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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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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范文第1篇

      一、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產生與發展

      隨著農業科技的不斷進步,植物育種對農林、園藝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植物育種者的貢獻愈來愈突出。但育種者由于無法防止他人無償繁殖自己的植物品種,也不能制止那些未經其同意即以商業目的的品種銷售行為,以致培育品種所投入的大量資金、人力和時間無法得到相應的經濟補償,品種培育活動的積極性受到削弱,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對植物品種提供法律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1961年由法國、比利時等五個國家簽署通過了《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簡稱為UPOV)是依據《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而成立的,故《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又稱為UPOV公約。面對世界上各國都重視農業知識產權的大背景,我國于1999年加入簽署該公約,把植物新品種列為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的一部分。1985年《專利法》實行,這部法律里面也包含了農業知識產權的內容。

      近年來,隨著《專利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商標法》、《著作權法》等一系列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相繼頒布實施,我國的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其中,在植物新品種保護和規章制度建設方面取得的成效尤其顯著。來自農業部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農業植物新品種權申請數量近10年的年均增幅始終在40%以上,2005年年申請量達到950件,躍居UPOV成員國第4位。到2005年底,農業部共受理品種權申請2996件,國內申清來源已擴大到30個省市自治區,在國外申請數量109件中,2005年達到了77件,超過了前5年的總和。而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10年來農業部受理品種權申請累計4049件。其中,國內水稻、玉米、小麥、大豆、油菜、棉花六大作物的審定品種總量增長了96.6%,年均增長19.3%;國外累計有150個花卉、蔬菜、果樹的新品種得到中國申請保護;國內500個授權品種和申請品種的累計推廣面積達到6.4億畝,新增社會效益223.7億元。總之,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有進一步的加強,也相應地推動了農業科研、生產和改革事業的發展。

      二、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的保護起步較晚,制度還很不完善。這對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的推廣和發展極為不利。綜合起來,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不完善。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的范圍界定還不名確,尚處于理論研究階段。農業知識產權的范圍沒有被法律確定下來,就很難受到切實的保護。其問題具體包括:一是植物品種保護立法亟待完善。依據我國《植物品種保護條例》中的規定,育種者除了可依專利法的規定申請生產植物品種方法的專利權外,還可以根據申請獲得品種權,由于在實踐中可能存在同一品種的生產方法專利權人與品種權人相異的情況,所以往往容易引發爭議。二是動物品種保護未納入立法范圍。到目前為止,我國只對人工培育的動物生產方法授予專利權,并不對動物品種本身授予專利權,考慮到在現代化的溫控技術和基因誘導調控技術手段下,重復生產出穩定的同一動物品種已經成為現實,這一規定已很難滿足實踐的需要。三是缺乏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的專門法律。我國目前與生物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規定散見于《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基因工程安全管理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規范性文件中,缺乏對生物技術知識產權系統的、有針對性的法律規定。四是農產品地理標志的法律保護處于松散、混亂狀態,保護力度較低。五是農產品商標保護立法不力。

      第二,農業知識產權保護的管理機制不健全。目前,在我國農業知識產權的管理中,還普遍存在政企不分、部門分割、地區封鎖、行業壟斷等問題,加上長期以來缺乏相應的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安全防范,導致國內一些物種資源甚至技術成果被偷運出境的情況時有發生。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人員流動性加強,要求有一個非常全面、系統的農業知識產權保護體系。這個體系應當包括知識產權局、工商局、海關、科研單位及科研人員個人。此外,由于大多數科研單位沒有專設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明確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也沒有制定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規定和利益分配辦法,造成假冒、侵權、技術違約現象嚴重。

      第三,農業知識產權保護與管理過程中執法力度不夠。農業知識產權侵權的鑒定過程通常較為復雜,加上涉及多家相關職能部門,即使發生侵權行為,往往也很難辨別,同時調查取證工作也較為復雜,造成保護難。

      第四,農業知識產權的侵權救濟體制還不完善。我國《民法通則》、《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刑法》等法律法規中規定的都只是概括了知識產權的救濟措施,并未針對農業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制定專門的救濟措施。這樣的規定,使得農業知識產權具體產權受到侵害后,不能通過明確的措施來得到救濟。

      三、原因分析

      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眾多問題的存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

      第一,經濟因素。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是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上層建筑要適應經濟基礎。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也就要有相應的上層建筑與之配套。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屬于上層建筑的領域,農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是否完善也必定和經濟發展水平緊密聯系。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在這改革的三十多年間,我國的經濟面貌也有了大的改觀,但是農業生產依然是較為落后的粗放型生產模式,與美國農業的規模生產相比相形見絀。在規模生產模式下,生產者關注投入和產出的比例關系,力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就更加注重農業科技的創新。農業新技術產生之后也就更加注重在新技術上的保護,以維護其自身的利益。相反,在粗放型的生產模式下,生產者對農業科技創新的需求就沒那么急迫,對農業新技術的保護上也就沒有太多的關注。

      第二,制度因素。目前,我國農業新技術的研發和推廣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也決定著我國政府的一切行為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國14億人口中有8億人口是農民,農民的利益也就擺在了前面。我國由政府推進的農業技術創新,目標是惠及眾多的農民。也就是說我國的農業知識產權大多數是屬于公有。早農業知識產權的界定中存在三種模式:單一制的發明專利制度,即技術成果產權私有;單一制的獎勵制度,即技術成果產權公有;雙軌制的發明專利獎勵制度,即對技術成果產權采取私有與公有兩種形式。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著我國農業知識產權以公有為主的情況。但是,在激勵農業科技創新中,農業知識產權的公有并非是一種好的選擇。農業知識產權的公有往往會懈怠人們的創新精神。因為,他們無需投入就可以享用農業新技術帶來的效益。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范文第2篇

      為方便說明,筆者將基因技術領域的專利保護大致分為以下幾類:(1)轉基因動物和植物品種專利保護;(2)轉基因微生物及基因遺傳物質專利保護;(3)基因診療方法專利保護;(4)獲得生物體或生物組織的基因工程學方法專利保護;(5)其他相關基因技術專利保護,如基因產品及其用途專利、基因提純制備方法專利等等。[1]

      1.關于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的專利保護

      我國《專利法》第25條第4項規定,對“動物和植物品種”不授予專利。即是說,無論是采用傳統生物學方法繁殖的動植物新品種,還是利用現代基因DNA重組技術獲得的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目前在我國均不給予專利保護。不過根據該條第2款的規定,動植物新品種的生產方法作為例外,仍可授予專利權。另外,對植物新品種的保護須加注意,盡管不可給其授予專利權,但根據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及我國1999年加入的《保護植物新品種國際公約》(UPOVC)1978年文本,在我國,符合條件的植物新品種可以獲得類似“專利權”的植物專門立法保護,這也與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領域內重要的TRIPS協議并行不悖。[2]但是,這種植物新品種的獨立保護的模式使得對動物新品種的保護力度相對落后,后者既被排斥在專利保護之外,又無像UPOVC之類的公約給予特別保護,而這種區別對待在法律上并無什么理由。

      與歐美國家不同,我國對動植物新品種不授予專利的規定更多地是從避免增加農民的額外負擔、提供適合中國國情的保護水平角度出發,而并沒有產生如國外那般激烈的、尤其是針對動物是否會因此受虐待的倫理爭論。毫無疑問,這與各國社會風俗、歷史傳統密切相關。倫理準則本身就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沒必要、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2.關于轉基因微生物及基因遺傳物質的專利保護

      1993年我國專利法首次修正后,化學物質被正式納入專利保護范圍。盡管我國專利法對微生物一直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25條和“專利審查指南”第2部分第10章的相關規定,微生物作為“生物材料”的一種屬于可授予專利的主題。當然轉基因微生物因而也可以得到專利保護。

      對基因遺傳物質的專利保護在我國則較為復雜,也是近年產業界和理論界研究、爭論的熱點。實際上我國專利立法已為基因遺傳物質打開了保護通道。就像微生物一樣,“遺傳物質如基因、DNA、RNA和染色體等,都屬于生物化學物質,因而也可以像其他化學物質一樣被授予專利。”[3]實踐中,全國基因專利申請已達數千件,僅上海聯合基因科技集團公司截止2001年3月就已申請了近3700項基因專利;但至今國家專利局尚未授予一例專利權。目前行政主管機關對授予基因專利存在三大顧慮,其中在倫理層面存在著“對人體基因授予專利是不道德的”的反面意見。[4]認為,對人體基因申請專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奴隸主義,相當于將人類的人身作為了權利人賺錢的工具,侵犯了人類的尊嚴和自由。筆者認為這一觀點純屬誤解,基因本身并不是物質生命,基因專利不同于如胚胎、克隆人似的“生命專利”,對其授予專利是在他人自愿捐獻的基礎上克隆人體基因,以后無限制地用來造福人類,而不會影響個體的自決權,不會造成人身控制。

      考慮到我國加入WTO在即,面臨著國際間愈演愈烈的基因專利搶奪戰;同時98年下半年最初提出基因專利申請的一些企業已經提出了實質審查要求,三年的實審期即將屆滿,目前專利局加快了這一領域的政策準備工作,在對歐美國家進行考察之后,我國的立場已經日益明確化,如傾向于對具備明確功能、可實現產業應用的cDNA,在申請產品專利的同時授予序列本身專利權,而任何只是簡單提純、分離所得的基因序列將被排除出專利主題范圍,同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基因專利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實質審查標準的制定上。不過對基因專利的最終態度和具體審查標準仍有待于新的《審查指南》出臺后方能明朗。等待的時間將不會太長。

      3.關于基因診療方法的專利保護

      我國《專利法》第25條第3項規定,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不授予專利。因此,包括利用基因技術在內的所有“疾病的”診療方法不在專利保護之列。但非診斷和治療目的的生理參數測定方法以及為診療而使用的藥物、醫療器具等,在我國仍可以獲得專利保護。

      我國目前不對疾病診療方法授予專利權,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從人道主義出發認為,醫生的職責和醫院的性質帶有強烈的社會公益色彩,不宜過分強調商業營利的動機;第二,以人體為實施對象的疾病診療方法受個體特質影響較大,因而缺乏可重復性,無法達到專利實用性的要求。但后一原因已不構成拒絕授予基因診療方法專利權的充分理由,因為就當今基因技術而言,使基因診療方法在不同個體的疾病診療中重復再現困難并不大。另外我國衛生行政部門已對全國醫療機構作出了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的區分。針對上述兩個變化,國家專利局在專利審查實踐中對基因診療方法的專利申請已有所松動。不過,我國人口眾多、醫療水平落后、醫療費用偏高的國情,是政策制定者決定是否在該領域實施專利保護時所須思考的另一左右因素。

      4.關于獲得生物體或生物組織的基因工程學方法的專利保護

      這里必須區分人和其他生物體。

      對于獲得一般生物體及其組織的基因工程學方法,如采用基因重組或遺傳變異技術生產轉基因動物、植物或微生物及其部分生物組織的方法,在道德倫理層面并無太大障礙,各國大都將其納入可專利主題范圍。如我國《專利法》第25條第2款規定,對動植物品種的生產方法可授予專利權。這些方法能否獲得專利保護的主要困難在于是否滿足實用性的要求,即它們必須是可重復再現的非生物學方法,像常規的疾病診療方法一樣,傳統的生物學繁殖、飼養、培育方法將因受個體特質影響缺乏重復性,而不具備授予專利所要求的實用性。

      對于與人類生命現象密切相關的獲得人體或其部分組織的基因工程方法,這主要包括克隆人的方法、改變人的遺傳同一性的方法、為商業或工業目的使用人的胚胎的方法等,傳統社會倫理道德作出了激烈反應,堅決反對對其授予專利權,而且對這些方法的實施行為本身也加以禁止。目前各國及相關國際組織均順應了這一呼聲,明確排除了上述方法獲得專利權的可能性。如歐洲聯盟《生物技術發明的法律保護指令》第6條。[5]通過適用《專利法》第5條“公序良俗條款”,我國對此問題的態度亦不例外。但對于上述方法實施行為本身是否也應一概禁止,各國態度并不一致。如包括法國、德國在內的多數歐盟國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人類胚胎克隆行為,歐洲議會也通過了相同內容的議案,而英國卻允許進行治療性的胚胎克隆行為;[6]實踐中,美、意科學家甚至已公開宣布將進行克隆人類的試驗。對于這些實施行為本身如何加以倫理調控不是本文主旨,筆者無意多加評論;況且各國專利法對此如何取舍,目前并無不同聲音,但是,這些行為的進展以及社會倫理觀念對其相應的變化足以對專利法的態度產生潛在影響,這是值得關注的。至于我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則類似英國,相對寬松,對克隆人的方法、改變人類遺傳特性的方法、人類胚胎的工商業應用明確禁止,但有條件的允許開展以醫療研究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干細胞、人體組織器官等的克隆復制。

      實際上,理論與實踐中對在專利法中應否設置嚴格的道德倫理標準是有爭論的。反對者的意見提醒我們,鑒于專利法濃厚的技術色彩,對其的公序良俗評價應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避免人為地設置技術發展的障礙。但這不足以徹底否定專利法中相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一項技術都不只是在科學研究的領域內發揮影響。國家授予一項技術以專利權的行為,即是意味著法律對其的贊許,國家公權力對其的保護。此種贊許與保護如不包含社會倫理道德方面的判斷標準,則有悖于我們的立法目的,破壞法律的基礎。從此角度,我國《專利法》第5條作為專利法中唯一涉及對技術專利保護進行倫理調控的條款,其設置是必要和應該的;其采用的彈性表述也是適宜、合理的。[7]

      總之,基因技術的研究、運用需要倫理調控,基因技術是否應當獲得專利保護也需要倫理角度的思量。然而,倫理道德標準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涉及民族、宗教、歷史及文化等諸多方面,還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發生相應的改變。這些都大大超出了專利法可能涉及的范圍,無疑專利法已經不可能獨自擔負起捍衛人類倫理的責任。就像西方關于墮胎、死刑的爭論一樣,基因技術專利保護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只能在國家和社會的系統協調體系中逐步認清、解決。我們在此探討各種基因技術倫理議題的目的不僅僅是告訴人們哪些可以做而哪些不可以做,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培養科學道德意識,不但要學習科學知識,更要學習如何澄清、印證此科學知識的價值,成為一個具有責任感的參與者。

      注釋:

      [1]參見高建偉、須建楚:《論基因的專利法律保護》,載《政法論壇》2000年第4期,第17—18頁。實際上,關于基因技術發明專利的種類,理論及實踐中并無統一的劃分,其原因在于基因技術的可專利性主題本身即是一個開放性概念,會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倫理評價的變化而變化。

      [2]TRIPS協議第27.3條規定,給予植物新品種以專利制度或者有效的專門制度,或者以任何組合制度的保護。

      [3]張清奎:《中國對生物技術的專利保護》,載《中國知識產權報》2000年11月8日第2版。

      [4]其余兩大顧慮,一是基因是發明還是發現,二是授予基因專利是否會阻礙生物科學基礎研究。前者曾一度成為是否給予基因專利保護的焦點問題。但筆者認為專利實踐中從未真正關注基因的發明、發現之分,對于基因發明、發現之爭的解決思路以及二者的區分標準在專利“三性”的基礎上已經達成統一,歸結為對基因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的實質審查。參見、陸飛:《基因專利法律保護的幾個問題》,載《復旦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至于后一顧慮,雖須謹慎對待,但面對基因專利巨大的市場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壟斷的國際競爭優勢,科研活動也不得不對產業利益作出妥協。參見崔國斌:《基因技術的專利保護和利益分享》,載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文叢》(第三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5頁。

      [5]參見姜丹明譯,文希凱校《歐盟〈關于生物技術發明的法律保護指令〉簡介》,載《知識產權》1999年第2期。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高校科研文化 科研管理 建設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150-02

      知識產權管理工作是高校自主創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的學科、人才、信息、學術環境等優勢,使其成為我國基礎研究、原始創新、攻克高新技g的重要陣地。隨著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教育和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高校的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意識逐步提高,知識產權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進展。但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工作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阻礙了我國自主創新與知識經濟的發展。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對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我國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制度尚不健全、不規范,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知識產權管理不力、無形資產大量流失、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等現象。這不僅挫傷了高校師生發明創造和智力創作的積極性,也不利于發揮高校優勢,促進自主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更不利于國家科技和經濟發展。

      近年來,吉林農業大學科研工作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科研人員取得的科研成果碩果累累。為了更好地促進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吉林農業大學不斷加大對科研管理工作的投入力度,積極探索知識產權管理的新思路,通過將知識產權工作與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工作進行統籌管理,實現知識產權全過程貫通管理;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信息利用機制,提升知識產權質量,提高科技創新能力;通過創新成果產權化和市場化,建立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推動創新成果價值實現;提升了專家知識產權意識,強化科技源頭創新和科學規范管理,重視加強與縣市區(企業)溝通合作,加速成果推廣與轉化,推動了區域地方經濟建設發展。

      一、完善機構建設,制定管理辦法,強化科研成果規范化管理

      《高等學校知識產權管理規范》是指導高等學校依據法律法規,基于學校基礎狀況和發展戰略制定知識產權目標并予以實施,旨在引導高等學校建立可與其他管理要求有效融合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幫助學校實現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目標。為有效開展吉林農業大學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加快科研成果轉化,吉林農業大學早在1985年就已設立科技獎勵、知識產權與成果管理崗位,專人負責學校科技獎勵和知識產權工作,并嚴格對照《高等學校知識產權管理規范》要求,以建立和完善高校知識產權管理規范為主線,以運用知識產權制度統籌優化高校創新資源、增強知識產權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為核心,不斷完善我校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建立規范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著力厘清、破解制約學校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發展的機制障礙,全面提升吉林農業大學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能力,為高校知識產權管理規范的全面實施樹立標桿,力爭形成知識產權貫穿教學科研全過程的新型管理體制。

      吉林農業大學成立了知識產權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由最高管理層、學科專家、管理和運營機構代表等組成的知識產權管理委員會,全面負責知識產權管理事務,主要負責擬定與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相適應的目標;審核知識產權相關規定、工作規劃并監督執行;協調知識產權管理各相關部門的關系;形成知識產權重大事務決策方案;審核知識產權重大資產處置方案。吉林農業大學還組建了知識產權管理機構和運營機構,專門負責學校知識產權管理和保護工作。學校知識產權管理機構設在科技管理處綜合科,主要負責知識產權日常管理,知識產權相關政策文件的擬訂和組織實施,建立知識產權績效評價體系,組織開展知識產權培訓等。

      吉林農業大學知識產權運營機構設在科技管理處社會服務科,主要負責建立知識產權資產統計、分析體系;建立知識產權資產評價體系;成立資產運營公司,提出重大知識產權資產處置方案,知識產權運營的日常工作。

      吉林農業大學先后修訂出臺了《吉林農業大學科技成果管理辦法》《吉林農業大學科研獎勵管理辦法》《吉林農業大學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暫行規定》等管理辦法,用制度統籌形成建立學校的知識產權管理體系,有效發揮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的規范性,不斷提高學校創造、保護和管理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

      二、加大知識產權培訓工作力度,增強科研人員知識產權意識

      (一)注重加強知識產權專業人才的培養

      定期組織管理人員學習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保護條例,已經組織50余名專職管理人員、相關專業教師參加全國高校知識產權培訓班的培訓;鼓勵管理人員考取全國專利人資格考試。通過多渠道、多途徑努力建設一支既懂知識產權法規又具有較高管理水平的骨干隊伍。

      (二)注重開展有針對性的知識產權普及教育

      近幾年,針對部分科技人員知識產權知識匱乏、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的現狀,吉林農業大學先后邀請到知識產權專家和知名專利人來校,就“專利申報與知識產權保護”“如何從研究課題選擇可申請專利技術”“專利申請文件應注意的問題”等,舉辦了多場知識產權專題講座或報告會、專題座談、案例分析,并有針對性地組織各學院(單位)科研分管領導、科研秘書、相關項目的科研人員參加講座或報告會,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對我校的專利工作進行指導和培訓,使全校科教人員不僅了解知識產權工作,提高了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并使其充分認識到知識,廣大教職工特別是學校科研骨干、科研管理隊伍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觀念逐步滲透到了學校科研工作的各個環節。

      (三)注重完善專利信息服務平臺

      在校科技處網頁上,友情鏈接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了專利申請流程;并開展服務提供查詢相關領域專利申請情況,為專利申請提供參考資料。另外,全校科教人員可到學校圖書館利用數據庫資源進行專利采集、檢索、分析等,為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科研人員在項目的申報、立項及技術引進過程中,學校要求查新首先要查專利數據庫,否則原則上不予受理。通過專利信息的檢索、分析等過程,做到心中有數,為項目的申報奠定基礎,同時規避技術引進過程中出現專利糾紛的可能性,逐步培養科研人員利用專利信息的習慣。通過專利信息的有效利用,使立項研究內容及引進技術的質量得到提高。同時,學校在同各類企業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技術合作的過程中,注重運用知識產權法律狀態檢索的工具,避免了在技術交易中使用失效或無效的知識產權,保護了學校和合作方的利益,維護了發明創造者的權益。

      三、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為促進吉林農業大學科學研究和科學建設,鼓勵科技人員多出高質量的科研成果,積極爭取高層次的研究項目,提高吉林農業大學的整體科研水平,調動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吉林農業大學先后出臺了《吉林農業大學科研后補助條例》《吉林農業大學科研獎勵條例》《吉林農業大學科研獎勵管理辦法》等科研獎勵管理辦法,對科研工作人員的科研成果進行獎勵。吉林農業大學獎勵發明專利8000/項、實用新型專利2000/項、外觀設計專利1000/項、動物新品種30000/個、動物配套系6000/套、大田作物新品種6000/個、其他經濟作物新品種4000/個。同時,吉林農業大學也對專著、論文、行業標準等進行獎勵。近兩年,共投入科研獎勵940余萬元,獎勵教師千余人次,共計獎勵科研成果1700余項,不僅調動了廣大科教人員從事技術創新活動的積極性,而且還促進了我校的技術創新活動健康發展,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科技進步作出了一定貢獻。

      四、以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為核心,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進程

      (一)把論文寫在吉林大地上,社會服務能力顯著增強

      探索出面向“三農”,以示范區、專家大院等為載體的新型r村科技服務之路。探索技術研究和現有成果的集成配套轉化模式,以促進企業新產品開發、推動大學和科研院所走進產業園區、推動產學研模式的創新、推廣校企合作模式等方面為重點,幾年來,共承擔各類項目千余項,建設科技示范區、星火科技專家大院、新農村建設幫扶點總計54個;選派科技專家赴企業幫扶300余人次,組織科教人員開展農業技術推廣8000余人次,培訓地方農業技術人員和農民200余萬人次,5個作物新品種、1個動物新品系得到成功轉讓,單個成果轉讓金額達到240萬元;累計技術增收90億元。“把論文寫在吉林大地上”的辦學特色得到進一步彰顯。

      (二)積極推動產學研結合,探索嶄新的科研合作模式

      逐步向社會開放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產學研組織模式,推動技術創新,推進并完善重大橫向科研成果的培育轉化機制。按照“項目啟動、互惠互利”原則,采取市場化運作方式,與相關縣(市、區、企業)在科研開發、成果轉化與推廣、人員培訓等方面開展共建活動。與35個市縣區(企業)簽訂了共建協議,通過與企業、社會的合作來提高專利技術轉化運用能力;如與安圖縣簽訂長期共建協議,定期開展校企科技成果轉換對接大會,雙方圍繞主要中草藥病害防治等方面進行了多項實質性合作。同時,率先建立了院級董事會辦學體制,按照開放式辦學的思路,注重與政府部門、企業、事業單位等開展爭產學研用聯合辦學,推廣自主創新技術,謀求社會、企業、學校的全面共贏,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遼寧技術創新體系,推動老工業基地振興和發展。“十一五”來,學校兩個學院累計與董事單位開展橫向聯合科研項目近百項,專家為企業開發新產品、改進、轉讓新技術近百項,為企業增收數億元。

      幾年來,吉林農業大學在知識產權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逐漸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和一系列規范化知識產權的政策。2016年,吉林農業大學獲得授權發明專利43項,實用新型專利34項,外觀專利1項,軟件著作權16項,專利申請和授權的數量和質量都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同兄弟單位相比還有不少差距,在新形勢下,面臨著新的挑戰。在知識產權的管理中還存在許多問題,如專利工作還存在著與科研項目開展、與技術創新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知識產權戰略意識總體上還比較薄弱,對專利的重視程度還停留在數量大于質量的階段,特別是對專利的產業化能力和創造價值的能力重視不夠;在促進專利審查與技術創新的溝通交流和有效對接以及開展相關的專利工作交流活動等方面還做得不夠。在今后的工作中,學校將積極開展專利信息利用以及專利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工作,制定和利用專利戰略,搶占技術與市場競爭制高點,積極組織申請國際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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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范文第4篇

      為切實做好2014年全鎮林業綠化工作,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提升農村綠化水平,結合我鎮實際,現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精神為指導,突出生態建設主體地位,堅持保護優先、完善提升為主的方針,加快綠色通道、綠色河道建設步伐,加大森林生態示范村創建力度,狠抓林木撫育管理,著力推進花卉苗木等綠色產業發展,加快林業發展轉型升級,“建設美麗古溪,打造綠色家園”,全面提升古溪林業發展水平。

      二、目標任務

      以“綠色通道、綠色河道、村莊綠化、特色園藝、資源管理”五大工程建設為抓手,全鎮建成和完善提高綠色通道18公里,建成1公里標準示范段;周莊村、野芹村建成森林生態示范村;完成古宣線、分雅線等森林撫育1500畝;新增成片造林面積300畝;栽植四旁樹53000株;鞏固完善農田林網2000畝,每村建立一個400畝的林網、路網、河網示范方;完成東姜黃河、增產港濕地保護任務。

      三、工作重點

      為實現上述目標,重點抓好以下五大工程:

      1、綠色通道示范工程。狠抓綠色通道的新建、鞏固、完善和提升,著力提高綠色通道建設成效。一是突出建設重點。今冬明春,將古濱線作為綠色通道建設的重點工程。建設標準為10米以上,栽植3行以上,以常綠樹種為主,做到喬灌木結合,高、中、低搭配。二是加快推進古高線、官橫線綠色通道鞏固、完善和提升工作。主要做好補缺、整枝、斷檔補栽、清理隔水溝和排水溝等工作,做好鎮與鎮、村與村、村莊與農田之間綠化銜接工作。新建5個以上高標準節點綠化工程。古高線尹垛段建成綠色通道標準示范段。三是強化長效管護。加強綠色通道管護,所有綠色通道與農田之間都要建好隔水溝,確保溝溝相通、排灌順暢。落實綠色通道管護主體,明確管護報酬、管護職責及獎懲措施,確保林木栽得下、長得好。全面推廣林下復合經營,在綠色通道下套栽小灌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經濟效益。

      2、綠色河道建設工程。結合河道疏浚和整治,重點抓好古馬干河的綠化、美化工作,利用河坡和青坎打造10-15米寬的高標準綠色河道示范樣板工程。重點抓好境內干河、中溝及村莊河道的整治綠化工作,因河而異,堅持樹種的多樣性,在保留現有鄉土樹種的基礎上,流經村莊、集鎮的河道綠化要以景觀樹種為主。對部分已綠化的河道要查漏補缺,全部完善到位。

      3、森林生態示范村創建工程。以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為重點,對照“村莊周圍森林化、道路風景化、庭院花果化、綠地園林化、河渠林蔭化、農田林網化”的森林生態示范村創建要求,進一步加強村莊綠化規劃,集中整合資金、項目等要素,著力打造特色鮮明、品位較高的森林生態示范村。今年周莊村、野芹村新建成森林生態示范村,其他各村(居)要按照標準,積極創造條件進行申報。一是道路綠化。通村主干道每側栽植2行以上常綠喬木樹種;其他路道每側栽植1行以上常綠喬木樹木,建成多樹種、全覆蓋、縱橫交錯的綠色生態長廊。二是河道綠化。將河塘整治和河道綠化有機結合起來,做到河坡整治到哪里,樹就栽到哪里,科學合理地進行樹種配置,在河坡兩側栽植2行以上喬木樹種,努力構建“水清、岸綠、景美”的農村河道環境。三是農田林網。繼續加快推進農田防護林建設,把農田防護林建設與低產田改造、農業綜合開發、農田水利建設以及農業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在主干道、生產溝、排水溝兩側栽植水杉、意楊、落羽杉等樹木,優化農田林網結構,積極營造一級林網,完善提高二級林網。四是庭院綠化。保護鄉土樹種,禁止隨意亂砍雜樹。動員農戶在房前屋后栽植枇杷、梨、桂花等經濟林果和綠化樹種,見縫插綠,發展立體種植,有條件的可在庭院中布設盆景,栽植高檔綠化樹種。森林生態示范村要在入村道路主道口或公共休閑場所建設300平方米的公共綠地,發展經濟林等特色產業。

      4、特色林果花卉園藝建設工程。積極整合水利、農業資源開發、科技等各類項目要素,向現代園藝工程發展傾斜,激發全鎮林果園藝發展活力,建成一批以葡萄、花卉苗木為主的特色村,如橫垛居委會、尹垛村、謝蕩村等。將高效林業與休閑觀光農業緊密結合,依托生態環境、田園景觀、農業生產設施等資源,大力發展休閑觀光農業,建成一批休閑觀光農業示范村或示范點,如刁網村、野芹村等。要突出抓好新品種、新技術、新模式的更新推廣,發展工程化育苗中心、溫濕控制中心等現代化的栽培設施,加快現代化農業園區建設。

      5、森林資源保護管理工程。堅持一手抓植樹造林,一手抓森林資源的保護。一是抓好森林撫育工作。對已建成的綠色通道要降低密度和優化樹種結構,重點抓好密度控制、整形修枝和病蟲害防治。各村(居)要做好檔案管理、落實撫育資金、明確撫育措施,將森林撫育與森林防火、病蟲害防治、發展林下經濟等緊密結合,扎實做好除草松土、施肥、灌溉、間套作、修枝等工作,確保森林撫育任務全面完成。今年重點是完成古宣線、分雅線等森林撫育1500畝。二是抓好有害生物防控工作。要根據美國白蛾等主要有害生物防控要求,成立班子,設立監測點,安排專項經費,加強苗木調運、檢疫工作,防止其入侵和蔓延。三是抓好野生動物和濕地保護工作。在抓好依法辦證、林木采伐、林地征(占)用和加強野生動物保護利用的基礎上,要重點抓好濕地保護。濕地保護率已于2012年納入省“八項工程”監測統計指標體系,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監測統計指標之一。各村(居)要根據濕地保護條例要求,堅持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原則,充分利用河坡、青坎進行種草、栽樹,進一步凈化水源、修復生態,切實抓好境內干河、中溝河流濕地保護工作,充分發揮濕地的生態效益。2014年重點完成東姜黃河、增產港濕地保護任務。

      四、實施步驟

      時間:2014年2月19日至2014年3月25日。

      具體分四個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調查摸底、現場準備階段(2月19日至2014年2月25日),主要任務:

      1、進一步核實各村(居)實栽區域內尚缺株數。

      2、進一步核實各村(居)補栽及應栽未栽區域內實際栽植總株數。

      3、科學制定栽植規劃,拿好2014年林業綠化栽植方案。

      第二階段:清理整治及栽植前期準備階段(2月26日至3月5日),主要任務:

      1、全面動員,組織民力清理干河、中溝等離汛期水面1米以上未清理蘆葦、蘆竹、雜樹等影響樹木生長的障礙物。

      2、全面清理生產溝、排水溝及綠化范圍內的蘆葦、蘆竹等雜物,確保樹木栽植及正常生長。

      3、全面整治河坡、青坎及公共閑置土地,填塞低洼地、缺塘等,確保成行、連片栽植。

      4、尋找能人,完善落實各村及其單位林業綠化機制,實現林業綠化投入機制,土地流轉機制和管護責任機制的根本轉換。

      5、搞好綠色通道及相關綠化地段的土地流轉。

      6、組織落實所需苗木。

      第三階段:栽植實施階段(3月5日至3月20日),主要任務:

      1、對照鎮交目標任務,及其栽植規劃,村(居)及各單位,統一放樣,組織民力按標準開塘,確保塘塘達標,并作為栽植數量考核的依據。

      2、組織民力按標準栽植、培土、澆水、夯實、刷白等,確保“三網”工程建設、意楊成片林、主干道及庭院綠化等目標任務的完成。

      3、進一步落實管護工作,做到人員、任務、報酬、責任明確,并完善好實際栽植示意圖及其一切軟件資料。

      第四階段:考核驗收階段(3月21日至3月25日)

      按鎮政府制定的《2014年度林業綠化考核獎勵意見》,組織專業人員,逐村(居)組織考核驗收打分。主要驗收綠色通道、干河、中溝、生產溝、排水溝、溝塘及應栽區域清理是否到位,整治是否達標,鎮交綠化栽植任務是否完成,質量是否合格,管護責任是否到位,軟件資料是否規范等。

      五、主要措施

      1、強化組織領導

      鎮政府成立林業綠化工作領導小組:

      成員:各分工村聯系人

      同時成立林業綠化工作班子:

      成員:全體分工鎮干和農服中心、水利站全體分片人員及農路辦、經服中心、財政所、派出所、綜治辦、司法所負責同志。

      各村(居)也必須建立相應的領導小組和工作班子,各村(居)黨總支書記為組長,村(居)主任具體抓,全鎮上下形成條塊結合,分片包干,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的責任體系,確保林木栽植及管護規范、有序。

      2、加大投入力度。各企事業單位綠化按鎮統一規劃,自行負責綠化經費。各村(居)必須采取機制創新、資源置換,多途徑上爭等辦法,籌足綠化經費,切實解決林業綠化資金瓶頸問題。要進一步活化機制,按照“誰收益、誰投資”的辦法,實行行政推動和市場動作相結合,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推動社會林業健康發展。

      3、注重科學造林。要按照因地制宜、適地適樹的原則,認真做好林業重點工程的規劃設計,及時把造林任務、造林方式、實施主體、管護措施等落實到具體地塊。進一步強化科技意識,充分發揮林業科技隊伍的作用,注重林木新品種、新技術的引進和推廣應用。嚴把整地關、苗木關、栽植關和管護關,千方百計提高造林質量。鎮農服中心技術人員一線,掌握實情,加強指導,優化服務,確保造林成效。

      動物新品種保護條例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原因可持續利用保護對策

      引言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也是當今國際社會環境和發展的研究熱點問題之一。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種數量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地區。但是由于自然、人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國的生物多樣性正遭受著嚴重的損失和破壞,保護生物多樣性已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過對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設性意見,以資探討。

      一、生物多樣性概述

      1.1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含義

      1992年6月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各國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解釋:所有來源的形形生物體,這些來源除其他外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

      1994年我國政府制訂并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對生物多樣性作如下概念:所謂生物多樣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構成的綜合體。

      但上述對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準確性和簡練性,故本文將生物多樣性定義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組成部分的綜合體。

      生物多樣性包含三層含義,即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遺傳多樣性是指某個物種內個體的變異性;物種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機體的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是指生物圈內生境、生態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內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三者之中生態系統多樣性是基礎,而物種多樣性是關鍵,遺傳多樣性含有的潛在價值最大。

      1.2生物多樣性的意義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每個層次生物多樣性的都有著重要的實用價值和意義。物種的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大量野生和養殖的植物、魚類及動物產品;遺傳多樣性則對培育新品種、改良老品種有著重要的作用,如人們可利用一些農作物的原始種群、野生親遠種和地方品種培育高產、優質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維持生態平衡。因此生物多樣性不僅能為人類提供豐富的自然資源,滿足人類社會對食品、藥物、能源、工業原料、旅游、娛樂、科學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維持生態系統的功能、調節氣候、保持土壤肥力、凈化空氣和水,從而支持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其它活動。此外生物多樣性直接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多樣性。

      1.3我國生物多樣性現狀

      我國在1987年公布的《中國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第一期中,公布的瀕危種類有121種,受威脅的158種,稀有的110種,共計389種,其中一類保護植物8種、二類的157種、三類的22種。另據中國紅皮書的估計顯示,超過1/10即500多種脊椎動物物種和15%~20%即400~500種高等植物已經受到威脅。而我國對境內的物種及其數量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尤其對瀕危物種的調查尚不全面。出現的問題是有些國家未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的物種面臨生存威脅,有的甚至瀕臨滅絕,而另一些則由于人為的保護、繁育、利用而使種群數量有所增減,因而有必要調整其保護級別或劃出、劃入保護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藥用動植物,如黃草,急待保護。

      此外,近年來野生生物貿易已經對中國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糧食、中醫藥、服裝等對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動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劇增長,對幾種瀕危動植物物種以及一些沒有列入國家保護名單之內的動植物物種數量已經構成威脅。如:藏羚羊。

      二、生物多樣性損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既有自然發生的,也有因自然發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類活動(特別是近兩個世紀以來)無疑是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則是引起損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一是物種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其一是物種的形成與滅絕是一種自然過程,化石記錄表明,多數物種的限定壽命平均為100~1000萬年。其二是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或變異性、適應性比較差,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難以適應,因此而面臨滅絕的危險。如大熊貓,其瀕危的原因除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以外,與其本身食性狹窄、生殖能力低等身體特征有關。二是環境突變(天災),如地震、水災、火災、暴風雪、干旱等自然災害。

      2.2人為原因

      由于人類對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同時又過多的重視經濟發展,而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淡薄,從而導致生境破壞時有發生;對生物資源開發過度,有些甚至是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對外來物種入侵問題重視不夠以及制度的不健全,這些都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主要原因。

      2.2.1生境的喪失、片斷化、退化

      棲息地破壞和片段化已成為我國一些獸類數量減少、分布區縮小和瀕臨滅絕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國生境被破壞的兩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減少直接威脅到從苔蘚、地衣到高等物種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導致森林火災的一個主要原因,中國在過去25年內因森林火災共損失了860萬公頃的森林。以農業和建設為目的的占用森林、濕地和草原則是生境破壞的另一個原因。據估計,中國目前農田的1/3本來是處女林,這一問題在中國熱帶地區尤為嚴重。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沿海濕地的一半左右已經發生改變,高原湖泊周圍的濕地也損失嚴重。另外,1950~1980年間中國湖泊面積減少1/10。

      生境的片斷化是指一個面積大而連續的生境被分割成兩個或更多小塊殘片并逐漸縮小的過程。多種人類活動都可能導致生境的片斷化。如鐵路、公路、水溝、電話網絡、農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動的分隔物,和自然保護區內修筑公路等人為設施。特別是由于這些人為設施的建立,使得動物的活動受到限制,從而影響其覓食、遷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種子的散布也會受到影響。因而引起動植物種群數量下降并引起局部滅絕。同時由于生境的片斷化,陽光、溫度、濕度及風的變化,也會導致一些物種瀕危、甚至滅絕。另外生境的片斷化有助于外來物種的入侵,進而威脅到原由物種的生存。

      生境退化則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經濟發展、過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場退化嚴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機能衰退,從而對其生存構成威脅。

      2.2.2掠奪式的過度開發

      許多生物資源對人類具有直接的經濟價值。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業化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人類對之的需求隨之迅速上升,其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過度開發并使生物多樣性下降。而當商業市場對某種野生生物資源有較大需求,通常會導致對該種生物的過度開發。典型的實例是人類對海洋鯨類的獵捕活動與鯨類數量的消長之間的關系。我國許多藥用植物,如人參、天麻、砂仁、七葉一枝花、黃草、羅漢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經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導致滅絕。其中偷獵、濫挖走私野生動物行為對生物的多樣性威脅最嚴重。

      2.2.3環境污染

      2.2.3.1水體污染

      水體污染能夠對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生命周期的任何發展階段,產生亞致死或致死作用,影響他們的捕食、尋食和繁殖。其中亞致死的水體污染對水體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更為突出、普遍、久遠。在這種環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長緩慢或者死于環境脅迫有關的疾病。而水體富營養化能使水體生物多樣性顯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會使當地植被退化,甚至變成不毛之地,同時土壤動物也會變的稀少甚至絕跡,其生物多樣性比未受污染區顯著下降。如礦區、尾礦堆積地一、礦區廢棄地以及垃圾填埋廢棄地都少有樹木生長。

      2.2.3.3空氣污染

      人類排放到大氣中的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均能對生物體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失,并對生態系統構成危害。經各種途徑進入空氣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殺死生物。來自冶煉廠廢氣中的有毒金屬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所引發的溫室效應等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害、減少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和重視,特別是溫室效應引起的全球變暖和酸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2.2.4外來物種入侵

      外來物種入侵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很大威脅。其入侵方式有三種:一是由于農林牧漁業生產,城市公園和綠化、景觀美化、觀賞等目的的有意引進或改進,如在滇池泛濫的水葫蘆、轉基因生物;二是隨貿易運輸旅游等活動傳入的物種,即無意引進,如因船舶壓倉水、土等帶來得新物種;三是靠自身傳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傳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區危害深廣的紫莖澤蘭、飛機草。在全球瀕危物種植物名錄中,大約有35%~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來物種入侵引起的。2002年來自南美洲亞馬遜河的食人魚又名食人鯧在我國掀起軒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達到一定規模時,可能會大量屠殺其他魚類,給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帶來危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2.3制度原因

      雖然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績,但由于制度特別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樣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主要表現在:雖然國家已把環境保護的成效納入政績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納入工作計劃;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等)對此重視夠,缺少相關具體實施細則、行動及專業人員。自然保護區是保護物種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國已建立數目眾多的保護區,但相對與國土總面積而言是不夠的,而且部分保護區管理混亂、土地權屬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雖已實施《自然保護區條例》多年,但畢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階較低,調整面窄,處罰力度不夠,故需要進行新的立法以保護自然保護區、物種及其生境。而在外來生物入侵問題上,雖有一些法規涉及,如《進出境動物檢疫法》但沒有專門法規對此做相應調整,法律漏洞較大。

      此外,由于經濟發展;新的城鎮、水壩、水庫、礦區的開發、建設;旅游活動以及國際合作不充分也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

      三、保護對策

      保護生物樣多性不僅需要加快治理環境污染,把保護工作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更重要的是在生態系統水平上采取保護措施,傳統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護,通過排除或減少人為干擾來保護生態脆弱區,在一般情況下,確是保護某些物種或生態系統的有效途徑。但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過立法的途徑解決,主要是對自然保護區進行立法。鑒于外來物種對生物樣多性的影響日益嚴重,而我國卻沒有專門立法保護措施,故建議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而且隨著人口和用地的不斷增長,被動的保護已很難真正達到保護的目的,為此提出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同時生物多樣性對全人類都有著深遠的意義,需要各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參與,故特別強調國際合作和加強國民教育。

      3.1建立、完善自然保護區和制定《自然保護區立法》

      自然保護區是具有保護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雙重性質,并且是一定的空間范圍的區域。在我國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惜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和具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地的陸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劃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據《世界資源》1997年的統計,全世界已建立較大面積的保護區1.04萬個多,其無論在保有物種、遺傳、生態系統的多樣性還是在保護物種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國也意識到,由于缺法相關法律保護,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混亂,保護區內開發與保護矛盾突出,亂砍、濫挖偷獵行為時有不斷,造成一些自然保護區破壞嚴重。

      因此,許多國家對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進行了專門立法。如,英國《國家公園和鄉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園法〉澳大利亞的國家公園與野生生物保護法》加拿大的《國家公園法》,韓國的《自然公園法》等。另外,一些國家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綜合性法律,并將自然保護區納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蘭的《自然保護法》、韓國的《自然環境保護法》等。這些法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無論是按國際通行做法還是從我國國情出發,都有必要抓緊制定一部《自然保護區法》,對由于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建設、管理、開發和利用而產生和存在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建議在原有法規中法律制度:如審批制度、分級分區制度、管理制度、檢查應急制度的基礎上,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如分類性保護和管理制度、監督管理體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鑒國外相關先進經驗,創設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區劃制度和社會影響評價制度。

      3.2防止外來物種和建立外來物種管理法規體系

      外來物種入侵不僅對當地生物構成威脅,同時對經濟和人體健康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因此一些國家對此進行了立法。如美國先后頒布或制修訂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外來物種預防和執行法》、《國家入侵生物法》、《外來有害生物預防和控制法》、《聯邦有害雜草法》等;新西蘭《生物安全法》等。

      我國雖有一些法律法規涉及外來物種管理,如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農業和林業局分別建立了水生和陸生野生動物引進審批制度;《野生植物保護條例》(1996)、《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動物防疫法》和《植物檢疫條例》。但是目前尚無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專門法規。《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涉及到外來入侵物種物種,但未制定專門針對外來物種入侵的行動計劃,所以中國急待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以確保生態安全和保護本國生物多樣性。如設立引種許可證制度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建立外來物種入侵預警機制。

      另外,對外來物種進行普查和有計劃清除,也很有必要。

      3.3在保護中持續利用生物資源

      雖然全世界已建立眾多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多形式保護方法方式,但相對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護的生物多樣性是有限的。因此人們認識到,有效和長期可信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法是持續利用生物資源。指對生物資源的利用應以使生物多樣性在所有層次上得以保護、再生和發展。對保護而言,沒有合理利用也就沒有保護。利用自然保護和發展旅游業就是一例。不但有經濟效益,實際上也是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從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本身就是社會效益的體現,也是自然保護的價值體現。

      另外建議對生物多樣性有影響的重要部門(如農業、林業、漁業、科研機構)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并將其納入他們的生產計劃中,鼓勵生物的資源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包括根據當地資源的實際情況實施傳統的農業和林業措施;推進科研與教育;采取必要的辦法使保護區免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和進行遷地保護。

      3.4國家合作與行動

      在生物多樣性問題上,世界各國的共識是生物多樣性問題不是局部的、地區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問題。聯合國有關組織、世界科學界和各國政府部門認為國際合作是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國政府應積極的參與國際合作加入協定,聯合打擊跨國非法貿易與捕獵。加強科研協作,但要注意與產權問題。

      我國已加入的公約協定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國際捕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熱帶木材協定》、《關于保護特別水禽的重要濕地公約》等等,為了更好的保護我國生物多樣性,應積極的開展國際合作,并制定相關的實施計劃與細則,在必要的情況下制定相關行政法規或法律。

      3.5加強環保教育

      從整體和局部看,國民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好壞,大量資料表明,凡是受環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國家和地區,通常生態環境破壞頻率越高、程度越深、問題也越多。而對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發展這一社會問題來說,除發展外,更多的應加強民眾教育,廣泛、通俗、持之以恒地開展與環境相關的文化教育、法律宣傳,培育本地化的親生態人口。特別值得重視和提倡的是利用當地文化、習俗、傳統、信仰、宗教和習慣中的環保意識和思想,如民族地區的龍山、鳳水,進行宣傳教育。另建議在中小學中專門開設環境課程或在自然、化學、生物、地理及中進行環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課外活動。

      此外,加快對全國生物多樣性的清查;根據實際情況變更動植物保護級別;恢復破壞的生態系統;及對一些重點珍稀瀕危物種進行人工繁育和擴群工作,也很有必要。總之,一個物種的消亡往往不是單個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工作是一件綜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參與,不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眾;不僅需要單個學科,更需要多學科;不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全球的共同參與與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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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韓德培主編環境保護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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