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相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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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相同點范文第1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 機遇 挑戰 模式

在中國平安中期業績會上，董事長馬明哲宣稱將和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合作，“三馬”聯手共同建立合資公司，合作試水互聯網金融，引發人們對互聯網金融的關注。筆者試圖從理性的角度探討一下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一、互聯網金融三種主要模式。

互聯網金融從服務的形式而言可以分為三種模式：傳統金融服務的互聯網延伸、金融的互聯網居間服務和互聯網金融服務。傳統金融服務的互聯網延伸，是一種廣義的互聯網金融。電子銀行、網上銀行乃至手機銀行都屬于這類范疇。在這一模式下，傳統金融服務從線下擴展到線上，在時間和空間上外延了銀行服務。從狹義的層面，互聯網金融只包括金融的互聯網居間服務和互聯網金融服務。前者典型的應用模式有第三方支付平臺、p2p信貸、眾籌網絡等，后者是網絡形式的金融平臺，包括網絡小額貸款公司、互聯網基金、保險銷售平臺等，這一模式多為電商向金融行業的滲透。p2p信貸的概念p2p信貸是一種個人對個人，不以傳統金融機構作為媒介的借貸模式。

二、互聯網金融前景廣闊，潛力巨大。

在發展空間方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最基本功能是融通資金。資金供需雙方的匹配可通過兩類中介進行：一類是商業銀行，對應著間接融資模式；另一類是股票和債券市場，對應著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模式。這兩類融資模式對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但交易成本巨大，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利潤、稅收和薪酬。互聯網金融能夠替實體經濟節約這部分交易成本，那么其無疑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在在獲取客戶能力方面，互聯網金融比傳統金融有更強的集聚效應，更容易傳播和擴大影響力，針對客戶的需求有更快的響應能力，互聯網企業若有一定的客戶交易數據還能為金融交易提供可靠的數據參考支持。

在成本方面，互聯網金融同時具備成本優勢，還不受限于區域發展，像騰訊、百度、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公司，若從事金融業務，將會比傳統的銀行、證券公司在用戶拓展上更有優勢，更容易展開零售批發型金融業務，比如基金、理財產品的購買與交易，互聯網企業的流量入口優勢比傳統金融公司會強許多倍。

中國近幾年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情況也驗證了這種預測。

首先，網絡小額貸款發展迅速。2010年成立的阿里小貸已累計為13萬客戶提供融資服務規模260多億元。其次，2007年8月中國第一家p2p信貸公司——拍拍貸成立。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p2p信貸公司總共超過300家，行業交易總量高達200多億元；各互聯網公司紛紛開展互聯網金融服務。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則已將財付通做得風生水起，新浪的支付科技公司已嘗試發行“微博錢包”。

三、互聯網金融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傳統金融業會抵制這種新興產業的發展。馬云這種明星企業家針對金融業的攻擊性口號，讓傳統的金融巨無霸會對互聯網企業產生敵意，讓互聯網金融創業企業過早面臨本來不必要的競爭威脅。從本質上來看，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相同點都是資金的交易，都存在風險，都需要掌握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這方面，傳統金融公司往往有更好的經驗積累和團隊優勢。

其次，金融行業還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門檻就是，各類金融業務一般都有特定的牌照和準入條件，這方面的限制性政策與互聯網的自由創新特點有著天然的沖突，互聯網企業如果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從事這種受限的業務，需要更靈活的適應力。金融畢竟也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在任何一個國家，金融的管制都非常嚴，準入門檻也非常高。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如何逾越一些準入門檻的障礙，將是一個非常大的現實難題，一方面需要與監管機構有更好的溝通，另一方面也會考慮從業者的耐心和智慧。

另外，互聯網金融本身也有諸多問題，金融的互聯網居間服務這一模式由于行業本身的不確定性一直處于非監管的“真空”狀態，也成為互聯網金融最突出的風險。我國在這些方面尚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互聯網金融發展面臨一系列問題。一是外部監管及法律

范缺失，行業自律不完善。目前，我國在監管制度及法律規范方面尚不存在專門針對互聯網金融業務的內容。不但監管處于缺位狀態，行業自律也極為松散，僅有少量機構加入中國小額貸款聯盟于2013年1月25日頒布的《個人對個人小額信貸信息咨詢服務機構行業自律公約》。二是信用信息交換較困難，違約成本低。國內的信用環境和信用信息系統對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更為不利。目前，互聯網金融公司尚無法接入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各公司之間也不存在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對借款人的信用審核完全依賴各公司自身的審核技術和策略，獨立采集、分析信用信息。三是技術存在潛在風險，平臺安全面臨考驗。金融業務與互聯網技術對接雖然大大提升了業務的便利性，但同時也帶來了較為突出的信息和資金安全問題，即使是已經發展較為成熟的正規金融網絡化平臺，也還存在著較多的技術風險。

互聯網金融這一新型業態，其發展時間雖短，但發展勢頭迅猛，對于該業務的運行特點、面臨的風險、發展趨勢，特別是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短時期內尚難以定論，還需時日加以觀察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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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相同點范文第2篇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宏觀經濟數據校準和改進方法研究”（10BJY017）

摘要：本文運用非參數分析范式下DEA模型，從成本和利潤效率兩方面對我國14家上市商業銀行1999—2010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認為考慮了市場勢力的替代利潤效率，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標準利潤效率值都遠大于替代利潤效率值，而且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無論是在成本效率，還是在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方面均比國有商業銀行增長要快。

關鍵詞：商業銀行；DEA模型；成本效率；標準利潤效率；替代利潤效率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8005708

一、文獻綜述

關于國外銀行效率研究多數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銀行業市場為研究樣本，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較少。劉星和張建斌[1]認為美國銀行業的成本效率大概為80%，利潤效率在50%左右。Schurea等[2]運用遞歸厚前沿法，選取歐洲相關銀行1993—1997年數據為研究樣本，認為技術進步將成本效率提高5%左右。歐洲大部分銀行的X無效率在17%—25%范圍內。Berger和DeYoung[3]研究了美國商業銀行1985—1994年不良貸款率和成本效率兩者的關系，認為隨著美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增加，其成本效率得到提升。

然而，Berger和Humphrey[4]認為絕大多數研究將其重點放在了成本效率方面，忽視了利潤效率給銀行經營帶來的影響，利潤效率的實證分析方面的研究比成本效率要少得多。Berger和Humphrey[4]通過整理分析以往的130項關于金融機構效率的研究得出結論，研究中涉及利潤效率的案例只有14個。Berger和Mester[5]進一步指出，如果發現成本效率和標準利潤效率的基礎假設不成立，選取替代利潤效率指標是一個更佳選擇，因為替代利潤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真實地反映商業銀行實際所具有的效率。繼而，通過對美國銀行業效率進行實證研究，認為美國銀行業的利潤效率普遍要比成本效率高，標準利潤效率要比替代利潤效率高。Maudos等[6]通過對不同國家商業銀行效率進行實證分析，也得出了與Berger和Mester[5]的研究相一致的結論。Fare等[7]雖然運用DEA法對西班牙銀行業的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進行了實證研究，但并沒有對兩者進行對比分析。Maudos和Pastor[8]的研究比Fare[7]更進一步，通過對西班牙銀行業1985—1996年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進行測度，認為成本效率要高于利潤效率，同時標準利潤效率要高于替代利潤效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往文獻很少從利潤角度研究銀行效率問題，將利潤效率分解為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盡管很多學者認為利潤效率比成本效率更具有優越性。另外，大多數文獻采用參數分析法。鑒于此，本文運用非參數分析法，從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兩個方面研究我國銀行業效率問題并將利潤效率分解為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

二、方法、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一）方法介紹

本文采用數據包絡法（DEA法）對我國銀行業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進行測度研究。其中，對于利潤效率的研究，本文借鑒 Maudos和Pastor[8]引入市場勢力而將利潤效率進行分類研究的方法，從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兩個方面對利潤效率進行更為準確和廣泛的研究。

1成本效率的測度

借助DEA法，假設市場上存在N家銀行、p種投入和q種產出，記第i家（i=1，2，…，N）銀行的第p種（p=1，2，…，P）投入的數量為xip，其價格為wip，第i家（i=1，2，…，N）銀行的第q種（q=1，2，…，Q）產出的數量為yiq，其價格為piq，那么第j家銀行的實際成本為Cj=∑wjpxjp。

通過求解下列線性規劃，在xj=（xj1，…，xjp）處可得出最優生產邊界相對應的最小成本Cj=∑wjpxjp：

2利潤效率的測度與分解

（1）標準利潤效率的測度

利潤效率和成本效率相比是一個更加廣泛的概念，因為利潤效率同時考慮了產品的投入選擇對成本和收入的影響。任何一家銀行在投入和產出以及它們各自的價格給定的情況下，利潤效率衡量該銀行能夠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程度。根據是否具有產出價格的市場勢力，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兩種效率的函數式是可以被區分的。標準利潤效率假設在投入要素和產出要素方面均是存在完全競爭的，所以銀行是價格跟隨者，即在產出價格上不具有市場勢力。如果假設投入要素的數量和產品的價格都是一定的，標準利潤效率就是對一家銀行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能力的衡量。將銀行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實際取得利潤與可以取得最大化的利潤值進行相除而得到的比值就是銀行的標準利潤效率。其中，最大化的利潤是通過將被研究的某家銀行處于和樣本銀行中的效率最佳狀態下所獲得的利潤而確定的。使用與前一部分相同的假設和符號，可知第j家銀行的實際利潤為：

（2）替代利潤效率的測度

替代利潤效率函數和標準利潤效率函數的相同點表現為，在選取解釋變量和外生變量時采取了相同的方法，但替代利潤效率和標準利潤效率又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為，在產出價格變動對利潤產生影響的時候，會如成本函數那樣將產出量保持不變。為了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在替代利潤效率的模型中所使用的假設和符號與前一部分相同，可知第j家銀行的替代利潤為：

為了衡量第j家銀行的標準利潤效率，需要求解在滿足第j家銀行的投入價格約束之下、該銀行的實際利潤（產出數量與產出價格的乘積之和），即

根據這一思路，在投入為xj=（xj1，…，xjp）、產出為yj=（yj1，…，yjq）處可得出最優生產邊界相對應的最大利潤為：

最優生產邊界相對應的最大利潤Pj可以通過求解下列線性規劃得到：

3投入和產出的界定

本文接下來對方程（1）、（2）和（3）中的投入和產出進行界定。根據以往的研究經驗，在對商業銀行進行效率測度的時候，投入和產出的界定問題直接關系到最終計算結果的準確度，因而是商業銀行效率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直到現在，理論界對于銀行效率研究中何種方法是對投入和產出的界定的最科學方式選擇問題上仍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觀點。對于商業銀行投入和產出的選擇，Berger和Humphrey[9]通過對理論界關于銀行效率問題的研究整理和分析，根據投入和產出種類的不同，總結出三種最主要的選取方法，即生產法、中介法和資產法。

第一，生產法。在生產法中，將金融機構視為一般的企業，同樣具有經營活動和生產過程，但有所不同的是特別突出了金融機構對客戶提供的資金借貸、交易和結算等金融服務的功能。應用生產法確定銀行的投入和產出類別時，將所有能夠引起收入增加的項目歸為產出，將所有能夠引起成本增加的項目諸如勞動力和資金成本等歸為投入。生產法在確定銀行的投入和產出項目的時候，將各類業務的交易量的標準定在即時的單位時間上，這樣就消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對結果造成的影響。另外，劉芬[10]指出無需統計支出的利息項目的特點也給研究金融機構下屬各個分支機構的經營情況帶來了可行性的優勢。但由于在建立賬戶時，不同的類型以及不同的主體造成的實際成本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用服務數量去衡量投入產出則稍顯簡單，這也是生產法在被應用于研究時存在的明顯不足之處。

第二，中介法。該方法把銀行作為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中介機構。在應用中常常將產出定義為貸款和一些投資或投資組合，投入通常定義為存款、勞動力和資本。與生產法所不同的是，該方法將被研究的銀行看做為存款人與借款人之間的一種金融中介結構。此時的銀行作為一種金融中介機構具有將其諸如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加以利用，同時憑借中介的身份把吸收的分散資金轉變為貸款或投資的功能。由此，基于中介法的模型對投入和產出進行確定的時候，其投入要素的成本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由勞動力和資產所構成的生產成本；二是為吸收可用于貸款或投資性資金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有存款、利息支出和勞動力等引起的成本。產出項目的構成主要為各類貸款以及用于投資方面的貨幣資金。

第三，資產法。該方法實際上是中介法的一種變化類型。資產法中關于投入和產出要素的選擇主要是根據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相關項目進行區分的。所以存款和資本作為資產負債表中資產方的重要一項同勞動力就是銀行主要的投入要素。貸款和投資項目是銀行最主要的產出項目，而且這類項目在實際的應用研究中常常用貸款或投資性資金總額來衡量。

基于前文對投入和產出的三種方法的分析，本文將投入要素確定為勞動力、實物資本和可貸資金三個指標。本文選取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來表示產出變量。由于不良貸款的數據在獲得性上有難度，而且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在占有貸款總額比例較高的情況下，在各個銀行之間的差別較大，所以商業銀行的產出變量不宜采用貸款數目來表示。另外，銀行的經營目標同一般企業一樣都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用利息收入與非利息收入表示銀行的產出變量是較為合適的，也就避免了不良貸款率難于統計的問題。

銀行投入和產出變量的表示符號及其含義具體如表1所示。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在對我國銀行效率進行測度時，選取樣本中還應該包括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以及外資銀行，但是這些金融機構的數據在獲得性上有一定的困難。雖然樣本范圍縮小了，但是秦宛順和歐陽俊[11]認為諸如城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絕大部分處于非前沿效率面上，并不會對運用DEA法對我國銀行業效率測度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并且由于14家樣本銀行在整個銀行業中的份額占有絕對優勢，足以反映我國整體銀行業的效率情況，測算結果仍然具有可靠性。因此，本文所選取的樣本包括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內的14家商業銀行。

本文的數據為非均衡面板數據，來自于2000—2011年的《中國金融年鑒》、各銀行年報以及中國銀行監督與管理委員會等網站。表2對1999—2010年投入和產出變量的數據特征進行了簡單的統計描述。

（2）大部分數據采用《中國金融年鑒》上的數據，關于銀行員工人數的數據部分來自《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7年的數據主要采用網上公布的各銀行年報上的數據。廣東發展銀行2007年的相關數據尚未公開，本文借鑒遲國泰等[12]的處理方法，采用2006年相關數據加上2003—2006年的年平均增加額確定。

三、模型結果與分析

（一）成本效率測量結果與分析

通過樣本銀行投入和產出數據，本文使用MaxDEA50軟件求解有關DEA線性規劃問題，得到我國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值，如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1999—2010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銀行的成本效率值普遍較低。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低效率狀態更加明顯，這說明其在經營活動中資源浪費現象比較嚴重。從數值上看，國有商業銀行中成本效率均值最高是中國銀行，其值為060，成本效率均值最低是中國農業銀行，其值為041。股份制商業銀行中成本效率均值最高是中國民生銀行，其值為089，成本效率均值最低是中國交通銀行，其值為058，在成本效率方面明顯低于其它股份制商業銀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中國交通銀行雖然在本文被歸為股份制商業銀行，但其效率表現方面和國有商業銀行極為相似。

為了更加明顯地看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的動態發展過程，本文利用表3中1999—2010年國有商業銀行成本效率數據，得出國有商業銀行成本效率趨勢，如圖1所示。

從圖1中可以看出，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銀行的成本效率值最高，但也只是在060上下浮動，其次是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從1999年的045左右持續上升到2008年的055左右，中國農行銀行在國有商業銀行中成本效率值最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維持在050以下的水平，這一結論和中國農業銀行的績效一直處于國有商業銀行中末位的事實相符。但在2008年，中國農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值開始呈現上升的趨勢，這與其準備上市有關。

同樣，根據表3中1999—2010年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數據，得出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趨勢，如圖2所示。

從圖2中可以看出，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值普遍比較高，集中在060到100之間。其中，中國民生銀行的成本效率值在歷年中都比較高。廣東發展銀行、中國興業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的成本效率值增長都較為明顯，尤其是廣東發展銀行，其效率值從1999年的043左右增加到2009年的090左右。中國交通銀行、中國華夏銀行、中國招商銀行等的成本效率值都比較平穩，沒有十分明顯的波動變化。

為了將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進行比較研究，利用樣本銀行的投入和產出的相關數據，使用MaxDEA50軟件計算得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比較表，如表4所示。

從表4中可以看出，1999—2010年，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值均大于國有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值最低發生在2002年和2003年，其值為057；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值最低發生在2001年，其值為070。

根據表4中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值，得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趨勢，如圖3所示。

商業銀行成本效率趨勢

從圖3中可以看出，與國有商業銀行相比，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值明顯較高。通過圖3中的趨勢線可以看到，1999—2010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值始終比較平穩，在065的水平上下波動；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值總體呈現出逐年增長的趨勢。特別是自2002年我國進行銀行業市場化改革后，從077增長到091，增幅約為2110%。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國銀行業整體的成本效率逐年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股份制商業銀行來提高的。

綜合比較圖1、圖2和圖3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在1999—2010年間成本效率的變化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市場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的影響，這種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我國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階段。從2003年開始，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均出現了快速增長的趨勢，但是，國有商業銀行從2000年到2003年的成本效率逐年降低，這是因為其在改革過程中積累的大量不良貸款所導致的。而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在2001—2010年間一直保持著持續增長的趨勢，同時，國有商業銀行在2003年也出現了成本效率的最低點。這主要是因為自2002年起，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內的我國銀行業全面實行貸款五級分類標準，使得原來不計算在“不良貸款”內的債權必須劃分到“關注”、“次級”貸款中去，導致總不良貸款等指標增長，從而使得各銀行的成本效率顯著下降。

第二階段為我國銀行業的股份制改革階段。2004—2010年，隨著股份制改革的不斷發展，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都顯現出逐年增長的特征。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在經歷了2004年之前持續的降低后終于出現了顯著的增長趨勢，增長最快是中國建設銀行，其成本效率值從2003年的043增長到2010年的064，充分顯示了股份制改革對我國商業銀行成本效率的促進作用。

（二）利潤效率測量結果與分析

1全部樣本銀行利潤效率的年度分析

本文通過樣本銀行投入和產出的相關數據，使用MaxDEA50軟件求解有關DEA線性規劃問題，得到我國商業銀行整體的的標準利潤效率（SPE）和替代利潤效率（APE）年度值，如表5所示。標準利潤效率均值為082，替代利潤效率均值為055。

為了更加直觀有效地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進行分析，本文根據表5中1999—2010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利潤效率數據，發現我國商業銀行利潤效率趨勢

，從1999—2010年，我國商業銀行的標準利潤效率值均遠高于替代利潤效率值，兩者均出現逐年降低的趨勢。

2全部樣本銀行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分析

我們按照Margono和Sharma[13]的研究思路，分別以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為樣本來比較它們的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如表6所示。

本文根據表6中1999—2010年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利潤效率的數據，發現我國商業銀行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趨勢，

1999—2010年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標準利潤效率均比股份制商業銀行要高。其中，尤以2004年的差距最大，但可以看到這種差距自2005年開始逐漸縮小。同時，國有商業銀行的標準利潤效率比較平穩，圍繞090上下波動。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標準利潤效率雖然低于國有商業銀行，但是自2004年之后，股份制商業銀行呈現出較快的增長率，從2004—2008年，增長近54%，這說明股份制商業銀行在標準利潤效率方面比國有商業銀行增長更快，效率提升更快。

從1999—2010年，國有商業銀行的替代利潤效率雖然比股份制商業銀行高，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有商業銀行在替代利潤效率方面的優勢越來越小。同時，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其替代利潤效率都呈現出逐年降低的趨勢，直到2006年才開始出現上揚。

（三）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的比較分析

表7列示了我國商業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

為了對比我國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我們依然按照Margono和Sharma[13]的研究思路，分別以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為樣本在表7的基礎上，結合前文對成本效率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分析。

為了更清楚直觀地對我國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進行比較研究，本文根據表7中的數據發現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趨勢，并發現

在1999—2010年間，國有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均小于其標準利潤效率，而且兩者的差距在逐年緩慢縮小。從1999—2003年，其成本效率低于替代利潤效率，但在2003年之后，其成本效率高于其替代利潤效率，則說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無論是在成本效率還是在利潤效率方面增長都非常緩慢。

四、結論

本文運用DEA模型，從成本和利潤效率兩個方面對我國商業銀行效率進行動態比較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標準利潤效率值都遠大于替代利潤效率值，這是因為考慮了市場勢力，所以國有商業銀行比股份制商業銀行利潤效率更高，更加符合實際情況，即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定價方面存在著市場勢力的優勢。因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結果顯示利潤效率值處于最優邊界上，那么處于非最優邊界上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供的產品質量的市場競爭力就不如國有商業銀行，或是由于在產品定價上不具有優勢，這種差距將直接導致兩者的收入水平有較大的差異，而這也正是本文在進行標準利潤效率測度的同時，也對我國銀行業替代利潤效率進行分析研究的原因。

第二，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在2001年開始高于替代利潤效率，在隨后的年份中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大，但在2006年之后兩者差距出現縮小的趨勢，而且替代利潤效率增長較快，在2003年開始高于其標準利潤效率。這說明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無論是在成本效率，還是在標準利潤效率和替代利潤效率方面都比國有商業銀行增長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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