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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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第1篇

1　從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看，過分關注社會本位，忽視個體的價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與發展，當然也和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息息相關。但是，長期以來，很多人機械地理解了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有關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人是社會的人、歷史的人，具有社會性與歷史性，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階級性，由此，片面地將人定格在其具體性、社會性、歷史性和階級性上，使得許多人誤認為在社會主義中個人需要和社會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所謂對個性或個人需要壓抑的問題。致使長期以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忽視了個體的自我價值。

2　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則看，忽視人的主體地位，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要把一定社會的思想觀念、政治意識、道德規范內化為受教育者個體的思想品德，教育、引導、幫助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會所期望的思想道德素質。在教育過程中，盡管教育者起著主導作用，但不等于必須以教育者為中心，即教育者在向被教育者灌輸社會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規范時，可以忽視受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可以采取“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但長期以來，教育者往往為教育而教育，不考慮受教育者的需要，以及能否被受教育者接受。這種教育，不可能調動受教育者的積極性、主動性，甚至使受教育者產生排斥心理。

3　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看，脫離人的現實生活。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是一種人的哲學，他的直接對象是現實中的人”，根據人的活動領域，人不僅生活在一個由政治、經濟等構成的非日常生活世界里，還生活在一個以飲食起居等為主要內容的日常生活世界里。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一味強調人的政治性和理性，而忽視了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人的正常的需求，從而使原本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被片面理解為僅僅是為了實現一定政黨和社會政治集團的任務。

二、思想政治教育化解的對策

1　思想政治教育隊伍專業化。由于社會歷史基礎條件制約，也由于過去社會組織基礎邊界不清所使然，就造成全民都做思想政治工作，結果在喪失了社會條件以后，就成了沒有根基的空洞說教。而要改變這一不利形勢，就要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專業化，建立一支素質高、能力強的專業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隊伍，既要培養他們的宣傳說教能力，更要培養他們應對和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使空洞的說教變為實實在在的工作。

2　在倡導社會本位價值過程中注重個體價值的實現。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外在的工具性價值，也具有促進人性不斷提升的內在價值。傳統的運行機制更多體現其外在工具性價值，事實上，把“以人為本”作為教育的入口，以“生活世界”為支點，尊重個體存在的多樣性，以教育對象個體為切入點，采取靈活多樣的、柔韌漸進的、貼近人的運行機制，從而使傳統的運行機制因目標設置過高、操作過硬而與受教育者有較大的距離等問題得到解決。

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第2篇

【關鍵詞】血液惡性腫瘤 中心靜脈置管 并發癥

血液惡性腫瘤主要有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已經成為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健康的疾病。我科自2005年開始，對大劑量化療的病人進行中心靜脈置管，有效的避免了化療藥物對血管的損傷。但是，置管后若管理不到位也會出現如感染、出血等致命的并發癥。本文對我科2008年1月-2010年12月的置管病人進行臨床觀察，對置管常見并發癥的原因進行分析，并給予有效的預防護理，從而減少減輕并發癥的發生，取得滿意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置管病例有200例，其中，男112例，女88例，年齡10-60歲；白血病80例，淋巴瘤108例，多發性骨髓瘤12例。

1.2中心靜脈置管 如行外周中心靜脈置管（PICC），應選擇資深的、靜脈穿刺技術好的護士，按照PICC置管操作規程進行穿刺，穿刺成功后，進行X攝片確定導管尖端位置在上腔靜脈即可。導管采用美國巴德三向瓣膜式PICC，該導管側孔三向瓣膜的功能，可防止血液返流和氣體進入；日常護理只需要使用普通無菌生理鹽水正壓封管，無需使用肝素封管；不使用導管時每七天用無菌生理鹽水沖洗導管和更換敷貼，因此減少了護理量，并降低感染的危險[1]。

如病人外周靜脈條件不好，宜選擇鎖骨下靜脈穿刺，請專業的外科醫生穿刺，注意縫合固定。

2 置管期間常見并發癥原因分析及護理對策

2.1感染 留置導管感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嚴重者可導致病人敗血癥而死亡。引起感染的主要因素是局部穿刺口及中心靜脈導管污染，細菌可來自皮膚、導管接頭、肝素帽等，另外，置管的途徑、時間及封管方式、敷料選擇也與感染相關[2]。血液惡性腫瘤病人的病情重，加之化療后機體抵抗力低下，置管時間長，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風險。

護理對策是：（1）結合病情應用抗生素。（2）護士每班要認真觀察局部情況，及時發現是否有感染征兆。

（3）換藥時嚴格無菌，更換各連接處時加強消毒；鎖穿病人2-3天換藥一次，PICC導管的病人每周換藥一次。（4）加強對病人的健康教育，教會病人學會自我觀察。

2.2穿刺部位滲血、滲液或出現血腫 穿刺部位出現滲血、滲液、血腫可因穿刺部位或鄰近部位的活動度過大、不慎拉出等原因。

護理對策是要盡量減少穿刺部位的活動，立即在穿刺部位覆蓋無菌紗布，加壓包扎。如遇嚴重出血不止時，必要時應拔出導管。

2.3導管阻塞或輸液不暢 導管阻塞或輸液不暢可因不當、導管反折等原因所致，這種情況容易發現及解決；也可因長期輸入高價營養液，其殘余的陽離子復合物或血液制品的纖維蛋白遺留在導管壁內，導致導管阻塞或輸液不暢。

護理對策是在輸注氨基酸、脂肪乳、血液制品后，必須用10毫升生理鹽水脈沖式沖管，再接其他液體；全部液體輸完后一定要正壓封管。

2.4空氣栓塞 空氣栓塞可因接頭處肝素帽、三通管等松動、脫落或液體走空致空氣進入。

護理對策是輸液時一定要加強巡視，防止液體走空；經常檢查各接頭處是否銜接牢固，對接頭處肝素帽、三通管等有松動或脫落，應立即去除，無菌操作下更換。

2.5導管脫出 導管脫出常常由于病人忘記不慎扯脫，或縫線斷了因重力原因致導管自行滑出。

護理對策是對于鎖穿的病人，導管固定采用雙重固定方法以免導管脫出。對于PICC置管的病人，要防止活動度過大或牽拉扯脫導管，導管末端用網眼繃帶套住。

3 結果

200例置管的病人，有42例行鎖骨下靜脈置管，有156例病人行外周中心靜脈置管（PICC），有2例行股靜脈置管。鎖骨下靜脈置管的保留時間為3個月，因不慎脫出3例。PICC置管保留時間為6-12個月，不慎脫出2例，嚴重出血致拔管2例。日常出現局部穿刺部位紅腫等不良反應25例，給予無菌換藥后痊愈。

4 討論

目前，中心靜脈置管術已比較廣泛應用于臨床，關鍵是置管后導管維護問題。所以，專科護士要掌握置管后常見并發癥的原因及處理方法，有效的從源頭上預防并發癥的出現。要加強護士對中心靜脈置管規范化培訓，另一方面加強對病人的健康指導，護患雙方良好的配合，才能保證導管的有效質量，使化療順利完成，病人病情緩解，生活質量提高。

參 考 文 獻

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第3篇

    為更好的貫徹落實《住房公積金條例》，促進住房消費，進一步推進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確保市政府、市房改領導小組批準的今年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計劃的順利完成，市住房資金管理中心經研究決定，對《關于調整1999年內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99〕京房資中心計字第117號）和《關于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99〕京房資中心計字第123號）等文件，規定的個人住房擔保委托貸款（以下簡稱個人貸款）有關政策執行期延長至2000年12月31日，現將有關政策重申如下：

    一、放寬個人貸款額度標準

    2000年內個人貸款額度標準為：單筆貸款最高貸款額仍可在原不超過人民幣30萬元基礎上上浮30％，同時在確保還款的前提下，適當降低個人購房首付款比例，最低不得低于購房款的10％。

    二、貸款期限

    各經辦機構不得拒絕發放30年（含）以內任何期限檔次的個人貸款。

    三、各分中心接到個人貸款申請后，凡符合有關政策規定的，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辦理完成有關手續；分中心不得拖延發放或拒絕辦理有關手續。

    四、為滿足個人貸款需求，在分中心辦理個人貸款有困難，可轉至歸集部或歸集二部辦理。全市凡已建立住房公積金的職工，無論是否在歸集部、歸集二部繳存住房公積金，在其繳存住房公積金的分中心出具住房公積金繳存證明后，均可在歸集部、歸集二部申請個人貸款。

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范式；產業集聚；主流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及其研究意義

1、庫恩的科學范式理論

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科學發展的范式理論，對許多學科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庫恩定義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號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承諾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關聯、相互支持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它們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學科領域科學家的共同信念。

庫恩認為類似哥白尼地心說、牛頓力學、達爾文進化論、愛因斯坦相對論這樣的重大科學成就的出現是范式確立的標志。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1)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2)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這兩個特征又決定了范式在學科發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確立標志著學科進入了常規研究階段，即該領域的研究者根據構成范式的公認理論，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進行常規性的研究，不斷增強該學科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并拓展其應用領域；(2)范式構成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識選擇的基礎。人們把范式理論當作一種分析科學及其發展演變的犀利工具。西方經濟哲學界普遍用范式的觀點考察經濟學，這種做法在以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為代表的經濟哲學家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斯密(Smith，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76)為經濟學建立了公認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基礎。李嘉圖、西蒙第斯、薩伊、穆勒等成為斯密的追隨者，他們有的進一步完善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李嘉圖)，有的將經濟學條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則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爾拉斯)，逐漸構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科學的發展也是范式轉換的過程。在常規研究中，總會遇到用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例外現象”，一般來說，研究者開始是采用忽略它們的辦法來回避問題，庫恩將這種現象稱為“知識選擇”，即研究者認為反常現象不屬于他們研究的范疇。當反常現象日益積累以后，現有理論會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研究者們就不得不對范式進行調整，例如新古典主義學派完成了經濟學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轉換。

2、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特征

從本體論角度來看，區域經濟學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作為研究對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個體動機與地理區位的關系，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后來的區域經濟研究脫離了這種研究范式。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強調個體動機，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設和理性人假設，然后通過消費者均衡和廠商均衡分析來獲得最終的市場均衡狀態。近代以來，主流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還是后來的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在構建其理論體系時，都十分重視對經濟現象的微觀均衡分析。

在認識論方面，區域經濟學強調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忽視規范主義的哲學思想。區域經濟學起初沒有將理論體系的構建作為研究的重點，而是將對經濟活動的空間特征描述作為觀察的重點。例如韋伯的工業區位論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企業選址問題，具有以問題為導向的實用主義特點。區位論和區域科學利用經驗研究的結論作為城市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的主要工具，這與區域經濟學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基礎有密切的關系。

在方法論方面，區域經濟學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經驗驗證，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對空間經濟特征的描述性結論，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基礎上的歸納法。區域經濟學關注經濟總量指標與空間區位的相關性，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區域政策建議。區域經濟學觀察到產業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通過經驗研究來尋找產業集聚與空間變量的相關性，但不去解釋這種集聚的個體動機與總體趨勢間的內在聯系。主流經濟學認為必需解釋這種聯系，并且認為這是區域政策能否獲得預期效果的基礎。主流經濟學重視理論的演繹，強調以精煉的模型來揭示經濟運行整體現象背后的個體理性動機，在理論演繹的基礎上進行計量分析，即計量研究是對理論假設的驗證，但理論假設并不直接來自計量研究。艾薩德注意到了這種區別，指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驗證的假設和理論。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地理學未能“成功地”匯入主流經濟學的原因是沒有用一種適于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的方法表達他們的思想。在政策供給方面，區域經濟學從產業集聚與空間變量的歷史相關性出發，而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個體對空間資源的需求動機出發。

就對市場經濟系統的整體認識而言，主流經濟學將經濟系統看成一個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聯系和依賴的、能自我調節的體系。即在主流經濟學的視角中，市場經濟具有自組織的特征，所以強調個體選擇。區域經濟學在傳統上更傾向于將區域經濟系統看做是可以運籌的他組織系統，所以強調整體的最優布局與結構，但是其運籌的結果有時與個體理性選擇相悖。

3、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研究意義

由于主流經濟學缺乏分析空間問題的建模工具，區域經濟理論又不能以主流經濟學的范式來解釋空間布局與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關系，隨著經濟學變得越來越嚴謹，對區位理論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學術的。區域經濟學利用實證手段發現了空間經濟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場潛力模型繪制了美國的市場潛力地圖，證明高市場潛力與產業集聚有顯著的相關性，但因為對產業集聚的內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這些研究無法被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直至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學對各種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現象都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這造成了區域經濟學應用的困境――區域經濟理論的政策主張往往基于經驗公式，在微觀動機和市場結構轉移的經濟機理方面的分析卻是空白，而數量眾多的沒有統一邏輯內核的經驗公式，有時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經濟學強調個體理性選擇的均衡結果，但是沒有將理性選擇置于特定的區域之中，這是基于其理論范式的“知識選擇”；而區域經濟學則在分析特定的區域經濟問題時對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加以忽略，這也是基于其理論范式的“知識選擇”。只有將兩種理論范式統一起來，才能做出真正有意義的區域經濟分析。

二、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演進

1、杜能的開創性貢獻

杜能(Thunen，孤立國與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1826)設想了一個位于勻質平原上的孤立國，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給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給；孤立國內各地自然條件和運輸條件相同。杜能認為農場利潤最大化的主導因素是生產地與市場的距離。農業經營規模也與距離密切相關，追加的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必須能償付成本與運費。當耕作成本一定時，離城市越近，追加的運費越低，邊際產量需償付的越少，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創建了農業圈層理論，推論出決定各地區農業布局最佳類型的是級差地租。杜能將空間摩擦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加以理論化和體系化，這一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廣到了其他的研究領域。

由于空間既被看作是一個經濟物品，又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基礎，杜能的分析對區域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性便是雙重的，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來的幾位貢獻者更具有相關性和普遍性。盡管杜能對經濟思想的貢獻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卻被冷落了一個多世紀，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論作為基礎。在艾薩德努力將區域經濟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時候，他嘗試將杜能的理論與均衡分析相結合。

當人們對杜能的假設前提做認真的分析時，一種邏輯追溯卻遇到了難題：在勻質的平原上，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為什么不是分散交錯地分布著，成為分散的“后院資本主義”形態，而是將工業集中在城市里面?顯然，杜能認為工業生產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從杜能的理論出發，也就無法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2、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發散

杜能回答了生產是如何擴散的，但是人們還需要知道生產是如何集中起來的，所以杜能的區位論只發揮了“一半的作用”。這樣，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就不足以支持區域經濟學整個領域的發展，所以區域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呈現出發散狀態。除新經濟地理學以外，區域經濟學有6種理論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問題；地理幾何分析形成了工業區位理論，分析企業及產業區位選擇過程中的運輸費用問題；區域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生產要素的區位差別；當地外部經濟理論揭示了聚集經濟效應；積累因果分析發現了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現象；社會物理學的研究進一步為上述研究結論提供了實證。

(1)基于地理幾何分析的工業區位論和市場區位論

19世紀德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產業布局和產業遷徙問題開始為學者們所關注，勞恩哈特(Launhardt，確定工商業的合理區位，1882)提出了在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下，使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最優定位問題及其嘗試性的解法。

韋伯(Weber，工業區位理論，1909)系統地表述了工業區位理論：區位因子決定生產場所，將企業吸引到生產費用最小、節約費用最大的地點。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為目標，從運輸指向、勞動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個方面研究了產業合理布局的過程。

第二次工業革命進一步地提高了生產率，許多產業出現了規模報酬遞增，企業規模不斷擴張，市場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學開始研究市場中的非競爭因素帶來的問題，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市場區域劃分問題。

費特(Fetter，市場區域的經濟規律，1924)提出貿易區邊界理論，他假定有兩個生產地，根據兩地的成本和運輸費用的不同，利用等費用線方法，得出兩個生產地貿易范圍。如果兩個生產地各自的生產費用和運輸費用以及其他條件均相同，則兩地的貿易區分界線是一條位于中央的垂直線；若兩地的生產費用不同而其他條件相同，則兩個市場的邊界線是一條彎向生產費用較高貿易區的曲線；如果兩個生產地運輸費用不同而其他條件相同，則兩個市場的邊界線是一條彎向運輸費用較高貿易區的曲線。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國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質性，一定的生產地必將產生一個適當的城鎮，這個城鎮是周圍地區的中心，它向周圍地區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務。服務中心的理想服務區是圓形的。當一區域內存在多個同級中心地時，圓形之間會出現間隙，要彌補間隙，圓形服務區就會局部地重疊，圓形服務區就轉變為六邊形的。這樣，每個次一級中心地則成為六邊形的一個頂點，各級中心地組成一個有規律的遞減的多級六邊形圖形。

廖什(Losch，區位經濟學，1939)把市場需求作為空間變量來研究，探討了市場區位體系和工業企業最大利潤的區位，形成了市場區位理論。廖什認為，企業產品銷售范圍最初是以產地為圓心，最大銷售距離為半徑的圓形，而產品價格又是需求量的遞減函數，所以企業的產品總銷售額是需求曲線在銷售區旋轉形成的圓錐體。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銷售范圍，企業之間形成了空檔，圓外有消費者不能得到供給，在競爭中每個企業都想擴大自己的市場范圍，因此圓與圓之間的空檔被新的競爭者覆蓋，圓形市場被擠成了六邊形的市場網絡。

(2)基于區域生產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論

俄林(Ohlin，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1933)認為一個區域內所有的商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都由它們各自的供求關系決定。需求方面有兩個主導因素：一是消費者的消費偏好；二是生產要素所有權的分配狀況，分配影響收入，從而影響到需求。供給方面也有兩個主導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給，即要素稟賦狀況；二是生產物質條件，這些物質條件決定了商品生產中生產要素的結合比例，決定要素密集的性質。這造成了國內外各地區生產要素價格的差異。

俄林的理論有很大影響，以至于許多區域發展規劃事實上都是以生產要素稟賦為基礎制定的。這一理論還認為區域發展的路徑依賴是由生產要素稟賦決定的。俄林的理論不能解釋技術手段對生產要素利用方式的創新，例如，依照傳統的判斷，以色列并不是一個適宜進行農業生產的地區，但是現代設施農業技術卻造就了以高附加值農產品為主的現代農業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釋為什么一些擁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卻相去甚遠。

(3)積累因果關系理論

繆爾達爾(Myrdel，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1957)的“累積因果論”指出市場力的作用在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間的差別，一個地區的發展速度一旦超過了平均發展速度，與那些發展緩慢的地區相比，它就可以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遏制困難地區的發展，使不發達地區不利于發展的因素越積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經濟發展戰略，1958)的“涓滴效應”與“極化效應”與繆達爾的理論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與邊緣區理論”。根據“核心與邊緣區理論”，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極化效應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變這種情

況，就要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有目的的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普里德(Pred，1966)把繆達爾一赫希曼模型應用于地區增長問題的分析。

繆達爾一赫希曼模型關注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但是依舊難以解釋為什么有些地區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卻依舊不能吸引投資，而有些企業卻將原材料運輸到遙遠的地方進行生產。

(4)基于社會物理學的實證研究

社會物理學是指利用數據分析方法，將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實證規律性進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預測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與周邊地區間的相互影響；奧爾巴赫(Auerbach，1913)構建了城市規模的位次一規模法則。社會物理學的典型應用是運輸網的規劃――由于對產業集聚的機制無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無法把握運輸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場引力模型等在運輸網絡規劃中有用武之地。運輸基礎設施的供給常常面臨尷尬的局面――要么是運輸供給嚴重短缺，要么是運輸供給明顯過剩，對運輸量的預測似乎從來沒有準確過。社會物理學為產業集聚和規模報酬遞增提供了實證。將社會系統看作是物理系統，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隱含了城市間作用的對等性假設，但是區域或國家間的貿易和運輸常常是不對稱的。

(5)以區域外部性為基礎的研究

馬歇爾(Marshall，經濟學原理，1890)把產業集聚歸結為三個要素：一是勞動力市場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屬行業在附近成長起來，即中間產品投入；三是技術外溢。馬歇爾認為，外部規模經濟是指企業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規模經濟使企業生產成本降低，使無法獲得內部規模經濟的企業通過合作獲得規模經濟；外部范圍經濟一方面指在區域內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時，企業可以通過垂直關聯實現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業務溝通；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水平關聯控制二級單位的產品質量等。由專門人才、專門機械、原材料提供、運輸便利以及技術擴散等“一般發達的經濟”所造成的“外部經濟”驅動，形成了企業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賴。

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沖突，城市規模由此給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論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有希望將區域經濟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但是洛杉磯這樣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現以及在世界各地發展起來的具有產業協作關系的城市群對這一理論提出了質疑。

3、統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努力

艾薩德(Isard，區位和空間經濟學，1956)注意到了區域經濟學研究范式的發散性，基于古典區位理論，他將杜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進行整合，把區位理論研究的問題歸結為：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區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對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分析中，艾薩德的工作結果被稱為區域科學。區域科學從未勝任過艾薩德所設想的角色。新城市經濟學(Jacbos，城市經濟，1969)把空間分析納入經濟學的努力也沒有獲得成功。

4、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范式的確立

研究范式的發散使區域經濟學研究在步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處于停滯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藤田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將不完全競爭模型引入區域經濟的分析中，嘗試利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對區域經濟以往的研究成果進行統一，這是區域經濟學30年以來的最大突破。克魯格曼認為主流經濟學對空間問題的分析必需解決三個問題：規模收益遞增、競爭的非完全性和對運輸成本的處理。規模收益遞增是古老的經濟學命題，馬歇爾曾經論述過規模報酬與產業集聚的關系。主流經濟學對非完全競爭市場的研究有很長歷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壟斷競爭模型成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另外一個基礎。運輸成本一直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是直到現在，經濟學對運輸業的許多問題都難以做出解釋。所以克魯格曼假設運輸成本以薩繆爾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設只有制成品有運輸成本，任何制成品的價值在運輸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了，而不是引入一個單獨的運輸業。

1991年以來，克魯格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經濟聚集和產業集群的論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上，并且他認為以往的區域經濟分析恰恰是因為沒有處理這三個問題的手段，所以對產業的聚集與發展規律缺乏解釋力；新經濟地理學派設計出了區域經濟的“中心一模型”，將產業集聚的個體理性動機歸結為規模收益遞增，而后又將規模收益遞增的原因歸結于外部性所帶來的技術外溢和交易費用的降低。

克魯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的確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將以往那些發散的區域經濟理論聚合起來加以解釋。杜能的農業區位論更接近主流經濟學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經濟學必需考慮的關鍵因素――運輸費用與邊際產量的比較、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級差地租等，這些或多或少地隱含了邊際成本、規模收益和空間資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杜能的模型在經濟理論上有更大的影響和被挖掘的潛力。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運輸對市場范圍的影響，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的結論。但是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間問題，庫恩將這種情況解釋為“知識選擇”，因為自斯密起，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范式中就缺乏對空間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區域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不同區域生產要素供給的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不同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差別。但是依舊不能解釋產業集聚的微觀原因，為什么生產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資源稟賦的區域，而是會積聚到某個或某些區域呢?積累因果關系理論描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用極化效應來解釋區域發展的差別。后來以區域比較和積累因果關系為基礎的研究日益具有規范經濟學的特征，進而成為區域經濟政策供給的重要理論基礎，從而使區域經濟學在整體上帶有顯著的政府干預特征。國內外許多學者都認為區域經濟理論、方法和政策是區域經濟學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

濟地理》一書中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區域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區域發展問題。1999年，藤田昌久、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發表了《空間經濟：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集群和聚集經濟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解釋和分析了經濟集聚，這部著作獲得了多項經濟學獎項。

在艾薩德的努力沒有獲得預期成果以后，區域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起似乎不再為人們所重視。克魯格曼等將空間因素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模型，強調相互交換產品和勞務的企業和家庭的分散決策與地理空間的關系，第一次真正能夠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中，將需求、供給等市場參數表現為空間因素的顯函數。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地理學是一個使用較為混亂的術語，在傳統上，它是指關于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描述，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隨著地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這一術語有時和區域經濟學相混淆了。

在新經濟地理學逐步確立的同時，其他的經濟學家也在對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趨同做出努力。巴羅(Barro)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微觀基礎，在和沙拉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增長模型。在巴羅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過了區位的作用，他比較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差別，研究范式是古典主義的，對產業集聚的解釋歸結于交易費用理論。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業戰略管理領域，1980年出版了《競爭戰略》一書，建立了他的企業競爭力理論。1990年出版《國家競爭優勢》一書，提出了鉆石模型。波特在理論范式上可以認為是產業經濟學的成功應用。

三、區域經濟學應用的拓展

1、主流經濟學賦予區域經濟學更強的解釋能力

主流經濟學推進了區域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主要進展，這表明區域經濟、經濟地理、經濟發展理論等學科的研究范式開始趨于集中，這很可能是區域經濟學今后發展的趨勢。比較優勢、區域經濟稟賦、運輸條件、地理幾何分析等都是區域經濟學經常使用的理論工具，但是在理論范式呈現發散狀態的時候，這些理論也是發散的。由于不能將這些理論工具歸結到一個共同的理論支點上，整個區域經濟學更像一個“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儀器。當一國的經濟中出現“問題區域”的時候，基于空間分析的區域經濟學并不能給出正確的解釋，當人們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經濟學的“零維”空間去尋找答案的時候，區域經濟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停滯。主流經濟學對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結論進行的整合導致了區域經濟學的范式轉換，使其能夠依據一個具有整體性的理論框架對區域差異、產業集聚做出解釋。

在本質上，經濟是全部社會成員個體決策的結果。區域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具有顯著的規劃性，即從規范經濟學的視角先行定義最優模型，然后確定區域發展目標，并主張利用政府干預來確定經濟發展的途徑。但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總和往往和政府規劃相去甚遠，對這種情況不能做出解釋，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區域經濟學逐漸沉寂的主要原因。

2、區域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供給產生新的影響

區域經濟學具有“政府干預經濟學”的特征，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區域經濟學的重要應用領域，國內區域經濟學的應用領域有向“問題區域”傾斜的趨勢。

在對問題缺乏根源性解釋的情況下，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技術手段，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或者區域問題診斷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區域經濟學的政策建議也就會處于被質疑的地位，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許多的政策性建議帶有計劃經濟的特征，將政府置于對經濟實施“強干預”的位置。這往往是由于規劃模型缺乏企業理性選擇動機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對政府干預后形成的市場結構變化、規模報酬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導致的區域經濟均衡狀態的遷移缺乏準確的預見性，政府的干預常常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而言，主流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有明顯的區別。區域經濟學通常主張對區域經濟，特別是基于區域經濟稟賦對產業結構的全面規劃，但是并沒有明確的系統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經濟學則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對市場參數的調整來限制企業的決策，這已經屬于經濟規制的范疇。由此可見，一旦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產業組織理論、經濟規制理論等主流經濟學的諸多分支學科便與區域經濟學在邏輯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給層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論選擇。

3、與主流經濟學范式趨同的啟示

區域經濟學被納入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結果是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會更加全面。區域經濟學不再僅僅簡單用于區域經濟問題的對策性研究，而是能夠基于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從制度機制、市場競爭機制、要素共享機制、社會運行效率等多個層面對區域經濟進行全方位的解釋與規劃。將過去的片面的運輸費用和比較優勢分析轉化為一種對區域經濟的全方位的“掃描”。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形成嚴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庫恩所說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主干和諸多分支學科由于具有統一的理論范式，因此具有邏輯的一致性。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范式的趨同，意味著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能夠為區域經濟學所用，使這一學科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四、結語

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農民收入；現狀；制約因素；對策

Abstract At present，China's relatively low income level of farmers and slow growth have becom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facing the. To strengthen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agriculture，the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and support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the urgent need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low growth faster way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income of the farmers affected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on the basis of constraints，some farm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for resolving the curr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words Income of the farmers；The status quo；Constraints；Countermeasures

農民收入問題是當前“三農”問題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黨的十六大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最突出的問題。農民收入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農民長期增收困難，會嚴重挫傷生產積極性，進而會影響農產品的供給，使農民壓縮消費支出，造成農村市場繼續疲軟，使國民經濟失去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農民不富裕，農村難穩定，農業現代化也無從談起，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正逐步顯現出來。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保持農村穩定和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和較快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

一、農民收入的現狀分析

(一)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呈遞減趨勢

農村改革近30年來，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元，年均增長7.43%(按可比價格計算，下同)，總體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階段看，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地呈現出階段性遞減的趨勢。1978-1984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7.7%，1985-1988年為4.9%，1989-1991年三年國民經濟治理整頓期間為1.9%，1992-2000年為4.6%。尤其是1997-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連續四年下降，分別比上年下降4.4、0.3、0.5、1.7個百分點，增長率從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7%。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四年下降，還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2001年農民的實際增長率為4%(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有所反彈，至200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經過2004、2005、2006連續三年增長6%以上，達到3587元，比上年增長7.4%，是1985年以來首次實現連續三年增幅超過6%。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農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1997年至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長4.6%，比GDP低4.3個百分點，比城鎮居民收入低3.5個百分點[1-5]。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擴大

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之比，1978年為2.57:1，到1983年一度縮小到1.70:1，此后一直呈擴大趨勢。到1994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2.86:1。1994、1996兩年，政府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刺激了農民收入增長，到199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縮小為2.47:1。此后，又呈擴大趨勢，到2000年，擴大到2.79:1。2001年，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仍超過農村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到2.90:1。2002-2006年，城鎮居民收入進一步加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到2006年為3.28:1。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不僅超過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而且超過1994年的2.86:1，為歷史之最[6]。

(三)不同地區農民收入差距拉大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1997-1999年，東部9個發達省市(不包括河北省、海南省)農民收入年遞增3.86%，中西部19個省市農民收入年遞增3.16%，區域差距再度擴大。1999年，中西部19個省市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平均數低16.2%，比東部9個發達省市低41.1%。2000年，收入最高的浙江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253.67元，最低的貴州省(自治區除外)為1374.16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農民現金收入的地區差距更大。2000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為2381.56元。其中，中部9個省平均2170.6元，比全國平均水平數低8.9%，較東部地區低40.5%；西部10省區市平均為1605.8元，比全國平均數低32.6%，比東部地區低56%。最高的浙江省為4863.37元，是最低的貴州省1136.38元的4.3倍。2005年東部地區的農村居民收入最高，為5123元，其次為中部地區，為2815元，西部地區最低，為2508元。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1999元擴大到2005年的2308元，差距拉大了309元；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2281元擴大到2615元，差距拉大了334元[7]。

(四)不同經營類型農戶、不同收入農戶收入不平衡

一方面以非農業經營為主的農戶收入在增長，以農業經營為主的農戶收入增長不多甚至減收。國家統計局農戶抽樣調查資料表明，2000年，純農戶、農業兼業戶、非農業兼業戶和非農業戶的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933元、1980元、2805元和5135元，這四類農戶占農戶總數的比例分別為19.2%、48.1%、29.4%和3.3%。其中，純農戶和農業兼業戶的收入分別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4.2%和12.1%，比收入最高的非農業戶分別低62.4%和61.4%。1998-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162元增加到2253.4元，年均增長1.39%。同期，純農戶和兼業農戶的人均純收入分別由2034元和2031元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別下降1.68%和0.84%。以農業經營為主的農戶收入減少，主要是因為1998、1999、2000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連續三年凈減少。1998-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收入分別為1191元、1139.4元和1091元，分別比上年下降2.4%、4.3%和4.3%。同期農民人均來自種植業的收入分別為292元、882.1元和784元，分別下降1.5%、5.1%和11.1%。另一方面，少數高收入農戶的收入在增長，多數低收入的農戶的收入增長不多甚至減收。1996-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戶數占農戶總數的比例，由2.53%擴大到2.64%，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戶比例，則從24.67%上升到35.45%。將農村住戶調查資料按純收入進行五等份分組(每組各占總戶數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組農戶和較低收入組農戶人均純收入分別是802元和1442元，分別比上年下降了6%和0.6%。中等收入組農戶、較高收入組農戶人均純收入分別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6%、3.3%和6%。收入越低，增長越難。此外，農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數由1996年的0.32擴大到2000年的0.35；據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的抽樣調查，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3751，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高于上年提高0.12個百分點的幅度，表明農戶間收入差距拉大。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日益突出。2005年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對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影響率為50.7%，工資性收入的影響率為40.9%。與1990年相比，家庭經營收入的影響率下降了13.9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提高了12.6個百分點。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戶群體主要受家庭經營收入差異的影響；以非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戶群體主要受工資性收入差異的影響[8-11]。

二、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速持續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速持續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農業和農村經濟內部的原因，又有來自農村之外的影響。

(一)非農產業發展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減弱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非農產業曾是農民增收的主要源泉，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人數無論是絕對數還是占當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的相對值，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1996-2002年，鄉鎮企業就業人數有所下降，最大降幅達804萬人，而且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例由1996年的29.83%下降到了2002年的25.44%，下降了4.39個百分點。但目前鄉鎮企業的就業規模才僅相當于1995年的水平。所有這些，都意味著鄉鎮企業對增加農民收入的效應在逐漸減弱[12，13]。同時，農民進城打工的門檻抬高。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農民跨區域流動，大量進入城市擇業，進城打工成為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途徑。但近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力度的加大，城鎮下崗職工人數增加，城鎮失業顯現并日趨嚴重。為了減輕自身的就業壓力，許多城市或明或暗地出臺了一些對農民工使用的限制政策。城市的就業保護使得城鎮吸收農民工的大門開始變窄，減少了農民在城鎮就業的機會。外出務工農民的工資水平也呈下降趨勢。據對四川和湖南兩個勞務輸出大省的調查，2000年農民外出務工的日平均工資下降了5%左右。目前進城務工的多數農民工的月工資在1000元以下，據統計，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達到946元，同比增長9.9%，上海的農民工可以達到1000多元月收入，福建就只有七八百元，中部打工者的收入可能更低，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比較普遍，有的工資差距達2-3倍。

(二)農產品供求關系改變對農民增收形成了制約

農村改革初期，農產品供給絕對短缺，農民增產的農產品都能賣出去，且市場價格也沒有因產量的增加而降低，因而增產就能增收，農業增產的農民增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但在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后，農產品的供求格局從過去的長期短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甚至出現了地區性、結構性相對過剩。農產品供求關系的改變，使農業生產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需求的制約，增產與增收不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生產多少產品不單取決于農民有多大的生產能力，還要取決于市場的需求水平，超越市場需求的增產，將帶來增產不增收或增產多、增收少甚至增產減收的結果。測算表明，農民收入增長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平均彈性呈明顯下降態勢，1978-1984年間，農民收入增長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平均彈性系數為2.05，1985―1990年間降為0.82，1991-1998年間再降為0.65，90年代比80年代初期下降了2/3之多。這就是說，在目前的市場供求狀態下，農產品產量每增長1%，所能帶動的農民收入增速要遠小于1%，增產對增收的效應只相當于80年代初期的1/3[14]。

(三)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滯后影響農民增收

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速減緩，與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滯后有密切關系。發展經驗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加工型農產品的需求量會明顯增加。農產品加工不僅可以提高農產品自身的收入彈性，開拓農產品的市場需求空間，而且可以延長農業的產業鏈，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產品的增收能力。以普通的土豆為例，土豆加工成淀粉，可增值30%；加工成粉條，可增值80%，加工成麥當勞餐店的薯條，可增值15倍；加工成環糊精，可增值20倍，高的可達30倍。據統計，目前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轉化率都在90%以上，其農產品加工業產值大都是農業產值的3倍以上，從事農產品加工業的勞動力一般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6-8倍，而我國上述三個指標分別是30%、80%和5%左右，差距非常大。顯然，在農產品供過于求的形勢下，不提高農產品的加工率和加工水平，要提高農業的效益和農民的收入是很困難的。

(四)農村城市化滯后對農民增收十分不利

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5%，發達國家為75%。相比之下，我國城鎮化水平大為落后。有關研究表明，我國目前非農產業增加值比重已超過81%，城市人口比重至少應達到54%，而實際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業化水平國家滯后近24個百分點；同樣，在非農產業就業比重達到50%的水平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應當為45%以上，而實際水平與同等工業化國家相差15個百分點。可以看出，我國目前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進程。這種格局帶來的后果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包括土地和資金在內的各種農村資源和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和工業，而大量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勞動力卻依然滯留在農村、滯留在農業中，導致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不斷縮小，土地分割不斷細碎。統計表明，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每年以543萬人的速度增長，凈增加近6000萬人；農戶戶數平均每年以191萬戶的速度增長，凈增加1500多萬戶；農戶平均的耕地面積則由1990年的7.98畝減少到2000年的7.35畝，平均每戶擁有的耕地塊數多達5.86塊，其中耕地面積不足1畝的有4.16塊，占耕地塊數的71%，土地細碎問題十分突出。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農村勞動力總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農業生產中出現了不斷減少勞動用工量的趨勢，這使得農業生產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根據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資料，1990年農戶家庭糧食作物生產畝均用工為19.84個，2000年減少到16.43個，畝均減少3.41個。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非常困難，2000年我國農業勞動力與非農業勞動力的人均GDP之比為18：82，這表明，按人頭平均，農業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僅為非農業勞動力的1/5左右。這并不是因為農民懶惰、能力低下，而是因為農業中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太多了，他們占用的資源太少了，大部分可用于創造價值和財富的勞動時間由于人均占用的資源太少而白白浪費了，這正是農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換言之，正是由于城鎮化的滯后，才導致了農業和農村的落后、農民收入增長的艱難。

(五)宏觀經濟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不可否認，近年來，為了擴大內需，啟動國內市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擴張經濟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為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加大對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創造了條件；各級財政不斷加大對農林牧漁業的基本建設投資，投資比重由1996年的1.27%提高到1999年的2.4%，為增強農業的發展后勤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無庸諱言，從總體上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仍然向城市傾斜，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仍不利于農民增收。比如，近兩年國家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居民收入時，對城鎮居民采取的增收措施較多而對農民采取的較少。1999年以來，國家給公務員和國有事業單位人員增發工資、提高城鎮居民社會保障三條線的支出水平等宏觀調控措施，使得城鎮居民的收入明顯增加，而農民的收入還基本處在自然增長狀態。在增加的國債的使用安排上，涉城的比重較大。又比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承擔的經濟負擔差異很大，城鎮居民畸輕，農村居民畸重，農村居民人均承擔納稅額和社會負擔大大高于城鎮居民。再比如，我國農產品的生產者補貼等值(PSE)仍為負值，仍有大量的農業收入繼續向非農業部門轉移。

三、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

(一)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

各地在制定和實施改革方案過程中，必須全面貫徹中央有關農村稅費改革的各項政策，堅持“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確保農民負擔得到明顯減輕，不反彈，合理確定農業稅計費要素，規范稅收征收管理行為，嚴格村內“一事一議”程序。同時，確保鄉鎮機構和村級組織正常運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正常需要。

(二)深化農業產業化經營，為農民提前、產中和產后服務

一是發展和壯大龍頭企業，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領頭羊”。二是發育中介組織作為龍頭企業與基地農戶的聯結點。三是以創新利益機制作為農業產業化持續發展的核心和重點。

(三)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提高農產品品質，使農業發展目標從注重產量轉向穩量提質上來

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是當前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措施。①要抓住當前農產品供給充裕的時機，加快調整糧食品種結構。現在我國小麥總量接近供求平衡，但專用優質面包粉、糕點粉、水餃粉、方便面粉等都靠進口。而國際市場進口優質小麥的價格大大高于國產小麥的價格。如果經過幾年的努力，使我國優質小麥也能滿足市場需求，農民可增收百億元；②要大力發展畜牧業。畜牧業在農業產業鏈條中處于“前拉后帶”的重要環節，搞好了可以促進種植業、帶動加工業，實現農產品轉化增值。糧食連年豐收，表明生產能力已經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發展畜牧業的時機已經成熟。使畜牧業真正成為一個大產業，這既可以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還可以有效地轉化糧食，緩解農民賣糧難；③應因地制宜調整區域布局，大力發展區域特色農業。各地應根據自然地理條件特點，充分發揮本地資源優勢，因地制宜調整農產品區域生產布局，形成區域特色農業的規模化生產與集約化經營，發展名、優、特、新產品，并樹立品牌意識，靠品牌開拓市場。這將成為各地農業增效與農民增收的重要舉措[15]。

(四)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投資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該堅持一貫的方針，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財政資金、信貸資金、集體資金、社會融資和利用外資相結合。逐步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調整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方向，把糧棉主產區作為重點投入的區域。政府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還應進一步增加，借此加快林業和生態環境建設。在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同時，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特別是在農村電網改造、糧庫建設、道路建設、自來水、通訊設施等建設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基礎設施建設中應盡量使用農民工，這樣，既可以增加農民現金收入，又為農民增收打牢了基礎[16-18]。

(五)調整鄉鎮企業結構，促進鄉鎮企業持續穩定發展

目前鄉鎮企業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很多，但結構不合理，整體素質低，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因此，調整優化鄉鎮企業結構，提高其整體素質是鄉鎮企業走出困境，提高質量效益之關鍵。①要調整其產業結構與產品結構，植根于農業，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特別是食品加工業。要充分發揮當地農業資源優勢，重點發展農林牧副產品的加工、儲藏保鮮與運銷，努力提高農產品加工業在鄉鎮企業中的比重；②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包括旅游業、商業、運輸業、飲食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等，這是農民增加非農收入的有效途徑；③調整技術結構，加強技術改造，推進技術創新，加強人才培養與引進，依靠科技進步，提高產品質量，條件成熟的鄉鎮企業應向高科技產業方向發展。這是提高鄉鎮企業整體素質之關鍵；④調整體制結構，強化管理創新，深化“二次創業”，轉換機制，規范管理；⑤要把發展鄉鎮企業和發展小城鎮結合起來，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聚積效應，改變目前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復、結構趨同的不合理狀況[13，14]。

(六)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村就業結構調整，拓寬城鎮就業空間

農民收入不高與農民數量多有很大關系。有關數據表明：我國70%左右的人口和50%的勞動力來自農村，而通過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農業資源相對稀缺程度的考察，我國農業實際所需勞動力只為現有勞動力的35%，許多農民處于隱性失業狀態。因此，必須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減少農民數量。小城鎮的發展可以帶動人口、信息、資金等的聚積、流動和重組，產生對服務于生產、生活的運輸、商貿、金融、服務、信息咨詢等的旺盛需求，為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提供動力。同時，發展小城鎮還可以促進農村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重組，提高農民人均資源占有量，進而提高收入水平。在推動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要打破小城鎮中傳統的管理體制，改革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對在當地有穩定收入、穩定職業和穩定居住場所的“流動人口”應予辦理常住戶口證，取消歧視性的限制政策；對新到小城鎮落戶的農民不應收取城鎮增容費，并在子女入學、參軍、就業等方面與原來的城鎮居民一視同仁。另一方面，要加強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除增加政府的財政投入外，還應改革投融資體制，吸引各種投資主體參與小城鎮開發[19]。

(七)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綠箱”、“黃箱”政策，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

充分用足WTO的“綠箱”政策。所謂“綠箱”政策是指允許成員國對本國農業給予的不影響貿易價格的政府補貼，諸如農業科研、病蟲害防治、環境保護、收入保險、自然災害求助、農業服務等方面的補貼[20]。由于財力限制，在該項政策12種支持內容中，我國僅用了6種，補貼額總計為182億元/年。因此，今后應當增加財政力度，用足補貼空間。根據“綠箱”政策，我國每年對農業的綜合支持水平可達農業總產值的10%，按照2000年農業GDP為14212億元計算，大概為1400億元。這筆資金使用每年將為農民增加約700億元的收入。所以，利用“綠箱”政策，充分發揮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資源優勢，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啟動農村的消費市場，從而消化掉過剩生產能力，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恢復持續、快速、健康增長的態勢，這樣農村勞動力才有機會不斷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就業，進而實現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調整和用好“黃箱”政策。“黃箱”政策是指影響貿易價格的政府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市場價格產生扭曲性作用。按照WTO規定，我國“黃箱”補貼范圍限于農業總產值的8.5%之內，而我國現有的“黃箱”政策支持為每年2200多億元人民幣，離8.5%的限度約有1004億元(即121億美元)的支持空間[21]。由此可以考慮的策略是：由過去對中間環節的補貼，轉向對農產品保護價以及與之關聯的倉儲建設和保管費用的補貼，轉向對國家需要扶持與發展的農業生產經營項目的補貼，并且調整農業發展銀行政策性貸款投向，發放農業產業化經營專項貸款，支持龍頭企業和農民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水產業，充分釋放其增收潛力。增加“以工代賑”資金規模，提高開發式扶貧的技術水平，總結推廣小額信貸扶貧的經驗和做法，增強扶貧資金在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水產業中的作用，為農民增收創造資金條件。

(八)加快農業科技體制改革，培育農村科技市場，促進農業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

我國發展農業的經驗證明，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對農業增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國農業科技總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差10-15年，對農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42%，而發達國家達到了70%－80%。目前，我國農產品良種化程度、育種水平、水、肥的利用率、農產品的加工儲存能力等，均處于較低水平。由于農業科技市場不完善，造成農業科研和農業生產的脫節。因此，應徹底加強農村科技服務市場體系建設，實施“科教興農”的發展戰略，加大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的力度。各地區應圍繞地方主導產品和支柱產業，因地制宜發展市場前景好、附加值高的農副產品，引進、示范、推廣優質高產品種，先進種養方式及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促進傳統技術和高新技術結合，提高農產品科技含量，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農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農村還有約8000萬的文盲，這對于我國農業直面國際化挑戰是很不利的。當務之急是大力發展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技術培訓，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村教育和技術培訓體系，組織實施“綠色證書工程”和“跨世紀青年農民培訓工程”，使更多的先進適用技術進入農村基層和農戶，使農民盡快掌握現代多項先進實用技術，提高科學文化素質[22]。

(九)改善農產品的流通渠道，減少流通費用，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增加農民收入

首先，應加強市場本身的建設，擴大農村集貿市場的規模，提高市場的硬件設施并且加強市場的規范管理。通過建立各種專業市場、批發市場，把千家萬戶的產品銷售出去，把農民需要的生產、生活資料運進來，做到建一個專業市場，培育一個支柱產業，帶動一方經濟。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是一個成功范例。其次，改變農民思想觀念，破除“重農輕商”意識，引導一批有創新意識和創業精神的農民走上經商的致富之路，促進農產品“經紀人”隊伍的壯大，使之最終從農民中分化出來，形成一個特殊群體。再次，大力培植和發展農產品流通企業。對已初具規模的販運戶，應引導他們實行企業化經營，使其成為能夠獨立承擔民事和經濟責任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場主體，并從稅收政策和資金上予以支持，對有條件的企業還可以進行股份制改造，通過社會力量打造流通企業的“航母”。最后，應加快農業信息服務體系的建設，圍繞農產品市場行情、需求趨勢，切實做好分析、預測，為農業提供及時、系統、權威的信息服務，消除制約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信息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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