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對環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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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對環境的污染范文第1篇
【分類號】：TU992.3
0.引言
在改革開放的帶動下，我國經濟在增長的同時也導致著工業企業環境污染程度的不斷加深。從目前我國的環境問題分析，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是最為嚴重的，雖然在我國防治工業污染控制力度的不斷實施下，這一工業環境污染程度得到了控制，但是受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措施實施力度的不足，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依舊是當前制約工業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這一角度出發，加強對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重要性的認識，在提高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的力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1.工業企業加強環境污染控制管理的重要性
在我國工業現代化的發展中，工業文明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形成了我國環境問題特有的嚴峻性。目前，工業企業環境污染不僅發生在工業區和城市之中，我國的很多農村城市也在蔓延。目前，我國的環境容量已經很小，此時，企業若依舊不顧一切的追求經濟效益，必定導致已經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系統迅速的崩潰。隨著現代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進步，健康、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成為了人們逐步開始考慮的問題，綠色意識逐步的使人們不由自主的承擔起了保護自我生存環境的責任。同時，受我國所實施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的影響，工業企業降低包括排污費在內的額外費用，是工業企業提高效益的實現。從這些問題出發，工業企業加強環境污染控制的力度，是生態環境的要求；是適應消費者的綠色需求；是企業追求合理經濟效益的表現；是企業打破綠色壁壘，建立國外市場的有效途徑；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1]。
2.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現狀
2.1企業對環境污染管理認識的不足
工業企業在環境污染控制管理的實施上，企業領導對環境污染管理認識不足的現象非常嚴重，并存在著很多的思想誤差，認為環境污染管理就是對生產經營的制約，環境污染管理工作的重點就是對環保行政部門的應付等。在利益的驅動下，企業領導不乏存在鉆環保法和管理上的空子與漏洞，逃避企業在環境保護義務上的履行。同時，很多的事實也表明，工業企業領導重視環保的單位，在環境污染管理工作上的成效都是非常顯著的，還促進著企業生產的發展，在獲得環境效益的同時獲取著一定的經濟效益。
2.2環境保護資金支持不到位
工業生產規模的迅速發展導致著工業污染程度的加深，使污染治理工作的任務顯得更加艱巨。在環境污染的治理上，雖然每年都有大量資金的投入，但是所取得的治理成效和人們的期望依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這一差距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和工業企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城市整體功能不強等多方因素有關，其中，環保資金投入不足，導致資金使用分散是制約環境質量改善的主要因素。從“污染者付費原則”和“誰污染誰治理”原則的影響分析，工業企業是需要對自身所造成的環境污染進行負責的，但是實際的情況卻存在著很多的誤差，工業企業繼續超標排放污染物的情況依舊非常嚴重。
2.3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
在我國的工業企業體制上，初級加工企業占據著主導，以此導致大量資源消耗的產生。目前，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和西方國家相比較還不是很高，設備和管理水平都有限，這就導致著我國目前的工業發展依舊處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階段。在GDP能耗比率上，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較依舊比較高。
2.4環境保護法制建設的不完善
環境保護法制的建設，首先需要從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上實施，然后從環境政策法律法規上實施[2]。但是，從當前我國環境法的構建上來講，我國環保制度的構建和實施都處于一種初級階段，法律條文的原則性太高，并導致著可操作性的低下。雖然，我國的環保制度針對工業所需要履行的職責和禁止的行為進行了規范，但是并沒有給予法律責任上的具體明確，導致著環保執法力度的不足。
3.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對策
3.1建立完善的環保目標責任制
從市場經濟的本質分析，其就是一種法制經濟，并要求社會中的一切經濟活動都用法律加以控制、規范和引導，那么，從經驗性立法向導向性立法的轉變，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措施的加強，注重對目前不完善的環保制度進行完善，確定環保目標責任制是一項必要的措施[2]。在目前的市場經濟進程中，環保體系中單項法的制定和實施；對環境保護基本法內容的具體化，在環保制度的執行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通過對國外環境標準體系的研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一步的完善我國的環境標準體系，并加強地方環境保護標準的制定和輿論監督機制，實施目標責任制，可有效的防止工業企業環境污染的蔓延。
3.2推廣優質新型能源
對工業企業的能源結構進行調整，使所需能源和其他資源的輸入最小化，不僅可以減少工業企業廢物的排放，還能提高能源的重復利用率。在此基礎上，大力的研究和開發清潔能源，積極的發展可再生能源，將目前以原煤為主的污染性能源結構向天燃氣、電力等優質清潔的能源結構轉變，加強能源領域中高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更好的降低能耗，提高能源的綜合利用效率[3]。在地下水和土地等不可再生資源上，秉著慎取慎用的原則，多推廣風能、太陽能等有優質的可再生能源，可在滿足我國工業企業發展的同時，解決能源消耗對工業的企業環境的污染程度。
3.3構建綠色企業文化
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控制管理措施的實施中，工業企業綠色文化的構建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首先，工業企業的高層管理者需要對經濟發展給環境造成的巨大壓力有個清醒的認識，并自覺的順應全球性的綠色潮流，以自身行動帶動全體員工在環境意識和環境責任感上的加強。其次，建立、健全企業的道德規范和必要規章制度，以條文的形式激勵企業員工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樹立企業的綠色形象。最后，加強企業全員的環保培訓，提高員工的基本素質，讓每一位員工對企業發展和環境問題之間的關系明確，以便日常工作中環保工作的融入。
3.4加強技術改造與技術創新
現代工業企業環境管理的有效實施需要加強對技術的改造和創新力度，在推進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實現產品的更新換代。工業企業，經過技術的改造和創新，對我國的經濟結構實施戰略性的調整，可以最大化的改變我國工業當前傳統產業比重過大的情況。同時，技術的創新，可以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提升企業的產品層次、資源利用率和技術含量，促進我國工業企業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和低消耗、低污染程度的加深。
4.結語
綜上所述，環境保護背景下，工業企業迫切需要更高、更快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控制管理的加強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這一環境背景的影響下，完善環保力度、推廣優質新能源、構建綠色企業文化、加強技術的改造和創新，能夠最大程度的提高工業企業綠色節能生產中的水平，改善工業企業經濟發展和環保效益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王靜.我國工業企業環境污染出現的問題及管理對策[J].群文天地.2011，（16）：207.
工業對環境的污染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安徽省；農村工業化；環境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1-0087-02
一、安徽省農村工業化引發的環境問題
農村工業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給農村環境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安徽省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農村工業企業排放“三廢”引致的。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目前，安徽省農村工業企業固體廢棄物、廢水、廢氣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全省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 50%以上，而污染物處理率卻大大低于全省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安徽省農村工業企業快速發展而危害農村環境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農村環境污染點多面廣。安徽省農村工業企業呈現“多、小、散”的格局，給農村環境帶來了數量眾多的污染源，而且如此眾多的污染源有逐步形成面源污染的趨勢，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環境的惡化，同時也加大了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難度。（2）直接污染嚴重。農村工業企業的廠點通常與農田、農民住宅交織在一起，污染物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到農民生產生活區域內，對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3）污染控制、治理難度大。安徽省的大多數農村工業企業生產工藝落后，能源消耗高，產品附加值低，行為短期化特征突出，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總是希望以較小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因此造成污染物排放失控。此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等一系列環境管理制度形同虛設，造成農村工業企業重污染項目蒙混過關，加之環境保護部門對重污染項目的監管力度不夠，致使超標排污現象普遍。
二、安徽省農村工業化引發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農民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對環境保護問題關注不夠
由于收入水平偏低，廣大農民更多地關注自身生存問題，再加上在農村開展環境保護宣傳教育的力度不夠，農民的環保意識普遍薄弱，沒有深刻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農村工業企業的快速發展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因此，在農村工業企業帶來的環境污染不會威脅其生命安全時，農民極少對環境問題予以關注，再嚴重他們都能聽之任之。更有甚者，為了能在重污染企業掙點錢，甚至成了這些企業的保護者，加劇了農村環境的惡化。
（二）農村工業企業進行環境污染防治的意識不強
安徽省農村工業企業多為就地取材、高消耗、重污染的粗加工行業，如磚瓦、陶瓷、水泥、石灰、糧油加工、釀酒、飲料、造紙以及小化工等。而且，這些企業集中程度低，布局混亂，分散隱蔽，設備簡陋，技術落后，甚至缺乏相應的環保設施，使其污染問題變得非常突出，已經成為農村環境的最大污染源。但是，由于處理“三廢”的成本較高，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大部分農村工業企業消極對待環境污染的防治，有的甚至閑置污染防治設施搞偷排。
（三）政府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對環境污染監管不力
為了發展農村經濟，安徽省部分地方政府在加快農村工業化的進程中，往往只從自身政績的角度出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以犧牲農村環境為代價換取當地一時的經濟增長，忽視環境效益，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對于能夠為地方財政收入做出貢獻的農村工業企業，即使其污染環境再嚴重，地方政府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任由其肆意排放污染物，甚至充當這類污染企業的保護神，給其開綠燈，根本無視其對農村環境造成的嚴重污染，從而致使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難于登天。
（四）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執法不易
第一，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不健全。隨著農村工業化的推進，農村環境問題層出不窮，現行的環境法律已不再適應農村環保工作的實際需要，導致很多農村工業企業鉆了法律的空子，使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而很多基層政府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往往忽視對環境的保護，并不會主動及時地去制定相應的環保政策。
第二，大多數環境法律存在“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弊端。例如，《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等規定，對造成水體嚴重污染的企業單位，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程度，處以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款；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罰款，但最高不得超過20萬元。這樣的處罰金額僅僅是違法企業牟取的暴利的一小部分，加上自我污染治理的成本遠遠高于違法成本，而且由于技術和資金的限制，很難徹底治理，因而，違法企業寧愿接受處罰而直接排污，也不愿加強污染物排放前的處理，導致農村環境嚴重變壞。
第三，農村環境執法機構不健全、執法力量薄弱。由于缺乏充足的財力支持，目前安徽省農村環境保護機構和人員配備嚴重不足，全省鄉鎮一級基本沒有專門的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不到百人，鄉鎮環保基本處于“三無”（無人、無經費、無裝備）狀態，“無人管環保、無力管環保”的現象普遍，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農村環境執法力不從心。
（五）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保護資金投入不足
目前，農村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是安徽省各地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環保資金投入不足導致農村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環保隊伍建設進程緩慢，環保機構設置滯后，環境監測、監理設備老化，環保執法工具和裝備落后，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得不到有效治理。
三、安徽省農村工業化進程中解決環境問題的對策
雖然農村工業化的推進不可能做到零污染，但筆者認為，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應該將其對環境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為此，筆者對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環境問題的解決進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參考意見。
（一）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的環保意識
農民是農村工業化危害農村環境后的直接受害者，因此，解決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需要廣大農民發揮主人翁意識，積極參與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各基層政府應在農村地區大力加強環境保護宣傳教育，充分利用電視、電影、互聯網、廣播、報紙、雜志等傳播媒介向廣大農民宣傳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增強他們的環保意識，從而激發他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積極開展環境保護知識和技能培訓活動，提升農民參與農村環境保護的能力。
（二）優化農村工業的布局，實現農村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目前，安徽省大多數農村工業布局混亂，污染排放分散，增加了環境治理的難度。因此，政府必須通過合理的規劃來規范農村工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建立農村工業園區，并進行合理布局，實現農村工業企業的適當集中，既降低污染治理的難度，同時對農村工業園區統一實施環境治理也可降低治理成本。同時，要努力實現農村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產品的生產技術水平，大力推廣無污少害的清潔生產工藝、技術和設備，逐步改變農村工業高耗、低效、污染重的被動局面。
（三）健全農村環境保護法制
第一，加強農村環境立法，完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目前，雖然安徽省已經制定并施行了以《安徽省環境保護條例》為主體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但是，有關安徽省農村環境保護立法缺憾頗多，以至農村環境污染防治陷于無法可依的局面。因此，必須盡快構建完善的安徽省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例如，在《安徽省環境保護條例》中設立“農村環境保護”專章，明確規定農村環境保護的具體內容；加快配套的單項法律、法規的制定，如對農村工業企業的污染防治進行規范，提高環境污染的處罰額度，切實改變“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局面。
第二，加強農村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一是健全農村環境保護執法機構。各鄉鎮應設置專門的環境保護機構，并由其承擔環境執法工作，保證環境保護法律得到真正的貫徹實施。同時，還應配備環保專職人員，并在每個村（組、居委會）設立環保工作聯系人，及時傳達政策、反饋信息。二是強化農村環境保護執法隊伍建設。應加強對農村環境保護執法人員的培訓，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業務素質和執法能力，同時，強化農村環境保護執法人員的“法治”觀念，確保其執法過程中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
（四）建立多元化的農村環境保護資金投入體系
目前，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是安徽省農村環境保護工作面臨的難題之一。為了滿足農村環境保護的資金需求，必須在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力度的同時，逐步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多元化投入體系，多渠道籌措資金，并實現資金的高效率利用，從而有效地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滿足農村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 彭培泳，田義文.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的法治對策[J].新西部：下半月，2010，（6）.
[2] 夏玲，吳勇.安徽省農村環境問題研究[J].安徽電氣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4）.
[3] 張煥波，韓端.新型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保護問題探討[J].農業環境與發展，2012，（3）.
工業對環境的污染范文第3篇
關鍵詞：環境因素工業布局環境污染合理布局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
環境因素是衡量工業布局是否合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合理的布局會加劇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最終喪失工業生產所取得的經濟效益。這樣的教訓很多。例如：我國遼寧省本溪市一度成為衛星找不到的城市，就是由于該市高度集中了數百家排污企業，濃煙遮蔽天空，產生極其嚴重的大氣污染，既造成該市區大的經濟損失，也對今后的發展產生了不良影響。究其原因，基本的一條就是該市在工業布局時沒有充分考慮本地四面環山，不利于煙塵疏散這一因素。工業污染源的形成及其對資源、生態的破壞與工業布局的不合理有密切關系。這些教訓也告訴我們在對污染物缺乏治理，對突發的環境污染事故缺乏安全措施的情況下，合理布局是減少損失、減輕危害的一條有效途徑。
工業布局既要注意經濟效益，同時也要注意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環境污染嚴重，生態平衡被破壞，經濟效益最終也就喪失了。那么從環境因素考慮如何進行工業布局呢?
人類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球，其環境容量雖然巨大，但畢竟是有限的；不同的自然環境對污染物的凈化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工廠選址時，應充分考慮工廠所排放的污染物類型，根據區域的環境和特征（地質、地貌、氣象、水文、土壤、植被等）、環境容量和自凈能力等特點，選擇適宜的廠址及排污口位置，使污染物能較好地被環境凈化或避開對人類的直接危害。如有大氣污染的工廠應布置在居民區的下風地帶；有水污染的工廠應布置在河流的下游；大氣污染嚴重的工廠不宜布置在山谷或盆地中；有污染的工廠還應與城鎮和其他居民區、風景區保持必要的距離，并用綠化帶相分隔等
從污染物的類型考慮，大氣污染嚴重的工業部門應布置在居民區的盛行風向下風地帶的郊外，在季風區要布局在與當地主要風向相垂直的郊外，使工廠排放的大量煙塵、有害氣體不至于吹到居民區。在廠區與生活區之間應有綠化帶，以便凈化空氣。需要大量工業用水，又要排放大量污水的工礦企業，工廠污水排放口要遠離水源地和河流上游、避免工廠排放的污水污染居民區的生活用水和農業灌溉用水。進行工業布局或判斷某工業部門布局是否合理必須弄清該工業部門屬于何種污染，然后再進行布局或判斷。
要有利于環境污染的區域綜合治理。某些工業部門產生的“三廢”有可利用的部分，可在附近布局配套工廠就近加以利用，將污染物有效地控制在生產過程之中，使一個工廠的廢物成為另一個工廠的資源，達到“化害為利、變廢為寶、綜合利用”的目的。如某地區，銅礦和煤礦資源都比較豐富，擬建銅礦冶煉廠，同時建火電廠為其提供電力。但銅礦冶煉廠排放的“廢氣”中，含大量的二氧化硫，火電廠排放的“廢氣”中，有大量的粉煤灰，嚴重污染大氣環境。因二氧化硫是制硫酸的原料，而粉煤灰也可用來制造建筑材料，所以在附近建硫酸廠和粉煤灰建筑材料廠，對前者廢氣進行回收利用，同時再建一個污水處理廠，對硫酸廠和粉煤灰建筑材料廠產生的污水進行治理，這樣既發展了經濟，又保護和改善了環境。
城市工業布局要符合工業布局的原則。如用地規模小、無污染的工業可以有組織地擺放在城區；用地規模大，對大氣有輕度污染的工業可以布置在城市邊緣或近郊區；有嚴重污染、一時又難以治理的大型企業，宜布置在遠離城市的郊區，并考慮到盛行風向的影響。
還要考慮到地形的影響。大氣污染嚴重的工廠不要布局在盆地或谷地中，要布局在通風良好的地區，以免污染物難以擴散而造成污染事故。
工業對環境的污染范文第4篇
關鍵詞：工業污染；區域差異；環境規制；產業結構；Panel Data模型
中圖分類號：F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1）11-0023-08
一、引 言
環境質量會隨著經濟增長而持續惡化嗎？抑或經濟增長最終會帶來環境污染的減少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對這兩者關系的描述似乎已被相當多的經驗研究所證明。該曲線表現為“倒U”形態，即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污染會惡化或加重；當經濟發展達到轉折點（turning point）時，污染水平達到最大值；隨后趨于下降 [1]。但也有一些經驗研究得出的結論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不一致，研究者們對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仍存在爭論。
中國是否會呈現出工業污染與經濟發展的倒U型關系或者已經呈現這種關系呢？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大量的工業污染問題。以能夠較好代表工業污染總體水平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為例，1996年全國人均排放量為131千克，1999年下降到105千克，隨后出現上升趨勢，2005年又接近150千克，但至2009年又下降到了105千克。因此，從全國來看，中國的工業二氧化硫總量排放與經濟增長沒有呈現出“倒U”形態。而從各省的排放分布情況來看，明顯表現為二氧化硫的排放與經濟增長呈現出“倒U”形態。根據蔡等的研究，中國東部地區已經越過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而中西部地區還未達到污染水平的轉折點。因此，三大地區之間的工業污染水平變化軌跡與全國表現出來的趨勢并不一致[2]。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產業結構不同，地方政府政策和行為也有一定的差異，在環境規制方面的力度也不相同。那么影響三大地區污染水平的因素是否有異？不同之處何在？這就是本文試圖解釋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結構為：除引言外，第二部分為相關的文獻與理論回顧；第三部分在增長模型基礎上構建了一個環境變化與影響因素之間關系的簡單模型；第四部分為對我國三大地區的實證分析；最后為相關的研究結論與政策涵義。
二、相關文獻回顧
繼Grossman與Krueger后，國外學者對環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在已有研究中，對EKC形態的存在性、影響EKC形態的因素、EKC轉折點的位置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
從EKC的形成機制看，經濟發展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收入需求彈性效應會使環境得到改善[3-4]。這種解釋處于一種主導地位，具體來看：（1）規模效應[1]。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一個國家或地區由農業向工業社會轉變，傳統工業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自然資源，造成了大量的工業污染，對于落后地區尤其如此。因此，在工業化進程的初期，經濟總量或規模的擴大造成了工業污染水平的上升。（2）結構效應[5-6]。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該地區具有一定的資本積累，但是經濟發展開始受到資源環境的制約。為轉變發展方式，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成為必然趨勢，因此出現兩種結構調整：一是工業結構的內部調整，發展低耗能、低污染工業；二是降低工業比重，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工業污染。（3）技術效應。這種效應主要體現在內生增長理論中[7]。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會內生于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主要使用高污染的技術，達到一定閾值后，轉向使用清潔技術。技術的改進不但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且會加速產業的轉型升級。Shafik在研究中曾將技術進步作為其中一個變量進行分析[5]。（4）收入彈性效應[8-9]。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的質量要求也會提高，而對收入增加的要求相對降低。從四個效應來看，經濟發展水平達到轉折點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與收入彈性效應都將有利于工業污染水平的降低。
很多學者還提到了影響EKC形成機制的其他因素，如國際投資與貿易[10-11]；市場機制[12]、收入差距[4]、制度與政策[3]、教育與環保意識[3]、社會資本水平[13-14]等。
針對中國的工業污染問題，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存在一定的差異。以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為例，包群和彭水軍[10]，李剛[11]，張紅鳳等[12]得出二氧化硫排放與人均GDP呈N型。張學剛和王玉婧[13]，朱平輝等[14]得到了典型的倒U型的EKC形態。蔡等認為，東部某些發達地區已經越過EKC的轉折點，處于下降階段，而中西部地區處于上升階段，還沒呈現EKC形態[2]。陳華文和劉康兵利用上海環保局的數據得出二氧化硫濃度與人均GDP之間呈現U型形態[15]。綜上所述，即使是對同一環境指標的研究，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形態也不一致。概括來講，已有研究中主要存在四種形態：倒U型、正相關型、N型（或倒N型）與U型。在對倒U型的研究中，不同的地區達到轉折點的人均收入也不同。同一地區，不同環境污染指標達到轉折點的人均收入也存在很大差異。
通過對以上文獻研究發現：（1）環境規制力度是被眾多學者所忽視的變量。通過經驗與理論分析，工業污染水平變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環境規制政策。（2）絕大多數學者在利用全國面板數據建立模型時，忽視了中國東、中、西部之間的地區性的差異。（3）通過分析數據發現，全國各省區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除個別省份外，絕大多數省份是在2007―2008年左右出現下降。而以往研究并沒有全面地反映產業結構變化對環境污染產生的影響。（4）大部分文獻缺乏對工業污染變化內在機制的理論分析。鑒于上述問題，本文在增長模型的基礎上，研究環境變化的內在機制，并利用全國29省份1993―2009年的年度數據，對工業污染的地區差異進行實證分析。本文從模型估計中試圖驗證：（1）東、中、西部地區是否各自具有經濟增長與工業污染的EKC形態。（2）東、中、西部地區環境規制是否對污染水平的改善具有明顯的效果。（3）各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是否已經對工業污染產生積極效應。
三、環境變化的理論模型
假設在一個封閉的經濟主體中，忽略國際貿易與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只有一個經濟主體或計劃者（既作為消費者又作為生產者）。經濟主體中的總資本為K，其中K=KY+KE， KY代表用于生產產品的資本，KE表示用于環境治理與規制的資本。設θ=ΚY/K(0
maxW=∫
SymboleB@ 0e－ρtU(C,E)dt（1）
其中，C、E、ρ(ρ>0)分別代表產品的消費量，環境存量與時間貼現率。這里我們把環境當作一種消費品，而不是生產的副產品或生產要素。其中一階導數UC,UE>0;二階導數UCC,UEE
經濟主體在最大化自身福利過程中面臨生產資本與環境治理與規制資本的雙重約束，生產產品的資本約束為：
K(t)=F［θ(t)K(t),E(t)］－C(t)（2）
治理污染的資本約束為：
E=h［(1－θ(t)）K(t)］－γF［θ(t)K(t),E(t)］（3）
則最優化問題為：
maxW=∫
SymboleB@ 0e－ρtU(C,E)dt
s.t.K(t)=F［θ(t)K(t),E(t)］－C(t)
E=h［(1－θ(t))K(t)］－γF［θ(t)K(t),E(t)］
利用漢密爾頓方程求解上述最優化問題
H=U(C,E)+λ［F(θK,E)－C］+μ［h((1-θ)Κ)－γF(θK,E)］（4）
對上述方程求導，其一階條件為：
δHδC=UC－λ=0
δHδθ=λFK－μ(hK+γFK)=0
得λ=UC，μ=λFKhK+γFK
為了更加明確地看出環境變化的內在機制，我們假設效用函數U(C,E)為相對風險厭惡不變的形式，即U(C,E)=(C1－VEV)1－σ－11－σ，其中V(0
EE=1V(1－σ)(CC－A1FKA1+γFK+ρ)（5）
由（5）式可知，環境存量的變化取決于收入水平的變化CC、貼現率ρ、表現為技術水平的A1與FK的結合項A1FKA1+γFK。
模型結論為：收入水平的變化會影響環境的變化；貼現率ρ越高，人們會將更多的資本用于工業生產，而不是對環境規制與治理。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相對于產品的價格會提高，會使貼現率ρ下降，人們進行一定的環境治理投資與規制，使環境發生變化；生產技術水平的變化是導致環境變化的重要因素，從一定程度上，產業結構的變化近似地反應出技術變化對環境的影響。因此，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環境規制力度可能是影響工業污染水平的重要因素。
四、工業污染水平區域差異的經驗分析
1.變量說明與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全國29個省份1993―2009年的面板數據，對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形態分別進行東、中、西部地區的估計，樣本點數分別為204、153和136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 1993―2010)以及《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本文選用的指標如下：（1）人均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以pollution表示，單位為千克/人）為工業污染的量化指標。之所以選擇工業二氧化硫作為工業污染指標，是因為工業二氧化硫是工業和空氣污染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大氣環境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從總體來講，工業二氧化硫能夠大體體現出工業污染水平[2]。（2）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以y表示，單位為元），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本文采用以1978年基期價格表示的真實GDP。人均GDP能夠較好地反映經濟發展水平，即規模效應。（3）第二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以industry表示，單位為%）作為地區產業結構的指標，該指標能夠反映工業發展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同時能夠代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效應與技術水平變化效應。（4）已有研究對環境規制的變量指標選擇并不一致。部分文獻采用去除量的絕對數來代表環境規制的力度。但是采用去除量的絕對數來代表并不能完全準確表示環境規制力度。相對來說，去除量占工業二氧化硫總產生量的比例越大就越能體現出環境規制的力度，同時能夠表現污染企業對規制的真實反應。因此，本文將環境規制力度（以regulation表示，單位為%）以工業二氧化硫的去除量占總產生量的比例表示[13]。
環境規制力度指數=[工業二氧化硫去除量/(排放量+去除量)]×100%
工業污染以及相關變量的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三大地區之間的差異比較大，東部地區人均GDP為3 995.61元，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人均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則呈現出相反的趨勢，西部的人均污染水平最高，中東部地區污染水平差異不大；產業結構方面，三大地區之間的差異相對較小，但是地區內部的差異比較明顯，比如東部地區第二產業比重最高的省份為60%，最低的省份則不到20%。但是這種內部差異能夠更好地反映產業結構對地區工業污染水平的影響。從環境規制力度來看，東部與中部在環境規制方面要高于西部地區。
根據對本文第三部分理論模型的分析，工業污染水平除了受經濟發展的規模效應影響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效應、技術效應、收入彈性效應以及政府環境規制力度對污染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選用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被解釋變量，人均GDP、第二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工業二氧化硫的去除量占總產生量的比例作為解釋變量。同時，為了減少面板數據的異方差對模型結果估計的影響，本文設定經濟增長與工業污染之間的關系為對數模型。在研究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關系時，對數模型相對線性模型更具有優勢[16]。模型設定為：
lnpollutit=α0+γi+θt+α1lnyit+α2（lnyit）2+α3（lnyit）3+α4lnindusit+α5lnregulit+εit
其中，下標t為時間變量，i代表各地區的不同省份。啞變量θt表示時間效應，γi反映不同省份之間存在的差異， 比如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的差異、地方政府的環境政策差異等。εit代表隨機干擾因素。本文將基于上式進行討論。模型中系數αi（i=1，2，3）的符號反映出工業污染隨經濟增長的動態變化軌跡。其中，當α10,α30,α20（三次函數型）時，兩者呈現N型形態；α3=0,α20（一次函數型）時，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
2.穩健性檢驗與協整分析
為了避免工業污染與影響工業污染各因素之間出現虛假回歸（spurious regression）的情況，在構建模型之前，首先應該對各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進一步，為克服單一檢驗方法的局限性，本文主要運用EViews6.0 分別對東、中、西部地區工業污染和各影響因素進行基于面板數據panel data單位根檢驗，而不是單純地采用ADF檢驗方法。采用的是相同單位根情況下的Levin-Lin-Chu(LLC)的檢驗與不同單位根情況下的Im-Pesaran-Shin ( IPS )、Fisher -ADF 的三種檢驗方法，檢驗結果見表2所示。檢驗結果顯示，各地區指標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各變量均存在單位根。但對各變量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的檢驗表明，各變量均能夠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一階差分后的變量不存在單位根，成為平穩序列。因此，工業污染與其他影響因素之間符合進行協整分析的前提。
通過單位根檢驗發現，東、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污染與各影響因素變量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各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為了研究各地區工業污染和經濟增長以及各控制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必須進行協整分析。進行協整檢驗較為廣泛的是選用Johansen方法。但是，根據黃萬陽和王維國[17]的解釋，對于Johansen 方法的完全VAR估計可能面臨小樣本的問題。因此，與恩格爾―格蘭杰( Engle-Granger)兩步法相比，對滯后階數的不恰當設定和均衡模型中的序列相關更不穩健。而兩步法關于系數的估計更為一致。以樣本值而不是樣本值的平方根的速度逼近真實參數，即使在模型解釋變量不滿足弱外生性的情況下，系數的估計仍然是一致的。因此，本文運用Engle-Granger[18]兩步法檢驗各地區中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其中Pedroni檢驗使用最為廣泛。Pedroni[19]構造了7個檢驗面板變量協整關系的統計量。其中，面板 v、面板rho、面板PP、面板ADF統計量是用于聯合組內維度描述。組rho、組PP、組ADF統計量用于組間維度描述，檢驗結果見表3所示。通過表3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的所有協整檢驗統計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而中部地區的組ADF-統計量不能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但是該地區的其他統計量都比較顯著。因此，綜合各協整檢驗統計量的優缺點，東、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環境規制水平、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協整關系成立。
3.計量模型的回歸結果
面板數據的估計有混合模型、變截距模型、變系數模型三種方法。變截距模型的估計又分為固定效應模型(FE)與隨機效應模型(RE)。具體選用哪種模型，要進行參數約束檢驗。具體的檢驗步驟是：首先根據協變分析檢驗即F檢驗判斷是采用混合模型還是變截距模型。如果選用變截距模型，則需要繼續采用Hausman 檢驗來判斷是選用固定效應模型( FE)還是隨機效應模型( RE) 。
利用全國東、中、西部地區1993―2009年的工業污染與相關影響因素的數據進行估計。通過F統計量的計算方法得到，三個地區的F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拒絕采用混合估計模型的原假設。因此本文采用變截距模型。進一步，采用Hausman檢驗方法得出，模型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為了避免出現序列相關性，增加了AR (1)項。本文運用PLS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4所示。通過估計結果發現，各模型估計的調整R2都高于0.96，說明擬合情況較好。DW值介于1.74―2.19之間，說明不存在序列相關的情況。F統計量都超過給定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
4.工業污染影響因素的區域差異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通過對估計結果的研究發現，東部與中部地區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對工業污染的二次項系數，東部與中部地區均為-0.17。系數分別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因此，對于這兩個地區而言，工業污染水平出現先惡化后改善的情況，經濟發展水平最終會導致環境質量的改善。兩個地區的工業污染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是一致的，呈現倒U型形態，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形態。但是，這兩個地區達到轉折點時的人均GDP水平卻不同。這符合Grossman與Krueger[1]得出的結論。從中國的實際來看，在工業發展早期，地方政府為發展本地經濟，采取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雖然使經濟發展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工業污染水平的上升速度也較快。經濟發展的規模效應非常明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技術等效應開始發揮正面的作用，促使污染水平的下降。隨著綠色GDP概念的出現以及各級政府對環境的重視，工業污染水平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對一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省份來說，工業污染水平還會持續上升。因此，我們不能完全依靠經濟增長來實現環境的改善。經濟發展不能自動地解決一切工業污染問題。當然，經濟發展水平與政府的環境政策導向對工業污染水平的降低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西部地區的情況并不如此，西部地區呈現出三次函數的形式，表現為倒N型，具有一定的波動性。但是西部地區的污染最終是處于下降階段。
（2）產業結構水平。估計結果顯示，產業結構是影響工業污染的重要因素。東、中、西部的產業結構水平對工業污染的影響存在很大的差異。東部地區第二產業比重與工業污染水平成正相關關系，與于峰等[20]得出的結論基本一致，也基本符合理論預期。東部地區產業結構項的估計系數為0.63，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這表明，東部地區第二產業占GDP比重每上升1%，工業污染水平就會上升0.63%。與東部地區不同，中部地區的產業結構系數為-0.48，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這表明，中部地區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工業污染水平的下降。第二產業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業污染會降低0.48個百分點，這與東部地區的結論相反。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中部地區的重污染行業占的比重較大，導致了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較大。隨著生產以及治污技術的進步，中部地區更加注重工業內部結構的優化。雖然第二產業整體比重提高了，但是，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卻處于下降狀態，所以中部地區的工業內部的結構調整能夠降低污染水平。通過圖[2]看出，中國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占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電力行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業，占工業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75.8%。
但是，通過表5我們發現，重污染行業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呈現下降趨勢。以電力行業為例，二氧化硫的排放強度，由2001年的0.23噸/萬元下降到2008年的0.09噸/萬元。非金屬礦物制品業與黑色金屬冶煉業下降的幅度也較大。由于中部地區火力發電行業、礦產加工與冶煉等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重污染行業的這種變化能夠很好地解釋中部地區工業結構變化對環境污染水平的影響。
雖然西部地區產業結構項系數表現為負，但是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對工業污染水平的影響并不明顯。因此，結構與技術減排并沒有對西部地區的工業污染帶來很大的改變。
（3）環境規制力度。理論上講，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環境規制水平也應該越高。從而對環境污染水平的降低更具有顯著作用。環境規制水平是通過企業工業二氧化硫去除量所占總產生量的比例進行衡量。因此，模型的結果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污染企業對政府環保政策的反應。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東部地區環境規制系數為-0.11，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結果表明，東部地區的環境規制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工業污染水平能夠降低0.11個百分點。從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來看，東、中、西部地區第二產業比重分別為46.35%、45.23%、43.92%。東部地區工業化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導致了過多的工業污染，使東部地區更早地意識到了進行環境治理與規制的必要性。經驗也證明，東部地區在治理投資、規制政策上都早于其他兩個地區。比如在國家生態建設示范區中，東部地區示范區的數量占全國的比例為1/2以上。中部地區的環境規制系數為-0.22，比東部地區的系數要大，說明中部地區在環境規制方面的效果比較明顯。原因在于：中部地區存在大量的資源型產業，資源型產業對環保政策的反應最為明顯。環境政策力度的提高使資源型產業發展更加注重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另外，東部地區在規制與治理環境方面能夠為中部地區提供一些經驗。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部地區環境政策的效果提高。盡管西部地區的環境規制對環境污染起到降低作用，但是系數僅為-0.06，治污效果相對較小。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最為落后，加之西部地區能源相對比較豐富，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西部地區會大力發展能源密集型產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在一定發展水平內，西部地區會承接東部低附加值的產業。如果采取嚴厲的環境規制措施會限制本地區優勢產業的發展，更多的環境規制會使企業負擔加重。這樣的發展模式會抵消環境規制帶來的積極效果。東部與中部地區的環境規制難度相對西部來講較小。這可能也說明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應采取不同的環境規制力度，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異質性導致了環境規制力度的異質性。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對環境變化與影響因素之間構建理論模型，在探討環境變化的內在影響機制的基礎上，運用全國1993―2009年東、中、西部三個地區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對研究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然后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實證研究三大地區的工業污染與經濟增長、環境規制、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研究得到以下結論：一是東部與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造成了工業污染先上升后下降，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形態，但出現拐點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不一致，西部地區的污染水平呈現出倒N型。二是東部地區的第二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工業污染水平的上升，而中部地區第二產業比重的提高卻沒有導致工業污染水平上升，這說明中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具有后發優勢，工業內部結構優化效果明顯；西部地區的第二產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不顯著。三是環境規制的效果在東部與中部地區比較明顯，降低了工業污染水平，而在西部地區作用相對較小，這可能源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下經濟發展模式的差異性。
根據計量結果，結合中國區域差異情況，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含義：一是堅持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不應該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各級政府進一步轉變過去的以GDP增長為唯一目標的觀念。將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作為考核地方政績的指標。二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既要注重大力發展服務業，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又要注重工業內部結構的轉型，降低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所占的比重，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循環經濟。三是注重環境規制政策的適應性，提高環境規制的效果。采用排污權交易等方式加大對環境污染總量的控制力度。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發展水平，制定出適合各地區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相互協調的規制與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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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anel data models
WANG Xun，ZHANG Wei-jie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2.Graduate School，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Abstract：Regional difference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level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given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existed researches.This paper get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dustrial pollution based on growth model.Using the annual data 1993-2009 from 29 provinces in three regions， based on Panel data model， researching the issue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has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Conclusions as following：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shape， but the turning point is different; western region being inverted U shape; in eastern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industry results in increased level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while in the central region it shows the opposite trend， it is not significant in western region;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obviou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 reducing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while the effect is relatively small in western region， which may result from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So， we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industrial pollution；regional difference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Panel data models（責任編輯：于振榮）
收稿日期：2011-08-15
工業對環境的污染范文第5篇
關鍵詞：鄉鎮工業 環境管理 對策
一、引言
連云港市是江蘇省的省轄市，也是我國沿海首批實行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現轄贛榆、東海、灌云、灌南四縣；新浦、海州、連云三區。北鄰山東營南，西與宿遷市沭陽縣相連，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資源豐富，品種繁多，開發利用潛力很大，可為鄉鎮工業的發展提供充分足的原料。
二、鄉鎮工業環境管理的必要性
鄉鎮工業環境管理是指運用行政、法律、經濟、教育和科技手段，協調鄉鎮工業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促使鄉鎮工業健康向前發展，防治污染環境和維護鄉鎮生態平衡。
加強鄉鎮工業環境管理的必要性：
鄉鎮工業環境管理，是我市環境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強，這是因為：
1.我市環境污染主要來自鄉鎮工業
據全市工業污染源調查，2004年鄉鎮工業排放工業廢水4013萬噸，約占我市廢水排放總量的75%；年排放工業廢氣4077778萬標立方米，約占我市廢氣排放總量的80%；由此可見，我市環境污染主要是由鄉鎮工業排放污染物造成的。
2.加強鄉鎮工業環境管理有助于生產力的發展
人是生產力的主體，加強鄉鎮工業環境管理首先是保護鄉鎮企業職工和附近區域內村民的生活條件和身體健康。因此，加強我市鄉鎮工業的環境管理，對保障人體健康，改善企業生產條件，促進技術進步，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提高經濟效益，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與鄉鎮工業發展的目的、任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3.鄉鎮工業生產的高速發展將給環境帶來更為嚴重的污染
現階段，我市的鄉鎮工業異軍突起，在現行的技術、經濟條件下，高速發展必然帶來高額的能耗、物耗，給環境帶來嚴重污染。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治鄉鎮工業污染的發展，今后，我市的環境狀況將進一步惡化，成為制約我市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
三、連云港市鄉鎮工業與環境現狀及原因
我市鄉鎮工業起步較晚，企業規模小，與蘇南相比，仍較落后。對環境的影響非常大，環境保護部門逐年強化管理力度，加大監察、監測頻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環境保護工作沒有到邊到角，且隨著蘇北招商引資力度的加大，蘇南及發達地區整治重污染企業，好多污染企業北移，給本已困難重重的工作帶來更大的難度。目前，我市鄉鎮工業對環境產生污染主要有：廢水、廢氣、噪聲和振動等。
四、加強鄉鎮工業環境管理的對策
為了創造一個經濟上有利于鄉鎮工業健康、持續的發展，身體上有益于健康，感官上令人愉快的良好環境，必須以積極的態度，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治鄉鎮工業的污染。
1.發展鄉鎮企業必須堅持合理的產業政策
1.1堅持合理的產業對策的必要性
現階段我市的鄉鎮企業，普遍投資少、規模小、技術水平起點低，有些甚至還是手工作坊，對環境污染的防治能力很弱或者根本沒有污染防治能力。為此，發展鄉鎮工業必須堅持持續、健康發展的路子。堅持合理的產業政策，不興辦對環境污染危害嚴重又難于治理的項目。堅持并落實好這一產業政策，是搞好鄉鎮企業環境保護工作的第一環。
1.2經濟綜合管理部門是落實產業政策的關鍵
制定和嚴格執行合理的產業政策，不僅需要環保部門的參與，而且更需要綜合管理部門的積極支持，如計劃、財政、稅務、銀行、工商等。結合各自的職責，采取有利于執行合理的產業政策和措施，從而使產業政策較好地落到實處。如果各部門協調、配合不夠，產業政策就會落實得不好。在第一個環節如果把不住關，鄉鎮企業的環境保護工作就會陷入非常困難的被動局面。
2.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
2.1科學規劃的必要性
人類不合理的生產和消費活動，造成了環境污染和破壞。為建立一個有利于人的生活和生產活動的良好環境，制訂的保護和改善環境的步驟或計劃，就是環境保護規劃。它是從整個環境系統出發，對各個區域和各個環境問題分別制定防治措施，構成一套有相互聯系的綜合措施，從根本上防止和消除環境污染和破壞。它是一種在環境保護中的戰略性選擇措施，既是一種將環境目標合理地轉變為行動綱領的方法，也是構思出一種所期望的狀態并使它實現的設計程序。
2.2采取科學規劃的意義在于：
2.2.1環境保護規劃是鄉鎮企業環境管理的重要內容，是環境保護部門行使監督職能的重要措施．我國環境保護32字方針的前8個字“全面規劃、合理布局”就強調了規劃，這也適用于鄉鎮企業環境保護。
2.2.2環境保護規劃是從戰略、宏觀、綜合、未來的角度來協調社會、經濟、環境三個方面的持續發展。鄉鎮企業環境問題說到底也是社會經濟問題，是要在農村和鄉鎮企業發展中逐步加以解決，這也必須要通過規劃手段來協調。
2.2.3環境保護規劃是從布局上充分利用環境空間的稀釋和自凈能力，減輕或消除環境污染的危害；在治理上優選危害較大、治理效果較明顯、投資較少的項目。從而通過較小的投入，獲取較大的環境經濟效益。這正是適應了鄉鎮企業平均規模小、技術力量差、經濟實力弱、產品批量小而變化大等特點，搞好鄉鎮企業環境保護的有效對策。
2.2.4環境保護規劃是按照生態經濟規律，合理地構造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鄉鎮生態經濟系統，調節它的能流和物流，從而使其保持良性循環，并高效和諧持續發展，有利于鄉鎮環境保護和改善，有利于農村自然資源的保護和永續利用。
2.3科學規劃的可行性
2.3.1農業區劃、鄉鎮企業區劃與規劃、小城鎮規劃、自然資源調查、鄉鎮工業污染源調查、農村環境質量調查等已經完成或即將完成的調研工作，為鄉鎮企業環保規劃對策提供了大量的基礎資料。
2.3.2規劃對策中很多都具有超前預防性質，對鄉鎮企業發展給予正確導向，在環境保護方面起到少花錢、多辦事、辦好事的作用。某些規劃手段，如集中布局可能產生聚集效益和規模效益。這些無疑都是對鄉鎮企業的發展的支持。環境保護規劃同樣也會得到鄉鎮企業的支持，得到各級政府及計劃部門、鄉鎮企業主管部門的支持。
2.3.3各級政府的職能決定其不能追求短期經濟目標，而要求其全面地實行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這是對鄉鎮企業污染實施規劃對策的重要保證。
2.3.4規劃一般分為：結構調整規劃、布局規劃、污染治理規劃和環境管理規劃
結構調整規劃是改變鄉鎮企業的產業結構，變污染型結構為非污染型結構，變重污染型結構為輕污染型結構的規劃，主要包括行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規模結構等方面的調整。
布局規劃是指通過控制新污染源和調整老污染源的空間配置，以利于充分利用環境空間的稀釋凈化能力，以利于污染企業的廢物資源化及資源互用、污染物集中治理及相互治理，以利于防止污染企業的相互污染或污染迭加，以利于對污染企業的監督管理。
污染治理規劃。廣義的污染治理應包含改進生產工藝和技術、加強生產管理和提高操作水平，以提高原料、燃料的利用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或改變排放物的種類和形態，降低危害程度；對廢物綜合利用或以廢治廢，使廢物資源化；對污染物采取處理或處置措施；從技術上減少環境污染物的影響范圍和程度，改變影響的區域。
環境管理規劃。鄉鎮企業環境管理規劃包括監督管理機構建設規劃、監測網絡建設規劃、法規與制度建設規劃、宣傳教育和科學技術支持規劃等。
3.加大對企業的管理，推行清潔生產、 發展循環經濟
3.1對鄉鎮企業執行“積極引導，支持發展，治理整頓，控制污染”的方針
加強對污染源的管理，對有污染企業實施限期治理，所有工業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要達到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標準，控制在規劃目標和總量控制指標以內。
3.2推行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
推行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將污染物消除在源頭和生產過程中，有效解決了污染轉移問題，降低了污染治理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成本，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和競爭能力，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的統一。
4.嚴格執法，足額征收排污費，促進鄉鎮企業提高技術檔次和管理水平
對新建項目要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法》，做到“預防為主”，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對于推進鄉鎮產業合理布局和企業的優化選址、預防開發建設活動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于鄉鎮領導以及企業負責人過多追求經濟發展、經濟指標而忽視環境保護的現象，要督促政府落實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把環保工作作為干部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把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工作納入鄉鎮重大事項的督察范圍。對拒不執行環保法律法規和政策，不認真完成環保目標責任制，造成嚴重后果的，以及因決策失誤，行政干預等原因造成重大環境破壞的，要追究其行政責任，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運用經濟手段保護環境，貫徹“誰污染誰治理” “誰開發誰保護”、“誰排污誰負責”、“誰破壞誰受罰”等原則。運用經濟手段加強管理，這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手段之一。對造成和可能造成環境污染的企業運用經濟手段加強管理，其目的是促使這些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少污染或不污染環境，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對污染者對環境的不同污染程度，向其污染行為足額收取排污費；對那些能減少其原有排污程度的排污者和未排污者給予補助，以資鼓勵。
5.加強環保宣傳教育，增強領導干部、企業和廣大群眾的環境意識
只有加強環保宣傳教育，學習、了解環保知識和國家有關環保法律、法規，提高和增強各級領導干部、企業和廣大群眾的環境意識。才能讓鄉鎮領導、企業負責人在作經濟決策前考慮環保問題，把意識轉化為行動，做環境保護的自覺執行者；才能讓鄉鎮居民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做環境的自覺維護者，堅決抵制各種破壞環境的行為。
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只要加強領導，加強組織，加強規劃，加強管理，加強控制，加強宣傳教育，鄉鎮企業一定能夠解決建設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建一個山清水秀、美麗富饒的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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