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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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范文第1篇
知識網絡化的到來，必將衍生出與時代適宜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模式。原有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手段勢將不斷遷變和亞更新。由此，2011年我國教育部頒布了新的中小學教育課程標準。教師的教學方法與學生的學習方式將按最新課程標準來安排設計，時代的變遷促使教育有極大的改觀。教學內容的時間安排、空間設置、受地域的束縛弱化了。學生獲得知識信息的因受網絡的影響而改變。知識信息的獲得豐富了，網絡化特有的交互性、平等性和多樣化的趨勢必多影響固化的教學體制。教學體制、方式、手段等等勢必隨網路時代的更新不斷完善。互動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應用，充分體現了網絡化教學的社會發展趨勢。
憑借網絡化教學，知識信息量大、傳遞速度快，容易使學生從感官上穿越時空到達的特定的社會模擬時代，體驗和感悟原有文化成為現實。可以說學生是在浩瀚的信息海洋汲取知識，由此人文主義教育成為中小學教育的重要一環必將在網路時代更顯重要。
如何定位中小學人文主義教育呢。這是專家學者們探討教育人文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十一世紀，全球知識信息網絡化令中國教育具有不斷學習的特點更加明朗化。知識網絡化、人文主義思想、中小學教育三者的融洽與否關系著社會的未來與希望。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促使中小學人文主義教育更加重要，亟待不斷完善。
首先，人文教育學科是研究人類社會現象及發展規律的學科。具備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獨特性
人文教育學科同哲學、社會學、文學及倫理道德思想體系一樣，是以人的教育為中心，促進人格的健全和品德的提升，以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為最終歸宿。
由此，作為網絡化教育中的主體——學生的人格將得到曠古未有的尊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學生的人文意識，強化人文主義教育成為人文主義教育的首當其沖的任務。
基于互動多媒體手段，網絡化教學使得各個人文學科涉及到的人物，在學生心中將留下個性鮮明的印象。教學中涉及到的諸多關于特定時期的音樂、服飾、繪畫、建筑等內容，通過多媒體手段演示，將在學生的腦海中形成相互融合的完整的知識結構體系。豐富多彩的人文風貌，乃至社會的演進變遷，人類文明的進步特征詮釋，人物個體的復雜化，藝術的多姿多彩，這一切人文教育素材展示都將震撼著學生的心靈，在信息網絡化的今天，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養成更加明朗化。這與時代的發展密不可分，網路時代的教育影響力強大功能不言而喻。
其次，網絡化時代人文主義教育塑造更加完美的人格，促進社會更加健康發展
在二十一世紀多媒體網絡化教學時代，如何塑造完美的人格？可以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借助中小學教育中涉及到的人文素材人物篇章，古往今來的文人墨客士、俠義忠士等許多古今令人敬仰的人物，猶如夜晚燦爛的群星，生龍活現的出現在學生的視野里：古代的岳飛、文天樣，當代的焦裕祿、雷峰、孔繁森等其人性光輝形象感人至深。中小學的人文主義教育應該成為一種潛意識的永恒的道德教育，有意識的展現、不斷的熏陶、慢慢地感化，不斷地滋潤著學生的心靈，不斷的教化，不斷的完善學生的人格。明白是非判斷，隱化了強制的外在教育，讓教師與教育工作者身體力行，注重學生的人文素養不斷養成與完善。
再次，網絡化時代人文主義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明辨思維能力，誠信為本的人文主義教育尤為明顯
在二十一世紀初，在這個網絡化信息時代，人文主義教育中突出培養學生的誠信原則尤為重要。緊跟時代步伐，能力的培養不可缺失，但是誠信的培養更加突出。在人文教育教學中，即重視學生的理解與明辨思維，又要關注學生的體驗和感受，同時兼顧誠信的培養，這體現了網絡化時代的人文教育在健全人格培養方面的突出作用。
第三，二十一世紀網絡時代的中小學人文教育更加突出情感、價值觀與世界進步國家想融洽
中小學人文教育的核心定位于是人格教育與道德提升，促進社會進步、促進受教育者與世界進步國家人文主義教育相適宜。
199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8次會議，世界各國定位基礎教育的使命時.著重提出為最終實現真正的世界公民的目標而努力。
由此我國的人文主義教育必須深思的幾個問題：
l、培養和平、人權和民主的具體實施中所依賴的價值觀念定位；
2、強調認知學習，更要強調情感和行為的教有定位；
3、學做世界公民，與世界相同的價值觀念和知識應用于實踐的定位。
以上三點說明，中小學人文教育的定位傾向地位尤為重要，這關系著整個國家乃至世界人類的教育。
第四，二十一世紀網絡化時代，中小學教育意識形態的傾向定位不同凡響，須科學分析定位
世界有眾多不同的國家，各國之間依然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民族傳統存在著歷史上的眾多差異。如何在人文主義教育學科定位分析呢？這需要借助于網絡科學手段辨證的分析。
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科學；科學教育；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教育觀
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復雜關系是教育理論中遠沒有解決的話題，現在還存在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認識誤區，即似乎只有人文學科內含人文精神，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似乎就是加強人文學科的教育。這種誤解遮蔽了科學教育內含的另類人文資源，使人意識不到科學教育獨特的價值。如果不走出此種認識上的誤區就難以在新世紀培養完整意義上的人文精神。因此很有必要從歷史的視角來審視相關的概念，歷史地認識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交互關系。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關的概念主要有兩類，一是與科學有關，包括科學與科學主義、科學教育與科學主義教育，科學教育觀與科學主義教育觀。二是與人文有關，包括人文與人文主義、人文學科教育與人文主義教育、人文教育觀與人文主義教育觀。這些概念都具有歷史性、文化性和語境性。貝爾納（1901—1971）在談到科學是一個歷史范疇時說：“科學的本質是不能用定義一勞永逸地固定下來。”“過于刻板的定義有使精神實質被閹割的危險。”[1]貝爾納的這一思想對于歷史地分析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關系很有啟迪意義。
一、歷史視野中的“科學”
從詞源上看，科學是指知識、智慧和研究形式。12世紀的宇宙論者威廉認為科學是“以物質為基礎的知識”，在梵語中“科學”一詞指特殊的智慧，最早給科學以明確規定的是亞里士多德。他認為科學研究是一種從觀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觀察的活動。在17世紀中葉，science翻譯為“格致”，即指分科之學，意為專門的知識和專門的學問。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科學的認識呈現出多元的觀點。羅素（1872-1970）把凡是訴諸于人類的理性而不是訴諸于權威的一切確切的知識，稱之為科學。李凱爾特（1863—1936）從方法論上區分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貝爾納強調科學的探索。丹皮爾（1867—1952）對科學的界定重視的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與結果以及知識的系統性。巴伯所注重的是，科學必須是理性在處理可經驗的客體時所生之物。杜威認為，在思維過程的意義上，科學是一種方法，在思維的結果上，科學是一種知識體系。近現代國人不像西方學者那樣對科學進行不同視角的審視，而是十分注意科學與技術的區別。1911年，梁啟超在《學與術》一文中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嚴復在《原富》一書的按語中寫道：“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在這里，“學”指的是科學，“術”指的是技術。對科學概念的歷史考察帶來兩點啟示：其一，人們對科學的認識，在19世紀最初關注的是科學活動的結果。20世紀之后，逐步注意到科學研究的過程與方法。其二，不同時代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對科學的定義有不同的視角，所強調的側重面有較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規定和說明科學的含義：第一，科學是客觀存在在人腦中的反映，這一客觀存在就狹義而言是指物質世界，就廣義而言，它既包括物質存在也包括精神存在。第二，不管是廣義的科學還是狹義的科學，其知識形態具有系統性、邏輯性，它不同于意見、猜測與傳說。第三，科學不僅包括認識所獲得的結果，也包括認識的過程與方法。第四，從過程的角度看，科學是一種批判性的探索未知的創造活動。本文中的科學取狹義的科學，在與“人文學科”相對的意義上，用自然科學代替科學一詞。對科學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也采取類似的話語方式。
二、科學教育：從近代的崛起到當下的貶謫
科學與科學教育在歷史過程中曾有過飛速發展與迅速倔起的黃金時代，也曾遭受指責，并陷入誤解的困境。近代以來，它們經歷了從崛起到貶謫的演變，但是不可能被驅逐出人類的認識視野和精神領域。
近代科學的發展引發了科學主義思潮，科學主義在教育領域表現為科學主義教育與科學主義教育觀。科學主義是指：“一種主張自然科學的方法應該推廣應用到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在內的所有領域的觀點，是一種堅信只有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用來獲取知識的信念。”[2]“主義”并非用來一般性地表示某一種學說或主張，它是與形而上學相伴產生的一種等級化、中心化和權威化的知識闡釋系統。從后現代的立場看，“主義”乃是十足的貶義詞，它憑借虛構的中心，壟斷了對世界的闡釋權。“主義”不僅以某一個概念為其中心，而且力圖借此使自己在整個知識闡釋的空間成為權力性的中心機構。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科學主義”，就是以“科學”為其中心，凡是非科學的知識都需要在它的法庭上接受其檢驗，或者被科學化，或者被迫放棄其生存的權利，似乎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選擇。因此，科學一旦“主義”便不再是科學，而是流變為一種支配其他一切知識話語的“元述事”。歐文認為，科學主義是一種“科學崇拜”，韋莫斯認為，科學主義是一種“信仰”，郭穎頤認為，科學主義是一種從傳統遺產中興起的信仰形式，科學成為文化設定的“公理”。科學主義有兩個特點：第一，強調科學知識是人類知識的典范，用它可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世界的一切，包括生命、情感、思想、精神等，遲早都可以化約為科學認識的范圍與對象。第二，科學的方法應該用于包括人文學科在內的所有知識領域，只有科學方法才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的、有效的方法。
科學與教育聯姻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即“科學的教育化”與“教育的科學化”。所謂科學的教育化就是指科學走進教育領域的歷程。科學的教育化強調在教育內容上應吸納科學，消解古典人文學科的獨尊地位，甚至認為科學知識最有價值，“在現代世界，最有價值的知識是人能用其檢驗并解決自己問題的知識。這是通過科學和科學方法給予人類的知識。”[3]。科學的教育化走向極端就暴露了其內在的局限性，即過分強調科學教育內容而忽視或排斥非科學教育內容。這種極端思想可以稱為“科學主義教育”。教育的科學化則是指，極力主張教育理論的發展要依靠科學，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教育的科學化強調，在研究教育的方法上把教育現象等同于自然現象，這可以稱之為“科學教育觀”。例如拉伊（1862—1926）認為實驗教育學的目標是“根據生物學、社會學以及道德學的規律和規范，用實驗、統計和有系統的觀察，來解決教學上和教育上的問題”。[4]教育的科學化是針對舊教育理論的空疏無用而提出的，應該說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教育的科學化”走向極端就演變為“科學主義教育觀”。概言之，科學主義教育與科學主義教育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近代科學進入教育領域有一個合法化的過程。近代科學的形成始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從哥白尼到牛頓所取得的科學成就，標志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科學革命的完成。但科學在教育中的地位直到19世紀才得到基本的認同。“在19世紀的工業社會中，伴隨著民眾教育制度的發展，自然科學以公認的現代化形式在中學出現……歐洲國家開設了自然科學課程，這是對傳統的以古典文學課程為主的中等教育的挑戰。但是，對自然科學學科的順應，是在19世紀末對自然科學的地位和認可經歷了一番激烈的爭論之后才獲得的。[5]然而當現代科學在社會中產生巨大雙重影響之際，科學教育也就遭遇被貶謫的處境。與人文主義教育比較而言，科學主義教育似乎是一個十足的貶義詞。
三、歷史語境中的“人文”
“人文”概念的內涵豐富多彩而又歧義叢生。在古代漢語詞匯里，“人文”一詞有三個基本的含義：[6]第一，與“天文”相對，指詩書禮樂等以人自身為觀察和思考對象的文化內容。第二，泛指人世人倫之事，意味著與人生事物的某種關聯。第三，與人道相通，指為人之道或道德規范。在當今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關系問題的紛爭中，人文有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指人文學科或人文科學，二是指人文精神。在英文詞匯中，來源于拉丁詞humanitas（人性、教養）的英文詞humanity，其意思有四個：第一，人道或仁慈的性質或狀態，慈愛或慷慨的行為或性情；第二，人性。人類的屬性；第三，人文學或人文學的研究；第四，人類。
西方的人文學科（拉丁詞humanitas）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作家的著作中，西塞羅（前106—前43）用humanitas來表達一種教育理想，即通過教育或教化而使人獲得完整、圓滿的“人性”，也用這個詞來表示具體的課程體系，即成為“自由民”必修的科目，包括哲學、語言、修辭、歷史和數學等。在中世紀，古典的人文學科經過奧古斯丁（354—430）和其他神學家的發展，又成為中世紀基督教教育的基礎。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科成了專門知識的獨立分支或流派。在14、15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彼特拉克（1304—1374）等人，通過整理與發掘古羅馬的文化遺產，主要是西塞羅時期的文學作品，發現了一種與宗教神學完全不同的人生哲理。于是“人們轉而面向古人的作品。這些作品成了研究的對象。這些作品被當作人文科學”。[7]
這時的“人文學”被稱為人文研究（studiahumanitas），與神學研究（studiapinitatis）相對立，它包括語言、文學、哲學、藝術等關于人自身的知識學科以及這一時代的自然科學知識。“人文學”一詞的出現，不僅折射出當時學術方向的改變，還意味著一種以世俗的人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義的新世界觀代替了宗教神學的舊世界觀。人文學科被當作培養“巨人”的手段。作為教育綱領的人文學科包括語法、修辭、詩學、歷史、道德哲學以及古希臘古羅馬的語言和文學。人文學科被當作完整的教育綱領，其最終目的在于訓練人的多方面的才能，并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如今的人文學科范圍十分廣泛，“人文學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研究領域：現代與古代語言、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考古學、藝術史、藝術評論、藝術理論、藝術實踐，以及具有人文主義內容，運用人文主義方法的其他社會科學。”總的來說，在文藝復興之前，人文學科指古典的教育思想和與之相關的教育課程體系。近代以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相對應。”人文學科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知識，即關于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的知識。”[8]
四、人文與人文教育：從主流到退隱、從復興到抗爭
人文學科與人文教育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經歷了“潮漲潮落”，從古代的主流地位到中世紀的退隱，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振興到現代社會的抗爭。這與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衰密切相關。人文主義（humanism）由人文學科衍生而來。人文主義的狹義理解指14—15世紀發生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運動。“19世紀西方學者才開始用人文主義（humanitas）一詞來攝括整個思潮。”[9]“廣義的人文主義是遠自古希臘近至二十世紀現代的一種觀念，具有多樣的表現形式，基本上是一種著眼于人類既有尊嚴、又富有理性的哲學觀。……其精神是現實的、寬容的，其學習方法則為教育，自由研究和啟蒙。”[10]美國學者古德認為，人文主義是指：“強調人類在宇宙關系中的尊嚴、利益及重要性的任何哲學理論。”[11]總之，人文主義肯定人的價值，強調人的地位和尊嚴，倡導個性發展，關心人的幸福和命運。文藝復興之后，科學帶來了巨大的技術威力，使人類獲得了一種與日俱增的“全能感”和“幸福感”，似乎憑借科學人類便無所不能，科學逐漸成為一種信仰和崇拜的對象。實證主義把科學視為知識的典范。人文學科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走上了一條衰落、危機、復興的“辛酸”之路。康德對事實與價值的劃分，劃分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各自的領地。到了現代，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由相互區別到分離、隔絕發展到對立、甚至沖突，出現了兩種互不理解的文化。歷史地看，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并不必然發生沖突和對峙。但到了19世紀末之后，當它們變為“主義”時，二者的關系才變得緊張起來。在前現代時期，與人文主義相對立的范疇是蒙昧主義與宗教神學。當時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以對理性的推崇為聯結的紐帶，攜手反對神學和宗教信仰。二者對人的一致理解是：人區別于動物在于人有理性；理性是人類的本質特征，是人的尊嚴、價值的體現；要撥開神性的迷霧，關鍵是喚醒人的理性，使理性復蘇。19世紀末，人文主義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傳統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在費爾巴哈的哲學里出現了新的轉向。費爾巴哈用肉體的感性的人取代了傳統大學中那種無實體的精神的人。以推祟理性為人的本質的人文觀念，在費爾巴哈自然主義的感性沖動中開始了最初的消融。現代人文主義把研究對象聚焦在對人的命運、價值、前途等的研究上，否認人的理性作用，否認科學的價值。認為只有人的非理性因素，諸如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等才是人的本質，而理性和科學只不過是意志的工具而已。反對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反’對淹沒入的情感與個性，反對抹殺人的主體性和價值，認為科學主義只能把活生生的人機械地“冷凍”起來。現代人文主義希望把人從科學與理性的壓抑中拯救出來，似乎唯一辦法就是去發現和追求人的非理性，由此形成了意志主義（叔本華和尼采為代表）對于人生苦難的揭示和消解，存在主義（海德格爾為代表）對于個體存在的自由境界和主人格的追求，生命哲學（狄爾泰、齊美爾和柏格森為代表）對生命主體的強調。
現代人文主義繼承了傳統人文主義推崇人性、反對神性的衣缽，卻拋棄了它原來倡導的理性傳統，走上了與科學主義相反的道路。它與非理性主義聯姻，從理性以外的世界去找尋人的本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緊張與對立的局面由此而形成。現代人文主義對理性、科學的批判與反思、對人的生命的意義、道德、幸福、痛苦、焦慮等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固然有積極一面，但由此而把非理性的意志、與本能視為人的全部本質，并進而否認科學的合理性，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就不可避免地產生誤導作用。現代人文主義思潮在教育領域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人文主義者把人文學科認定為最高意義上的教育內容而排，斥或貶低非人文學科內容。“在課程的設置上，人文主義教育極為重視人文學科。在他們看來，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比科學學科更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性，通過這些學科，人更能了解人類的苦難、痛苦、焦慮乃至死亡，從而對其有所準備，通過這些學科，人們對自己的認識也就更加全面、深刻、真實。”[12]用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審視教育活動并形成相應的教育理念時，就形主義教育觀。人文主義教育觀對研究教育有自身獨特的觀念：把教育的意義和價值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注重研究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主觀方面、個體意識、精神以及進入價值意義結構的文化背景。教育追求的結果是價值的實現、學生個性發展和興趣的滿足、感情的宣泄等，而不重視掌握多少知識與技能。人文主義教育觀重視學生的情感，強調個性，這對于把學生視為“機器”、“容器”的科學主義教育觀，無疑具有糾偏的作用。然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克服人的獸性而弘揚人性，片面強調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而忽視理性的一面，如此培養出來的人，依然是片面發展的人。
綜合上述對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歷史透視與現實分析，我們認識到自然科學教育與人文學科教育的復雜關系，如下圖所示。教育從內容上可以分解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片面強調自身的重要性就會分別走向科學主義教育和人文主義教育。用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來研究教育活動就產生了科學教育觀，用人文學科的思想方法來思考教育活動就容易形教育觀，兩者走向極端化就分別演化為科學主義教育觀和人文主義教育觀。科學教育的對象不是物質世界，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具有潛在發展能力的人，它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學生的發展，包括智力和非智力，它要改變的是學生主觀世界。在促進人的發展方面，自然科學教育與人文學科教育一樣具有人文價值，但又是一種不同于人文學科教育的人文價值，它具有獨特的人文內涵。因此我們需要人文地理解科學教育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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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Ⅱ）[M].1987：711．
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教學范式；科學主義教學范式；人文主義教學范式；科學人文主義教學范式；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7-0013-02
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教學范式是在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兩種典型教學范式。科學主義教學范式側重于教學過程中的自然、客觀規律、知識、邏輯等；人文主義教學范式側重于教學過程中的人、主觀情感、價值、直覺等。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想是貫穿于教育改革與發展中的兩大主線。由于兩者的教育主張基本對立，兩種教育思想形成的教學范式也長期處于矛盾與沖突中，這必將推進教學范式的改革，使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大教學范式相互融合，揚長避短。
一、“范式”與“教學范式”
“范式”在美國科學史家庫恩《必要的張力》一書中首次作為專業術語提出。“教科書只是提出專業人員作為范式而接受的具體題解……實質上都十分接近于教科書或相應的講課給以引導的題目”該術語的流行始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書問世之后。他指出，一種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我們稱之為“范式”。崔允漷（1996）根據庫恩的觀點為“范式”提出了較科學的解釋：“范式就是指科學共同體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來研究同一領域的特定問題，簡言之，范式代表了一種近乎固定的問題和解題方法。”美國教學研究之父蓋奇在《教學研究的范式》（1963）中首先將“范式”與教學研究領域建立起聯系，說明范式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或研究形式，對理論的形成起著很大作用。“教學范式”是指教學人員及研究者對教學這一特殊而復雜的實踐活動最基本的認識，是對教學活動結構形式的抽象，回答“教學的形式與本質”及“教學過程中師生、人與物及人與文化間的關系”等問題，講明教學過程的邏輯及如何進行教學。
二、科學主義教學范式
科學主義教學范式是指以科學主義影響下的教育哲學（主要是行為主義）為基礎的教學理論、計劃、步驟及方法。科學主義崇尚理智、邏輯與科學。美國心理學家行為主義心理學創始人華生認為學習是理解人類行為的關鍵所在，是為了形成適應社會生活的行為。人的任何行為均可在嚴格控制的教育環境中通過刺激（S）與反應（R）完成。這可以視為科學主義教學范式的最初來源。該范式認為，認識的過程可以由教學管理與教師來調控。教學過程的外部調控與學生對這種調控的反映就是這一教學范式的主要原則。其基礎是作為哲學概念的行為主義，要求在教學過程中首先要確定學生應該掌握的即能力和技能，然后設計明確的教學目標，并具體到規定學生在每一個目標下應掌握的能力與技能。科學主義教學范式把以人為對象的教育視為大工業條件下標準化的生產，帶有強烈的機器文明色彩與哲學基礎上的實證主義傾向。這一局限使人們忽視了作為社會人的教師和學生的復雜性，無視教師與學生的首創精神。滿足于讓學生按計劃進行活動（如背誦、技能訓練等），降低了學生的創造性，影響了教師的創新與發揮。
三、人文主義教學范式
人文主義教學范式認為，教育必須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理解出發；教育目的必須從人的需要層次理論出發，以個人需求作為教學準繩。通過對理性知識的學習，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潛能，達到提升理性、弘揚個性、完善人格的教育目的，培養出具有完善人格且富有創造力的學生。課程內容選擇上注重學生需求，整個課程建立在學生的需求、學生成長的自然模式及個性特征基礎之上。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是知識促進者，而非權威。教師的任務不是傳授知識或教學生如何學，而是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提供良好的教學設備和手段，學習內容由學生自己決定。整個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學生身上，引導學生開展自主性學習。教師應在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需求的前提下，引導學生進行創造性學習，以滿足學生的求知欲。該范式還強調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豐富學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學生的道德水平，為學生個體的充分和諧發展服務，進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該范式將強化教學過程、優化教學環境及美化教學語言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張揚個性人格、強化感情體驗、陷入人文的過度闡釋，從而造成教學過程脫離課本、課堂教學目標不夠明確。教師無法確定從學生的起點能力到達學習應有結果之間的距離、所需的階段、應實現的具體目標、所需的支持條件等，最終無法達到有效教學。
四、科學人文主義教學范式
隨著社會的日趨發展和教育的不斷進步，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種教學范式的局限性與片面性顯得愈發明顯。我們要結合當今時代特征，在肯定兩者優越性的同時，超越其局限性，將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教學范式進行有機融合，形成更科學、合理的新型教學范式。科學主義教育與人文主義教育都是現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樹立并堅持一個完整的、既包括科學主義教育目標又包括人文主義教育目標的教育目的觀。科學人文主義教學范式則是這一教育目的觀的最直接體現。科學人文主義教學范式是對人文主義教學范式的繼承和發展，吸收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教學范式的精髓，摒棄了兩者的局限性與片面性。強調“以人為本”，是指將教師和學生兩方面均作為教學主體，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同等重要。整個教學過程將講授與訓練相結合。在對新知識進行教學時，以教師作為主體，教師系統科學地向學生傳授知識，學生主動準確地接受知識，完成“講授”環節；學生掌握新知識后，教師以學生為中心，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提供必要的教學設備，幫助學生進行自主“訓練”，讓學生鞏固所學知識，達到既定教學目標。該范式還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即知、情、意的全方位發展。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首先要重視學生知識的積累。根據學生個體與班級整體情況適時調整教學內容與教學進度，確保絕大多數學生能夠有效掌握課堂知識；其次，教師要設計合理的教學情境，讓學生在良好的環境中鞏固所學知識，并在此基礎上得到情感升華，使學生在學的過程中接受文化熏陶、感悟人生道理，增強學生學習的能動性；再次，教師要重視對學生的鼓勵與批評。學生較好完成學習任務時，應適當給以表揚和鼓勵；學生未能完成任務時，應給予合理的批評，指出學生存在的不足之處，并提出期望，培養學生的受挫能力。同時多與學生進行思想交流，增強學生的學習斗志與生活熱情。
總之，科學人文主義教學范式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兩種教學范式的融合。這是由雙方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彼此的互補性決定的。教學的歷史與實踐向我們證明，純粹的科學主義教學范式或純粹的人文主義教學范式都不利于教學的有效開展。教學范式的革新只能朝著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相融合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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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高中歷史;人文教育;課堂
教育家夸美紐斯說：“教育是人的教育，要充滿人性與人文，而非理智知識與認識的堆積。”因此，人文色彩是不可以從歷史教學中抽出的。正因為有這樣的理論，所以歷史教學中更需要人文教育。歷史這門學科作為人文學科的核心學科之一，其任務不僅要求學生傳承歷史知識，還要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促進學生成才。
一、定位人文目標，積極推進人文教育
“重智輕情”是歷史教學的現狀，也是導致學生厭學情緒與教學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這種現象其實就是沒有真正認識到人文精神在歷史教學中的價值與教育訴求，也是在追求升學率條件下表現出來的急功近利思想的具體體現。但是，人文主義教育是歷史課堂教學中情感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文精神的載體。因此，教師教學設計中應該圍繞歷史教學的三維目標，突出歷史學科的人文教育功能。同時，在教學過程中更加關注教學的情感目標。對目標進行重新定位，讓情感目標更有其目的性。例如，在設計“”這一教學內容時，通過多媒體視頻或歷史圖片來刺激學生的感官，從而讓學生清楚地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把侵略者殘暴的一面展示出來，進而激起學生產生一種民族的責任感。
二、融人文于課堂，增強人文教育有效性
人文教育重在中學階段，而歷史學科具有獨特的教育功能。但是，傳統的歷史教學只重視進行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與歷史線索的學習，完全是為了適應應試教育的需要。這樣造成的后果是：學生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僅停留在知識的表面層面，沒有上升到道德層面、思想情感層面上來。所以，教師融人文教育于課堂，把歷史知識傳授與人文教育充分地結合起來，從而增強人文教育的有效性。例如，在學習司母戊鼎、火藥、指南針、趙州橋、歷代大運河的開鑿與開通這些內容時，不僅給學生介紹歷史事實，還講述這是勞動人民勤勞與智慧的結晶。在潛移默化地進行人文教育的同時，還培養了學生的審美能力。學生也更加珍惜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成果，這對學生來說是一次人文主義教育。
三、以學生為根本，落實人文素質教育
歷史是一門人文學科。不可能像其他學科那樣可以掌握一種技能作為以后生活中謀生手段，而是要學會在今后的生活中如何做一個有素養的人。高中歷史課本中很多內容通過借鑒前人生存與生活方式的得失來啟迪人們怎樣進行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處。因此，教師應該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充分體現生本化教育理念，落實人文素質教育。例如，在學習了荀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后，感悟其境界的高遠;在學習了墨子“兼愛”與“非攻”思想后，充分感受其和諧的理念。通過這樣的滲透，學生就會對當今社會的環境問題、道德問題等有了重新的認識。這種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方式充分體現了和諧與人文精神，從而收到了預期的教學效果。
四、創設人文情境，實現知識到人文遷移
新課程改革理念的實施與貫徹，讓人文化教學理念走進了高中歷史課堂。人文教育并不是只是把認知之外的價值觀作為我們歷史課堂的教育目標，還應該在教學過程中有目的地把意志、品格、興趣、愛好等心理品質等方面的內容貫穿到教學中，從而實現歷史知識到人文意識的遷移。課堂教學模式在不斷地改革，時時都在接受挑戰。因此，在教學中通過創設人文教育情境，把豐滿的歷史人物形象呈現給學生。這樣來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愛國主義永遠是歷史教育教學的主旋律。例如，我們把屈原的憂國憂民之情通過具體事件呈現出來，把岳飛的“精忠報國”思想展示給學生。這都是對歷史知識進行人文教育的遷移。
五、構建對話課堂，建立平衡師生關系
在高中歷史教學中開展人文教育應該遵循“理解――體驗――情動――內化”這一原則。對照我們的教學實際情況，就是要把情感價值觀轉化為學生的自覺行為，養成良好的習慣。所以，高中歷史課堂中開展人文教育最好的方式就是進行師生之間的對話。我國古代有“親其師，信其道”的名言。可持續性的師生關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互動、和諧民主的基礎之上的。通過構建對話課堂，才能致力于新型師生關系的建立。這才真正符合新課改理念的訴求。要真正實現師生之間關系的平衡，那就要對師生所處的角色進行重新定位。
六、加強社會實踐，全面普及人文精神
歷史學科是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但歷史學科所具有的過去性與不可再現性特征常常讓學生有一種紙上談兵的感覺，因此，還需要通過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來體會歷史學科的人文精神。例如，可以把歷史教學與時事結合起來。這樣，就把學生的愛國情懷與歷史事件進行了有機結合，從而使人文教育得到了普及。
總之，在高中歷史課堂教學中進行人文教育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這就需要我們認真尋找新課改實施中應試教育給人文主義教育帶來的沖突，努力構建有利于開展人文教育的課堂新模式，從而讓人文教育在歷史課堂教學中色彩更濃，促進學生成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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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教育的特征范文第5篇
一、本體論：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消解
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構成了哲學認識論史上頗有影響的兩大流派，在其影響下形成的理性認識與經驗認識兩種迥然而異的課程教學論，在歷史與現實中總是糾結碰撞，前者漠視實踐，后者偏離理性，主客二元對立，各執一端。因此，揚棄各自偏狹性，促進兩者統一成為必然。
1.課程與教學從認識論到實踐論
理性主義認識論。認為一切知識均源于理性所顯示的確鑿公理，主張把理性作為獲得科學知識的唯一途經，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經驗觀察才提供了最確實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觀對理性認識的課程與教學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旨趣上看，理性認識的課程與教學論以理性化的學科知識為著眼點，致力于培養人的理性精神，而忽視非理性精神；從結構上看，它以邏輯化、體系化和標準化的學科課程作為教學基本內容，而忽視經驗及活動課程的重要作用；從實施過程看，它以線性化、程式化為特征，課程與教學按學科知識的線性邏輯而展開。顯然，這種理性觀割裂了感性經驗與理性認識的關系，導致了重理性輕實踐，重知識傳授輕主體經驗的弊端。由此，教師、教材、課堂“三中心”，成為學科中心的傳統課程與教學論的必然選擇。
經驗主義認識論。源于實證主義哲學，認為人類知識起源于感知經驗，科學基于觀察而不是臆測，一切科學知識都必須建立在經驗實證的基礎上，理論的真理性必須由實驗來驗證。這種知識觀不承認理性思辨的合法性，認為離開經驗實證就無法獲得普遍適用的確鑿知識。在這種知識觀影響下，經驗及其生成成為課程與教學的唯一基礎。顯然，這種經驗認識的課程與教學論同樣割裂了感性經驗與理性認識的關系，導致了重經驗輕理性，重主體經驗輕知識傳授的弊端。由此，學生、經驗、活動“新三中心”，成為學生中心的現代課程與教學論的必然選擇。
實踐認識論。認為感性經驗是理性認識的基礎，以具體生動性是理性認識不可少的支撐；同時，感性經驗必須接受理性認識的調控，感性經驗必須上升到理性認識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因此，感性經驗與理性認識是辯證統一的，而這種統一只有通過實踐活動才能成為現實。實踐活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活動，在實踐活動中，既表現著人類合規律性（真）的追求，也展現著人類和睦性（善）的向往。課程與教學活動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特殊領域之一，也必然要確認實踐的這種主體性價值，體現合規律性（真）和合目的性（真）的統一，正是在這種統一中顯示出知識的豐富性價值內涵，也顯示出課程與教學論的合理性。
2.課程與教學從客體論到生活論
受客體知識論影響，課程教學論長期以來流行著基礎主義或本質主義思維，客體化、理性化、體系化知識的地位和作用被置于無以復加的高度，教學過程成為對客體知識“特殊的認識過程”，傳授客體知識成為課程與教學的基礎性任務和本質力量。由此，學科課程與教學成為“主客二分”“理性獨斷”的唯一選擇，學生生活世界的價值和意義被生生剝離。
21世紀初，“生活認識論”的提出引起了廣泛關注。該理論主張現代課程與教學應“回歸生活世界”，從“知識中心”轉移到“學生中心”，超越本質主義思維，確立生成性思維。所謂生成性思維，即不把教學過程作為“事實”來看待，而要作為價值生成過程來實現。這一主張認為，預設性和生成性都是教學過程的基本特性，但生成性是師生特定認識活動的本質和最重要的特性。“回歸生活世界”的課程與教學論，旨在突顯教學過程的生成性，重視教學過程的發展性，崇尚教學過程的主體性。[1]“生活世界”既是一個實體的世界，又是一個關系的世界，它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存與人生價值；[2]“生活世界”的教學意蘊在于確立人本意識和生命意識，重視教學過程價值和學生的動態發展。“回歸生活世界”的實質是從“教學世界”的異化狀態“回歸”到本真狀態，從而建立新型的“教學世界”。它并不否認科學知識教學，而是反對“為科學而科學，為知識而知識”的傾向，強調關注知識的教學與人的發展的內在聯系和統整。從某種意義上說，“回歸生活世界”就是回歸人本身。[3]正如德國存在主義教育家雅斯貝爾斯所指出的那樣，“人的回歸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條件”。[4]“回歸生活世界”并非是經驗主義、生活中心論的重復，而是使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統一于“教學世界”，實質上表現了課程與教學促進主體發展的理想性和科學性統一的人本價值訴求，是對“主客二分”知識本體論的超越，更是對主體價值的呼喚與回歸，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課程與教學的生命價值觀，促進了課程與教學的人本價值轉向。
3.課程與教學從實踐到理論
課程理解范式的本體價值。傳統的課程與教學論，主要以“泰勒原理”作為科學化課程開發的經典范式，強調“科技理性”支配下的目標控制模式。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起“概念重建運動”（reconceptualist movement），課程研究本體開始由“課程開發”為主轉向“課程理解”為主。這種研究取向把課程視為“符號象征”，課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課程符號所負載的價值觀，旨在突破“泰勒原理”在課程領域中的統治地位，突破“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的支配地位，追求“解放理性”，彰顯課程與教學文本的多元意義與主體價值。[5]在“解放理性”的“課程理解”范式下，課程與教學一方面需要超越對普適性課程原理的建構，倡導回歸課程與教學本身，形成對課程與教學文本的理解與解釋；另一方面需要打開“視界”，倡導向多元的課程意義開放，在中西方課程與教學的“會話”中形成自己的課程理解，并在復雜“會話”中尋找課程理解的共同基礎。
課程理解范式的應然價值。由“課程開發范式”轉向“課程理解范式”，無疑是課程與教學研究領域的深化與升華。首先，從關系層面看，課程開發與課程理解是兩種不同的課程事件。課程開發是研究、設計、實施和評價課程計劃的過程；課程理解是對課程現象、課程“文本”、課程事件的意義的解讀過程，其著眼點不在課程開發的具體程序，而在對種種課程與教學事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的意義的理解。其次，從價值層面看，課程開發與課程理解內在統一于“主體性價值”。課程開發過程總包含著對課程與教學本體意義的某種理解，并建立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之上；課程理解的最終目的是賦予課程與教學事件以主體意義和價值，而要真正體現這種意義和價值，則需要通過課程開發過程。所以，課程理解是課程開發的深化和延續，其目標是指向課程開發與教學過程的價值性轉變，指向課程開發與課程理解的內在統一與整合。
二、價值論：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融合
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爭是近代以來課程與教學論價值演變的基本線索。在已有的相關研究中，人們總是在目的和手段上各執一端，肢解事實與價值的統一性，要么偏離人文向度片面追求科學理性教育，要么摒棄科學理性一味張揚人文教育價值，導致科學與人文的二元對峙和失衡。現代課程與教學論力求超越這種對峙，促進科學理性與人文價值的完整融合。
1.科學與人文對峙的課程與教學論
科學主義的課程與教學論。“科學主義”一詞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Hayck）提出，意指將自然科學作為唯一絕對可靠的知識和“真正的科學方法”。19世紀后期，受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的影響，英國教育界就古典教育與科學教育開展了持久而激烈的爭論，學科本位的“科學教育”開始取代古典人本教育的統治地位。英國教育家斯賓塞（H.Spencer）在《什么知識最有價值》（1859）一文中，極力推崇“科學知識最有價值”，并建立了以科學為核心的課程體系，使從培根時代興起的科學教育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歐美教育界也開始出現追求“功效”和“唯科學主義”的潮流，美國課程論專家博比特（F.Bobbitt）1918年出版了第一本專門討論課程的著作《課程》；隨后，美國另一學者查特斯（W.Charters）出版了《課程編制》，正式開啟歐美課程開發的科學化運動。他們的課程理論也被稱為“科學化課程開發理論”；直至美國著名教育學家、被譽為“現代課程理論之父”的泰勒（Ralph Tyler）1949年出版《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形成“學科本位”目標控制的經典模式――“泰勒原理”，將科學化課程開發理論推向了頂峰。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布魯納“學科結構運動”的推進，科學教育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但其過于強調科學知識的標準化生產、傳播和應用的方法和信念，而忽視科學知識的人本價值和社會性，更加凸顯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導致主體價值的弱化，學校教育走向功利化，加深了教育的人文危機和社會危機。
人文主義的課程與教學論。人文主義源于古希臘時期推崇的人的“自由和諧發展”及文藝復興時期“重人性反神權”的古典人文主義思潮；現代人文主義始于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反對“抽象理性”的哲學思潮，強調維護人性尊嚴和自由平等，主張人權神圣不可侵犯。但真正將人文主義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的是20世紀以來進步主義、存在主義、教育現象學等教育哲學思潮，以及馬斯洛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深刻影響。人文主義教育的本質和根本目的就是培育完善的人性，彰顯價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強調個人價值高于社會價值，把“全人教育”、“全面和諧發展”作為教育的終極價值取向。就教育本身而言，這無疑是直接針對現代人的片面發展和日益嚴重的功利主義教育傾向而提出來的。人文主義課程與教學論的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追求非功利理想化的教育目的，視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為終極目的，反對將教育純粹當作職業準備或謀生工具；二是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學習的全部重點從外在世界轉移到人格世界或經驗世界，開展人文教育、生活教育、情感教育、個性教育和自由與責任教育；三是倡導基于人本原則的非指導教學模式和自由開放的教學設計。人文主義教育無疑起到了對科學主義教育的糾偏作用，它啟示我們，在努力拓展課程與教學的科學向度的同時，還必須提升教育的人文價值。
2.科學與人文融合的課程與教學論
科學與人文融合的形成淵源。較早提出科學和人文融合的是被譽為“科學史學之父”的美籍比利時科學家喬治?薩頓（G.A.L.Sarton）。薩頓認為，科學和人文融合的前提是科學的人性，融合的基礎是科學精神，融合的有力保證是科學的正確應用。薩頓認為由舊人文主義者和狹隘的科學家或技術專家造成的“機械時代”必然消失，最終要代之以“科學的時代”，他稱之為“新人文主義”時代。這是“第一個審慎地建立在科學――人性化的科學――之上的文化”時代，其實質是科學人文主義。這是因為，科學教育為人文精神奠定理性自覺，人文教育為科學理性提供價值理想，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是人類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雙翼；跨越兩種文化鴻溝，促進兩種教育文化價值的融合，才能擺脫教育價值內涵窄化的趨向，增進人類社會的相互理解與寬容。反之，則勢必給教育與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威脅和災難。
科學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科學人文主義教育是現代人文主義教育發展的更高階段，是人文主義教育與時代特點相結合的產物，也是人文主義教育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從科學人文主義教育的內涵來看，課程與教學必須以科學教育為基礎，以人文教育為價值導向，重視教學過程中的科學價值和人文價值的統一，在科學和人文的相互協調與融合中，促進完整的教育和盡可能完善的人與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英國教育家懷特海（A.N.Whitehead）指出：“一個不重視培養智力的民族注定將被淘汰”，但“沒有純粹的技術教育，也沒有純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6]科學人文主義課程與教學觀主張事實與價值的統一，在承認科學技術在課程體系和教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時，注重融合人文主義教育的核心價值理念――以人為中心，強調教育更重要的價值是涵養科學人文素質，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促使其成為個體完善化和社會化的合格公民。正如國際21世紀委員會1996年提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所指出的：“教育不是把人作為經濟工具而是作為發展的目的加以對待……人既是發展的第一主角，又是發展的終極目的。”[7]
三、方法論：客觀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統整
方法論有別于具體方法，屬于實踐認識論范疇。在課程與教學論中，它以課程與教學的問題研究和模式研究為核心，具有觀照與指導教育實踐的科學價值。長期以來，課程與教學領域一直受客觀主義認識論主宰，20世紀80年代后，建構主義迅猛發展，引起課程與教學領域的深刻變革，課程與教學的認識論范式發生顯著變化，主客二元對立的方法論受到重新審視。
1.客觀主義的課程與教學論
客觀主義，也稱客觀――理性主義（Objective-Rational），是俄裔美國哲學家和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提出的哲學觀和方法論。蘭德的哲學觀受到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極大影響，主張“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客觀而獨立于心靈以外的現實。”教育層面上的“客觀主義理論”實質上是肇源于赫爾巴特“知識中心”的傳統教育理論。客觀主義強調知識是由客觀“實在”（reality）決定的，是外在于學習者的非情境性的客觀存在，那么，課程就是按知識邏輯的標準化設計，教師就是知識的象征，權威的化身，教學過程即是“傳遞――接受”學科知識的特殊認識過程，學生則是學科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和復制者，教學評價重在結果中心的終結性評價，評價的重點是學生復制和掌握“學科知識”的水平。客觀主義又是“教學中心”的教育理論，其顯著特征一是基于客觀主義的普適標準，注重目標控制和程式化教學，強調體系化、線性化和標準化；二是基于“泰勒原理”的目標模式，強調課程開發與教學過程處于精確的目標控制和“科技理性”支配之下，卻忽視了教學過程的動態性，教學情境的復雜性，教學主體的生成性，更主要的是過于強調教師為中心的知識調控功能，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學習者的主體地位，忽視了學習者的潛能開發、人格培育、創新與實踐能力的發展。
2.建構主義的課程與教學論
建構主義的本質特征。建構主義，也稱建構――闡釋主義（Constructivist-Interpretivist），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種反思、質疑、批判和超越客觀主義的哲學觀和方法論，是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發展到認知主義以后的進一步發展，用美國教育技術學專家喬納森（D.H.Jonassen）的話說，即向與客觀主義更為對立的另一方向發展。就本體論而言，與客觀主義的“實在”決定論不同，建構主義認為外部世界是主體生命的確認和實踐的場所，人的心理表征與外部世界一樣擁有“真實”的存在狀態；就認識論而言，與客觀主義的知識還原論不同，建構主義傾向于知識生成論，認為知識是基于主體經驗以內化外部世界，進行意義體認與建構的結果，科學知識是相對于主體建構而言的價值性存在，不存在“價值中立”的客觀真理；就方法論而言，與客觀主義的普適論不同，建構主義傾向于情境論，認為認識過程實質上是主體與客體的生命對話過程，是人的經驗世界與外部世界充滿生機和變動不居的雙向意義建構過程。
建構主義的核心理念。建構主義并非單一流派，它集合了激進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社會建構論、社會文化認知觀、信息加工建構主義和控制系統論等多種流派的觀點和學說。影響較大的主要是激進建構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激進建構主義強調個體知識建構的非客觀主義哲學立場，主要以皮亞杰（Jean Piaget）認知發展理論為思想基礎；社會建構主義強調知識來源于社會建構，學習是社會協商對話過程，主要以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社會文化歷史發展論為思想基礎。盡管各種建構主義流派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它們的觀點有許多共同之處：①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工具而非目的，知識并非外在于主體的純粹客觀存在，知識是相對于主體建構而言的價值性存在，是結構與建構的統一；②建構主義學習觀：認為學習過程本質上是基于學生主體經驗以內化外部世界，并在“學習共同體”和情境創設過程中進行知識體認與意義建構的過程；③建構主義課程觀：強調課程內容是學生在“發現-探究”問題過程中主體價值的生成過程，更為關注科學世界與學生生活世界的內在聯系和統合，更加注重“課程內容”滋養和促進主體發展的人本價值訴求；④建構主義的師生觀：強調學生不是被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而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反思的學習者，教師則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學生學習過程的理解者和合作者；師生關系是民主平等、和諧協作、互動對話的交互主體關系；⑤建構主義教學觀：強調以學為中心的有意義學習過程，教學過程是“情境-協作-會話-意義建構”四大要素的協同活動過程，強調“問題情境”對意義建構的導向作用，“協作學習”對意義建構的關鍵作用，最終目的是完成知識與主體發展雙向意義建構；⑥建構主義評價觀：強調教學評價重在以激勵性、發展性的形成性評價為主，評價的重點是學生生成和運用“知識工具”的水平能力與人本發展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建構主義的課程與教學論是克服和超越客觀主義理論局限的一種選擇，兩者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和相互綜合的。[8] 21世紀是課程與教學論發展繁榮的黃金時期，人們試圖以建構主義思想與方法論為基礎進行多元理論的整合創新與實踐，來消解理性與經驗、科學與人文、客觀與建構的二元對峙，在揚棄與超越中引領課程與教學研究和發展的的未來走向，促進科學理性與主體價值的完整融合。這種嘗試的合理價值在于，重在提供一種超越“主客二分”傳統思維，進行價值重構的深層次探索與研究平臺，而不是完全顛覆本土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實踐探索成就。我們認為，課程與教學論應結合具體教學實踐來思考“連續統”的應用問題，而不應二元對立，主客分離。在肯定建構主義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尤其要對有悖于科學理性的傾向保持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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