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存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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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存量權益范文第1篇

中國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被視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然而，海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資產份額的快速提升，也意味著海外投資風險的日益加大，中國要學會跨國投資的風險管理，提高中國的海外經濟利益。

首先是投資保護主義風險。近幾年，發達國家以威脅國家戰略安全為由，使中國企業海外資產并購頻頻受阻。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顯示，中國對美國歷年投資存量僅為23億美元，是美國外資直接投資存量的千分之一。深處債務危機困擾的歐盟對中國企業的并購也深感不安。近期歐盟有意效仿美國在1975年成立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FIUS)，希望設立一個新機構負責對外國企業投資和收購本國企業進行安全審查。此外，部分國家新出臺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中國海外投資遇到阻礙。與應對關稅戰相比，遏制投資保護主義的難度要大得多。世界貿易組織(WTO)可以裁斷全球貿易爭端，但全球還沒有一個與WTO相等同的機構來解決投資爭端，這種風險更難駕馭。

第二，海外投資成本上升風險。比如，中國每年從澳大利亞進口大量資源。然而，繼歐盟率先通過碳排放交易體系之后，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近期宣布，計劃在明年7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征碳排放稅，三年后還將引進碳交易排放機制，以降低澳大利亞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價的企業名單包括：國際電力、TRU能源等電力企業，布魯斯科等鋼鐵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賽德等礦產資源和石油巨頭。將被征收碳稅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占到了澳大利亞總排放量的60%以上。這也意味著，今后對礦產資源豐富的澳大利亞進行直接投資，其投資成本上升的不確定性開始變得越來越大。

第三，海外投資戰略缺失風險。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排名更能說明問題。在全球128個參與排名的國家中，2003-200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績效指數(OND)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該指數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績效非常低，意味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不高，效益較差，嚴重缺乏海外投資的所有權優勢。

第四，海外資產匯兌風險。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匯兌風險越來越突出。特別是2008年以來，中國海外企業屢屢蒙受因匯率劇烈波動而帶來的巨大損失。

當然，更不可避免的是國家政局動蕩等帶來的不可抗力風險。海外投資活動具有投入大、周期長的特點，中國企業在投資意愿高漲、投資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必須重視日益復雜的海外投資環境。今年以來，中東、北非局勢動蕩讓在這些地區擁有大量投資、工程承包、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企業蒙受重大經濟損失。

因此，海外投資不能僅僅考慮規模和速度，而要考慮如何利用全球分工體系和產業鏈，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值鏈為紐帶開展海外投資。

直接投資存量權益范文第2篇

1、擴大市場，在國外建廠或收購相關廠的模式這種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初衷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或者降低產品的生產、運輸成本開拓海外市場，通過在海外市場直接建廠或者合作建廠又或者收購相關廠商，可以實現生產、銷售的本土化。這種對外投資模式對于東道國而言，創造了就業，對于投資企業而言，擴大了市場，降低了生產成本，繞過了貿易壁壘，實現了雙贏。舉例而言，這些年來，隨著中國家電企業遭遇到的反傾銷以及貿易壁壘越來越多，很多家電企業都選擇到國外進行建廠，海爾、美的、格力等家電巨頭已經在越南、印度等地區設廠，由此導致中國的直接對外投資額連年攀升，中國對外投資規模見下表，從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增速連續多年都保持在一個高位，除了個別年份，增速基本上都維持在20%以上。從表中可以看到，在2000年中國每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還不到十億美元，然而這一數據到了2012年已經達到800億美元。

表1：2000-2012年中國對外投資額（億美元）

年份

對外投資額

投資增長率

投資存量

2000

9.16

-48%

277

2001

68.85

650%

346

2002

25.18

-63%

299

2003

28.55

13%

332

2004

54.98

92%

447

2005

122.61

123%

572

2006

211.6

72%

733

2007

224.69

6%

957

2008

521.5

132%

1479

2009

565.3

8%

2296

2010

680.24

20%

2976

2011

752.3

11%

3728

2012

856.2

13%

4586

數據來源：網絡資料整理2、追求低成本，國內生產、國外銷售模式對于企業而言，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目的在于獲得更多的利潤，而利潤的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于生產效率的不斷提升，另外一個方面在于價格一定情況下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從目前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中，尋求成本的降低是一個主要的推動因素，舉例而言，這些年來，隨著眾多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中國很多制鞋企業以及服裝制造企業已經開始進入越南、印度甚至一些非洲國家來進行開設工廠，而中國企業目前的對外投資行為，在幾年前正是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一個翻版。目前國內生產，國外銷售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國的福耀玻璃，該企業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玻璃生產企業，其產品超過60%都是銷往國外，且其原材料也基本上都是進口而來，國內僅僅就是進行設計以及生產。

直接投資存量權益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國際服務貿易統計；BOP統計；FATS統計

中圖分類號：F7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143－03

當今世界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全球經濟競爭的重點正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增強了服務活動及其過程的可貿易性，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會計、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不斷擴張。同時，與近年來出現的大型呼叫中心、數據庫服務、遠程財務處理等一樣，新的服務貿易業務也將逐漸衍生出來。商業存在成為服務貿易的主要方式。

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快速擴張，服務貿易的定義也趨向開放，更是對服務貿易統計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務貿易總協定關于服務貿易的定義引發出統計口徑問題，許多專家學者對服務貿易統計制度和方法開展了相應的研究。筆者對這些研究活動及其成果進行了回顧，歸納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主要觀點。

一、國際服務貿易統計的特殊性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的特殊性源于服務貿易概念界定的特殊性。服務貿易概念有狹義論與廣義論之說。發展中國家僅將居民與非居民所從事的跨國服務視為國際服務貿易，即狹義論。發達國家則將所有涉及不同國民或不同國土的服務交易都列入國際服務貿易范疇，即廣義論。服務貿易的這兩種代表性定義主要有三個區別[1]：（1）兩種定義觀察國際服務貿易的立足點不同，前者立足于交易者的常住性，后者立足于生產要素所有權――即屬地與屬權之別。（2）兩種定義下國際服務貿易的范圍不同，集中體現在對以商業存在形式提供服務的處理方式不同。（3）兩種定義產生的背景不同，所發揮的功能不同。貨物的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互為替代，而在服務領域發生的直接投資從本質上講是跨境服務貿易的一種變形。

在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中，國際服務貿易被定義為四種供應模式：（1）跨境供應（Cross－border supply）。（2）境外消費（Consumption abroad）。（3）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4）自然人流動（Movement of personnel）。謝啟南等認為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應當遵循以下的原則[2]：第一，貿易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有償服務，而不統計無償服務。第二，服務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服務貿易，而不統計貨物貿易。因此，必須正確劃分服務與貨物的界線，防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重復統計。第三，國別原則。即國際服務貿易統計僅統計本國（地區）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所發生的交易，而不統計本國（本地區）居民和機構單位之間在國內（地區內）所發生的服務交易。

二、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方法現狀

國際收支是世界各國國際經濟交往的產物，是用來記錄、分析、解釋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交往中的規模、結構的統計數據。國際收支統計是一個國家實行宏觀經濟目標的需要。宏觀經濟目標通常由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組成。因此，國際收支統計是一個國家對本國國際收支狀況做出評價和判斷的基礎，是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全球統一的國際收支制度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后著手建立完善的（見表1）。

《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和《國際收支手冊》第四版的區別主要有：第一，擴大了國際收支統計概念框架的范圍，使其不但包括國際收支流量的統計，而且包括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量的統計；第二，明確區分了經常賬戶賬戶內的服務和收益，收益又分為職工報酬和投資收入，重新定義了經常賬戶，將無償轉讓分為經常轉移和資本轉移。前者計入經常賬戶，后者計入資本賬戶；第三，對第四版的資本賬戶進行了重新定義，改稱為資本和金融賬戶，使各類投資方式下的投資工具、部門期限的劃分更為明確。

1996年，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歐盟統計局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協商，制訂了比《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居民與非居民之間國際服務貿易的分類更詳細的分類，將《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若干服務項目進一步分類，即《擴大的國際收支服務分類》（Extended Balance of Payments Services，簡稱EBOPS）。它不僅包含了與BPM5的11個主要標準部分①相一致的主要目錄，而且增加了許多與BPM5（fifth edition of the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簡稱BPM5）原則相一致的更細化的內容，基于鑒定和申報目的，EBOPS編碼標準化體系與BPM5的編碼體系完全協調融合。

傳統的BOP（Balance of Payments，簡稱BOP）統計方法是有缺陷的，按照 IMF的BPM5的規定，國際收支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經常賬戶、資本與金融賬戶、錯誤與遺漏賬戶。服務貿易被列入經常賬戶項下，是指一國居民與非居民之間服務的輸出入。居民與非居民的劃分不是以國籍為標準，而是以交易者的經濟利益中心所在地為依據，即從事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和交易達一年以上的所在地。IMF規定，企業、非營利機構和政府等法人以及自然人，不論其來自何國，只要他們在所在國從事一年以上的經濟活動與交易，就是所在國的居民。另外，與GATS的分類不同，BOP包括政府服務。

由此導致了對國際服務貿易范圍的界定不同，尤其體現在對以商業存在形式提供的服務的處理方式不同。如果A國的服務提供者在B國從事經濟活動（設立商業機構）在一年以上，則不屬于國際服務貿易。

BOP統計偏重考察不同國家服務產品的流向及隨后的資金流向，不像GATS方法偏重考察各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全面反映一國圍繞服務交易，通過包括貿易與投資在內的各種途徑所獲得的全部收益。

BOP統計和FATS（Foreign Affiliates Trade in Services，簡稱FATS）統計體系可以互為補充。FDI統計涵蓋貨物和服務貿易，因此，FATS統計的數據很多可以從中獲得。FATS服務貿易分為內向FATS和外向FATS。別國附屬機構在東道國的服務交易稱為“內向FATS”，東道國附屬機構在別國的服務交易稱為“外向FATS”。FATS統計包括外國附屬機構在東道國的全部服務交易情況――包括與投資母國之間的交易與東道國居民之間的交易以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易，但其核心是非跨境交易，即與東道國居民之間的交易。因此，FATS統計可以提供全部的商業存在和一部分自然人流動的統計數據（見表2）。

作為長遠努力目標，FATS應盡可能地在與EBOPS相一致的基礎上，按照適用于貨物貿易的“商品列名與編碼協調制度”進行分類，以便與按此方法分類的居民與非居民貿易進行比較。

雖然GATS與BOP＋FATS統計沒有達到完美的契合，尚有超出現有統計框架的領域存在，但已經為國際間服務貿易統計數據的可比與交換走出了重要一步。

三、FATS統計操作中的難點

1．FATS統計的所有權標準。按照GATS定義，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通常有“所有權”、“控制”和“聯營”等幾個概念。在統計準則中BPM5、BD3和1993 SNA中都有關于所有權的規則。所有這些規定都采用了10％的普通股或表決權（就法人企業而言）或等值權益（對非法人企業而言）的標準作為直接投資的下限，但是，它們也規定了與GATS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概念更加一致的規則。所有這三個經協調一致的標準都把“附屬機構”界定為直接投資者擁有50％以上股權的企業，“聯營公司”為直接投資者擁有10％至50％股權的企業，而“分公司”為單獨或聯合擁有的非法人企業。在1993 SNA中，附屬機構和分公司都被認為是“外國控制的企業”；個別國家可按照它們對外國控制的質量評價，把聯營公司包括在這一類別之內或排除在這一類之外。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采納了歐統和OECD多數所有權的標準，即以“直接投資者擁有直接投資企業中50％以上表決權”作為劃定國外附屬機構的范圍的標準。《手冊》認為，盡管低于50％股權仍可達到對所投資企業的控制目的，似應將之列入國外附屬機構的范圍，但這有可能因為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編報人員對控股的不同評估標準造成雙邊統計數據的不對稱。

2．FATS統計指標。FATS統計指標在《手冊》中被稱為“FATS的經濟變量”，對變量的選擇主要是根據它們在GATS的執行中和經濟全球化現象的分析中的可利用性和可獲性?！妒謨浴诽岢隽藘山M變量。第一組為基本變量，包括FATS的銷售額（營業額）和／或產出、雇員人數、增加值、貨物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和企業的數量。它們被用來采集有關服務貿易的基本信息。第二組為補充變量，可用于作相關的對比分析，包括資產、員工報酬、凈值、固定資本積累總額、所得稅、研究和開發支出。外國附屬機構是外國投資企業中的一種，這些指標可以在現行機制中由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統計中獲得。

3．FATS的國別歸屬。國際直接投資的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關系可能僅一環，也可能是多個環節所形成的投資關系鏈，在后一種情況下，究竟如何處理FATS的國別歸屬，作為內向FATS可以有兩種考慮，一個是直接投資國，另一個是最終受益國。前者以第一階外國母公司所在國家為內向FATS的國別，后者以最終受益的所有者（Ultimate Benefited Owner，簡稱UBO）所在國家為內向FATS的國別。通常情況下，第一階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的所有者是同一家公司，但也有可能兩者不是同一家公司?！妒謨浴方ㄗh把最終受益所有者作為確定FATS的國別歸屬的第一選擇，并作為詳細編制估算數的依據，但也鼓勵各國提供按第一階母公司作為國別歸屬準則的數據。

在編報外向FATS時，《手冊》的精神是外伸到編報國直接投資者有商業存在的國家，既統計數據所跟蹤的諸如銷售、就業等各種活動發生的國家。

下列實例（見下圖1）情況下如何確定這些實體。在每個例子中，所有權鏈從上至下排列，處于底部的公司為其所有權問題待解決的外國擁有的分支機構。

實例一，公司A既是外國母公司也是公司B的最后受益所有人。

實例二，公司D是公司E的外國母公司，由于公司C依次對公司D擁有多數股權，公司C是公司E的最終受益所有人；它的國家被認為是FATS統計中公司E的所有權所屬國。

實例三，按照實例二中的相同推理，公司G是公司H的外國母公司，而公司F是其最終受益所有人。注意公司F在公司H中間接擁有的所有權僅為42％――它占公司G70％的份額和公司G占公司H中60％的份額的結果。但公司H作為外國擁有的分支機構被包括在FATS統計中，因為多數所有權標準與第一外國母公司（它是直接投資者）的所有權權益，而不是與最終受益所有人的所有權權益有關。盡管公司F缺少多數所有權，但可以認為它控制著公司H因為處在多數所有權鏈上的每個實體都可控制處在它下邊的實體，包括該實體對其依次向下的實體采取的行動。

實例四，公司J是公司K的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所有人，公司I不是最終受益所有人，因為它不是公司J的多數所有權人。

實例五，公司M是公司N的外國母公司，由于公司L依次對公司M擁有多數所有權，公司L是公司N的最終受益所有人。然而公司N不包括在FATS統計內，因為外國母公司對它不擁有多數股權。

實例六，公司O是公司P的外國母公司和最終受益所有人。公司P不包括在FATS統計數字內，因為外國母公司對它不擁有多數股權，但它仍然代表了可認為對GATS或全球化分析有重要意義的一個實例。因此，編制國可能希望以補充的辦法顯示公司P（及其他有關實例）的數據。

參考文獻：

[1] 李靜萍．國際服務貿易統計體系的比較研究[J]．統計研究，2002，（8）：32－35．

直接投資存量權益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國企業； 對外直接投資； 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4-0053-03

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舉措。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至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快速發展,中國企業逐漸成為全球直接投資領域的一支新生力量。

1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

1.1 投資規模

2010年中國境內企業共對129個國家和地區的31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同比增長36.3%,創歷史新高。截至2010年年底中國累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588億美元。

1.2 投資行業

2009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行業分布圖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商務部網站相關數據整理匯編。

上圖中反映的是2009年中國對外投資行業分布情況。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時制造業占了較大的比重,位居其后的為批發零售業與商業服務業,這是由于中國現有的國情所決定的。其他的行業雖然現在所占比重不大，但其具有良好的市場潛在力,將會是中國企業未來跨國經營的最佳行業。例如,建筑業，農、林、牧、漁業。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1.3 投資地區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最高,80%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直接投資企業；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地區）分布來看,中國香港、美國、日本、德國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業的41%；其中中國香港為21%；2010年中國內地對香港直接投資337.7億美元,同比增長20.1%；澳大利亞29.3億美元,增長20.5%；東盟25.7億美元,增長12%；歐盟21.3億美元,若不考慮對盧森堡（避稅地）的投資,增長297%；美國13.93億美元,增長81.4%；日本2.07億美元,同比增長120%。

1.4 投資方式

中國企業以海外收購方式實現的對外投資比例逐年提高。2010年中國以收購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238億美元,占投資總額的40.3%,收購領域主要涉及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等。主要項目有中石化集團（通過香港公司）71.39億美元收購雷普索爾公司巴西公司40%股權；中石油集團聯合殼牌能源公司共同收購澳大利亞Arrow能源有限公司23.71億美元；浙江吉利控股集團公司17.88億美元收購瑞典沃爾沃轎車公司100%股權；國家電網公司9.89億美元收購巴西7家輸電公司及輸電資產30年經營特許權項目等。

1.5 投資主體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體呈多元化的特征,但仍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占總對外直接投資近50%；另外是民營企業,占總對外直接投資近20%；外商投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速顯著。

2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

盡管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投資行業全,但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發展初期,同樣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2.1 規模小,競爭力低,投資效益低

中國海外投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不足100萬美元,比發達國家的600萬美元低得多,且大部分到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投資額不超過200萬美元,即使與國內利用外資規模相比,也是屬于小型項目。這些對外投資的企業多數是從外貿公司為發展貿易業務在海外建立分公司開始的,這些公司一般規模都很小,主要是為了聯系客戶,催繳貨款,監督發貨。中國比較多的企業境外投資項目就像一個據點或辦事處,僅僅具備維持基本運轉的能力,而沒有獨立發展和抗風險的能力。在對外投資中,中國企業無法形成規模優勢,在資金上很難引進先進的設備,沒有研發能力,更沒有能力去支持銷售服務,市場的開拓能力變弱。與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企業比,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國際競爭力低,對外投資風險加大,總體經濟效益低下,大約只有55%的企業能夠贏利。

2.2 對外投資企業融資難

在對外投資過程中,中國企業普遍遇到金融服務瓶頸。主要體現在外匯與融資成本上。由于中國目前對資本項下的外匯仍然實行嚴格的審批管理制度,因此企業境外投資用匯成為一大難題?，F行的結售付匯政策不允許企業在資本項下擁有自有外匯,企業用匯必須得到外匯管理部門的審批。外匯審批制度手續復雜,審批的周期長,母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生產經營所需的流動資金不能購匯匯出,也不能由母公司向境內銀行擔保后由銀行在投資地的分支機構對海外子公司貸款。此外,國家外管局對境外工程承保的結售匯比照進出口貿易方式進行管理,也給企業帶來不少問題,影響企業對外投資的機會和收益。融資難的另一個問題是融資成本偏高。對外投資企業融資的利率偏高,即便是政策性銀行,利率也偏高。在貸款時還要強制進行出口信貸保險,而政策性保險的費率也是偏高的。由于綜合成本很高,往往導致企業在國際投標活動中缺乏競爭力。

2.3 投資地區集中

在對外投資地區分布結構上,中國對外投資增長非常快,但是仍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亞洲、拉美地區,它們占了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3/4,對于歐美和日本的投資相對規模較小。2003年以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主要集中在亞洲,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80%，其中中國香港地區占總存量的74%,拉丁美洲地區存量46.2億美元,占14%。2004年以后亞洲地區投資存量下降,拉美地區比重上升,但亞洲仍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地區。2009年年底,中國的1.3萬多家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到90%和81.4%。這對于中國拓展境外市場,實現市場多元化是極為不利的。在具體投資地點上,多數企業都選擇了避稅地。200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避稅地的金額為99.2億美元,占流量總額的81%；2006年避稅地投資額達到153億美元,占比達到86.8%。

2.4 對外投資企業經營管理不科學

對外投資的主體是企業,但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企業制度不合理的問題,特別是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原因,多數大型企業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國有企業現代產權制度尚未建立,政企不分,在治理結構上存在嚴重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經營者在價值取向和行為方面存在扭曲,企業缺乏自主經營機制,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和約束不足等,這些嚴重制約了企業優勢的發揮和經營空間的擴大。在這種狀態下實施跨國經營,導致無論是規模、人才還是技術都存在優勢的國有企業在實際境外投資中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有些國有企業投資損失以后,為了經營業績,對已經損失的投資不作賬務處理,尤其是被投資企業破產倒閉以后,由于對外投資在賬務處理上需要此法律上的文書才能處理,沒人愿去承擔責任,也就沒人去辦理倒閉后的此手續,造成賬務處理難或者企業領導從政績出發要求長期掛賬的現象。

2.5 政府的宏觀規劃和管理不夠完善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面臨的問題也是方方面面的,政府也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有效的管理。其表現在：中國至今還未制訂好實施海外投資戰略的中長期規劃、實施步驟和產業目錄,對企業到國外投資的資格認定、業績評估、過程管理等方面也還有許多不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很不健全、審批程序繁雜、管理環節過多、沒有形成有利的市場機制。海外投資管理體制也不健全,至今還沒有對外投資的專管機構。

2.6 產業結構不合理

中國的跨國投資過分偏重于對加工制造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嚴重偏少；偏重于建筑、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缺少對口項目國際投資主流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的投資。

2.7 行業組織和公共信息服務體系不健全

首先,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普遍缺乏有凝聚力的華人商會組織和服務平臺來協調和引導企業的行為,幫助企業與當地政府進行溝通,從而幫助新進入的企業盡快熟悉當地的投資、法律環境，并依法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而國內現有的行業協會、商會在對外投資領域大多剛剛涉及,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中國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極不健全。很多企業對外投資中不僅對選擇哪個國家,對投資對象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人文環境以及投資機會和外國吸引外資政策缺乏了解,而且對政府支持對外投資的政策措施和方向也不清楚。有關政府部門雖然通過自己的網站建立了政務服務平臺,但這類平臺基本上都是根據本部門職能設計的,沒有針對對外投資統一平臺,查找不便,且政府各有關部門自成體系,缺乏溝通和協調,有價值的信息往往不能傳遞到投資者而導致浪費。再次,缺乏能夠幫助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專業服務機構。在企業對外投資的過程中需要有信譽、無文化語言障礙和有國際經驗的中介機構提供支持。比如在境外并購時幫助企業進行凈值調查,在發生知識產權保護、經濟糾紛時為企業提供及時的法律援助等,但是目前中國這類專業服務機構還不多。

3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應采取的策略

3.1 逐步完善政策體系,加大扶持力度

政府及相關部門需要盡快將這些措施形成一個完整的金融支持體系。放松對企業的金融控制和外匯管制,賦予條件適合的跨國企業必要的海內外融資權,進一步完善國際投資擔保體系,鼓勵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靈活運用發行股票、債券及國際信貸等多種方式融資,并降低申請程序的難度,簡化審批過程,減少企業的成本。尤其是面對中國目前所擁有的高額外匯儲備,我們有條件提供這些金融支持措施,提供政策性的優惠和用匯上的便利,也可以更好地運營外匯儲備資產,并緩解巨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3.2 引導企業對外投資的結構

一方面引導企業海外投資的產業結構。在企業對外投資中,政府應加強引導今后的投資方向與領域。首先,根據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今后應加大對發達國家的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引導企業往高科技產業領域進行投資,這是實現技術尋求型投資的有效途徑。其次,投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應以過剩產業中的長線產品為主，這些商品優良的質量和低廉的價格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可以通過投資在國外發揮其優勢。再次,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應努力探索服務業,積極發展房地產、金融業的投資，從而對中國國內相關市場的完善和發展也會起一定的幫助作用。另一方面是引導企業海外投資的地區結構。對外投資企業應在布局上形成定位正確、分布合理、重點突出的多元化市場格局。當前中國企業可采取的策略是：確立亞太地區作為投資的重點區域,繼續保持對歐美兩個市場投資,積極開拓東歐、拉美、非洲等國家市場。

3.3 努力擴大境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規模

首先,可以加快培養跨國公司,構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培育具有規模優勢的生產型企業集團,以產權為紐帶通過合作、參股、合資、控股等多層次的聯合,發展大型企業集團,發揮中國綜合商社對跨國公司發展的貿易信息作用,為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組織、協調功能。其次,重視與跨國公司的合作。一方面,是與國內的跨國公司展開合作,這樣可以加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且可以優化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資源配置情況,提高境外投資成功率。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國際跨國公司的合作,中國的跨國公司應通過與這些跨國企業的合作,分享全球營銷網絡、參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加強與大型跨國公司的技術開發合作等,充分利用其帶來的巨額資本、先進技術和廣闊市場加速自身的發展,以達到進一步擴大對外投資的目的。

3.4 企業應重視人才的培育、引進機制

人才是企業得以成功發展的關鍵。發展海外投資業需要一批經驗豐富的人才,企業應善于利用自身的優勢培育出一支具有穩定數量和較高素質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隊伍。這支人才隊伍中的成員素質與企業發展相適宜,對于企業的發展可起到輔助和推進的作用。面對人才流動的情況,企業可用優厚條件吸引具有專業技術和豐富生產經驗帶頭人才,也可從企業創業資金中撥出部分款項進行人才的培訓,給予員工再深造的機會也為企業培養適合企業自身發展需要的專項人才。在對于人才的分配制度上，應采取激勵機制對于企業產品研發的科技人才充分的肯定和重視。使他們看到了自己的良好發展前景,從而調動他們為企業發展貢獻聰明才智的積極性，使他們與企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到一起,更好地為企業發展服務。

3.5 行業協會等組織的健全與發展

支持商會、行業協會等組織在海外投資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與政府相比,行業協會組織在促進海外投資活動方面往往更有效率。因為這類組織熟悉本行業情況,掌握投資的信息比較快捷,可以協調行業內不同企業可能出現的利益沖突。此外,行業協會在與投資地政府交涉、溝通、談判方面也具有優勢。為此,在對外投資時,要充分發揮商會等民間組織的力量,將其作為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和支持其積極發揮作用,引導、協調和幫助企業有組織、有秩序地對外投資,發揮產業協同聚集效應,消除內部惡性競爭。

3.6 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設立政府統一的海外投資信息平臺,為企業提供高質量的信息。目前企業對海外投資信息的需求十分迫切,可以由組建或重建對外投資促進機構,編制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數據庫,建設統一的政府海外投資信息平臺。通過此平臺,幫企業查詢政府相關鼓勵對外投資的全部政策措施,了解國際市場和投資環境,學習投資技術和規避風險的技巧,及時提供國別及行業、項目的投資風險通報等。同時,鼓勵行業協會、商會等民間團體設立按行業分類的專業信息交流平臺。此外還可以通過外交渠道,建立雙邊及多邊的政府間公共信息平臺,及時權威信息。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構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技術和法律支持體系也非常重要。技術和法律支持體系建設的重點是針對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中面臨的法律、會計、審計、風險評估以及其他經濟技術方面的困難,組織國際、國內相關機構或企業,向中國跨國經營企業提供相應的技術援助。

3.7 建立對外投資企業海外戰線聯盟,提高企業競爭力

將經營相同行業或相似行業的海外企業結合起來,可加強市場信息交流能力；結合成戰線聯盟的企業可進行分工合作,形成產業鏈。相互利用各企業的產品作為初級原料進行生產、加工,可節約產品開發成本,使戰線聯盟內的企業互惠互利,從而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參考文獻：

［1］劉暢.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科技創業,2009（5）.

［2］王沛榮. 論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金卡工程,2009（2）.

［3］張承惠,朱明方. 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現狀、問題和政策建議［J］.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

直接投資存量權益范文第5篇

關鍵詞：東道國經濟；制度因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11009908

一、引言

自推行“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 0784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繼續保持強勁勢頭，達到1 1600億美元。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別名列按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3位和第11位。其中，亞洲地區仍然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顯示，截止2013年末，中國在亞洲地區投資存量為4 4741億美元，占總量的677%，在亞洲地區設立的境外企業占總境外企業數的556%，且境外企業覆蓋率為各州之最，達到979%。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亞洲地區分布如此聚集，值得學者們重視。

區位選擇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策略，決定了企業投資的成敗。而企業國際化則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主要通過區域擴張來實現，并且大多數跨國公司只開展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商業活動。中國企業因為缺乏國際競爭力，所以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地將主要集中于某一區域。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的廣泛性和集聚性分布與上述研究結果相類似。因此，將亞洲地區作為對象進行研究，解釋次區域內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關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多集中于投資趨勢和動力[4-5]、投資決定因素和動機[6-7]以及投資方式的決策[8-9]等幾個方面。鮮有文獻從制度視角闡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原因。已有文獻表明，新興經濟體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呈現不同特征。因此，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需要進行延伸和拓展以解釋新興經濟體企業國際化的現象。相對于從經濟視角解釋跨國公司投資行為的理論（如交易成本理論、資源攫取理論等），從制度視角研究新興經濟體企業制定海外經營策略的做法更為有效。

國內外關于FDI區位選擇的文獻均承認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其研究結果并不一致。如Buckley等認為東道國制度環境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正向影響，而這些投資不屬于風險規避型投資。Kolstad和Wiig[10]發現東道國制度與中國資源尋求型投資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該結論與蔣冠宏和蔣殿春的研究結果剛好相反。陳巖等、宗方宇等指出，經濟自由度較高、制度環境較好的國家更容易吸引中國企業進行投資。岳咬興和范濤[13]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企業更愿意投資于與自身制度差距較大且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或地區。

本文選取中國1995―2013年對亞洲21個國家（或地區）直接投資存量為研究對象，構建了包含傳統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理論框架，揭示了各種制度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多重影響。通過進一步對樣本分類和時期劃分，研究了不同經濟群體和不同時期，制度機制和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模式的影響。

二、理論基礎

Dunning和Lundan[14]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全面闡釋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Dunning和Lundan認為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需要具備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由東道國特有屬性決定，在特定地理位置條件下的商業環境決定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而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則由企業特有屬性決定，跨國公司通過提高自身內部化優勢以開發和利用區位優勢，符合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重視經濟效率驅動作用。投資動機的不同使得投資地點呈現區位組合差異化。主流理論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存在四種動機：尋求市場、尋求自然資源、尋求效率和尋求戰略資產[14]。這種投資動機的劃分在研究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中也得到了印證[11]-[13]。但是，使用經濟因素并不能全面解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因為企業要在競爭性和挑戰性較強的國外市場求得生存和發展還需要獲得制度合理性。因此，跨國公司需要通過將自身優勢與周身環境同構來提高進入的合理性，即重視制度因素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性。最新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方面作用重大[15]。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發達國家完全成熟的市場化制度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而新興市場國家的市場化制度不完善，使得這些國家企業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場化機制開展活動，從而表現出明顯的政府干預行為[16]。以中國為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投資主體是國有企業，最大的投資主體和盈利比例最高的投資主體高度重合，政府對企業的主導作用已被認為是中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的顯著特點。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企業“走出去”的態度已從嚴格管制轉變為積極支持。國家制度為中國跨國公司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強大的資金和政策支持，促進了這些企業加速國際化進程，為其追趕并超越發達國家企業提供條件[17]。由此可見，中國獨特的制度因素對加快企業對外投資速度提供了解釋。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母國和東道國的制度因素與中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決策密切相關。

本文以上述理論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根據Scott分類，企業外部制度包括規制性制度、規范性制度和認知性制度。規制性制度包括法律和法規以及其他政治和社會形態[18]。North認為規制性制度提供了東道國的游戲規則和公司間相互作用的結構；規范性制度通過規范性和義務性價值和準則制約社會行為，通常帶有社會和文化特征；認知性制度則解釋了為什么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擴張中均使用類似的海外投資模式[18]。本文試圖從這三個層面出發，全面探索制度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

三、理論假設

（一）傳統經濟因素

1尋求市場型

東道國市場規模是決定對外直接投資進入的重要因素。大量實證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與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7-11-13]。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越有利于投資者通過在當地生產實現成本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此外，東道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會增加國內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鼓勵更多外國資本流入國內。從一些有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結果看，尋求市場是中國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重要動力之一[11-13]。一方面，國內市場競爭壓力不斷增強，為了保持和擴大市場份額，需要企業開拓國外市場；另一方面，國內企業為了規避發達國家設置貿易壁壘，增強產品的競爭能力，擴大品牌知名度，也會積極尋求國外市場。因此，中國企業市場尋求型投資首要考慮的就是東道國市場規模、經濟發展及市場開放程度。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如果東道國的市場更容易適應全球生產貿易模式，那么該國對外國投資者也就更具吸引力，而這種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通常被認為是服務于發達國家市場的跳板。此時，東道國的出口能力成為吸引母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市場開放度則反映了東道國的競爭力和出口導向，也是反映企業市場尋求型投資動機的重要變量。

假設1a：中國對亞洲市場尋求型投資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

假設1b：中國對亞洲市場尋求型投資傾向于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

假設1c：中國對亞洲市場尋求型投資傾向于市場開放度較高的國家。

2尋求資源型

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中國對資源稟賦需求日趨上升，獲得可持續利用的稀缺資源是經濟穩定增長的戰略保障。金融危機后，中國企業加大對非洲和拉美洲的資源型資產投資，與該地區豐富的資源儲藏密切相關。事實上，中國資源型投資的行為主體為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擁有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在國際市場中抵御風險能力較強。隨著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規避意識逐漸提高，獲取利潤最大化和股東權益最大化成為更多國有企業首要實現的目標。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可能會加大對資源型資產投資，增強對東道國制度風險的忍受力；另一方面，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國有企業會更加重視規避東道國制度風險。

假設2：中國對亞洲資源尋求型投資傾向于資源富足的國家。

3尋求效率型

中國國內市場提供了充足的低勞動力成本、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在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密集型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有文獻表明，追求高效率的生產模式并非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尋求效率型投資主要處理的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選擇問題，而本文立足解釋如何在國外市場選擇投資地點。Sethi等[19]認為，擁有低勞動力成本的地區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流入。因此，這些國外市場要素稟賦的差異將對中國資本流出產生影響。亞洲地區是發展中國家集聚地，大部分國家都積極開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以東盟新四國為例，由于經濟發展處于爬坡期，這些國家一方面通過引進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模仿和學習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承接成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經濟發展，增強自身經濟實力。這些國家勞動力成本低，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是效率尋求型投資理想的地區。

假設3：中國對亞洲效率尋求型投資傾向于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

4尋求戰略資產型

彌補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競爭時在專利技術、管理技巧、產品品牌和銷售網絡方面的劣勢是促使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力。這種尋求戰略資產型投資根本原因是全球競爭戰略的需要。依靠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可以從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獲得戰略資產以彌補其競爭劣勢。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除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外，中國技術水平的總體指標均高于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顯示，截至2013年年末，中國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存量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業。該行業不僅集中于中國香港、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地區，也集中于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伊朗、柬埔寨和老撾等發展中經濟體。因此，中國尋求戰略資產型投資在亞洲地區動機尚不明確。

假設4：中國對亞洲戰略尋求型投資動機不確定。

（二）制度因素

1規制制度

制度環境的規制維度確立了構成保持社會穩定與秩序的游戲規制，企業行為受這些規制約束[18]?？鐕驹跊Q定是否進入特定的國外市場時，首要考慮的是獲得進入市場適應性的能力。從規制制度角度看，跨國公司投資區位選擇是由規制制度通過約束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達到降低壓制資本流動決定的，從而讓跨國公司更容易遵守東道國的規制組成。已有實證研究表明，東道國規制制度對外資流入呈現正向影響，為外資提供更為友好的制度措施，比如穩定的經濟政策、完善的產權保護、寬松的所有權限制和廉潔的官僚體系，有利于吸引跨國公司進行投資。本文采用經濟機制、政治法律機制和國際投資活動規則機制來衡量規制制度。部分文獻認為母國良好的制度環境也是促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之一[16]。中國獨特的制度環境造就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殊性恰好印證了這一觀點。盡管對外開放三十多年，國家一直推進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但中國經濟發展仍受到諸多限制。中國與東道國在規制機制方面存在較多差異，意味著東道國規制制度對外資流入管制相對寬松。因此，中國企業更偏向投資于經濟機制和投資活動規則機制與中國存在差異的經濟體。而考慮到政治法律機制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可能會出現相反情況。Voss等[17]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在東道國追趕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時會趨向于忽略政治風險。此外，由于能夠獲得東道國制度上的大力支持，中國企業在面對風險高、收益大的機會時，會主動出擊，表現出與發達國家截然相反的態度。母國政治制度特性可能會成為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一種所有權優勢。

假設5a：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經濟機制差異較大的國家。

假設5b：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政治法律機制差異較小的國家。

假設5c：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國際投資活動規則機制差異較大的國家。

2規范制度

制度的規范維度強調社會價值和社會規范的穩定作用，這種作用限制了人際之間和企業之間的行為?？鐕驹趪膺\營需要建立社會規范性，因為相比于競爭對手，跨國公司更容易受當地利益集團的沖擊或面臨更多成見和雙重標準。事實上，建立社會的規范合法性比建立規制合法性更為困難。規范性強調深層的道德基礎，它比規制機制更容易被內部化。文化距離被認為是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獲得規范合法性的主要障礙，也是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的文化差距越大，跨國公司越難在東道國獲得規范合法性。因此，跨國公司更傾向在文化與母國相近的國家進行投資，即中國企業更可能對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假設6：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文化差距較小的國家。

3認知制度

根據認知制度理論，如果某種特定行為被許多機構高度重復，那么這種行為將被常規化為一種行為模式和認知結構。雖然模仿行為模式并不能保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它能幫助企業獲得認知合法性。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而言，實證文獻顯示出一種從眾效應，它源于模仿企業領導層的決策方式[19]。東道國和母國公司之間的交易頻率通過兩國經貿關系的親密程度反映出來，這種關系體現為兩國雙邊貿易量。雙邊交易量越大，表示母國公司在東道國進行的商業交易頻率越高。這種貿易交易的重復性模式能夠被常規化和客觀化，企業可以將通過模仿這種貿易關系表現出的商業交易模式運用到國際投資領域，特別是對于出口貿易平臺型投資尤為適用。由貿易關系促成的頻繁商業交易能夠通過外部溢出機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如果母國企業和東道國企業保持著緊密的貿易關系，那么母國貿易企業的良好聲譽將溢出到投資企業，有利于對外投資活動的順利進行。

假設7：中國對亞洲地區投資傾向于與中國商業交易緊密度較高的國家。

四、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數據說明

本文將中國對亞洲主要國家直接投資存量作為研究的因變量。主要因為投資存量是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更為準確的工具。其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6―2003年）》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告（2003―2013年）》。東道國市場規模用人均GDP解釋；東道國市場潛力用GDP增長率解釋；市場開放度被作為測度出口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的指標，由東道國出口額占對外貿易總額比率衡量；資源稟賦作為跨國公司獲取資源型投資的動機，由東道國礦石金屬出口額與貿易出口額的比率衡量，上述四個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單位勞動力成本解釋了跨國公司尋求效率投資的動機，由東道國制造業平均工資來衡量，該數據來自國際勞工組織的兩個數據庫LABORSTA和ILOSTAT。東道國專利申請數解釋了跨國公司尋求技術和管理技巧等戰略資產投資的動機，數據取自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專利數據庫。

經濟自由度代表了規制制度中的經濟規制機制。傳統基金會提出，經濟自由度指數由10個指標組成，分別是商業自由度、貿易自由度、財政自由度、政府規模、貨幣自由度、投資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財產所有權、廉潔度和勞工自由度。筆者認為中國與東道國經濟規制的不同影響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區位選擇。因此，這里采用10個指標的平均數據來衡量中國與東道國間經濟規制的差異，數據來源于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標（2013年）》。政治影響代表了規制制度中政治法律規制機制，這里采用世界治理指標中“法治情況”（Rule of Law）進行測度[13]。國際投資活動規則機制作為直接規范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制度的變量，衡量了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的難易程度，該變量也是由中國與東道國投資活動機制的差異決定的，數據來源于《世界競爭力年鑒（1995―2013年）》。文化差距衡量了規范制度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文化差距的測度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本文采用以往文獻當中普遍使用的方法進行測算。根據Hofstede[20]提出文化維度概念（即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規避、男性化/女性化），列出文化距離計算公式CDj=∑Iij-Iic2/Vi/4，其中，CDj指東道國j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距離，Iij表示東道國j第i個文化維度指標值，Iic表示中國第i個文化維度指標值，Vi表示第i個文化維度指標值的方差。該數據來源于The Hofstede Centre。中國與東道國間雙邊貿易量衡量了認知制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影響。從制度角度看，雙邊貿易量的大小表明母國公司與出口目的地和進口來源地交易的密切程度。如果某貿易目的地在很長時期內高度重復以至于被制度化，那么將貿易目的地與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相重合，就成為解釋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模仿方式的合理方法。因此，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交易量將作為兩國商業交易緊密度的替代變量，該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最后，本文將通貨膨脹率作為控制變量，以檢驗主要變量間的相互影響。通貨膨脹對各經濟體經營活動會帶來較高風險，可以預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通貨膨脹呈負相關關系。該數據來自于《世界發展指標》。

（二）模型設定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lnOFDIi，t=β0+β1lnGDPPi，t+β2GDPGi，t+β3OPENi，t+β4RESOURCEi，t+β5lnCOSTi，t+β6lnPATENTi，t+β7ECONOMICFREEi，t+β8POLITICi，t+β9FDIRULEi，t+β10CULTUREi，t+β11lnTRADEi，t+β12INFLATIONi，t+εi，t

其中，i=1，2，3，…，i（i代表東道國），t=1995，1996，…，2013（t代表年份）。

五、模型檢驗及結果分析

在回歸分析前，首先，本文檢驗了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結果顯示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其次，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最終確定以隨機效應模型作為基準模型。最后，本文將研究對象劃分為發達經濟體（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和發展中經濟體（菲律賓、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并將全樣本時期劃分為1995―2000年和2001―2013年。主要考察不同經濟群體和不同時間段是否對中國投資亞洲地區的區位因素有影響。選擇2001年作為分界點是因為這一年既是中國官方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起始年，又是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國的元年。

（一）全樣本檢驗

由表1可知，東道國專利申請數與中國對亞洲投資區位選擇正相關，但系數較小且不顯著，說明中國對亞洲地區戰略資產型投資動機不明顯。全樣本回歸結果對傳統經濟變量提出的假設支持有限。在被檢驗的經濟變量中，只有單位勞動力成本具有顯著性，這一結果與假設3一致，即亞洲東道國的高勞動力成本對吸引中國資本流入構成阻礙?？紤]到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對較多，得到這一結果并不奇怪，它表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越來越關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實證結果還表明，制度機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五個制度變量中的三個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其中，經濟自由度和政治影響具有顯著影響力。經濟自由度這一變量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證實了假設5a。該結果表明，中國趨向于選擇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東道國進行投資，投資企業更容易遵守東道國的經濟規制。政治影響系數也具有顯著性，且呈現負向效應，從而證實了假設5b，即中國與東道國間政治法律規制差別越小，東道國對中國企業在此投資的吸引力越大?！妒澜绺偁幜蟾妗诽峁┑臄祿@示，與東道國相比，中國的政治影響指數得分相對較低，這意味著中國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的規制機制具有強大的壓制性和控制性。這一估計結果認為，中國企業偏好投資于風險較高的國家。可能的解釋是，中國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競爭時發現，在相似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企業更容易獲得東道國制度適應性，這些企業將母國的政治特征內部化為企業獨特優勢，為它們提供適應相似制度環境的經驗，該制度環境的特征表現為調整性和政府干預。有關規制制度一個有趣的研究結果是經濟自由度和政治影響兩個變量呈現出相反的影響，說明中國跨國公司對于那些經濟自由度高而政治壓制性和風險性也高的東道國頗感興趣。假設6得到實證檢驗的部分證實，即兩國文化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中國開展海外活動。遺憾的是，文化差距系數顯著性較弱。可能的解釋是，亞洲地區受中國文化影響由來已久。一方面，華人在亞洲地區人數眾多，分布較廣，華人網絡被視為是中國與各國經貿合作的重要紐帶；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具有地緣優勢的亞洲各國更不例外，它們逐漸認知并加深對中國的了解。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又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條件。這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融合趨勢，使文化距離邊界效應逐漸遞減，以致于不能被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產生影響[19]。

（二）不同經濟體檢驗

由表1可知，兩個經濟群體的實證研究結果與全樣本研究結果大相徑庭，子樣本各自的結果也不相同，特別是對制度變量的檢驗結果，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對兩個經濟群體投資時區位影響因素不同。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兩個經濟變量（市場開放度和單位勞動力成本）和兩個制度變量（經濟自由度和經貿緊密度）具有顯著性，且表現與預期一致。市場開放度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東道國強勁的出口導向促進了中國向亞洲發達經濟體投資。這一結果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東道國市場規模不顯著的原因。中國在亞洲發達經濟體投資建廠，將生產產品轉口到其他國家，即中國企業對亞洲發達經濟體投資的目的在于服務更廣闊的市場，與東道國國內市場規模關系較小。單位勞動力成本的負向影響與全樣本分析結果一致，意味著亞洲發達經濟體的高勞動力成本阻礙了中國資本的流入。與全樣本檢驗結果相同，經濟自由度系數顯著為正，反映了中國企業偏好投資于市場導向強的地區。經貿關系緊密度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系，說明雙方經貿關系緊密度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進入具有正面影響。

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傳統經濟變量中的市場開放度和資源稟賦均在5%水平下具有顯著性。這表明中國市場尋求型投資被亞洲發展中東道國的出口導向所促進。與全樣本和發達經濟體檢驗結果不同，資源稟賦系數具有很高的顯著性，且為正值，說明中國投資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屬于尋求資源型。就制度變量而言，經濟規制制度具有顯著性，但不同于全樣本和發達經濟體的研究結果，該變量呈負值，說明與中國經濟規制機制差別越小，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對中國企業投資越具吸引力。文化距離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于與中國文化差距較大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究其原因有兩點：首先，從企業層面看，受經濟、政治及文化背景影響，各國跨國公司存在明顯異質性特點，跨國公司在文化差距較大的東道國生產經營時，可以獲得由這種差距帶來產品差異化的好處，避免生產的產品與東道國產品直接競爭，有助于打開東道國市場。其次，從員工層面看，來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一起工作時，文化碰撞可以激發員工創造性思維，有利于新產品的研發。同時，通過雇傭東道國員工可以降低跨國公司文化整合風險，節約投資成本。認知制度在這里具有正向顯著性，與全樣本和發達經濟體的研究結果相吻合。

（三）不同時期段檢驗

不同時期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影響因素具有動態性。1995―2000年間，國際投資活動限制度系數為正，且具有顯著影響。說明中國與東道國在投資活動限制方面差異越大，越能夠吸引中國資本流入?？紤]到中國此時對外國所有權的管制十分嚴格，解釋了這一時期中國偏好向投資活動規制友好型國家進行投資的行為。2001―2013年間，傳統經濟因素，如GDP增長率、市場開放度和單位勞動力成本系數均具有顯著性。GDP增長率系數在所有的回歸結果中首次表現出正向顯著性，意味著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衰退之后，亞洲經濟最終回到正常軌道上，重新成為吸引外資流入的重要場所。市場開放度系數顯著為正，這與發達經濟群體情況相似。單位勞動力成本系數顯著為負，這與全樣本檢驗結果相似。該結果顯示，這一時期中國跨國公司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利益驅動意識和成本節約意識更強。對于制度變量來說，國際投資活動限制度系數從1995―2000年的正向效應轉變為2001―2013年的負向效應，解釋了中國跨國公司逐漸趨向于選擇與其國際投資機制差異較小的東道國進行投資。該結果也反映出自2001年中國成為WTO正式成員國之后，對國際投資活動的態度逐步向市場化和開放化轉變。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采用1995―2013年中國對亞洲主要國家直接投資數據，通過考察傳統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解釋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全樣本回歸結果和次級樣本回歸結果表明，相比傳統經濟因素而言，制度因素在影響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所有經濟因素的影響方向在全樣本和次級樣本分析中均具有穩定性。相反，制度變量的影響方向有所改變。在各次級樣本中，同樣的制度因素對中國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具有不同影響方向，即制度變量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呈現顯著的動態性，且從不同時期和不同經濟群體回歸結果看出，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具有不同模式。

對中國跨國公司管理者來說，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時，首先，要考慮東道國的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中國資源尋求型或市場尋求型投資想要得以實現，應著重注意東道國制度因素在企業投資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其次，文中有關經濟自由度和政治影響兩變量呈反向影響的研究結果，顯示出母國制度特性對新興市場跨國公司海外投資具有重要影響。因此，中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應瞄準與母國政治經濟體制差異不大的地區。最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海外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競爭時，能夠將其在本國政治約束環境下的經營劣勢轉化為優勢。這種壓制環境下的適應性經驗和技能使其比發達國家更容易處理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可能面臨的政治障礙和制度障礙。此外，中國目前參與的世界主要經濟合作組織大都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發展中國家應該形成自己為主導的多邊或雙邊的經濟合作體系。中國在保持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下，要積極拓展合作伙伴，加強與發達國家間的經貿往來，重視與發展中國家“南南型”投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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