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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療侵權糾紛;表見證明;舉證責任倒置;證明責任分配
一、醫療侵權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及其發展
醫療侵權糾紛是指因醫療機構的診療行為對患者造成的醫療損害引起的糾紛。我國的醫療侵權糾紛包括由醫療事故產生的侵權糾紛和非醫療事故產生的醫療侵權糾紛兩類。舉證責任是指患者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供證據證明的責任,否則將承擔不利后果的危險。
在我國醫療侵權糾紛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誰主張,誰舉證”階段。這一規則是指對于患者主張在醫療行為中受到的侵害,就必須提供證據證明,否則可能承擔不利的后果。第二,舉證責任倒置階段。這一階段是指應當由主張權利的一方承擔的證明責任讓與另一方當事人承擔相關事實不存在的證明責任。第三,《侵權責任法》規定的“附條件的過錯推定”階段。《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針對患者在醫療過程中受到的損害,醫療機構存在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我國實行了以過錯責任為主,附條件過錯推定為輔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
二、我國醫療侵權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存在的問題
第一,“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存在的不足之處。形式上單一,沒有說服力,只是強調一般過錯追責,因而背離了法律追求公平正義的理念。適用上僵化,導致在實踐中沒有實現真正舉證責任分配。在應用過程中,由于醫患雙方地位不平等,患者處于明顯弱勢的地位,存在很多舉證不能的情形,如不懂得醫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對病歷的真實情況不能夠掌握;不能及時掌握和發現醫療過錯等。
第二,舉證責任倒置存在的缺陷。舉證責任倒置減輕了舉證一方患者的負擔,但同時又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是在醫治的過程中,醫院相關人員為避免醫療糾紛或醫療訴訟,往往采取一些相對保守的治療措施。這樣不僅降低了醫療行為的效率也不利于患者康復,長此以往將影響到醫療方面技術的進步。二是醫患之間糾紛增多,由此也導致惡意訴訟的猖獗。三是患者的惡意行為導致醫方舉證不能。患者惡意隱瞞病史,致使醫方難以提供較為完整的診斷病例。
第三,《侵權責任法》實施后產生的問題。雖然《侵權責任法》實行以過錯責任為主,附條件過錯推定為輔的責任分配規則,對保護醫療機構和患者雙方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我國《民法通則》相關規定指出,必須滿足四個構成要件才能夠追究侵權責任,包括有過錯,有違法行為,存在被侵害的事實,過錯和事實間有因果聯系。但是《侵權責任法》中僅規定在醫療過程中因醫療機構的過錯導致患者受到侵害的,醫院才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二是關于在醫療侵權中對違法行為與侵害事實間的因果關系舉證責任由誰承擔的問題沒有規定。
三、完善我國醫療侵權訴訟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具體措施
(一)借鑒德國的醫療侵權糾紛舉證制度
德國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中最典型的就是表見證明責任和舉證責任轉換制度。該制度的實施不僅使患者的證明責任大大減輕,而且還平衡了雙方的利益。目前我國《侵權責任法》中對醫療侵權責任的規定有瑕疵,因此可借鑒德國的醫療侵權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來彌補存在的不足。我們可以將舉證責任倒置規定適用于有重大醫療過失的醫療技術侵害案件;將一般舉證責任分配規定適用于其他醫療侵害案件即由患者舉證證明侵害行為、侵害結果以及侵害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二)準確界定醫療機構的舉證責任
我國應通過立法明確醫療機構在醫療過失及因果關系方面的舉證責任。然而患者只需證明客觀的損害事實存在,若根據一般的生活經驗判斷醫方可能存在過失或者醫方過失與患者損害可能有因果關系時,就由醫療機構來承擔舉證責任。此時,醫療機構應對其醫療行為無過失加以證明,否則將承擔可能敗訴的風險。這樣既沒有加重醫方的舉證責任,又解決了患者舉證困難的問題,有利于實現醫患雙方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三)增設專家證人制度
醫療服務行業專業性較強,醫療行為的過錯需要具有專業醫學知識的人才能夠做出準確的判斷,因此在我國可以增設專家證人制度,該制度能夠平衡訴訟中醫生和患者之間的證明能力。①如果患方申請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專家證人可以運用醫學知識解釋訴訟中的醫學問題,也可以對復雜的醫學證據和鑒定結論進行說明,同時當事人可以向專家證人詢問專業醫學知識,這有利于患方當事人與醫方進行相對公平的訴訟,這樣也就能夠確保法官獲得原被告雙方的舉證聲音。②
(四)建立醫療損害責任司法鑒定制度
醫療損害責任鑒定作為司法鑒定的其中之一,應由相關機構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由法院組織專業人員進行鑒定同時開展司法審查工作,法院有權決定能否采信該鑒定,法院對是否進行二次鑒定作出決定,并且法院有權要求鑒定專家出庭并接受雙方當事人或專家證人的質詢。③如果當事人一方提出足以鑒定結論的證據,法官有權放棄對鑒定結論的信任,進而依據證據事實判決。這樣可以保證醫療損害司法鑒定更加準確與合法,從而保護患者的合法權益。④我國統一由醫學會對醫療事故進行鑒定,醫學會選取一些醫學方面的專家組成專家庫,然后當事人從該專家庫里抽取鑒定的組成人員。但實踐中醫學會往往依附于衛生行政部門,不能肯定發生醫療糾紛的醫療結構與醫學會沒有任何聯系。所以應當限制醫學會的權利,明確法院要在司法鑒定中起到的主要作用。醫療損害責任鑒定歸屬于司法鑒定,因此應由法院來進行組織鑒定。只有將組織鑒定的權力交由法院,才能實現醫療損害責任認定的公平、公正,從而保證患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陳鐳:《我國醫療侵權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研究》,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2年。
[2]盧育蘭:《醫療糾紛中患者舉證出路的探索》,鄭州: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4期。
[3]趙寧:《醫療人身損害責任研究》,濟南:山東大學,2012年版。
[4]楊立新:《中國醫療損害責任制度改革》,北京:法學研究,2009年第4期。
注解:
①陳鐳:《我國醫療侵權糾紛訴訟中舉證責任分配研究》,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2年。
②盧育蘭:《醫療糾紛中患者舉證出路的探索》,鄭州: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4期。
關鍵詞:醫患關系;和諧;緊張;倫理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7-0269-01
什么是醫患關系?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作者主要從倫理學角度考慮。倫理學者認為,“不論在何種社會背景下,醫患關系的本質都是一種‘施助者’(醫方)與‘求助者’(患者)的倫理關系,這是醫患關系最基本的屬性。”因此,醫患關系也應該用道德倫理來規范和調試。
那么,醫患關系本應是很和諧的一組社會關系,為何會出現緊張的局面?筆者從倫理學的角度分析認為,導致醫患關系緊張局面的出現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稱
醫療衛生領域各主體之間的關系集中表現為一種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利益各方通過各自的權利訴求和義務履行來保持交互關系的利益平衡。醫學的科學價值在于為患者提供有效且合理的醫療衛生服務。在傳統醫學和醫患關系中過分強調了醫生的權利而忽視了患者的權利。隨著人民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患者的權利主張日益高漲。由于關系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沒有得到合理的規范和約束,醫療糾紛日益增多,嚴重影響了正常的醫療實踐和和諧的醫患關系,甚至釀成社會風波,影響社會安定。
2、信息的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理論是由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s)和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來的,指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中,由于某些參與人擁有另外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由此造成的不對稱信息下的交易關系和契約安排的經濟理論。產生信息不對稱的原因,主要是人們的知識水平高低不同和分工與專業化。信息不對稱也是客觀存在的,在醫患關系中表現的尤為突出。
3、誠信的缺失
患者與醫者之間活動的展開主要基于誠信,特別是患者對醫者的信任。近年來出現一種現象,某些醫生為了追求不合理的利益,把成本費用本來較小的疾病通過較大的費用治療來實現,從而導致患者的誠信預期與醫方的誠信回報不對等,這就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緊張關系。醫方利用患者對于醫學知識的信息荒漠,濫用這種從患者方面轉移過來的誠信權利,對患者進行欺詐,加大治療費用,這就是醫者誠信缺失的表現。醫者的誠信缺失就會導致患者對醫生的不信任,一旦醫患之間這種信任消失,雙方的關系就不可能和諧了。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呢?
1、培養醫務人員的倫理素養
倫理素養是醫務人員解決倫理問題的認識、判斷、價值抉擇、情感、破解難題的能力。加強對醫務人員的倫理教育,把培養倫理素質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互相貫通,使醫務人員感受到醫學倫理素養的多元價值和作用,并在行為上得到強化。構建和諧醫患關系,醫務人員對患者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把解除患者的疾苦放在第一位,公平公正的對待患者,培養自身的人格素質和倫理修養,對患者懷有同情心,用博大的胸懷去關愛患者,以努力提高患者生命質量為最高準則。倫理素養培養的過程以他律為手段,以自律為目的。通過醫務人員共同體的道德獎罰和激勵機制,讓醫務人員面對患者,懷有敬畏和敬重之心,最終形成穩定的行為習慣,這為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奠定堅實的基礎。
2、加強醫患溝通,共建誠信平臺
和諧醫患關系的前提條件是醫患相互信任,以誠相待。醫院與患者、醫生與患者之間要樹立誠信觀念,醫方要誠、患方要信。醫務人員不僅要尊重患者的生命價值,而且尊重患者的尊嚴和自,充分信任患者,要認真傾聽患者意見,仔細分析病情,積極調動和發揮患者的主觀能動性,以良好的心態認識疾病,治療疾病。作為患者也要尊重和信任醫務人員,與醫務人員更好地配合,為早日康復打下基礎。
3、完善醫療制度,凸顯制度的倫理性
醫療健康領域中的醫療衛生體制、藥品流通體制和醫療保障制度,它們之間相互交錯、交互作用。醫療衛生制度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直接關系到醫療保健資源的人群分配和地區分布,影響到患者的健康利益,與醫患雙方密切相關的醫療保障制度則關系到醫方、政府和參保方三方的切身醫療保障利益,是確保患者健康權利實現的保證。從醫院管理制度、體制上說,要解決醫院的行政化管理體制與商業化經營傾向。所有的制度制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以患者為中心,全方位的服務于患者,凸現醫療制度的倫理性。
參考文獻:
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會醫療保險中道德分析產生的原因以及規避道德風險的主要途徑。
關鍵詞 道德風險 成因 規避
一、社會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
社會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醫療機構醫療、保險機構與保險人三方信息不對稱
當前在我國,醫療衛生知識的普及遠遠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醫療衛生行業又具有高度技術性和專業性的特點,加上病人病情的不可預知性和復雜性,此類情況會造成醫方獲取的信息量遠超過病人,兩者之間的信息高度的不對稱,會導致醫生有提供過度服務的能力和誘導患者需求的可能。雖然社會醫療保險機構通過各種渠道盡力了解掌握各種與社會醫療保險有關的信息,但是,由于收到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限制和醫療機構與保險人為了一己之利,相互不配合,導致社會醫療保險機構對醫療機構和病人的實際情況得不到完全的了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醫療機構之間的信息也存在不對稱。顯然醫療機構在這種信息不對稱中占據絕對的優勢,這就為醫方的道德風險、患者的道德風險以及醫患合謀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2.當前醫療保險制度的缺陷
社會醫療保險費用的“第三方支付”制度使病人感覺錢不是從自己口袋里出,因此普遍存在“免費醫療”與“過度消費”的心理傾向。通常情況,面對醫院不同的救治方案,病人往往會選擇相對便宜的,但是 “第三方支付”制度會誘導病人選擇價格最高的救治方案。與此同時,“第三方支付”制度也使得醫方無需考慮病人的承受能力,這就使得醫方在誘導患者需求和為患者提供過度服務時失去了患者支付能力這一重要條件的約束。
3.醫療衛生管理體制的漏洞
分頭管理現象在我國醫療保險行業依然存在,比如行業管理歸衛生行政部門負責,醫院的人員進出歸人事部門負責,醫院干部任免歸組織部門負責,藥品的監督和管理歸財政部門負責,醫療和藥品價格的制定與監管歸發改委、物價部門負責。當醫保管理機構在對醫院的監督管理過程中,如果發現醫院的違規違法行為需要進行解決和處理的時候,則需要各個部分進行配合,才能完成。但是并不是每個部門都能積極的配合醫保機構,此類情況為醫保機構的工作設置了很大的障礙,有時候甚至會讓工作無法進行下去。即使問題最后得以解決也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二、規避道德風險的途徑
1.根本途徑---聲譽機制
眾所周知,高質量解決道德風險問題的兩個主要途徑是監管和自律。通過分析醫療行業的特殊性可知,醫生道德風險解決的根本途徑是自律,自律取決于聲譽所具有價值。所以,規避醫生道德風險最根本最徹底的途徑就是形成完備的醫療市場聲譽機制。
2.必要補充---適度監管
雖然形成完備的醫療市場聲譽機制是規避醫生道德風險的根本途徑,但是僅僅依靠聲譽機制筆者認為還是不夠的。筆者認為恰到何處的監管機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道德風險。要把握監管的力度,將監管范圍、監管主體、監管邊界等詳細具體問題逐個細化,規范醫方的行為,盡量減少信息成本和不確定性。而在對監管者的監管問題上,要盡量避免“管制俘獲”,更根本、更徹底的從監控角度控制道德風險。同時應該避免過度監管,過度監管反而會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適度”二字要斟酌把握。
3.適當的提高自費比例
有研究表明,當個人支付比例接近30%時,便可以有效的規避病人的道德風險。因此,適當提高病人的自付比例,可以培養病人的節約思維,從而提高患者對診費和藥價的敏感程度,是間接控制醫生道德風險的有效途徑之一。醫療費用中自付的部分增加時,人均醫療衛生支出下降。在健康狀況沒有影響的情況下,95%費用由自己支付的患者與免費的患者相比,人均醫療衛生費用少了60%。在我國采取分段自負、甲乙類藥及高費用檢查項目負擔一定比例的辦法,自負比例控制在10%-20%之間,可見我國的自費比例還有一定程度的上調空間,可以根據不同情況進行適度調高。
4.建立醫療保險中介機制
醫療機構具有的優勢不僅表現為信息優勢,而且還表現在信息的不透明上。此時,醫療機構應該充分發揮其中介機制,及時各類信息,為病人所使用,同時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一個完善的信息系統,是病人對治療過程又一個系統全面的了解。這樣,醫療保險機構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每個患者都可以免費使用醫療信息,使原本很難被患者了解的外部信息真正被患者內部化掌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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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路佳,劉賓志.社會醫療保險道德風險問題研究.經濟研究導刊.2009(03).
1.1教材評價學生對教材的總體評價呈滿意狀態,其中對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方面的評價較高,但在基本技能和中醫特色兩個方面,間于滿意和不滿意之間、僅偏向于滿意。而從專業角度看,體育教育專業和康復治療專業對教材的評價更高,針灸推拿專業和公選班學生對教材的評價則相對較低。通過訪談發現,包括針灸推拿專業在內的醫藥學專業學生對三基和中醫特色的內涵界定更為嚴格,提出的要求更多,所以,對教材的評價和專業特點、知識結構與體系存在內在的聯系。詳見表3。
1.2教學內容和方法評價學生對教學內容和方法的總體評價呈滿意狀態,尤其在授課條理性、教學內容實用性和多媒體應用等三項評價較高,但在案例分析、實驗操作和自主學習等三個環節評價相對較低,均間于滿意和不滿意之間、僅偏向于滿意。從專業角度看,雖然案例分析、實驗操作和自主學體評價較低,但體育教育專業對自主學習、康復治療專業對案例分析和自主學習公選班學生對實驗操作評價均為滿意,通過訪談發現,作為必修課的體育教育和康復治療專業在自主學習和案例分析方面因為要求更高、同時在課時與教學設計之間協調得更好,而公選班學生對實驗操作的要求則更低;此外,體育教育學生對教學內容重點難點、針灸推拿學生對教學內容針對性、公選班學生對課程教學進度的評價均僅為偏向于滿意,通過訪談發現,體育教學專業因為知識結構不同對教師重點難點把握提出了更高要求,針灸推拿學生認為教學內容中針對中醫藥(尤其是針灸)的內容偏少,公選班學生則認為課時較少、課程進度安排應該更斟酌。詳見表4。
1.3教學效果評價學生對教學效果的總體評價呈滿意狀態,其中對綜合能力提高、專業發展幫助和運動醫學知識掌握等三方面的評價較高。但從專業角度看,體育教育學生對學習方法促進、針灸推拿學生對專業發展幫助、公選班學生對運動醫學知識掌握的評價相對較低。通過訪談發現,體育教學學生認為運動醫學和其他專業課相比相對特殊、且教學過程中相互聯系有所欠缺,針灸推拿學生認為因為中醫藥和針灸的相關內容相對較少而對專業發展的幫助和預期相比還有差距,而公選班學生則認為由于課時偏少知識的系統完整性受到一定影響。詳見表5。
2對策與建議
現代教育理念、教學方法的不斷更新,我國中醫藥事業和體育事業的迅猛發展,又對運動醫學課程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運動醫學作為中醫院校本科專業中開設較晚的課程,其教學過程各環節都有待加強。為保證并提高運動醫學課程教學質量,促進運動醫學學科專業建設,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2.1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優化專業結構師資隊伍狀況對高等醫學教育質量和學術水平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已為高等醫學教育的實踐所公認[3]。鑒于運動醫學具有體育學和醫學交叉學科的特點,以及中國運動醫學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應該具有中醫特色等客觀情況[4],運動醫學教學團隊和學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應該科學的綜合的考慮年齡、職稱、學歷、學緣和交叉專業等因素。針對目前所存在的年齡、職稱、學歷和學緣較為合理,但專業結構和交叉專業融合并不理想的實際情況,應該采取措施,按照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為青年教師的成長創造良好的平臺,課程與學科建設的重點應該以教師發展作為核心內容,通過人才引進、繼續教育、進修培訓等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加強運動醫學師資隊伍建設,彌補當前臨床醫學專業師資相對不足的問題,同時注重中醫和西醫、體育和醫學的交叉融合。
2.2突出教材中醫特色、增強基本技能方面內容教材建設是高校教學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環節之一,醫學院校歷來都非常重視高水平教材的編寫使用。目前國內面向本科生的運動醫學教材主要有兩本,一本是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北京體育大學王安利主編,一本是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上海中醫藥大學褚立希主編,兩本教材格局特色。但鑒于授課對象主要集中在體育和康復專業,中醫方面的內容相對缺乏,且因為沒有配套的實驗技能操作方面的指導用書,在基本技能方面也存在一定欠缺。調查情況顯示,教材較好的滿足了體育和康復專業學生的教學需要,但對于針灸推拿及其他中醫藥學、中醫藥學相關交叉學科的學生來說,缺乏中醫特色、缺乏基本操作技能指導,明顯影響到了教材在更廣闊范圍內的使用。因此,至少應該通過自編講義、配套用書編寫、國外教材翻譯等途徑,彌補目前教材建設中存在的不足,在條件成熟之后,修訂或重編教材,加大中醫防治運動性病癥和基本技能實操方面的內容,進一步滿足中醫院校學生的需要。
1 數據挖掘的概念、步驟及常用方法
1.1 數據挖掘概念、步驟 數據挖掘(Data mining,DM)即數據庫中的知識發現,是從大型數據庫的海量數據中提取人們感興趣的知識,這些知識是隱藏的、事先未知的、潛在有用的信息,挖掘的知識表現為概念、規則、規律、模式等形式[1]。數據挖掘的目的在于使用所發現的模式幫助解釋當前的行為或預測未來的結果[2]。挖掘步驟大致有:問題定義、數據提取、數據預處理、數據挖掘、知識評估、結果應用這六步。
1.2 數據挖掘常用方法
1.2.1 描述統計 數據總結的目的是對數據進行從低層次抽象、濃縮到高層次,得出它的緊湊描述。最簡單的數據總結方法是描述統計,它包括平均數、中位數、分位數等,它常和統計圖配合應用。
1.2.2 關聯規則 關聯規則從本質上講是條件概率,即當A發生時、B同時出現的概率有多大?只要B離50%較遠就有意義。數據關聯是數據庫中存在的一類重要的可被發現的知識。若兩個或多個變量的取值之間存在某種規律性,就稱為關聯。關聯包括簡單關聯、時序關聯、因果關聯。關聯分析的目的是找出數據庫中隱藏的關聯網。有時我們并不知道數據庫中數據的關聯函數,即使知道也不確定。因此關聯分析生成的規則帶有可信度。
1.2.3 分類和聚類 這是最常用的技術。分類方法主要有:回歸、決策樹、神經網絡。分類分析在數據挖掘中是一項重要任務。分類器的構造方法有統計方法、機器學習方法、神經網絡方法等。聚類是根據事物本身潛在的特性研究對象分類的方法。通過聚類把一個數據集合中的個體按照相似性歸成若干類別,使其“物以類聚”,將數據庫中的記錄劃分為一系列有意義的子集。聚類要解決的就是實現滿足這種要求的類的聚合。在進行聚類前,這些類別是潛在的,可分割的類的個數(聚類數)也是未知的。聚類大致分為統計方法、機器學習方法、神經網絡方法和面向數據庫的方法等。
1.2.4 偏差檢測 數據庫中的數據可能有一些異常記錄,檢測這些偏差很有意義。偏差檢測的基本方法是尋找觀測結果與參照值之間有意義的差別。
2 中醫病歷中醫學數據挖掘的特點
目前中醫病歷中采集的中醫學信息具有如下特點。
2.1 癥狀的模糊性 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是通過望、聞、問、切的四診合參,獲取有用信息,再結合醫生的經驗,對疾病做出診斷。癥狀的模糊性不僅表現在獲得信息的形式多樣,而且因中醫癥狀存在著一癥多名,或多癥一名的現象,因此不同醫生即使對同樣的癥狀,可能會用不同的文字加以描述,比如對“患者不欲進食”的記錄,可能會有納差、食欲不振、納呆等的不同。這種模糊性模式加大了中醫學數據挖掘的難度。
2.2 癥狀的不完整性 病例和病案的有限性使醫學數據庫不可能對任何一種疾病信息都能全面地反映出來,表現為醫學信息的不完全性。同時,許多醫學信息的表達、記錄本身就具有不確定和模糊性的特點[3],這方面在中醫癥狀未做出標準量化方法并推行應用之前,尤為突出。疾病信息體現的客觀不完整和描述疾病的主觀不確切,形成了中醫病歷中醫學信息的不完整性。
2.3 證候的復雜性 著名的王永炎院士指出了證候具有動態時空、內實外虛、多維界面的特點,簡明扼要的描述了證候的復雜性。中醫證候的復雜性給數據挖掘增加了難度,但這也恰好是數據挖掘發揮效力的用武之地。
2.4 治療信息的個體化特性 中醫治病之本是辨證論治,體現在“三因治宜”、“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等方面。即使針對同一疾病相同的證,醫生的處方用藥也可能會有差異。這種個體化的治療,充分體現了中醫治病的精髓,而其中所蘊涵的深奧哲理和規律,用一般的研究方法難以全面發掘。數據挖掘在這方面很可能會有很高的應用價值。
2.5 挖掘過程的復雜性 中醫藥領域中的數據屬性有離散型的,也有連續型和混合型的,對這些數據的噪聲處理等預處理相當復雜,挖掘過程還需要人機交互、多次反復,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缺少專業人員。只有靠中醫藥專家的引導,針對具體問題,選擇合理的挖掘方法,才能挖掘出真正有價值的知識。
在中醫學數據挖掘中,應針對上述數據特點和挖掘目標,結合運用不同的挖掘方法,對非線性、不完全的信息進行智能處理,發揮各自的技術及其整合優勢。
3 數據挖掘在中醫藥研究中的應用
近年來,數據挖掘技術在中醫藥研究中已得到應用。有學者認為中醫藥數據挖掘是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4]。
3.1 中醫藥信息化研究 姚氏等[5]綜合文獻指出對中醫藥理論和實踐進行信息化、數字化、知識化,能夠克服中醫名詞術語過于繁雜造成的中醫發展障礙,對于中醫藥信息進行文本數據挖掘是促進中醫藥信息結構化的途徑之一,該問題的解決,能極大促進中醫藥現代化發展的進程。
3.2 中藥研究 陳凱先等[6]認為對大量中藥化學成分進行藥效基團的建模研究,并對中藥化學成分數據庫進行柔性搜索,能夠為更充分利用中藥化學成分所含的化學信息提供技術支持。馮雪松等[7]對中藥指紋圖譜的特點及數據挖掘技術在其中的應用做了綜述,指出中藥指紋圖譜由于反映了藥用植物的“共有特征”,又由于地域、生長環境、采收等多種因素影響,具有統計數學中多元隨機分布的“模糊性”,利用模糊數學、統計學、計算機技術等建立一種同時反應這兩種特征數據庫,存儲中藥指紋圖譜信息,應用數據挖掘技術發現和解析其中潛在的信息,以評價和控制中藥質量及研究中藥定量組效關系。
3.3 方劑研究 喬延江等[4]綜述了KDD在中藥研究開發中的意義。喬氏等認為中藥(復方)的KDD研究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以數據挖掘技術作為知識發現的主要環節,對中藥研發、設計、中醫組方理論及規律、中藥作用機制、構效關系、中藥藥效集團群的確認、化學成分及藥理指標的預測等進行多方位、多學科、系統的現代化研究,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其目的是建立傳統中醫理論同現代中藥的科學化、系統化、可描述化的關系,是中醫藥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楊林等[8]闡述了數據庫技術與Web結合實現網上中醫方劑的信息挖掘。將方劑文獻資料進行全方位解析,設計內容詳細的數據庫與Web技術結合,通過Internet開發了網上中醫方劑信息分析處理系統,選擇支持Web-DB的ORACLE數據庫管理系統作為系統開發和運行平臺。經過數據預處理、選擇和篩選數據、確定分析目標、信息挖掘結果顯示等階段,完成對一批方劑數據的信息挖掘。姚美村等[9]應用數據挖掘技術對治療消渴病的中藥復方配伍的內涵進行探索性研究。以文獻收錄的106個治療消渴病的中藥復方為對象,經解析后建立復方特征數據庫;以數據挖掘系統Enterprise Miner為平臺,在單味藥層次上進行消渴病復方組成藥味之間的關聯規則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單味藥、兩味藥組合、三味藥組合的應用規律與歷代中醫在消渴病治療用藥方面的論述一致。挖掘結果的可信度可達到或接近中醫專家的分析能力。秦首科等[10]在構建方劑、中藥和病癥數據倉庫的基礎上,通過對數據倉庫內部各種關聯和映射關系的定義,利用中藥和病癥數據倉庫的聯機分析功能,探討了方劑和其針對癥狀之間的聯系。蔣永光等[11]對從《中醫大辭典·方劑分冊》中篩選出1355首脾胃方中的414種藥物,經用聚類分析、對應分析和頻繁集方法,從功效、歸經、藥性和藥味等方面進行了分類特征分析,并就脾胃方的核心藥物、方劑結構、“藥對藥”組和“方藥證”的對應關聯方面形成了有關技術規則和處理程序。
3.4 中醫證候研究 張世筠等[12]應用流行病學和變量聚類分析的數理統計方法,對2442例中醫肝證患者進行了初步研究。由調查組采集核對中醫四診資料,按肝證辨證記分標準記分,分為11個證型。經過聚類分為實證、風證、虛證3類,解決了中醫各肝證的歸屬問題,本研究還定量地闡明肝的實證、虛證、風證的相互關系。白云靜等[13]在充分闡釋證候系統的非線性、復雜性特征的基礎上,探析了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用于證候研究的可行性,并介紹了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證候研究方法。徐蕾等[14]采用boot strap方法對406例樣本進行擴增以滿足數據挖掘對樣本量的要求,采用基于信息熵的決策樹C4.5算法建立中醫辨證模型。通過決策樹C4.5算法篩選出對辨證分型有意義的26個因素,按其重要程度排序;產生出清楚易懂可用于分類的決策規則,建立辨證模型,模型分類符合率為:訓練集83.6%,驗證集80.67%,測試集81.25%;模型區分各類證型的靈敏度和特異度也較高。認為決策樹C4.5算法建立的模型效果較好,可用于慢性胃炎中醫證型的鑒別診斷。吳斌[15]等探討了腎陽虛證的辨證因子分布規律。以腎陽虛證量表為基礎,從定性、定量角度收集資料。以定性評分計算各辨證因子的出現頻率,用定量評分進行分層聚類分析。發現:畏寒、肢冷、夜尿、腰背發冷等辨證因子出現頻率高,聚類分析提示腎陽虛主證、舌象、脈象分布較有規律。認為根據數理統計結果對腎陽虛證的辨證因子進行初篩,為腎陽虛證的量化研究奠定了基礎。
4 小結與展望
利用數據挖掘技術探求中醫藥診治疾病的規律,形成用數字描述和表達的中醫藥內容,能有力推動中醫藥研究的規范化進程。但由于中醫藥信息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中醫藥數據挖掘在挖掘對象的廣泛性、挖掘算法的高效性和魯棒性、提供知識或決策的準確性方面有更高的要求。目前中醫藥數據庫資源已較豐富。數據挖掘技術將成為中醫藥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目前應用數據挖掘技術進行的中醫藥研究來看,中醫數據挖掘尚處于起步階段,多數是對古文獻數據的整理挖掘,缺乏用于探求中醫診治疾病規律和復方用藥規律的研究。這可能與中醫數據的復雜性所致的數據預處理繁瑣有關;如能通過建立結構化數據庫,采用結構化的臨床信息采集系統收集數據,將能提高中醫學數據挖掘的效率及可信度。有助于發現中醫的診治規律,并創新診治模式,提高診療與科研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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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喬延江''李澎濤''蘇鋼強''等.中藥(復方)KDD研究開發的意義.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8''21(3):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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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凱先''蔣華良''嵇汝運.計算機輔助藥物設計—原理、方法及應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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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秦首科''牛孺子.利用數據倉庫分析處理中醫方劑評析.中醫藥學刊''2002''20(3):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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