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內容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第1篇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1969年的種族沖突事件促使馬來西亞政府采取了“新經濟政策”，消除貧困尤其是馬來族農民的貧困成為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社會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馬來西亞政府并沒有采取專門的濟貧措施，而是通過為農民生產提供各種支持服務，促使其在生產發展中擺脫貧困。
1971年，馬來西亞開始推行農村綜合發展戰略，以擴大農村人口就業，實現農業部門的現代化。為此，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開展了一系列的項目建設，為農民發展生產提供支持。這些支持項目主要有：(1)開發土地，增加耕地面積，安置無地農民種植經濟作物。至1987年，馬來西亞共實施了422個土地開發項目，開發土地76萬公頃，安置無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農田基本建設，建造水利灌溉工程。兩個大規模排灌工程——吉蘭丹州的吉姆達計劃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達計劃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產種子和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業作物產量，擴大油棕、可可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對換種高產作物提供補貼。(4)實行價格補貼制度，減少市場風險，保障農民的生產利益。由于稻米種植是所有農作物種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門，為了保證稻農的利益，馬來西亞政府對米價實行補貼。在1986～1990年間，政府在給稻農補貼上的開支達到3.968億馬元，1991～1995年間，補貼開支達3.98億馬元。政府還建立國營銷售系統和稻米烘干、碾磨、貯存一條龍的綜合企業，為稻農提供種種方便，減少中間商對稻農的盤剝。(5)建立支持農業的信貸機制，為農業生產提供貸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農貿市場，讓農民直接出售農產品，以獲取較好的價錢。馬來西亞這些支持農業生產的措施對提高農民收入、消除農村貧困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會政策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衛生醫療條件；二是對貧困農民實施救助和幫扶。
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在全國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立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網絡。馬來西亞農村衛生服務系統分為兩級，即衛生中心和社區護士站。衛生中心有醫師或專科醫師，服務人群1.5萬～2萬人；社區護士站服務人群約3000—4000人，能處理多種醫療問題，包括分娩。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全部免費，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繳付很少的費用，貧困地區和醫療條件差的地區的農民還可以減免費用。政府還定期對鄉村衛生服務質量進行改進，尤其重視對農村衛生設施、設備和技術的不斷更新和提升。進入21世紀后，馬來西亞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級衛生保健診所，部分助產診所也可提供更多的衛生保健服務。
為了加快農村地區的脫貧步伐，1989年，在“新經濟政策”即將結束之際，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專門的反貧困計劃，即特困人員發展計劃。政府將特困家庭登記在冊，并設計一系列適合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項目，以增加其就業機會、提高其收入。這些項目包括小型貿易、家庭手工業、家畜飼養、水產養殖、糧食作物的商業化生產等。政府還為貧困家庭提供無息貸款和培訓、改善住房條件、為孩子們提供食物和教育資助等。至2000年4月，馬來西亞共發放7.672億馬元的無息貸款，大約有15。35萬名貧困者從中獲益。除此之外，聯邦土地發展機構還給那些因傷殘無力工作以及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直接經濟救助，每人每月可獲得50馬元的救助，一個家庭每月最高可獲250馬元的救助。總共有7000個貧困家庭獲得救助。
在第七個馬來西亞計劃期間(1996～2000年)，馬來西亞實施了一個專門幫助土著少數民族脫貧的計劃。該計劃的資助形式主要是鼓勵土著少數民族參加各種能夠增加收入的活動，如土地開發、蔬菜種植、零售業、家庭手工業等。在新土地開發和安置計劃中，共有8100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益，涉及土地面積達1.98萬公頃。到1999年底，1.582萬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得了7900萬馬元的補貼，土著少數民族的貧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馬來西亞開始實行“國家遠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這一時期，政府繼續實施一系列類似的反貧困計劃，資助對象主要是邊遠地區的土著少數民族。
在以上反貧困計劃中，政府一方面對無生產能力的貧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還為農民提供住房、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和衛生醫療等社會服務。到1995年，72%的農村貧困家庭通了電，65%的農村貧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飲用水；77%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診所，還有汽車牙科醫療隊和診療所、村衛生隊、飛行醫生為邊遠的農村地區提供醫療服務。由于實施特困家庭發展計劃，農村地區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
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農村社會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府希望以此促進貧困農民通過自身努力來獲得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擺脫貧困。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讓農民及其子女能夠有機會接受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
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對6～15歲兒童實施全民義務教育。為了使《義務教育法》在農村地區能夠切實有效地執行，馬來西亞的農村發展計劃及反貧困計劃都將學校建設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到1995年，馬來西亞94%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所小學，60%的貧困家庭能在同樣范圍內有一所中學。如今，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為兒童提供11年的免費教育。與此同時，政府還為貧困家庭的學生提供各種教育資助，例如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免費課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農村教學設施，提高農村教學質量也是政府特別重視的內容。近年來，一些鄉村學校的設備不斷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學生的農村學校被合并，以便保證學生能夠享有更好的教學設備和學習環境。為了使邊遠農村學校跟上科技發展形勢，馬來西亞發起了一項農村學校無線因特網培訓和教育計劃，為農村學校提供計算機等相關設備，為學生和老師進行信息通訊技術的教育和培訓。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雖非義務教育，但是政府設立了國家高等教育基金，為家庭貧困的學生提供財政資助，使馬來西亞青年都有可能進入大學學習。
除了保證讓農民子女接受正規的教育外，馬來西亞還特別重視農民自身能力的培訓。培訓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為農民提供有關農業耕種以及工作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培訓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產能力；二是為農民提供工業培訓，使其能夠受雇于非農部門，或自己在農村地區和城市中心從事商業活動。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個馬來西亞計劃中，政府在培訓和咨詢方面的開支達到2800萬和3.417億馬元。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特點
第一，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處理農村的社會問題時，往往將其與農村的生產發展聯系在一起，在發展中解決社會問題。因此，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相關內容往往包涵在經濟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中，政府明確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不只是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通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轉型重建社會、維護國家團結。“通過項目方式來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和為不分種族的所有馬來西亞人增加工作機會來消除貧困”，是“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馬來西亞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沒有實行專門的消除農村貧困計劃，而是將消除農村貧困貫穿于各種農村發展計劃之中，通過為貧困農民提供各種就業機會、增收渠道以及生產服務，使其擺脫貧困。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末期實施了專門的反貧困計劃，但反貧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過各種生產發展項目為貧困農民就業、增加收入提供各種機會和支持。
第二，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
在各個經濟發展時期，馬來西亞一直將消除貧困特別是馬來農民的貧困作為其奮斗目標。但由于奉行“在發展中消除貧困”的原則，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并不主張對農村貧困人口實行過多的現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其反貧困計劃中，只是對那些因傷殘無力勞動或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經濟救助，而對其他人則通過提升其素質和能力來使其擺脫貧困，具體表現為在農村地區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衛生醫療服務和教育培訓體系，以此來促進農民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從而使農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從事更高收入的工作。這反映出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特別重視“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導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在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無論是在資金的投入還是各種社會服務組織機構的建立中，政府都起著關鍵作用。如表1所示，馬來西亞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呈不斷上升趨勢。在20世紀70、80年代，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主要關注農村地區，政府是農村發展資金以及農村教育和衛生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亦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等為農村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首先，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發起的各種農村發展項目。在吉打州，約有70%的農村發展項目由私營部門負責運作，政府機構對其進行監管和評估。只有30%的項目直接由政府機構運作。私營部門除了直接參與投資開發外，還為貧困人員提供技術培訓、工作機會、實物和財政資助等。非政府組織也在國家的反貧困計劃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馬來西亞努力信用”(AmanahIkhtiarMalaysia，簡稱AIM)是一個金融方面的非政府組織。自1987年以來，該組織利用政府分配的3億馬元的無息貸款為6.9萬個貧困家庭提供信用服務，使其能夠有機會從事小商業和家畜飼養業。AIM還為一些潛在的服務對象實施了特別預備項目，以促進貧困家庭的自立。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第2篇
關鍵詞：工業集聚；基尼系數；新經濟地理
中圖分類號：F4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堪稱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林毅夫等，1994)，但同時也出現了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等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國政府希望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然后能夠帶動內地發展的這種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良好愿望至今沒能實現(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計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數，結果顯示除了1978～1985年有緩慢下降外，地區差距呈持續擴大的趨勢。他們對人均GDP基尼系數的分解結果顯示，第二產業的基尼系數貢獻率和彈性占主導地位。范劍勇、朱國林(2002)做了類似的計算，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第二產業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過了60％。由于第二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工業，所以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歸結為地區間工業生產規模上的差異。
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中國家在經濟開放后均出現了地區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地區差距擴大背后一個更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均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業的生產行為總是傾向于集中在同一個地方，生產集聚是由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創造的，交通運輸成本、產品的差異性和產業的規模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Krugman，1991a,b；1993)。規模效益遞增和前向后向聯系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勞動力的流動，那么生產的集聚本身就將會導致地區差距。近年來的研究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對中國地區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Hu(2002)構建了一個空間集聚模型來解釋中國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認為由于沿海地區擁有發展國際貿易的地理優勢，因此沿海地區出現了最早的工業集聚。雖然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地區內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轉移，但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滿足了工業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正向反饋效應而使集聚經濟得到加強，從而導致了地區差距的不斷擴大。黃玖立(2006)構建了一個兩國三地區模型，認為對外開放將會打破空間分布的穩定，從而誘發“中心一”結構的形成，而在不對稱的情形下，具有地理優勢的地區往往會成為中心。該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解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差距的演變。
在對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從新經濟地理的角度用計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制造業的集聚問題，其結果是支持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并表明中國的地區差距處于倒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Gao(2004)實證研究了技術外部性、自然優勢、當地市場條件和對外開放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計量結果表明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種經濟力量對工業集聚均有顯著的影響。他們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與此一致的結論。
盡管已有文獻對影響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做了細致的計量分析，但卻均是將工業部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前國有工業在中國工業體系中占據了絕對的主體地位，并服務于當時中央政府的發展戰略，處于政府嚴格的計劃控制之下。同時，受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工業企業的布局并非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大型工業布局基本上遵從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因此當時中國工業的集聚模式實際上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工業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國有企業提高其自身經營活力，增強競爭力的改革措施，此時各種經濟因素開始對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產生影響。但是由于此時“國有企業依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等，2002)，政府對國有工業部門的影響力依然明顯。因此，研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各種經濟因素在國有工業生產布局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將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同時，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非國有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證實(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對于縮小我國的地區差距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區域聚集特征
雖然由于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自由流動，中國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設的那樣存在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機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保障了工業集聚所需勞動力的供給，并由于集聚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后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使得工業集聚得到加強。范劍勇等(2004)的研究也認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沿海地區的流動加速了沿海地區產業的集聚，同時也緩解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日益顯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的研究表明中國大多數工業行業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趨勢；梁琦(2004)、吳學花、楊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剛(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國部分制造業已顯現出較強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將衡量收入差距的洛倫咨(Lorenze)曲線和基尼(Gini)系數用于衡量行業在地區間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si和sj分別是省份i和j的工業在全國工業中
所占的份額，s為是各省份在全國工業中所占份額的平均值，n為省份的個數。本文計算出了1987~2003年中國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同時還分別計算了國有工業與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見圖1)。
圖1顯示，1987～2003年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呈穩步上升趨勢，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間中國工業生產的集中趨勢是逐漸顯著，這與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當我們將工業進一步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后，圖2顯示，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較國有工業更為顯著。1987年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為0．559，遠遠高于國有工業的0．385。此后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雖在一些年份出現了輕微的波動，但從長期看仍呈上升趨勢，到2003年達到0．666；而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在此期間內的變化則較為平緩，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國有工業比國有工業出現了更為明顯的集聚特征還表現為，1987年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省份有江蘇和浙江，二者分別為18．1％和10．3％，而沒有一個省份的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到2003年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已有四個，分別為江蘇16．5％、浙江12．6％、山東11．5％和廣東19．8％，國有工業比例則只有山東接近于10％，為9．6％。上面描述的種種現象均表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比國有工業更為明顯，說明中國地區間工業生產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的不均衡分布，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國有在我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研究結論(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導致工業生產空間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地理條件的差異則首要表現為沿海與內陸、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金煜等(2006)計算的工業產值排名顯示，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到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屬于沿海地區，更具體的講這些地區都屬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環渤海地區。Wen(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制造業產值25456．01億元。占全國制造業產值的30．23％，遠高于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在圖2中我們描繪了1987-2003年東、中、西三大地區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分別占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比重的變化趨勢。由圖2可以直觀看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地理分布均表現出上述特征。1987年東部地區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為52．85％，此后該指標趨于緩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現緩慢攀升的勢頭，到2003年其值為55．11％；而中部地區則呈不斷下降的態勢，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間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雖然有過短暫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則呈下降趨勢，到2003年為17．75％。而三大地區間在非國有工業生產上的差異則更為明顯，在此期間內東部地區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區則呈持續下降趨勢，中部地區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區則由8．09％下降到6．29％。
三、計量模型、變量定義和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
已有的實證研究文獻以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在解釋產業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工業集聚現象，就不能不考慮各項政策的變更對工業集聚的影響。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強調了政策因素對中國地區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證實了各項政策變量顯著影響了中國的工業集聚。因此，我們建立基本的回歸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省份的第t年，ui為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x為隨機擾動項。SOEit和NSOEit分別表示國有與非國有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這是借鑒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為一組經濟地理變量，New-Geography為一組新經濟地理變量，Policy為一組政策變量。
(二)變量定義
1．經濟地理變量。影響地區工業生產差異經濟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本文通過設置東部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的方式來捕捉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金煜(2004)125I使用層次線性模型發現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對工業產出的影響顯著為負，其認為可能是因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語言文化等方面差異很大，而且自然條件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從而不利于工業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數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這一變量來控制地區文化差異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由于直轄市的經濟功能與其它省份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務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經濟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制造業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設置了直轄市(city)這一虛擬變量用以控制。
2．新經濟地理變量。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強調了產業外部性和人力資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業間的“前向”和“后向”聯系(Venables，1996)，以及運輸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決定企業選址中的重要作用。為了檢驗這些新經濟地理理論對中國工業集聚的解釋力，本文選取了以下指標：(1)居民的消費需求水平。一個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越高，越會吸引企業到該地集聚。同時，企業的集聚也將引起人口在當地的集聚，提高當地的工資水平，這又進一步提高了當地的消費水平，從而產生產業集聚的良性循環。一地區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僅取決于該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時還取決于當地的人口規模，因此本文最終選取一地區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GDP)來衡量該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2)企業數量(Enterprises)。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外部性以及人力資本外部性越強，就更能吸引企業的集聚。同時，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市場需求也越大，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產業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區工業企業數占全國工業企業數的比例來衡量該地區的企業數水平。(3)工資水平(Wage)。一地區工資水平越高，一方面
會吸引勞動力在當地的集聚，從而有利于工業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資水平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當由于工資上漲而使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時，將不利于工業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區人均職工工資作為衡量一地區工資水平的指標。(4)人力資本水平(Hc)。一個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新進入的企業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同時，較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較低的R&D成本，企業獲得的創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一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運輸費用。Krugman(1991a)強調了運輸成本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如果只考慮成本因素而不考慮其它因素，企業將會選址在具有最低運輸成本的地方，既要顧及到消費地，又要顧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區內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該地區內的運輸費用，也降低了該地區與其他地區間的運輸費用，因而一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并不一定會促進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取決于交通條件改善對工業生產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應和分散(dispersion)效應的比較(Wen，2004)。若集中效應大于分散效應，則交通條件的改善將會吸引工業的集聚；反之，則不利于工業集聚。本文選取了公路密度(Road)來衡量一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另外，城市化的發展本身也會促使如法律體系、交通通訊網絡等各類基礎設施的改善，這顯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吸引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以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歷史與預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強調了歷史和預期對產業集聚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由于預期因素較難控制，因此我們選取了一地區1987年國有工業(SOE87)和非國有工業(NSOE87)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來該地區發展工業生產的歷史條件。
3．經濟政策變量。(1)對外開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證實了對外開放有利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方法，擴大了產品的出口，顯著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也有利于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總額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地區的對外開放度。(2)金融發展(FINDEV)。金融發展由于在動員儲蓄、分散風險、甄別項目、監控企業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積極的作用，因而其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其對工業集聚也會具有顯著影響。本文以金融機構貸款占GDP比重來衡量一地的金融發展水平。(3)財政支出(FISC)，我們定義其為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財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從理論上來說政府過多的參與經濟活動將可能扭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資源配置機制，從而不利于工業的集聚。
(三)數據說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業產值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網(WWW．Cei．gov．cn)，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6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統計數據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別說明的基礎數據均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以及相關年份各省市統計年鑒。由于海南和兩個省份的數據缺失較嚴重或沒能得到，因此我們將這兩個樣本刪除；另外重慶市直到1997年才直轄，我們按照傳統的做法將其歸人四川省。本文最終得到28個省級單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
四、計量分析結果及說明
本文使用Stata8．0軟件對模型(1)和(2)進行擬合。當模型中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ui與解釋變量相關時，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歸就有可能因遺漏變量問題導致估計結果的偏誤，此時我們采用固定效應變換以將偏誤消除，同時為每一個截面設置一個虛擬變量，采用啞元變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計模型；當ui與解釋變量不相關時，可以通過隨機效應變化，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誤差項的時序相關。主觀判斷模型是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將通過Hausman檢驗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同時，由于我們還關注地理區位以及其他一些隨時間不變的解釋變量對工業集聚的影響，若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模型將會將這些變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時我們將用隨機效應估計模型，并以LM檢驗來判別隨機-效應是否存在。我們對所有隨時間而改變的變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進入回歸模型，使得這些變量在成為被解釋變量之前已經被決定，以減輕模型的聯立性偏誤。估計結果見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模型I是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Hansman檢驗結果是顯著的支持了固定效應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礎上加入了經濟地理變量，此時我們使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而LM檢驗結果表明模型顯著存在隨機效應，在變換了估計方法后，除去變量Urban外，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模型Ⅲ中我們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兩個反映歷史因素的變量，同時為了避免該兩個變量與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嚴重的共線性而使模型估計結果產生干擾，我們在模型Ⅲ中刪除了Coast，同樣采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LM檢驗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沒有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我們將影響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因素。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對國有工業的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由于三大直轄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業基地，歷史因素導致了其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變量Minority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文化差異并不影響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SOE87和NSOE87兩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高度顯著，表明歷史因素顯著影響了國有工業的布局。具體來說，歷史上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將顯著影響此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歷史上具有發展非國有經濟傳統的地區則不利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地市場需求(GDP)和企業間“前向”與“后向”聯系顯著促進了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Wag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雖然梁琦(2004)認為當勞動力可流動的時候，公司傾向于定位在接近較大市場的地點，承受較高的工資，較高的工資反過來又吸引勞動力的集中，進一步擴大了市場從而吸引產業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國存在的是一個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的戶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前提并不滿足，因而工資水平與國有工業集聚之間正向關并沒有足夠理由說明高工資將導
致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我們更愿意認為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主要是由于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滯后，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因而其生產的布局并不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所致，而人力資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運輸條件(Road)與國有工業集聚的負相關關系也可以從上述觀點中得到解釋。(3)經濟政策變量。金融發展(FINDEV)和財政支出(FISC)分別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負向和正向影響，這似乎有點出乎意料，因為對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和銀行信貸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國有企業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對國有工業集聚作用的不顯著似乎只能以國有工業自身效率的低下來解釋；經濟開放(FDI、Export)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可能主要是經濟開放加劇了市場競爭，而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由于國有工業企業的改革并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性負擔，其經營效率也沒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雖然經過了20多年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布局的影響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這三個模型的估計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確的是雖然變換了估計方法和刪減了變量，但這三個模型中估計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因而其估計結果也是穩健的。
將影響非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變量。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三大直轄市由于其作為城市經濟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務職能，因而不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響非國有工業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歷史因素也顯著影響著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歷史上某地區具有較高國有工業存量不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集聚，而非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有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聚集。本地的消費水平和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人力資本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設施的改善卻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負向作用，這點同Wen(2004)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這表明交通條件改善對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分散效應大于集中效應，但一地區法律體系、通訊設施等基礎設施的改善卻是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3)經濟政策變量。對外開放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金融發展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集聚，雖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國金融部門在信貸資金配給上存在嚴重的偏向國有企業以及歧視非國有企業的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開放后非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資源由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轉移的漏損渠道(盧鋒、姚洋，2004)，這保證了非國有工業必要的資金融通，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政府的財政支出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力。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的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現象進行了比較研究，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此期間中國的工業集聚特征日益顯著，而這主要又是由于非國有工業集聚程度的不斷上升，非國有工業較之國有工業具有更為顯著的集聚特征。我們對影響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因素所做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由于國有企業改制的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導致了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生產布局的影響仍然很微弱；而非國有工業由于產生并成長于改革開放后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其生產布局顯然受經濟因素的支配，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理論和經濟政策因素均對其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由于我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歸結于地區工業生產布局的差異，而工業生產在地區間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布局在地區間存在巨大差異，因而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加快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對外開放等應該是可以被重點考慮的政策手段。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第3篇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東亞各國紛紛采取措施，在改革金融體制的同時，加快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技術產業。經過幾年的經濟結構調整，東亞各國已現“新經濟”曙光。本文論述了東亞“新經濟”發展現狀與特點，并對東亞發展“新經濟”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最后對東亞“新經濟”發展前景做出展望。
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其成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其實，對東亞金融危機形成根源的研究，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經濟”正在興起這一時代背景，究其根本原因還在于東南亞各國未能對產業結構進行及時而有效的升級和轉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受危機禍害的國家立即行動起來采取了許多應對危機的措施。在改革金融體制的同時，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高技術產業迅猛發展，通過調整產業結構以強化本國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以適應“新經濟”的發展趨勢。
一、東亞“新經濟”發展現狀
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已采取措施，加快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技術產業，資本開支不斷增加，大量資金投入到從計算機到芯片制造設備的最新技術。《美國商業周刊》
(2000年11月27日)刊發的題為《亞洲的前途》一文中寫道：“東亞在行動。從新加坡到上海，各個公司和各國政府正以多種方式尋找能推動經濟增長的新技術。從中國香港特區因特網帶動的服務業繁榮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高技術生產力發展可以看到，東亞正處在一個躍進期。”
為了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日本將信息技術和產業確定為日本經濟最重要的支柱產業，制定了“E日本”的國家信息技術和產業戰略、要在5年內將日本建成信息通訊業最發達的國家。日本國家產業技術戰略研討會擬定了信息技術領域的最終草案，想以此作為重建日本經濟的指針。這項草案是日本政府正在制定的“國家產業技術戰略”的支柱。
日本近年因特網規模急劇擴大，上網人數大量增加，日本國內因特網使用人數1997年末已達975萬人，較1996年增加了355萬人，增幅達75％。1998年以后，因特網利用人數更以20％到30％的速度快速增長，日本在數據壓縮技術、影像技術、筆記本電腦顯示技術方面則居全球領先地位。據有關專家估計；從目前的狀況看，日本的信息產業總體水平落后于美國4-5年，日本爭取用5-10年的時間趕上。
韓國也對科技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提出了4個政策性轉變。同年，還修改了“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設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還設立了地方科學技術振興協會，加速新技術產品的產業化。為發展知識產業，1999年韓國政府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促進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型的調整，為企業創造恢復產業活力、提高競爭力的政策氛圍”的知識經濟產業政策，其中知識制造業有14個；政府還制定了一個未來核心技術開發五年計劃，該計劃包括7個領域，共101個研究課題，其中信息通訊19個。為支持高技術產業的發展，韓國計劃至2002年，將政府研究開發預算占政府財政預算的比例提高到5％。另外，政府還組織實施了一系列發展高技術的國家研究開發計劃，如特定研究開發計劃、信息通信技術開發計劃等。
韓國將信息業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突破口，目標是將信息業產值占韓國GNP的比重，從2000年的11％提高到2010年后的20％。韓國為了實現數字強國，擬要提前5年即到2005年構筑超高速信息通訊網。韓國政府草擬了一份關于耗資1260億韓元，在未來3年中發展電子商務的計劃。1999年，韓國有約5000家風險投資公司，其資產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8％，預計到2005年，這些公司的數目將增至 4萬，產值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韓國政府計劃2000年投資795億韓元，支援大學尖端設備和教授人力，以培養基礎技術人才。近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迅速恢復，從1998年的6。7％提高到1999年的10．7％。IT領域的產值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已成為韓國經濟恢復的原動力。
為了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新加坡政府也著手制訂了面向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計劃——“21世紀科技企業家計劃”，計劃投資基金首期10億美元，其中25％將投資國外，用于開拓國際市場；50％用于吸引外資在新加坡設立風險投資基金(1：2或1：3與外來投資匹配)；25％投資于種子期的創業公司；投資的重點是因特網，信息與電信、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業。政府還推出了多項面向知識經濟的國家戰略計劃，如：以將新加坡建成知識型工業全球樞紐為目標的“21世紀工業計劃”，以培養大批適應知識經濟的人才為目標的“21世紀人力資源計劃”，以提高勞動力素質和制造業、服務業的競爭力為目標的“21世紀生產力行動計劃”等。
新加坡經濟也受益于高科技。在過去的一年里，科技進步帶動了復蘇不久的新加坡經濟以9．5％的速度增長，促使新加坡經濟轉型和結構重組，并改變著新加坡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觀念。新加坡去年接連掀起興辦電子產業，信息通訊技術產業和生命科學產業3股熱浪，其中電子業在促進新加坡經濟復蘇方面發揮的作用令人矚目。電子業是支撐新加坡經濟3大支柱中的頂梁柱，產值約占新加坡工業總產值的44％。多年以來，新加坡大力發展以電子產業為主的高科技產業，先后建立起多個高科技園區。如今，這些高科技產業相繼進入收獲期，去年前3個季度，電子業產值分別比上年同期平均增長22％，24％，36％，是國民經濟中增長幅度最大的領域。電子類產品出口值占非石油類出口總值的54％，以電子業為主的高科技企業股票成為股市生力軍。電子業的快速發展標志著新加坡經濟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
受危機影響最大的泰國1999年召開了全國科技大會，討論制訂今后20年的科技發展戰略。泰國政府高度重視信息產業的發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為加強國家信息技術政策研究和統一管理，1999年，泰國將國家信息技術委員會(NITC)辦公室組織結構進行調整，并更名為國家信息技術政策辦公室，劃歸國家科技發展署，給予該部門更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權。NITC于1999年下半年啟動了創建信息技術辦公室工程，建立政府信息網，并批準子目前正在實施的軟件園發展戰略，重新啟動微電子研究中心工程，擬撥款15億泰銖。科技發展署還決定將每年由其掌握的8000萬泰銖低息貸款主要用于支持軟件企業，擁有1億泰銖的創新基金也將主要用于支持軟件開發。國家信息技術委員會還制定了泰國電子商務發展計劃。預計到2005年，泰國互聯網用戶將發展到900萬個。
中國的信息、生物、新材料技術在快速發展，在某些領域已取得重大突破和居世界領先地位。中國提出，依靠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升級。在中國，因特網發展十分迅速，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所做的有關因特網情況的第五份報告，1998年12月31日前中國使用因特網的人為210萬，到1999年12月31日就有890萬人從因特網上獲取信息。
自香港經濟結構調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以此為契機大力推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明確闡述了政府推動香港發展信息、科技和高附加值產業的一系列政策目標和具體措施。此外香港特區政府還專門設立了“創新科技委員會”。另外，信息科技部門的官員也組團訪問澳洲、加拿大，而以色列、加拿大也均有高層代表團來港考察，商談開展高科技合作事宜。數碼港投資項目的落實也是港府從中全力支持、推動的結果，已簽署意向將會進入“數碼港”的8家公司絕大部分是國際上信息科技界的頂級公司。
在金融危機肆虐之時，曾有人斷言，“亞洲經濟奇跡已經完結”；還有人預測亞洲經濟恢復不會是V字型，而是一個L型的長期過程。但經過幾年的改革調整，事實證明，東亞經濟不僅全面復蘇，而且發展前景看好。
二、東亞“新經濟”發展特點
1、
由于科技與經濟發展背景不同，東亞的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差別較大。新加坡、日本、韓國處于亞洲的領先地位。新加坡在全球網絡化程度排名中居于第二位，因特網使用率為29．3％，高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中國，馬來西亞、泰國發展迅速，而越南、老撾、柬埔寨相對落后。但從總體上看，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新經濟”都還處起步階段，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明顯差距。東亞因特網的發展狀況要比美國落后3-5年，當美國開發第二代因特網時，東亞地區的第一代因特網還在建設之中。與西方國家相比，東亞電腦普及率較低，美國的電腦利用率為44．8％，而日本、韓國，作為東亞較為發達的國家，其電腦利用率也不過為17％和26％。美國在公共場所因特網的利用率為27．8％，日、韓則分別為9．4％和10．2％。東亞網絡交易及服務的規模與歐美等地區相比差距也非常明顯，全球電子商務交易量的90％以上是在美國等發達地區進行的，東亞網絡交易額(不含日本)僅占美國的40%左右。
2、
雖然經濟及科技水平參差不齊，發展“新經濟”的基礎與環境也大不相同，但從整體來看，東亞“新經濟”的發展勢頭非常明顯，遠遠超過其它地區。“新經濟”已經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東亞的因特網用戶最近3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57％，高于歐洲的140％和北美的51％。當前亞洲各國的計算機銷售用戶增長率為23％，高于美國的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的計算機普及率已升至全球第四位。馬來西亞在過去5年中的信息技術投資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日本從1990年到1996年對信息產業的投資占整個民間企業總投資的比例上升了0．7個百分點，大大推動了信息產業的發展，同期日本信息通信產業值增加了22．7萬億日元，年均增長率達到6．42％，大大超過日本整個產業1．68％的年均增長率。日本的因特網主機數量比5年前增加了40倍。亞洲的電子商務額從1998年的3億美元升至今年的9億美元。
3、
東亞發展“新經濟”的潛力巨大。亞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擁有一大批相對廉價的軟件專業人員。在軟件行業中，人工費用占成本的40％以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積累，亞洲特別是東亞具備了發展“新經濟”的基礎與條件。世界主要電腦制造商及網絡供應商將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當作一個重要的市場進行開發。世界主要評估機構也紛紛看好亞洲“新經濟”的潛力。據初步預計，到2001年東亞的因特網用戶將從目前的1100萬戶增至4200萬戶，網絡商務活動的年收入將在3年內從9億美元增至300億美元。未來5年東亞網絡經濟市場年均增長率將達22％，高于全球14％和美國11％的增長率，與之相關的一批產業的潛力也被看好。另外，日、韓及多數東南亞國家的人均產值已高達數千美元，具有普及網絡及電腦的物質基礎，而且東亞的計算機硬件生產能力發展很快，占有的市場份額也在不斷擴大，所有這些都成為“新經濟”發展的技術基礎。
三、東亞發展“新經濟”面臨的困難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東亞各國經濟水平較低，力量薄弱，資金、技術、人才等都很缺乏，發展“新經濟”所面臨的困難也是勿庸置疑的。
1、與網絡經濟發展相配套的軟環境不夠完善
與美國相比，東亞國家在建立與網絡經濟相關的配套軟件設施方面還相對落后，在與網絡管理和網絡交易相關的一些法律法規方面還相對處于空白。在如何界定技術服務商的法律責任，保護個人權力及防止網上犯罪等具體問題上無章可循，造成網絡經濟運行環境方面存在漏洞，使人們產生不信任感，阻礙其進一步的推廣和發展。
2、傳統產業相對落后
“新經濟”是建立在傳統產業高度發達基礎上的。事實上，正因為美國的傳統產業非常發達，美國才能由傳統經濟進入“新經濟”，只有在傳統產業達到相當高的發展水平之后，對傳統產業及相關產業的需求已基本穩定，投資回報率也趨于穩定，已無法吸引更多的投資，巨額的投資資金才會尋找能夠帶來更高回報率的新產業；另一方面高度發達的傳統產業為新興產業的成長提供了成長期所需的市場容量，使投入和市場能夠緊密結合，從而使新興產業能夠順利成長壯大。因此，“新經濟”將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共同發展中實現。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發展不是此消彼強，而是一個增量調整的過程，對于東亞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在推動信息和網絡等新興產業加速發展的同時，要注意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協調發展，加快對傳統產業改造的步伐。
3、人才缺乏
高素質人才是發展信息產業的必要保障。美國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是以大量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為基礎的；可以說，美國新經濟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利用技術人才的結果。與美國相比，亞洲網絡技術人才相對較少，從網絡硬件的建設到網絡公司的建立，都缺乏相應的專業技術人才；再加上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軟件人員待遇相對西方發達國家較低，多年來苦心培養的人才紛紛流向國外，人才缺乏已成為亞洲網絡經濟騰飛的重要阻礙因素；
在新加坡，由于人口太少，每年信息技術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只有2500名左右——遠不能填補每10000個信息技術的新職位。韓國每年需要10萬名新的知識工人，但國內的大學畢業生只有48000名，日本工業目前需要20萬名信息技術工人，但非官方的統計表明這一數字高達50萬人。
四、東亞“新經濟”前景展望
在“新經濟”的帶動下，亞洲遭受危機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開始走向復蘇，而且以超出人們想象的速度迅速復蘇，通貨膨脹率降低。外匯儲備增加，股市價格上揚。投資重新活躍，工業生產明顯回升，出口持續增長。受危機影響較嚴重的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經濟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恢復與發展。東亞經濟總體上已走出危機陰影，除日本經濟還處在疲弱困境，菲律賓和印尼因國內政局動蕩影響經濟恢復外，東亞“四小”和馬來西亞、泰國都呈現出明顯的轉機，這表明了東亞各國采取的經濟政策的穩妥性和東亞經濟的潛力。盡管近年國際市場對個人電腦的需求增長有所減緩，高科技股價重挫，然而，由于東亞“新經濟”還有很大的發展余地，東亞因為低起點而會從“新經濟”中獲得更大的好處。
綜上所述，東亞發展中國家還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都還沒有完成，現有產業的競爭力還不夠。由于傳統產業相對落后，在這樣一個階段，面對“新經濟”出現的機遇，東亞各國事實上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必須緊跟新經濟發展的方向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必須解決傳統產業相對落后的問題，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步伐。因此，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由于傳統產業的落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相對固化性，使得“新經濟”在東亞的發展只能是一個漸進過程。同時，東亞“新經濟”發展也說明第三世界國家的信息技術：莊經濟落后的環境中同樣可以創造奇跡。它們有可能進行工業化的同時發展“新經濟”，而不必再走發達工業國家曾經用100多年先工業化后知識經濟的老路，這是一大飛躍，是發展中國家建設現代化的希望所在。
注釋：
[1]何煒：“東亞網絡經濟探析”，《亞大經濟》2000年第2期．
[2]《參考消息》2001年6月11日．
參考文獻：
[1]李鐵映：“球化條件下的東亞經濟與中國”，《世界經濟》2001第7期。
[2]馬洪：“東亞有可能成為新經濟的沃土”，《開放導報》2001年第7期．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管理；創新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簡述中國的新經濟時代的現狀；第二部分：分析新經濟時代給人力資源管理帶來的新的問題和挑戰；第三部分：論述如何在新經濟時代下，調整人力資源管理的策略，一些創新的建議，希望能夠給現階段的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帶來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中國的新經濟時代的到來
在美國的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新經濟時代的發展。它以新技術，新商業模式，以及新的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使經濟增長持續增速。中國近十年也悄然發生著一場新經濟時代的革命，它幾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了整個社會。從電子商務模式的出現，互聯網的普及開始，虛擬經濟和網絡經濟已經開始被人們所認知。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快速發展，知識的觸手可及也引發了知識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現狀下，中國的傳統企業迫切需要一場新的變革來迎合和適應新經濟時展的需要，才能更好的提升企業的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自主創業的企業主也迫切需要在人力資源上打破常規，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下，減少人員的流失率，增加企業的效能。
二、人力資源管理面臨的新問題和挑戰
（一）互聯網的沖擊帶來新崗位的層出不窮
縱觀整個人才市場和互聯網招聘網絡，出現了很多新鮮的名詞，特別是在互聯網，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三大領域，出現了十年前根本沒有的新崗位。這些崗位很多都是出現不足一年，崗位由新的工作需求決定，但無詳盡具體的分工要求和崗位職責。人力資源崗位往往無法對一個新崗位進行崗位職責說明，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績效考核，對崗位的職業規劃和人員架構都要重新開始認識。而往往公司的管理層也無法詳盡說明這些內容，需要人力資源部門從平時工作中去收集觀察，和對外學習，這對于管理來說，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二）知識經驗的高速淘汰和迭代
以互聯網崗位來舉例，十年前的電子商務的發展要求如果是初級的，那么在五年之內已經發展成為中級水平，下一個五年之后已經發展成為高級水平。整個行業每五年進行一次洗牌，更新迭代，相應的崗位知識經驗也要隨之不斷升級。五年還是最寬泛的時間，一般來說，半年左右就要重新進行崗位培訓，而小的工作內容的調整幾乎是每周，每月都有可能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固化的知識經驗無法適應需求，老員工固有的經驗需要不斷的推陳出新，新員工需要不斷的學習，知識不再是長時間不變的，只有快速迭代才會具有價值。這樣也給人力資源管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三）入職人員的年輕化、個性化
步入2010年后，90后員工進入到工作年齡段。90后具有特別明顯和特殊的個性化特征，他們對工作和生活的態度有著很大的不同。不能再以陳舊的，命令式，統一化的要求來管理和束縛他們的工作行為習慣，同時也要警惕和防止出現工作中不明原因的失誤和突如其然的離崗離職行為。這些雖然說并不一定全部出現在90后身上，但是也說明了整個社會對于工作的依賴性和定位已經出現了一定的變化。人們已經不太在意做一份工作是否能做得持久，是否安穩，而是更加在意工作環境是否舒適，老板和同事是否和諧，是否能夠給自己帶來成就感和價值感。這種價值觀和世界觀的變化同樣也是新經濟時代的產物，人們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感受，越來越追求自由。年輕化和個性化的員工，在管理上勢必會給人力資源管理帶來很大的挑戰。
（四）人力資源日益匱乏
在這個時代里，人力資源的匱乏已經變成了常態。幾乎是所有的互聯網企業都招不到足夠數量的員工，所有的傳統企業都面臨著各階層人才的流失。因為整個社會的信息化程度越高，人才對于自己的成長和估值要求就越高，再加上學校機構對于新崗位的崗前學習，培訓跟不上時代，新崗位出現斷檔，需要企業自己進行培養。與外界鏈接的渠道越多，信息越透明越公開，傳統企業越不敢把員工送出去學習提升，很怕自己的員工被同行企業以高薪挖走。這都說明了人力資源的匱乏，人是生產的主力，企業如果沒有員工，無法支撐運營，更無法完成效益。人力資源的匱乏，有人無法用，人才留不下來，都是很大的問題。
三、新經濟時代下的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策略
（一）以人為本的個性化管理
企業的招聘成本越來越高，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已經不是招聘人才，或者怎么去挖別人的人，而是如何培養自己的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果千方百計大海撈針般招來的人呆不了幾個月就要離職，前面所花掉的時間精力成本，和中間給予的適應期，培訓等成本是非常高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人力資源管理上特別注意如何留住人。留住人無非是幾個層面上的問題，一是薪水是否能夠滿意，在市場同等崗位中，薪水水平是否合理，是否能夠體現一個員工的勞動價值；二是企業是否能夠讓員工有價值感，員工在企業工作每日是愁眉苦臉，還是每日精神飽滿；員工是覺得自己的勞動價值被壓榨，還是覺得自己每日在不斷進步，沒有虛度光陰；員工是否對企業有“家”的歸屬感，是否能夠和其他員工相處和諧；其競爭機制是否是正當競爭，公平合理；是否能夠得到上層管理的鼓勵和支持；能夠定期有團建活動，定期有培訓提升，定期有聚會，經常有受到表揚，獎勵的機會；員工提出的建議或意見是否能夠得到關注和重視。具有人情味的人力資源管理比起傳統古板的制度來說，往往更能夠拉近與員工之間的聯系，真正讓人力資源變成一個服務型的部門。
（二）鼓勵員工的創新、總結、分享
新員工在入職期間一般是通過“老帶新”這種模式進入到工作中的，這種形式好處也有詬病。
1.不夠規范：每個師傅的水平和標準都不同，帶有個人主義和個人經驗，教出的徒弟也不同。
2.老員工會有所顧忌：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思想，能夠主動做到共享知識的人不多。
3.老員工容易固守個人經驗和知識。對于需要不斷迭代的知識，固守經驗會降低老員工的價值。
4.老員工離職，這些個人經驗也隨之帶走，團隊的經驗并未得到傳承和鞏固，很多經驗的積累又要重來一次。因此我們要提倡員工的創新、總結、分享，特別是主動分享自己的知識，形成一個健康，積極的學習分享圈子，避免知識的固化和私有化，讓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知識的紅利。并且調整員工的價值觀，使其擁有更開放的心態，這樣不僅有利于團隊的成長，也有利于員工的穩定性。
（三）高速迭代經驗知識
高速迭代意味著需要定期組織學習、培訓，不間斷的進行工作中的效果跟蹤，一輪又一輪地完成迭代，才能跟上知識更新的節奏，并讓它運用到員工工作中去，服務于企業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挖掘員工的智慧，分享之后還要進行沉淀，提高培訓部門的能力，形成系統的培訓課程，不斷滾動培訓，不斷更新修正，這樣團隊經驗知識才能有所獲得留存，并不斷發展，形成高速迭代。
（四）帶入互聯網+思維
人力資源管理崗位也要去向外學習。現在和其他企業的交流較前幾年更為便利，人力資源的培訓課程和分享也很多，以互聯網企業最為突出。互聯網企業在員工流動大的問題上更為棘手，因此他們的管理幾乎可以說是最有創意，最具有人情味的，如阿芙精油的“員工幸福感”管理模式，阿里巴巴的“企業味道”，淘寶的“武俠文化”都是非常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四、結語
作為新經濟時代下的人力資源管理需要一些新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向外鏈接，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一方面可以向內去探尋自己，增加經驗知識積累的可能，自身完成小步迭代，不斷試錯不斷調整，追求適應自身企業發展的知識經驗。同時，增加更新頻率，做更多的工作效果追蹤，制定更個性化的績效。結合別人的先進經驗，探尋自己的管理方案，才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和企業的生產需要。
作者:肖嘯 單位:上海浦東工程建設管理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1]周邦慧,黃志群.柔性管理:新經濟時代的新人力資源管理[J].經濟師,2001(04).
[2]李思凡.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問題研究[A].北京中外軟信息技術研究院.第四屆世紀之星創新教育論壇論文集[C].北京中外軟信息技術研究院,2016.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范文第5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 （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 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 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 （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 （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