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思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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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思辨方法范文第1篇
實驗哲學作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種新型研究方式，隨著哲學研究與科學研究的相互融合，已經受到廣大哲學研究者的重視，其主要特點就是借助“實驗”來代替以往在哲學研究中的“思辨”過程。如著名的“鐵球定律”。即亞里士多德提出兩個鐵球下落重的會先著地，而有人提出異議，如果將兩個鐵球綁在一起，應當是大的鐵球先著地，但兩個鐵球綁在一起又組成了一個更大的鐵球，與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不符，伽利略則直接使用“哲學實驗”這一方法，在比薩斜塔做了一個鐵球試驗，簡單實用地解決了這一哲學問題。那么在科學與哲學聯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哲學實驗的興起會對我國哲學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成為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一、哲學研究方法論的變革
當今科學的快速發展對哲學研究的走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正如丹皮爾所說，哲學與自然科學分道揚鑣是由于文藝復興后期，黑格爾的后人對哲學的研究進入唯心階段，而自然哲學則是以牛頓的力學為引導的，因此二者理論背道而馳，產生分歧。而另一方面，以進化論為首的生物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又因其自身的深邃迫使哲學家不得不加以涉獵。而當代哲學實驗的興起，正是由于科學與哲學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傳統的思辨哲學越來越局限的時候，科學的試驗方法無疑為哲學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與哲學的研究越來越相似，用科學實驗來研究哲學無疑是最好的辦法。[1]
從上世紀9 0年代開始，研究哲學的人越來越多，在西方一些國家已經形成了專業的團隊，有的還有專業的哲學實驗室，比較著名的有：“EPL耶魯大學哲學實驗室”“EEL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實驗室”“EOLL亞利桑那大學哲學實驗室”以及“BPL”“EERG ”“Hang Seng A 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等等。經過多年的發展，實驗哲學已經涵蓋了科學的方方面面，2007年在澳大利亞召開了哲學研究與方法論的探討，此后關于哲學思辨與哲學實驗就在世界各地開始進行了。在實驗哲學出現之前，傳統哲學主要的研究方式是思辨哲學，而思辨哲學的主要研究方式是直覺經驗，這種缺乏事實支持的研究方式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對許多哲學問題的研究結果都是模棱兩可，使得各種哲學問題的結果存在分歧。[2]
由于思辨哲學和直覺經驗存在著各方面的局限性，所以，哲學的職責就是保存和協調各種各樣的主觀世界。哲學的研究方式正在向思辨哲學的方向轉變，這就是為什么哲學研究把語言與邏輯語義的研究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在哲學的研究上升到一定高度后，語言的匱乏使其很難再進一步，這時隨著神經科學、天文科學、生命科學、計算機科學的發展，哲學研究就由原來的思辨哲學開始向實驗哲學過渡了。然而，對于思辨哲學是否已經不適應當今的時代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對照著實驗哲學來找出思辨哲學的不足以及改進的方法。[3]
思辨哲學在進行理論建設時僅僅是考慮到進行意識形態上的辯論及邏輯思辨，而不考慮用實際問題來驗證，因為用實際問題驗證結果一直是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一直得不到哲學研究的重視，實驗哲學就是在哲學研究方法論中對傳統思辨哲學的方法論提出挑戰，打破其對直覺經驗的依賴以及語言邏輯辯論的局限性和客觀性，這也就是為什么科學有著準確的結果而哲學卻在許多問題上存在爭議的原因。
隨著17世紀工業革命的開始，人類的科學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直到20世紀，科學用自己的成果向人們展示了其自身的優越性，征服了越來越多的人。Stotz 指出，現在越來越多的哲學家已經認識到了科學的優越性，試圖將科學和哲學結合起來，也就形成了今天的實驗哲學。比如，我們可以通過科學實驗中普遍的變量試驗來思考一些哲學問題，在《湯姆遜的小提琴手》《色彩顛倒》及心靈哲學，宗教哲學等方面，采用計算機模型作為哲學實驗的工具，通過邏輯悖論、思維邏輯推導出博弈計算模型，來推導宗教、信仰、生物、心靈等問題的演變，這樣的研究方式比起傳統的思辨哲學，調理更加清晰，結果也更加明了。
隨著科技水平的進步，人類在生物學、天文學、神學、神經學上有了很大的進展，這些研究結果使許多哲學家發現了科學成果對哲學問題的影響，甚至很多哲學問題可以直接使用科學方法來解答。美國神經學家利貝爾特對神經開展了一系列的實驗，由于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遇到瓶頸，人類的科技在經過漫長的發展后終究會停止，這時大部分研究科學的人員就會轉而投向人類本身的研究上去，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研究未發現的新鮮事物。[4]因此實驗哲學無疑是哲學研究上的一場巨大的變革。
近期，哲學家Shieber對思辨哲學的直覺經驗又有了新的辯解，即人們在傳統哲學中使用思辨模式來進行思考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實驗哲學也的確在方法論中有所建樹，但這并不能作為反駁思辨哲學的依據，思辨哲學已然應該當做研究哲學的主要方法。然而這種辯護也僅僅能證明傳統的思辨哲學已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無法否定實驗哲學的優越性，當然，思辨哲學與實驗哲學并不是對立的，而是在意識形態上有所不同，在方法論上互補。哲學實驗對哲學帶來的不僅僅是方法論的革新，更是研究哲學的原動力，是對哲學研究者的挑戰，應當引起重視。[5]
二、實驗哲學對當代哲學研究的作用與意義
隨著科學的發展與人類思想的進步，哲學研究的對象在越來越接近科學研究的同時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傳統的思辨哲學已經很難適應這種研究，而實驗哲學卻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由于哲學本身存在的發散性，哲學問題在意識形態上的研究一旦有了結果勢必能對社會中的方方面面產生巨大的影響。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本我與自我的關系，是意識與物質的關系，是自我與本我何為本源的問題，是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問題，是有關意識的本性問題?！翱茖W最難攻克的不是宇宙，而是人類自身”。要解決自我與本我的問題，無論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關鍵是對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研究。[6]
唯物論者認為，意識形態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物質世界而言是獨立的，是互不干擾的，在研究科學問題時不需要考慮意識形態，而機械唯物論者甚至直接否定意識形態的客觀存在，認為根本沒有意識存在，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客觀物理原理的結果。更多的哲學研究者則認為，意識的確存在，而且也是邏輯研究的一種。同時一些哲學研究者認為意識只需要通過傳統的物理概念和過程就能改變，是某些神經元產生的物理學過程。[7]人類復雜的思維意識都是神經元及神經細胞的物理過程，在多層次的分化后從基因、突觸、細胞、組織等多層次多角度分析后就能將思維問題轉化為物理問題。
然而依靠這樣的科學分析，真的就能分析人類的邏輯思維嗎？用科學方式來研究意識，第一要排除主觀能動性的干擾和有自我意識的感知，第二是采用第三人稱的客觀思維，為了了解復雜的思維邏輯，要對思維的整個過程進行剖析，意識與反意識的動態過程，自己意識的主觀性。所以說，意識研究目前存在幾個問題，即意識的種類，意識的概念，意識的表現，意識的存在。但是在傳統的思辨哲學中對此一直沒有定論，只能希望哲學實驗可以得出答案。意識的問題有的可以直接接受科學研究，有些則需要思辨哲學來研究，這些都直接根據神經的工作機制加以解釋。
然而意識形態的準確答案能否用科學解釋呢？笛卡爾用自己的哲學研究給出了答案。笛卡爾哲學思想的中心論點就是圍繞“我思故我在”進行的，其根本意義在于將“自我”這一概念歸結為一個可以獨立思考的客觀存在的個體，但是對于“自我”的獨立思考能力并沒有深入探究，下一步的研究就可以從這一方面出發，在確立了“我思故我在”這一命題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其他知識，我們必須明確的就是自我思考演繹出的本我存在這一客觀真理并不僅存在于思辨范圍里。還適用在思辨范圍外。思辨與實質是兩種本質不同的研究對象，如果想將二者結合就需用到笛卡爾的“普遍數學”中的“度”。因為“普遍數學”中的“度”作為一個客觀標準在對比中才能體現其公正性。
笛卡爾在自己的研究體系中認為，“自我”這一概念由于其存在的客觀性本身就可以作為衡量研究對象的“度”，也就是說，“自我”本身就具備數學中“度”的客觀真理性。這也就證明了“只要是我們能深刻認識到的正確的觀點都是客觀存在的具有一定的真理性”這一觀點，而這一觀點的提出使笛卡爾在哲學上的研究由分析過渡到綜合，以“自我”作為“度”來衡量一切研究目標。按照這種觀念可以將以往很多混淆不清的觀念重新梳理，如數學中諸如1+1=2之類的問題由于其淺顯明了不足以為真而缺乏依據，通過這種“度”就可以將這種簡單不足以為真的數學觀念定義為真實的。笛卡爾將哲學研究對象按觀念不同分為三類，即天賦，外來和虛構，虛構觀念就是由“本我”這一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根據其主觀能動性思考出的觀念，雖然“本我”是真實的，但“本我”思考的問題卻是不真實的，而天賦觀念和外來觀念卻是由外界事物產生的，一部分是真實的。這些研究無疑是哲學研究中的瑰寶，實驗哲學不同于思辨哲學的地方就在于可以擺脫哲學原本的不定項性，用科學的“度”來賦予哲學新的標準。
三、哲學實驗的有效性分析
在科學的實驗方法的指引下，新興的哲學實驗方法得以產生，可是由于研究目標的不同，對于其有效性的影響以及使用范圍不同。我們將通過認知心理學的三個典型的實驗來印證哲學實驗的有效性。并且在哲學試驗中歸結出實驗哲學的優劣，最終明確哲學實驗的意義、作用等。
首先我們借助悖論刻畫的計算模擬實驗，在傳統的邏輯學中，悖論刻畫的計算模擬實驗常常局限于邏輯思辨的方法，而無法顯現它的優勢。然而這樣的規避依舊難以掩蓋悖論真正的豐富的邏輯內涵。這樣尷尬的局面一直到哲學實驗方法的出現，特別是計算模擬方法的使用才有所改觀。在混沌動力學方程的數值計算模擬方法幫助下，來探析不同于傳統形式的悖論，從另一個角度更好地認識悖論的本質特征，我們會發現，一直以來，蘊藏著人類邏輯思維秘密的悖論，其反應的是事物本身的復雜性。這是認識悖論的歷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實驗哲學的模擬計算及展示不但可以將結果清晰明了滴展示出來，更可以將研究過程被一個悖論與誤差展示出來，從而更加詳細地展示邏輯思維的隱藏模式，顯然，這種模擬計算的哲學研究方法打破了傳統的思辨模式，不但使“計算”這一科學方法在哲學研究上的得以應用，還打破了傳統悖論研究的局限，使計算實驗的條理更加清晰普適，可以想到，在未來的哲學實驗中，計算模擬實驗將會越來越實用，但我們需要明確的是，運用計算模擬實驗來進行科學研究，并不是說計算模擬實驗就可以解決哲學研究的問題，而是計算模擬實驗為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和空間。在未來的哲學研究中，模擬計算實驗也只是實驗研究的一種，除了迷你計算實驗，還有應用在生物學上的腦電波技術、腦成像技術等，我們可以通過經典的哲學問題將科學方法運用到其中，通過類似的神經試驗解決傳統的思辨哲學無法解決的問題。
參禪是禪宗用以向人求證真心實相的一種行門。參禪所參的是出生宇宙萬法的實相――自性――即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若得參透，便是明心。然此參禪又外延至見性和過牢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將參禪當做一種高深莫測的修行法門，非大智慧大功德之人無緣窺其法門，然而參禪真的如此神秘嗎？我們就可以將這一哲學問題用科學的方式剖析解決。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歷史哲學 歷史思維 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 歷史唯物主義
西方歷史哲學在“體系的時代”中形成了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在“分析的時代”中形成了一種批判的歷史哲學，又在后現代思潮影響下發展為一種“歷史的詩學”。雖然西方歷史哲學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歷史問題，但其不同形態的發展，展示了一個歷史思維不斷躍遷的邏輯過程。
從歷史學到歷史哲學的“本質主義”追求
從歷史認識的實際發生過程來看，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從對歷史現象的描述開始的。無論是一般的歷史認識主體（歷史中的人），還是特殊的歷史認識主體（歷史學家），往往都是通過對過去發生事件的描述來滿足我們對歷史的訴求。然而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歷史的哲學家們卻要求在歷史學家的純粹現象描述之外另辟蹊徑。究竟是何原因使這些哲學家們另辟蹊徑？
從歷史哲學產生的思想前提中，我們大概可以發現這個原因。因為在習慣于從整體出發的哲學家看來，作為描述經驗順序的歷史學不能揭示出歷史的整體格局，不能發現歷史之后的“隱秘”，即歷史發展的原因、目的與意義所在。在歷史進入人們研究視界之初，歷史總被認為是從屬于經驗研究的現象界所要討論的問題，而并不是哲學界要討論的問題至少在奧古斯丁以前一直如此。當歷史被要求放入整體性視角下來理解的時候，作為現象描述的歷史學就顯得乏力了。黑格爾特別表達了對歷史的哲學訴求：“我們目前所研究的這種歷史，就是思想自己發現自己的歷史；而思想的情形是這樣，即：它只能于產生自己的過程中發現自己；也可以說，只有當它發現它自己時，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實的?！雹倏偠灾瑲v史決不僅僅是一部娓娓動聽的敘事，它也應該成為思想的對象。
因而，隨著歷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歷史哲學研究應運而生。就“歷史”這一概念來說，在很多語言中，它都基本包含兩種含義，其一是指歷史過程本身，即過去發生的事情；其二是指對過去發生事情的撰述。由于“歷史”一詞的雙重含義，人們對歷史的理解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思考維度，歷史研究者的偏好和視角也有所差異。一類歷史研究者對歷史故事感興趣，他們關心歷史故事里的特殊人物和活動細節，并渴望使歷史人物在過去的場景中真實再現；另外一類歷史研究者的興趣則落到歷史本身上，他們主張以整體的視角看待過去發生的事情，認為只有在整體的視角下，歷史才具有全貌，它的玄機才有可能被覺察到。這種研究路數形成了最初意義上的歷史哲學。這種要求從整體上對歷史的發展作出解釋的歷史哲學，聲稱能夠發現歷史發展的進程、動力、模式以及歷史的目的與意義等。如果按照卡爾?洛維特的理解方式，歷史哲學可以理解為是以普遍的原則使歷史事件獲得可理解的一種方案。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符合這種原則的歷史研究方式就僅限于思辨的歷史哲學。但隨著批判性的歷史研究發展，這種思辨意義上的歷史哲學由于其本身的超驗性被遺棄。其后，“分析的時代”中產生了歷史哲學的“認識論轉向”，在后現代語境里又產生了歷史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西方歷史哲學范式轉換的內在矛盾與歷史思維
從歷史思維的躍遷過程來看，思辨的歷史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通過揭示“歷史理性的二律背反”等矛盾，顯示其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從而使機械論的歷史觀念相形見絀。但遺憾的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由于其本身的弱點而只停留在對歷史的思想考察上，最終只能向我們提供一種先驗形式。在思辨的歷史觀念中，我們甚至不用考慮歷史的過去與未來，而可以從思想自身推演出歷史的發展模式。在歷史的思辨觀念中，歷史中的人僅僅是作為一種犧牲品而存在，在不見人影的歷史運動中，思辨的歷史哲學剝奪了歷史的屬人本質。
不過，思辨的歷史哲學從誕生的那刻起就被認為是一個悖論。這是因為歷史哲學本身存在著一個邏輯上的問題：人類的歷史還沒有結束，我們如何得知歷史，尤其是我們的未來，必定要服從思辨的歷史哲學聲稱的統一原則？因而，思辨的歷史哲學的種種原則對實際的歷史來說就是獨斷的、片面的。于是，在二十世紀“分析的時代”下，歷史研究就發生了認識論轉向。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出發，在我們謀求認識歷史本身之前，勢必要弄清我們是怎樣認識歷史的。如果缺乏對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關系的考察基礎，缺乏對歷史認識主體的認識結構、認識能力的審查，那么歷史研究就是盲目的。因此，在批判哲學的啟發下，歷史研究要求對歷史認識進行認識論上的考察。沃爾什據此認為：“‘歷史哲學’實際上是兩組哲學問題的名稱，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②沃爾什稱前者為“思辨的歷史哲學”，稱后者為“批判的歷史哲學”。批判的歷史哲學專注于對歷史的認識論考察，其關注的重心不是事件本身的實際順序，而是以歷史為對象的認識機制，也就是說，批判的歷史哲學所關注的已經不再是歷史本身，而是歷史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
批判歷史哲學的產生與發展顯示了歷史思維的成熟與深化，歷史認識論的批判在歷史研究領域中掀起了一系列“哥白尼式”的革命，作為“客觀”的歷史知識消解了。歷史知識不單單是史料的編排技術，它也是歷史認識主體意識形態的產物。在這種“哥白尼式”的歷史批判思維以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革命口號下，傳統歷史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同批判哲學一樣，在批判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的哥白尼”帶來的是“歷史的物自體”，真實的歷史隱退在一去不復返的黑暗之中，而成為一個“不可簡約的和無法抹掉的剩余物”。③因而歷史認識論的批判不僅未能確立歷史知識的合法性，反而使其陷入了更為嚴重的歷史認識危機之中，這個結果顯然有悖于批判的歷史哲學的初衷。
當現代歷史研究遭遇空前危機之時，思考歷史的新思維要求另辟蹊徑。在結構主義與語言哲學的影響下，歷史哲學的 “語言學轉向”發生了。這種“語言學轉向”的歷史研究以海登?懷特的新敘事主義思想為典型代表，新敘事主義要求重新審視歷史敘事的性質，把歷史敘事不僅應當作文本，當作語言修辭與編纂形式，而且還應當上升到方法論與認識論的角度來理解，即我們的歷史觀念取決于歷史敘述的語言形式。
歷史思維解放的尺度：“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
從思維的歷史性方面看，西方歷史哲學要么從非歷史的概念中構筑一種先驗的歷史體系，要么以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歷史，要么僅僅把歷史當作一種語言的虛構與修辭技巧。雖然其一再聲稱要擺脫現代社會中別無選擇的生存現狀與技術理性的邏輯，但其批判力度并沒有聲稱的那樣徹底。西方歷史哲學至此已經喪失了自身的開放性而走向了反面。在時代呼喚歷史理解的新思維之時，一種“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進入了歷史理解的視野，這就是馬克思開創的歷史唯物主義觀念。
歷史唯物主義以不同于思辨性歷史哲學的方式探討了思辨的歷史哲學所研究的問題，即它探討了現實的人及其活動所形成的歷史規律、模式、進程以及歷史意義等問題，但歷史唯物主義所使用的不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方法，它是以“通過人，并且為了人”的方式來研究歷史，從而使歷史唯物主義把思辨的哲學顛倒的歷史觀重新顛倒過來?！皩嵺`觀念的思維方式”把歷史研究的兩個維度（即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同時歸入了現實的人及其活動的實踐體系中。從本體論上說，歷史的發展實現了客觀規律性和歷史主體的創造性的統一，使歷史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成為可能；從認識論的角度上來說，“實踐觀念的思維方式”把歷史認識的真理看作是在歷史主體的活動過程中來實現的，而不是僅僅限于在歷史學主體的活動過程中來認識歷史。歷史中的人既是“劇作者”又是“劇中人”，因此不存在一個抽象的、絕對的“歷史事實”與其“摹本”的對立，這也就消除了歷史認識論中不可思議的“歷史的物自體”。④
“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歷史性的思維既是對傳統歷史思維的繼承又是對其的超越。它確立了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恢復了歷史學和歷史本身的尊嚴。在“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下，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有能力揚棄傳統歷史觀念中的非歷史的思維，也能去除自身思維的非歷史性，從而推動歷史思維的不斷躍遷，使一種非歷史的觀念被另一種新生的、開放的觀念所更替，使形形非歷史的歷史思維得以終結，從而表明了真正的歷史觀念與真正的歷史思維的發生乃是同一個過程。
（作者單位：西安石油大學政教部；本文為西安市2012年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2Y61）
注釋
①[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1頁。
②[英]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頁。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第3篇
（一）明清小說儒釋道思想的多視角表達1.明清小說的儒釋道思想創作基礎明清小說遵循著封建傳統的倫理道德，在我國封建社會，儒家極力推崇的“孝悌”、“忠恕”等觀念幾乎是封建社會秩序的精神支柱。在佛家理論中，“孝”也是一個重要倫理支撐，道家的“隱士”理論中“大隱”、“小隱”之說，放棄了道家在形式上的出世態度，形成了以儒家為主、三家合一的倫理體系。《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是掌握教化的官員，其禮樂仁政的政治思想，在人格上仍然是儒家占主導，但是并不妨礙他的道家隱逸情愫。《紅樓夢》中甄士隱的“內圣”理想追求、仗義疏財、資助賈雨村趕考等都反映了“忠恕作風”、“仁義禮智信”的理想追求。2.明清小說對儒釋道思想呈現的沖突明清時期，市民階層的出現，使得“人性”的本質需求開始表現出來，啟蒙思想開始沖擊儒釋道的主體地位。明清小說中，在貴族社會和民間百姓之間都滲透著方方面面的儒釋道思想，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當時的社會文化。但是反觀小說中的貴族子弟對傳統倫理道德的褻瀆，整個貴族階層熏染的不良風氣深深體現出對儒釋道傳統思想的嚴重沖突?！都t樓夢》中，賈雨村之流的偽儒敗壞儒家精神，雖終日飽讀詩書，滿口仁義道德卻把儒家經典作為一門仕途的敲門磚。佛家講究因果，《金瓶梅》中善良的人遭遇不幸，如武大、宋仁、西門大姐等，而壞人如韓道國、苗青、西門慶等人反而沒有受到應有的“報應”，有的通過投胎再生而減免了果報。另外作品的“戒”主旨與“宣”的作品創作，也體現了作品對佛家的重要沖突。明清小說也有著重要的道家因素，《金瓶梅》中李瓶兒之死就由潘道士言中，體現了濃重的宿命論色彩，但作品也對道士的場景進行了夸張和諷刺。道家無法深入倫理道德同現世和來世的人生評判，道家在《金瓶梅》中雖然閃耀著善惡有報、天堂地獄的戒律，但仍然體現著現世的人性追求。明清小說的儒釋道精神和思想被封建末世的道德家所敗壞，他們完全為了一己之私而我行我素，甚至謀財害命。明清小說中，有極多的作品體現了對儒釋道思想的懷疑與批判，甚至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否定。
（二）明清小說中生死觀的豐富展示我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中生死觀的內涵十分豐富，影響著中國長期的生死信念表達與生死價值的判斷和追求，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特有精神。儒家的“天命論”思想與“天人合一”的關照，把生死問題同宇宙的本真融合，形成了“舍生取義”的生死觀。它不講求來世和求得永生，但是充分追求精神的不朽，是積極的重生輕死的生死觀?！缎咽篮阊?#8226;張淑兒巧智脫楊生》對人的死亡僅僅用了一句“其實堪傷”。《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的形象是作者濃筆重寫的一個人物，然而在描寫其死時，也僅僅用“孔明不答。眾將近前視之，已薨矣”做結。明清小說對死亡的另一層展示是對“死亡的最佳理想”，即長壽、無疾而終；而死亡的最高境界是羽化成仙。我國古代多以“壽終正寢”為福，早在先秦典籍《尚書》中就提出“五?！保簤?、富、康寧、修好德、考的終命?！渡胶＝洝芬灿小安凰绹钡葌髡f，長壽與永生不死一直是中國人追求的習俗。《三國演義》中忠義的關羽之死，使其最終羽化成神?！队魇烂餮?#8226;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中馮主事大義救沈家，死后為神。這正是長久以來人們追求的死亡的最佳理想。
二、明清小說中的儒釋道思想與大學生哲學思辨形成
明清小說中儒釋道思想蘊含著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與糟粕，儒釋道思想經過封建王朝的發展，早已深深滲進每個中國人的骨髓，成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釋道思想洋溢著智慧的火花，內化成中國人對認識世界、認識社會和自我的獨特哲學體系，毫無疑問，它對當代大學生的哲學思辨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一）儒釋道思想與大學生世界觀的形成如何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人生不僅是一個哲學的命題，同樣也是每個人思考的問題。明清小說儒釋道思想集中表現在“因果報應”的觀念，講究“輪回”的佛道兩家的觀念，給作品呈現了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和宿命論思想，這固然是由于文藝作品的歷史性所造成的，不僅顯示了作品的局限性，更表達了明清時期傳統中國人的普遍道德觀念及世界觀。當代大學生突破明清小說的認識局限，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摒棄明清小說對世界本原的認識，經過去偽存真、以“揚棄”的科學態度，更加堅定了“世界是物質的”這一科學哲學的命題的深刻認識，完全拋棄了世界是由鬼神主宰的世界觀認識。
（二）儒釋道思想與大學生辯證思想的形成明清小說表現出的儒家倫理秩序、“孝悌之道”、“忠恕”思想以及封建秩序體現的“三綱”、“五常”，都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和歷史性。在追求“無為”、“與世無爭”的理想人生，追求灑脫人生的境界上，“人世解脫”、“輪回因果”等哲學命題上，將其與現代人認識世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做觀照，大學生不難發現正確認識世界、認識社會需要歷史地、具體地加以認識，強化了當代大學生認識世界的正確歷史觀。明清小說也體現了強烈的辯證法，如《紅樓夢》中就有“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還有秦可卿臨死說的“水滿則溢，月盈則虧”的道理，都體現出強烈的辯證法。哲學在于思辨，當代大學生的哲學思辨形成離不開明清小說中深刻的辯證思想的重要影響。
（三）儒釋道思想與大學生人生觀的形成明清小說不僅有儒家的“舍生取義”、“重生輕死”以及佛道的“羽化為仙”等生死觀，更體現了濃厚的宿命論思想。大學生處于人生觀的形成時期，是人生的重要年齡階段，在死亡這一觀點上，更能正確區分正確的觀念與錯誤的認識。對明清一系列小說的生死展現，使大學生重新認識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正確的人生方向和自我的努力讓大學生脫離哲學思辨的層次，從而追求理想人生的腳步，為其人生觀及價值觀形成發揮著巨大的理論影響和現實導向作用。在正確人生觀的指引下，大學生充分展示時代風貌，展現自我精神與追求，形成了健康的人生觀。
三、結語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教師教學研究;理論研究;實踐哲學;實踐理性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教師教學研究長期以來深陷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他們對研究仍然充滿畏懼感與陌生感。而超越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走向專業實踐應成為教師教學研究的應然路徑。這就要求教師教學研究的問題場域應從宏觀探究走向微觀檢視；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應由“專業研究”走向“行動研究”；在研究進程的推進上，由專家引領走向自主變革；在學校組織變革方面，則應從科層化管理走向研究共同體的構建。
關 鍵 詞：教師教學研究 理論研究 實踐哲學 實踐理性
作者簡介：王鑫，沈陽體育學院體育教育學院講師，日本山梨學院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為終身教育。
教師從事教學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消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隔閡，以理論促實踐提高，以實踐促理論深化，在教學研究中完成由“教書匠”向“研究型”教師轉型的目標，成為真正的教學“研究者”，從而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發展。然而，反觀現實的教師教學研究，我們不難發現，教學研究對象混亂、研究過程粗糙、研究方法失當、研究成果推廣低效等現象長期困擾著教師教學研究的積極性。追其原因在于，教師教學研究長期以來深陷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他們對研究仍然充滿畏懼感與陌生感。而超越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走向實踐取向的教師教學研究則應成為教師教學研究的應然路徑。
一、超越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
從哲學淵源上來考察，理論研究根源于西方哲學傳統中的理論哲學。而實踐取向的研究則根源于實踐哲學，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構成了哲學的全面領域。然而，認真閱讀哲學史的人會發現，一部西方哲學史實際上就是理論哲學史，或者嚴格地說，是形而上學的歷史，而形而上學史作為主流哲學史，其思考方式、提問方式和論證方式都深深地影響著其陰影之下的實踐哲學。[1]那么，通觀理論哲學史的發展，它的思考方式、提問方式和論證方式是什么？對實踐哲學的發展造成了怎樣的影響？進而延伸至教育學研究、教師教學研究，這樣的理論思維方式又會對教育學人、教師等造成怎樣的影響呢？在這種清本溯源的追問中，期冀能夠帶給讀者更多的反思與收獲。
眾所周知，在古代，哲學是人類知識的“總體”，各種具體知識還未從哲學的母體中分娩出來。從方法論上來看，人類獲取的關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識與知識主要是借助于直觀與思辨的方法獲得的。隨著哲學研究向高深方向的發展，思辨方法逐漸成為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思辨，首先它是一種思考方式，通過邏輯推導進行純理論、純概念的思考，進而達到對事物存在的本質追問。受此影響，教育理論的研究也不乏思辨性質，強調概念層面的分析和理論體系的推演，注重教育價值與規范的澄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的探討上，如教育學的性質、學科地位、研究對象、理論體系等，研究方式講究書齋式或者坐而論道式，這對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思想、教育精神，教育信仰、教育理論和教育思維等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但隨著近代科學主義的誕生與盛行，思辨研究開始逐步退出主流，退居幕后，實證研究開始大放光彩。反映到教育研究中，正如英國學者普林所說的，“源于實證哲學的‘科學模式’在西方的教育研究領域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教育研究被視作社會科學研究的分支，強調采用‘科學’的方法去獲得普遍性的規律”。這種趨勢不斷地被強化，逐漸形成了具有實證意味的教育研究體系與研究話語系統。觀察近幾年教育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的實證研究”等比比皆是，這些研究行文中除卻傳統的研究方法之外，更是將實證的、實驗的、量化的研究方法運用的游刃有余，將教育研究做成了一種專業技術，實現了科學范式所強調的客觀性、中立性、準確性、可操作性等目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思辨的教育研究還是科學模式的教育研究，它們的行為主體都是教育專家、教育學者。所以當“研究”這個詞匯延伸至教育實踐，教師視野中時，面對教育研究、教育理論研究內容、方式方法時，教師一時陷入了迷茫。到底怎樣開展自己的研究，到底怎樣去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成為他們急需要解決的問題。由于教師自身視閾的狹窄，他們對“研究”抱有太多的敬畏感，造成了他們對教育理論工作者的依附狀態。但理論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模式對具體的教學問題研究甚少，導致思辨生成的理論實踐效度減弱，很明顯，它不適合教師作為教學研究的慣用方法；而科學范式下的實證研究又將實踐抽離具體的情境，架空一切歷史的、情境的、主觀的內容，使研究成為復雜高深的專業技術，反而遠離了一線教師的工作實際，進而也不能成為教師教學研究的著力點。教師教學研究將何去何從呢？對此，我們還應回溯到哲學淵源上來尋找答案。
早在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已將知識分為三類，即理論的知識(又稱理論智慧)、實踐的知識(又稱實踐智慧)和制作的知識(又稱制作的智慧、技藝)。并根據知識的分類，相應地把哲學分為兩類，即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并對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區別做了這樣的概括：“理論的思考以真理為目的，實踐的思考以行為為目的?！盵2]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的迥異，理論研究遵循思辨、實證的模式，而實踐研究則是遵循經驗、行動的模式。理論研究在于探尋事物發生的一般規律，而實踐研究在于尋找解決具體問題的具體辦法。因此，作為教師教學研究的起點，應始于實踐而終于實踐，應跳出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尋找屬于實踐性質的研究框架，從而才能更好地完成實踐任務。
二、走向專業實踐：一種可能的發展趨向
將教學研究作為一種外在于自身發展的客觀存在，而未能達成作為自身專業成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觀認同，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意識，教師的教學研究所呈現的脈絡自然也就隨著理論研究的路徑而隨波逐流，缺少了實踐研究所應有的樣貌，進而也就無法起到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作用。由此，在縷析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的區別之后，問題的關鍵在于轉變教師的教學研究思想或思維方式，即教學研究是教師本職工作的一部分，教師不僅能夠獨立進行教學研究，而且也有必要從事研究；教學生活是教師生活的常態，研究生活也應是教師生活的常態，只有基于這樣的認識，教師的教學研究才能突破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找尋屬于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研究過程、研究成果的呈現及推廣方式等。當教師真正將教學研究作為一種本體性存在時，作為其專業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教師教學研究也就走向了專業實踐的道路。因此，走向專業實踐是教師教育教學研究一種可能的發展趨向。這種趨向具有以下幾個一特點：
首先，它以實踐哲學為指導，主張教學研究不應以“靜觀、理論為目的”，而應該探討“行動或應該怎樣去行動”。[3]在以往的教學研究中，由于教師過多的依賴于理論哲學的指導，認為只要粘貼抽象的理論標簽，套用熱門的理論話語、運用時興的理論研究工具，就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研究，就可以更加有效的融入到研究者的行列中來，結果，由于教師自身理論素養的缺乏，而又脫離自身教學經驗，使得教師教學研究出現了諸如課題雷同、個性缺乏、內容空泛等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教師教學研究能力的提高。而將教師引向實踐、面向實踐，運用實踐理性，遵循實踐邏輯，才是教師教學研究的出路，才會更加有效地促進教師教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在實踐哲學的話語中，研究被看做是一種實踐活動，認為行動者的行動與意義必須在實踐語境中才能理解，即使是“理論”也必須還原于具體的實踐情境才能獲得意義的建構，否則就是“偽理論”。這種思想徹底顛覆了理論哲學視野下的理論研究的框架與束縛，實現了從追求主張剔除實踐的具體情境去尋找抽象真理的理論研究轉向追求在實踐中重構研究的意義與價值的實踐研究。在實踐哲學的指引下，理論性質的教育學不再是教師教學研究的行為規范與準則，而是用在教學實踐中生成的實踐教育學去指導、改善自己的教學過程，進而提升教學層次，最終形成屬于教師自己的教育學，即教師教育學。由理論教育學到實踐教育學，再到教師教育學，體現的不僅僅是名稱的置換與代替，更是教師教學研究取向的徹底變革與轉向，形成教師自己的教學研究視域與命題網絡，并用實踐的觀點去理解理論、理解實踐以及重新認識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并重新架構自己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聯。
其次，專業實踐取向的教師教學研究能夠充分體現教師的主體性存在。在以往的教學研究中，教師作為個體的重要性往往受到漠視。比如在校本教研中，以校為本的課題研究看似迎合了個性化的需求，卻往往是學校領導的個人興趣凌駕于整個課題組之上，然后再將這些出自“個人興趣”的課題分配到不同的教師個體身上，教師成為他者研究的附庸；還有的一些學校課題是某些專家課題的子課題，其學校因此美其名曰“××課題實驗基地”，更是脫離了教師教學生活實際，只是裝點了學校門面，而對教師專業成長則無大裨益。正如行動研究的領軍人物艾略特所言：“總是有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把教師僅僅看做是幫助其他人收集資料的工具”。[4]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的主體性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而倡導專業實踐取向的教師教學研究則將教師從幕后的默默無聞推向了前臺的.主動尋求發展。教師除去職業的規約，首先確認的應該是作為一個人的主體性存在，“任何個人，即使是最閉鎖在他的最平庸的生活中的，在他本身也構成一個宇宙。他在他身上蘊含著他的內在多重性”。[5]正是這種內在的多重性構成了個性的自我、構成了自我的主體性存在。因此，在教學研究中，教師首先要確認的是自己的主體地位，教師是在從事自己的研究，從事自己教學生活、教學實際、教學實踐的研究，在脫離了理論依附的狀態之后，教師要轉而依靠自我的理論尋求教學發展的可能，而主體性確認是行動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在此基礎上，教師才能走出理論研究的窠臼，尋找屬于自己的理論話語與實踐樣態。
最后，走向專業實踐的教師教學研究要求教師要將研究升華為一種生命的實踐。在教育發展的路途中，我們不斷的反復追問，教育實踐的特質是什么？關乎生命、關乎人性，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塑造人、培育人與完成人的“生命·實踐”。[6]教師在面對教育實踐時，它“不是一個‘預先給定的’(pre-given)客體世界，而是一個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所構成或創造的世界”，[7]“在這個世界中，由能動的主體發展的意義實際上參與了這個世界的構成或生成”，[8]“這些主體通過維持其‘有意義’，從而將其構成為一個被研究的世界”。[9]這些主體不僅包括教育世界中的教育者，更指向受教育者——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生命，正是他們，才構成了教師教學研究的對象，教學研究的目的正是始于生命、為了生命、成全生命的美好與完善而進行的教育實踐。因此，衡量教學研究的最終標準乃是生命有沒有在教學活動中不斷地生成并最終得以成人。由此，教師教學研究就是對生命的再創造，使生命更加趨向完美。
三、追求有效的教師教學研究
超越理論研究框架的束縛，運用實踐哲學的視角打量教學研究，開辟一條走向專業實踐的發展路徑，可以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發展。那么，怎樣才能沖破理論框架的束縛，到達專業實踐的彼岸呢？追求有效的教師教學研究是必然選擇。
(一)問題場景的轉換：由宏觀探究走向微觀檢視
研究始于問題，問題始于生活。對于教師而言，問題產生于教師的教育教學生活之中。但現實的教師教學研究現狀并非如此，看一看近幾年來教師申報的教科研項目就會一目了然。像“九年一貫制學校學生勵志教育一體化的探索與實踐”、“幸福教育觀下的小學素質教育行動研究”、“高中數學默會知識的局部探究的實踐與研究”等類型的課題不在少數，這些看似漂亮、價值不小而實際上可能已超越教師科研能力范圍的研究遠遠脫離了教師教學生活的實際。還有一些教師做的是一些大眾化的理論研究，欲解決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往往在做的過程中陷入俗套，毫無新意可言。為轉變這種趨勢，必須引導教師進行問題場景的轉換，不是站在別人的角度去發現、審視問題，而是從自身所在的處境去發現、理解、解決問題。教師的“處境”蘊含著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前見，教師只能站在自己的這種處境之中來思考教育問題，而不是站在處境的對立面來旁觀，才能獲得對教育的真知灼見，否則只能是隨波逐流?！疤幘场睒嫵闪私處熖囟ǖ囊曈?，這種視域“首先規定了：哪些問題對于我們來說是值得探究的，哪些東西是我們研究的對象”。[10]教師的“處境”是什么呢？是教師完整的教育教學生活。教師活動的主要場所課堂，教師活動的主要對象學生、主要的授受媒介課程、教材、教法等等都是教師進行教學研究的原點。近幾年來，基層教育科研工作創新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像帶題授課，小課題研究等研究形式的創新都在努力將教師從宏觀理論的探究拉回到微觀層面上來，比如“三年級計算易錯題成因及干預研究”、“小學生習作選材如何實現多樣化”、“學生打字速度訓練軟件開發與研究”等，這些課題小而精、真實有效，確實能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實際問題，開始成為教師教學研究的典范并得到進一步的推廣。
(二)研究方法的選擇：由“專業研究”走向“行動研究”
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員，教育研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從社會科學領域中借鑒過來的。這些方法就是像我們前面所論述的：思辨的與實證的。所謂思辨研究，在于進行抽象的或理論的思想辯論，從而對事物的本質問題作出解答，所謂實證研究，是指“基于經驗材料建構關于事物發展機理的理論解釋，并將理論訴諸實踐檢驗的研究活動”，也即經驗研究，包括質的研究、比較研究、歷史研究等。無論是思辨的研究還是實證的研究，其目的都在于從事物本身、經驗本身抽象出新的概念和思想。對經驗的抽象水平或曰思辨的深刻性，決定了研究所達到的理論水平。這種專業的研究方法不適合教師從事教育教學的研究。而從質的研究分離出來的行動研究雖然也帶有專業性質，但相對于其他研究方法來說更適合于廣大教育實際工作者。行動研究要求研究者的研究行為應在實踐中進行，強調研究過程與行動過程的結合，并要求研究者在實踐中通過疑難問題的解決對自己所從事的實際工作進行反思，不斷地修正自己的實踐理論，從而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行動研究中要關注敘事、想象與對話。通過敘事，彰顯研究過程中的矛盾與沖突，反思行動背后的假設與前見；通過想象，彌補抽象理論與現實情境之間的斷裂與縫隙；通過對話協商，尋找出符合實踐邏輯的問題解決方案。
(三)研究進程的推進：由專家引領走向自主變革
教師教學研究進程的推進離不開專家的引領與指導，但更離不開教師的主動與創新。只有由內而發的主動性才能促進教師教學研究由表層走向深度。因此，在教學研究進程的推進過程中，專家角色與教師的角色都要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專家角色的轉換應從形式的引導走向實質參與。新課程改革以來，教育專家、學者紛紛投向實踐領域，他們或出書立說、或面授機宜，但多停留于對“學校教育教學”的隔岸觀火，因而受到學校及教師的冷遇與抵制。要改變這種狀況，教育專家就應切實反思自我，擱置“理論指導實踐”的專業自信，而是將視點轉移、重心下移，實實在在的去關注實踐、參與實踐，發現實踐中的問題，進而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使自己的專業研究真正轉化為一種生動的實踐力量，成為教師開始教學研究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與專業支持，才會被學?；蚪處熓⑶閻偧{。教師角色的轉換重點則是由被動附庸走向主動研究。教師應具有研究的意識，立足于尋找教學情境中的問題，進而轉化為研究的行動，以行動促進問題的理解，分析與解決，通過多樣化、多層次問題的解決形成教師自己的研究范式，這就是由意識到行動，由行動到理念轉換的過程，唯有如此，教師教學研究才能迎來教育科研的春天。
(四)學校組織的重構：由科層化管理走向研究共同體的構建
我們常說，研究始于問題，但實踐哲學則認為，問題并不構成研究的真實起點，比問題更本源的是研究機會。[11]問題只是構成了我們可能要研究的空間，而研究機會則會制約著這個可能性空間，并給出實際的研究進路，決定著實際的研究起點。[12]對此，勞斯有著深刻的論述：“并非所有理論上可以識別的問題都構成研究機會。如果沒有人準備去研究它們，不管是因為缺乏資源、興趣或合作者，還是因為眼下似乎沒有什么辦法解決，那么那些問題將不會出現在我們當前所從事的研究當中”[13]。因此，研究機會的獲得不是理論演繹的結果，而是必須考慮地方性情境和實踐性情境的特殊性。在學校這樣一個場域中，我們到底為教師教學研究提供了多少研究機會呢？首先讓我們想到的是科層化的教研制度及管理阻礙了研究機會的生成與出現。因此，學校首當其沖要改革的就是這種教研制度，全面推翻教學研究中的官僚作風、科層制度、控制取向，通過構建研究型學習共同體，將外在規約轉向內在文化合作環境的建構，為教師教學研究搭建更多平臺。具體措施在于：第一，強調以教師為本，在課題選題、課題開展過程中要尋求教師的意見，以教師的原有基礎作為教學研究的起點，而不是因領導興趣等原因將教師置于被動的研究地位；第二，在此基礎上，構建教師研究共同體，以學科、年級、班級為單位，利用教研組、備課組等形式將教師普遍關心的、能夠解決實際困難的問題集中起來進行討論、研究，從中遴選出更為合適的主題引導教師從事研究；第三，學校應充分發揮服務意識，為教師教學研究提供資源支持。像學校圖書室的構建與完善，為教師提供最新的教育科研咨詢，加強網絡資源庫的建設，帶領教師進行教育科研知識、方式、方法的培訓與普及，采取有效的措施促進教師教學成果的推廣等，構建包括心理支持、精神鼓舞、條件改善、制度贊許、物質獎勵等全方位的服務體系，為教師教學研究的順利開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丁立群.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孰為第一哲學？[J].哲學研究，2012，(1).
[2][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4.
[4][英]普林.教育研究的哲學[M].李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19.
[5][法]埃德加·莫蘭.復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M].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43.
[6]李政濤.論面向教育的實踐[J].南京社會科學，2012，(4).
[7][8][9][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77，259-260，266.
[10][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388.
[11]蘇鴻.實踐哲學視域中的行動研究[J].課程·教材·教法，2012，(6).
哲學思辨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語言；思維方式；差異性；多樣化；變化
中圖分類號：B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4-0014-07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簡介：魏博輝（1957-）女，北京市人，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
各民族不同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是受眾多因素影響的，如生產實踐的水平和狀況、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地理環境等因素，但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即語言。語言對于人們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或者說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特別是哲學語言對于哲學思維的導向作用更為明顯，并且這一導向作用更加具有“充分性”（因為沒有語言就沒有哲學）?！罢軐W語言對于哲學思維的導向論”也是本人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在本人的系列論文中，對此觀點都從不同的角度給予論述。本文是關于語言對于思維方式影響作用綜論中的一部分，也是對“哲學語言對于哲學思維導向論”觀點論述的“鋪墊”。
語言與思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但從語言對于思維方式的影響方面來說，思維方式依賴于語言的引導。在對有關問題的探討中，有“語言決定論”之觀點，如語言學家薩丕爾認為，一個社會的語言模式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思維模式。他把語言的界限視為世界的界限，其主要著作有《語言論》等。沃爾夫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思想，形成了薩丕爾一沃爾夫假說。他們認為持不同語言的人對世界的認識也不同，語言結構不同，會直接影響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們的“假說”反映出了語言支配思維，并決定一切、主宰一切的思想。其主要著作有《論語言、思維和現實》等。洪堡特認為，每一語言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世界觀，語言的類型決定人的思維類型，甚至決定人的世界觀。其主要著作有《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精神發展的影響》等。這些觀點能夠從語言中來把握思維，強調考察思維自身的語言背景，但問題是它們把語言的作用推向了極端，所以有失偏頗和武斷。
語言不是決定思維，而是對于思維及思維方式起著導向作用，不同的民族語言給予不同民族思維方式以引領或導向。故而，語言可以作為把握思維方式和哲學思維方式的一個途徑。
本文著重從兩方面進行探討，即語言的差異性導引思維方式的多樣化；語言的發展影響著思維方式的變化。本文最后表明個人的觀點，指出由于語言的逐步“融合”，也促使著哲學思維方式和思維方式走向“融合”的趨勢。
一、語言的差異性導引思維方式的多樣化
盧梭指出：“言語（speech）區分了人與動物；語言（language）區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開口，就會顯示出他來自何處?！彼诖怂f的“言語”是指人類具有的共同的語言，而所謂的“語言”，則意味著眾多具體的、個別的民族語言。
在許多神話和傳說中都傳達出最初人們的語言是“同一的”這一信息。在《圣經?創世紀》中有一個“巴別通天塔”的故事。原初普天下人同操一種語言，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的。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彼麄兙湍么u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散在全地上?！币腿A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后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里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庇谑?，耶和華使他們從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里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由此出現了語言的多樣化。實際上，人類最初的語言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簡單的動作和發聲以及象形文字等形式出現的。在此基礎上，人類思維方式有其共同之處。但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語言文字逐步發生了變化，語言隨之漸漸分化，表現出了語言的民族化與多樣化，顯現了語言的差異性。由此，也從一個方面引導了思維方式的多樣化。
語言是民族現象。一個民族的思維水平大致適應于該民族的語言水平。洪堡特認為，“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語言是表現民族思維方式差異的重大特征之一。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都會對該民族思維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如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就不同于西方哲學思維方式，這里語言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為有不同的語言，才表達、記錄和揭示了不同的思維范疇、概念系統及其內容和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說，語言的差異促成和引導了不同的哲學性格和文化狀態的顯現。
如黑格爾的思辨哲學與德語緊密相連。黑格爾認為，一種語言假如它具有豐富的邏輯詞匯，也就是對思維本身有專門的和獨特的詞匯，那就是它的優點；介詞和冠詞中，已經有許多屬于這樣的基于思維的關系。他認為，中國語言很少達到這種地步。思維規定在一定語言里表現為名詞和動詞，因而打上了客觀形式的標記，德國語言在這里比其他近代語言有許多優點，德語有些字非常奇特，不僅有不同的意義，而且有相反的意義，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語言的思辨精神。遇到這樣的有著“對立統一”的字詞，對于思維是一種樂趣。黑格爾的哲學思維方式是一種思辨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以思辨邏輯為基礎，它不同于亞里士多德開啟的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思維方式是把知識的形式和內容加以分離，以為邏輯只能構成知識的單純形式，而把真理本質的內容排斥在邏輯之外。這是不依賴于內容的思維形式，即形式邏輯。而邏輯必須要考察被思維的東西的狀況，把分離開的思維形式和內容統一起來。黑格爾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辨邏輯，即辯證邏輯（當然，辯證邏輯就是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不同于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一種新的思辨的思維方式，也就在思辨邏輯的基礎上形成了思辨哲學的性格。這與思辨語言（“對立統一”語言）的導向有著甚為密切的關系。即使同屬歐洲古典文化范疇的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在思維方式和藝術表現方式上也十分不同。由于“希臘語原有的形式遭到了肢解，與異族語言的要素混雜起來；語言本身的有機體被破壞了，而與它相對立的入侵語言力量又無法使它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無法賦予它一種充滿活力的新的生命原則”，因此，后來“從羅馬的詩歌中，以及從隨著拉丁語的衰落而在獲得獨立的歐洲大陸上驟然繁榮起來的那一精神生活之中，產生出了現代文化最主要的部分”。這表現了語言的影響力。
再如中國文字，有說起源于伏羲的八卦，那些直線既是中國的文字基礎，也是中國哲學生成的基礎，其意義是抽象的，但并不深入，而是停留于淺層的思想意識之中，其規定也是具體的。這種具體沒有概念化，沒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從通常的觀念中取來，按照直觀的形式和通常感覺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哲學從所謂的意義上的抽象過渡到具體事物時，表現出的是感性對象的外在聯結，缺失內在的邏輯秩序，或是說它蘊含的是一種“感性的邏輯”。所以中國哲學的傾向是道德哲學，因而形成中國哲學特有的性格。帶有“直觀性”的圖畫文字或“會意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古代哲學及漢語言民族的“具象思維方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
因此，要了解一個民族的哲學精神，有必要首先理解它所運用的語言，進而透過語言的縵紗，去捕獲隱含其內的哲學思維的方式以至哲學思想。
一種哲學思維通過哲學語言的“編碼手段”引導、架構、表現出來，一種文化也是透過語言的“編碼”與自然、現實發生聯系?！耙粋€特定社會的成員――當然，他使用自己文化所特有的語言和其他規范的行為來整理他所經驗到的現實――只有當現實以他的代碼形式呈現于他面前時他才能真正把握它。這種看法不是說現實本身是相對的，而是說現實是由不同文化的參與者以不同的方式劃分和歸類的，或者不妨說，他們注意到的或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現實的各個不同的方面”。當然并非絕對地以每一個特定的語言結構來劃分“世界”，正如上述所言，現實本身不是相對的，然而不同的語言的確引導著不同的思維方式，以至使我們看世界的深度、廣度或角度有所不同。比如大體上形成的與西方拼音文字相應的邏輯一理性思維和與表意文字（漢語言文字）相應的實用一理性思維就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從而相應地產生出了來自不同的角度解讀世界的觀點、思想和理論。
所以，在某種情況下，人們在用不同的語言來“編碼”，并組織不同的思維形式。就中國初學英語者（一般指成年人）來說，彼此用英語對話時，思維活動程序一般就不像講漢語時那樣有節奏、流暢。經常會發生這樣的現象，由于詞匯量少，語言不熟悉的限制，使我們先用本民族語言把詞的順序安排好，然后再譯成英語，把英文單詞逐個地連接起來，才能表達我們的思想，往往還表達不清（當然隨著語言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以及從小開始學習外語或置身國外等情況和環境變化，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少。但無論怎樣，中文與外文的詞序畢竟是不一樣的）。這說明他們還不習慣用這種語言進行思維。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語言對思維方式的主觀的導向作用，是“為了說話而思想”，這種導向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記得曾看過一個電視節目，讓外國朋友指出我們交通標識牌上的英文所出現的錯誤地方，有的被指出不符合英文的表達方式，而是漢語式的英語，故此覺得十分好笑。那是因為我們在用漢語來思維。反過來，初學漢語的外國人（主要指講外語的成年人）僅對漢語中復雜的稱謂就感到非常費解。中國內親外戚，自古嚴密，如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伯父、叔父、舅父、姨母、姑母、嬸娘、堂兄弟、表兄弟、外甥、侄兒等等，但在英語中只用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aunt，cousin，nephew，niece七個名稱就足矣。難怪有研究中國文學的英國學者就對《紅樓夢》中的人物關系搞不懂，很難從頭到尾讀一遍中文版的《紅樓夢》，而是拿英文版對照來看，也很難搞清眾多人物的關系。就此而言，是他們習慣了英語式的思維，而不是完全在用漢語來思維。著名的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結構人類學》的序中說，這里的好幾篇論文本來都是直接用英文寫成的，因而不得不翻譯。他認為，用不同語言構思的文章在語氣和寫作方面是有差異的，因此，他擔心由此產生的某種雜糅性會影響這本書的均衡感和整體感。依照我們面對的是法語讀者還是盎格魯一薩克遜語言的讀者之不同，我們的思考和闡述方式也不一樣（當然還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他多年使用英語教學，無論多么習慣，但還是被限制在單一的語體當中。他說，用英語寫作的時候，我能夠用英語思考；但是，我只能運用我所掌握的語言手段說出我所能說，而不能說出我所想說，雖然對這一點我并非總是有意識。他把文章譯成法文，但擔心使讀者極有可能產生不過癮的感覺。這說明了語言所具有的導向性和制約性（關于語言的制約性和創造性的關系另文有述），人們的思維受制于語言，語言自然影響到人們的思維方式。
這些，說明人總是要用一定的語言來思維，一般而言，中國人（這里是泛指，在中國有些少數民族運用本民族的語言對話，但他們書寫的是漢語言文字）或講漢語的人在用漢語進行思維；日本人或講日語的人在用日語進行思維；德國人或講德語的人在用德語進行思維；講英語的人在用英語進行思維，等等。例如，在英語里，我們習慣說He went to town（他進城了），而無須提及使用什么方式進城的，可是在德語里要涉及行動的方式，因此英語的go（去）在德語里卻有不同的表達方法。如果是走路或使用其他自己推動的方式去的，要說gehen（與go同源）；如果是坐車去的，要說fahren；如果是騎馬去的，要說reiten。當然，在英語里也有walk（行走），drive（乘車），ride（騎馬）這類表示行為方式的詞，不過在一般情況下，說英語的人并不十分注意這些方式，不必把它們一一說清楚罷了。語言是人們對于客觀事物和經驗認識的一種編碼，不同的民族，編碼的方式不同，也就提供了不同的語言范疇，無論是指稱簡單或指稱復雜的語言體系，都會相應地影響著使用該語言人們的思維方式。曾有則報道：有位德國總統如是說，不了解康德、黑格爾，就不了解德國人的思維方式，那就是“思辨的語言”和“思辨的精神”，使得他們的思維極為嚴謹與縝密，有其特定的內涵。加達默爾說，我們理解一門語言，乃是因為我們生活于這門語言之中。他認為，當我們掌握了一門外語，以至能夠完滿地使用該語言，就無須再把自己的母語譯成另外一門語言，也無須把另外一門語言譯成自己的母語，而是用外語進行思維。
在一定意義上說，人們在用語言來思維。不同的語言引導著不同的思維，以至由于語言的差異性而呈現出了多樣化的思維方式之傳統。
二、語言的發展影響思維方式的變化
思維沿著語言符號的階梯，從具體的感性印象上升到抽象的理性概念，語言符號不斷引導思維行進，并使思維內容確定下來，思維的發展、思維方式的變化與進步，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符號系統的效能，這具有普遍意義。中國漢字中的數字符號，特別是大寫數字符號系統相當繁瑣、笨拙，面對極為復雜的算術運算便束手無策。現在世界上，包括我國普遍采用的靈巧的阿拉伯數字系統，其簡化、明晰的優點顯示出來，使人們的思維更加簡捷，面對復雜的數字推導，人們可以用它自如穿梭。在實踐中，人們不斷地提取各類語言的詞匯，語義不斷地擴大和豐富，不斷地打破舊的思維方式。
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創造功能，每時每刻都在為人們提供著新的語言表述的可能。又由于語言的多樣化，在各民族的交流中，某一民族對異民族的語言并非完全屏蔽，而會在不同程度上吸取異族語言。雖然在語言的大體框架（如表音、表意）或性質沒有根本的改變，但語匯的增加或語義的變化，都使原有的語言不斷地沖破自身的限制而得到發展，進而影響、促使著思維方式的變化。這在我們對“哲學世界”的了解中可以得此體會。起初我們對“哲學世界是什么？”一無所知，逐漸地它通過哲學理論告訴我們，而哲學理論既起始于概念的導向，又付之顯現于哲學概念的形式之上。今天的“哲學世界”要比中國古代和古希臘時期的“哲學世界”宏大而深遠，顯示出了哲學思維的不斷深化。
如在西方，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礎上，創生出了希臘文字，這是較早期的能夠表達抽象概念和思想的語言文字，后在希臘文字的基礎上，生成演化出了各種文字，如拉丁語、英語、德語、法語等。西方哲學從早期的“自然思辨”（形成自然思辨的思維方式）起始，沿著探討事物的本質方向發展，這與其拼音的語言文字的導向是分不開的。亞里士多德分析了探討事物本質的進程，認為蘇格拉底尋求事物的本質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他以本質作為推理的出發點。那時尚不存在一種辯證能力可以使人們即便沒有關于本質的知識也能思考對立物并探討對立物是否屬于同一門科學。可以把兩件事情公平地歸于蘇格拉底，即歸納和普遍意義。這二者都涉及科學知識的出發點。但蘇格拉底并沒有把普遍的事物或定義分離出來。蘇格拉底雖沒把關于事物的“普遍性”或“定義”從特殊的事物中分離出來，但他的定義推進了理念論的產生。他的后繼者――柏拉圖才使它們分離存在，并稱之為“理念”。
隨著時間的發展，語言文字符號的演進和分化，從“自然思辨”達到了近代的“理性思辨”（形成理性思辨的思維方式），不但探討宇宙客體的本質，而重點探討主體自身認識的本質。以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為標志展開了“主體性”問題的研究，后來德國的康德、黑格爾則把對主體性本質的研究推向了。康德提出“人為自然立法”，黑格爾強調，真實的東西不僅應被理解并表述為實體，也應被理解并表述為主體，而這是一切問題的關鍵。他以思辨邏輯為基礎，形成的是“辯證理性的思辨的思維方式”，在西方古典哲學中，他把“理性思辨”的思維方式推至巔峰。他們的理論給我們展示出了不同層次的“哲學世界”。
西方哲學突顯的邏輯思維特征反映出與其使用的語言有著緊密的聯系。其語言本身就有其嚴格的規則，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說更進一步從形式上規范了語言概念的構成與表達的規則，即“形式邏輯”。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中，包含研究有語法和語義的理論；命題形式和推理形式的三段論等。他把三段論和歸納應用于辯論中的辯證推理理論；把三段論和歸納應用于科學中的科學推理理論和科學方法等等。他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應有事物最普遍規律的公理；每一門科學都有它的基本術語（假定它的基本術語所表示的事物是存在的）；每一門科學中的所有術語都必須有它們的定義。三段論是他的邏輯學中更為基本而深刻的理論，表現出了在運用語言于推理過程中環環相扣的邏輯關系，使本身就具有嚴格意義的西方民族的語言或拼音文字，更增添了嚴密的性質。在古希臘哲學中表現出了對概念確定性的追求和對語形的邏輯分析，也為進一步使語言表達更具嚴密性的現代邏輯的生成與發展打下了基礎。
語言意識在表述純粹的非實體性理性概念時，對其概念的限定性、明晰性比表述感性事物方面要求更高。如將希臘語與英語、德語相比較，“便很容易看出更為清晰明確的客觀性和更為深刻內在的主觀性之間的這種區別”。然而，德國哲學家在使用著較為明晰的語言表述的基礎上，又在為追求更精密的“確定性”的道路上而邁進，他們作出了大膽的設想。萊布尼茨提出創造無歧義的符號來表達思想，使概念之間的關系成為符號之間的關系，使推理進程成為演算進程。于是，人們創立了人工語言，以至弗雷格構造了一個本身具有邏輯規則的邏輯公理系統。語言符號引導人們創建了數理邏輯，既能用數學的方法研究邏輯問題，又可用應用邏輯的成果去研究數學的基礎和方法。由此，人們的思維方式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這也是人們思維不斷深化的具體顯現之一。
中國古代的漢字遠不是我們現在書寫的這樣簡化，象形字幾經演變基本面目皆非（當然留有痕跡）。早期的語言文字“象形”意味甚濃，筆畫繁雜，使人見字易引發聯想、類比、譬喻等，引起非理性的思維。且不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樣有著嚴格意義上的語法，不受語形規則和句法結構的限制，句子內容注重的是具體事物的狀態和關系。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這是對人事關系敘述構成的句型。其中沒有拼音文字那種嚴格的主謂賓結構。因此在古漢語的句式中更注重詞意、語境和語用。由于受到“原生態符號”――“具體形象”的制約，古代思想者往往以“象”寓“理”，如塞翁失馬（《淮南子?人間訓》）、刻舟求劍（《呂氏春秋?察今》）、鵬程萬里（《莊子?逍遙游》）、庖丁解牛（《莊子?養生主》）、守株待兔（《韓非子?五蠹》）等，都反映了人們在對哲理的探尋中突出了具象的思維方式。
這種語言與相應的思維方式滲透于“哲學世界”之中，在對世界本體的探討上，中國哲學表現為：亦虛亦實或虛實同一，把世界的本質和某些具體事物達成“同一”。也正因如此，中國哲學提倡“天人合一”，天道和人道“同一”，如五行說即如此，可以適用于人事、自然、宇宙的起源。雖有“道”、“仁”等較為抽象的概念，但有其多義性。如對“道”的理解似乎難以達到“言盡意”?！墩撜Z》中出現的“仁”字有百余次，但都是從各角度或某一特征上加以詮釋和理解，而并沒有表示出系于各特征之間的內在的、共同的本質特征，其概念沒有明晰的、確意的定義。如，“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保ā额仠Y》）“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仁者先難而后獲，可謂仁矣。”（《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保ā队阂病罚┓t問仁。子曰：“愛仁。”（《顏淵》）等等。這些表述表現出了對于概念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對具體問題作具體的解釋，但未給出明確的定義或本質的說明。中國傳統哲學概念缺乏西方哲學概念的明晰性和確定性，并且，中國這種具象的思維方式延續的時間很長。然而，古希臘哲學在對世界本原的探討上也曾有過“樸素”的觀點，但是它和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區別。首先，它們延續的時間很短，并從古希臘一開始就基本確定了抽象思維的模式。如雖都有“氣”之概念，但對此理解中表現的思維方式不同，中國哲學更注重的是直觀；而西方哲學注重的是“思辨”，他們把自己的理論置于超越經驗的理性之上，來探討宇宙發生的理論，由此，對宇宙一種系統化的描述開始了。其次，中國傳統哲學往往是以概念描述具體事物，以概念釋物，概念和事物直接同一；而西方哲學以概念描述具體事物背后的抽象概念，探“實”后之“虛”，即現象背后的本質，以概念釋概念，超越具體事物，尋求著普遍必然性的知識。如巴門尼德的“存在”之概念，畢達哥拉斯的“數”之概念，柏拉圖的“理念”之概念等，逐漸展開了對本質問題的探討，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他們也較早地就有了極為抽象的“哲學”概念，從古希臘的哲學原詞φιλοσοφτα拉丁化為philosophia（愛智）發展到英文philosophy以及其他種拼音文字，而在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這一抽象的概念。當然，中國古代雖不曾有“哲學”這樣的概念，但也已經有以不同形式呈現出的“哲學世界”，如先秦時期的“顯學”，魏晉時期的“玄學”，宋明時期的“理學”等。但其概念的抽象度與西方那些反映“普遍本質”的概念有所不同。在其中顯現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具象性的思維方式，它與漢民族語言（表意文字）的影響與指引有著很大的關系。
19世紀70年代，日本的一位被人稱為“日本近代哲學之父”的哲學家西周首先把中國漢字“哲”與“學”結合起來，與philosophy相對應，后來“哲學”一詞被引人中國，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見之于報端。梁啟超先生在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事》（1902）中使用了“哲學”概念，并首先啟用了“中國哲學”之概念。“哲學”概念是更為抽象的概念，顯學、玄學、理學等在一定意義上都分別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部分，或是不同時期對于中國哲學的不同稱謂。在我們引進西方科技與文化的過程中，也包括引進了語言，如“邏輯”，也就是拉丁語系的“logic、“logik”和“logique”的音譯。到了20世紀，我們便把中國古代和近代表述不一的“形名之學”、“名學”、“辨學”、“名理”、“理則學”、“論理學”等統稱為“邏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傳人中國，如按照三段論的標準衡量中國傳統哲學理論（古文）中的語形、語句等，那是不能吻合的。從這一點也說明了中國傳統哲學思維不同于西方哲學的邏輯思維。清末語文學家馬建忠用西文（拉?。┱Z法來研究古漢語的結構規律，出版了著名語法著作《馬氏文通》，使我們更加注重了漢語的句法結構，使人們在語言文字的表達上更加規范和準確。同時，古文也在逐漸“隱退”，朝向白話文的方向發展，后來的起到了助推作用，白話文沖破古文對思維表達上的局限，進而又推行簡化字等。這種種因素的滲透，不斷沖擊著傳統的思維方式，促使著我們思維及其方式的變化。
“哲學世界”的擴展與變化反映出了哲學思維的變化與深化，在這個意義上說，哲學語言、概念的不斷變化給我們帶來新的理論，新的世界。因此，哲學語言影響著哲人們思維方式的不斷更新與變化，并給予哲學思維以導向。
所以，某一套思想和概念系統都有其相應的具體語言形式，思維的外部結構是語言，而語言這一結構的“內面”表現為思維模式（薩丕爾）。某一語言模型是經過反復使用而固定下來的，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結構和規律，相對獨立于思維，從而，它潛在地規范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指引著我們的思維。
總之，語言對于思維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或導向作用，但絕不是說各異的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完全由語言所決定，那樣便成為了“絕對主義”。實際上，不同的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還要受到許多且重要的因素影響，如實踐狀況與水平、社會制度、文化習俗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語言對思維方式的影響只是單向運動，思維方式反過來也會促進語言的變化與發展，由此，二者形成的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雙向運動。在此，只是著重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它對思維方式的影響問題。
三、結語
實際上，在多樣化的民族語言背后，也隱藏著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東西，因為人類語言本身就體現著人類的共同性。從維柯的“新科學”看來，在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不同語言的背后，都有著“心頭詞典”（mental dictionary），盡管在語言的細節上、發音上有所不同，但“心頭詞典”可以尋找到不同民族語言的共同根源。就像亞里士多德《解釋篇》所說的，全人類的書寫標記是不相同的，他們的有聲語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們首先都是靈魂的，或心靈經驗的情感符號，在這一點上對于一切人都是一樣的。這些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或這些情感具有的相似性也是相同的。這說明語言具有共同的“隱喻”功能，具有差異性、多樣化的民族語言帶有共同的目的，都在反映、表達人類可感知到的和不可感知到的人類靈魂深層的東西。盡管有時相異的語言在對譯時，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吻合，達成其原意，但其后的共同性、普遍性使它們蘊含著內在的聯系。
如前所述，不同民族的哲學語言符號引導并表征出不同民族的哲學思維傳統，不同民族的哲學家雖話語方式與文本各異，但他們所探討與表達的“道”、“理”，對超驗的世界、超時空的“絕對境界”的理解與認識是相通的。無論是老子的“道”，還是柏拉圖的“理念”，無論是朱熹的“理”，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他們都用語言展示著同樣的既不可觸摸，又不可見的“哲學視界”，并在一定意義上而言，他們在運用著不同的語言談論著人們共同關心的共同問題，可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