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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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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經濟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經濟社會;發展評價

      Abstract:TheFifth sess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mea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five coordinate developments,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which are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一、發展評價的理論

      對發展水平與進程進行評價既是對過去發展成就、發展的得失的總結,也是對當前發展道路、發展起點的選擇與判斷。關于發展階段的評價主要有兩個角度:一是以結構差異為依據的發展階段評價,二是從要素貢獻角度分析的發展階段評價。前者以錢納里為代表,后者以庫茲涅茨和丹尼森為代表。錢納里在《發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據戰后20年間101個經濟增長程度不同的國家的統計資料,分析出他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上的一般變化規律,以人均GDP為綱,將經濟發展分成9個階段,考察不同階段經濟結構在10個方面體現出的變化[1]。庫茲涅茨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中主要討論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后國民生產總值的高增長率的主要決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這些國家的總產值不斷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生產的部門結構和勞動力的部門結構的變動趨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進行了測算,發現在美國國民產出相當多的部分無法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增長來解釋,丹尼森的解釋是規模經濟、資源配置和知識進步[2]。

      通過發展成就來評價發展水平是當前廣泛使用的發展評價方法,聯合國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通過衡量一個國家居民在健康長壽的生活、知識、體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國的發展水平,這是目前為止衡量發展水平應用最廣、影響最大的指數之一;世界發展指標是世行每年發展報告的數據來源,包括世界概覽、人口、環境、經濟、政府和市場及全球聯系6大類,近千項指標[2]。中科院現代化指標體系由中科院何傳啟在《第二次現代化——人類文明進程的啟示》一書中提出,其現代化評價模型的基礎是英格爾斯現代化10項指標,再加上三類文明發展指標(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分別衡量一個國家知識生產能力、國家知識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測試知識應用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何傳啟評價模型為評價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經濟論壇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合作開發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是與發展評價相關的又一項廣為人知的評價方法。進入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方興未艾,各國專家和學者非常重視可持續發展評價理論和實踐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關于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的評價研究也倍受關注,基本形成了復合指標與多指標或指標體系兩類評價方法。盡管各類評價方法仍處在探索階段,但是指標與可持續發展總體目標的具體關系和聯系、指標的權重、指標的閾值、綜合評價方法一直是評價的核心和難點[2]。

      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理念達成共識之后,可持續發展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話題,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重點一直在評價體系的構建上。國際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主要有:

      1.基于“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的體系。典型代表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和聯合國統計局(UNSTAT)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聯合國可持續委員會(UN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在“社會、經濟、環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統”的概念模型和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礎上,結合《21世紀議程》的內容設計而成,體系由25個子系統、142個指標構成,是目前較有影響且得到廣泛應用的可持續發展評價工具[4]。UNCSD的體系比較適合于環境受到壓力和環境退化之間的關系描述,但對于社會和經濟指標重視程度不夠,其指標數目也過多,層次、粗細分解不均,壓力指標和狀態指標之間差異模糊,指標權屬的不確定性明顯[5,6]。

      聯合國統計局(UNSTAT)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FISD遵循“壓力-狀態”體系的思路建立,即社會和經濟活動對應于“壓力”,影響、效果與存量及背景條件對應于“狀態”,影響與響應對應于“響應”。該體系共31個指標,與CSD指標體系不同的是,FISD指標不是依環境因素或將環境成分作為劃分依據,而是以《21世紀議程》中的主題章節作為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應考慮的主要問題對指標進行分類。該體系的缺陷是選擇的指標數目多于前者,在分類或指標屬性上表現得較為混亂[4,5,7]。

      2.綜合指數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針對CSD和FISD兩種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SCOPE)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選取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共25個指標進行系統分析,采用無量綱化和加權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該體系根據指標的當前值和今后可持續發展政策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值之間的差距給予各自的權重,即對于那些當前值和可持續目標值差距較大的指標給予較大的權重,這就需要以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目標意見上的一致為前提。由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意見存在著差異,該指標體系簡單明了,易于認識和掌握,但評價中指標權重的確定有較大的不確定性[4,5]。

      3.以價值核算為前提的綜合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凈財富流量的指標體系如綠色GNP、基于財富存量指標體系即“新國家財富”指標體系等。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綠色GNP體系,其思路是就資源、環境對原GNP指標(也包括GDP和國民收入等經濟指標)進行修正。基本做法是從原GNP指標中減去對資源環境的消耗。世界銀行提出的“新國家財富”指標體系,改變了傳統的以“收入”為中心的做法,而以“財富”作為出發點,從考察實際財富以及可持續能力隨時間的動態變化這一宗旨出發,將可持續發展指標分為四個要素,即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首次將無形資本納入可持續發展評價要素之內。該體系的優點是賦予可持續發展科學的內涵,并利用“儲蓄率”的概念對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動態的表達。該類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一是在理論上是否一切資源環境要素都可以價值化尚有爭議;二是即使可以對資源環境進行價值量化,在技術上也很復雜和困難[4,5]。

      4.基于“能值”理論的指標體系(ESIISDI)。能值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生態學家H.T.Odum于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該理論分別用能值產出率((EYR)環境負載率((ELR)、能值交換率((EER)來衡量系統產出效率、系統過程的環境影響、系統的交換效益。能值分析將能量分析方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豐富發展了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方法,并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日益廣泛的應用1997年美國生態學家Brown M.T.和意大利生態學家Ulgiati 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續指標ESI,初步填補了能值理論中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能值綜合評價指標的空缺,在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能值評價方面邁進了一大步。中國學者陸宏芳等人針對ESI中存在的不足之處,對能流、物流和貨幣流進行綜合分析,將系統社會經濟效益作為分子、環境壓力作為分母拓展構建了與系統可持續發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綜合指標((SDI)評價系統可持續發展。SDI值越高,意味著單位環境壓力下的社會經濟效益越高,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文發展指標體系(HDI)、道夫尼爾人類活動強度指數((HAI),Daly-Cobb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福利指標(WMDS),Cobb等的真實發展指標(GPI)等,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ackernagel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生態足跡模型,Dal和Cobb 1998年提出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Prescott-Allen 1995年提出的可持續性的晴雨表模型、荷蘭國際城市環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續評價模型均為可持續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4,5,8]。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跟蹤國際相關研究的動向,1985年馬世駿院士參與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續發展宣言書《我們共同的未來》的起草,1994年中國率先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并就把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度(DSD)指標體系,采用資源豐度、經濟強度、社會穩定性、環境忍耐性和決策合理性等5個指標來衡量可持續發展[10]。趙景柱于1995年綜合考慮世代的連續性、重疊性以及人類的生育年齡和工作年齡等因素,構造了時間跨度為30年的世代持續發展評價指標[11]。1996年毛漢英以山東省為例設計出4個系統層共計90個指標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資源環境支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層面評價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水平[12]。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包括1個目標層、5個準則層和42個指標層。

      國家計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資源和環境4個領域分別列舉了重點指標,從總體上構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13]。1998年郝曉輝提出了由社會(含23個指標)、經濟(含18個指標)、資源(含6個指標)、環境(含20個指標)等四個部分組成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14]。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和《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總體結構是將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分成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和科教6個子系統,共計83個指標。王錚等2004年提出了一個基于新增長理論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思想是按照資源、環境、增長、社會公平四維展開,每一維的測度都與新經濟增長模型聯系起來[15]。

      科學發展觀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見的專家學者對于建立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也產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評價體系。朱慶芳2005年曾用38個指標組成指標體系評價中國社會經濟的和諧度[16]。胡學鋒2004年用科學發展觀對小康社會的評價體系進行了修訂(36項指標)[17]。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4年提出了5大綜合指標來衡量干部的政績[18]。《領導決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與科學發展觀相應的政績評價指標,包括5個一級指標和25個二級指標[19]。

      三、發展評價方法

      根據指標權重賦權方法的不同可以將現有綜合評價方法研究分為兩種: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

      1.基于主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評價高新技術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水平狀況,來反映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落實情況[20];姚天祥運用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對汽車運輸企業市場的競爭能力進行了評價[21];劉建翠(2005)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指標體系對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22];劉亞臣等(2008)應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我國幾個典型省份的城鎮化進行評價[23]。此類研究人為影響因素大,說服力不強。

      2.基于客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王大虎等將主成分分析法應用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對河北省11個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分析[24];王艷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陜西省的經濟狀況[25];陳玉娟等將熵值法應用在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評價中,并將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分成經濟、社會、環境和支撐四個子系統,建立了評價指標體系[26];杜心靈等(2007)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我國各省小康的發展狀況進行實證分析與比較研究[27]。朱順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對我國城鎮的小康發展水平進行評價[28]。閆文周(2005)應用熵權方法對我國的小康發展水平進行評價[29]。此類研究對結果成因和評價過程的經濟學解釋說服力不強,其確定的指標權重也可能與其實際的重要程度產生較大的偏差,從而影響評價的準確性。

      四、基于科學發展觀的研究思路

      1.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第一,補充和完善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集。在現有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增加國家進步指數、國民幸福指數等反映經濟、社會、生態、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指標,改變現有研究指標殘缺不全的現狀,完善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集。第二,進行科學的指標篩選。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轉,對海選后的指標進行篩選,篩選出反映經濟、社會、生態、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三,利用統計方法對指標進行合理的分層。采用Fisher聚類分析對篩選出的指標進行邏輯分層,構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利用地區差異系數,保證不同地區評價結果的可比性。應用Topsis、距離函數確定綠色GDP、人均財政收入等經濟指標的地區差異系數,量化不同地區在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區域差異。解決以往在不同地區的評價中忽略地域性差異而導致評價結果失真的問題。

      3.采用循環修正的思路,構建評價方法體系。第一,采用多種方法進行綜合評價。例如,用模糊聚類、AHP、灰色評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對國家或地區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評價。第二,一致性檢驗。利用Sperman等級相關系數,對上述方法得到評價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第三,評價結果的循環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對通過一致性檢驗的評價結果進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評價結果,解決不同方法的評價結果相互矛盾的問題,提高評價的正確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應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轉法對已獲取的綜合評價結果進行分析,確定影響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因素,彌補現有研究判定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響因素的精確度,有利于評價主體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措施。

      5.根據不同指標的特點采用不同的評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標的特征,選用不同的評分方法對不同的指標進行評分。可解決現有研究忽視評價指標個體差異所導致的綜合評價結果失真問題,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提供新思路。

      6.構建評價結果與改進措施相對應的評價機制。根據綜合評價結果,找出評價對象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以促進評價對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結論

      建立一套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體系的應用價值,一是可以比較國家或地區的不同年份的發展狀況,根據不同年份評價結果的對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要因素,歸納出發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為國家的宏觀決策提供思路。同時找出導致發展比較差的年份的原因,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針對性建議,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二是比較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比較不同地區發展狀況。例如,比較深圳、大連、西安等副省級城市或某一個省的各地級市某一年的發展狀況。根據不同地區評價結果的對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要因素,歸納出發展最好地區所采用的經驗、措施及方法,同時找出導致地區發展較差的原因,并將評價結果及改進措施抄送給有關政府部門,為城市的宏觀決策提供思路及針對性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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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科學經濟學范文第2篇

      服務社會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學校的基本功能。高校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主力軍,據統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2/3以上在高校,每年約80%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產自高校,高校科研為社會發展服務,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必須充分發揮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科優勢,面向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一)發揮學科優勢,打造智庫品牌。武漢大學充分發揮自身在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學科優勢,面向國家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中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重點需求問題、重大規劃項目尋求校部合作的戰略支點,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打造“珞珈智庫”品牌。武漢大學湖北發展問題研究中心通過整合校內外資源,以研究湖北發展重大問題為導向,以課題為紐帶,通過以重大項目引導研究、以綜合領域集結隊伍,聯合湖北省有關部門和單位共同開展開放式、針對性研究工作,使之逐步建設成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智庫。中心成立以來,受湖北省委宣傳部委托,牽頭組織了“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制”等多項重大課題的研究。

      (二)聚焦重大問題,構建創新平臺。武漢大學在與國家有關部委合作過程中加大對校部共建研究平臺建設的支持力度,積極與國家部委、省市等有關部門共建科研合作機構,切實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學校先后與外交部共建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與國家質檢總局共建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與文化部共建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等校部共建機構,于2012年在外交部、水利部、國家海洋局、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共同組建了“國家領土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瞄準國家捍衛領土、保障和拓展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急需開展研究。

      (三)整合交叉學科,形成整體優勢。武漢大學積極參與地方重大基地建設,采取有效措施集成各方力量和資源,匯聚不同領域的專家和學者,開展跨學科的原創性研究,以發揮整體學科和科研優勢。湖北省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科技考古研究中心集成考古、歷史、法學、經濟、測繪、水利等領域的學科優勢,主持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湖北庫區考古發掘工作。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與武漢市政府聯合建立長江文明研究院,組織跨學科研究的開放式研究平臺,并聯合舉辦“長江文明國際論壇”等活動,搭建民間國際流域文明對話平臺,不斷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四)發揮人才優勢,全面深入合作。武漢大學具有良好的服務社會的學術傳統,大批優秀學者自覺將學術研究與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早在1983年,李崇淮教授率先提出武漢市“兩通起飛”戰略構想。近年來,學校又涌現出一大批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將學術研究工作與服務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充分發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積極資政議政。資深教授馮天瑜先生從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和大空間四個維度,探討了湖北作為中部支點大省的歷史文化依據,建議將申報“江漢之光—中華楚文明”世界文化遺產作為荊州“壯腰工程”的戰略支點、策劃實施一批具有湖北特色和比較優勢的重大文化工程項目,進一步把鄂西圈做大做實做強。

      (五)轉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水平。武漢大學人文社科研究積極鼓勵學者的社會服務意識,在校部共建機構中實行“共同建設、實體架構、開放管理、專兼結合”的運行機制,優化機構運行的制度環境,引導學者走出校門參與社會服務。質量戰略發展研究院與湖北省林業廳交流磋商,完成了“武漢大學國家(湖北)生態環境質量研究中心籌建方案”。并積極籌建“中國質檢大講堂”,深入各地城鄉開展質量調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質量信息。在全國陸續建立“宏觀質量觀測與創新基地”,現已同新鄉、佛山、遂寧、建德、許昌、新疆6地簽署協議。該院和深度網科技有限公司聯合打造的中國首個質量安全網絡信息預警平臺“深度網”正式上線。其研制開發了“質量安全網絡信息監測與預警平臺”,獲得了3項軟件著作權證書。

      二、探索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新方式

      新的歷史時期賦予人文社會科學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新的內涵,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迎來重要戰略機遇期和發展黃金期,在理論創新、研究方法創新的基礎上,發展方式創新是探索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服務地方經濟的重要途徑。

      (一)加強社科基礎研究,服務地方經濟社會。哲學社會科學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他能促進人們對環境、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了解。加強理論基礎研究和中國國學教育研究,為地方文化基礎大眾化建設服務。教育部在推進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大眾化、普及化中,通過編寫理論學習讀物,“請大學者寫小書,把大道理通俗化”,傳播宣傳黨和國家的發展理論,復旦大學俞吾金教授主編的《理論新視野叢書》便是其中創新范例。另外以講座、演講方式參與地方經濟服務,鼓勵學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學識就社會熱點問題參與討論,為公眾提供一種思考的向度、一種文化引導。武漢大學讓一流的學者活躍在普及工作第一線,長期堅持與公眾面對面暢談、舉辦專題講座,弘揚優秀傳統,法學專家累計為中央、部委以及省、市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作法制報告逾千場;數百位各有所長的學者走進小區、走進群眾,開展社科普及系列活動。

      (二)發揮高校綜合優勢,思想引領社會發展。高校是社會的思想庫,高校引領服務社會除了靠人才和成果外,還有思想,尤其是原創的思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圍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入實踐,深入基層,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運用自己的知識才干和科研成果,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復旦發展研究院已連續多年出版《中國發展報告》(藍皮書),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關系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策建議,屬國內首創,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充分發揮了綜合性大學思想庫與智囊團的作用。武漢大學積極實施“珞珈智庫”計劃,面向國家和社會的重大問題,集聚先進研究方法,匯聚優秀人才,逐步建成獨立于政府咨詢機構之外的“外腦”,從而服務決策、謀劃戰略,引導思潮、影響社會,創新機制、培養人才,生產思想、創立學派。

      (三)創新科研機制,構建服務生態系統。推動科研組織機制的創新,進一步發揮以服務社會為導向的研究院、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等公共學術平臺的作用。加強文科科研溝通和服務社會的機制。大學一方面需要建立起面向社會的對外聯系和對外溝通體制,另一方面還應加強對國家和地區發展重大需求的發現體制,通過發現需求和社會對接。機制創新形式有以下幾方面:

      1、共建科研機構,實現深度對接。研究機構代表學校的科研特色和學科優勢,在追求理論深度和解決現實問題中發揮重大作用。高校建立省部共建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校企共建研究機構,不斷創新相關體制與機制建設,優化機構運行的制度環境。

      2、構建戰略聯盟,以開展科研合作互聘專家。以科研方式聯合培養研究型人員,開展深度科研合作學術交流,定期舉辦“講壇”、“論壇”等形式開展學術交流,走出去、請進來,開展官學合作、校際合作和校企合作等多種合作戰略。

      3、高校智能植入,以學校科研鍵入地方發展。以學校推薦或個人自發形式與企業開展聯系和合作,以開展合作研究,為地方政府、企業提供管理知識或業務知識培訓,或作為專家學者參與政府企業資政議事,如資政顧問、營銷顧問、法律顧問、戰略顧問等。

      社會科學經濟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智慧課堂教學;環境設計;應用

      環境設計專業的開展,需要學生在設計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和環境的創作。在培養這種高端優秀人才的過程中,教師一定要結合現代化的教學方法開展先進的教學活動,才能發揮出學生的科技感、時代感價值。在環境設計專業中《環境藝術設計制圖與透視》的課程學習中,使用智慧課堂的教學模式效果突出。

      一、智慧課堂教學模式在環境設計專業中的應用

      《環境藝術設計制圖與透視》作為一門基礎課程,在該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創新地使用智慧課堂的教學模式,可以涵蓋整個教學活動的全過程。

      (一)課程之前

      在課前階段,教師利用網絡技術,在學校的教學平臺上,使用微信群或者直播群,對課程中的教學視頻、教學任務、教學課件等教學過程中的各種資源信息進行上傳,并根據課程不同階段的要求,提供從簡單到復雜的電子資料壓縮包。比如,在課程剛開始學習的時候,針對教材中的制圖理論知識,教師可以將這些理論知識的學習分成不同的模塊,然后為每個模塊的學習設置不同的時長和積分,讓學生進行累計學習。隨著課程的開展,教師再根據課程中的實踐內容進行線上模擬學習,并將模擬的內容也分為不同的版塊,有室內制圖版塊和室外制圖版塊。學生根據自己的喜好做出選擇,進行實踐。教師也可以利用這種“學習時長+學習積分”的方式,進行課前學習模式的運用。除此之外,教師還要注意利用線上的學習模式,開展調查和評價,對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行及時的調整。[1]

      (二)課程之中

      在課堂上,教師不需要再長篇大論地進行教學,只需要對學生的問題進行集中講解。學生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學習體會。比如,在學習環境設計透視的主要特點的課堂上,學生已經在課前對透視的特點進行了學習,但是對透視特點與制圖設計的聯系運用并不熟練,也不能很好地開展實踐運用分析。教師可以對學生的這一個學習難點進行指導,引導學生之間進行討論,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展開互動,形成探討式的教學環境。又如,在制圖設計的過程中使用到的數學知識,學生會感到很難,不想學。這時,教師要緩解學生的這種情緒。利用課堂開始之前的5 分鐘時間,教師對數學知識進行講解,一節課只講一個概念,累計之后,完成對全部數學設計概念的講解。然后,教師要注意及時開展復習,利用數學中的藝術性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并將數學藝術在環境設計的過程中淋漓盡致地展現,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

      (三)課程之后

      智慧課堂教學模式的運用,還要在課堂結束之后發揮作用。比如,在課程《環境藝術設計制圖與透視》的課后時間中,教師要注意在學習平臺上布置作業,利用平臺的開放性進行個性化作業的定制設計,根據學生在環境設計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制圖問題、透視理解問題進行不同的題目考察,并及時推送相關資料,保證學生能夠接觸到最前沿、最先進的學科知識。教師要時刻關注國家環境設計專業的發展動態,及時了解制圖的標準、規定、行業發展、人才需求等專業知識,并結合教學實踐,讓學生時刻掌握發展動向,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細分專業的選擇。喜歡室內的學生可以專攻室內環境設計,喜歡室外的學生可以進行室外環境設計。這樣可以更好地實現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更有利于環境設計專業的整體教學水平提升。[2]

      二、智慧課堂教學模式在環境設計專業中應用的反思

      通過《環境藝術設計制圖與透視》課程教學過程中使用智慧課堂的教學模式,學生上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得到了提升。

      但是還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中進行反思與改善,以促使其更好地應用。

      (一)加強線上監督

      首先,對于教師制作的視頻學習包,學生在觀看的過程中只能一次性完成一個時長的內容,中途不能回放,不能快進。教師要以這樣的技術約束,來要求學生進行足額時長的線上學習。其次,教師要善于利用平臺,將學生學習的情況進行線上公示、排名,利用學生好勝心理,發揮監督效果。最后,教師還可以將每個學生的線上學習課時時長計入到學期考評中,體現出線上學習和線下學習的時間,來約束學生進行學習。

      (二)優化教學方法

      教師要不斷地對教學方法進行優化。在課堂開展過程中,教師要豐富教學過程,穿插故事、音樂等形式,更好地展開互動,將學生吸引在課堂上。比如,在進行透視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使用著名的環境設計作品進行引入式教學,讓學生分析在一幅優秀的設計作品中是如何體現滲透運用的,從而更好地進行引導教學。除此之外,教師還要注意,教學活動的開展要符合學生的學習習慣,滿足學生能力提升的要求。

      (三)提升教師水平

      教師在智慧課堂教學模式的運用中占據著引導位置。因此,教師要不斷提升對環境設計專業的信息資源整合,能夠將有效的資源體現在課件的制作中,并不斷研究學生對新事物的喜好,利用學生喜歡的方式開展線上互動,從而不斷豐富與環境設計專業相關的人文學習。這樣,教師在提升學生專業知識的同時,延伸了學生環境設計的綜合能力,實現了智慧課堂的生動開展。[3]

      三、結束語

      本文結合環境設計專業中的課程《環境藝術設計制圖與透視》,對課程開展的課前、課間、課后等三個階段進行智慧課堂教學模式的應用分析,提出了應用的反思意見,以促使智慧課堂教學模式更好地運用提升。智慧課堂教學模式作為一種新的教學模式,教師在開展時要不斷進行實踐研究,以更好地形成體系發展,促進其更廣泛地使用。

      參考文獻

      [1]盧秋錦.基于大數據環境的智慧課堂模式設計[J].軟件導刊(教育技術),2019,18(09):30-32.

      社會科學經濟學范文第4篇

      《環境公共藝術設計》課程是西安工業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環境設計專業在本科三年級下學期所開設的專業課程。該課程是解讀對人類環境文化生態圈內,包括物質空間與虛擬空間,由藝術工作者在一定的公民意識引導下,以公共文化資源為媒介,運用創新思維進行設計傳達,在公共環境中完成的能夠引發公眾參與的綜合藝術應用課程。

      本次課程共計3周時間,40個學時,注重教學的引導性,主要講授環境公共藝術設計的基本理論與制作方法,以及國內外新興藝術表達方式以及案例講解等。培養學生具有設計創造能力和環境公共藝術設計的鑒賞與應用能力,能夠創新性地應用材料與形式,創作出藝術與功能相互結合,符合當代公眾審美觀,具有創意表達的環境公共藝術設計作品。

      在對三年級兩個班級的教學過程中,授課教師本人與同學建立了微信群進行課堂與課下的即時交流與互動。前兩周設為課堂講授與方案設計階段,學生以口頭陳述方案的方式與本人進行意向性探討,確定大致可行性目標及查閱相關構思并對比國內外先行案例之后,再進入草圖構思階段(圖1、2),經過進一步方案敲定后,于第三周進入正式制作階段。在方案制作中,授課重心的著力點放在對于學生主動思考能力的培養與引導方面,在此前提之下,利用網絡等輔助手段,對學生進行大量的與課程相關的設計案例的調研與學習。教學要求主張思想的革新,盡量應用材料自身語言,以詩意的方式,創作出可融入環境,體現創新性雕塑設計語言的公共藝術作品。

      二、學生作品

      在2016年春季,三年級兩個班的學生經過3周的學習,從各自的主觀情感經歷出發,注重視覺、觸覺、聽覺等方式的有效表達,在設計構思與最終作品表達的過程中,基本掌握了公共藝術創作的物態構造表達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提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尋找某種材料作為創作元素,應用雕塑構造等新興藝術表達方式,最后同學們多數以個人或組合創意展現的方式,各自完成了自己的環境公共藝術設計“處女作”,并以實物展覽的方式將作品融入校園環境當中,且在最終作品主題的呈現中,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對于當下自我心境狀況的呈現、當前生態環境及社會問題的反思。

      1.自我心境

      鄒瑁瑁的作品《孤獨》(圖3)以玻璃與木材為元素,以冰冷堅硬的材料、結構化的人體,意圖引起觀者的內心共鳴,呼吁每個人都能有意識地學會去關愛身邊的人。黨雨昕的作品《修》(圖4),黏土捏制的柔軟人體靜坐于冷硬鐵絲纏繞而成的破口球體內,載于下方由殘茶與樹葉裹覆而成的游魚,意圖表達百煉而成的思想與信仰可渡其身的理念。劉嘉瑾的作品《透》(圖5),表達在萬念俱灰的石縫中,生長出一抹生機的綠枝,作品充滿了對生命的渴望與執著的贊揚。張佳蕊的作品《奮》(圖6)采用鐵絲與陶瓷的構成,意圖表達在大的困難面前個體之渺小,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該輕易放棄的精神。

      錢源、閆紀宇的作品《自由與束縛》(圖1)(圖7),將潔白的羽毛粘貼在粗糙的樹皮上,形成質感的對比,打碎的蛋殼藏于樹底,伸展的羽毛蜿蜒盤旋在樹干之上,意在表達關于自由與束縛的思考。李雯的作品《沖?域》(圖8),利用灰色墻磚和紗布包裹出虛幻的人形從墻壁中沖撞出來,表達在現實與虛幻之間掙扎,掙脫的狀態。薛春平的作品《安&抉擇》(圖9),采用水、魚缸等制作,通過空氣空間水底座的大世界,方與圓的壓迫、舒緩感的對比產生窒息感。高海東的作品《情緒》(圖10),大量運用給人壓抑的黑色塑料膠,將其拉長、糾纏、裁斷并纏繞一起,立于行人過道當中,在作品制作過程中消解了自身心情的壓抑,體會了藝術所獨具的療傷、修復功用。

      人之個體本屬于社會的一份子,當每人可以在藝術創造的過程中,完成對自我心情的釋懷,亦是對于社會的有益貢獻。古語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人首先應做到對社會無害,方能更好地服務于社會。藝術創作當服務于心靈,獨特的藝術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與修復作用,唯有從心而發的個體藝術創造,方能有效引發公眾的共鳴與思考。今天的公共藝術不僅服務于看得見的實體公共空間,更應該服務于公眾的心靈空間。

      2.生態環境

      張菊的作品《憶?愁》(圖11),采用毛線進行創作,這個作品在相機里面掛了一幅用毛線制作的梯田,既環保又具美觀,警示人們要保護自然,讓后代不僅能看到相機里的梯田也能看到現實中的自然景物。胡慶陽的作品《殺戮》(圖12),是用叉子拼出來的一只被蠶食的海豚,意在傳達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的思考。林珈亦的作品《孕育》(圖13),結合自然的樹木形,用木片,一次性筷子,做出仿樹形的框架,用彩色紙棉線纏繞的球形果實,打造出環保,綠色,美觀的藝術裝置。鄧楠的作品《生長)(圖14),將枯樹枝分別放進玻璃瓶中,組成一根樹枝的外形,表現了自然生物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不同的環境中都能適應。宋盼的作品《再見》(圖15)是以木材為元素,置身“木墻”的“小紅人”,象征生存在自然之中的人類。破壞自然的同時也在毀滅自己,呼吁人們當珍惜自然資源。關震、羅金明、魏義帆的作品《始、續、終》(圖16),使用了報紙、紙巾、鐵絲等材料來表達一個由殺戮引發的變異的故事,表達出自然環境在人們的摧殘與破壞下的負面狀態。王晨麒、王一博等合作的作品《生活與霾葬》(圖17),以高樓大廈的外形為框架,用窗紗反映出霧霾現象直觀的給人們表現出霧霾的危害。黨永永、李仲軍的作品《重生》(圖2)

      (圖18),從大自然脫落的樹皮入手,與樹融為一體,從樹的衍生以樹皮再造動物形態的生命體,表達出大自然生生不息,新的生命之延續,大自然需要人類共同愛護的心聲。

      作為自然的一份子,人不可能孤立于自然而存在,在本次課程教學過程中,能感受到同學們對于自身與自然之關系的主動思考:一口潔凈的空氣、一口健康的飲水,是人們無法逃避的生存需要。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的平衡問題,是公共藝術創作中不可規避的永恒命題。

      3.社會問題

      劉柳的作品《熔巖的容顏》(圖19),以石蠟融于魚缸當中,卻產生了意外的呈現效果。用以表達最簡單的物質在環境的變化下也會產生出乎意料的變化。生活中的矛盾,隨著觀者的變化,將會看到另一種容顏。楊冬來《永生?時間沙漏》(圖20),以火柴,掛鐘為主要創作元素,中國古代的時辰在時光沙漏中變幻為西方的阿拉伯數字,帶有對世界文明之間相互影響的思考。崔坤的作品《秩序》(圖21),用木材、釘子營造一個矛盾空間順序,框架與線相互交織,用以表達對生活中秩序感無處不在的思考。朱倩杰的作品《變》(圖22),以白色PVC方管與白色模型蝴蝶作為創作元素,寓意人會受到所處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在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會自覺感染這個環境特有的印記。朱梅的作品《感入》(圖23),以二維碼為設計理念,構造出立體交織的二維碼框架造型,以表達出二維碼與當代人反復交織的生活關系,引發觀眾對于網絡與人的關系思考。的作品《停滯?快節奏》(圖24),采用黑色橡膠、軟紙、超輕黏土為主要創作元素,一灣泉水從高處流下在地處匯集凝結,水一動一靜的兩個瞬間,形成時間和空間之間奇妙的對話,告誡人們要放慢生活的節拍,輕松度日。

      公共藝術是維系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紐帶,同學們在對待本次課程的學習課程中,能夠看到對于當代社會問題的關注,藝術當體現時代精神,非以某一個往日規范造型作為目標追尋。當代公共藝術創作應是基于自身所處環境、時代、社會的相關藝術表達,不僅僅是簡單地占據某一實體空間,當體貼民眾心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三、課程總結

      本次環境公共藝術設計課程中,體會到了在當代教學中引入現代溝通方式的便捷性,體會了與學生即時互動交流的重要性。通過微信群,即時分享國內外優秀公共藝術相關案例的信息,使得學生的教學延伸于課堂之外,通過課堂內外的引導與啟發,使得學生逐漸進入本次課程創作的氣氛當中,引發他們對于本次課程的主動思考,取得了良好的實際效果。

      社會科學經濟學范文第5篇

      關鍵詞:民辦高校;學科建設;服務經濟

      中圖分類號:G648.7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64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6-153-02

      一、明確“一個定位”,調整優化學科設置

      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是高校的三大基本功能。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 高校是社會的引擎,高校與現實聯系日益緊密,對地方經濟社會的貢獻率越來越高。不同的高校要做好自己的科學定位:國家重點建設大學應努力滿足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地方本科院校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而地方高職院校要堅持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

      明確“一個定位”,就是要明確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辦學定位。普通本科高校的共性在于:大多位于中心大城市以外,由地方政府主管;學科建設的主要經費來源于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學生和教師主要來自本區域,學生畢業后大多在本區域就業,其主要任務是為地方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發展服務,與當地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民辦高校主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專業技術的人才,提供職業智力支持。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普通本科高校“前有標兵,后有追兵”,前面的是實力不菲的重點大學,后面的是發展勢頭強勁的高職院校,即本文論述的民辦高校,可以說是形勢逼人。地方高校的長足發展,不僅立足地方支持,拓寬學科導向,在客觀分析發展形勢的同時,民辦高校也要整合已有資源,發揮比較優勢,形成學科特色,提升綜合實力。

      地方民辦高校學科建設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在后危機時代,國際國內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民辦高校和重點、公辦高校一樣,都要順應時代潮流變化,及時調整優化學科設置,突出科學發展、內涵發展、和諧發展,實現教學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務經濟社會能力的顯著提高,探討學科建設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直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途徑,主動成為區域內知識積累、創造與傳播的主體,成為原始創新、技術轉移、成果轉化的主要載體和平臺,成為科學精神、科學道德及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

      學科建設重在調整優化學科設置。美國高等教育專家伯頓·克拉克教授認為,分析高等學校的實際辦學情況,要“從學科開始分析”。高校學科是按照學問的具體分類,以進行某門學問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以及應用本學科服務社會的學術組織。建設學科是高校實現可持續發展必由之路。但不少民辦高校忽視學科建設,存在著學科重置率較高、學科設置趨同化等問題,造成培養出來的人才趨同化,難以滿足社會對人才標準多樣化的需求,也造成了辦學特色缺失、綜合競爭力下降。有的高校沒有具體分析自身的基礎和條件,盲目趕熱門、搶市場,使得原來賴以安身立命的傳統學科和基礎學科受到冷落,面臨生存危機。學科建設的盲目性使得有些高校什么學科都有,卻什么學科都辦不好。民辦高校要根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來調整優化學科設置,集中人力、物力打造重點學科。民辦高校在辦學基礎條件、學術隊伍力量、科研技術設備、學科專業結構體系、管理水平等方面都不及普重點甚至普本大學,只有集中優勢資源在某些點上有所突破,才能形成學科建設的亮點。要注意發揚自身優勢,繼承并改造傳統學科,整合傳統學科的師資、設備資源,尋找新的學科專業生長點。

      二、抓住“兩個關鍵”,不斷提升學科水平

      提高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促進民辦高校全面發展,要以學科建設為龍頭,抓住人才建設和平臺建設這“兩個關鍵”。

      人才建設,要做好引進、培養和使用工作。發達國家的高校在制定自己的人才戰略上,采取培養與引進并舉、精心培養和高效使用并重的政策,努力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以提升學校綜合實力。全球范圍內圍繞學科建設的人才爭奪戰正在展開,而且愈演愈烈。因此我國民辦高校引進人才,要用優惠的政策、優越的條件,吸引國內外高層次人才。引進人才不在量大,而在于有針對性、前瞻性,即要引進學科建設急需和未來發展需要的高層次人才。特色學科的形成,要有出色的學科帶頭人和高水平的學科隊伍。優秀人才的匯集,必然使學校擁有無與倫比的師資隊伍,必然增強學科核心競爭力。

      培養人才是民辦高校人才建設的重要任務。由于受到多方面條件的制約,民辦高校要特別做好人才培養工作,通過在職培養等形式,培養本校學科建設所需要的人才。培養人才,不僅僅要培養單個的人才,更要注意培養學科團隊和學術梯隊。普通民辦高校要努力打造一支師德高尚、業務精湛、結構合理、充滿活力的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不斷優化這支教師隊伍的人員結構,有計劃、有重點地培養教學骨干和學術帶頭人,努力造就本校的教學名師和學科領軍人才。要做好學科帶頭人的遴選,學科帶頭人是學科形成自身特色研究領域的中心人物,決定著學科的發展方向。每一個特色學科領域的形成,是以學科帶頭人的科研成就為依托的,特色學科帶頭人的培養和引進非常重要。學科帶頭人要有本學科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具備較寬的學術視野,善于把握學科前沿,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凝聚力。培養和選拔年輕學科帶頭人,要注意跟蹤調查分析他們的成長軌跡,創造條件為他們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一個學科的成長發展光靠學科帶頭人是不夠的,打造一支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合理、具有團結協作精神的學術梯隊,才能保持學科建設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能否發揮人才作用,關鍵在于是否合理使用人才。地方民辦高校要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就要為人才發揮作用提供良好的保障機制。對引進和培養的人才,在申請課題、分配制度、晉升獎勵等方面,要改變已有的官本位傾向,引入競爭性的人才晉升選拔機制。同時,要有開放的眼光,在人才的使用上,不能局限于僅僅使用校內的人才,也要從社會上廣泛挖掘學科建設所需要的高層次人才,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采用聘用、兼職等形式,向他們“借智借腦”,使這些高層次人才為我所用。

      做好平臺建設,就是要打造學科建設的保障體系。學校要為特色學科建設提供必備的平臺。高校教研、科研成果的數量與質量是衡量學科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學科建設的軟、硬環境建設,包括學科文化建設和學科基地建設。學科文化包括學術道德、學術規范、教風學風、科研態度、進取精神、創新意識、團隊精神、學術風格等。學科文化建設,是通過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來創造有利于學科發展的文化環境。只有建立一個民主寬松的學術環境,才能有利于群體力量的發揮。也只有人盡其才,才能形成團隊精神,才能為學科建設營造良好的氛圍。

      學科基地是學科建設的重要平臺。學科基地建設的目標是在區域內形成學科組織研究與內容研究一體化的示范、輻射點。學科基地包括實驗室、資料中心、研究所和試驗場站等。沒有高水平的實驗室、實習實訓基地和信息服務平臺,缺乏最先進的儀器設備、最新的科研信息和完善的實習實訓條件,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和富有特色的人才培養就無從談起。民辦高校要集中有限資金,加大學科基地建設的投資力度,及時更新實驗儀器設備,設法建立公共學科基地平臺,實現學科建設的資源共享。同時,民辦高校還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學科的運行與管理機制,為學科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三、注重搞好“三個結合”,努力增強社會服務能力

      民辦高校要堅持開放辦學,注意做好校企結合、校際結合、校地結合,以此來增強服務社會的能力。

      學科建設要緊緊圍繞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市場需求,發揮教育資源優勢,培養寬口徑、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的各類應用人才,直接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成為所在地區的智力源和人才庫。加強產學研用的結合,是學科建設服務地方經濟建設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依托人才、技術和實驗條件等優勢,與地方生產經營服務部門聯合開展科研工作。地方民辦高校要學習、借鑒國外高校融資經驗和開放辦學理念。學科建設取得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轉讓給地方企業進入生產銷售,為學校發展贏得資金。

      搞好校企結合。民辦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積極探索與行業、企業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進高校與企業的優勢互補,形成協調合作的有效機制。民辦高校要積極與地方企業加強聯系,建立校企聯合機制,爭取與企業實現資源共享。事實上,不少地方民辦高校與當地或其他地方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采取的“訂單式”培養、合作辦學,培養了一大批既有理論功底,又有專業技能的應用型人才,較好地滿足了企業對“能動手”本科生的需求。

      搞好校際結合。校際結合能夠有效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吸引知名學校合作設立教育教學、實訓、研究機構或項目。在這一點上,高校要加強與各級各類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與合作,探索多種方式利用他校的優質教育資源,擴大校際教師互派、學生互換、學分互認和學位互授的范圍和數量。要加強與國外高水平大學合作,建立教學科研合作平臺,聯合開展研究生培養基地建設。要借鑒國外大學的先進教育理念和高校融資方式,積極拓展融資渠道,建立健全校友捐贈制度,不斷壯大學校發展基金。還要建立并發展校際信息網絡,實現校際信息資源共享,順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培養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與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

      搞好校地結合。搞好校地合作,就是要建立起高校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機制,實現校地“雙贏”。普通本科高校要充分發揮智力庫的作用,通過“政府出課題,學校來承擔”的方式,幫助政府解決制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問題;積極發揮自身優勢,主動承擔政府培訓干部、大型會議、會展、考試、咨詢服務等活動;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選派中青年骨干到地方掛職,既鍛煉了干部,又服務了地方。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區域內高校的建設和發展,為高校提供資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選派干部到學校兼職、掛職,加強與高校的溝通交流,促進地方干部文化素質的提高,提升他們的理論水平和決策水平。

      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是中心,學術隊伍是根本,科學研究是關鍵,平臺建設是基礎,學科專業布局是標志,管理創新是動力,這些因素互為條件、互為因果。地方民辦高校學科建設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相輔相成、相互依托,兩者只有實現良性互動,才能得到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楊紅娟、易穎俐.淺析民辦教育公平發展的政策環境[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1,(06).

      [2] 忻福良.民辦高校面臨的困惑及求解途徑(期刊論文)[J].教育發展研究,2004,(05).

      [3] 陳磊.民辦高等教育研究[M].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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