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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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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范文第1篇

      關鍵詞: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3

      遼寧沿海經濟帶是東北經濟區唯一的沿海區域,東起鴨綠江口,西至山海關老龍頭,毗鄰渤海、黃海,由遼寧省的丹東、大連、營口、盤錦、錦州、葫蘆島 6 個地級市所轄的 21 個市區和 12 個沿??h市(莊河市、普蘭店市、瓦房店市、長??h、東港市、凌海市、蓋州市、大石橋市、大洼縣、盤山縣、興城市、綏中縣)組成,海岸線長約 2920公里,海域面積約6.8萬平方公里,土地面積占全省的1/4,人口占1/3,地區生產總值近1/2,此外地區生產總值、外貿出口總額分別占東北三省的1/5、55.7%。自2005年遼寧省政府提出“五點一線”戰略至2009年國務院通過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尋求經濟快速發展,有必要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實現遼寧沿海經濟帶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一、遼寧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概念界定

      20世紀中期,環境污染問題在西方國家尤為突出。1968年麻省理工學院D.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為首的研究小組,在其提交的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中深刻闡明了環境的重要性以及資源與人口之間的基本關系,研究小組認為隨著人口和資本的繼續增長并不會讓經濟持續增長,而是不斷地降低地球的承受能力,令全球面臨困境,最終導致經濟倒退,報告所提出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發展”,為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研討會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討論,它強調了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是關系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1980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世界自然保護戰略》中提出可持續發展是指“可持續發展強調人類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滿足當代人的最大持續利益,又能保護其后代人需求與欲望的潛力?!盵1]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指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威脅的發展”,此后這一概念在1992年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獲得共識,并為世界各國廣泛的接受。但是可持續發展的內涵仍舊不夠完整,上述各概念僅是從自然生態和經濟學角度出發,屬于狹義的定義。廣義的定義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思想和戰略,以保證社會長久的持續性發展能力、確保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安全和穩定為目標[2]。綜合學者們已有的研究結論,本研究認為可持續發展是指一種為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生存和發展而提出并可實施的發展戰略,它強調在處理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之間相互關系時,要不損害他人和后代利益,以實現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各項資源要素的持續、循環利用。

      二、構建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狀況評價指標體系

      國內學者對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頗豐,如葉文忠等[3](2002)建立了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態評價指標集:S={地方經濟增長水平,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地方技術進步水平,地方經營管理水平,地方對外貿易水平,地方就業水平,地方區域發展平衡程度},結合其所建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以湖南省為例進行了實證分析。袁建林等[4](2008)認為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科學技術、制度等5個,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涵括社會子系統、人口子系統、經濟子系統、資源子系統、環境子系統、科技和教育子系統。

      表1 沿海經濟帶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數據來源:本研究整理所得

      與之類似的,狄乾斌等[5](2009)建立了內涵包括海洋經濟的持續性、海洋生態的持續性和社會發展的持續性的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概念模型,并基于數量維(發展)、質量維(協調)、時間維(持續)等三大特征建立了以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能力為一級指標,社會發展子系統、海洋經濟子系統以及海洋資源環境子系統為二級指標的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楊喚等[6]從區域內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科學技術、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等方面出發建立指標。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有基于PCA的因子分析(潘志等[7],2009)、采用AHP、灰色關聯度分析及熵值法三種非參數檢驗的數據分析方法(馬輝等[8],2011)等。借鑒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標建立應遵循的“科學性、動態性、協調性、相對獨立性以及代表性”[9]等原則,同時考慮到評價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情況應該有目標性、分步驟的進行,本研究建立了以沿海經濟帶城市可持續發展為一級指標;沿海經濟帶城市經濟建設、沿海經濟帶城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及沿海經濟帶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為二級指標以及26個三級指標構成的沿海經濟帶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表1)。

      三、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狀況評價方法

      因子分析包括許多減少維度以簡化數據的方法,同時能夠找出真正相關的變量以保存初始數據結果所表示的大部分信息。本研究采用2012年遼寧省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為分析對象,考慮到數據量較大以及數據間普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本研究選擇因子分析作為數據分析的方法并通過SPSS19.0進行具體的數據分析。

      可靠性檢驗的結果顯示標準化項的Cronbachs Alpha=0.981>0.7,表明所選題項間具有極高的一致性。再看因子分析的結果,表2是因子解釋方差值結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將原有題項分為了三類因子,第一個特征值的解釋變異量為77、085%表示因子1包括了所有題項的絕大部分信息,同時前三個特征值累計的解釋變異量達到了96.706%也表示出原題項集分為三類因子是合適的。

      表2 解釋的方差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結合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3)可以更明確三因子具體包括的題項。因子1包括C1、C3、C4、C5、C6、C8~C18、C20~C22,結合前述評價指標體系可知因子1主要解釋了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情況,因此將因子1命名為遼寧沿海經濟帶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因子2包括C2、C7、C19、C24、C25五個題項,主要解釋了地方環境保護狀況,故將其定義為遼寧沿海經濟帶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因子3包括C23、C26,主要是工業廢氣、廢物排放,因此定義為遼寧沿海經濟帶城市工業廢物排放。

      表3 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轉方法:Kaiser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

      進一步的通過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及因子解釋變異量可以計算出各城市可持續發展績效因子總得分,具體公式為:

      其中為因子權重,為主因子的特征值,為各因子得分且可有SPSS直接計算得出。

      四、評價沿海經濟帶6城市可持續發展績效

      遼寧沿海經濟帶6城市(大連、丹東、錦州、營口、盤錦、葫蘆島)相關因子得分(F1、F2、F3)及經濟綜合得分(T)情況(表4):

      表4 遼寧沿海經濟帶城市可持續發展績效情況

      五、結果分析

      通過計算遼寧沿海經濟帶各城市可持續發展績效得分值,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遼寧沿海經濟帶各城市在經濟發展以及環境保護方面存在著差異,而且部分城市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從總得分的結果來看,總得分結果最高的是大連,而大連市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的綜合效益最高,其次是丹東,而盤錦及葫蘆島整體效益最差,營口、錦州綜合效益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再從單個因子得分情況來看,大連在因子1中得分最高,也就是說大連的經濟發展實力是沿海城市中最強的,同時在人力資源建設及環境保護方面的表現也很突出。同因子1中得分反差較大的是盤錦,盤錦在因子2中得分最高,因子2中涉及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綜合能源消費量以及工業廢物處理率等題項,表明盤錦的工業治理以及人均經濟發展情況都較為理想。葫蘆島的總得分在六個城市中只略高于盤錦,僅在因子3中得到了相對高些的分數;丹東在因子2及因子3中的得分都較低,在總得分結果中,略高于除大連以外的城市;相反的營口在因子2及因子3中得分相對高些,但總得分依舊不理想。最終結果顯示的各城市排名情況為大連、丹東、營口、錦州、葫蘆島、盤錦。

      從上述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遼寧沿海經濟帶各城市在可持續發展績效上存在差異。造成差異的原因比較多,如城市資源的開發及利用程度、城市發展的精神文化及物質基礎差異、各地領導政策及發展觀念的不同等。以大連市為例,大連市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環境保護相關建設都位居六城市之首,這與大連的自身優勢是分不開的。大連地理位置優越,自然資源豐富,在工業發展以及船舶制造與海洋運輸業等方面發展較早且已經形成了可觀的規模,再加上政府的積極支持,使得大連市經濟可持續發展成果顯著。至于其他各市,在地理位置上雖然也處于沿海地區,但是由于這些城市市場經濟發展較晚,且發展觀念傳統,再加上政府未能出臺扶持政策,導致城市經濟與大連有很大的差距。

      六、研究結論

      通過借鑒諸多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建立了以實現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以沿海經濟帶城市經濟建設、沿海經濟帶城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及沿海經濟帶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為二級指標,并從經濟、社會與環境發展的角度選擇諸如地區生產總值、城鎮人均消費及支出、社會保障及科教支出、工業污染情況等方面的相關具體指標,進一步細化評價及實現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同時本研究以遼寧沿海經濟帶六城市為分析對象,采用2012年統計年鑒中得數據,通過因子分析實現了對六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情況的綜合評價,結果顯示遼寧沿海經濟帶六城市中,大連的發展態勢較為樂觀,其經濟形勢也是六城市最好的,但是其他城市與大連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因子得分較低。此外,從整體上看,在前述建立的沿海經濟帶可續發展指標體系中,遼寧沿海經濟帶在二級指標B1及B2方面發展情況較理想,但是在B3中,部分城市對工業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處理效率并不高,但是總體情況還是較為穩定的。因此本研究認為遼寧沿海經濟帶可以通過加強港口建設、完善產業結構、加大環保投入并加強對資源循環利用及對環境污染現象的監督及管理勢必對促進遼寧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作用。本研究創新性的建立了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雖然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及調查研究固有的缺點使得本研究存在著一些不足,但是本研究仍舊較好的實現了對遼寧沿海經濟帶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情況的評價,研究結論對于遼寧沿海經濟帶進一步推進可持續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廖婧.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下環境問題的解決策略探索[J].經濟與法,2009,3:149.

      [2]劉春芝,翟璐.遼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分析與財政政策研究[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33):51-53.

      [3]葉忠文,李林.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態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湘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2):8-11.

      [4]袁建林,王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理論研討,2008:108-109.

      [5]狄乾斌,韓增林.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探討[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9,28(3):117-121.

      [6]楊喚,陳學中.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及評價方法[J].價值工程,2009,7:18-21.

      [7]潘志,李飛.基于PCA的遼寧沿海縣市(區)經濟發展水平研究[J].產業與科技論壇,2009,8(8):69-71.

      [8]馬輝,馬慧強,.基于非參數檢驗的遼寧沿海經濟發展水平評價[J].海洋開發與管理,2011(3):87-89.

      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范文第2篇

      安徽省作為中部振興大軍中的中堅力量,其經濟結構有著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們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經濟數據,并據此對安徽省的經濟結構進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人均GDP指標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個地區越發發達,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農業:眾所周知,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一個國家的農業越發達,它的經濟也就越發達,并且安徽是農業大省,農業的發展狀況更加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水平。

      3.工業:工業是一個地區興盛的標志,一個地區工業越發達,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提升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4.運輸業:運輸業就像是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個地區的資源得以融合,促進了資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經濟的發展速度,并且在運輸業發展的今天,它給國民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貢獻更是不可忽視。

      5.旅游業:旅游業是一個新興產業,它作為第三產業的重要代表,作為經濟發展的新興行業,其發展程度也反映了一個地區的發展水平,所以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同樣不可小視。

      二、回歸結果分析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可決系數為0.9999,修正的可決系數為0.9998,說明模型對樣本擬合得非常好。F統計量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說明在顯著性水平0.05下回歸方程在整體上是顯著的,模型對人均GDP的解釋程度幾乎接近99.9%,。T統計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說明另外三個因素對模型影響顯著。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農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旅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計量經濟學檢驗

      1.多重共線性檢驗。可以看出每兩個簡單相關系數均大于0.8,說明模型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可決系數為0.9999,修正的可決系數為0.9998,說明模型對樣本擬合得非常好。F統計量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說明在顯著性水平0.05下回歸方程在整體上是顯著的,模型對人均GDP的解釋程度幾乎接近99.9%,T統計量各個因素均大于2,說明每個因素因素對模型影響顯著。

      2.異方差性檢驗。通過White檢驗檢驗模型,得出nR^2的值為9.9376且P(nR^2)>0.05,說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3.自相關性檢驗。通過布羅斯-戈費雷或拉格朗日乘數檢驗,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四、總結

      最終模型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工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運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旅游業總產值每增加1億元,平均來說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議

      由計量經濟學建模過程及結果可以看出,農業對于人均GDP的增長可以忽略,工業,運輸業,旅游業對人均GDP的影響比較顯著,我們應當大力發展這三個產業。鑒于安徽省自身的區域優勢和資源優勢,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建立以馬鞍山,蕪湖,銅陵等省內工業城市為首的工業特區,發揮其臨近長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線甚至一線城市的的優勢,緊跟長三角城市經濟帶的政策領導,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資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資打造長江中下游城市工業區(園),開發高新技術,不斷促進工業高速高效地前進。

      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常態;商業地產;經濟;問題

      在我國的城市經濟體系中,商業地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城市經濟中的支柱。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已進入轉型期,第三產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突出,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在新常態下的商業經濟有著更多的發展潛力,這已經在韓國、日本等國家得到很好的驗證。而我國經濟在調整以后,第三產業逐漸成為主要的經濟產業,這就促使商業地產必然會在城市發展中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因此在新常態下商業地產所面臨的問題、挑戰需要我們深入分析,解決發展過程中障礙。

      一、我國商業地產發展狀況

      1.商業地產增長速度快但需求相對不足

      在前幾年,我國的商業營業用房供應量不斷加大,增長速度非???,雖然在2014年出現了短暫的低迷期,但之后依然保持著迅猛的增長速度。進入2015年,由于前期供應量過大,庫存積累量較多。而且有很多城市的商業用房新開工面積出現滑坡現象,很多地區的商業地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缺陷,如商業空置面積不斷增加、人流不足、商業地產企業資金回收困難等,這些都集中體現出商業物業的供過于求、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行業競爭壓力加大等商業地產現象。

      2.商業地產發生量變到質變的轉變

      商業地產雖然在供量方面有著一些問題,然而其后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商業地產已經由單純的購物場所轉變為體驗式商業中心,在規模、數量、性能方面都有了質的飛躍。商業地產的迅猛發展也為諸多企業創造出更多發展機遇,促使一系列商業地產企業得以建立、壯大起來。在數十年前,我國的商業地產企業只有萬達、華潤等為數不多的幾家,而現在,龍湖、保利等企業都開始把目光瞄準商業地產。在深度方面,先前僅有一線大型城市才會有商業購物中心,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二三線城市都建有購物中心。

      3.商業地產的分工越來越具有針對性

      傳統的房地產開發商往往僅擅長于房屋建造,在商業地產經銷領域沒有成熟的操作模式,需要與商業地產外腦合作,比如說商業地產運營商之類。因此,我國日漸發展的商業地產從原來的資金分配、房屋建造、成品房出售等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逐漸轉變成分工更加明確、合理的局面:項目的開發者完成最初的資金集中,項目的運營商則完成項目最初的定位,中期的投資引進,以及開業運營后一系列的管理運行工作。中國第一家專業運行的奧特萊斯(北京)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指出分工會有助于商業的成熟,使得商業地產更加完整高效。

      4.開發成本增加,出租銷售模式并存

      商業地產在經歷一定的運營挫折后,銷售量、銷售價格都有所下跌,短時間內難以再獲取很大收益,而且商業資產也缺少充足的融資渠道,這就促使商業地產出租銷售模式并存現象盛行。面對這一形勢,有些公司設置出多種形勢、不同層次的利潤收益渠道與方式,包括短、中、長期等不同目標的解決方法,從而拓展了投資價值。另外,很多房地產企業管理人也對自身手中的項目逐漸由銷售模式轉變為持有經營模式。這樣,如何實現商業資產保值、增值也是諸多房地產企業、開發商所必須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新常態下我國商業地產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1.商業地產發展管理目標不清晰,政策連續性差

      首先是商業地產宏觀調控能力不足,政策缺乏連續性。商業地產在運行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有關部門并未進行深入分析,雖然在相關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很多都無法得到有效貫徹,缺乏指導性與前瞻性,從而為商業地產帶來諸多起伏,有些房地產商借此機會渾水摸魚,牟取暴利,嚴重干擾到商業地產的正常有序發展;其次是有些地方政府沒有認識到商業地產的作用,僅把商業地產當成“搖錢樹”,將更多的GDP成績放在商業地產上,甚至是將商業地產當成淞⒆隕碚績的工具,對自身政績有作用的就支持,反之對自身政績沒有太多幫助的則排斥,這樣非常不利于商業地產的健康發展。

      2.缺少可以保證商業地產健康穩定發展的法規體系

      我國商業地產方面有很多法律法規都比較欠缺,無法有效解決商業地產在迅速擴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有些法律條例雖然已經頒布,但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得到有效實施?,F在,我國商業地產市場發展依然是靠政府出臺政策進行調控與管理,很多地方的商業地產發展都陷入泥淖中,導致很多爛尾樓出現,這不但和當地政府執法不嚴、推卸責任有關,而且也和現存的商業地產法律法規缺失相關,如適用性不足、可行性不強等。

      3.政府對商業地產疏于管理

      有些地方政府對商業地產發展中的問題進行解決時,采取“拆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缺乏長久有效的管理機制。在近些年來,政府部門在商業地產管理方面的政策不斷出臺,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對政策無法及時理解并落實,在執行中不到位,無法有效監管,甚至會發生偏差。另外因為商業地產方面的監督機制不夠健全,導致職責不明確,出現問題時相關管理部門會互相推諉、扯皮。

      4.有些地方政府過分依賴商業地產,將其當做支柱產業

      很多地方政府的領導把商業地產當做當地支柱性產業,尤其是一些領導以為單純依靠商業地產能夠從根本上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然而卻沒有認識到商業地產所具有的不穩定性,過于依賴商業地產無法達到長久的效果,使得很多城市的商業樓盤出現爛尾情況。商業地產有著資金投入量大、資金回收時間長、價格易于波動等特點,因此一旦出現大范圍的價格波動,將會給當地經濟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三、新常態下商業地產經濟發展的對策

      在近些年,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如何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保證商業地產能夠得到長期、健康發展,這是政府部門以及當地產開發商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通常而言,對于新常態下商業地產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我們可以采取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1.制定出長期的發展規劃

      政府部門要深入研究商業地產市場需求,考慮到各種特定因素,提高調控能力與調控質量。一是要正確分析商業地產發展形勢,運用好中央出臺的政策;二是要理清商業地產發展思路,通過創新的思維體系來分析認識經濟新常態;三是要對商業地產發展目標進行分解,創新發展機制,根據我國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的不同特征,分別制定出相應的發展規劃。

      2.集思廣益,有效控制商業地產成本支出

      隨著商業地產逐漸走向成熟,政府部門要加大對商業地產的管理與引導,在制定政策時要根據商業地產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明確商業地產發展思路,在讓商業地產為當地經濟GDP增長做出貢獻之余,還要為居民幸福感提升奉獻力量。房地產商也應該從人民大眾角度出發,而非單純追求短期效益與經濟收益,要勇于承擔責任,為城市居民提供出更加便捷、舒適的商業購物中心,控制成本支出,獲取更多的經濟收益,提高自身競爭力。

      3.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促使我國商業地產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要根據我國國情出發,制定出一系列能夠從根本上推動商業地產健康穩定發展的法律法規。在降低商業地產成本的同時,也可以震懾商業地產投機行為,嚴懲現象。政府部門在制定出嚴密、規范、系統的商業地產法律法規,并對已有的法律法規進行完善優化以后,再保證政策制定時的穩定性、層次性,從而才能促使我國商業地產經濟得到有序運行。

      4.深化改革,建立起健全嚴格的商業地產管理機制

      一是要充分發揮出政府所具有的管理職能,對商業地產市場體制進行改革,做到有的放矢。一方面,政府部門要深入調研商業地產市場形勢,從而找到問題的解決措施;另一方面要轉變先前大包大攬的做法,對于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不越界也不放松。二是要更加明確責任主體,劃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業地產方面的職責、權利以及義務,嚴厲打擊商業地產貪污受賄、哄抬市場價格、現象。三是要利用好央行降息政策,加大庫存量的消化力度,進行民間投資,讓民間資本流入到商業地產市場中,促使商業地產得到健康、平穩發展。

      四、結論

      總而言之,商業地產自身具有很強的復雜性,且商業地產中包含房地產企業以及品牌供銷商企業,因此商業地產要想得到健康、有序發展,就需要政府部門出臺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社會各界共同參與,不斷優化商業地產結構,同時還要商業地產企業相互合作,讓商業地產經濟在經濟新常態下不斷實現新的突破,抓住機遇,實現長遠發展。相信隨著我國的商業地產市場越來越趨于城市,商業地產行業會迎來新的發展春天,取得更多的成績,在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之余,更好地為城市居民所服務。

      參考文獻:

      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范文第4篇

      關鍵詞:城市休閑化;耦合度;協調度;空間差異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2.19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2-0087-05

      Study on Quality Assessment of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3~2013

      ――An Inspection i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IU Song1,2, LOU Jiajun1

      (1.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22)

      Abstract:Based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u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built the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odels, inspected and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3~2013, then carried on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spatial differenc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ly,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was in the stage of antagonism, and turned to the runningin stage quickly. Secondly, the current coordination level was relatively low, but showed a tendency of continued ascension. However, there was a big gap between the cities. Thirdly, the coupling degre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ties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ppeared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Key words: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coupling degree;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1引言

      城市休e化是城市基礎設施、居民消費方式、城市功能和產業結構等方面相繼形成休閑化特點的發展時期。從國際角度看,歐美國家大致在20世紀60~70年代先后進入城市休閑化發展階段,從而逐步推動城市從以生產為核心功能向以生活為核心功能的轉變。中國城市休閑化發展大致經歷了由點、片到面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率先跨入城市休閑化發展階段,而在新世紀初,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在區域層面上進入城市休閑化發展階段。2008年中國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標志著城市全面休閑化進程的開啟。2015年“十三五”規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又為中國城市休閑化進程的加快推進提供了新契機。

      國外城市休閑化研究起步相對較早,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① 城市休閑產業與休閑經濟發展的理論性分析[1];② 城市休閑政策和公共服務管理[2];③ 城市居民休閑需求和消費以及休閑生活質量和滿意度[3,4]。進入新世紀,城市休閑化研究逐步受到國內學者關注,研究文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休閑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5,7];②城市休閑化質量的測度和實證分析[8,9];③中國城市休閑化影響機理和動態演進研究[10]。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對于城市休閑化進行了多學科、多層面的思考和探索;國內研究也由定性評價轉向定量測度,并從靜態分析轉向動態追蹤,然而城市休閑化省際差異比較研究略顯薄弱。評估體系主要關注休閑基礎環境、居民消費和產業能力[11]以及特色資源[8,9],城市噪音、空氣質量和交通安全等均未納入,而這些指標關乎居民休閑參與的頻次和水平,進而影響城市休閑化的發展質量。

      城市休閑化質量是更為復雜、綜合且更具闡釋力的城市休閑化發展評估標準。城市休閑化質量的提升體現為休閑設施完善、休閑產業發達、休閑環境友好、休閑供求旺盛等,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反映城市休閑化系統要素的耦合互動、協調共生。也就是說,城市休閑化質量可以通過

      系統要素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予以測量。鑒于此,本文選取我國27個省會城市、4個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作

      為研究樣本,基于指標體系構建評估模型,測算2003~2013年中國城市休閑化發展的耦合度和協調度,從而全面、系統地考察城市休閑化質量,并審視空間差異特征,以期為中國城市休閑化整體質量的提升提供理論指導與實踐參考。

      2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指標體系

      遵循代表性、可得性和可比性原則,借鑒已有相關研究成果,構建由經濟與產業發展、交通承載與安全、休閑空間與環境、休閑服務與接待和休閑生活與消費等5個一級指標、15個二級指標、44個三級指標構成的城市休閑化評估指標體系,以綜合反映和測度中國的城市休閑化質量(見表1)。

      22評估模型

      耦合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運動方式之間通過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協調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系統或要素之間一種良性的相互關聯[12]。顯然,耦合與協調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只是反映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而后者更多地強調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和協調狀況的好壞。

      221耦合度評估模型

      (1)功效函數。設Ui(i=1,2)為系統序參量,xij(j=1,2,…,n)為第i個序參量的第j項指標,x′ij為其標準化后的功效函數值。計算公式如下:

      x′ij=(xij-min xij)/(max xij-min xij),x′ij具有正功效

      (max xij-xij)/(max xij-min xij),x′ij具有負功效(1)

      系統內各序參量(子系統)對綜合系統的貢獻為:

      Ui=∑mi=1λij?x′ij(2)

      式中,Ui為子系統對綜合系統的貢獻值,m為子系統的個數,λij為第i個序參量的第j項指標的權重,運用變異系數法予以確定。

      (2)耦合度評估模型。根據上述功效函數計算的子系統貢獻值,構建城市休閑化耦合度評估模型:

      C=[(U1?U2…Um)/∏ (U1+U2+…+Um)]1/m(3)

      式中,C為城市休閑化耦合度,取值范圍為[0,1],m為子系統的個數。

      222協調度評估模型

      耦合度評估模型只能反映子系統及要素間相互作用的強弱,子系統缺乏有序性或穩定性時,仍存在耦合度較高的可能性,顯然這并非對城市休閑化質量的真實評估。因而,引入城市休閑化協調度評估模型:

      D=C×T

      T=αU1+βU2+…+γUm(4)

      其中,D為城市休閑化協調度,取值范圍為[0,1],T為子系統之間的綜合協調指數,α、β和γ為待定系數,且α+β+…+γ=1。

      23數據來源

      本研究依據中心對稱原則選取2003、2006、2010和2013年作為評估節點。在數據收集過程中,為確??茖W性和客觀性,數據均來源于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國家和省級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公開出版或官方網站的統計數據。個別缺失數據采用相鄰年份均值代替。

      3實證結果及分析

      為簡化分析,將城市休閑化認定為包含城市休閑外部基礎和內部發展兩個子系統。評估指標體系中,經濟與產業發展、交通設施與安全體現了城市休閑的外部基礎,而休閑空間與環境、休閑服務與接待以及休閑生活與消費則是城市休閑內部發展的重要內容。

      31耦合度分析

      311耦合階段

      為更直觀地反映城市休閑化的耦合發展狀況,借鑒相關研究[13],將耦合度劃分為4個階段。其中,0

      ①限于篇幅,實證結果未全部呈現,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表2顯示,2003、2006、2010和2013年中國城市休閑化耦合發展均處于拮抗階段。也就是說,城市休閑化兩個子系統間還未形成良好的協同,有時甚至還會存在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經濟的繁榮對休閑活動的全面開展并非總是產生積極影響。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使得城市體量和規模急劇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供需結構的非合理化,居民生活成本逐步加大,從而抑制了居住和休閑空間的擴大。另一方面,工業化對城市環境造成極大壓力,

      交通安全等問題日益凸顯,不利于居民休閑生活方式的養成。因此,城市休閑化的發展需要宏觀把控和積極引導,以使外部基礎和內部發展耦合互動,方能切實推動城市休閑化進程。

      312耦合強度

      2003~2013年中國城市休閑化耦合發展處于拮抗階段的較高水平,耦合度區間為[0402,0499]。為便于分析,遵循均勻分布原則,依據耦合度大小將城市休閑化發展耦合強度劃分為4種類型,見表3。

      表3顯示,高強度耦合城市在2003、2006、2010和2013年分別為27、25、30和30個;中高強度耦合城市分別為8、10、6和6個;不存在中低強度耦合和低強度耦合的城市。這表明耦合強度在拮抗階段的較高水平,同時預示著耦合狀況整體上向磨合階段邁進,外部基礎與內部發展的互動關系將越來越緊密。

      313空間差異

      城市休閑化耦合度測算結果顯示,城市間并未存在明顯差距。然而耦合度在空間上的集聚和擴散,一定程度上又體現城市休閑化發展的不均衡特點。一般來講,可以將中國劃分為東、中和西三大區域①。將2003、2006、2010和2013年耦合度排名前10的城市進行區域分布分析,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發現城市休閑外部基礎和內部發展間耦合關系的空間差異特征。2003年和2006年東部、中部、西部城市個數均分別為4、2、4,2010年分別為4、1、5,2013年分別為6、1、3,可以看出,東部和西部城市休閑化耦合度相對較高。一方面,東部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基礎較好,為城市休閑和相關產業的l展提供了堅實的條件和保障;另一方面,西部城市在地理環境和資源稟賦上具有相對優勢,這對于休閑產業乃至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關鍵性作用,同樣彰顯出外部基礎和內部發展的良好互動關系。

      32協調度分析

      在協調度評估模型中,考慮到內部發展對于城市休閑化至關重要,而外部基礎亦是重要保障,因此將α和β分別設定為06和04。

      321協調階段

      為更清晰地判斷城市休閑化協調階段,借鑒協調度等級相關研究[14],采用均勻分布函數法劃分協調度等級如下:①0000~0099,極度失調;②0100~0199,嚴重失調;③0200~0299,中度失調;④0300~0399,輕度失調;⑤0400~0499,瀕臨失調;以此類推,分別為勉強、初級、中級、良好和優質協調。

      ①東部: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共11個省(市);中部: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個?。晃鞑浚核拇?、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共12個?。ㄊ小⒆灾螀^)。

      ②“胡煥庸線”,即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中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最初稱“璦琿-騰沖一線”,后因地名變遷,先后改稱“愛輝-騰沖一線”、“黑河-騰沖一線”。

      結合表2分析2003~2013年中國城市休閑化所處的協調階段及演化特征。研究發現,嚴重失調、中度失調、輕度失調和瀕臨失調階段的城市數在2003年分別為16、17、1和1,2006年分別為16、15、3和1,2010年分別為11、21、2和2,2013年分別為5、26、3和2。中國城市休閑化發展具有如下特征:一方面,中國城市休閑化協調發展整體上仍處于較低水平,2003~2013年處于嚴重失調和中度失調階段的城市占85%以上,尚未有城市進入勉強協調以及協調程度更高的階段。另一方面,從時間趨勢上看,嚴重失調的城市數大幅減少,逐步向中度失調轉化,輕度失調和瀕臨失調的城市也有所增加。

      322協調程度

      協調度測算結果能夠顯示城市休閑化協調度大小及協調發展差距。通過協調度排序可以發現,中國城市休閑化協調度在2003~2013年間呈持續提升態勢,同時城市間差距較大。2003年協調度區間為[0153,0408],2006年為[0152,0408],2010年為[0169,0436],2013年為[0171,0439]。不難看出,城市休閑化協調度的極值均為2~3倍的差距,這表明,盡管協調度未呈現逐步拉大的趨勢,但城市休閑化的協調發展極不均衡。城市協調度的比較顯示:一方面,協調度排名前列的城市主要為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以及杭州、成都和重慶等休閑發展基礎相對較好的城市。另一方面,協調度排名靠后的城市大多在中部,尤其是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城市,雖然有的城市在休閑資源、休閑環境等方面具有較好的優勢和條件,但由于未能與外部基礎實現良好互動和協調,城市休閑化質量仍相對較低。

      323空間差異

      2003、2006、2010和2013年城市休閑化協調度排名前10的城市中,東、中、西部城市個數均為7、1和2,可以看出東部城市休閑化協調度相對較高。協調度在4個年份中雖然排名有所變化,但東部始終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南京和杭州,中部為武漢,西部為成都和重慶。這表明城市休閑化協調度空間分布具有穩定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休閑化進程是一個漫長的動態過程,城市休閑化質量的提升需要較長的歷史時期。

      為更清晰地分析空間差異特征,采用城市所在省份作為制圖空間,協調階段作為變量數據,借助空間制圖表達刻畫協調度的空間分布(見圖1)。需要說明的是,5個計劃單列市與省會城市存在制圖沖突,但不難發現,除了福州和廈門在2003年協調階段不同外,其余計劃單列市與省會城市在同一年度處于相同協調階段。

      由圖1可知,中國城市休閑化協調度大致呈現由東向西依次遞減的趨勢,中度、輕度和瀕臨失調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煥庸線”②

      以東。具體而言:① 2003年除北京瀕臨失調和上海輕度失調外,其余城市均為中度或嚴重失調。其中,中度失調城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長江和黃河流域一帶。② 2006年亦呈現如上特征,然而廣州、哈爾濱協調度明顯提升,濟南和太原則出現一定程度的降低。③ 2010年中度失調城市進一步增多,但仍主要出現在“胡煥庸線”右側的東部和南部區域,如長春、石家莊、濟南、長沙、昆明和南寧等城市。④ 2013年除太原外,東中部城市協調度均已達到中度失調及以上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協調度上升到輕度失調階段。在中國西部,僅有拉薩、蘭州、西寧和銀川協調度處于嚴重失調階段,其余城市達到中度失調水平。

      4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建立評估指標體系基礎上,選取2003、2006、2010和2013年作為評估節點,通過構建耦合度和協調度評估模型,分析了2003~2013年中國城市休閑化發展的耦合和協調階段、耦合強度和協調程度以及空間差異特征,從而全面考察和評估了中國城市休閑化的質量。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中國城市休閑化均處于耦合的拮抗階段,并且整體上處于相對較低的協調水平。然而,從時間趨勢上看,嚴重失調的城市數大幅減少,向中度失調轉化,輕度失調和瀕臨失調的城市逐漸增多。第二,中國城市休閑化處于拮抗階段的較高水平,并且整體上向磨合階段邁進,同時協調程度也呈現持續提升的態勢,然而城市間仍存在較大差距。第三,空間差異分析顯示,東部和西部城市休閑化耦合度相對較高,協調度大致呈現由東向西依次遞減的趨勢,并且協調度相對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煥庸線”以東區域。

      基于耦合與協調雙重視角,進行中國城市休閑化質量的評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城市休閑化的研究范疇,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參考價值。當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一是城市休閑化評估指標體系有待進一步深入論證;二是應從更長的時間階段探討中國城市休閑化質量的演化規律和空間分布差異,這些都將成為下一步繼續深化研究的重要領域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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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城市經濟發展狀況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用工荒;中職;功能;定位 

       

      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市場上對技術型、實踐性人才的需求越來越突出,而職業教育卻不能及時地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專業結構的調整,培育出適合市場需要的人才,由此導致出現“用工荒”現象長期存在,并嚴重影響了學生和職業院校的可持續性發展。 

       

      一、“用工荒”現象 

       

      (一)“用工荒”現象的本質是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矛盾 

      近年來,“用工荒”現象持續出現并呈常態化趨勢,不僅僅是缺技工,甚至連普工都有很大缺口[1]。從表面上看,“用工荒”現象給職業教育傳遞了市場上勞動力供不應求、畢業生就業無憂的的信息。實際上,職業院校畢業生高就業率的背后是大部分人對自己工作的低滿意度,而企業對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工作表現也存在認可度不高的現象,兩者互不認同導致人才流動率、流失率過高,致使出現人才相對過剩的“用工荒”現象?!坝霉せ摹爆F象背后暴露的是當前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在轉型升級之間的矛盾。 

      (二)“用工荒”現象的具體表現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后經濟回暖,我國不少地區和行業出現了對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需求增加卻又招不到人的現象,社會上把這種現象稱為“用工荒”?!坝霉せ摹笔侵赋鞘薪洕枨蟮膭趧恿ζ毡楦哂谑袌瞿軌蛱峁┑膭趧恿盗浚磩趧恿霈F短缺。與此同時,社會還存在著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人保部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為630萬人,比2009年的611萬多19萬人,就業形勢非常嚴峻。所以勞動力短缺不是總量絕對短缺,而是供需錯位?!坝霉せ摹痹谝韵聝深惼髽I表現比較嚴重:一種是勞動密集型的中小型制造業和服務類企業,主要由技術含量較低的普通農民工組成;另一種是以技術密集型為主的中小企業,缺乏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熟練工人,這些技工應該主要由中等職業教育來提供。例如在2010年江蘇昆山舉行的機械模具人才招聘會上,多家機械、模具公司開出高薪招聘人才,但是結果卻令人失望,有些企業的技術崗位開出年薪8-10萬元招聘人才,但是卻沒人應聘。現在即使月薪10000元也很難找到一名合適的技工。由此可見專業結構不能適應產業發展的需求,說明兩者之間契合性不高,從而導致了“用工荒”現象的出現。 

       

      二、“用工荒”現象的原因透析 

       

      (一)經濟轉型期職業教育的發展現狀與產業結構升級不相適應 

      通過上述表現可知,“用工荒”除了在以技術密集型為主的中小企業嚴重表現為缺乏高級技工外,還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服務業等中小企業,這些企業的機械化、專業化程度不高,對工人的知識、技能沒有特別要求,依靠廉價勞動力謀求利潤,以招短期工為主,不能給員工提供良好的職業保障,員工主要由農民工和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構成。在目前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背景下,受過三年正規專業訓練的中職生不愿長期從事技術含量低、枯燥、單調的工作,所以,產業升級較慢、沒有心智技能參與、簡單重復的工作加上較低的工資待遇是不能吸引職校生的。這種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與人才供給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二)新農村建設及中西部的崛起,與沿海城市對員工的需求形成競爭 

      近幾年國家對“三農”投入增加,一系列有利于新農村建設的政策陸續出臺并付諸實施,加之勞務輸出大省也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加速了中西部的崛起,經濟增長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以“富士康”的內遷為例,中西部優越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優勢使不少投資人選擇在內地辦廠,為中西部農民工選擇留在家鄉或在附近打工提供了機遇,越來越多的人不愿再到較遠的東南沿海城市打工。東南沿海與內地工資差距正在不斷縮小,加上流動成本的原因,沿海地區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吸引力不斷弱化,外出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比重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8.6個百分點。

      (三)企業用工環境不能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 

      我國目前外出打工者60%以上都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中不少是獨生子女,受教育程度比父輩明顯提高,就業觀念也不同于父輩的“生存型、節約型”,而更傾向于“發展型、消費性”的務工方式。他們大多懷揣著一個城市夢,渴望融入城市,分享城市的發展成果。與上一代農民工有活就干、任何“臟累苦”的工作都能做不同,他們有理想,敢想敢干,對工作環境要求高,更注重個人喜好、發展空間、社會保障等。而沿海地區不少企業提供的流水線工作時間太長、技術含量低,生活方面缺少人文關懷,娛樂活動不夠,戶籍、住房、社保等問題沒有保障,這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是不會有歸屬感和穩定感的。 

      (四)中等職業教育的社會適應性問題 

      適應是一個生態學名詞,意為機體或組織的發展要與其生存環境相匹配,主動按照環境的需求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當前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狀況同經濟社會環境的不適應性,導致“就業難”與“用工荒”。職業教育是就業導向教育,社會經濟發展是職業教育的“風向標”。而事實上不少職業學校是關起門來辦學,缺乏市場敏感性,沒有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來設置與調整專業、更新教學內容,導致培養出來的學生理論和實踐相脫節,與企業對人才要求差距較大,軟技能如工作責任心、心理承受力不強,硬件方面技能不熟練。但他們也不愿意從事技術含量不高、僅靠出賣勞動力的重復枯燥工作。這是職業教育與社會環境的不適應、定位失當造成的。 

      三、“用工荒”現象對職業教育功能定位的新思考 

       

      (一)準確定位,突出特色 

      社會經濟是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一個“指揮棒”,職業教育作為與社會經濟聯系最為密切的一種教育類型,其培養目標、專業設置、辦學模式、人才素質結構都必須與社會經濟的實際發展狀況相結合。對中國大部分地區來說,社會經濟總體上還處于發展中階段,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需要一個過程,技術含量不高的中小企業仍占多數,其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提供的大量的工作崗位仍可滿足中職畢業生的需要。在發達地區,中職教育的規模雖然會逐漸縮小,但短期內還不會消亡,骨干職業學校還需發揮示范和輻射作用,帶領中西部地區中職教育把握市場的脈搏,搞好人才培養定位,突出中職特色,而不盲目升高職,以培養企業需要的具有綜合能力,在生產、服務、技術和管理一線工作的高素質勞動者和中初級專門人才。 

      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門應在中職教育正確定位上發揮重要的作用。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政府應不斷完善職業教育立法和相關政策,對職業院校片面的追求入學率,努力擴大招生規模進行監督和指導。政府應對職業教育發展的狀況進行科學的調控,定期對產業需求的變化以及職業院校專業設置的應對情況進行檢查,按照產業結構的需求,對市場需求量大的專業應鼓勵職業院校大量設置,對市場需求量小的專業應該加以限制或取消。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應提前對產業結構的發展有所預測,并作好職業院校專業結構調整設置工作。教育主管部門應為職業院校專業設置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為職業教育專業發展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二)轉變人才培養模式,突出職業能力培養 

      盡管目前職業教育的各種改革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但不可否認,一些改革的視角是狹窄的、孤立的,往往只注意到職業學校自身的“修修補補”、沒有充分發揮行業、企業在整個職業教育過程中應有的作用。[6]長期以來,我國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是“以學校和學科為中心”,缺乏市場敏感性,缺乏社會和企業的強力參與;沒有根據工作過程來開發和實施課程,課程內容沒有反映勞動力市場及職業崗位的需求,職業導向性不足,培養出來的學生理論和實踐相脫節,職業能力不強。出現“用工荒”現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這種單一的、封閉的、以學校為中心的人才培養模式的弊端造成的結果。所以,緩解“用工荒”,提升中職學生的就業競爭力還必須回歸到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邀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專業設置、課程開發和教學改革。形成以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為核心,以反映勞動力市場需求的技術知識和工作過程知識為主要教學內容,重技能、更重態度和職業道德的人才培養模式。 

      (三)職業學校要發揮服務社會的功能,促進終身學習 

      職業教育和培訓是實施終身教育的重要途徑。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過分重視學校職業教育,對社會職業培訓重視不夠;過分關注城市的就業需求,對中小企業和農村市場的潛在需求關注不夠,在幫助中小企業培訓員工和促進農民工順利轉移方面存在功能缺失。當前,在中職生源日漸萎縮的情況下,企業又面臨轉型升級,大批農民工和低位就業者迫切需要技能培訓。有專家指出:“只有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他們才能更多地參與市場競爭,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7]通過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農民工等低位就業者才可以提升技能和資質,從而減少“金字塔形”人才結構中的底層比例,促進社會人才結構向更加合理的“橄欖形”轉變。為此,職業學校理當順勢而變,在師資、設備、課程等方面未雨綢繆,盡快回歸職業教育本來之功能,將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長短期培訓相結合,給中小企業及弱勢群體提供菜單式培訓,推行“區間式”學習方式,允許員工根據自身需要自覺充電,促進終身學習。 

      (四)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要增加對產業結構的適應性 

      職業教育專業結構只有主動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大力調整優化職業教育專業結構,才能讓培養出的人才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位置,才能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增強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適應性,是提高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契合性的重要途徑。這里提出的契合性,是一個度的概念,就是專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配合與協調要合理,專業結構的設置既不能對產業結構影響有過度的反映,也不能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沒有任何反映,專業結構必須與產業結構保持一定的合理性,在動態中實現平衡和協調。 

      但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的專業結構在這方面的設置還不太合理,如現在需求量大的房地產業、采掘業、服務業以及需求量正在逐漸增加的新材料新能源、現代農業、現代養殖業和畜牧業、現代醫藥以及環保工程等專業偏少,尤其是在農業職業教育上,與農業產業化、農業高新技術發展等相關專業的設置實在太少,整個農林牧漁專業只占到總專業大類的3.76%。因此,職業院校在專業設置上,應根據區域經濟的需要,對職業教育的專業結構進行調整,職業教育專業結構的調整應與產業結構的方向保持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所需要的人才。當前區域經濟發展逐漸以高新技術產業與制造業相互融合為趨勢,因此職業教育專業結構應向這個方向進行演進。同時在職業教育加快專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的過程中,要緊緊圍繞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在新型工業化社會的建設中,在一批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裝備制造業不斷涌現及一些重大技術改造項目相繼上馬的新情況下,專業設置要能靈活、及時地對此做出應答;同時在專業建設和管理中,要加強與行業、企業、職業界的密切聯系,加大產學研合作的力度,推動和引導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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