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社會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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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區體育；社會經濟；關系；發展

社會經濟是社區體育發展的基礎，而社區體育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經濟建設的進一步完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當前社區體育的發展繁榮，逐漸成為社區居民休閑鍛煉體的最主要形式之一，這也是我國社會經濟多元化發展的新趨勢。因而本文從社會體育發展與社會經濟的協調性、制約性以及轉換性三個方面探討了二者的關系。

一、協調性

社區體育發展與社會經濟具有相互協調的關系。社區體育集社區服務與體育休閑活動兩種功能一體，不僅為社區公民提供了鍛煉身體、增加交流的平臺，同時也是促進社區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就現階段而言，社區體育已經被逐步推廣和普及為一種主要的體育活動形式，開辟了一個不同于傳統體育產業的新市場類型，社區體育不僅受到了基礎群眾的廣泛歡迎，同時其影響范圍也逐步從社區向整體社會發展。社區體育的發展能夠吸納不同群體的再就業，為下崗人員提供了新的工作機會和崗位，進而使得社區經濟得到保障和提升。社區體育的蓬勃發展，極大地刺激了體育消費，使得體育消費者市場組成更加多元化。同時，社會經濟發展，為社區體育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例如體育鍛煉場地、器材、設施等方面地投入越來越大，為社區體育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因而社區體育發展與社會經濟具有相互協調的關系，二者的相互協調，使得我國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保證了我國整體經濟建設的穩定發展。

二、制約性

社區體育發展與社會經濟具有相互制約的關系。社區體育受場地和資金的限制，使得社區體育類型偏少且大多是基礎性、簡單化的體育項目。而社區體育作為一種社區服務形式，也是社區經濟的來源之一。社區體育在為社區居民提供體育活動平臺的同時，也在引導居民進行消費，而不同的體育項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顯然是不同的。通常而言，投入越多，回報越大，這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之一。例如，社區投入大量資金修建室內籃球館，那么以籃球為基礎，首先可舉辦大型的籃球比賽，為社區帶來潛在的經濟消費，然后可以與贊助商、廣告商之間形成合作關系，吸引贊助和投資。其次，籃球館還可以用于各類文藝演出、社區活動等方面，以此促進社區和諧。此外，籃球館的修建，會持續引導社區居民的消費熱情，通過購買籃球用品及裝備，達到刺激社會體育消費的目的。社區籃球館能夠為社區經濟發展帶來諸多益處，但若只是一張乒乓球桌，那么自然完全無法與籃球館帶來的效益相比。因而，社區體育項目類型決定了經濟效益，社區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受社區體育類型的限制。

社會經濟決定了社區經濟，而社區經濟限制了社區體育的發展。社區體育建設及發展的資金取決于社區經濟的發展水平，社區經濟發展水平高，則在社區體育建設發展方面的投入就高，反之，社區經濟發展水平低，那么在社區體育方面就不會有多余的資金可以投入。而社區經濟是社會經濟的組成部分，受社會經濟的直接影響，因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制約著社區體育的發展水平。

三、轉換性

社區體育發展與社會經濟具有相互轉換的關系。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大量的自動化機械和設備代替了傳統的人工勞動。這極大的提升了生產效率，但同時也使得現代社會的人們缺乏必要的鍛煉，使得全民身體素質呈現整體下滑趨勢，各類疾病患病率增高。社區體育為人們提供提高身體素質的平臺，通過體育活動和鍛煉有效改善了人們的身體健康狀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工作的效率和質量。可以說社區體育為社會經濟發展轉換提供了更多的有效勞動力。

同時，社區體育的發展逐漸成為了整體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要助力，社區體育的發展拉動了體育消費，例如一些常用的運動器材、服裝、工具甚至是運動飲料都隨著社區體育的發展，逐漸地開始普及。人們為更好地在社區進行體育鍛煉必然會進行相關消費。因而社區體育將體育活動轉換為了體育產業的重要發展動力，進而推動了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例如，洛杉磯奧運會首次引入商業模式，就獲取了超過2億美金的回報，體育產業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結束語

社區體育發展與社會經濟具有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相互轉換的密切關系。因而社區體育與社會經濟需要實現共同發展，這樣才能夠真正實現我國經濟建設的規劃目標，進一步提升我國居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參考文獻】

[1]潘建華，譚宏，嚴小波.三峽庫區社區體育與經濟發展相關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3）：8-10.

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范文第2篇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經營績效 相關性

0 引言

企業傳統的以追求財富創造積累為唯一目的的線性經濟利益單極膨脹，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慘痛的教訓。以我國為例，僅從2000年以來，山西的黑心煤窯、黑臭毒污的淮河與松花江、數例毒奶粉事件等諸多事實己經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企業經營不僅要考慮近期經濟利潤的增加，更需要關注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和企業價值的不斷提高。但很多企業經營者認為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會損害企業的經營成果，對社會責任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認識不清。本文將對我國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

1 企業社會責任的涵義

企業社會責任的涵義是隨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美國管理學大師斯蒂芬·P·羅賓斯( Stephen P Robbins )認為: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超過社會法律和經濟要求的、企業為謀求對社會有利的長遠目標所承擔的責任”。英國產業聯合會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認識到自己具有公共責任，不僅僅是它們的經濟績效也應為它們所在社區和環境的質量負責”。社會責任國際認為：企業不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獲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的目的，而且應當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

本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超越了以往企業只把賺取利潤作為唯一目標這樣的傳統理念，而更強調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注重企業對社會的貢獻。

2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和經營績效評價

2.1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

2.1.1 “三廢”處理率：是指企業綜合處理“三廢”的數量與企業排放的需要處理的“三廢”總量的比值。計算公式為:“三廢”處理率=已處理“三廢”量÷同期排放“三廢”量×100%。

2.1.2 環保投資率：是指企業對環保的投資額占當期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反映了企業對保護環境資源的重視程度。計算公式為：環保投資率=環保設施投資額÷技術改造投資的比率×100%。

2.1.3 環境質量成本指數：是指企業為了維護環境質量而付出的成本。計算公式為：環境質量成本指數=環境質量成本÷成本費用總額×100%。

2.1.4 社會貢獻率：是指企業對社會所做的貢獻的總額與企業平均資產總額的比率。計算公式為：社會貢獻率=企業社會貢獻總額÷平均資產總額×100%。

2.1.5 社會積累率：是指上交國家稅金總額與企業社會貢獻總額的比率。計算公式為:社會積累率=稅金總額÷企業社會貢獻總額×100%。

2.2 我國企業經營績效的評價 企業的經營業績評價包括企業經濟效益的評價和經營者業績的評價。現階段我國對企業經營績效的評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2.1 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指企業在一定時期內賺取利潤的能力；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指標包括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報酬率，營業收入利潤率等一系列指標。

2.2.2 資產營運的能力。企業營運資產的效益通常是指企業資產的產出額和資產占用額之間的比率。評價指標包括資產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等。

2.2.3 償債能力。通常被分為短期償債能力和長期償債能力。短期償債能力是指企業在短期債務到期時可以變現為現金用于償還流動負債的能力；長期償債能力是指企業長期債務到期時，企業盈利或資產可用于償還非流動負債的能力。

3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績效關系的實證分析

從國外的研究文獻可以看出，如果以發達國家，尤其是以歐洲發達國家的企業作為樣本，研究結論呈正相關關系的較多。而以我國臺灣地區或者印度尼西亞的企業做為樣本的文獻卻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我國現階段企業的社會責任水平與企業的經營績效是否有關聯性，還需我們進一步探討。

3.1 指標選取 鑒于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披露信息的內容和本文研究的可操作性考慮，文章從上述我國現行對社會責任的五個評價指標中選取企業社會貢獻率指標作為衡量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其計算公式為：社會貢獻率=企業社會貢獻總額/企業平均資產總額×100%；其中，企業社會貢獻總額包括工資、勞保退休統籌及其他社會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凈額、應交增值稅、應交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應交所得稅、其他稅收、凈利潤等。鑒于社會貢獻率和凈資產收益率的可比性，在計算企業社會貢獻總額時剔除凈利潤一項。在社會貢獻率這一指標中，既包含了企業的經濟責任、同時包涵了企業的法律責任、倫理責任。以凈資產收益率作為企業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凈資產收益率是反映企業資本經營盈利能力的基本指標。計算公式是：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平均凈資產×100%。通過這兩個指標的分析，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和經營績效之間關系。

本文選取食品業10家上市公司2000-2007年的數據進行分析，計算出企業社會貢獻率和凈資產收益率

3.2 兩者相關性實證分析 就本文分析的食品行業而言，食品行業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不僅關系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和水平，而且關系到消費安全和國民健康，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安定。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食品業已經成為繁榮經濟、活躍市場、擴大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樣本公司而言，不同企業表現出來的社會責任與經營業績并不相同。

上海梅林（600073）2000年至2007年凈資產收益率和社會貢獻率的關系示意圖，在所列示的時間范圍內企業的經營業績就所選樣本企業中處于中等水平，盈利能力基本穩定，但是可以看出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承擔能力不強，企業運用全部資產為社會創造或支付價值的能力并不高，企業占用社會經濟資源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沒有很好的體現出來，企業對社會所做的貢獻與其經營績效沒有顯現出相關的關系。

貴州茅臺（600519）2001年至2007年凈資產收益率與企業社會貢獻率關系的示意圖（注意：該企業2001年8月上市，2000年的數據不參與比較），在所列示的時間范圍內貴州茅臺的凈資產收益率逐年上升，經營狀況良好，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逐年提高，與企業的經營績效顯示出明顯的正相關趨勢；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隨著企業業績的提升而越來越多，就行業比較而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較強。

由于各個公司規模不同，企業發展的方向、特點不同，側重點不一樣也會影響企業經營績效和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下面計算出食品業凈資產收益率和社會貢獻率每年的平均水平

當凈資產收益率逐漸上升，公司盈利能力加強時，企業對社會的貢獻能力加強，社會貢獻率提升。當凈資產收益率下降時，企業的社會貢獻率略有上升或者保持下降；總體來說，企業的經營狀況越好即凈資產收益率越大，其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也就是社會貢獻率的值越高；即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業的經營績效呈正相關趨勢。

4 企業社會責任和經營績效相關性實證分析結論

文章中顯示我國有些企業所表現出來的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之間相關性并不太明顯，但其所屬行業兩者之間的關系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性，可能原因有以下幾點：

4.1 中國企業比較重視短期經濟效益，不注重企業長遠發展 如今，大多數企業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利潤的多少，因此他們會為了利益不顧社會責任的承擔甚至做出有損社會利益的事情。所以，經營績效好的企業未必重視社會責任。

4.2 中國企業對于企業形象的樹立多數還是追求廣告效應，而不是承擔社會責任 在年報中多描述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為了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從而促進銷售，這本質上是起因相關營銷，是一種營銷行為。

4.3 各行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不同 就食品行業而言，個別企業經營績效與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關系不明顯，并不影響整體行業兩者的相關性趨勢，由于食品行業企業整體履行社會責任狀況良好，與企業經營績效的關系存在著正相關趨勢。

本文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企業所屬行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其經營績效之間確實存在正相關關系，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其經營績效，到底哪個因素是動因，哪個因素是結果，需要從理論上進行深入分析研究，才能真正解釋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才能為企業行為提供理論指導。企業社會責任給企業帶來的不僅僅是成本，更多的是效益，因此，企業應該重視社會責任的承擔，正確處理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績效的關系，處理好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的關系，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戰略相結合，將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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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艷艷，顧平，謝聰利.基于卓越績效評價準則的企業經濟增長質量指標的構建[J].價值工程.2008（7）：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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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小蘭.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相關性研究.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萬方數據資源服務系統.

[6]陳守明，施佳，蒲學青.我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相關性實證研究[J].上海企業.2008（2）：26-28.

[7]李宏旺.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的相關性研究[J].商業時代，2008（8）:111-112.

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范文第3篇

摘要：

    我國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成功地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系正在逐步完善。現階段，在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完善的過程中，經濟活動中的倫理道德問題相當突出，其中的是非曲直能否澄清，將影響到

 三、義和利的關系問題

    道德所追求的，與其說是“德”，不如說是如何把“得”與“德”相結合，從根本上說，道德就是如何達到“義利合一”、“德得相通”的智慧。道德的真諦，不是要人們不要“得”，否則便與人類生活相悖，而是解決“如何獲得”的問題。“義利合一”、“德得相通”才體現了道德的精髓。

 的確，在市場經濟中，利益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個人有個人的利益，集體有集體的利益，國家有國家的利益，民族有民族的利益，利益深透了社會的每一根“神經”。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f2l市場經濟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一原則將經濟主體的利益動力充分釋放出來，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是積極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消極的一面，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容易自然而然地用金錢來作為獲得利益的標準，把金錢作為萬能的流通手段，能夠買一切商品;在特殊條件下，還能夠買到名譽、地位、官職乃至人的靈魂。因此，人們為了追求金錢最大化，常常見利忘義，利欲熏心。當然，這樣的價值觀是不文明的，不值得提倡的。我們必須要建立以“義”來調節“利”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利益的社會道德觀。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社會的利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承認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也要求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這個“義”，道德是維持市場經濟秩序所必需的。因此，只有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個人、集體、社會才能持續的不斷發展。

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效益 意義與途徑 社會效益 正確處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

所謂企業的經濟效益，就是企業的生產總值同生產成本之間的比例關系。用公式表示：經濟效益=生產總值/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就是要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最小的資源消耗，生產出最多的適合市場需要的商品和勞務。要提高經濟效益，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降低消耗。但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不適應市場需求，經濟效益不可能提高，還會降低。同時，片面追求企業經濟效益，不考慮社會效益，不利于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與科學發展觀是相悖的。

一、提高經濟效益的意義

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對企業來說至關重要，企業經濟效益是企業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提高經濟效益，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企業要發展，必須降低勞動消耗，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只有這樣，才能在市場競爭中不被淘汰，獲得發展；對國民來說提高經濟效益，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企業直接承擔著社會財富的生產和流通，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全體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質量。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創造出更多的適合市場需要的商品和勞務，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國家和社會來說：提高經濟效益，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才能增強綜合國力，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此可見，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無論是對企業、國民還是國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提高經濟效益的途徑

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方法和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依靠科技進步，采用先進技術，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企業，提高企業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使企業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二是采用現代管理方法，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最少的消耗，生產出最多的適應市場需要的產品。

第一點是現代企業提高經濟效益最主要的方法和途徑。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先進的技術設備、先進的生產工藝。具備這個條件，企業才能降低成本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相同的時間內生產更多的產品，進而提高經濟效益。二是企業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技術水平。只有這兩個方面有機結合在一起，先進的設備和工藝才能發揮其作用，才能促使企業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那么什么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什么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呢？

1.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就是單純依靠增加投資，鋪新攤子，擴大規模，增加人員、設備的方式，來增加企業的生產總值，這種增長方式又叫外延型增長方式。

2.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在外部規模不擴大，人員、設備不增加的前提下，主要依靠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改進機器設備，提高勞動產品的科技含量的方式來增加企業的生產總值，這種增長方式又叫內涵型增長方式。

總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企業經濟效益提高的作用是十分直接的。

第二點采用現代管理方法、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是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重要方法，科學的管理也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企業經營中涉及產品結構調整、市場開發、人力資源配置、產品質量等一系列環節，是一個企業管理科學與否的問題。可見，提高經濟效益的另一條途徑是——管理和科技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因為管理本身就是一種科學，提高管理水平也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手段，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先進技術的有效使用。所以，如果說提高經濟效益是企業一切經濟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是企業生產的最大目的的話，那么依靠科技和管理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兩種方法和途徑，它們是一致的，只是兩個不同側面而已。

（1）運用科學的企業管理手段，有效地發揮人力、物力等各種資源的效能，以最小的消耗、生產出最多的適應市場需要的產品，有利于企業提高經濟效益。

（2）作為企業的組織者和經營者，既要合理安排企業，又要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遵循價值規律，適時適宜地組織企業生產，把握市場信息，了解市場行情，提高產品質量，搞好售后服務等。

（3）誰抓住了科技牛耳，誰就搶占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世界經濟競爭實質就是科技水平的競爭，而科技競爭其實就是人才的競爭，科技和人才是興國之本，要牢牢樹立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的戰略觀念。

（4）充分發揮兩種市場的作用。2012年全球經濟危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何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堅持以質取勝，增強應對國際市場波動的能力，不斷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起來，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的結合起來，把增加對外出口和擴大內需更好的結合起來。對外出口加工企業不僅把目光對準國外市場，還要根據國內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以應對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

三、企業經濟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

由于在不同的經濟時代，人們的認識能力不同，因此，對經濟效益的理解也不相同。在我國一般認為經濟效益是指經濟活動中占有和消耗的勞動量同取得的符合社會需要的勞動成果之間的比較。基于這種理解來考察企業經濟效益，自然比較注重考察傳統生產要素（如：設備、原材料、資金等）占用和消耗與人們所需要的人造財富（指由人類生產活動所創造的產品）之間的對比關系，從而認為提高經濟效益的直接依據是時間節約規律，按價值規律辦事是講求經濟效益的理論依據。由于企業對人、財、物力的節約都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節約了勞動時間，就縮短了人造財富生產循環的周期，從而也就提高了經濟效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是反映時間節約規律的一種形式，遵循和運用價值規律，就能推動企業節約勞動時間，提高經濟效益。由于自然資源和環境沒有經過人類勞動，不屬于人造財富，也就沒有價值，更無時間節約而言。這種認識為我們考察企業經濟效益奠定了科學的基礎，推動了我國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但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和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來看，在企業經濟效益考察中若不考慮企業生產過程中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占用會不利于遏制一些企業靠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來追求經濟效益，因為有一些人認為企業可以隨意支配地球的大地、空氣、水以及其他自然資源。實際上我國擁有的資源并不能隨心所欲地、充分地滿足每個企業生產的需要，隨著社會由工業經濟形態向知識經濟形態轉變，自然資源與環境、人的智力與知識和科學技術對財富增長、對經濟效益的提高越來越重要，它們都是另一種形式的生產要素。在這種新形勢下來考察企業的經濟效益，必然不能忽視人們對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占用與消耗，對人的智力、知識和科學技術的投入及其對人們獲得所需財富的影響問題。這必然要求我們對新形勢下的經濟效益有新的認識。這也是符合認識的一般規律的，即由淺到深，由簡單到復雜，由片面到全面。

無數的統計資料顯示，工業生產是造成環境污染、資源耗減的主要部門之一。長期以來，我國工業企業基本上走的是高物耗、重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經營道路，很少考慮環境問題（如對資源能源的浪費、物料的循環利用率低、對環境的污染等）的發展戰略，往往只顧搞好生產、追求產量產值的增長，認為環境保護與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企業生產發展與環境保護是難以做到合理兼顧的。在許多企業的傳統經營理念中，目標始終定位于刺激消費、追求消費數量的增長與利潤的最大化；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求得生存和發展，為追求經濟效益，將提高生產效率放在第一位。企業片面追求利潤容易產生短期行為，忽視環境效益，對環境污染的治理缺乏積極性，認為環保工作投資大，而無直接的經濟效益，加上環境問題一般具有潛伏性和滯后性的特點，故針對那些投入較大而無助于降低成本、增加利潤的污染治理項目，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難以主動去實施。即使在日常經營中偶現的環境管理措施，也僅僅是一種應付法律或行政強制的被動反應，求得環保部門少找麻煩，得過且過罷了；甚至有的企業甘愿繳納排污費或受罰而污染環境，也不愿積極投入資金實施有效的環境治理。由于我國地域廣闊，國民整體素質不高、環保意識不強，大多數人對企業加劇環境污染問題的認識不足，人們對工業化造成環境質量惡化的警惕性不高；還由于政府對企業環保監管未全面到位，以及部門和地方保護主義、形式主義傾向較嚴重等緣故，也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企業對環境治理工作的輕視。

對企業來說，增加投入就不能不考慮回報，不能不考慮經濟效益，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兩者兼得，必須要從全局出發，考慮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如果片面追求企業經濟效益，從企業短期發展來看，經濟效益可能是好的，但從企業長期發展來看，經濟效益可能就不是好的甚至是致命的。2012年，全國食品、酒類、飲料等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被曝光，慘痛的教訓發人深省。

再如，我國是森林資源嚴重匱乏，如果每一個木材廠為了多贏利而多伐木，而所有木材廠的多伐木所產生的外部不經濟行為的總作用會使森林毀壞、水土流失、水災泛濫，給所有木材廠的生存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我國森林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的事實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是因為投入和產出的市場是連接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像一張看不見的網一樣的系統之中。對一種產品的投入過多，會造成其他產品的產出過多。當產品間的供給和需求超過了條件所允許的限度時，這張網就會拉破。這就如同一個生物循環鏈中一個環節遭到破壞，會使整個鏈條中斷一樣，各種產品生產追求的高額利潤就會消失貽盡。

企業改制的目標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產權清晰、權責明確”，即要求企業有明確的責權利關系，企業要走規模經濟、集約化經營的路子，在運用科學手段增創效益方面下功夫，采用新技術、新工藝，努力降低成本、節約資源、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污染排放，加強環境管理。

經濟與社會的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資本 經濟增長 一般化信任 外部性 分省數據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3）01（b）-0-02

經濟增長的理論與實踐是一個會影響全球幾十億人福利的議題。盡管盲目追求單一經濟增長的發展觀在最近幾十年里不斷遭人詬病，但促進經濟增長、做大“蛋糕”仍然不失為發展的前提與必要條件。經濟學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文獻可謂海量，早期的經濟增長研究大多是通過建構數理模型而進行的理論研究，其中，諾貝爾獎得主索洛所提出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是這一領域公認的奠基性成果。該模型表明了儲蓄（穩定狀態資本存量的關鍵決定因素）、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如何影響一個經濟的產出水平及其隨著時間推移而實現的增長。索洛模型中的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被假設為外生變量，Romer和Lucas等人則嘗試通過將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納入到模型中成為內生變量，從而開創了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的新階段，重視實證資料是這一階段研究的特點。大體上說，在經濟學家的眼中，人均收入國際差別的原因主要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生產要素的差別，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數量與質量的差別；二是各經濟體使用其生產要素的效率的差別，包括一國政治經濟制度的質量。然而，經濟學家長期忽視了對非經濟因素的研究，從而在應用增長理論于增長實踐時犯下了大量錯誤。經濟增長理論可以告訴我們好的經濟績效所需要的經濟與制度條件，卻無法告訴我們如何實現它們，忽略經濟增長的土壤而單純研究經濟增長是難以想象的。正如Fukuyama所說的，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只能給出80%的解釋，還有20%是新古典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正因為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社會資本的關注在發展經濟學中悄然興起，來自社會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等領域的學者展開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這便為該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

1 實證研究文獻回顧

Fafchamps和Mintens認為社會資本的概念已經分成了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把社會資本視為信任的存量和集團的情感附屬物，即通常所說的集體性社會資本；第二種類型是把社會資本視為建立在社會人際網絡基礎上的個人的財產和可動用的資源，它可以使單獨的個人或公司受益。

由于對宏觀經濟增長進行研究，該文將聚焦于集體性社會資本。關于集體性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影響的實證文獻主要分析社會資本對經濟變量的影響。在基于這一分析思路的文獻中，Knack和Keefer的研究最被廣為引用。他們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的“一般化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發現在控制了初始人均收入、人力資本以及投資品的相對價格等變量后社會資本與GDP增長之間有著正相關關系（信任指標變動一個標準差，增長率則變動0.56個標準差；信任度提高10%，年度增長率則相應提高0.8%）。Durlauf和Fafchamps對Knack與Keefer所做的研究進行了評論，并把這篇文章視為社會資本跨國實證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但目前的實證研究中也有一些文獻得出了否定的結論，如Helliwell在對17個OECD成員國進行研究時發現，信任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Buttrick在對俄羅斯的抽樣樣本研究中發現社會資本與經濟績效并沒有顯著的關系。

2 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

Durlauf和Fafchamps曾抱怨“我們沒有看到一部社會資本研究文獻使用了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說明”2。確實，在社會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對因果機制的忽視一直存在。如果社會資本確實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那么研究者不僅僅需要通過統計方法發現數據中所存在的相關關系，更需要在理論和經驗上去說明形成因果關系的作用機制。根據現有文獻，該文將社會資本作用于經濟增長的可能機制概括為核心機制與衍生機制兩大類：

2.1 核心機制

即社會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的根本性機制，是下文所說的“衍生機制”的前提與基礎，更具一般性與普適性。

1）降低交易成本。社會資本通過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系來提高人際信任程度和對承諾與協議的遵守，減少經濟活動中違約的可能性，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經濟績效，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發展。一個社會的法律和契約制度的執行是需要大量成本的，而公民間的普遍信任和參與網絡有利于協調和溝通，重復博弈更容易形成合作關系。在一個高社會資本的社會中，監督的難度較低，對違反制度的行為實施制裁的投入較少，從而大大節約了正式制度的實施成本。

2）降低信息搜尋成本。現實的市場經濟并不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信息是不對稱、不完全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為了搜尋有效而準確的信息必須花費時間和金錢。在高社會資本存量的社會里，普遍的互惠和規范大大提高了有效信息的流動速度，從而節約了搜尋信息的成本，促使人們更有效地把握各種機會。

3）具有溢出效應。人們的很多知識和技能是通過與別人的交往和交流獲得的，從而能夠帶來收益。高社會資本的社會中，普遍的互惠規范和密集而良好的人際網絡有利于個體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3的傳播，從而有助于創新以及知識的共享、發展與擴散。

2.2 衍生機制

上述核心機制在具體的經濟實踐中發揮作用的中間機制，涉及到具體的組織、政府和群體等實際的經濟行為主體。

1）造就大型、高效的生產組織，促進企業間合作。Fukuyama認為高效率的現代企業組織是一個經濟體繁榮昌盛的必要條件，而一個社會自發形成現代企業組織的能力源于它的社會資本。他區分了兩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家族信任和一般化的社會信任，而只有后者才對經濟增長有正向的影響。前者僅僅會有利于家族企業的產生和早期成長，而后者則是小規模企業向更為有效率的現代大規模公司制企業轉型的必要條件。

2）提升政府績效。社會資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員彼此關愛的社群更愿意參與投票。同樣的，在社會資本很高的環境中，政治人物不太會濫用選民的信任去獲取個人利益。Putnam對意大利的研究充分揭示了社會資本的這一作用。

3）有利于“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減少機會主義行為。作為社會資本重要形式的合作規范確保了個人或群體能夠充分考慮到其不恰當的和自私自利的行為所引起的后果，從而通過合作實現了經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發展，減少搭便車行為，促進集體行動，最終提高了整體的經濟效益。科學家們假設在農村社會中，社會資本高的村民更可能合作解決一般性問題，分享經濟機會和新技術方面的信息，并且相互提供非正式的保障。

綜合以上論述不難發現，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其實可歸納為外部性這一傳統經濟學概念。

具體地說，社會資本通過降低個人或群體在市場中理性計算的成本，從而在整體上達到成本內部化、收益外部化的正外部性效果。與人力資本的作用機制類似，社會資本通過促進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從而最終對經濟增長發生正向的

作用。

3 分析發現

國內一些研究正是在Putnam等人的研究思路的引導下，通過從各個不同的數據來源中選擇相關變量，合理地構造出適用于研究目的中國分省數據，從而得到對中國這樣一個內部異質性較大的國家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新認識。使用各省的人均GDP作為經濟增長的測量指標，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研究使用常用的“一般化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替代指標。世界價值觀調查在中國共進行了三次，分別為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問卷中使用了“一般來說，您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還是和人相處要越小心越好”這一方式提問，選擇“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編碼為1，選擇“要越小心越好”編碼為2。該研究將每一省樣本中編碼為1的個案占總的非缺失值個案的比重作為該省的一般化信任指數。

盡管一般化信任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但始終無法通過統計檢驗，研究結果不能完全支持理論假設，這與國內一些研究的結論相類似（如潘峰華、賀燦飛，2010）。研究的數據分析結果沒有支持研究假設，更大的原因可能還是在于數據本身的質量問題。針對中國的“一般化信任”數據太少，較易得到的各省登記社團數卻又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并不符合社會資本原初的理論內涵。正如該研究曾做過大量折衷的數據處理，以使數據盡量滿足研究的要求，這本身就反映了現有數據質量難以令人滿意。

更嚴重的問題是，對集體性社會資本的探索極有可能就是一種謬誤。Durlauf和Fafchamps認為“我們堅信應該把研究精力直接朝向微觀層面的研究，因為宏觀研究的許多問題看上去難以克服。”正如他們所說的，在缺乏集體性社會資本是如何形成的理論的情況下，為社會資本選擇有效的度量工具更加困難，這意味著研究者們在選擇度量工具時被迫去依賴于直覺和猜測。同時，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可能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比如過于狹窄和封閉的社會網絡會阻礙社會資源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進行合理的配置，甚至會使得經濟畸形發展。中國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就屬于此種類型。高社會資本的社群可能會阻礙其成員參加更廣的社會生活，也可能會向其成員施加沉重的義務，從而阻礙個人自由與事業的開拓，阻礙他們的經濟進步。

參考文獻

[1] 邊燕杰.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來源及作用：網絡觀點與調查發現[J].中國社會科學，2004（3）.

[2] 潘峰華，賀燦飛.社會資本和區域發展差異[J].學習與探索，2010（4）.

[3] 謝宇.回歸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4] Fafchamps，M.& B.Minten.“Returns to Social Network Capital among Traders.” Oxford Economic，2002：54.

[5] Fukuyama，Francis.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New York：Free Press，1995.

[6] Mankiw，N.Gregory，David Romer，et.“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

[7] Putnam，Robert D.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注釋

① 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增長研究中引入社會資本這一變量的嘗試并沒有超越上述傳統的理論觀點。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仍然不外乎影響要素積累和生產效率，請參見本文第2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