的理論。古人相信,當時社會所認同的理論解釋都已經相當清楚明白了(有時是神學的解釋),似乎再沒有什么可以探求的了。猶如幾乎所有的哲學大家都相信自己的理論是最正確的,但后來都被證明它們不過是思想進程中的一個環節。格式塔心理學認為,不同的人對同一圖像會有不同的知覺,知覺一旦形成則難以相互轉變。這說明人們對某種解釋感到滿足時,很難轉換到新的解釋模式。

      人們對自己民族的社會思想解釋系統的滿足會導致難以提出一種與原解釋系統相矛盾的實證科學的解釋,古代穩定的思想文化形態作為保守力量與近代科學思想作為革命力量基本上是相悖的。前者作為穩態系統愈是穩定,對后者的拒斥力愈大。人們對解釋系統感到滿足后,力求改進具有生產力功能的實用技術,而不會意識到進行科學研究可以用于經濟的目的。這種滿足會阻止近代科學的形成,于是出現了科學的惰性(長期保持科學的無意識狀態)。丹皮爾說:“印度對醫學以外的其他科學貢獻貧乏,或許部分的是由于印度宗教的緣故。”[4]

      沒有科學基礎的實用技術難以超出經驗所能及的范圍,古代社會的經驗性技術在達到一定的豐富程度之后將會出現巔峰,巔峰則意味著停滯。如中國在戰國時期就出現鐵制農具,但直到明清仍無多大改進。中國的經驗性技術在唐宋基本上達到了巔峰,以后一直徘徊不前。可以說科學理論的含量是技術進步的標尺,只有科學理論才使經驗性技術突破了經驗的范圍。科技含量是生產力的標尺,而生產力則是文明的標尺。如果一個民族的科學發展長期處于停滯之中,則意味著這個民族的危機。一旦該民族遇到毀滅性災難,就可能導致它的衰落、湮滅,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就是例證。無怪乎世界上的幾個文明古國在近現代大都落后于歐美后起工業國家。

      科學發展的進程不僅由科學本身所決定,而且更主要的由社會因素所決定。目前科學哲學的研究轉向社會學便說明這一點。科學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和社會需要科學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決定了科學史的進展。古代和近代早期的科學缺失了最主要的動力——生產力功能,科學僅僅受到認識需求的驅使。某種社會思想解釋系統有時得到社會的維護,有時遭到社會的反對。因此科學認識功能易受社會因素的左右,它對科學的動力作用也變得很不確定,于是“科學峽谷”的形成在情理之中。

      三 西歐發生科學革命的獨特條件

      諸多古代文明或者處于停滯狀態或者衰落了,西歐為何能夠跨越“科學峽谷“呢?在近代科學形成的世紀里,西歐擁有獨特的歷史機遇以克服科學發展的障礙。

      (一)近代科學之所以在西歐產生,重要原因是西歐借鑒和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文化精華。

      西歐文明在時間上居于四大文明古國和古希臘、古羅馬等許多文明之后,它可以繼承這些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在地理條件上,它可以與亞非歐各民族便利地相互往來,進行科學文化交流。“歷史上科學技術的,往往與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大匯合、大交流分不開。”[5]“13世紀傳入歐洲的科學思想體系作為一個完整的、大部分相互關聯著的體系,它在力量和范圍上都遠遠地超出了早期用西方拉丁文所知道的東西。事實上,直到7世紀,它的一般原理一直統治著歐洲科學。”[6]歐洲人用了一個世紀來消化吸收這些知識體系,又用了一個世紀,使在這一新基礎上的科學達到了頂峰。西歐從古希臘那里繼承了自然哲學中形成的理性傳統,成為近代科學形成的重要前提條件。中古社會既沒有科學建制也沒有科學教育,科學往往只是有閑階層的活動,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倘若不繼承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科學活動的星星之火難成燎原之勢。

      (二)思想解釋系統的穩態被打破。

      資產階級的興起和封建宗教保守勢力的抑制之間的尖銳矛盾,在思想上表現為實證科學對宗教神學的英勇突擊。貝爾納說:“直到封建秩序的束縛被資產階級的興起所突破,科學才能進展。”[7]自12世紀以后數百年里,工商業的發展為新文化的產生提供了溫床,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興起必然反對與之不相適應的舊思想,急需建立新文化。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為科學的興起準備了必要的文化條件,而觀察和實驗則是證偽經院哲學的自然學中的錯誤命題的最有效的工具,以觀察和實驗為基礎的實證科學作為一種思想解釋系統取代經院哲學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斗爭意義。

      (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打破了經驗性技術與古代手工勞動互相適應的生產系統。

      工業生產的勞動對象急劇擴大,新的工業部門陸續出現,工業生產是以開發新資源為特點。商業則開辟新市場和原料產地,隨之航海業興起,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日增。原有生產模式不能夠滿足人口的增長和新市場的開辟所帶來的消費需求的增長,必須采取新的生產方式,如分工作業的工場手工業。一般而言,工商業區域比同時代的農業區域具有更發達的科學,說明工商業比農業更有利于科學的發展。工商業的發展拓展了人們活動的廣闊天地,如紡織業、采礦業、遠洋航海等,這為科學發展提供了必需的經驗基礎。羅素說:“新事實的洪流洶涌而來,人們起初只能讓這洪流挾持著往前涌進。那些老思想體系顯然錯了,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托勒密的天文學以及蓋倫的醫學,再勉強擴展也不能包容已有的種種發現。”[8]新經驗需要新理論來解釋,而科學理論是力圖統一所有經驗事實的假說。

      新事實、新生產方式需要以實證科學作為解釋性的知識背景,工商業階層主導的社會生活也需要重建新的思想解釋系統。近代科學具有革命性的認識功能,它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新信仰和新價值觀。雖然早期實證科學對實際生產并無多大益處,但是它具有與工商業生產相匹配的認識功能,另外它還能夠滿足個人的好奇心,因此那時人們尊重科學。貝爾納在《歷史中的科學》一書中寫道,“所謂自然哲學(指近代科學)是受重視的,甚至是高貴的職業,而它的獲獎者在維護之中,就正是為國爭光。”[9]

      總之,近代早期的實證科學在歐洲形成,由于其沒有生產力功能,不能歸因于實際的直接的經濟需求,而應主要地歸因于科學的社會認識功能——作為與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新技術相匹配的知識背景,作為政治文化思想解釋系統的革命工具。在歐洲,古希臘理性傳統得以傳承,古代社會思想解釋系統的穩態得以打破,工商業的發展擴大了作為科學基礎的經驗范圍等因素都使科學的認識功能得到了極好的發揮,推動著近代科學跨越科學峽谷。當近代科學發展到能夠衍生應用技術時,生產力功能便開始發揮作用,推動科學加速發展。

      參考文獻

      [1] 湯淺光朝.科學文化史年表[M].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4.45.

      [2][9] 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281、283.

      [3][6] Stokes.Donald E.Pasteur's Quadrant[M].Publish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7.2、25.

      [4] W.C.丹皮爾.科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39.

      [5] 蕭子健主編.簡明科學技術史[M].西安:西北電訊工程學院出版社,1987.71.

      [7] 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序)[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Ⅷ.

      古代希臘的文化成就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在制度經濟學分析框架下討論自然資源稟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社會制度演化的分析路徑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三方面的內容,本文在承認文化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的前提下,試圖通過探究自然資源稟賦與社會文化形成之間的關系,來解釋東西方經濟發展路徑迥異、制度安排不同而導致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差異的原因。

      關鍵詞:自然資源稟賦文化制度經濟績效

      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無論是舊制度經濟學以演進的歷史眼光研究制度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決定作用以及制度進化過程,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從微觀角度研究制度的構成、運行以及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制度經濟學家們孜孜不倦的努力都是希望在制度方面挖掘用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進步解釋不全的經濟增長(發展)的秘密。

      哈羅德?德姆塞茨認為經濟發展中非制度因素不能忽略,它與制度因素是互補、互動的關系。甚至在一些情況下,非制度性因素可能是制度變遷的更重要的源泉。制度確實很重要,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他們是在非制度因素這一背景下起作用的。隨著制度的產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人所獲得的稟賦都包含了從過去歷史繼承下來的制度。在這種意義上,制度成為更廣泛定義自然資源稟賦集合的一部分,并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重要。人類在剛開始擺脫原始狀態時只有少數制度安排,因而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資源稟賦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經濟發展的時間和模式,非制度性因素是經濟發展的源泉,隨著經濟發展進程一步步展開,更大的并經過更多試驗的制度集合出現了,從而影響了以后經濟發展的時間和模式。

      德姆塞茨的觀點是發人深思的,在此基礎上,筆者猜想是否可以把文化理解為在初始稟賦基礎上的產物,并蘊含著該非制度因素而成為后代的稟賦,成為進一步影響今后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因素,即文化作為自然資源稟賦與制度形成之間的紐帶,進而影響著經濟績效。對于“文化”這個概念的理解,《邁爾百科辭典》認為“文化最初指土地的開墾及植物的栽培;以后指對人的身體、精神,特別是藝術、道德和天賦的培養,亦指人類社會在征服自然和自我發展中所創造的物質和思想財富”,符合筆者的理解。

      一、文化與制度的關系

      韋森教授在他1994年發表的文章《華夏傳統文化陰影下的中國現代化之路》中就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通過東西方文化比較解析了中國現代化問題。

      韋森教授認同西方文化的江河,具有兩個源頭,亦稱兩希文化。一個發源于希伯來人,嬗迭而成為基督教;一個肇端于古希臘羅馬民族,嬗迭而為近代的西方文明。無論是承襲了古希臘羅馬文化精神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人本主義為旗幟),還是直接來源于希伯來文化圣經的宗教改革運動(以神本主義為旗幟)。也有學者認為“兩希”應當為“敘希”,即敘利亞文明和希臘文明,希臘形態的理性侍奉著敘利亞形態的信仰。雖然打著不同的旗號,卻都尊重理性,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和快樂。成就了西方后來的科技革命和工業文明,是西方社會現代化的最深層的社會心理基因。

      而這些社會心理基因恰恰是華夏傳統文化所匱乏的。華夏文化是儒釋道三家的綜合體。儒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的人生哲學,與釋家消極厭世,萬事虛無和虛妄出世的價值取向,以及道家自然主義、虛無主義和無為主義相互融合,浸染雜糅,形成了華夏民族的一種既盲目樂觀又虛妄無為,既自信又消極的文化潛隱心態。

      因此, 盡管中國曾于明朝時期進入商業經濟繁榮時期,從學者對人口增長、整體生活水平、經濟因素中占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消費能力、農業與工業發展,甚至在工業化發展情況、市場體系發展情況等方面考察看來,中國與西歐都無太大差別。直到18世紀晚期,中國與西歐的市場總體運行情況是相當的。

      但是,中國之后卻走上了一條不同于歐洲的“內卷化增長”道路,現代經濟制度無法內生地從中國社會內部生發的原因是什么?韋伯的回答是,“基本上, 是缺乏一種特殊的心態。特別是根植于中國人的‘精神'里, 而為官僚階層與官職候補者所特別抱持的那種態度, 最是阻礙的因素”。這種特殊的心態和精神正是東方的文化特質。

      東西方的文化特點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形態,西方尊重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文化基因孕育了私有制和民法思想,成為現代制度的基石。而華夏傳統文化心里中所有權觀念的淡漠,加上國有即國君所有的潛意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阻止了尊重私產的觀念。

      二、自然資源稟賦之于文化

      韋森教授對于文化對制度變遷,經濟發展路徑的影響分析的比較透徹了。但進一步考慮這兩種不同的文化成因是什么?筆者認為,這也正是德姆塞茨要提醒制度經濟學家們注意的,曾經疏忽或者是沒有重視的非制度因素。

      從總體上看,西方文明具有遠離中道、非是即否,富于攻擊性和侵略性的品質,曾接二連三發生殘酷的宗教戰爭和迫害;另一方面,中國文明具有“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極端、寬容而非褊狹、溫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貴和寬容。其原因從根本上講,是不同的自然環境的產物。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不僅與氣候、土壤條件有關,還與地形地貌所決定的物質交流、信息交流方式有關。

      從遠古時期東西方不同的初始稟賦開始,就仿佛注定了東西方孕育出的不同文化,進而走向了不同的制度變遷之路。中華文化的起源地――黃河中下游地區。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雖并非均勻),形成了早期的農耕經濟。與漁獵的和游牧的獲取生存資源的方式比較,通過在土地上人工種植作物而獲得生存資源是人類在自然界中爭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為穩定的方式。再者,黃河中下游地區作為一個大型陸地板塊,與華北平原渾然一體;往南有淮河和長江流域與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漢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漢水流域和四川盆地;遠南方向則有珠江和閩江流域;東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盡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紀東北才得到充分開發)。農耕方式依附于廣袤的土地,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基礎,逐漸產生了以家族為本位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倫理綱常,并成為貫穿于中國古代的社會生產活動和生產力、社會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這五個層面的主要線索、本質和核心。廣闊的伸展余地也使得人們性格平和,不愿爭搶。無論什么個人、什么部落、什么種族,只要服飾、禮儀和行為“正確”,便當然被接納到華夏文明大家庭里來,便根本沒有生發出“公民權”之類的念頭來。同時,農業文明下的人們,需要尊重植物的生長規律,經歷農作物漫長的生長期,忍受多變的氣候,因此,往往采取忍耐和等待的人生態度,即中國人所說的“天人合一”。“這就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歸根結底,華人社會是一個血緣社會,因此,重關系,講人情,溫厚、平和、隱忍。

      相應的,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地中海地區),島嶼與海洋相互環繞,土地是不適合大規模農業活動的干旱山地,主要依靠漁獵,無法自給自足,各主要地區雖然在地理上處于散裂狀態,形成城邦林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術的發展,它們之間仍能進行相當頻繁的聯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夠相對不受干擾地獨立發展,同時以物易物的商品經濟萌芽在這里茁壯成長,成為市場經濟發展最為迅速和繁榮的文明。也同樣因為資源和土地的匱乏,而出現“公民權”的概念,限制人們的權力。這片水土上相應地形成一種地緣社會。城邦制的小國寡民的特點重視規則,重視法治,同時也孕育了自我中心主義。

      同樣產生于西亞地中海地區的敘利亞文明因其特殊的自然環境,也具有獨特的品質。迦南較沙漠,有平原和丘陵,由農業產出,有牧場可放牧;較幼發拉底河流域,它它又是貧瘠的,丘陵多是沙土和巖石,偶爾點綴著一些綠洲。水源不足,一年只有四五個月有雨。畜牧作為該地區主要的生產方式。“牧人對動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強迫態度折射到神對人的至高無上性上來,或者說折射到人對神的絕對服從上來,而道德和良心意義上的‘超我'又在一個永恒、 絕對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說在一個不僅超越了個我,而且超越了人類社會、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萬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達。”因此,敘利亞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這種情形也與敘利亞型文明的攻擊性、強制性品格不無關系,與基于農業的文明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結論與反思

      既然說東西方文化分別對東西方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進而對經濟發展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那么與中國大陸同樣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卻與中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路徑。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還與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封閉、傳統、落后,但戰后的日本“脫亞入歐”,進行破釜沉舟式的改革,1970年它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亞洲四小龍經濟崛起,從20世紀60年代起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速度都接近或超過10%,建立了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并同時有著健全的法律體系。這其中又是何原因呢?這與幾個國家地理上島嶼或半島特征有關系嗎?或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同西方國家建立了特殊的聯系,使得這些地區在近代經濟一體化浪潮中,既擁有中國的優良文化傳統,又受到了西方價值觀的沖擊而導致的結果?

      本文僅從自然資源最初的稟賦來討論了東西方文化的淵源,比較了其文化上的差異,但未展開討論文化本身的演化過程,文化與制度變遷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東西方不同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這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更現實的問題是,中國,在面臨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擔憂時,在面臨許多經濟學家主張市場經濟體制照搬西方運行方式的呼聲時,該做如何的抉擇?是全盤西化,讓西方文化毫無顧忌地浸染中華大地,從根源上徹底改變民族的思想和意識,還是在華夏文化中尋找到積極地因素,找尋到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路徑?我想,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是永不過時的,但做起來卻是難上難,有待于學者進一步的探究。

      參考文獻:

      [1] Harold Demsetz:”DOGS AND TAIL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ORY”,1998

      [2]韋森:《華夏傳統文化陰影下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漢聲》第72期,1994.9

      [3]阮煒:《文明的性格與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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