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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聯合國公布的全球國民素質道德水平調查及排名顯示,當前,中國人的文明素養總在世界各國排名的倒數后十位徘徊,我們不禁要問:昔日的禮儀之邦哪里去了?中國的道德教育、禮儀教育出了什么問題?固然,造成目前現狀的原因很多,諸如傳統文化的斷裂、道德建設的滯后、禮儀教育的缺失、道德教育的“高大空”等等,其中禮儀教育的缺失可能是問題的關鍵。長期以來,本應在幼兒園、中小學中完成的禮儀教育被忽視,或者被所謂的“遠大理想教育”所取代,許多孩子的言行舉止缺少必要的規范和約束,以致于他們不知道如何行為才能使自己有自尊,如何行為才能禮敬他人,更不知如何做人處世。中國是禮儀之邦,有著豐富的禮教文化資源,當下中小學的禮儀教育應從中吸納有益的滋養。
一、儀式是文化傳承和文明教育的載體和手段
從人類學視角看,儀式是人類進化的產物和文明的象征,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內容。作為人類早期文明標志的圖騰崇拜、祖先祭祀、制禮作樂等,都與儀式密不可分,或者說,都是以儀式為載體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作為禮儀之邦,古代中國有著發達的儀式文化,具體表現為禮樂文明和禮教文化。《儀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作為“五經”之一,這部以十七種儀式之禮構成的經典,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影響和陶冶了一代代炎黃子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內化為中華民族的人格心理和精神氣質。
人的一生要經歷諸多儀式,從出生禮到人生中的每一次生日儀式,從成人禮到婚禮,從家人和親朋好友婚喪嫁娶的各種禮節儀式到家族和民族國家的各種節氣、假日、紀念日的儀式活動,可以說,儀式連接起我們人生的一個個片段,構成了人生的重要內涵,賦予了人生斑斕的色彩。我們在儀式中啟蒙、成長、成熟,我們在儀式中誕生,也伴隨著儀式離開這個世界。同時,無數個儀式將個體與群體關聯起來,讓自然人轉變為社會人,將蒙昧人提升為文明人;而對儀式的認同與遵循,又使人們形成了一個個共同體,并進而形成民族、國家。因此,倘若沒有儀式,人生將缺乏內涵和色彩,國家民族將失去連接和凝聚的紐帶,文化和文明將喪失支撐的骨架。因此,借助于各種儀式開展做人教育、禮儀教育,無疑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和有效路徑。通過借鑒我國古代禮儀的體驗式教育資源,可以為中小學的禮儀教育找到抓手和突破點。
二、古代體驗式禮教文化
中國是倫理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特征“精神氣質”或“德禮文化”。[1]然而,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一些人將禮僅僅等同于繁文縟節的禮節儀式,將其作用降低到類似于禮儀禮貌的層面。事實上,在古代,禮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它是古代社會治國安邦的有力工具。人們通過參與各種禮節儀式而將禮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觀、道德規范、倫理思想等潛移默化地內化成自身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這種融道德教育于實際生活的教育方式就是體驗式教育。[2]
(一)《儀禮》是體驗式禮教文化的基本內容
《儀禮》是儒家十三經之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禮制的匯編。該書記載了周代的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十七種禮儀,各種禮儀,以記載士大夫的禮儀為主。在宗教意識不甚發達的古代中國,這些禮儀、制度不僅是約束世道人心和規范人們行為的手段,更是統治階級教化民眾、治國理政的工具。在《儀禮》中,從各種儀式開始到儀式結束,從每個人站立的位置到每件器物陳放的位置,都巨細無遺地記載著。表面上看,似乎都是繁文縟節,實質上,制禮者正是通過這些繁瑣的禮節,讓行禮者在進退、揖讓、升降、酬酢之中,“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以陶冶品性人格,提升道德境界。
(二)古代體驗式禮教文化的實踐模式
據《周禮》記載,以禮教化民眾是古代統治者治國的重要手段,古代“施十有二教”的制度向我們展示了禮教的實踐樣態及重要作用:“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t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周禮?地官?大司徒》)通過“教之以德,齊之以禮”,讓民眾有歸正之心、敬畏之心和規矩意識,以實現人際和諧、社會有序之目標。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儀式教育實踐模式當屬祭祀禮儀和孝道禮儀。借助祭祀禮儀引導民眾尊卑有序。古人認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禮記?祭統》)祭禮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即“祭者,教之本也”。(《禮記?祭統》)在祭祀活動中,祭祖尤為重要,因為“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記?郊特牲》)通過祭祀可以理順十種人倫關系:“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禮記?祭統》)借助孝道禮儀教化民眾長幼有序。孝是中國古代最深入人心的觀念之一,孝道禮儀作為禮的重要內容,為教化民眾、化德成俗發揮了重要作用。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古禮要求子女要從內心深處尊敬父母,不僅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冬溫而夏酰昏定而晨省”《禮記?曲禮上》),而且要能夠“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經?紀孝行章第十》)
三、對當代中小學禮儀教育的思考
在中國基礎教育中,由于禮儀教育的長期缺失以及人們對禮儀教育的誤解,當下中小學禮儀教育存在著方法不當和效果欠佳的問題。對此,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重視儀式教育,以禮規范言行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告誡其弟子“不學禮,無以立”。在儒家看來,禮義是人的本質,是人區別于禽獸的根本標志。為了使人成其為人,就需要借助一系列的禮節儀式活動和規范來約束和克制人性中野蠻、卑劣的成分,通過教化使人具有文明、高尚的品行。“禮”是一種道德規范,“禮者,敬人也”,禮的實質是對他人的尊重。“儀”乃是恰到好處地向別人表達尊重和敬意的具體形式。“禮”與“儀”合在一起,就是人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應該遵循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對中小學生而言,禮儀教育應以體驗式教育為主,禮儀知識學習為輔,讓學生通過參加各種儀式活動或課堂課外的禮儀實踐,熟悉合乎禮儀的行為規范,培育豐富的人類情感,并逐漸明晰自己角色所應承擔的責任。例如,通過參加幼兒園、小學、中學的開學典禮、畢業典禮等,培育其熱愛學習、崇尚知識、追求真理的習慣和品性;通過上課時的師生問候禮,以及參加拜師禮、教師節等活動,學會尊重教師、尊重知識;通過中華民族傳統的節日,如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國慶節、國家公祭日等儀式活動,培養其感恩、慎終追遠、敬畏生命、熱愛祖國、重視親情等情感。儀式是由一系列規范構成的,孩子們在參與儀式的過程中,言行舉止就受到了規范的約束和引導,久之,就會養成做人做事的規矩。同時,儀式是肅穆的,在經歷儀式的程序中,他們就學會了敬畏規則、尊重他人;在踐履禮儀的過程中,他們就培養了仁愛之心、規矩意識。
(二)培養謙敬之德,以禮修己安人
人是社會動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禮”是人和人之間溝通與相處的橋梁。中國古人早就以“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來強調“禮”的重要性。據《論語》記載,當子路問孔子何謂君子時,孔子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來回答,而“修己”的手段則被孔子概括為“禮”,即“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我們也可用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來表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和欲望,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個性不加約束、任自己的欲望膨脹泛濫,就會傷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因此,要想交往活動順利、人際關系和諧,就應遵循孔子的忠告,遵守以“禮”的形式存在的社會規范和人際交往原則。儒家認為,人的禮儀素養和道德品行是從一言一行的規范開始,由一點一滴的積累而形成的,即荀子所說的“積禮義而為君子”,通過用禮儀規范自己的儀表、儀態、舉止行為,就可以成為仁禮兼備、能立能行的君子。
當然,“禮”之要義是“敬”,中小學禮儀教育中,無論是禮儀知識的傳授還是禮節儀式的體驗參與,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敬畏萬物。“禮”和“儀”都是表達尊敬的手段。如今不少青少年缺乏尊重他人的意識,在家里不尊敬父母,到學校不尊敬老師,步入社會不尊重同事和領導,他們不愿意尊重任何人,但是卻要求所有人尊重自己。豈不知,只有“尊人者”,才能“人尊之”。而要學會尊重他人,自己必須謙虛低調。《禮記》云:“禮者,自卑而尊人”,這個“卑”不是“卑躬屈膝”,是“謙卑”。人際交往中,我們應把自己放在一個謙卑的位置,把對方放在一個受尊重的位置。一個人無論地位高低、財富多少,都有自己的尊嚴和人格,只有做到“我敬人人”,才能收獲“人人敬我”的結果。
(三)做到知行統一,以禮陶冶品性
在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對“禮”的解釋是“履也”,可見,踐履禮儀、知行合一是“禮”字本有之意。禮儀教育的目的是變化氣質,涵養德性,使人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禮儀禮貌是結合生活實際、細化道德規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中國有“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記?曲禮上》)之說。孔子曾告訴顏回,只有在“視聽言動”上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才能抵達“仁”的境界。荀子在談到學習的始點和終點時指出:“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荀子?勸學》)之所以學習的終點是“讀禮”,是因為“讀禮”與“行禮”密不可分。荀子認為,“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荀子?勸學》)一個人只有嚴格按照禮儀要求規范自己的行為,才能達到高尚的道德境界。法國學者孔特?斯蓬維爾說:“禮貌是美德的外表,一切美德都由此而來”,“道德猶如一種心靈的禮貌,一種自我約束的禮儀。”因此,中小學生應從日常生活中的禮貌禮儀做起,將自己的言行舉止納入“合禮”的范圍,做到知行統一。沒有對“禮”的踐行,禮儀教育就是空中樓閣。
總之,中華民族的文明素質是實現民族復興的“軟實力”,而民族文明素質的提升、昔日禮儀之邦輝煌的再造,都需要我們從娃娃抓起,從禮儀教育開始。為此,各級各類學校應借鑒和吸納中國古代體驗式禮教文化資源,充分發揮儀式活動日用而不知的潛移默化作用,真正做到重視儀式教育,以禮規范言行;培養謙敬之德,以禮修己安人;做到知行統一,以禮陶冶品性。
參考文獻:
[1]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1.
在我國古時候,在地廣人稀的北方地區,有很多民族在這生存與發展,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各個民族文化有各自的特征,但是主流展現出開放性特征,歷史文化與東北地區的人們特征是相符合的,都是豪放和開放,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們通過歷史資料記載,各個民族發展有各自的歷史發展進程,每個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傳統,在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中,要認真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要發揮自己文化的優勢,同時要積極吸納先進其它民族的文化,對其它民族文化要認真的分析,不要全盤招收,要根據自己特點去接受其它民族文化,彌補自身文化的不足,使之揚長避短。東北民族文化的特征是開放性,我們要保持東北地區各個少數民族在打獵,放牧等方面的特點,任何一個民族的開放性文化都不能是一帆風順的,只要堅持,一定都會成功的。在東北地區的民族文化要把漢族的傳統文化與少數民族的文化進行融合,使之成為一個大家庭,在文化大發展的今天,要漢族文化與其它民族文化共存,這樣構成開放性的東北歷史文化,北方的歷史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做過很大貢獻。歷史文化是歷史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的產物,不是抽象的,是社會發展形態的一種體現。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或某個地域。其文化發展形態一般都有經濟形態、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這三個層面組成。在北方地區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化也是從這三方面開始的,也都具有開放性特征,本論文主要從這三個層面進行闡述。
一、經濟形態開放性的特征
經濟形態是這三個開放性特征中開放性表現力度最大、阻力最小、范圍最廣的存在形態。經濟是各個國家、民族及地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經濟是一個國家是立國的基礎,經濟狀況的好壞取決于歷史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但在我國古代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對經濟的理解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少數民族主要經濟都是靠農牧業,工業經濟幾乎沒有。少數民族通過生產勞動不同程度地從感性上認識到構建在農耕文化基礎上的中原經濟較構建在漁獵文化基礎上的草原經濟,這類型的經濟是當時少數民族中比較流行的經濟體制。
二、政治形態特點
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女真、滿族統治者遵循了這條規律,在用武力征服中原文明的過程中,多方吸納漢民族有千百年積淀的農耕文明,做到文武并重,即以武力奪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他們所以如此,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接觸農耕文化之后,很快認識到這是比他們自身文化優越的文化,因此在思想上認同,感情上接受,行動上積極吸納。二是在征服過程中,他們曾用殘暴手段劫掠、奴役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結果遭到各種形式的激烈反抗。這些反抗迫使他們采取中原的治國方略和統治法術。這就證明,較高的文明迫使野蠻征服者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和吸納。這是文明的力量,自然也是規律的作用
在歷史上各個專制的時代,任何國家或民族采取何種發展國策,很重要的是取決于握有權力的統領和國君。如果握有權力的統治者目光狹窄,閉關鎖國,排斥一切,縱然人民有開放的呼聲和要求,一時也難以奏效。而契丹、女真、滿族的開國者及爾后的統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具有開放的眼光和胸懷,對農耕文化都有較高的興趣和認同,這是實行開放政策,使國家諸領域處于開放形態的關鍵之點。很明顯,沒有此點,不可能在一國之內實行南北兩種官制;不可能讓皇帝制度進入女真政權;不可能使儒家經典成為各帝王和群臣必須閱讀的文獻。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靠權力推動的。這就是最高統治者正確動用權力對開放的作用,這是不可低估的。
三、開放的意識形態
每個民族或地域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都有各自的文學、哲學、宗教、科學、藝術、風俗等,深刻地顯示著各民族、各地域間的區別。一個落后的民族或地域要想強大,乃至想征服較為先進的其他民族,只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向先進民族開放,而封閉意識形態、不相應引進意識形態的先進因素,經濟形態和政治形態的開放將失去先導和價值判斷力,其變革的方向和速度自然會受到制約。契丹、女真、滿族統治者之高明處就在于,他們不僅在經濟和政治兩大領域實行開放,而且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是開放的。可以說,從契丹人耶律阿保機以降,直至滿族統治者定鼎中原,東北地區以巨大的容納吞吐之力,吸納中原的精神文化,是中原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縮短了各民族間的差異,模糊了各民族間的界限。
最近,我讀了一本《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樓》,里面有這樣一句話:“名樓文化是歷史賦予的貴重財富,是厚重的歷史文化,它承載了古代文人與士大夫的極大造詣。”
我讀了以后心想:“古代的人可真厲害啊,連大(dai)夫都會造紙了!”結果晚上讀給爸爸媽媽的時候,他們笑得都直不起腰來,爸爸還“夸獎”我:“你造紙方面沒有造詣,造字方面倒是很有造詣!”聽了爸爸的解釋我才明白,原來,“造詣”是指學問、技藝等所達到的水平,應該讀“zao yi”而不是讀“zao zhi”;“士大夫”呢,是古代有地位的讀書人,應該讀“shi da fu”,而不是現在當醫生的“大(dai)夫”。
小朋友們,大家以后遇到不認識的字時千萬記得要查字典,要不然就會像我一樣鬧出笑話的!
科舉是一種制度,但更是一種文化,我們把它稱之為“科舉文化”。對于科舉制度,當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但我們在更多地對它作制度方面的關注和析說的時候,卻相對忽視了對它的文化關注。以往的一些學人由于重在科舉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與文學的關系,但并未對科舉的文化意義作足夠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現許多偏狹的認識。科舉文化包容了內在與外在的兩種文化屬性,并由此對文學產生影響,而于林林總總的士人精神存在與文學現象中得以表見。所謂科舉文化的內在屬性,指的是科舉考試內容具備了儒學的與文學的性質,即狹義的文化特質;而科舉文化的外在屬性,指的是由科舉而形成的政治導向性與社會、文化等價值觀,即具有了廣泛的文化特性。科舉文化的內外屬性的湊泊,構成了科舉文化的整體。這一整體又營造了文人及文學賴以成長的文化氛圍與環境。
科舉制度是在中國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漸產生、發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獨特的內涵與形式特色。它所顯示出來的精神觀念和特異色彩,又深刻地影響乃至再造了中國文化。世界上還沒有哪一種制度造就了如此龐大的文官隊伍。黃仁宇先生曾經把秦漢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作了一個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說是好像美國的所謂“潛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即成萬上千的農民,其組織以純樸雷同為主;中層機構簡單,傳統社會以尊卑男女長幼作法治的基礎,無意增加社會的繁復。上下的聯系,倚靠科舉制度。”以文官集團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統治機構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文化人。作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文化代表的知識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舉制度塑造出來的。因而,從科舉與文學關系審視和研究中國古代文人及文學現象,就無疑會更能鮮活和切實地貼近文人及文學本身,把握他們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感情形態,展現他們賴以活動的文化背景,從而在更深廣的范圍來認識古代文學及其發展狀貌。
科舉文化與文學的關系是復雜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舉,抑或是遠離科舉,甚至否定科舉,但最終都無法逃離這一文化氛圍的籠罩。歸屬與反叛其實都是一種“影響”,雖然其價值評判大相徑庭,但“對象”畢竟是同一的。由此,我們想到文學研究上應該建立一門“影響學”,來進行科學的理論探討或實踐批評,以避免文學研究上的簡單、片面。
我們覺得,從科舉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人及其文學現象,其學術意義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價的板塊格局,揭示創作主體與作品的直接聯系。
在文學研究領域,方法與觀念的更新轉變,顯得愈來愈重要。以往的時代背景、作家小傳、作品評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義,也解決了文學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但劃界太清,使三者之間的關涉令人有懸隔之感,失之于籠統汗漫、游談無根。時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樣緊密聯系起來的,恐怕這在實際上是非常復雜的。而文學的文化研究方法,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作為文化的科舉,它是聯系世風、士習的最佳中介,也與文學創作建立了較為切近的聯系。如杜荀鶴,為了科舉及第而積極行卷,幾乎行遍天下,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再如蒲松齡,他一生科場失意,到老鄉試未能通過,其孤憤狂癡寄寓筆端。可以說,《聊齋志異》所展現的就是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當然,科舉只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切入點之一,并不能說它是打破時代、作家、作品板塊格局的唯一途徑。然而,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它確是一種最切實、最重要的文化視角。
其次,追索營造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時空,透視作家的整體精神風貌。
中國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歷史文化時空當中,在這一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思考、創作。由于時代的睽隔、歷史的變遷,白云千載,哲人其萎,我們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時代的現實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癡想。我們已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唐朝,去繁華的長安街上領略磊落唐風;我們也無法完全復活一個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觀賞萬家燈火。然而,這一缺憾可以通過對當時的歷史文化的考察及對文學作品的文化說解獲得一定補償。科舉制度驅動無數文人負笈遠游、求學應舉,這無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動。譬如唐朝舉子紛紛來到長安,穿著白麻衣行走在長安街市上。他們的大多數帶著強烈的科舉仕途欲望聚集到這里,懷著新奇與激動打量著這座繁華雄偉的,登第的喜悅與落第的沮喪形諸歌吟,春風得意與鎩羽還鄉決定了他們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詩中即反映出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頗堪吟味。這不是文學的懸想,而是歷史的真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演繹,認真切實地把握每個作家的生活空間,這無疑會更能充分了解和發掘作品的思想內蘊與情感內蘊。
如上所說,科舉不只是一種制度,它更是一種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時代的文人的精神風貌。唐代科舉制度初創,這一新的選官制度刺激了廣大庶族寒士從政入仕的強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揚奮發、豪邁奔放;宋代科舉幾乎成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優,使宋代人飽讀詩書、博雅風流;元代科舉幾經廢立,且極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體沉淪,他們充滿絕望、憤懣,與倡優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舉以八股取士,科舉成為牢籠志士、驅策英才的專制工具。這時的文士多在一燈如豆下寫作或背誦八股時文,空疏而迂腐。當然,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時代的總體傾向,但一代文學風貌,莫不與此相關。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對作家群體、詩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現代文學理論為我們研究古代作家群體及流派提供了宏觀方法,給予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結合中國古代作家群體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狀態來考慮問題,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學實際的錯誤結論。科舉制度的建立,在一種新的方式上加強了文人隊伍的聚合。如座主與門生的關系、同年關系、師弟子關系,等等,這些關系都有可能導致文學集團或文學流派的衍生。這是具有原生態的文學現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現代的文學理論模式,但確是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
在這方面,歷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學研究的前列。何冠環先生有一本小書,其題目為《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作者從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胡旦榜進士這一角度切入,析論了他們與宋初朋黨的關系。這一視角頗為獨特,也頗具眼光。這種考察符合北宋朋黨的真實面目,這種切入角度對文學研究也有啟示意義。由此,我們來看古代的文學集團或流派,有些情形就與科舉密切相關。就唐宋古文運動看,它在文學史上的巨大貢獻和作用,已為許多學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運動何以能夠興起,其組織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們覺得,一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舉。韓愈不顧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師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韓門弟子”,這些人大都成為古文運動的中堅。所謂韓門弟子,就與科舉行卷之風相關。以師弟子關系為組織形式,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關鍵。他著《師說》要恢復古代從師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顯明。有意味的是,這一組織方式為北宋文人所承繼,宋代的許多古文家都強調師道,就是一個明證。此外,如明清科舉的鄉試、會試與文學集團的形成也有著一定的關系,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這種視角與取向,無疑會促使我們以更為切實的態度,拓展思路,獲得學術的新視野與新思維。
第四,有助于加強對創作主體的自我文化關注的考察及以科舉文化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的系統研究。
關鍵字:佛教;古代建筑;影響
中國古代的建筑多種多樣,包括宮殿、住宅、祭祀等,建筑風格和特點各有不同,其作用和用途也各有不同。佛教的傳入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的建筑文化,使得中國建筑的發展方向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佛教建筑層出不窮,而且建筑形式各有特色,例如佛教石窟、佛塔、寺院等。佛教建筑不僅體現了佛教的思想傳播和文化傳遞,而且展示了古代建筑的特色風貌和藝術風格,從更高層次的精神境界來欣賞中國古代的建筑文化。
一、佛教在古代建筑中的體現
中國古代的建筑中,佛教建筑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成為古代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奧的佛教思想通過現實的佛教建筑形式進行有效地傳承和發展,透過這些佛教建筑可以學習和體驗到佛教的文明,而佛教的建筑藝術也推動了古代建筑藝術的進步和發展。佛教主要是通過以下具體的建筑形式進行傳承的:
1、佛塔。中國古代的佛塔是體現佛教思想的一種特有的方式,依照佛塔不同的建筑材料,佛塔可以分為很多的種類,例如木塔、金屬塔、琉璃塔、磚塔等。按照形狀劃分,佛塔可以分為密檐塔、金剛寶塔、樓閣式塔等。不同的佛塔的用途也有很大的不同,各種形態的佛塔蘊含了深厚的佛教文化,也體現了古代建筑的藝術價值。
佛塔是由地宮、基座、塔身以及塔剎組合而成,主要是方形或八角形,塔的層數為單數,一方面寓意佛教僧人終生不娶,另一方面認為單數吉利,所以佛塔一般為三、五、七層等,而其中的七層塔就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句話的由來。早期的佛塔是作為墳墓而建,后來又經過歷史的變遷,佛塔被作為佛教的一大象征,不僅是為了顯示佛教的功德,而且是對佛教思想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一些佛事活動也經常在佛塔處進行,用于祈福、祭祀、禮拜等等,例如開封的鐵色琉璃磚塔、玉泉寺鐵塔、大雁塔等。
2、佛教石窟。石窟是佛教早期的建筑形式,在崖壁上開鑿,主要的用途可以分為三種,一是供以前的佛教僧人參禪打坐,因為石窟中冬暖夏涼,適合僧人們禪定。二是存放僧人的骨灰,僧人死后要進行火化,而他們的骨灰就存放在石窟之中。三是在石窟中建造佛像,供人們參拜。佛教石窟中比較有名的有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岡、洛陽龍門等。此外還有一些菩薩道場,例如大慈恩寺、香積寺、興教寺等。
3、寺院。佛教的寺院林立,有的隱居山林,有的深居鬧市,發展狀況各有不同。佛教的寺院一般采用坐北朝南,沿中軸線對稱建設的分布格局,大型的寺院一般都包括大殿、佛閣、配殿、蓮池、佛塔等建筑,其中大殿為主建筑,佛塔的地位已經退居其次。寺院的殿堂之間是以小四合院的形式出現,既能夠相互分隔開來又可以相互貫通,體現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特色。其中典型的寺院有北京的隆福寺、呼和浩特的慈燈寺、嵩山的少林寺等。
二、佛教對古代建筑形制形成發展的影響
1、佛教在萌芽時期對古代建筑的影響。早在漢代時期,佛教就已經傳入了中國,因為佛教的發展并不完善,所以傳統的宗教觀念并沒有形成,佛教領域也沒有收到足夠的重視,再加上當時的社會背景,所以并沒有出現佛教建筑,直到洛陽白馬寺的建造,才開始了對佛教的認識和了解。雖然是仿照中國古代的建筑建造的白馬寺,但是卻體現了當時印度佛教的建筑風格。在白馬寺塔居寺的四周建設殿房,體現了印度的佛教建筑中塔寺并重的理念,所以佛教剛傳入中國,主要以模仿為主,還沒有形成鮮明的中國建筑特色。
2、佛教在興盛時期對古代建筑的影響。在我國古代經常發生戰亂,人們生活貧困,佛教所追求的大慈大悲和超脫之道得到了民眾的強烈認同,佛教因此而大肆興盛起來。隨著印度以及大月氏的僧眾不斷地涌入中國,佛教思想和文化在中國大規模的傳播和發展,而寄托佛教思想的佛教建筑也開始興盛起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佛教建筑主要是模仿印度和犍陀羅建筑風格,例如之后的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大同云岡石窟等。在早期,佛教建筑以建造佛塔為主,周圍配以僧房,是當時印度佛教經常使用的建造模式。接下來多層樓閣式的佛塔興盛起來,并被普遍的運用到佛教寺院當中。密檐式佛塔也逐漸流行起來,自此不斷地進行創新,又出現了多種建造佛塔的形式。中國古代的佛教建筑是立足傳統的建筑工藝的基礎上,不斷地接納和融合來自世界各地的先進佛教文化,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中國的佛教建筑藝術。
3、佛教在成熟階段對古代建筑的影響。隋唐之后是佛教建筑發展的全盛時期,也是開始體現中國建筑特色的時期。佛教的發展不斷地完善,形成比較健全和系統的管理制度,加上國家政治實現了統一,經濟和文化得到快速的發展,社會呈現出繁榮的景象,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佛教出現了很多的宗派,例如密宗、禪宗、華嚴宗等,儒釋道由分列并行到融合統一,使得佛教的建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佛教建筑體現了古代國家的統治思想,開始形成以中國古代宮殿為基礎的建筑理念,傳統的以佛塔為建筑中心的佛教建筑開始向以佛教的宗教藝術和民族傳統習俗不斷地相互融合,使得中國化的佛教建筑藝術不斷的發展起來,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建筑文化。
三、結語
佛教的興盛伴隨著佛教建筑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在歷史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古代的建筑風格和特征越來越多樣化和個性化。佛教建筑的發展不僅展示了中國建筑不斷豐富的進程,而且還證明中國古代國家擅于吸收和融合外來先進的思想和文化,并將其進行合理的開發利用,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佛教對中國古代建筑的形制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力,展現了中國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精神得到全世界的認同和贊賞。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