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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思教授與梁慧星教授的論戰文字,同時涉及了關于民法是否調整人與物的關系這一問題。后者以大量的例證澄清了一個事實,即認為民法不調整人與物的關系,而只是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基本上是中國民法學界的通說。的確如此,在已經發生的關于中國民法典編纂的論戰中,這樣的觀點已經被重復了多次。在對徐國棟教授提出的新人文主義的民法典編纂思路的批評中,這樣的觀點也不斷被重申[2].而我恰恰以為,必須對這樣的觀點進行批判性的反思。
民法的確不調整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但這并不表明民法不能反映出一種對于人與物的關系的基本看法。當人們在使用特定的所有權、財產、物的概念的時候,往往以某種預定的人——物關系、主體——客體關系的基本觀念為前提。分析這些概念的基本內涵,就可以從中剝離出那些處于后臺的隱而不現的涉及人與物的關系的基本觀念。
在拉丁語中,表達所有權概念的詞有兩個:一個是dominium,另一個是proprietas.首先分析前一個詞的詞根以及相近詞形,它具有“家長、主人、統治、主宰”的意思。這表明了在拉丁語的“所有權”觀念中包含著一種人對于物的主宰和支配的觀念。它顯然是一種從人與物的關系的角度對所有權內涵的理解。不過,這一表述基本上不為現代拉丁語系的語言所沿襲。現代西方法學術語主要采用了拉丁文proprietas的表述方式,例如property(英)、propriété(法)、proprietà(意)、propiedad(西)、propriedade(葡)。對這一組詞進行語義分析,帶有前綴prori-的詞,一般都具有“區分”的含義,主要表達“我的”,“各自的”之類的含義,例如英文的proper一詞。這樣的一組詞表達的是從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劃分的角度對所有權的理解。所有權被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與中國式的“定分止爭”理論表達了相同的觀念。拉丁語中兩種關于所有權的表述,在近代以來,后一種表述占據優勢地位,這主要與法的世俗化運動相聯系。人文主義的法的概念,將法律關系的主體限制在人之中,法的事務被理解為人之間的事務。但是,這并不表明它就是一種亙古不變、天經地義的觀念。在羅馬法上,存在神法物與圣物的范疇,它們不成為世俗人的所有權的對象,當它們遭到侵犯時,并不認為是對某個人的權利的侵犯,而是對物或神本身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法(神法、圣法)的確可以調整人與物的關系。
雖然把所有權理解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近代以來的趨勢,但是從“人——物”關系的角度對所有權的理解仍然存在。事實上,它仍然隱含在一系列的概念使用中。我們來分析西方語言中的“財產”概念,goods(英)、bien(法)、bene(意)、bienes(西)、bem(葡)都同時有“好的”的意思。將作為一種主觀價值評價的“好”,與“財產”相勾連,表明了某物只有在與人發生關系,并且能夠為人所利用,得到積極評價時才具有“財產”的屬性。西方主要語言中,表明“物”的詞,除了有一組單獨的指稱:res(拉)、thing(英)、chose(法)、cosa(意)、cosa(西)、coisa(葡)之外,同時還有一組另外的詞形:objectus(拉),object(英)、objet(法)、oggetto(意)、objeto(西)、objecto(葡)。它們都同時具有“物”、“對象”、“客體”的內涵,同時,以“object”為詞根的詞,在做動詞使用的時候,同時還有“針對”,“反對”,“對立”的意思。這些語義上的關聯,表明了“物”的概念與“客體”概念聯系密切,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可以互換;同時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也是一種對立,對抗的關系。總而言之,所有權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物”的概念,表達了一種人對物的支配關系。它建立在主體對客體的主宰和支配的權力之上。
將上述幾個概念的語義分析進行歸納,可以發現是這樣的幾個基本觀念支撐著傳統民法中“物”的概念:世界被劃分為主體與客體;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一種支配與被支配、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客體沒有自在的存在的價值,它為主體所用,并通過主體的利用而獲得肯定性的評價。毫無疑問,這樣的“物”的概念反映了人在處理與其相對的外在世界的關系上的自私的本能。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世界被看作是為自己而準備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而去征服、改造和利用。
我在以上的敘述中同時使用了“人——物”關系與“主體——客體”關系,其實它們并不是一回事。嚴格來說,“人——物”關系不過是“主體——客體”模式發展的某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所有的自然人都被承認為主體,其他的非人類的存在者才是“客體”,才是“物”。而在歷史發展的絕大多數時期,“人”與“主體”并非相互重合的概念。在羅馬法階段,同樣是“人”的奴隸,不被認為是主體,而是“物”。直到1537年,羅馬教皇保羅三世才宣告,印度人,黑人,或新大陸的土著居民也是‘真正的人類’。1948年發表的《人權宣言》才確認所有作為人類的一員的人的主體地位。可以說,到目前為止民法[3]的發展歷程就是一個不斷擴大主體的范圍的歷史,不斷重新界定“主體——客體”內涵,將原來被認為屬于客體的事物(比如奴隸、異種族的人、外國人等)而加以主體化的歷史。雖然這一發展可以被歸結為人道主義(或說人文主義)的最終勝利,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那個“主體——客體”模式卻從來沒有被打破,并且被頑強地堅持著。那些被視為“物”(客體)的東西,因此也就只配被人類占有之、享用之乃至毀棄之。而人類的物權法(或者叫財產法)并不關心這些,它唯一關心的乃是將這種占有、享有和處分“物”的權利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分配。這就是現實的民法中“物”的概念,這就是我們毫不猶豫地加以堅持的通說。
但是,人類生存危機的現實已經證明,這只是一種致命的偏見。事實上,“主體——客體”這樣的劃分本來就是一個“萬物皆備于我”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萬事萬物皆有其自在自為的自由屬性,我們沒有必然的理由把那些自在之物都規劃到“無主物”,“共有物”之類的范疇中。它們本來沒有一個所有人,而認為它們應歸何人所有,完全是人類內部之間的互相約定。按照契約效力的相對性原則,這樣的約定對作為第三者的“它們”并不具有效力,即使要對外發生效力,也必須遵循有利第三方的原則。因此,從最根本的倫理意義來看,人類的物權法其實是不道德的立法。
對“物”的概念的最根本的反思,自然應該是完全廢棄這樣的“主體——客體”模式,達到最超脫的“物我兩忘”,“眾生平等”的境界。不過,這顯然是一種難以企及的烏托邦境界。人類獲取資源以維持生存的必然性決定了人必須占有外物,為我所用。所以,現實的道路仍然是在“主體——客體”的界定上做文章。人類已經通過這種方式成功地實現了同類的相互認同:沒有人再把人看作“物”了。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把再次擴大主體的范圍,把民法上的主體擴大到人類之外的自然物?或者退一步說,給予某些傳統概念中的“物”或“財產”以有限的法律主體地位?
我們來分析幾個新近的立法例。《德國民法典》第90a條規定:“動物不是物。它們由特別法加以保護。除另有其他規定外,對動物準用有關物的規定”。第903條規定:“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范圍內,物的所有權人可以隨意處分其物,并排除他人的任何干涉。動物的所有權人在行使其權利時,應注意有關保護動物的特別規定”。這都是些導致疑惑的表述。比如“動物不是物”,那么是什么?這樣的困惑表明了傳統“物”的概念的捉襟見肘。903條前段是一個僵硬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表述,法條的后段卻對動物網開一面。但是,何謂“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話,侵犯了誰的權利?我相信,這是個令那些主張民法不調整人與物的關系的學者要面臨的難題。不僅如此,新近編纂的《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37條規定:“對動物適用關于財產的一般規則,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未有不同規定為限。在行使權利時,不允許以違背人道原則的態度殘酷地對待動物”。人道原則可以用于動物嗎?同樣,這一規定也對“殘酷對待動物”所可能帶來的法律后果保持沉默,似有不便之言。
的確,把法律主體的范圍擴大到人類之外,會導致極大的困惑。但是伴隨著這些困惑,往往是學術范式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轉變。在中國民法典的編纂中,如果不敏銳地感受到這樣的理論觀念的變遷,我們就不可能領時代風氣之先。對民法中“物”的概念的反思,其實與環境保護的主題密切聯系。因為傳統民法通過“物”的概念,將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處理為一個可供人任意處分的客體,因此忽視了本來應該存在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的問題。所以,對民法中“物”的概念的反思,就是要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民法中體現環境保護的觀念[4].
那么,對傳統民法中“物”的概念進行反思,有哪些可能的理論創新呢?我試圖舉出以下幾個方面,1、所有權的社會義務應該擴大為所有權的生態義務,所有權人行使權利不得違背生態規律,破壞生態平衡。這與作為所有權的客體的“物”同時具有自由的生態屬性相聯系。2、賦予自然物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主體資格屬性。比如可以創設自然環境監護人制度,允許為一個湖泊,一片森林設立監護人,以彌補用民法手段保護環境的不足。在環境遭到侵害的時候,可以允許監護人提出民法上的損害賠償訴訟,所得賠償用于生態恢復工作。3、在民法物權制度中貫徹環境保護觀念。例如設立環保地役權制度,對因環境保護而抑制獲利活動的人或地區給予補償。4、在有害自然環境的物品上,不采用買賣轉移所有權規則,不采用拋棄消滅所有權規則,而采用生產者負責原則,任何生產可能導致環境污染的物品(比如電池)的廠家,都必須負責收回污染源。
無論如何,民法觀念的更新,在中國民法典的編纂過程中應該得到促進。針對民法典編纂,已經發生不少爭論,這對于制定一部高質量的中國民法典的確有幫助,但是如果總是重復那些四平八穩的陳舊的論點,如果總把理論的眼光局限在西方提出的甲乙丙丁若干學說的選擇上,也許會耽擱我們關注真正的問題和進行具有原創性的理論建設工作。
關于民法典編纂的指導思想,徐國棟教授已經提出綠色民法典的口號,并且歸納到新人文主義的編纂思路中。但是,在一場理論的激戰后,發現大家都是人文主義者。的確,從對于傳統的“人——物”的關系的固執和堅守來講,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的確是頑強。但是,能夠反思這一點,由綠色民法典思想而反思人文主義之缺陷進而要“新”之的卻還不多見。而這種新舊人文主義的差別,我認為十分巨大,無法彌合。當然,反對人文主義,并非倡導“物文主義”,而是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各得其所的“自然主義”。既然我們在哲學觀念上為世界貢獻了天人合一論,而被認為是解決21世紀人類面臨的環境問題的對癥之藥,那么為什么我們民法界不試圖為世界貢獻一部體現了這種哲學思想的民法典呢?毫無疑問,這樣的民法典,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它會為我們帶來我們期待中的光榮。
[注釋]
[1]在這一簡短的學術評論中我不可能進行詳細的引證工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我的許多想法得益于徐國棟教授與我進行的談話以及他發表的論文;關于自然主義的觀念,法律主體領域的革命受到江山教授的思想的啟發;環境保護制度的民法化受到我的同事高利紅博士的啟發。
[2]參見徐國棟主編:《中國民法典編纂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幾乎所有的論者都涉及到這一點,其中也包括我。但是,我把論述的對象僅僅限制在徐國棟教授提出的民法典結構設計理論上,并且明確提出,排除結構設計理論外,徐國棟教授的民法典編纂指導思想的觀點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
[3]這里的民法,取廣義民法概念,即市民法、實在法的意思。
實證主義是傳統的西方哲學派別,又稱實證哲學。產生于19世紀30~40年代的法國和英國,其創始人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始祖A.孔德。其基本觀念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純客觀的,社會現象背后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規律;社會現象是可以被感知的,經驗是科學知識的惟一來源,只有被經驗證明的知識才是科學。它強調感覺經驗、排斥形而上學,認為通過對現象的歸納就可以得到科學定律。
營銷學方法論不等同于研究方法或具體技術,它是對研究方法的系統研究和評價。在西方研究概念中,規范的研究都是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指導。如商品學派和職能學派都是建立在實證主義的基礎上的。
實證主義強調知識的可觀察性。如細分市場特征、競爭者行為、某一類消費者對某個具體產品的購買行為,等等。這些都是可觀察的。長期以來,實證主義一直是市場營銷研究的主要方法。我們研究營銷學的方法基本就是觀察(案例)——歸納(總結共性)——分析(案例中說明的問題)——判斷(歸納出結論)——預測(提出指導性的意見)的歸納模式。
本文無意否定實證主義在市場營銷研究中的作用,只是想說明一個問題,對于市場營銷研究來說,我們不能完全陷入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中,因為市場營銷自身的特點和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缺陷導致了市場營銷研究的一些誤區,而這些誤區對于市場營銷學科的發展來說,可能是致命的。
一、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缺陷
1、實證主義專注于實證分析而忽視營銷理論的建設。
首先,實證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它重經驗輕理論的特征。忽視理論建設而專注于實證分析的結果就是營銷學研究的破碎和分裂。今天的營銷學的繁榮只是停留在表面,由案例、事件類所組成的經驗外殼比較豐滿,但其背后的理論內核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每個研究者割取其中的一個小塊,但是研究結果相互之間無法融合。如,在行業、企業和消費者三個層次上,雖然單就各個層次來說,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對于各個層次之間的整合卻始終是個難題。市場營銷丞須建立各個知識領域間的正確聯系。不客氣的說,實證分析對于建立這種聯系幫助不大,只會給建立對營銷現象的完整理解帶來更多的障礙。缺少理論內核的實證分析就好象拉車的馬兒雖然都在努力,但卻沒有朝著一個方向,只會加劇營銷學的分裂。毫不客氣的說,市場營銷學還處于描述性與因果性的歸納階段,同其他自然學科相比遠未接觸到深層的理論內核。但就建立營銷理論的內核而言,只有理論思維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其次,市場營銷的許多理論都是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的,缺少適當的假設與公理,也就沒有適當的定理與推論。例如,我們知道要依據消費者的媒體習慣去制定廣告計劃,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才是有效的原因。就好象現在的中醫理論的發展動力仍是經驗的總結,并非理論科學的發展。甚至在證候實質研究領域,還出現了以“藥—方—法—理”研究及“病—方”研究取而代之的想法。以至于中醫在一些西方國家被視為迷信。
2、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市場營銷理論與實際市場操作的成功不具有因果關系。
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從“證”的角度講,一項科學實驗之所以科學,在于其可重復性。如果一個科學實驗能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在同樣的控制條件下反復進行,那我們就說,這個理論是可證偽的。但是在市場實操中我們發現,在青島是有效的營銷方法在南京面對相同細分變量的消費者可能是無效的。這是因為兩個城市的規模、文化背景、經濟水平、周邊環境都不盡相同,所以我們根本無法實現初始條件完全相同。意思是同樣的方法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我們無法獲得同樣的控制條件,那我們也就無法保證成功的方法是可重復的。也就是說,市場營銷是不可證偽的,那它的偶然性就是必然的了。從另一個角度看,實證主義主張社會學不是探討“應該如何”,而只是客觀地闡明社會“究竟是如何”。但是市場營銷學摻雜了太多的科學無法判斷的“應該如何”的東西,這也導致了市場營銷理論的不可證偽性。因為可證偽性對于“應該如何”這一道德命題來說是無效的。依照卡爾.波普爾的觀點,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在于經驗上的可證偽性。這實際上等于說市場營銷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學。用菲利普.科特勒的觀點來說,營銷管理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
我們試想一下,快速消費品的一個成功案例能否類推到耐用消費品的營銷之中?一些企業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通過投放廣告而成功的案例在今天是否依然可行?我們經常聽一些成功的企業家講述如何成功的營銷案例,但是換了一個企業這個案例是否還起作用呢?
恐怕都很難奏效。因為我們無法獲得同樣的控制條件。
那我們再退一步來說,同一個產品,在相同的地點,相同的營銷對象,但是時間變了,那么使用相同的方法我們能獲得成功嗎?
答案是——不能!舉例來說,上個世界的八九十年代很多企業通過做廣告獲得成功,今天如果有人依然想通過這種方式成功那恐怕就是在找死了。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在那個時候你開進中央電視臺一輛桑塔納你開出來的會是一輛奧迪。今天呢,你開進去一輛奧迪,很可能開出來的就是一輛奧拓。時代變了,環境變了,營銷對象接觸信息的方式也變了,時間變了就意味著什么都變了。只有你的方法沒變,你不是找死又是什么?因為時間變了,也即意味著營銷地點、營銷對象的初始條件都發生了變化。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這里我們又涉及到市場營銷的另一個特征,就是市場營銷過程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說,已經發生過的行為不可能被嚴格的重演,即相同的解釋變量并不能得到相同的被解釋的歷史現象。這里我要說明兩點。一是營銷過程本身的不可逆,也導致了市場營銷的不可證偽性。另一個就是曾經被證明是成功的營銷方法在實際操作中因為無法獲得完全相同的控制條件,而使其前途變得撲朔迷離。
看到這您大概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是的,市場營銷的不可證偽性與不可逆性的特點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市場營銷理論與實際市場操作的成功不具有因果關系。不同的環境條件決定了事物具有不同的行為狀態,不同的行為狀態又有著不同的結果,因而一個理論方法就有多種可能的未來。也就是說,你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這就需要我們依據環境和條件的變化適時調整營銷的方法,也就是我一直強調的隨需而變。
3、實證主義的因果性陳述和市場營銷過程中的隨機性難以調和。
實證主義的基本方法是因果關系陳述和概率統計關系陳述,但是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卻又充滿了隨機性。按照菲利普.科特勒的顧客讓渡價值理論,消費者總是選擇他們認為能提供最高顧客讓渡價值的公司購買產品。但實際上,顧客往往并沒有選擇那些提供最高讓渡價值的產品。消費者選擇最高顧客讓渡價值的產品符合傳統的因果律,而作為個體消費者卻又千差萬別。消費者在購買的選擇過程中存在很大的隨機性。這種隨機性用實證主義的因果律恐怕就很難去描述了。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從宏觀的層面看消費者行為,我們假設具有相同特征的消費者都是無差異的,所以我們可以對具有相似特征的消費者進行聚合,也就是進行市場細分。就是說我們可以在確定的原因下得出確定的結果。但是從微觀上來看,每一個消費者又是有差異和唯一的,這就違背了具有相同特征的消費者都是無差異的假設。就是說,我們把宏觀層面的消費者行為進行微觀層面還原的時候,實際上出現了不同的結果。雖然我們又提出了針對這種個體差異性和唯一性的定制營銷,但這只不過是又一次為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外殼添磚加瓦而已,并未解決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消費者行為之間的融合問題。這樣只會使市場營銷學更加破碎。市場營銷的這種隨機性恐怕暫時很難用實證主義的因果性去陳述。
4、實證主義方法論并不能保證市場營銷研究的客觀性。
實證主義方法論要確保其研究結論的客觀性,營銷研究就必須要從事實出發,同時盡可能的排除研究者的主觀因素。但市場營銷學的特點決定了營銷研究者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研究者,又是參與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一般不介入正在研究的現象,而社會科學家則自身在研究現象之中。因此,研究者必然會把自己的知識結構、情感、意志、價值觀念等帶進認識過程,并最終影響到認識過程的結果。再加上市場營銷研究本身的復雜性,我們很難重復營銷事實發生時的所有條件。悲觀地說,我們可能無法評估營銷研究的客觀性。這也意味著我們由經驗獲得的理論可能與真實客觀規律距離甚遠。如果營銷環境和營銷對象又發生了變化,我們如何保證此時此地的“成功法則”在彼時彼地也能獲得相同的成功呢?
5、實證主義方法論并不能解決市場營銷研究中的所有問題。
為什么說實證主義方法論不能解決市場營銷研究中的所有問題呢?
比如說,一個消費者錢包里的錢只夠買一雙李寧牌的運動鞋,但最后卻刷卡買了雙耐克。顯然實證主義無法解釋這種沖動型消費的原因。這是因為市場營銷學本來就不是純粹的科學,而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這就需要用到心理、情感等人文主義的方法論了。也就是說,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并不能解決營銷研究中的所有問題,解釋主義或者定性研究方法同樣是營銷科學所必需的。
二、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融合
一直以來,市場營銷學在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爭論,即實證主義和解釋主義之間的爭論。但是今天市場營銷學科的現狀告訴我們,脫離了人文主義,單純按照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走下去,我們的路將越走越窄。
我國現代文學理論經歷“五四”文學革命前后對西方文論的引進,近百年已有嶄新的發展,無論是科學主義還是人文主義文論,在我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文藝理論的引進,更把文學理論奠定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基礎之上。改革開放30年來,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論,包括形式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文論,還有從尼采到柏格森、克羅齊等的美學,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到胡塞爾的現象學、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從盧卡奇的現實主義到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從原型批評、符號學、接受美學到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紛紛被譯介到我國,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拓展了我國學者的視野。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目前,繼承中西方文論的積極成果并總結新的文藝實踐經驗的、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完整體系正在新的探索中形成。在此時刻,王彥霞的新著《文學理論向度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問世,應該說非常及時,也很有意義。
文學理論的生成,是文學理論話語從無到有、從簡單到繁復的生長過程。所謂“向度”,據著者解釋說,是指理論生成過程中表現出的形態特征、傾向特點等,隱含著理論主體的世界觀、方法論及其對文學功能、價值的不同認識,并決定著理論話語產生意義的根本條件。換言之,每個理論家如何根據他的世界觀、方法論和文學觀念,確定從什么視角切入文學研究,并把文學現象的哪些部分作為其理論闡述的主要對象,都會對文學理論向度產生一定的影響。
《文學理論向度研究》這本著作的貢獻在于,它將歷史上的種種文學理論按照其向度分為四種,即按研究者對客觀世界(生活)、創作主體(作家)、作品(文本)、接受主體(讀者)及其相互關系所取的不同視角和不同理論模式,將文學理論向度分為載體向度、本體向度、讀者向度和文學之外的向度。歷史上的“模仿”說、“再現”說、“反映”說、“表現”說、“言志”說、“抒情”說都被歸為“載體向度”;而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符號學、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則被列為“本體向度”;至于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等又被看做“讀者向度”;文學理論走向對影視、媒體文化和現實生活中的圖像、音響、廣告等的研究,則被視為“文學之外的向度”。書中逐一考察了每一向度的中外文論生成的過程和理論觀點,不僅比較、分析其合理性和不足,還提出了當今的文學理論研究應博取眾長,走新的更高層次的綜合道路。
著者的上述基本觀點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也是比較正確的。對四種向度的論述都有充分的展開,引證豐富,足可讓讀者作為文學理論的發展簡史來讀,清楚地認識到各家文論提出的根據和立足點,以及各家文論的歷史進步意義與時代局限。對新的綜合研究,書中也提出了比較切實的思路。這本著作原是作者的博士論文,視野開闊,學術含量大,分析也比較細致嚴密,特別是從向度視角切入文學理論研究,頗具新意,給讀者以新的啟發,對于把文學理論研究推向前進,應是有幫助的。
關鍵詞:科學課;人文素養;人文教育
一、什么是人文素養
目前,“人文素養”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和固定的內容。筆者認為,“人文素養”是人的整體素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人文素養的最典型標志是具有人文精神,使一切追求和努力都歸結為對人本身的關懷。簡單地說,良好的人文素養表現在:(1)愛國主義情感和社會主義道德品質。(2)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不斷吸收民族文化智慧。(3)具備開闊的視野,關心當代文化生活,吸收人類優秀文化的營養。
二、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重要性
《科學》課程的總目標是提高每一個學生的科學素養,即“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教學活動,使學生對自然現象保持較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養成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生活態度;了解或理解基本的科學知識,學會或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并用它們解釋常見的自然現象,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初步形成對自然界的整體認識和科學的世界觀;增進對科學探究的理解,初步養成科學探究習慣,培養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形成崇尚科學、反對迷信、以科學的知識和態度解決個人問題的意識;了解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初步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并能關注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影響”。可見,從培養學生全面的科學素養角度看,必須在教學中體現人文價值,也就是要在科學教育中體現求真、求實、求新,弘揚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培養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時代風尚,進而確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要求尊重人的需要、情感,并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欣賞美、創造美的能力;同時,提倡每個人在自由生活的同時承擔不可推卸的對他人、社會、自然的責任。
科學與人文在課堂教學中的整合是新課改的必然趨勢,也是科學課教學應遵循的原則之一,只有充分挖掘教材中知識與技能的人文內涵,積極挖掘知識、技能背后的具有人文思想的成分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豐富學生人文知識,增強學生人文意識,才能達到我們教育的預期目的。
三、科學課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基本策略
1.熏陶感染,培養人文素養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作為教師,只有以身立教,為人師表,才能有效地影響學生。要想學生好學,教師必須學而不厭;要想學生有遠大理想,教師必須志存高遠。事實上,教師的工作作風、學習風格、為人處世的態度等都會對學生產生影響,甚至教師的談吐、舉止、風度學生都會模仿。因此教師要學習并運用更多的人文學科的理論知識來觀察、分析和解決大量日常社會現實問題,弘揚理性。教師要自覺做先進人文精神的傳播者,善于將教材中蘊涵的人文意識和教材中提倡的人文精神付諸行動,不斷完善自我,形成和發展優良個性品質。
在學校里,教師是學生最親近、尊敬的人,學生具有天然的“向師性”,教師往往成為學生最直接的榜樣。教師的理想人格,會像一絲絲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的人格,使他們受到教育、感染和熏陶。陶行知說過:“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教師人格就像一面鏡子,時刻影響著每一個教育對象。所以,科學教師要不斷提高自身人文素養,讓人性的陽光照進校園,照亮學生一生的前程。在此,筆者建議,科學教師在課余時間應盡量多地閱讀中外“經典人文類”書籍,多開展讀書交流活動,加強文化積淀,博采眾長,厚積薄發,拓寬自身教育視野,提升自身人文素養。
2.適時滲透,加強人文素養
人文素養的培養不能靠訓練,不能靠灌輸,不能靠說教,而應當通過教育自覺而又自然地進行,科學教育中的人文素養教育內容豐富,美育、愛國主義教育、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和環境教育等都可以滲透在教學內容之中。
(1)科學教學中美育滲透
審美素質是學生的基本素質之一,美育對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觀點和審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廣袤的自然界生物的種類繁多,形態各異,趣味無窮。千姿百態的植物,奇形怪異的動物,顯微視野下的微生物……科學中的美無處不在。科學教師要善于發掘,用審美的眼光來感知美。當然,教師不能停留在對美的感知上,而應將美育體現在自身的教學活動中,幽默風趣的連珠妙語,旁征博引的知識功底,新奇巧妙的實驗設計,不斷求新的教學風格,同樣是一種美的意境。潛移默化的美育陶冶,能激發起學生飽滿的學習熱情。
同時要在課堂上將科學與人類最高形式的科學價值美及時地展示給學生。從鉆木取火到高能燃料,從茹毛飲血到營養濃縮食品,從樹葉遮身到新穎衣料,從攀越行走到飛出地球,科學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力量,美化了生活。這些知識在新知識的講授中都能適時滲透,讓學生了解科學價值美。總之,我們應指導學生學會欣賞自然美,體會科學的語言美,了解科學的價值美,創造出更多美。
(2)科學教學中激發愛國主義教育
我國在科學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展現在學生面前的一卷愛國主義教育的詩篇。科學教師教學中要善于挖掘鄉土人文優勢激發學生的愛國之情。如談到“生殖”時,介紹我國1988年第一例試管嬰兒在北京醫科大學誕生;講到學生敏感的“克隆技術”時,要求學生不要一味崇拜國外先進技術,只知1997年英國克隆多莉綿羊的誕生,其實我國也能克隆一些人體器官,如“人工耳蝸”等;從四大發明、春秋煉鐵到結晶牛胰島素、人造金剛石的合成等無不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神七”“神八”上天,不僅表明了我國航天技術的雄厚實力,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科學求實、銳意進取的超卓智慧和拼搏精神,這些內容的滲透可振奮學生的精神,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另外,在《水在哪里》這一課中,通過世界和中國水資源情況的介紹和對比,使學生了解世界的水資源概況,并明白自己國家水資源情況,培養他們的國際意識的同時,也培養了民族憂患意識和節水意識。
(3)科學教學中滲透辯證唯物主義教育
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在初中科學教學中,用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組織教材,闡述教材,有利于幫助學生學習和樹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如化學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原理和定律中蘊藏著豐富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不斷運動的,靜止和運動的相對性,量變會引起質變,實驗是認識科學的基礎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生命的物質性和統一性觀點,生命的運動和生物進化的觀點、對立統一的觀點等。這些觀點在科學中比比皆是,科學教師要善于運用這些方法和思想,讓人文主義精神煥發出輝煌的光芒。
(4)科學教學中貫徹環境教育
“保護空氣”“愛護水資源”“保護地球”“保護珍惜生物”等知識都是環境教育的好題材,教師可利用圖片資料,實地查看等方法進行對比教學,也可讓學生以“熱愛大自然,熱愛生命,綠色環保從我做起”為主題,做些板報宣傳或寫小論文,從而增強學生熱愛自然、熱愛科學、保護環境、珍惜資源的自覺性,從中也可培養學生的責任意識和環保意識。具有環保意識的人,被視為道德水平和修養程度極高的人,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
3.注重發展,提升人文素養
素質教育是促進人的發展,培養和提高人的基本素質為目標的教育。它要求面向全體學生,引導學生全面發展,既尊重個性,又發展特長。在教師的引導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學習知識,發展潛力,培養能力,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學習,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參與教與學,在教學中要做到:第一,為學生的自主探索學習騰出時間和空間。在課堂上留有時間給學生交流,爭論探求;留有空間給學生操作實踐,提煉升華。第二,讓每一位學生都有參與教學的機會。通過教師的鼓勵、關懷和提供機會等來滿足學生的各種需求,促進個性的充分發展和潛能的挖掘。同時,設置人文性的作業,照顧學生的個性差異,作業顯示梯度,讓不同水平的學生能根據自己的能力、興趣、需要,在練習的數量上和深度上有一定的選擇。例如一單元結束,教師布置作業一般都有三種類型讓學生選擇,一是基礎知識,二是提高訓練,三是動手實驗,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選擇全做,也可以只做一部分,這樣的設計,既可鞏固基礎知識,又給學生創造力的提高提供了更多機會。在不斷的探究實踐中,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
新課程強調“要教給學生一生有用的東西”“科學教育要培養的并非是科學家,而是對科學有所了解和感悟的人”。他們不僅學到了科學知識、技能和方法,也學會了思考,學會了質疑,同時也學會了人文關懷。科學老師要充分注意科學與人文的密切聯系,注意科學的人文本質,發揚科學的人文精神,要重視科學教學中人性的因素,努力發掘科學教學中的人文因素,積極培養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和情感,培養學生良好的個性品質,從而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人文素養導 歷史教學 教學策略
《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指出:“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是進一步培養和提高學生歷史意識、文化素質和人文素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一門基礎課程……掌握歷史知識不是歷史課程學習的唯一和最終目標,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養的基礎和載體。”“歷史教育對提高學生人文素養有著重要作用……學生通過歷史課程的學習從中汲取智慧,逐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綜合素質,全面發展”。
一、當前歷史教育的困惑
教育最終要解決的是人的發展問題,誠如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所說:“教育的藝術就在于讓受教育者把周圍東西加以‘人化’……從這些物品中感到人性的東西――人的智慧、才干和人對人的愛。”但是目前教育被不斷肢解化與工具化。
一位中學歷史教師講過這樣一段真實的經歷――當年,他有一名在高考歷史學科中取得了優異成績的得意門生,升入大學后的第一個元旦給他寄來了一張精美的賀年卡。賀卡上寫著這樣幾句頑皮的話:“親愛的老師,真抱歉,當我給您寄這張賀卡時,我才突然發現,您花費了那么大心血教給我的那些歷史知識,我已經將它遺忘在早晨長跑的跑道上了,湮沒在擁擠嘈雜的餐廳里了,丟失在周末聯歡的舞會上了……真不好意思,現在,您辛辛苦苦教給我的歷史我已經把它們全部奉還給您啦……”
這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這位剛剛離開中學校門的學生那略帶調侃意味的無奈話語中,我們能感悟到什么呢?顯然,傳統中學歷史課堂教學中,對知識的傳授備受推崇,一向被當做歷史課堂教學的中心任務看待。然而,上述案例卻表明,事實上,在較長一段時期里,即便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做得最扎實、最有效的歷史基本知識的傳授,其教學效果也遠不像我們主觀上估計得那樣好。為什么學生離開中學歷史課堂才僅僅四個月就基本將那些看上去已經爛熟于心的歷史基本知識遺忘了呢?為什么在學生心目中,認為除了知識點接受之外,從歷史課上再也感受不到其他方面的收獲呢?很明顯,一個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已經將歷史課完全窄化為歷史知識的單一授受與識記了,而且,這種對歷史知識的教與學基本變成機械灌輸與死記硬背。于是,學生不再是鮮活的生命個體,他們已經變成完全喪失“自我”的被動的知識“儲蓄罐”了。這樣,我們傳授的歷史知識就完全失去了固有的精神、文化、智慧與情感等豐富的生命意蘊,而變成一堆毫無意義的僵死的知識點、知識線或者知識面。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我們把原本“活生生”的歷史抽去了靈魂而教“死”了。我們追求的以教育促進“人的解放”和生命主體性張揚的理想只能是無法實現的奢望。
二、歷史教育的本質
美國教育家杜威講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知識具有人文主義性質,不是因為它是關于過去人類的產物,而是因為它在解放人類智力和人類同情心方面作出了貢獻,任何能達到這種結果的教材都是人文主義的,任何不能達到這種結果的教材連教育意義都沒有。”歷史教育的本質是人文素質教育。首先,從歷史學科內容看,歷史是人通過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歷史學是記載人的功業,以人及其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有人稱之為“人學”,不同于以物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奧秘,主要問題和最終目標是解答事物“是什么”和“為什么”。歷史學不僅要求說明“是什么”和“為什么”,而且要求判斷“該怎樣”,即不僅要有事實性認識的層面,而且要有價值性評判的層面,以一定價值取向和理想目標為依據,對研究對象作出是非善惡的價值和道德評判。其次,歷史學習與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更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交流與溝通,強調在理解、體驗之中實現對歷史事物的認識。這是歷史學方法上的人文性。歷史教學在本質上就是以活生生的歷史事實的再現為依托,通過科學解釋和分析形成歷史知識,由此豐富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磨煉學習主體的精神品質。
再次,中學歷史教育面對的是正值花季的青少年,他們的世界觀和人文精神達到的高度決定未來人類的歷史發展方向。歷史作為人類以往實踐的集體記憶,能更全面、更綜合地為人們提供價值理性的累積經驗,并從歷史上因價值理性的缺失而導致的社會發展失衡中為人們提供深刻的教訓。這就要求我們能從中學生的心理特征、思維特征、情感特征出發,讓歷史教學浸潤在人文氛圍之中,帶著豐富的情感色彩,并給予他們精神上的磨礪和饋贈,以取得知識、思想、能力與情感教育合一的效果。
三、人文素養導向的歷史教學策略
我們無法還原本真歷史,但可以努力使歷史課程有助于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塑造健全人格,學會評價歷史,以史為鑒。對此,歷史課堂教學中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可以通過“文本解讀、究蹤溯源、生成感悟、以史為鑒”四個步驟。
1.文本解讀
我們對歷史的認知主要來源于現有文獻,對文獻的文本解讀能力是學習歷史的基礎性要求。現高中歷史題型幾乎都以材料題形式出現,對學生文本解讀能力的培養順應時代需求;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通過對文本資料的搜索和篩選,按照一定結構進行知識重組,生成或支撐新的觀點,也是知識的再創造。
中學歷史教學文本:基礎性文本(課程標準和教科書)、目標性文本(教學要求和考試說明)和拓展性文本(文獻資料、網絡資源……)指導學生文本解讀方法:第一,泛讀與精讀。泛讀就是通讀性史料文本廣泛閱讀,精讀就是閱讀目的指向性明確,如為生成或印證某種觀點、考據與考究……第二,開放的視角,多元解讀。如文本來源的多渠道(出版時代、資料版本、呈現形式、原創和引用……)關注史料來源的多視角,解讀文本提供者的意圖、時代背景、作者身份、寫作目的、受眾對象……第三,教科書與拓展性文本之間的關系。提供新史料,創設歷史教學新情境;與文本觀點相符或相左,或相互印證、互相補充。
2.究蹤溯源
任何歷史表象均是多維度的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都有其復雜且深刻的社會原因。我們要教會學生批判性地閱讀和有邏輯地思考,從不同角度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歷史課程應該有助于學生對歷史表象究蹤溯源,增強歷史洞察力。探究什么?如歷史發展規律和趨勢、干預歷史進程的因素和影響、歷史人物在社會進程中的作用、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從歷史角度探究和思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等。
探究學習中教師的作用在于對探究問題的合理設置,是決定探究效度的關鍵,如問題的梯度(可達成)、可探究性、可體驗、需合作……教師主持學生的探究,關注學生的活動過程,引發學生的思考,組織學生的探究,促進學生的體驗與再思考。
3.生成感悟
學習歷史的目的不只是掌握歷史知識,知道史實并不等于懂歷史,有知識并不說明有智慧、有知識并不意味著有文化。要內化為理念,提升為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有智慧和文化內涵,如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集體人格。歷史教學的高尚目標是學生人格塑造――立德樹人,影響學生的世界觀、價值觀與人生觀的形成。對學生個人價值方面的體現: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促進個性健康發展,有助于學生生涯規劃和職業規劃等。社會價值方面的體現:教育將為未來培養出什么樣的社會人。有助于學生形成“敬畏史實、敬畏規則、敬畏道德”的社會意識,塑造獨立且健全的人格,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和對社會的責任意識。
歷史課堂教學要培養學生提煉觀點、生成感悟的能力:指導學生在掌握歷史知識的基礎上,對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歷史人物的相關社會行為生成觀點;激發和不斷提升學生對歷史表象有所感悟的意識和能力。學會反思,學會質疑:引導學生學會結合社會現實,對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和社會影響進行反思,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質疑意識,有能力從歷史現象的學習中積極發現和提出有價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