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工業污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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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工業污染的方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政府環境績效； 因子分析； 環境績效審計
一、政府環境績效審計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自1983年我國實施政府審計以來，政府環境績效審計逐步得到重視，在理論和實務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在實施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一是審計范圍狹窄：政府環境績效是指政府進行資源開發與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所取得的有形與無形效益，既包括經濟效益、環境效益，也包括社會效益，涉及的范圍非常寬泛，審計范圍應該盡量包括所有的政府環境績效。但我國開展的政府環境績效審計范圍狹窄，內容單一，審計技術落后，僅針對政府重大環境項目中環保資金是否被截用、擠占等展開，而體現環境和社會效益的內容卻未納入審計范圍。二是審計方法缺乏：傳統審計的審計對象主要是被審計單位財務收支活動；而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是對政府的環境管理活動、環保資金使用效益進行監督、鑒證和評價，審計對象是所有能體現政府環境績效的內容。因此，傳統的審計方法不適用于環境績效審計。按照傳統的審計方法，即使收集到全面的環境績效審計依據，也很難通過海量的審計數據得出合理的審計結論，將大大增加審計成本和審計風險。三是審計資源受到諸多限制：我國的政府環境績效審計項目任務繁重、審計量大，而有限的審計資源相對不足，人力、財力、經費、時間等因素帶來極大限制，審計范圍局限在重大環境項目上，審計力度遠遠沒有滿足現實需求。
二、因子分析模型的應用
因子分析模型是簡化、分解原始變量，從眾多變量反映的信息中歸納出少數幾個潛在信息因子的統計分析模型。其得出的公共因子基本可代替原始變量所要反映的全部信息，并且因子之間相關性極低，幾乎不存在信息重復，通過簡化的信息更容易全面分析和把握事物，找出規律。
運用因子分析模型可以很好地解決上述三個問題。首先，政府環境績效范圍廣、績效指標之間存在信息重復，審計上有一定的復雜性。通過因子模型對眾多復雜的指標進行簡化和歸類，找出公共因子，便于進行分析和綜合評價，有效避免因審計技術落后而導致的審計范圍狹窄的問題。其次，面對海量的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數據，傳統的審計方法力不從心。利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17.0可以對事先錄入的指標數據進行因子分析，對數據進行統計檢驗、抽取公共因子、輸出數據結果等，通過公共因子整個計算過程簡單易行，便于操作。通過統計分析軟件完成審計評價分析，速度快、可操作性強，很好地解決了審計方法缺乏的問題。最后，因子分析模型可幫助審計人員迅速找到審計信息中的重點，節約人力資源、時間和審計成本，提高審計效率，可解決我國審計資源不足的問題。
三、因子分析模型實證分析
（一）樣本來源及指標選取
在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指標的選取原則上，應選擇能反映地區環境狀態的指標，所選指標要具有完備性，能夠全面反映地區的環境狀況，指標數據應是已有統計數據或經過實際監測可獲得的，同時應當選取政府和民眾所共同關注的環境數據，本文原始數據來自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截取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環境績效有關數據，選取18個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具體指標見表2。
（二）因子分析的步驟及結果
1.將原始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并求得相關系數矩陣，巴特利球度檢驗值為711.528，顯著性為0.000，由此可以認為相關系數矩陣不是單位矩陣；同時KMO檢驗值為0.604，大于0.5，所以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2.求特征根與因子載荷矩陣。對數據進行方差最大化旋轉，提取的3個因子的方差累計貢獻率達到73.2%，因此選擇3個主因子進行分析。結果如表1、表2。
由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可以看出，F1主要由X6、X7、X8、X9、X10、X11、X14這7個指標決定，代表著政府在城市生活環境改善上所做的努力，可歸納為環境舒適度因子；F2主要由X12、X13、X15、X16、X17、X18這6個指標決定，代表著政府在工業環境污染治理上的績效信息，可歸納為工業污染治理因子；F3主要由X1、X2、X3、X4這4個指標決定，代表著政府在自然資源環境保護與發展上的效果，可歸納為生態環境保護因子。
3.計算因子得分并排序。按照各公因子對應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構造綜合評價模型，即Pj=∑Wi?Fij。這里Wi為因子Fi的方差貢獻率占3個主因子方差貢獻率之和的百分比，Fij就是第j個省第i項主因子Fi的得分。如F1權重為30.650%/（30.650%+21.621%+20.949%）=41.86%，用同樣的方法可計算出F2、F3的權重分別為29.53%、28.61%。則綜合得分F=0.4186×F1+0.2953×F2+0.2861×F3，最后得到因子得分的綜合排名如表3。
由得分排名情況可以看出，該年度北京、天津、山西和內蒙古的政府在環境治理和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最多，而安徽、江西和陜西的得分最低，說明該年度政府在改善環境方面所做的努力相對不足；從生活環境的改善程度來看，北京、天津和江蘇的城市生活環境水平最高，居民的生活環境十分清潔和便利，而四川、甘肅、貴州和云南省的居民城市生活環境水平相對較低，城市環境衛生不夠清潔；從工業環境污染的治理來看，山西、內蒙古和天津對工業污染治理投入的資金最充足，取得的效果也很好，大大降低了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而、青海和新疆在工業污染治理方面所做的努力相對有所欠缺，特別是在工業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資太少，遠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政府環保部門在工業污染治理方面需要加強建設，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從各省對環境的保護和發展來看，、海南、和內蒙古對自然資源的保護投入較多，而江蘇、山東和湖北在自然資源的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相對較少，應適當加強自然環境保護和建設。總體來看，北京、天津政府在改善生活環境方面所做的努力最多，但自然環境保護績效水平中等；山西、內蒙古、天津、山東政府的工業污染治理績效最高，生活環境績效和自然環境發展保護績效良好，總體績效處于全國中上水平；政府的生態保護績效最高，但城市生活環境和工業污染治理績效較差，在全國處于中下水平，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資金和精力。
（三）對因子分析結果進行聚類分析
本文采用分層聚類法來對各省的3個因子得分進行聚類分析，以便更加直觀地觀察各省政府的環境績效高低。根據聚類結果，各省的政府績效分類情況如表4。
計算各類在各因子上的平均值，代表其績效平均水平，結果見表5。
（四）審計結論與建議
根據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的數據可以看出，第一類地區（北京、天津、內蒙古）的政府環境管理部門在改善城市生活環境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最多的，居住在該地區的居民環境舒適度遠遠高于其他三類地區，但由于北京和天津屬于人口稠密、人口流動量大、產業集中的城市，其生態環境破壞也比較嚴重，恢復治理起來較困難，它們的工業污染治理績效水平和對自然環境的保護績效水平均處于良好水準。第二類地區（山西、遼寧等）的政府環境管理部門在工業污染治理上的投資比例和改善效果是全國較高的，并且遠遠高于其他三類地區的工業污染治理水平，生活環境績效良好，總體處于第二位。這類地區自然環境的發展保護績效雖然遠低于地區，但在快速發展的地區中相對是較高的，可見該類地區在改善自然環境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三類地區（河北、上海等）的居民環境舒適程度、工業污染治理水平和生態環境保護與改善均不理想，在全國屬于中下水平。該類地區所占的比例最大，表明該地區政府環境管理部門除了發展當地經濟水平之外，還應關注環境治理，提高環境效益，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發展經濟。第四類地區（）的政府環境管理部門在生態保護上的績效是最高的，這不僅是政府部門重視環境保護的結果，也有賴于先天的生態環境優勢，以及較低的居民人口數量。但在城市生活環境和工業污染的治理上投入的資金太少，這兩項指標在全國處于中下水平，特別是在工業污染的治理上，遠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資金和精力。
四、結束語
因子分析模型作為一種分析多元數據的強有力工具，能將復雜的數據簡化為互不相關的幾個因子，挖掘出直觀有用的數據，審計人員在對政府環境的績效進行審計時，可全面地選取環境審查的指標，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對各指標的有效信息進行簡化，從而避免指標選取不全面的問題，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效率和審計質量，大大節省審計成本和審計資源，解決我國政府環境績效審計目前的困境。因子分析模型在政府環境績效審計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空間。
【參考文獻】
［1］ 杜敏，孫婧.環境績效審計若干問題研究［J］.財會通訊，2011（4）：126-127.
［2］ 盧紋岱.SPSS for Windows統計分析［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6.
解決工業污染的方法范文第2篇
一、引 言
十以來，為了增強經濟與社會長期發展后勁，中國政府以科學發展為主題，通過鼓勵引導社會與企業節約資源和積極參與循環經濟發展的方式，有效地推動了經濟結構轉型。由于中國以高能耗為依托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治理工作間存在著不和諧甚至是矛盾關系，導致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給自然環境帶來了嚴重的污染并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1]。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更應承擔相應的環境保護與治理責任。中國應在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導下，高度重視改善經濟增長本身的質量和從本質上杜絕經濟增長背后隱藏的環境污染的隱患[2]，力求實現在經濟有序增長的同時，有效地培養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間協調關系的宏偉目標。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在從傳統粗放型向綠色可持續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應高度注重調整和改善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間長期存在的互動關系[3]。政府通過改革和創新，能否將兩者關系轉變為和諧與正向影響關系是實現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宏偉目標的重要前提。
近幾年來，關于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的協調關系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圍繞經驗模型眾多學者展開了大量研究，試圖驗證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間存在脫鉤關系。胡宗義等[4]采用半參數模型結合中國二氧化碳排放情況對KUC進行了再檢驗，研究表明現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間不存在脫鉤現象，FDI成為了中國環境質量惡化的顯著影響因素。蘇為華和張崇輝[5]采用面板數據對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在利用聚類分析克服KUC同質假說的基礎上，驗證了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間存在互動關系，不同聚類分組模式下經濟與環境間互動關系也呈現多樣性，不同區域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間的脫鉤程度及方向存在著不一致。Hsiap和Chung[6]利用協整模型對EKC理論的適用性進行了再檢驗，結果表明巴西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分別與經濟增長存在脫鉤現象，充分驗證了EKC理論在巴西的適用性，并在此基礎上利用灰色預測和ARIMA模型對未來幾年巴西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了預測研究。在后續研究中，Hsiap和Chung[7]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對“金磚四國”的KCU進行了再檢驗和比較，研究表明經濟增長與FDI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間互為因果關系，“金磚國家”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間的脫鉤現象并不明顯。
綜上所述，大多數學者對EKC理論的適用性進行了再檢驗，借此分析經濟發展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程度。對現有實證性研究成果對比發現，雖然由于選取的研究對象、環境指標和曲線擬合方法各不相同，直接導致研究結果驗證的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脫鉤程度也呈現出不同的狀態，甚至出現了背離EKC理論的情況，但大多學者基本上肯定了經濟發展過程中EKC理論存在的事實。也就是說即使現階段沒有出現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脫鉤現象，但在未來發展過程中經濟與環境間也將會出現脫鉤趨勢。綜上所述，前期研究方式主要歸為兩類：一是圍繞著EKC理論的適應性進行再檢驗，并試圖解釋EKC理論的形成原因；二是在曲線擬合的基礎上，通過相關預測方法對未來幾年內環境質量水平進行推算，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提供科學合理依據。對比以上兩種研究方式，前者比較注重對EKC理論的解釋，而后者則更加注重為宏觀政策調整提供現實性的實證依據和相關數據基礎。
2013年，中國廢水排放量695億噸，工業廢水排放量210億噸，占廢水排放總量的30%；二氧化硫排放量2 044萬噸，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1 835萬噸，占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90%；煙（粉）塵排放量1 278萬噸，工業煙（粉）塵排放量1 095萬噸，占煙（粉）塵排放總量的86%。由此可見，工業污染已經成為導致中國環境質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分析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污染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本文高度重視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和實用性，為了提高未來對中國工業污染水平的預測精度和為政府調整與完善宏觀經濟發展政策提供準確的科學數據，本文將借助參數優化算法改進傳統預測模型并進行精確度較高的檢驗。
二、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借助EKC理論研究中國經濟增長與工業污染間的互動關系的基礎上，對未來中國工業污染的水平進行預測。本文將通過協整模型對經濟增長與工業污染間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行檢驗，并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對協整檢驗結果中偏離長期均衡關系的短期波動進行修正；在驗證中國經濟增長與工業污染協整關系基礎上，借助不同的參數優化算法優化灰色預測模型以提高預測精度，通過比較分析對未來幾年中國工業污染水平進行預測。本文分別采用了粒子群參數優化算法和布谷鳥參數優化算法。
1.粒子群優化算法
粒子群優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是一種基于鳥群捕食行為研究的現代啟發式優化技術，PSO的不斷修正和迭代計算方式使之成為研究非線性回歸優化問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PSO從生物種群行為特征中獲得啟發并用來解決優化問題。在PSO中，待優化問題的潛在解被想象成n維搜索空間中的某個粒子，每個粒子的搜索方向和距離都由相應的目標函數來決定。
2.布谷鳥搜索算法
布谷鳥搜索算法（Cuckoo Search，CS）的思想源于模擬某些種屬布谷鳥的寄生育雛行為，其采用相關的Levy飛行搜索機制，達到有效地求解最優化問題的目的。
在CS中，面對著n維搜索空間的多個候選解，CS以隨機游動方式在當前候選解的基礎上通過Levy搜索機制尋求新的方程解，經過目標條件的篩選后保留最優解，通過周而復始的不斷迭代，實現最優解的不斷優化。在CS中，為確定Levy搜索的最佳方式，隨機游動生成的新解需帶入相應的目標函數，其表達式為：
（二）指標選取和數據預處理
1.指標選取
基于中國工業污染的EKC理論適用性再檢驗，本文選取工業污染三廢排放量作為EKC理論的環境指標。具體如下：工業水污染選取指標為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工業氣體污染選取指標分別為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和工業粉塵排放量；工業固體污染選取指標為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考慮到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產生規模效用，因此，選取人均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本文使用的指標數據均源于官方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環境統計年報》。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指標的完善性，數據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86―2013年。
2.數據預處理
為充分驗證EKC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本文經驗研究的時間跨度長達28年，但是在此期間中國的環境統計指標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具體如下：為了更加準確地反映工業生產對環境的污染程度，本文選取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指標，但是2010年以后由于工業廢水排放達標量和達標率不再被統計，本文利用趨勢外推法推算出2011―2013年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分別為96%、97%和97%，對應的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則分別達到96 967萬噸、73 123萬噸和65 038萬噸；同理，2010年以后工業煙塵和粉塵排放量也不再對外公布，本文也利用趨勢外推法并結合歷年兩種排放量比重，分別推算出2011―2013年工業煙塵排放量分別達到639萬噸、607萬噸和668萬噸，而工業粉塵排放量則分別為463萬噸、422萬噸和427萬噸。
為了反映經濟增長對工業氣體污染的影響，本文并未采取單一指標擬合方式分別檢驗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和工業粉塵排放EKC理論的適用性，而是將三種指標進行數據降維處理，合成反映工業氣體污染的綜合指標。采用KMO檢驗法發現樣本的KMO值為0.7320>0.5000，適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三種單一指標進行降維處理。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當選取兩個主成分時，方差的累計貢獻率達到了90%以上，因此，最終提取兩個主成分并根據主成分矩陣獲得反映工業氣體污染的綜合值。
三、經驗研究
（一）中國工業污染與經濟發展協整關系檢驗
本文分別對三種工業污染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建立協整關系方程，將檢驗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過程匯總，進一步驗證中國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間存在著脫鉤關系。
1.平穩性檢驗
目前，序列平穩性檢驗所使用的兩種常用方法分別為ADF檢驗法和PP檢驗法。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如表2所示。
根據表2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在5%和1%顯著性水平下，廢水、廢氣和廢固三個被解釋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都是一階差分平穩的。LGDP、LGDP2和LGDP3分別表示人均GDP取對數后的一次方、二次方和三次方形式。根據ADF檢驗結果，LGDP、LGDP2和LGDP3都是二階單整。
2.協整檢驗
由于自變量的單整階數高于因變量的單整階數，所以變量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對環境污染變量和經濟發展變量進行協整檢驗，發現兩者間確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中國工業污染指標與經濟發展指標間的三個協整關系成立。根據協整方程擬合的結果可知，中國工業廢水污染指標與經濟發展指標間存在正N型的變化趨勢，而中國工業氣體污染指標和工業廢固污染指標都與經濟發展指標間存在倒N型的變化趨勢。
3.誤差修正模型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為了解決變量間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的偏離，更加準確地檢驗中國工業污染與經濟發展間的長期均衡關系，本文將使用誤差修正模型對短期波動進行動態修正。在協整方程的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并使用OLS法對相應參數進行估計，根據AIC準則和SIC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0，最終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watert）=-0.0980+0.4440Δln（watert-1）+4.6430Δln（GDPt）-0.4820Δln2（GDPt）+0.0170Δln3（GDPt）-0.2240ECTt-1（6）
Δln（gast）=0.1090+0.1990Δln（gast-1）-5.0690Δln（GDPt）+0.5880Δln2（GDPt）-0.0260Δln3（GDPt）-0.9860ECTt-1（7）
Δln（solidt）=0.3540+0.1690Δln（solidt-1）-23.1730Δln（GDPt）+2.6460Δln2（GDPt）-0.1140Δln3（GDPt）-1.1190ECTt-1（8）
在誤差修正模型中，誤差修正項系數代表了對協整方程長期均衡偏離的修正速度。式（6）―式（8）所有的校正因子在1%水平下均顯著，表明誤差修正項在對短期偏離的調整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總體上來說，工業污染物排放趨勢變化一部分是由誤差修正項的修正力度決定的，另一部分則是由短期人均GDP的振動導致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再次驗證了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二）中國未來工業污染水平的預測研究
為了給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治理工作提供更加科學合理的依據，本文不僅使用傳統灰色預測模型對中國未來幾年內三種工業污染的排放情況進行預測，而且使用PSO和CS對灰色預測的結果進行修正。在此基礎上，通過預測精度比較確定最優的預測模型。首先，本文使用1986―2004年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工業廢氣排放量綜合得分以及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數據作為預測模型建立的訓練集；其次，使用2005―2013年的相應數據構建預測模型的驗證集并使用后驗誤差檢驗（Posteriori Error Test）和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APE）檢驗來檢驗模型的預測精確度；最后，根據建立的預測模型來推測未來五年內三種工業的污染水平。
通過表4可以比較三種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比照最小的后驗誤差C值和相對平均誤差可知：灰色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較好，除了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的預測結果以外，其他的相對平均誤差均小于25%，C值均小于0.3500；使用PSO優化算法和CS優化算法對灰色預測結果進行優化后，預測精度進一步提高，所有指標預測結果的相對平均誤差值都小于20%，C值均保持在0.3000以下。
由表4可知，經過PSO和CS優化后的灰色預測結果更加接近于真實值。在此基礎上，本文利用三種預測方法對中國2014―2018年的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以及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5個指標進行預測，預測結果如表5所示。
本文通過協整檢驗和預測分析結果驗證了三種工業污染排放與經濟增長間脫鉤現象的存在，但三者間脫鉤程度最為明顯的是工業廢固的排放總量。從表5中可以看出，PSO和CS的結果分別表明，2014―2018年隨著經濟增長工業廢固排放量減少程度超過50%，經濟增長對工業廢固排放量減少的影響程度相當顯著；2018年工業廢水未達標排放量的PSO和CS的結果分別為46 321萬噸和48 256萬噸，相比2014年工業廢水未達標排放量分別減少29%和26%，工業廢水的減排效果低于工業廢固的減排效果；通過對三類工業廢氣預測結果的比較分析可知，除工業煙塵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脫鉤程度顯著外，
通過使用PSO和CS對中國未來工業煙塵排放量進行預測發現，相比2014年而言，2018年的工業煙塵排放量將分別減少40%和30%。工業二氧化硫和工業粉塵排放量隨經濟增長減排效果不明顯，使用PSO和CS對未來中國工業二氧化硫和工業粉塵排放量進行預測發現，相比2014年而言2018年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減少了2%和0.37%，而工業粉塵排放量則分別減少了10%和3%。綜上所述，雖然工業廢氣排放隨經濟增長呈現下降趨勢，但相比工業廢水和廢固污染而言，其排放量伴隨經濟增長出現的脫鉤現象并不明顯。因此，未來幾年工業廢氣排放的有效治理應成為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主要方向。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中國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相關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1.EKC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
通過對中國工業污染物排放量與經濟增長數據進行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結論：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工業污染物排放量總體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雖然通過協整檢驗表明，三種工業污染排放曲線的擬合并沒有呈現出典型的EKC理論倒N型趨勢，但三種曲線都驗證了經濟增長與工業污染間脫鉤現象的存在。也就是說隨著經濟增長環境質量出現了一定的改善，這種現象基本符合傳統的EKC理論的假定。
2.中國工業污染排放總體呈下降趨勢，但污染水平仍處于高位
協整分析表明，中國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工業廢氣排放量綜合得分以及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結合預測分析結果可知，三種工業污染的排放都存在下降趨勢，因而由于工業污染帶來的環境質量下降問題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即工業廢水排放未達標量隨著經濟增長呈現出了正N型的變化趨勢。即雖然廢水排放量未達標量在2011年后出現了上漲的趨勢，但通過預測分析結果看，未來幾年內廢水排放未達標量將會隨著經濟增長出現下降趨勢，即環境質量將得到相應改善；工業廢氣排放量與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將會隨著經濟增長呈現出倒N型的變化趨勢，即隨著經濟增長，工業污染將會呈現出先改善后惡化然后再改善的變化趨勢，雖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工業廢氣和廢固排放呈現出了惡化的趨勢，但惡化程度已經逐漸趨緩。通過預測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工業廢氣和廢固的排放量在未來幾年內將繼續保持下降趨勢。整體而言，中國工業污染排放總體呈下降趨勢，但經PSO和CS的預測結果可知，中國工業污染水平和工業排污總量仍處于高位，因此，需要通過政府的宏觀政策調整來實現快速減少工業污染排放總量和有效治理環境的目標。
（二）政策建議
以工業文明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發展觀雖然推動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卻給生態環境和資源利用造成了巨大危脅。國家并未把自然資源合理開發、自然環境妥善保護、環境污染的有效補償等納入發展機制中，只是單一片面地追求暫時性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不僅不具備可持續發展動力，而且也將會使人類在生存環境和自然資源方面付出沉重的代價。
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核心是對以經濟增長為單一衡量指標的傳統發展觀的本質性轉變[8]。該發展模式在推動經濟有序增長過程中實現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協調發展等目標的同時，更注重改善經濟增長本身的質量和培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政府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采取相應措施。
1.依靠制度創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技術創新和借鑒及引進多種形式的創新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合理轉變的戰略支撐。但是科學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都是以制度創新為前提的，因此，中國政府應遵循合理、競爭與公平的原則進行制度創新。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于擴大的內需消費與現代化第三產業的發展，政府應在產業調整中科學合理地降低第二產業的比重，適當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為實現經濟穩步發展、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及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2.提高傳統能源利用率，加大環保能源的開發與推廣
積極研發與推廣核電、太陽能、潮汐能及風能等清潔能源，最大程度降低經濟與社會對化石能源的使用與依賴。政府應通過大力推廣和普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從本質上實現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減緩全球變暖速度的目標[8]。但是由于特殊國情、技術和資金等復雜因素的限制，目前中國政府無法在短期內全面地在經濟領域內推廣新能源的使用。因此，應在加快新能源開發與推廣工作的同時，高度重視提高傳統能源利用率，加大對工業與生活污染排放的監督和管理以及對自然環境保護與環境污染補償等方面的工作，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和諧關系的形成。
3.加大對環保事業的關注與財政投入
政府應高度重視環境治理與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復雜且相互影響的關系[9]。在司法層面上，政府應完善和解決《環保法》相關的技術與執行問題；在新《環保法》的執行環節上，政府應加大對環境污染企業的打擊與處罰力度；在具體管理環節上，應通過實施激勵和評價機制來鼓勵與引導企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及新型能源使用，以提高政策的實效性；在社會文化方面，政府應通過多種宣傳與教育途徑爭取在社會上培養一種節約資源、愛護環境和發展循環經濟的文化氛圍，為環境治理與環境質量改善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
4.明確政府、社會與公民的環境保護責任
雖然環保政策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是目前國內特殊的產業結構與發展模式對中國調控型環保政策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局限性。全能政府已不復存在，公民和企業的積極參與已經成為了政府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中國環境體系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公眾對環境污染和能源合理消費方面的意識仍十分單薄，在造成了大量資源被浪費的同時，進一步降低了環境質量[10]。另外，政府對企業環保責任履行情況監督不力，企業更加重視經濟效益，這種忽視生態系統保護的行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能源技術普及率低和工業污染頻發，而且導致了政府與公民和企業間的關系因環境污染而變得日益緊張。因此，政府應通過管制和引導雙重手段敦促公民與企業朝著履行環保責任的方向轉變。三方責任主體應通過建立信息共享和溝通交流機制，進一步明確各個主體在環境保護與能源消耗中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并通過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與協作實現推動中國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宏偉目標。
解決工業污染的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工業污染；復合生態系統；企業生態工程
中圖分類號 X7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13）02-0010-06
在人類向工業經濟不斷大踏步邁進的過程中，伴隨著生活質量提高，人類也面臨和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和挑戰。近幾年的墨西哥灣海上溢油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部分地區出現的“癌癥村”等，更是讓人們直接感受到工業發展給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工業進化過程中產生的工業污染，對我國的生態與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據估計，工業污染占我國總污染負荷的70%。如何有效地控制工業污染，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點。
一、我國工業污染的現狀
根據相關統計，我國單位GDP污染物排放量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其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嚴重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污染物大量排放，不僅使我國54%水系成為無法飲用的水源，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干凈的飲用水，1億多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潔的空氣，35%的國土受到酸雨影響，90%的天然草原退化，而且每年造成與環境污染相關的經濟損失高達GDP的6%以上。工業污染是指工業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廢水、廢氣、固體廢物及各種噪音，其中工業“三廢”是環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圖1描繪了我國近30多年來工業“三廢”排放變化的趨勢。
（一）水污染
通過近些年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環境公報可以看出，我國地表水污染較重，七大水系總體為輕度污染、湖泊（水庫）富營養化問題突出、近岸海域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204條河流409個地表水國控監測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59.9%、23.7%和16.4%；近岸海域監測面積共27.92萬平方千米，其中Ⅰ、Ⅱ類海水占62.7%，Ⅲ類海水占14.1%，Ⅳ類和劣Ⅳ類海水占23.2%。我國水污染主要以有機物污染為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經大大超過水環境容量（見圖2）。
（二）大氣污染
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煤炭占能源結構的70%。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工業的發展和用煤量的加大，環境空氣質量開始下降。我國工業廢氣污染物主要有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和工業粉塵（見圖3）。2010年環境公報顯示，全國471個縣級及以上城市開展環境空氣質量監測，其中3.6%的城市達到一級標準，79.2%的城市達到二級標準，15.5%的城市達到三級標準，1.7%的城市劣于三級標準；監測的494個市縣中，出現酸雨的市縣占50.4%，酸雨發生頻率在25%以上的占32.4%，酸雨發生頻率在75%以上的占11.0%。
（三）固體廢物污染
工業固體廢物是工業生產過程中排入環境的各種廢渣、粉塵及其他廢物。工業廢物消極堆存不僅占用大量土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而且許多工業廢渣含有易溶于水的物質，通過淋溶污染土壤和水體。控制固體廢物對環境污染和對人體健康危害的主要途徑是實行對固體廢物的資源化、無害化和減量化處理。隨著我國節能減排措施加強和治理污染投資的增大，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綜合利用率逐年增加（見圖4）。2010年，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24.09億噸、排放量為498.2萬噸，其中比上年產生量增加了18.1%，而排放量減少29.9%；綜合利用量、貯存量、處置量分別為16.18億噸、2.39億噸、5.73億噸，分別占了產生量的67.1%、9.9%、23.8%。
二、我國工業污染治理情況及分析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就充分注意到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加大了對工業源污染治理的投資（見圖5），對工業“三廢”治理效果明顯。
Grossman和Krueger（1995）利用回歸模型對66個國家和地區的多種污染物進行了研究，發現大多數污染物的污染水平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倒U關系，類比庫茨涅茨提出的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庫茨涅茨曲線，從而提出環境庫茨涅茨假說。污染排放量的變化與工業增長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而這種增長方式的轉變主要通過規模、技術、結構和治理等與工業生產特征直接相關因素的共同效應來體現。
為了便于分析，本文按照通用的分析方法把全國內陸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按地理位置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如表1所示，盡管從工業污染總量上看各項污染都在增加，但各地區工業增長速度的差異導致了工業總產值占比與“三廢”占比的不同變化。基本上呈現空間轉移的現象，工業廢氣排放和工業廢水排放先由中和西部向東部轉移、再向西部轉移，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由東、中部向西部轉移。
為衡量不同地區之間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差距，本文采用資鴻溝系數進行度量。即先將全國內陸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不包含自治區）人均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排序，計算人均投入最高的10個省市區的平均值與最低10個省市區人均值的比值，該比值即為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鴻溝系數；并以類似的方法計算工業總產值鴻溝系數。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
從時間上看，各地區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水平和當地工業發展水平都保持高速增長趨勢。從全國范圍來看，在各地經濟普遍發展的同時，各區域間的差距仍十分明顯，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全國人均工業增加值（或工業總產值）最高的10個省市區基本上是人均水平最低10個省市區的4倍。雖然個別份鴻溝系數略有降低，但由于各地區人均工業增加值的絕對量差距不斷變大，因此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差距實際上一直在加大。盡管各地區人均工業污染治理投資一直保持增長趨勢，但由于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的鴻溝系數較大，2003-2009年鴻溝系數基本都超過2，但其系數呈不斷減小的趨勢，這表明各地區工業污染治理都在加大投資，特別是最低的10省市區由于受國家政策支持而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
三、工業企業復合生態系統的內涵
西方工業化走的是一條高消耗、高污染道路，在生產力大發展的同時，卻付出了巨大環境代價。我國作為快速發展的國家，沒有注意借鑒西方工業化的經驗和教訓，仍然走先發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做法，是以全球資源的掠奪換來的。而在全球環境不斷惡劣、傳統資源逐漸匱乏的今天，面對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重壓力，追求可持續發展成為必然的選擇，即社會、經濟、環境的協同共生。復合生態系統，也就是社會一經濟一自然生態系統，是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自然系統組成的一個復合的復雜的巨系統。
1984年，馬世駿和王如松首次提出了復合生態系統的觀點，認為它由社會、經濟和自然三個系統組成，并且三個系統間具有互為因果的制約與互補的關系。在隨后的研究中，他們又進一步明確了復合生態系統中三個子系統通過生態流、生態場在一定的時空尺度上的耦合關系，并繪制了復合生態系統的生態格局和生態秩序，并由此提出了水、土、氣、生、礦等環境因素的耦合和生產、流通、消費、還原、調控等人類活動的系統分析方法，揭示了以資源代謝在時間、空間尺度上的滯留和耗竭，系統藕合在結構、功能關系上的破碎和板結，社會行為在局部和整體關系上的短見和調控機制上的缺損為主的生態動力學機制以及整體、協同、循環、自生的生態控制論機理。
工業企業作為非物種生態因素，不僅需要自身的持續發展，而且需要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協調，與自然生態相平衡。工業復合生態系統是通過對自然資源進行加工制造物質資料的所有企業及其關聯行業、部門的綜合，促進工業子系統與整個復合生態系統的協調發展。一切生產活動都必須從自然環境中輸入各種生物和非生物資源，從社會環境中輸入勞力、資金和信息，經系統內部功能的驅動、運轉，使物質、能量在循環和轉換的過程中，實現價值和信息調控，最終在向社會環境輸出產品的同時，向自然環境輸出各種廢棄物。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實質上就是該系統輸入輸出的轉換效率；工業企業的環境效益也就是使排出的廢棄物小于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從而保護和維持一個有利工作和生活的良好生態環境。
從一般系統理論的角度分析工業系統，它應具有整體性、相關性、層次性、動態性等特點；而從社會一經濟一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角度來認識工業生態系統，就不難發現工業系統還具有復合性、開放性和“兩重性”等。就單個工業企業來講，首先是投入產出系統，它需要投入人、財、物等資源，通過企業系統的內部資源轉換功能，產出符合市場需求及社會、生態要求的產品、服務、勞務、信息、技術等；其次是開放式人造系統，通過發揮人對系統的作用，實現企業與外部的交換，實現企業目標；再次是動態系統，其目標、條件需要不斷地適應外部環境，實現內外的動態平衡；第四是耗散結構體，通過“耗”與“散”，與外部交換能量，即通過吸收轉換排出而向外輻射經濟、科技能量；第五是具有自組織功能的系統，獨立承擔責任，獲取利益，并通過自組織活動增強自身生命力，實現經濟、生態、社會效益的協調發展。
按企業生態與經濟系統相互關系，其發展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1）低級協調發展模式——企業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生態功能較強而經濟功能較弱，經濟的發展雖然影響著生態環境的質量，但其影響甚微，企業生態系統的質量保持相對穩定狀態。（2）不協調發展模式——企業在發展經濟時并不考慮生態環境保護及其承載力的問題，而且此時企業的經濟功能較強而生態功能十分脆弱，企業的經濟生產力大大超過企業自然生態生產力。（3）強制協調發展模式——政府通過對企業行為的限制來改善生態環境質量，但由于科學技術及管理方法的局限，企業經濟增長以生態環境質量下降為代價，而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又以犧牲企業經濟增長為代價。（4）高級有序協調發展模式——企業能自覺地有意識地將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綜合統一，使企業生態經濟處于良性循環運轉之中，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處于和諧一致的協調狀態。
工業企業生態工程與傳統工業模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工業主要考慮社會環境，其文化基礎是自由的市場體系，企業的價值觀、組織結構、戰略與決策、產品開發、產品的生產與營銷都是以此為基礎的，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很少考慮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而工業企業生態工程則是以可持續發展與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為基礎的，其價值觀、組織結構、戰略與決策、產品開發、產品的生產與營銷等活動建立在時常位與生態位并重的基礎上。
四、實施工業企業復合生態系統的條件
環境污染少和經濟效益好恰恰是工業污染防治所需要的“雙贏”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我們作出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大力發展工業企業生態工程。工業企業復合生態系統追求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統一的目標，欲達此目標必須硬件、軟件、心件三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一）硬件
硬件指的是技術、設備的改進與創新，工程設計優化等技術手段。我國人均資源相對不足，且又處在資源消耗比較多的工業化中期階段。伴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城鄉建設廣泛開展，經濟規模不斷擴大，資源需求量與日俱增；由于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消耗強度大，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浪費嚴重。近年來，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所占比重過高，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能耗比重居高不下，主要資源長期處于負擔過重的狀態，我國已有45種主要礦產資源出現不同程度的短缺。促進技術創新、開發新能源、調整產業結構、節能減排是解決我國能源長期供應、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石。
1 技術。科學技術進步是影響工業企業實施生態工程的重要因素，比如組織清潔生產就不僅涉及新的技術、新的工藝與新的方法，還涉及新材料、新能源、新設備、新產品等。ISO環境管理標準體系就對企業的生產技術、工藝、原材料、產品性能、工藝流程、廢棄物的循環利用等提出了要求，這對我國眾多的中小企業提出了嚴峻的考驗。重視生態技術創新，不僅是降低企業環境污染的主要途徑，也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關鍵。
2 資金。資金投入是生態工程建設必備的物質基礎，我國用于治理工業“三廢”的投資逐年增長，2008年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達到了542.6億元，“十二五”期間國家將投資3.4萬億元用于環境的治理與保護。為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利益關系，國家還制定了相應的生態補償機制，針對主要區域實行“受益者補償和破壞者付費”的政策。企業發展節能工藝、綠色產業、循環經濟等，不僅需要相應的科學技術水平，更需要以雄厚資金作為支撐。
3 結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迅速，經濟增長較快，但第一、二、三產的結構卻不合理，工業占大頭，尤其是重工業占大頭的經濟結構，對自然生態環境、資源承載力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國南方工業發達于北方，沿海工業發達于內地；有些品種過剩，有些品種緊缺。有大量的小型廠家，造成重復建設，資源達不到最優配置，資源浪費嚴重，單位產量耗能大，生產成本高。
（二）軟件
軟件指的是有關方針、政策、法律、條例的修訂，體制改革，綜合規劃等社會保障，政策法規是推動企業生態工程的有效手段。在發展工業生態環境中政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任何一級政府決策及活動中都應納入對保護環境資源的考慮、對發展計劃和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采取經濟激勵政策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建立綠色GDP指標體系、加強監測并推行污染排放報告制度等。
1 規劃。生態規劃包括生態概念規劃、生態工程規劃和生態管理規劃。生態概念規劃包括自然和人文生態因子規劃；空間、時間、數量、結構、序理的生態關系規劃；生產、生活、流通、還原、調控的生態功能規劃；物質代謝、能源聚散、水系統、交通運輸、景觀肌理、社會紋脈、管理體制、安全保障的生態網絡規劃。生態工程規劃包括水、能源、景觀、交通和建筑等系統工程規劃；生態服務管理規劃包括生態服務、生態代謝、生態體制、生態文明的管理。
2 政策和法規。工業企業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它不僅受到國家及區域市場環境、體制、政策的影響，還受到行業協會等中介的制約。尤其是市場及環保方面的政策是影響工業企業是否實施生態工程的“指揮棒”。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從粗放型發展模式向又好又快的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要求我國工業企業實施生態工程。近幾年來，我國區域發展的政策與地方法規考慮了環境保護的要求，也加大了環境治理與監管力度，但只有讓工業企業主動實施生態工程，才能從根本上實現復合生態系統。
3 監督與管理。國家環境保護政策需要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情況制定相關條例，以保證該政策在地方的實施。然而，一方面，由于污染控制成本過高，同時又缺乏相應的激勵，某些地方政府出工不出力的監管導致了國家政策的失效；另一方面，面臨既定的污染管理條例，某些企業因為自身利益而隱性抵抗會進一步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困難。生態工程的開展必需借助一些有效的管理方法，以便使企業更加有效地組織和計劃環境活動，識別、評估環境的改進機會，比如：可以嘗試管理體制變化，采取環保部門垂直管理；加強對外資企業、中小企業的監督，避免成為“污染天堂”等。
（三）心件
所謂心件，就是指思想、意識及行為的誘導和能力建設等行為措施。工業企業不能等經濟水平到達一定高度后再以數倍的財力、物力來重新治理環境。影響企業生態工程的因素包括人口規模、人口分布及人均資源占有量、人類文明、參與行為、管理調控方法等。環保意識的提高，不僅體現于企業的領導決策者，更體現于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還體現于企業員工及全民的參與。
1 人力資本。類似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人力資本和環境污染呈現倒U型曲線。在工業企業發展初期，由于教育水平處于較低階段，教育水平與污染排放強度呈正相關性；當教育水平達到一定階段后，人們對環境的關注加強，企業開始重視污染控制。提升全民的受教育水平，加大環境保護的宣傳力度，倡導以生態為導向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態文化對現代工業企業的影響是深遠的。
解決工業污染的方法范文第4篇
黃書靈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縣環保局環境監察大隊 安徽 淮北235100
摘要：隨著人類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升，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的社會、經濟、環境、規劃內容愈加復雜，我們面臨的水污染也越來越嚴重，其直接關系到生態環境的好壞，也影響到了人們的日常正常生活。文章作者分析了進行水污染治理的目的，探討了在環境保護中水污染防治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相應的措施，以供參考。
關鍵詞：環境保護；水污染治理
中圖分類號：C35文獻標識碼： A
一、環境保護中水污染治理目的
（一）加強城市建設與改造，合理進行城市建設規劃，為居民營造更好的生活空間。在主要的城市污水污染嚴重地段我們要有計劃的加強改造與規劃整合治理，讓城市市民積極的參與到水污染治理的行動中來，并配合附近的企業單位積極的行動起來，劃分區域負責盡責，盡最大的努力建設一個全面的污水處理系統。在城市的建設當中，難免出現工業污染的情況，而工業污染所排放出的污染物大多是工業廢棄廢物，由于它排放過程當中帶有的污染物會隨著工廠生產種類不同而會有著不同污染成分。國家規定一般的工業污染排放治理遵循誰污染誰承擔污染責任的原則，但在含有重金屬難以處理降解的有機物污染物與高濃度的廢水排放企業應主要采用科學的污染治理方法，要求必須在廠內處理完才可以排放。在農業污染方面，
近年來農藥和化肥大量的使用，我國土地辦結污染特別嚴重，有些地區已經處于荒廢狀態。為提高土地質量，我們必須加強農業研究，盡量的減少化肥的使用數量，并及時積極提倡農民使用有機無害肥料。只有共同努力，我們水污染的狀況才能夠得到及時并有效的治理。
（二）解決我國南北地區水資源分配不足的問題。我國大部分北方的水資源相對比較短缺，比南方要嚴重得多，面對這些當地不容樂觀的嚴重形勢，我們應該做的便是以污水資源為核心，采用合理科學全面的治理方法全面提高污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尤其是特別關注工業發展密集地區的城市，積極規范調整城市里面的排水管網絡建設以及污水處理企業的污水排放工程建設。而南方降水量、水資源、水容量相對充沛，面對這樣的優勢我們要積極合理科學地運用大海的自身具有的天然凈化能力通過合理有效科學規劃的布局，發揮縱橫交錯的四通八達的南方小河小湖的地理優勢，充分的在實踐中實現優勢的最大化利用。
二、環境保護中水污染防治存在的問題
（一）粗放式的經濟發展造成水資源重復利用率低。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水污染整治過程中面臨的最重要的污染源便是資源的低效利用。低水平的投資使得雖投入大但產出少。這樣以犧牲資源的數量為代價贏取利潤，在短期內可能帶給企業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從長遠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自殺式的發展模式，資源的稀缺性便決定了這一結局。
（二）思想認識不夠，企業不重視水污染的治理。目前企業水污染治理過程中缺乏應有重視程度，大多數企業只顧自己眼前的切身利益，重視短期效應把短期時間內的經濟指標看得高于一切，企業沒有自己長遠的發展目標，在自身主觀意識上從不重視水污染治理的問題。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視水污染的嚴重性及其它在企業長久發展中帶來的危害性才會真正從根源上解決水污染問題。而許多企業把當地主管部門的環保要求當作例行公事，瞞天過海，檢查完過后依然是隨意排放，任意污染。
（三）企業處理水污染運轉費用的高低，導致出現污水處理難的惡性循環。水污染處理運轉費用的成效高低直接影響到企業水污染處理設施的正常運轉。巨額的污水處理費用不僅使企業在短期內不會產生效益，還會增加企業的負擔，因此便產生了人為故意停用水處理設施的嚴重現象。然而水污染處理設施一旦停止運轉閑置下來，就會很容易生銹、腐蝕甚至出現浪費。等到設備損壞了我們再去花錢維修、更換，這樣的費用增加不僅給企業政府都帶來了巨大的負擔。如此一來水污染治理設施的運轉，便形成了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惡性循環，從而出現污水處理難，難以湊效的尷尬局面。
（四）市場機制及運行機制的作用發揮的不夠充分。特別是在公共環境保護中，使市場機制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需要對水務市場進行改革，使其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到最大化。對于污水及垃圾處理應采用產業化處理，雖然在此方面取得的發展較大，但其在整體上的主導作用還未得到有效的發揮。
（五）水污染治理受到管理體制及技術因素的制約，且執法力度較低。現如今有許多企業人存在污水未達標排放，造成此類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經過近幾年來的改革，不斷的對此類問題進行改善，但依然未能徹底的解決，作為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體制改革的影響主要受到技術方面及配套設施等因素的影響，最終形成執法力度不足，
形成部分企業的廢水排放不達標。
三、水污染治理措施
（一）執行嚴格的污水排放標準
在執行排放標準時，首先執行地方標準，無地方排放標準的首先執行國家排放標準，其次行業標準。如果廢水進入城市污水處理廠，應執行城市污水處理廠進水標準。但在執行排放標準時應區別對待，尤其要考慮其廢水的可生化性、生物毒性及對城市污水處理廠處理效率可能帶來影響。
（二）加大污水治理力度。
在城市建設總體規劃中，應加強排水系統的規劃，并且盡可能地把排水系統按工業污水與生產污水排放的原則，進行分流制排水系統設計，同時對現有的排水系統和溝道系統加強管理和維修，使其有效地發揮作用。并結合市政建設的發展規劃，建立相應的污水處理廠，并配套管網使各類污水經處理后排放或回用。
（三）強化污染源污水處理
凡是排放一類污染物的污染源必須采取有效的污水處理、全過程控制及管理措施，在生產車間排水口實現濃度達標排放；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醫藥制造、造紙及紙制品、制革、紡織等行業產生的污水采取適當的治理措施，對部分高濃度有機廢水進行處理，保證廢水中化學耗氧量達到地方污水排放標準或行業標準；食品加工與制造、飲料等行業排放的廢水中生化需氧量適當放寬控制，對高濃度有機廢水進行單獨處理，盡可能采取綜合利用，能源與資源回收利用的綜合利用措施，以城市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為主。
（四）推行清潔生產工藝
對物料、能源、水資源消耗量較大、污染物濃度大及負荷高，生產效率低，污水不易治理或治理費用較高的工業污染源，如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行業、造紙及紙制品等行業以推行清潔生產工藝為主，最大限度減少污水及其污染物的生成。
（五）大力推廣生態農業加強生態型城鎮的建設
把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資源的培育與高效利用融為一體的具有生態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環的新型綜合農業體系，實現高產、優質、高效與持續發展目標。促使物質循環再生和能量的充分利用，同時進行生物綜合防治，少用農藥，避免重金屬污染物或有害物質進入生態系統。抓好生態示范區建設項目，抓好生態建設項目，積極實施
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項目、城鎮工業廢棄物處置項目等項目，抓好城鎮工業污染源治理。大力推行污染物集中控制、集中治理，對于規模不經濟的污染企業要限制其發展；對產業結構不合理、污染嚴重、治理無望的，要予以關停，逐步在鄉鎮工業企業中推行清潔生產，要進一步加強鄉鎮企業環境管理。
四、結語
總之，城市作為城市居民賴以生存的環境，其環境的好與壞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質量。而其中的水污染已對社會環境以及人們日常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必須要采取更加可行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對其進行有效的治理。水污染治理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情，其是全社會、每個人的責任，為此社會中每個人、各個部門都要承擔環境保護、水污染治理的責任，保護環境從你我做起。
參考文獻：
解決工業污染的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影響評價；清潔生產
霸州市經過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發展，已經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大縣，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百強縣（市），成就令人矚目。2006年，全市GDP完成131億元，財政總收入完成10.89億元，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05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262元。面臨經濟高速發展和環境壓力日增的形勢，霸州市要在激烈的競爭中依然保持優勢，實現“人本化、生態化、現代化”的目標，加強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環境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十分必要的。
一、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
可持續發展包括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基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動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目標，因而環境可持續發展是整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環境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環境承載力的問題，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經濟活動索取自然資源的速度，若超過了資源本身及替代品再生的速度，將導致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系統的破壞；另一方面，向環境排放污染物的數量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將導致生態系統的失衡。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新興的發展戰略，至今還沒有建立完備的實施體系和指標體系，因而雖然不少國家正在積極制定各種方針、政策，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但在具體落實中還缺乏成熟的經驗，因此在縣（市）域內展開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將環境因素納入社會發展綜合決策體系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社會發展中兩個重要的組成因素。有些人錯誤地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一是由于不能全面地認識問題，二是由于在經濟核算體系中沒有體現環境資源價值。把環境價值量化并納入政府的社會發展綜合決策體系，具有明顯的前瞻性。目前霸州市在環境價值的量化研究方面還處在起步階段，為使該項工作盡快開展，應以收集發達鄉鎮的有關資料進行分析為主，待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參數，經修正后可先行使用，然后再進行有關理論及實際應用的深入研究。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在進行重大活動之前，采用科學方法預測可能給環境帶來的影響，提出防治對策，為決策部門提供科學依據。環境影響評價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是項目的可行與否，其二是對可行的項目，提供舒緩措施。近年來霸州市嚴把建設項目審批關，嚴格執行了建設項目審批的六項基本原則。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低水平重復建設，選址不合理的項目一律不批。對環境影響評價存在批評多、分析多，而建設性的意見少，或者建議過于理論化的傾向，為解決環境影響評價的提前參與性，將環境因素納入社會發展綜合決策體系是實施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提高全社會環保意識和公眾環境意識
環境意識不可能自動地產生，主要靠教育和實際行動培養，針對環境意識的不同層次和不同階段，其宣傳教育對象、方式方法也不同。霸州市政府歷來重視環境保護工作，十幾年來，霸州市在環境保護宣傳工作上做了多方面的嘗試與努力，成果十分喜人，并已有了較為完整的環境保護責任制。但由于公眾環境意識的建立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需要針對各階段的特點制定切實可行的辦法。工作的重點應放在現有制度的完善、具體措施的落實上。另外，公眾環境意識的樹立，要有廣泛性，不僅要加強對青少年、黨政干部的環境保護教育，還要通過居委會、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向廣大市民進行宣傳教育，讓環境的話題走進千家萬戶，提高公眾環境意識。按霸州目前的實際狀況，完全照搬西方國家公眾參與決策的方法是不現實的，可遵循從告知到參與的過程，循序漸進地擴大公眾參與的范圍。
四、實現環境管理戰略重心轉移
霸州在建市之初就十分重視環境保護工作，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基本維持了良好的環境質量。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體制的改革，產業結構的變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環境保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環境管理戰略重心的轉移迫在眉睫。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標顯示，霸州市在工業污染控制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過去的環境管理工作一直是以環境質量保護為目標，以工業污染源的管理為中心。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現在人們更注重環境的安全性和舒適性。因此，環境管理工作也要適時做出轉變，打破以工業污染源管理為中心的局限，以保障市民健康和創造良好生態環境為目標，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管理構架。
從生產源頭開始對污染物的產生進行控制，建立以“源頭控制”為主導的污染預防管理體系，使企業從“被動治污”轉向“主動治污”，從根本上轉變環境管理的角色和作用。在污染預防體系的建立中，應把清潔生產作為工業污染預防的主體。它體現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工業生產中的實施，為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切實的戰術性措施。推進清潔生產已成為企業與政府共同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選擇。目前在霸州市通過改進管理技術推動清潔生產，很具實際意義。另外，對生產企業實施許可證制度，它是將環境影響納入環境管理軌道的有效方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環境管理的有力工具。許可證的內容具有彈性，它的核發依據可是總量控制，也可是濃度控制。許可證以其法律上的地位，確保環境管理政策的落實實施。對不同類型的活動核發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制定有差別的管理辦法，做到重污染行業重點抓，使環境管理工作在人力資源、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取得最大的工作效益。
人們對環境污染最關心的莫過于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有毒有害物品包括農藥、化肥、化工原材料、化學物品等，雖然數量有限，但其危害性卻巨大。由于目前對它們的環境質量監測僅有常規指標，因此，對有毒有害物品所造成的影響和潛在危害沒有準確估算。有毒有害物質使用的相對分散性給最后的處理、處置帶來困難，因而首先參照國家有毒有害廢物名單，依靠毒性大小、數量多少、分布范圍等對有毒有害物品進行界定，從生產、銷售抓起，實行銷售許可制度，跟蹤去向，讓使用者清楚地知道其物質組成及含量、意外救助辦法和用后殘余物的處理辦法等，同時，所有含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物，必須送到工業廢物處理中心，統一進行可靠的處理，確保不造成二次污染。
五、妥善處理廢物，建設美好環境是實施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依托
把資源的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聯系起來綜合考慮，是控制污染更為經濟，有效的途徑。從霸州目前狀況看，首先是節約用水問題，根據霸州工業廢水比重小的特點，節水減污工作的重點是城市、城鎮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節約的主要途徑是改善用水設施包括杜絕廁所、水龍頭和閥門漏水現象，安裝節水型衛生設備，對已有設備改裝，推廣節水型家用產品使用等。霸州目前自來水價格低廉，不利倡導節約用水，同時也因為未體現使用者償付的原則，給公用事業背上了沉重包袱。資源價格體系的改革已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可預料在不遠的將來，水價會有重大調整，霸州的企業對此要有足夠的準備。這種改革將有利于水資源節約。除價格政策外，還有一些可起輔作用的手段，如稅收、收費、財政補貼等。其次是垃圾回用問題，在霸州因為有以揀垃圾為生的人，雖然未實施垃圾分揀計劃，但許多垃圾中能回用的成分實際上已得到分揀。但是號稱白色污染的對環境危害較大的塑料制品，尤其是一次性餐盒和塑料袋，使用量日增，應少用或禁用這些物品，以切實減少其排放量和危害。對一次性飯盒使用的限制，由于可降解性塑料飯盒的成本要比非可降解性塑料飯盒的成本高，價格上不具備競爭力，因而需要制定強制性政策，推廣可降解塑料的使用，從而限制或徹底取消非可降解塑料的使用。
六、注重環境科學研究，發展環保產業
霸州在環境保護基礎研究方面并不具備雄厚的力量，但它有得天獨厚的社會環境，毗鄰京津，與科研院所聯系密切。在環境科學研究上也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積極吸取國內、外的先進經驗，以高水準的環境管理研究為基礎，以促環境管理上臺階為目標，加速環境管理工作向規范化邁進的步伐。這樣不僅能為霸州市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內提供環境管理上的理論指導，而且可為全國的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經驗。
環保產業是工業發展中的一個新興行業，該產業在西方發達國家與生物技術、通訊技術一起共同成為工業界發展最為迅速的行業。發展環保產業不僅因為其市場前景廣闊，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重要的還在于它是控制污染，保證環境質量的物質基礎。
作者單位：廊坊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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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訓貴．環境與可持續發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