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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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1、反饋又稱回饋，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來講，控制論中的反饋概念，指將系統的輸出返回到輸入端并以某種方式改變輸入，進而影響系統功能的過程，即將輸出量通過恰當的檢測裝置返回到輸入端并與輸入量進行比較的過程。反饋可分為負反饋和正反饋。

2、在其他學科領域，反饋一詞也被賦予了其他的含義，例如傳播學中的反饋，無線電工程技術中的反饋等等。

（來源：文章屋網 ）

傳播學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俄羅斯學者葉梅利亞諾夫說：“今天已無須證明，在社會人文科學的所有概念中，對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沒有哪一個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會科學門類的重要話題之一；同時，文化的內容之豐富、內涵之深刻、范疇之廣泛，為各社會學科提供了寬廣的研究空間。人類學、心理學與傳播學在人類文化研究上的應用日益發展，各種基于文化的交叉學科理論和方法也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各地區思想、習俗、制度以及共享的價值觀念，對不同學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論和方法進行總結對于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研究的學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是興起于歐美的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思潮與研究模式，這一研究模式實現了文化的跨階層和各學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業社會中的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結合了社會學、文學理論、媒體研究、文化人類學等進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獵的問題和研究方法是多學科視角的交疊，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學科領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個學科的共同關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討文化與其他社會活動領域的相互關系，其目的是要對這一系列關系進行合理的詮釋，因此文化研究必須與其他學科研究緊密結合，特別是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

從文化研究所探討的內容與范圍來看，許多方面都與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有關，接下來本文將從人類學、心理學與傳播學這三個角度來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學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類學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類學的基本觀點。“文化是我們關于我們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是解釋人類文化的異同，探求人類文化發展的共同規律，特別是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三種關系：（1）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涉及生計、工藝和物質文化的關系。（2）人們之間的關系，尤其涉及社會制度、組織、習俗和社會文化的關系。（3）人與自身心理的關系，特別是涉及知識、思想、信仰、態度、行為和精神文化的關系。

2.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文化人類學采用直接來自人際環境的資料，屬于“第一手”的資料，因此與其他社會學科相比，擁有明顯的方法論優勢。文化人類學家通過野外考察，親身融入人們的日常活動，觀察人們在飲食、交流、娛樂等日常行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從他們的角度來理解生活。

文化人類學又包括三個學科：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文化人類學。考古人類學是通過發掘人類遺留下來的遺物、遺跡對遠古人類文化進行研究[4]。考古人類學家以一種更加廣闊的視野把文化遺跡進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類學家看來，文化的演進過程是關注的重點，而并非簡單的對遠古社會進行描述或者分類。語言人類學家主要是對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各個部分之間連貫的溝通系統進行研究；此外，不同語言是如何演化發展、如何分布；語言受到什么因素影響，年齡、性別、族群本質及社會階級等因素如何影響語言；人類的思維方式受到語言怎樣的影響，人類的信仰與價值觀對語言表達方式有什么影響等都受到關注。社會文化人類學是從民族學和民族志兩個方面來研究人類社會與文化的傳承問題。民族學主要研究現存文化的種類及其演化過程，是社會文化人類學中最大的分支，系統與比較的方法是民族學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資料為基礎，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達到對各個社會的文化及其過程進行描述和記述的目的。在研究過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須相互結合。

（二）心理學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學文化研究的基本觀點。隨著心理學的發展，“文化”逐漸進入心理學家的視野，受到心理學家的廣泛關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為是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環境下對特定文化的反應，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內在固有的對刺激的解釋和以此為基礎表現出的行為模式或方式。文化進化和發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進化程度或不同等級，這也是文化進化過程的基本特征，這一過程也是客觀的，文化是一種自變量，行為是因變量。

2.心理學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學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文化。既有實證方法，也有解釋學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質化方法[5-6]。

（1）主位與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親自介入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來了解其文化行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從一個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員的行為[7]。主位研究方法實際上是研究者親身走入研究對象的生活環境，體會他們的習俗、觀念，這強調了調查對象作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調查對象更生動、更富有意義，使得研究更為客觀。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與對象的交談了解其內心世界，這樣的方法強調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概念、捕獲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礎上對概念進行整理分類，可以促進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時也被稱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試，對與文化相關聯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做假設檢驗，研究兩種及兩種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對心理及行為特征變量的影響[8]。跨文化比較研究通常假設一種文化背景下的某個心理變量的得分顯著高于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變量得分。跨文化驗證研究雖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應用廣泛，但此研究對于考察在一種文化中發展出的心理測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適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義有著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變量的差異，測量變量差異產生的原因變量。“文化”在通常意義下被認為是非具體化變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將以某些更具體化的變量的形式出現，以便于能在統計意義上解釋文化差異的程度。這些更具體的變量被稱作背景變量，背景變量的統計差異就解釋了文化差異，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異都能得到解釋，研究將會不斷引入新的背景變量。

（4）生態學水平研究。與大多數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態學水平研究將假設檢驗研究的分析單元從個體被試轉向了國家，文化得分則是個體被試的得分總和或均值。在對研究結果進行解釋時，生態水平研究反映的是總體水平的關系，而并不反映個體水平的關系。

（5）人種學研究。人種學研究指研究者從客位角度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習俗、特性進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觀察與實地工作，可獲得豐富的研究資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與所研究的群體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觀察、記錄、參與“他文化”的日常生活，獲得該文化群體的習俗、傳統、觀念及生活方式，正確地感受、認識“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細描、說明所觀察和體驗到的“他文化”，并將自己獲得的第一手資料與另一種文化進行對比。

（三）傳播學的文化研究

1.文化傳播學的基本觀點。文化傳播學是研究人類文化傳播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是文學、文化性和傳播學等學科的交叉學科[9]。

2.文化傳播學研究的方法。傳播學主要分為歐洲批判學派和美國經驗學派兩大流派。這兩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別在于傳播學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歐洲的批判學派認為傳播學的研究應堅持人文主義，而美國經驗學派更傾向于實證主義。人文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有著不同于自然學科的獨特研究方法。實證主義者則更愿意將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因果性的說明。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實證研究主要分兩類：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質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個體訪談、集體訪談、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查法、縱向研究法、實驗研究法等，其中的具體方法與社會學、心理學上運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瓊林認為在傳播學史上，人文主義和實證主義兩種不同的方法論始終糾纏在一起，在沖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續沖突，并在這兩種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建構了現代傳播學的理論體系[10-12]。

傳播學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科普；科學傳播；5W模式；資源

【中圖分類號】 G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1297（2013）01-0024-02

引言：

科普資源是科普事業發展中所需要的有用物質，是科普活動得以開展的重要保障。2006年國務院頒布了《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年）》，提出了科普資源開發與共享工程、大眾傳媒科技傳播能力建設工程以及科普基礎設施工程等一系列目標，“旨在全面推動我國公民科學素質建設”，“實現到本世紀中葉我國成年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質的長遠目標”。如何深入發掘和利用科普資源，以開展科普工作，是目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關于科普資源的分類體系，學界做了很多積極的探索。有的學者立足我國科普事業的發展構建科普資源理論體系，有的學者則從科普具體實踐的角度將科普資源界定在科普內容資源及相應的載體上。然而，在具體的科普活動設計中，如何流程化的整合資源，卻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本文試圖從科學傳播學的角度，以拉斯韋爾的“5W模式”為研究工具，提出一種科普資源的分類方法，為具體科普活動的開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一 科普的概念

本文所理解的“科普”是“科學傳播”的一個分支。所謂“科學傳播”（或曰“科技傳播”、“科技傳播與普及”等），是指“科技知識信息通過跨越時空的擴散而使不同的個體間實現知識共享的過程”。包括專業交流、科技教育和科學普及以及技術推廣等一些基本的形式。本文所指的“科普”，是這四個部分中“科技普及”的簡稱，往往又被稱為“科學普及”。科普是指“面向普通民眾的一種科學傳播過程，功能是使公眾理解科學技術，掌握必要的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公眾的科學技術素養，具備參與科學技術發展與應用政策討論的知識基礎[1]”。

二 科普的“5W模式”

從科學傳播學的視角出發，本文引入傳播學者拉斯韋爾（Harold Dwinght Lasswell）的“5W模式”分析科普活動。拉斯韋爾曾提出傳播過程中的五個基本要素：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這五個要素構成了“5W模式”，奠定了研究人類傳播現象的基礎。它們可以表述成：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媒介）、傳播對象、傳播效果。科普作為科學知識傳播活動，是人類傳播現象的一個分支。在科學傳播學的語境下，我們可以將“5W模式”引入到科普研究中，根據這個模式可以分析科普活動的基本過程和基本要素。（見圖1）根據“5W模式”中的五個要素，“可以展開科普主體（控制分析）、科普內容（內容分析）、科普媒介（媒介分析）、科普對象（受眾分析）、科普效果（效果分析）的五項研究”。

圖1 科普的5W傳播模式

三 科普資源的內涵

關于“科普資源”概念的理解，關注的角度不同，對其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廣義的科普資源是指：“科普社會實踐和科普事業發展中所需要的一切有用物質”。狹義的科普資源則是指“科普活動、科普實踐過程中所需要的要素及組合資源”，主要指科普活動過程中的信息及相應的載體。如學者莫揚指出，“我國的科普資源主要是社會公共財政開發的公共科普資源，分散在不同的系統、行業、部門之中”，“我國科普資源包括網絡化科普信息資源、非網絡化科普信息資源、科普展品資源、科普活動綜合資源四大類”。本文從科普活動的需求出發，采用廣義的視角理解“科普資源”。科普資源是指科普活動所需要的一切有用物質。

四 科普資源的分類體系

根據科普資源的定義，結合科普的5W模式，我們可以將科普活動過程中具體發揮作用的科普資源分為科普主體資源、科普內容資源和科普媒介資源三個組成部分。此外，在構建科普資源的體系時，還要充分注重系統性和整體性對科普資源界定的要求。考慮到科普資源是一個系統，科普活動并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需要其它因素的支持，受到其它要素的影響，所以科普資源還應包括科普保障資源。

有學者曾提出，從科技傳播學的視角可以將科技傳播與普及的資源分為“內容與載體資源、傳播渠道資源和保障條件資源”。“科普內容資源是呈現科技傳播與普及工作中的科學技術內容要素以及表達和承載這些內容要素的作品、產品與載體；渠道資源包括被用來傳播普及科學技術內容的各種渠道及媒介（如媒體傳播、科學教育、基礎設施傳播、科普活動等），保障條件資源則包括政策環境、人力、財力、物力等各種基礎性的支撐要素”。從科普活動的過程分析，人力資源主要是指傳播主體的資源，傳播主體是科普活動的一個獨立環節，因而可以作為一類單獨的資源呈現。此外，“在傳播過程的結構分析或要素分析中，還是用'媒介'為宜”，因此渠道資源可以稱之為媒介資源。由于本文所理解的科普屬于科學傳播的一個分支，不包括科學教育的內容，因為傳播媒介資源中也應排除科學教育的內容。

所以，科普資源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科普主體資源、科普內容資源、科普媒介資源和科普保障資源。

1.科普主體資源。

科普主體資源是指在科普活動的發起者和傳播者。包括科普工作者、專家學者、科普志愿者等資源以及組合形態的科普主體資源（如媒體組織）等。

2.科普內容資源。

科普內容資源主要指科學技術普及的內容以及相應的載體，包括：文字、聲音、影像、展品、展板等以及它們的復合形態。它們在不同的科普媒介中可能出現不同的組合形態。

3.科普媒介資源。

科普媒介資源則是各科普內容傳播的渠道中相應的媒介，根據傳播渠道的不同可以分為媒體類、場館類、畫廊、櫥窗以及流動設施類。媒體類科普資源主要指大眾傳媒組織所使用的傳播媒介，包括網絡、影視、廣播、報紙等。場館類科普資源主要指以固定場館為特征的科普資源，它們藏有和維系著豐富的其它科普資源，不僅可以使許多科普資源的作用得以發揮（如：科普人才、科普掛圖、科普展品等等），同時還可以使科普活動呈現真實性強、體驗度高、內容豐富等特點。場館類科普資源主要包括科技類博物館、科技館、天文臺、動植物園、實驗室、工程中心、專業陳列室、標本室等。畫廊、櫥窗及科普大篷車類科普資源是指活躍于固定場館之外的科普設施，主要包括科普畫廊、科普櫥窗、科普大篷車、科普列車等。

圖2 科普資源分類體系

4.科普保障資源。

科普保障資源則包括科普經費資源和科普政策資源。根據上述對科普資源分類的分析，可以構建科普資源的分類體系，見圖2。

五 小結

科普作為科學傳播的現象，與其它人類傳播現象一樣，都有一定的傳播過程。根據拉斯韋爾的“5W模式”，我們可以了解科普活動的基本過程，以及相關的要素。在具體科普活動設計中，可以以科普受眾為核心，根據科普流程整合相應的要素（科普資源），以使科普活動發揮更好學效果。

參考文獻

[1] 翟杰全.對“科學傳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3：86-90

[2] H.D.Lasswell.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Harper and Brothers，New York，1948

[3] 潘啟龍.基于拉斯韋爾5W模式的一個科學傳播評價框架[C]//中國科普研究所.中國科普理論與實踐探索：公民科學素質建設論壇暨第十八屆全國科普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012：20-26

[4] 尹霖，張平淡.科普資源的概念與內涵[J].科普研究，2007，5：34-63

[5] 上海科普資源開發與共享中心.上海科普資源狀況（2008版）[R].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8

[6] 莫揚.我國科普資源共享發展戰略研究[J].科普研究，2010，1：12-16

[7] 俞學慧.科技館搭建科學傳播交互平臺的淺析[J].科協論壇，2011，5：45-47

[8] 任福君，翟杰全.科技傳播與普及概論[M].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12

[9] 張允若.對傳播學幾個基本概念的辨析[J].杭州大學學報，1998，1：103-108

傳播學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TeunAvanDijk是話語分析的翹楚,也是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蓋了多種傳媒話語的諸多類型(教科書、新聞報道、醫患對話乃至旅游宣傳手冊、廣告),對其中所表現出的認知現象、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了幾十種著作,對各種話語類型尤其是政治話語進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傳媒語言研究作出較大貢獻的當屬奧克蘭理工大學語言與傳播教授的AllanBell:作為一名多產的學者,AllanBell近30年來發表了與傳媒語言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64篇、專著5部(截至2008年的統計)。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獻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這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新西蘭的語言殖民主義”為題開始了傳媒語言的語體研究,僅從這一點講,稱AllanBell為世界范圍內首次研究傳媒語言的“鼻祖”并不過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編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論文集首次將語言與大眾傳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論文集討論了新聞廣播語言、東西方新聞差異、廣告以及圖形傳達意義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開學界對“電子郵件語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討論了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分析傳媒語言有別于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傳媒語言的原因。他認為,對傳媒語言進行分析話語有助于詳細了解媒體輸出的本質,而語言分析側重于文本(texts),語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話語實踐以及社會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6]該論述高瞻遠矚,無論對話語分析還是傳媒語言研究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俄羅斯大眾傳媒語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聲稱要發展傳媒語言學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點研究仍集中在新聞語篇(現在被稱為傳媒語篇)以及迅速發展的功能和文體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編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論文集匯集了學者對多種傳播媒介的分析:博客、電子郵件、傳真、網絡實時聊天系統(IRC)、聊天、即時通訊、短信(SMS)、情書、郵政卡和電子賀卡、電話、廣播、電視,以及諸如網頁文本、維基百科條目和網站超文本網站文化。文集對新媒體萌現、新媒體語境中的語言變化以及相關新、舊媒體之間技術演進背景下語言和文化的變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8]

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傳媒語言界面的東學交融

我國的語言學研究歷史悠久,相對而言傳播學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復旦大學主辦的新聞學核心期刊《新聞大學》第一次出現了專門介紹傳播學理論的文章,隨后,包括北京廣播學院在內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傳播學者開始譯介、學習和研究國外傳播學的方法和成果,建立與世界傳播學界對話的共同經驗范圍。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傳播學列入博士、碩士專業目錄,標志著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地位的確立。(一)學術論文:方興未艾在我國,各類期刊上對傳媒語言的研究始自語言學或外語教學領域。以我國最早的外語類期刊《外語教學與研究》為例,該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別從理論和實踐方面集中介紹了中外高校在外語教學中利用現代技術設備的問題,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該刊第二次介紹刊登同一類型的問題卻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學術界開始對“電影劇作的語言特色”[19]和“現代俄語報刊語言句法結構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現了“新聞標題英語”[21]、“新聞廣播語言的特點和詞語變化”[22]、“刊物的科技資料翻譯”問題[23]、“對外語(西班牙語)電視語言的分析”[24]以及“廣告英語”等方面的研究論文,遺憾的是6年之后學界才出現了對廣告語言的再次學術探討。1986年,學界開始對“兩篇旅游文章的文體比較”的研究。[25]1987年,陳四益指出“報紙雜志的編輯要負起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責任語文建設”,[26]12年后張普在中國科協首屆學術年會中提交了“關于網絡時代語言規劃的思考”的學術論文[27],堪稱國內學術界傳媒語言規范與規劃研究的先驅。2003年,王翰東在《電視通俗文化中的話語活動》通過對菲斯克的《電視文化》簡要介紹,論證了文本結構與社會結構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對豪車與美女的廣告模式與競猜秀中潛藏的意識形態作了分析。[28]2004年后,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研究乏善可陳的局面發生了變化,傳播新領域的核心期刊《新聞與傳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新聞與傳播研究》、《當代傳播》等6種期刊中,符號學、話語分析理論論文數量共26篇,占所有論文總數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議題的榜首。近10年來,國內學者對傳媒語言的研究散見于學術期刊論文,如網絡語言方面,多從修辭的角度研究新詞新語,研究內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詞和語用、修辭等方面;還有不少論述從語用學的視角對報刊語言、影視語言(新聞、主持人話語風格)、網絡話語(網絡聊天話語、電子郵件等)、手機語言(SMS)、廣告語言、外宣語言交際進行話語對比分析以及研究新聞語言、學術語篇的語用語體。還有的研究專注于傳媒語言的翻譯工作,覆蓋范圍較廣,涉及影視語際互譯、學術語篇、外宣資料公示語及創意產業翻譯研究等方面。(二)專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齊滬揚出版了《傳播語言學》一書,在語言學界首開傳播學與語言交叉研究先河,對語言符號、語言信息進行界定,并從心理學的視角探討了語言理解和語言運用的過程,借用傳播學的術語介紹了語言傳播的類型、語言傳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許嘉璐在姚喜雙、郭龍生編著的《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傳媒語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雙、郭龍生提出了傳媒語言研究應該關注的熱點問題,如傳媒語言的定性、內涵、外延分類及規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傳媒語言研究從學術定位、方法、分類、傳承等方面進行了論述。[31]2005年,童之俠出版了《國際傳播語言學》一書,較為詳盡地分析了國際傳播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國際傳播語言學的理論來源與相關學科、傳播媒體及其語言特點、報紙期刊及其語言特點、廣播電視及其語言特點等。[32]俞香順(2005)的《傳媒•語言•社會》[33]以及紀秀生、索燕華2010年出版的《傳播語言學》[34]探討了語言在傳播中的特性、語言在傳播中的功能、語言在傳播中的局限、語言在傳播中的發展、文學語言的傳播藝術、新聞眼的傳播形態、廣告語言的傳播功能等。(三)學位建設:引領潮流國內學界對傳媒語言系統研究“集大成者”當屬姚喜雙教授:姚喜雙教授身兼教育部語言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語委語用所所長、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主任、廣播電視語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數職,是北京語言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央電視臺業務指導委員會委員。近年來,姚喜雙圍繞“媒體與語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國家級項目——“媒體及媒體語言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研究”(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廣播電視等媒體語言研究”(國家語委“十五”科研規劃項目)等,編著了《媒體與語言——來自專家與明星的聲音》(2002)、《媒體語言大家談》(2004)等著述,以廣播電視語言為原點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論文,并于2009年在國內首創“媒體語言學”方向博士點。[35]縱觀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申報,從1993-2011年共有114項課題涉及傳媒語言研究。

傳播學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 變遷 文化發展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8-0069-02

《文化變遷》一書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系克萊德·伍茲先生撰寫，作為美國“文化人類學分科入門叢書”中的一冊，本書系統、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西方文化人類學中變遷研究的理論、方法、現狀，并結合理論方法描述了危地馬拉高原的變遷情況，直觀地給讀者展示了這一地區現代化進程中變遷的方方面面。且文化變遷是人類學研究的一個永恒話題，對于中國社會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指導作用。

一、文章結構

本書分別由以下五部分構成：

（一）人類學和變遷歷史透視

本文第一章主要是介紹人類學對于變遷問題研究理論的總體情況，并評價出這些理論的貢獻和弊端，為之后自己關于變遷研究做了鋪墊，也算是關于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綜述。

變遷的理論主要涉及了人類學的三個學派：古典進化論學派、傳播學派、新進化論學派。在作者看來，古典進化論學派把人類社會單線進化的理論建立在“人類心性的一致性”上的假設是不全面和不真實的，嚴重忽略了民族間接觸導致文化特質的借用和傳播情況；傳播學派則把他們宏大的理論建立在借用的基礎上，忽視了人類的創造性；新進化論中懷特的“普遍進化”將技術作為文化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過于簡單化了，斯圖爾德的“特殊進化”把文化變遷置于更廣闊的范圍內，探討特殊事例的變遷規則。

（二）變遷的發生

變遷是所有社會文化體系中永恒不變的現象。作者提出，創新是所有文化變遷的基礎，包括文化長期的變異、發現、發明和傳播借用。即當一個社會文化環境或自然環境發生改變時，人們就會做出一定的適應行動，于是變遷接踵而至。當然，反過來說，社會中發生了創新活動，也可以促使社會文化或自然環境的改變，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

（三）關于變遷的基本概念

借用（傳播）：它是社會文化變遷最基本的形式，文化從某一時間某一地區的某一民族傳播到另一個民族中，這一文化特質不會被完全復制，而總是因為生態環境（包括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不同而呈現很大差異，決定于這一文化特質與本地文化適應的程度、可鑒性、優越性、可行性等因素。例如：景教、基督教都曾在我國古代中原地區傳播，但由于當時中原已有發達的儒家文化占統治地位，相比起來它們輸于優越性和可行性。

而涵化則是傳播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是“在兩個先前獨立存在的文化傳統進入持續接觸，并且其接觸的程度足以引起一個或兩個文化產生廣泛變遷的時候發生的”。這種涵化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社區的。

在文化借用的過程中，同時也發生了重新解釋文化的現象。一種外來的文化特質不可能被按照原貌傳遞和接受，總會和當地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并納入該民族的文化體系中。這一現象非常常見。

其次，當不發達的民族開始接受較為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時，他們一般接受的是一系列技術方面的影響，而不僅僅是一種文化要素——即技術的變遷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系列連續變遷。這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形成一種概念，變遷是一個不斷發生的社會過程，它們被穿在時間的鏈條中一環扣一環，連鎖反應。就如現代計算機的發明，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體現在文化、經濟、政治各個方面。

（四）方法論——指導變遷與參與式發展

在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群體發生持續接觸時，一個較先進的民族會主動地和有目的地介入另一個民族的技術、社會和思想習俗，即指導變遷。作者也用了很多例子來強調，指導變遷一定要適應當地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習俗，考慮引入的技術是否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尊重被接受者的反應。那么，如果促使當地居民參與這一變遷過程，讓他們親身體驗到新技術方法的優越性，指導變遷的行為就更加事半功倍。

同時，作者介紹了人類學在研究文化變遷中的四個基本方法：

1.歷史復原法：依賴于文獻記載的資料、考古的記錄或當事人的回憶，復原過去的歷史。要注意的是我們必須做到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和回憶者精準的記憶。

2.剖面分析法：通過觀察在時間上的某一點，社會中人們行為、信仰與態度的變化范圍來推斷變遷的進程。不過這屬于個案研究，只能代表該社區的特殊變遷，而不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3.研究——再研究：回到一個先前被研究過的社區重新研究。這種研究的方法有嚴重的局限性，不同的調查者由于其在理論方向、資料種類、偏向上的不同，研究出的結果也可能大相徑庭。

4.縱向研究法：用歷時態的視角精確地記錄某一地區變遷是什么樣的，為什么變遷以及如何變遷，但這種研究會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5.應用概念、理論和方法描述危地馬拉變遷

由本書作者發起的“危地馬拉研究計劃”應用了社會文化變遷的概念和理論方法對這里做了一個縱向的變遷研究。

二、評價

（一）對變遷模式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