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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MF模型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轉軌經濟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至今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而在這三十年中,我國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完全專項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市場發展體制,這個時期,被稱之為經濟轉軌時期,也是我國經濟市場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取得了為世界所矚目的驕人成績。但是對我國近些年來的市場經濟發展觀察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可謂是波瀾起伏,經歷了多次跌宕起伏。而造成這些不穩定因素出現的主要原因較多,不僅有市場經濟體制變革所產生的動蕩,還有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以及國外和國內經濟發展不符合等因素所造成的經濟市場動蕩。
一、經濟調控政策的監理背景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對于經濟的宏觀調控政策所產生效率的研究工作分析在不斷加強,總體來說,現目前的市場經濟調控中主要可以區分為貨幣供應量的實際增長率和現目前的一次性永久變動實際產出增加這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其實際的利用率在當前工作過程中卻是在不斷的下滑。此外,從長遠來看,由于貨幣供應較為警長的因素,導致了在工作過程中必須要使用科學合理的方法來推動經濟市場貨幣供應量的不斷增加,以此來促進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實際上,在經濟貨幣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不一定就能夠促使經濟市場出現通貨膨脹等巨大的危害。另外,我國的經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貨物的實際產量變化、物價變化、貨幣供應量變化這三者不斷的變動,致使市場供貨能力會出現極為嚴重的失衡現象。
在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 研究人員和學者針對目前宏觀經濟調政策分析而言,總結其主要的方面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針對模型假設前提進行放松或更正, 使得在經濟發展中各種不同條件下的經濟控制手段和方法對目前的經濟發展而言有著一定的關系和緊密的作用, 就其在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原則性方面進行嚴格控制。二是根據現實情況對原有M F 模型中包含的部分理論進行推理和邏輯研究, 在工作中發現目前的經濟新結論逐步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現狀的要求, 使得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定的影響缺陷。三是將新的經濟變量引入原有模型進而擴充MF模型之中,這些經濟變量的引入和應用為目前經濟控制體系和理論的發扎帶來了嚴重的影響方式, 并且為目前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合理依據。
二、MF模型的修正
在MF這種極為經典的模式之中,其中主要包含的就是對市場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以及水平方式進行極為嚴格的控制,對其中不同階段所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在MF模型之中,其修正和處理功能中主要有三條曲線來衡量經濟市場發展是否處在平衡狀態,也就是IS曲線。在經濟市場發展的過程中,各種貨幣衡量市場的是否均衡以及在發展之中發展技術水平能否滿足目前社會技術的不斷發展, 為人們生活物質水平的提高帶來有利的影響模式。
三、效果分析和評估策略
在目前MF模型的分析和評估中主要的方法和措施有以下幾點:首先是在工作中針對目前國內實行的固定匯率制且資本自由流動受到一定限制;其次在工作中針對產品市場中存在的各種價格問題嚴格控制,就目前模型在控制中容易出現的成線關系問題嚴格處理,確保線形系統的合理進行,再次,我們在工作中要分析中不考慮政策作用的循環自我反饋, 對其初始反應進行嚴格的控制。
四、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轉軌經濟異象的探討
通過以上文章的描述分析來看,以下對理論分析過程中所出現的較為特殊的經濟現象進行了總結,并且對這類經濟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進行了分析。
(一) 關于模型修正中體現出的在特殊經濟現象
1、近年來凈出口與國民生產總值同向變化的現象
我國目前市場經濟在增長的過程中,由出口所帶動的增長比率相比往年來說來高,而我國現階段在對外貿易活動中的最大優勢就是一些勞動工作極為密集的工業,從客觀上來說,出扣裝配加工的電子產品以及紡織品,對于我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有著極大益處,同時這些出口產品性質都是屬于剛需性質,因此,這類產品的出口受到經濟市場環境的沖擊程度較小。
2、投資對利率的彈性為正
在過去的幾年中,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呈正相關關系。產生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場化因素。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運用和形成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名義利率會大幅偏離實際利率, 進一步使得投資與名義利率間的關系被扭曲;b,國有銀行主導型體制導致貸款獲得途徑的非均衡性。
(二) 關于政策效用分析中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
在上述分析與命題中中國轉軌經濟中存在的經濟異象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在新的時期也對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經濟增長締造了東方乃至世界的神話,其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并將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經濟體量層面的頭號大國。但是反觀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質量與為保證經濟增長動力而付出的成本代價,我們不得不冷靜的思考許多異常現象背后的問題所在。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經濟調控政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而市場中的諸多經濟變量互相之間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而通過調控政策的實施,就能夠在實施的過程中形成一個市場變化過程中的模擬。因此,不斷加強市場經濟調控政策,能夠有效的保持市場的平穩,促進我國經濟市場的發展。截止目前,我國正在根據經濟市場中所存在的各種不同趨勢進行分區,使用分別對于的政策和管理方法來抑制通貨膨脹的現象,對當今社會平抑市場經濟周期波動有著極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謝浩然. 基于IS-LM模型的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J]. 當代經濟. 2010(23)
我國中央銀行數量型貨幣調控面臨的一些挑戰如下:(一)數量型中介目標的可控性不理想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實際上隱含著外生貨幣的假設,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的調整控制貨幣供應量。但是,經濟的發展和各國的實踐都表明,貨幣往往具有內生性。目前,我國以銀行為主的間接金融結構正向直接融資方式轉變,我國的貨幣表現出很強的內生性特征。(二)數量型中介目標與CPI、GDP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并不穩定。(三)貨幣供應量的準確測量面臨難題(四)以超額準備金率為操作目標容易導致順周期性貨幣調控場利率水平,因此金融機構除保留必要的支付頭寸外,將盡可能避免保留過多的超額準備金。當經濟擴張時,市場利率上升,超額準備金的機會成本上升,銀行將從超額準備金賬戶轉移更多的資金,使超額準備金率下降。但下降的超額準備金率使貨幣政策當局可能誤認為貨幣市場流動性偏緊,因此不愿進一步采取緊縮性政策,從而貽誤穩定貨幣的最佳時機。(五)數量型貨幣調控成本日益上升,有效性逐漸下降,最終導致調控行為扭曲(六)人為壓低利率和匯率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失衡作為資金的價格,利率對有效配置社會資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人為扭曲的利率水平加劇了經濟失衡過低的貸款利率難以抑制投資和信貸沖動。雖然數量型政策工具能夠有效控制基礎貨幣的增長,但過低的存款利率(尤其是長期負利率)不利于儲蓄,并刺激了房地產和民間信貸等投機行為。
我國中央銀行已具備開展價格型貨幣政策調控的基本條件
特別是最近幾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發展迅速,價格機制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中央銀行間接調控體系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完善,商業銀行自主定價的能力和權力不斷提高,微觀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不斷加強,價格型工具應該在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信用;信用制度;市場經濟;意義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市場經濟就不能健康發展。信用在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時,信用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并且作用于經濟的發展態勢,因而它是一種經濟關系及其在商品經濟中的地位較為凸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要求經濟行為誠實守信。信用不但是一個思維觀念,而且可以形成制度,進而規制經濟的健康發展。馬克思深刻洞察了這一點,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具有重大意義。
一、信用凸顯經濟關系
在中國,一般認為信用是一種道德準則,為人們所重視。而在商品經濟發達的今天,它更凸顯經濟關系,不管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它都與之相伴而生。
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信用與經濟的關系一直存在且密不可分。它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商品經濟的發展。馬克思指出:“信用作為本質的,發達的生產關系,也只有在以資本或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流通中才會歷史的出現。”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信用是從勞動力買賣開始的。自從勞動力成為商品,也就涌現出大量的雇傭關系,而雇用勞動力也是一個經濟信用關系,這個關系發生作用是通過流通領域體現的。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工資是在勞動力發生作用一段時間后才兌現的,這里的“兌現”與時間差就體現出了信用關系。馬克思也看重這一關系的生產,這也同于他在論述商品交換一樣:“動機和決定的目的是把G轉化G+G”,商品的交換中要履行契約,要守信,這樣才能實現價值的增值。否則,一旦信用環節破裂,只能兩敗俱傷。因此,馬克思指出:“自由競爭命名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這表明,在資本主義的競爭中,雖然是唯利是圖,甚至是爾虞我詐,但要想在市場中生存,都要遵循起碼的所謂“規律”,這“規律”就包含有信用理念。也可以看出,不守信用者必定失去商機,受到懲罰,甚至破產。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流通領域,貨幣充當支付手段這一職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互之間的信用經濟關系的思維內化。馬克思指出:“主要流通費用之一是具有價值的貨幣本身。通過信用,貨幣以三種方式得到節約。……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態變化的各個階段,進而資本形態的各個階段加快了,整個再生產過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買和賣的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的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由于支付的分離成為可能,因而在交換中不必要具備大量的現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某種意義上總是相當落后的交換方式了。而且這種交換會造成大量的人力、財力的浪費,而靠信用支撐的交換方式可以給雙方方便快捷。尤其是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天,更凸顯了信用經濟關系的地位。馬克思指出的“另一方面”也給經營者敲響了警鐘,即防止失信者投機行為的發生,這也是信用經濟關系有待解決的一面。要維護信用的良好作用,就需構建良好的信用環境、信用制度等。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信用在其中的角色也十分重要。社會主義條件下,信用有更好的構建環境,更易于發揮信用制度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沒什么區別。因此,信用作為經濟關系的地位也相當突出。在商品流通中,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公私、公公、私私之間,信用在其中的角色相當突出。各交換主體都認識一種信用理念,即信用使互相長久受益。信用的受益,這個“益”,在市場經濟中,主要是經濟利益,沒有經濟利益,市場主體是不會感興趣的。所以,信用作為經濟關系是相當明顯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引用了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其中一處是引用了英國經濟學家的托馬斯?圖克的一段話:“信用,在它的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的或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后一定要償還。”馬克思對他們觀點的正面引述,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了馬克思的認可態度。社會主義信用制度也離不開這種“一般形式”,(當然它還有更為特殊的形式)這里只想說明信用體現的經濟關系。從個別的市場主體看,如個人與銀行機構,這種信用關系就相當明顯,這種經濟關系的運行,有其特定的程序與替代物,如馬克思所說的“貸放(這里我們只考察真正的商業信用)是通過匯票的貼現――使匯票在到期以前轉化成貨幣――來進行的,是通過不同形式的貸款,即以個人信用為基礎的直接貸款,以有息證券、國家證券各種股票,作抵押的貸款,特別是以提單、棧單及其他各種證明商品所有權的單據作抵押的貸款來引進的,是通過存款透支等等來進行的。”貨幣的“虛擬化”成為“信用貨幣”――匯票。這也是以經濟關系生息攸關的。因此,馬克思說,“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因為在商品交換的這個階段上,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據而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在很大一部分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那樣,以匯票作為流通中的“基礎”。而且還不僅在單一這種匯票上,還有更多信息化的內容。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信用的經濟關系也得到充分體現。
二、信用制度在經濟領域中的特性
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理論界是相當熟悉的,其中馬克思關于“信用制度”的精辟論述在當前卻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因為“信用”在道德準則范疇所發揮作用對人們影響相當大,而今,信用在經濟領域的重要角色不容人們忽視。因此,在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又遭遇到“信用”和“誠信”的新問題的今天,有必要認清它的重要特性。
1、信用制度在經濟中的廣域性。經濟領域可以說是一個涉面相當大的范圍,而信用制度鑲嵌于它的每個角落,不管從時間還是從空間看,自從有了階級社會,它無時不作用于人類社會生活。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更顯著了。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于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制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和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中,要使此方式正常運轉下去,“自然基礎”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貨幣充當支付手段的職能。這一職能使商品經營者之間的關系在商品流通中而形成,而商品流通是一個龐雜的社會系統,“擴大”、“普遍化”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信用制度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只要有商品流通,就存在信用制度起作用的“溫床”。
2、信用制度在經濟領域中的特定性。這里我們研究的它的特定性,是相對于廣域性而言的,是指定在特殊方面的作用顯出更重要、更明顯。比如,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等。其實馬克思也對信用制度的特定性作用作過述說的,馬克思指出:“我們不打算詳細分析信用制度和它為自己所創造的工具(信用貨幣等等)。我們在這里只著重指出為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數幾點。因此,在這里,我只研究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這種信用的發展和公共信用的發展之間的聯系,不屬于我們考察的范圍。”這正如說明信用不僅有“公共”的地方,而且更有它特定的角度。銀行信用是個特定角度,在這個角度中,信用制度就顯得更重要了。客戶把錢存入銀行,完全是一種相信,這種“相信”是建立在國家制度之中的相信。在存儲手續完成后,留在客戶手中的是一種數據憑據,銀行信用就從中體現出來,馬克思也認為:“資本家隨著貨幣的積累,把貨幣作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銀行,這就是屬于信用范圍的問題。”
馬克思在論述股份制的理論中,也體現了信用制度特定性的視角。馬克思說:“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又說:“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侵犯別人的勞動權利。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筑的基礎”。馬克思這里所說的“股份公司”中的業主所擁有的各種權利,實際也是在信用制度這個特定的視角中的一種應用。馬克思還在分析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關于股份制的著名評述中指出:“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對股份制的內在框架在這里不需過多的考察,只指出一點,“私人產業的揚棄”其實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揚棄”,各私人業主把自己“閑散”資金投入合伙經營,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利潤,風險是次要考慮的事情。因此,他蒙發這個目的的因素是信任這個“項目”,信任經營者的能力,致使他不怕風險。因此,特定的經營境況產生特定的信用制度的取向。
三、加強我國信用制度建設的重要意義
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國際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在從事經濟活動中有異曲同工之處。就其在市場的角色中,雖然制度是“異曲”的,其信用是“同工”的。因而,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信用”是沒有國界的。因為經濟的全球化、交往的普遍化致使信用拉動了各國經濟的發展。沒建立在信用制度之上的國際化經濟經營國,在世界經濟大潮中是難以立足的。
1、加強信用制度建設有助于認清商品經濟發展的本質。早在19世紀,恩格斯在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法文序言中就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信用”作出深刻分析,他認為:“現代政治經濟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的確,這些狡猾手腕在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白費時間和辛勞”。恩格斯在當時紛繁的經濟現象中清醒地認識到:“哄騙和欺詐手段”在市場大潮中是難以生存的。而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講信用,是講求經濟關系中的信用,而絕非是簡單的“倫理的狂熱”,即不是簡單的商業道德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信用制度,信用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危機。而我國正處在新經濟體制起步時期,很有必要加強信用制度建設。
2、信用能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從市場主體方面看,各主體要積極地適應市場,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的地位,信用是它的內在底氣。各主體之間建立的經濟關系,雖是一種契約關系,但要想維護契約的生效,而讓雙方順利受益,其中沒有雙方的信用是不可能的。否則,雙方都不能受益。從流通領域方面看,信用可以節約流通費用,加速資金周轉,調節貨幣流通量的作用。從政府職能上看,信用可以提高市場運作效率,宏觀調控更有力化、簡便化。以上不難看出,信用的積極而有效的作用,因而我國信用制度在市場經濟運作中,應呈現出其基本的效果。
3、當前我國還存在缺乏信用的諸多方面。我國正處在新經濟體制轉型期,很多人一下不能適應,對突如其來的經濟“洪流”很容易被淹沒,不是就是違約欺詐;不是刁蠻鉆營就是以假充真。種種跡象表明,忽視信用制度之風猶存,并已嚴重影響我國正常的經濟秩序,且出現經濟現象倒退的方式,如現金交易。因此,如果再不采取適當措施整治信用危機,則其將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綜合治理信用問題已刻不容緩。
(作者單位: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關鍵詞] MFP,匯率錯位,貨幣錯配,害怕浮動,原罪論
自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各國表面上獲得匯率制度選擇的自由;然而,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反而對匯率制度選擇變得更加無所適從。因為就解決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問題來看,無論浮動匯率制度還是固定匯率制度都不是最優選擇。因為,所有的經濟都會或多或少面臨各種各樣的沖擊,例如貨幣沖擊、實際沖擊以及國外利率的沖擊。而承諾會帶來最大程度的內在穩定器作用的匯率制度,既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固定匯率制,也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的浮動匯率制,而是在這兩者之間的某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于是,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中間匯率制度更為可取。然而這也并不是說所有的中間匯率制度都同樣可取,相對于其他中間匯率制度,MFP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具有獨到優勢。因為它既吸收了靈活匯率機制的優點(例如,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減緩沖擊的特點),又包含了固定匯率機制的長處,可以有效地解決在新興市場中可能出現的重要問題(例如,缺少名義錨和突然的匯率運動的脆弱性),
一、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制度的“選擇困境”
隨著通信和信息技術的進步,資本的流動性越來越高。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采用固定匯率制,意味著放棄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了維持本幣與盯住貨幣之間的官價,一國政府就必須保持國內利率與盯住國利率的一致,而在經濟面臨沖擊時,政府往往就會因此失去運用貨幣政策穩定經濟的空間。對采用盯住匯率制的國家來說,當盯住匯率被認為無法反映本國的經濟基本面時,即匯率錯位,資本流動的逆轉通常會表現為對外匯市場的投機性沖擊。同時,采用盯住匯率制的國家還易于受到鄰國投機行為傳染效應的影響。這對于同鄰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有著密切經濟聯系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尤為突出。并且,維持盯住匯率制度往往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因為它要求中央銀行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以預防危機的出現,而在受到投機沖擊時更要將利率維持在高水平上。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缺乏一個發展成熟的債券市場,企業融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借款,高水平的貸款利率會導致壞賬增加,從而大提高銀行業發生危機的可能性。
而浮動匯率制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操縱處外匯市場的是羊群行為,而不是理性預期。在后布雷頓森林時期,一些允許浮動的主要貨幣匯率都經歷了高的波動性和錯位。匯率錯位在宏觀經濟層面上可能會加劇經濟周期的波動,在微觀經濟層面上導致社會資源(尤其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的配置不當。
對那些金融和外匯市場不發達、經濟高度開放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匯率波動尤為不利。與工業化國家相比,它們的匯率更易于波動,能夠防范外匯風險的套期金融工具也十分有限。雖然浮動匯率制可以緩和實際沖擊對經濟的影響,但它實際上還可能會加劇貨幣沖擊給國內產出帶來的不穩定效應。
就實際情況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利率往往偏高,波動性也大;所以他們一般不愿意選擇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再者說來,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較難獲得國際信貸;政府和企業的對外債務多以美元計值,中央銀行難以有效地履行最后貸款人的職責——導致這些國家的政策可信度較低。所以,他們既害怕貶值的緊縮效應,也害怕升值可能對其國際競爭力及出口努力造成損害(見Guillermo A.Calvo,1999;Carmen M. Reinhart,2000)。況且,這些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金融市場發展不健全,政策調節效率差,也不具備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強行將匯率決定機制市場化,只會加劇經濟發展中的潛在風險。
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制度選擇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建立在一國或幾國“國內貨幣國際化”基礎上的國際貨幣本位制度,內在地規定了國際匯率制度的不平等性。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建立在國際管理紙幣本位基礎上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多元化國際儲備和浮動匯率體系。這樣的制度安排,符合發達國家發展本國經濟,占領世界市場的需要,但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這是一個不平等的貨幣體系,其終極表現便是國際貨幣本位不平等。問題的實質在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平等性。從新興市場經濟體自身角度來看,由于“雙重” 和“共同” 問題的存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不能有效地安排其國外借款,從而不能自由地選擇匯率制度。
二、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新發展
一系列的金融危機,引發了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者們對匯率制度選擇困境的原因探析,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原罪論”、“害怕浮動論”和“兩極論”,它們從新的角度詮釋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選擇困境。
1、原罪論
何為“原罪”(original sin):根據hausmann、panizza、stein(2000)以及eichengreen、hausmann(1999)的定義,是指一國的貨幣不能用于國際借貸(外國銀行或其它機構不能用該貨幣提供貸款,甚至在本國市場上也不能用本幣進行長期借貸)。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進行國內投資時,便面臨一種所謂的“二難選擇”:即要么出現貨幣錯配(借入美元貸出本幣造成),要么出現期限錯配(短期貸款作長期使用引起)。
由于原罪的存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變得十分脆弱。假如匯率或利率一有波動,便會有大批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甚至達到破產地步。由于現代企業高負債經營的性質,從而銀行也被拖入,整個金融體系變得十分脆弱。另一方面,國際貸款人感到形勢不妙,很可能提前逼債或抽逃資金,從而觸發金融危機。由于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在國際市場上借取本國貨幣貸款,發展中國家較發達國家更易發生金融危機。
鑒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原罪”的存在,匯率政策方面第一個直接后果是無論企業或政府都不愿匯率變動,久而久之匯率便會變得浮動不起來。其次政府的匯率政策會陷入兩難:遇到投機攻擊之時,一方面政府無法用貨幣貶值來緩解壓力,另一方面也不能提高利率來保衛本國貨幣,最后只得聽任金融崩潰。
2、害怕浮動論
calvo和reinhart(2000)提出了“害怕浮動論”(the fear of floating hypothesis)。所謂“害怕浮動”是指這樣一種現象,即一些歸類為實行彈性匯率制的國家卻將其匯率維持在對某一貨幣的一個狹小幅度內,這反映了這些國家對大規模的匯率波動存在一種長期的害怕。
新興市場經濟體害怕貨幣升值的原因是,資本流入或貿易條件改善時,新興市場經濟體不愿讓其貨幣升值,擔心一旦升值,將會損害其國際競爭力和破壞出口多樣化的努力。新市場國家害怕貨幣貶值的原因則較為復雜,總的來說因為貶值有緊縮效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政策長期缺少公信力,這些國家如遇貶值便會出現下述情況:①如果匯率、利率兩者都波動,政府往往傾向于讓匯率穩定,讓匯率起名義錨的作用,加強政府的公信力。②如果貶值,這些國家不但將更難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而且國際資本流入可能急停(sudden stop),影響其經濟增長。③在債務美元化的情況下,貶值會通過資產平衡表效應使許多企業陷入困境,甚至可能拖垮整個國內銀行體系。④由于其中央銀行不能有效地執行最后貸款人的功能,為防止銀行擠兌風潮,政府須竭力把國內存款保留在本國金融體系內,在存款和外匯之間實行指數化,即把本幣存款和外匯價格掛鉤,而貶值會對此造成沖擊。
3、兩極論
目前關于匯率制度的新理論中, “兩極論”(bipolor views)可能是最富有爭議性的理論。它離開了浮動和固定之爭,將視線投向了兩極匯率制度和中間匯率制度的比較和選擇上來。
該理論的首倡者是Eichengreen(1994、1998)。該理論的要點是,由于資本流動和民主化破壞了當局采用隨機的措施達到某個明確的匯率目標,那么惟一可持久的匯率制度是自由浮動制或是具有非常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如貨幣聯盟和貨幣局制度),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性匯率制度(intermediate regimes),包括軟釘住匯率制(如可調節的釘住、爬行釘住、幅度(目標)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制)則正在消失或應當消失。因為無論是自由浮動制還是硬固定匯率制,它們有著共同的基礎,即對貨幣難題尋求“市場解決方案”。因此,未來我們將會看到,各國不是選擇完全自由的浮動匯率制就是選擇硬固定匯率制。
三、MFP由來及其內涵綜述
針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的匯率制度“選擇困境”,莫里斯.戈爾茨坦(Goldstein)提出了一種新的匯率機制,稱為“管理浮動加”或MFP,可以有效地擺脫匯率制度的“選擇困境”。從MFP字面意義來看,它有三個組成部分,即:M(管理)、F(浮動)、P(加),它們都有相應的涵義。
首先,“M”意味著:同完全自由浮動相比,當局能夠使用各種政策來應對匯率的短期運動;例如,他們可以不時地干預外匯市場,以平抑他們認為的匯率短期的過度波動和保持市場的流動性。當然,在該制度下,匯率主要還是由市場的力量來決定,所以當局并不試圖使用大規模的、絕育式(sterilized)的外匯市場干預方式以改變匯率的走勢;同時,當局也不想平抑所有的短期外匯市場波動,因為這種波動有助于提高市場參與者的市場風險意識。
其次,我們稱這種機制為“F”意味著:當局沒有公開宣布的匯率目標,且匯率的形成主要取決于市場的力量。
第三,就“P”的方面而言,它有兩個要素:一個是貨幣政策的通脹目標機制;另一個是采取一系列積極的措施來減少貨幣錯配。
綜上所述,同Willamson倡導的BBC(band 、basket 、crawl)機制相比,它們處理問題的角度稍稍不同;但MFP卻獲得了許多BBC機制的目標。事實上,MFP機制同BBC機制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類似于BBC匯率機制,MFP也試圖確定一個可行的中間帶(band),從而給貨幣當局一些政策獨立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至少是修正)外匯市場的波動性,而這種波動性是同完全自由浮動機制相聯系的。
然而,BBC把匯率置于突出的地位,而MFP主要針對貨幣政策,它把國內通脹作為名義錨。與固定匯率相比,MFP更加重視國內經濟的穩定。按照Goldstein的建議,在MFP中,當局仍然可以干預外匯市場和管理本幣的外部價值,但其程度以成功控制了國內通脹為限。而且無論這兩個目標何時沖突,國內價格穩定優先于匯率因素。
為了減少資產價格過度波動和金融危機脆弱性的問題,新興市場經濟體應該建立廣泛的報告制度,這些制度目的在于監管突出的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以及外幣的敞口程度。另外,在MFP機制中,為了促進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減少國內經濟對外資的依賴,新興市場經濟體應該積極探索新的措施。
此外,為了積極穩妥地解決資本市場自由化問題,新興市場經濟體應該采取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而在完備的監管體系被建立以前,一些相應的資本控制措施必須保留。
除了認同資本控制作為一種必要的、短期的權宜之計外,MFP同當前許多工業化國家中實施的浮動匯率制非常相似。而純粹的完全自由浮動,只有理論上的應用價值,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事實上,許多實行浮動制國家也經常干預外匯市場,所以,浮動制同管理浮動之間唯一的區別是,后者在干預的頻率和范圍上更高更廣。
當然從極端的角度來看,除了在匯率權重差別外,MFP和BBC基本上沒有區別,因為這兩種機制都起源于匯率機制頻譜 的對立端,他們本質上是通過互相交叉的方式上被定義。
四、MFP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意義
1、MFP有助于穩定國內外預期
MFP把通脹目標納入貨幣政策框架,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是令人滿意的:首先,有一個把通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度承諾。其次,為了達到自身目標,MFP對于通脹目標有一個公開宣布的特定期限。第三,中央銀行在較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壓力或政府指令,從而獲得了足夠的獨立性。最后,貨幣政策的操作取決于透明度和可靠的指標。(見Bernanke et al(1999)、Mishkin(2000)和Truman(2001))。
這樣公眾既能知道貨幣政策的原因,又能了解貨幣政策目標所達到的程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國內經濟主體的投資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國外直接投資的流入;從而進一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2、MFP有助于避免(至少是減少)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錯配
貨幣錯配,即一個國家或部門的資產計價貨幣不同于他們負債的計價貨幣,所以它的凈值對匯率變動非常敏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中介(特別是銀行)的貨幣錯配,有必要考慮兩類錯配:直接貨幣錯配和間接貨幣錯配,且這兩類貨幣錯配都暴露于匯率運動。從銀行的角度來看,即使銀行貨款的計價貨幣匹配了銀行的存款的計價貨幣,即銀行不存在直接貨幣錯配;但當他們的客戶(非金融公司和其它)有大量的貨幣錯幣時,那么本幣的貶值將會使許多借款客戶破產,從而給銀行帶來極大的損失;所以對這類銀行間接貨幣錯配要特別注意。
在MFP匯率機制中,消除或限制貨幣錯配的方法很多,例如:允許匯率運動到足夠持續提醒市場參與者的貨幣風險;公布貨幣錯配的數據指標(例如,短期外債對外匯儲備的比率;或者銀行間貨款的貨幣構成);限制銀行外幣的凈敞口頭寸的規制條款;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更好的保值工具(規避機制)和更深的金融市場;建議更嚴厲的方法(例如,禁止政府借外債,或者使由國內居民的外債契約在國內法庭不具有強制力)。
3、MFP有助于加深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市場深度
低通脹率也將有助于加深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市場深度,于是,也會增加當地貨幣計價的國內貨款的供給。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受困于長期金融市場的短缺;這種短缺的主要原因是,高通脹問題和不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所以,新興市場經濟體如果不重視通脹問題,那么其增加長期信貸供給的努力很可能是不可持續的或者代價高昂的(見Caprio和Demirguc-Kunt(1997))。
無獨有偶,Khan、Senhadji和Smith也認為,高通脹加劇了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管問題的嚴重性,減少了銀行的借貸和惡化了其信譽等級,從而阻礙了本國金融的發展。
最后一點是,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由于其私人資本市場程度開放程度較高,所以管理浮動制是一種長期貨幣機制。盡管在危機期間,資本控制可能產生一些回旋余地,從而調整其政策措施。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控制所產生的效果會逐漸減少,且與其實施相聯系的成本會逐漸增加,所以,資本控制并不作為“P”的一部分。
五、結語
在當前金融全球化形勢下,MFP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制度選擇提供了新的視角,其優越的特點,符合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我們必須強調,“沒有任何一種匯率機制在任何時間適合任何國家”,也沒有任何匯率機制能夠替代良好政策和強有力的制度。事實上,匯率機制應被視為整個貨幣規制的一個部分,而整個貨幣規制本身又是作為完整宏觀經濟框架的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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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經濟 政府行為
一、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
首先,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改革開放至今,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對外開放水平明顯提高,經濟上對外開放領域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深化。加上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地的相對距離明顯縮小,市場經濟領域的全球化趨勢也得到不斷加強。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市場交易的國家化趨勢明顯加強,中國市場經濟與整個國際市場的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機遇更多的同時,市場的不確定性明顯提高;其次,市場參與者的國際化,市場交易的范圍不再局限于一國范圍之內,市場競爭也在全球展開。
其次,市場經濟自由化程度明顯提高。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各個組織成員國紛紛降低稅收標準,放寬對國際產品和資本的準入門檻,國家外匯管制被普遍取消,為國際貿易的展開提供了極大便利,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通和配置成為可能。市場經濟的自由化主要表現為利率自由化、合資經營、業務范圍自由化、金融機會準入自由、資本市場流動自由等;一些區域性或全球性經濟合作組織積極推進零關稅政策,例如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再比如近幾年逐步興起的TPP,都是市場經濟自由化的體現。我國也積極順應歷史趨勢提高市場經濟自由化水平,先后設立上海自貿區、廈門自貿區等,與東盟十國開展零關稅通商口岸試點。
還有,市場經濟工作日益工程化。狹義上來講,市場經濟工程是依托數字化計算及通訊設備,依托現有的基礎性市場信息,對當前的市場環境進行全面的分析研判、分解組合,為政府的經濟行為提供數據參考。廣義上講,市場經濟工作工程化趨勢指工程化手段在解決市場經濟問題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除了市場經濟對策設計的工程化以外,還有市場產品價格制定管控工程化、市場產品交易策略設計工程化、市場風險管理的工程化,這里指的是廣義上的市場經濟工作工程化。
最后,現代金融市場變化明顯,金融產品的證券化,甚至基金化趨勢明顯。金融產品的證券化是指個人或政府可以把住房、汽車、租賃的債權等作為擔保,進行抵押證券的發放,以求得相應的投資者購買,或是有政府發行債券來募集資本,直接為政府生產進行融資。然而在現達國家,金融市場基金化趨勢正不斷加速,例如信托產品正憑借其靈活、便捷、覆蓋面廣、類型多樣的優勢快速興起,一些證券產品已經被基金產品所取代,在我國,基金產品也在近年快速興起。網絡金融正逐步取代實體性金融交易成為未來金融工作的主流。
二、現代市場經濟環境對政府行為的全新要求
1、利用EPR等現代信息化手段拓寬政府市場信息來源
首先,政府需要全面準確的市場信息來源支持市場經濟工作。現代市場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因此未來的政府經濟管理工作者在專業化知識之外,還要具備全球化眼光;另外說到市場經濟的本質,其實是各種資源在市場化條件下的配置,現代全球市場經濟影響因素眾多,國際政治環境、國家政策、甚至社會輿論形勢都對市場經濟有著巨大影響,市場形勢瞬息萬變,能否掌握市場相關領域信息直接關系到政府經濟管理工作能否及時把握市場經濟脈搏,預測市場經濟發展趨勢,從而及早做出決策,及時把握市場經濟機遇,規避金融風險。因此未來政府的經濟工作絕不是僅僅掌握某一方面的市場信息就可以的,必須具有豐富全面的市場經濟信息。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市場環境瞬息萬變,能否及時掌握準確的市場信息動態是政府能否把握機遇、規避風險的關鍵,直接關系到政府經濟工作成敗。EPR可以及時統計市場各項基本數據,幫助政府分析市場供求關系變化,金融市場漲落變化,從而更加及時合理的制定對策,減少因政府與市場信息不暢所造成的機會成本與風險。例如在我國2013年大蒜價格猛漲之后,不少農民紛紛選擇種植大蒜,而忽視了大蒜市場基本穩定的需求,從而導致自2014年起大量大蒜積壓,不少種蒜大戶紛紛破產……近年來類似的情況在其他農產品領域也很常見。這都是由于農業規模擴大與農民對市場信息掌握不對稱所造成的。反觀美國,農業市場就比我國要穩定的多,許多農場主會聘請專業會計財務管理人員利用EPR技術對市場信息及農場內部資源數據進行時實掌握,及時把握農產品市場信息動態,科學理性地對資源進行合理化配置。農產品大都作為生活必需品,相比其他產品市場變化比較平穩,然而EPR對農產品市場把握已經顯得如此重要,對于其他市場變動更大的產品,EPR所提供的市場數據支持,其重要作用可見一斑。
然而市場經濟環境下各種資源流動速度加快,金融資本市場、人力資源市場等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而對于企業特別是大型上市企業,內部資源流動速度也明顯加快。這對于如何根據外部市場信息變化進行快速科學決策,合理配置資源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也對政府對大量數據的分析處理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傳統緊靠人工的模式顯然已經難以滿足企業發展需要,而EPR強大的數據搜集、整合、分析、共享能力正是企業所需要的。例如當年太子龍股份有限公司和雅戈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與英國坦峽公司合作就是企業運用EPR把握市場機遇的成功案例。
2、政府要充分借助財政手段、貨幣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調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所進行的宏觀調控是由其自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單純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大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于追求財富的最大化,而是保障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次市場因為其自發性,具有盲目性和風險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市場的這種盲目性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性。市場經濟環境下,由于生產者依據市場信息調整生產行為,所以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容易出現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問題,甚至造成經濟危機。一般來講,政府的宏觀調控通常依賴一定的財政手段和貨幣手段。財政手段主要通過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來實現,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增加稅收等手段減少市場中流通的貨幣量,從而抑制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時期的政府財政政策則與之相反,通過減少財政收入、增加財政支出來增加市場中流通的貨幣量從而鼓勵消費,刺激經濟發展。財政政策之外還有貨幣政策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托手段。貨幣手段一般通過利率、銀行準備金率等實現,通貨緊縮時期,政府通過降低利率、降低銀行準備金率來增加市場中流通的貨幣量,從而刺激消費;通貨膨脹時期,政府通過提高銀行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來加速資金回籠,避免經濟過熱。
3、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場的主體地位、尊重市場規律
就我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而言,政府一般都能夠對財政手段和貨幣手段進行宏觀調控,但問題往往不是出在政府不干預而是干預過多。所以針對我國目前的情況,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行為更要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性地位,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減少政府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充分調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積極性和活躍因素。另外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法規,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政府要嚴格依法辦事,依規辦事,杜絕個人權威凌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之上,杜絕以個人意志而不是科學規律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
三、總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不斷總結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所探索出的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新的經濟形勢下,各級政府要牢牢把握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全面認識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深刻認識現代市場經濟環境對政府行為的全新要求,利用EPR等現代信息化手段拓寬政府市場信息來源,充分借助財政手段、貨幣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必要調控,同時還要充分尊重市場的主體地位、尊重市場規律,從而促進我國經濟良性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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