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心理學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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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理學的發展史范文第1篇
一、皮亞杰的道德發展理論
皮亞杰是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他采用獨特的視角研究兒童道德的發生和發展。在皮亞杰看來，對于道德規則的理解程度可以作為衡量兒童道德發展水平的指標，以此為起點可以逐步認識到兒童道德發展的本質。
為了研究兒童的道德判斷標準，皮亞杰開創性地采用了對偶故事法探尋兒童的道德發展進程。所謂對偶故事是指兩則暗含道德判斷、內容相似，但是事件性質卻截然不同的故事。比如，一個孩子因偷吃冰激凌而打碎了一只放在冰箱里的碗，而另一個孩子卻因為幫媽媽洗碗不小心打碎了五只碗。皮亞杰在繪聲繪色地給兒童講完故事后，讓兒童回答哪一個兒童更應該受到懲罰。通過讓兒童對故事的主人公做出道德判斷來研究兒童的道德發展水平。通過一系列諸如上例的對偶故事，皮亞杰得到了有關兒童道德發展的規律。他認為兒童的道德發展經歷了一個從“他律”到“自律”的過程?！八伞敝傅氖莾和牡赖屡袛嘁勒胀庠诘臉藴?，其道德判斷受到客觀存在的驅使；“自律”指的是兒童的道德判斷由自己主觀的標準左右，其道德判斷受到主觀意志的影響。
在上述的例子中，處于“他律”階段的兒童傾向于認為打碎五個碗的兒童更應該受到懲罰，而處于“自律”階段的兒童則認為偷吃冰激凌的兒童更應該受到懲罰。處于“他律”階段的兒童傾向于以行為結果作為評判依據，并不考慮動機問題。這一階段的兒童傾向于聽命于外部權威，如家長、教師及年長兒童。在他們看來，這些規則是必須要服從的，至于為什么要服從，他們卻并不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尤其是認知水平的發展，到10歲左右，兒童開始逐步從“他律”階段向“自律”階段轉變，這種轉變是循序漸進的，并且是不可逆轉的，進入到“自律”階段后，兒童認識到規則不再是權威的意志，而是在公共關系中彼此都能認可和遵守的一種社會產物，兒童開始對規則的運用和控制感興趣，追求一種社會性的快樂了。
皮亞杰的研究讓我們對兒童青少年的道德發展進程有了基本的認識，但是“自律”階段是否就是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10歲后兒童的道德是否會繼續發展？這些皮亞杰并未給出答案。而科爾伯格在皮亞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兒童青少年的道德發展歷程，延伸了道德發展理論。
二、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
科爾伯格認同皮亞杰關于年幼兒童以事情后果為道德判斷標準，而年齡稍長兒童則多以目的為道德判斷標準的觀點。但是，并不是所有以目的為道德判斷標準的兒童青少年的道德發展水平都是一致的，其內部也有差別。經過長期的實驗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科爾伯格提出了自己的道德發展理論。
科爾伯格采取兩難故事法進行道德研究。兩難故事指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境中面臨兩種選擇，這兩種選擇都有道理，但是只能將其中的一個作為唯一選擇，而這也勢必違背了另外一種選擇。比如，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窮人，老婆得了重病，無錢買一種特效藥，為了給老婆治病，這個窮人鋌而走險，去偷了這種特效藥，而這顯然也違背了法律。在實驗中，科爾伯格要求兒童青少年對故事中的行為做出道德判斷，并說明理由。在科爾伯格看來，研究對象的答案并不重要，其解釋答案的理由才體現出其道德發展水平。根據對研究結果的分析，科爾伯格把道德發展劃分為三個水平。
第一，前習俗道德水平，處于這一水平的兒童考慮的是行為的后果及對自身的利害關系，以自私為主要特征。這一水平包含懲罰定向階段及天真享樂主義定向階段兩個階段。處于懲罰定向階段的個體認為凡是能避免懲罰的行為都是好行為，他們遵守規則是為了避免懲罰；處于天真享樂定向階段的個體認為凡是有利于自己需要的行為就是好的，他們遵守規則是為了獲得回饋或贏得獎勵。
第二，習俗道德水平，處于這一水平的兒童開始關心他人的需要，產生了滿足社會需要的愿望，以贏得他人或者社會的贊許為主要特征。這一水平包含好孩子定向階段及權威或秩序導向階段兩個階段。處于好孩子定向階段的個體按照好孩子的標準要求自己，以行為是否獲得他人喜愛或贊揚作為主要的道德判斷標準，他們遵守規則是為了滿足人際關系和諧的需求。處于權威或秩序導向階段的個體已經意識到社會秩序和法律法規依賴于個人履行應盡的責任，他們為避免遭受違法的譴責，刻板地遵從社會法律、法規。
第三，后習俗道德水平，處于這一水平的兒童開始以自己的內心是非準則為判斷依據，體現了道德判斷的主動性和靈活性。這一水平包含社會契約階段及普遍倫理原則定向階段。處于社會契約階段的個體認識法律習俗的道德準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社會契約，這種契約是可以商定和改變的，個體開始更為靈活地把握和應用規則，從各個角度辯證的評判是非善惡。普遍的倫理原則定向階段是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個體，其判斷標準超越了具體的規章制度和道德準則，開始探尋道德的本質意義，其行為依據的是內心準則。
科爾伯格認為大部分個體的道德發展均遵循上述三大水平六個階段的順序，各個發展階段不能跨越。一般而言，兒童在10歲前大多處于第一個發展水平，13歲后半數以上的兒童進入到第二個發展水平，16歲后大約30%的青少年可以進入到第三個發展水平。科爾伯格強調從前習俗水平到后習俗水平的發展不是自動發生的，而是青少年在認知成熟的基礎上，不斷進行道德推理，由低到高循序發展到較高級別的后習俗水平。
三、國外道德發展理論對我國道德教育的啟示
盡管皮亞杰和科爾伯格并沒有重點探討道德教育問題，但是他們對兒童青少年道德發展的研究以及提出的道德發展階段理論，對于我們了解兒童的道德發展狀況，推進我國的道德教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兒童青少年的道德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一般來講，年幼的兒童在道德觀念上容易接受權威及規則，這時父母及教師要樹立權威形象，教導其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的兒童并不能夠理解規則的意義，所以常常會出現言行不一的現象，這時家長及教師絕不能濫用權威，斥責懲罰，這樣做不僅不能促進兒童道德的發展，還有阻礙的作用；對于年長的兒童，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規則是可以通過協商產生的，所以對家長及教師的權威不再像之前那么無條件相信，甚至可能出現各種叛逆行為，這是道德發展的正常結果，這時家長及教師要更多地采取民主式的做法，通過相互的溝通和交流啟發孩子進行道德思考，促進其道德判斷的主動性，協助其順利地向更高一級的道德水平發展。
第二，在培養兒童道德觀念的時候要依據其年齡特點及道德發展水平進行教育，不能進行超出其道德發展水平的教育，也不能進行落后于其道德發展水平的教育。舉例來說，我國的道德教育從小就灌輸團結奉獻和樂于助人等宏觀的道德觀念，而兒童對于這些道理卻并不能真正理解，這類型的教育就遠遠超出了其道德發展水平，倒是可以嘗試進行一些愛朋友、愛家人、愛小動物等能夠被兒童所理解的教育，在培養其此類日常生活習慣的過程中，慢慢提高其整體的道德發展水平。對于中學生來講，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都已經進入到了“自律”階段或習俗發展水平，對于規則的理解較為成熟，這時家長和教師如果再一味的采取說教的教育方式，往往會引發其反感，達不到教育的效果，不如放低姿態學著與其做朋友通過引導式和啟發式的教育方法促進其道德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學校和家長要注重各類社會交往對兒童青少年的道德促進作用。對于兒童來說，同伴是最為重要的社會交往對象，在與同伴的交往活動中，兒童對規則不斷深化理解，容易發展出關心他人等能力，有利于更高級道德意識的產生，為日后的社會交往奠定良好的基礎。此外，學校及家長要適時創造機會讓兒童開闊眼界，創造機會讓兒童結識優秀人才，利用榜樣的力量促進其道德發展。
兒童心理學的發展史范文第2篇
所謂德育學與心理學之相關性，是指德育學、心理學作為兩門獨立的科學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相互關聯的，彼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面分別從德育學和心理學兩個角度來考察二者的相關性。
（一）
首先從德育學的角度來考察。
德育學是研究德育過程中一般規律的科學。德育作為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德育思想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與整個教育思想理論是同步的，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但是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它則晚于教育學產生在近代。現代的德育學理論是傳統德育思想理論合乎邏輯的發展成果。無論是傳統的德育思想理論，還是近現代的德育學，從來都是重視研究德育客體的心理現象，注意吸收心理學的有關研究成果的。
就我國而言，由于古代德育一直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因此德育思想異常豐富，構成了一幅以儒家為主干的各種德育思想交互作用的漫長畫面。我國古代思想家在對德育問題進行研究時，很早就已不自覺地涉足心理學問題。比如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之作《大學》在論及如何進行個人修養這樣一個德育問題時，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這段文字說明：古人已經認識到修養不是外在的修身而是內在的修心；提出“正心”、“誠意”的修養方法，而這些用現代的科學術語來說，就是調整自身的心理狀態。又比如，貫穿我國古代德育思想始終的人性論問題實際又是個心理學問題。德育要培養人，要教人怎么做人，必然要解決什么是人這樣一個理論問題，因此早在先秦的思想家們就對人性的起源，人性的善惡進行思考，進而又對人性的構成加以分析，直到宋代產生較完備的心性學說，這是為深化德育思想所作的理論工作，同時它又開辟了心理學思想的理論道路。
如果說在我國古代，德育思想和心理學思想還處于彼此交融的狀態，二者的相關性還更多地為融合性所遮掩的話，那么到近現代，當德育學和心理學都已發展成為獨立的科學以后，二者的相關性就更為明顯了。下面仍然從德育學的角度來論述。近十年來，我國出版了不少德育學方面的著作，這里列舉幾部以說明這個問題。早在1986年全國六所院校教育系編寫的《德育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就指出：“心理學是研究人的心理的產生和發展規律的科學。這對于德育學研究人的品德的心理基礎，為德育提供心理依據，提高德育功能是不可少的。所以德育學要吸取心理學研究成果，為我所用?！保ǖ?頁）在1990年上海楊德廣著《大學德育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又明確提出：“大德育的概念，……包括政治品德、思想品德、倫理道德、個性心理品質等四方面的內容?！保ǖ?頁）該書還專門列出一章，應用心理學理論來論述現代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在1993年南京大學張錫生著《高校德育導論》（東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又提出：“隨著高校德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大學生中反映出的許多問題，往往不是思想品德問題，而是心理健康問題?！保ǖ?00頁）該書還提出在德育塑造的方法上要吸收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又比如，我國臺灣七十年代由龔寶善編著的《德育原理》（國立編譯館出版）中也談到了德育理論要吸收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第40頁）。
再就外國而言，德育學也一直注意心理問題。比如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在其所著《教育學》中專列了一章論述“心理的訓育”，闡述如何在德育過程中進行認識、感覺、想象、記憶、注意等的培育。當代美國德育學是西方德育學的集大成者，它也繼承了西方德育中注意心理因素的傳統，當前美國大學德育實踐中廣泛地開展心理咨詢和治療服務，正說明了這個問題。又比如，和我國有類似文化傳統的日本，其德育學同樣注意心理問題，在日本所列的中學16條德目中，有兩條是與心理有關的（見崔新錄《德育新探》，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出版）。
（二）
其次，從心理學的角度考察。
無論是在外國還是在我國心理學史上，品德的產生和發展問題一直為思想家們所關注。近代科學心理學誕生以后，特別是教育心理學出現之后，更有許多心理學家專門致力于品德發展的研究，從而使心理學與德育學緊密關聯。
早在1894年，英國的巴恩斯、美國的夏倫勃格就分別在英國的《教育論叢》雜志上發表《兒童心目中的懲罰》和《兒童的公正觀念》兩篇論文，標志著心理學家開始涉足德育學領域。進入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這方面的研究規模日益擴大，涌現出一批知名的心理學家，在英國有麥考萊和瓦金斯，在美國有哈茲霍恩和梅，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瑞士著名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1930年皮亞杰出版了《兒童的道德判斷》一書，對以后西方兒童品德發展研究具有重大啟發意義。二次大戰以后，又有一批兒童品德發展研究的專門心理學家，在美國有哈維豪斯特和泰伯，英國有斯溫森，這期間比較突出而且對現今仍有影響的是美國哈佛大學兒童道德發展和教育研究中心以柯爾柏格為首的一批心理學者。
以上簡單的歷史回顧表明，在整個西方心理學發展史上，心理學家們從來都是關心德育學問題的，而且這方面的研究正隨著心理學本身的發展而不斷深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我國出現了教育心理學的一個年輕分支德育心理學（遼寧師大韓進之、王憲清1986年編著出版了《德育心理學概論》一書），這標志著心理學和德育學的相關性已在心理學領域結出累累碩果，從而以科學的力量證明了心理學和德育學兩門獨立科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規律。
（三）
上文從學理上論證了德育學和心理學之相關性，綜合地看，二者的相關性主要表現在：第一，德育過程中德育客體的品德和心理發展是二者共同關心或研究的課題；第二，德育學吸收和借鑒心理學的有關研究成果。既然德育學和心理學在理論上存在這么一種特殊的相關性，那么我們提出在高校德育中開展心理素質的培育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那種認為心理素質培育與德育關系不大的論調顯然是沒有道理的?，F在的問題是，事實上對德育客體的品德和心理發展規律的研究，心理學要比德育學深入得多，為什么要將心理素質培育納入到德育的體系中來呢？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兩點理由：
第一，理論和實踐畢竟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東西，應當加以適當區分。心理素質培育，落腳點是“育”字，顯然它直接是個德育實踐問題，雖然對于德育客體品德心理發展規律的研究，德育學比心理學要遜色得多，但心理素質培育的實踐本質是無可置疑的，所以將它納入到德育體系中更順乎道理。
兒童心理學的發展史范文第3篇
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人類知識的增長、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學共同體的開放態度，使得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的研究越來越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與此同時，關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觀念、理論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特別是對交叉學科研究的認識論基礎和方法論問題的探討，更是幾成顯學。對于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為中心的交叉學科的認識論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間的相互作用的認識論的理解構成了本文的主題，文中的討論將在科學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范圍內進行。
一、交叉學科的本質及研究意義
在剖析交叉學科現象的本質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學科的定義。按照我國著名科學家、交叉學科研究的倡導者路甬祥的說法:所謂交叉學科，就是指兩門或兩門以上學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綜合理論或系統學問”［1］。應該說明的是，這種學科之間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簡單機械地拼湊，而是依據學科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而聯結和滲透的結果。一言以蔽之，是各個學科間“有機的融合”。一般說來，學科交叉過程中的諸學科都是要納入到特定的社會化的科學結構里的?，F代科學結構包含了傳統的基礎科學(如物理學可分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態物理、等離子體物理等)、綜合科學(如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優勢學科———空間科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建筑科學、災害科學等及其衍生科學)、橫斷科學(如控制論、信息論、復雜性科學等)和在上述三類科學基礎上形成的交叉科學。通常交叉學科有不同的分類標準。但大體上可分為“大交叉”和“小交叉”兩大類:前者指學科親緣關系較遠的學科之間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之間的交叉;后者是指學科親緣關系較近的學科之間的交叉，如自然科學內部、技術科學內部或是人文科學內部、社會科學內部各學科之間的交叉。當然，這都是相對而言的，在歸納時切不可過于拘泥學科的性質。著名刊物《第歐根尼》中所選論文就屬于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間的學科交叉，以及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間的研究(涉及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與生態學、地理學、建筑學、環境科學、交通科學、計算機科學、醫學、計量學等傳統學科及相應的交叉學科)。具體說來，當代學術界的交叉學科群落既包括諸如文學哲學、文學人類學、歷史社會學、哲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城市美學、犯罪心理學、開放經濟政治學、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少數民族美學、文藝法學、知識管理學、虛擬人類學、國際經濟學、技術經濟學等“小交叉”研究的論文，也包括像經濟物理學、時間經濟學、視覺人類學、工程法學、社會工程學、科學社會學、工業設計、環境藝術、城市生態學、空間法學、媒體藝術、生態行政學、知識計量學、計量經濟學、社會運籌學、網絡社會學、航天醫學工程學、電子政務學、交通美學、古生物考古學、神經語言學、認知心理學、石油金融學、世界睡眠醫學、藥物經濟學、技術管理學、社會統計學、環境社會學、市政工程學、生物信息學、水文社會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邊緣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科學發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學科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這種因交叉學科或交叉學科群的衍生而導致的學科進化的趨勢里，包含著深刻的科學意蘊和時代精神。從本質上說，學科交叉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一個規律性的問題。那就是世界萬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這種事物的演進過程中，還存在著動態性的“無序”或“涌現”現象?？茖W哲學家勞丹認為，科學或學科發展的“無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暫時的、個別的?！盁o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學研究“從本質上是解決問題的活動”［2］。換句話說，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依賴于單一學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的學者的共同努力和學術突破。學科的界限并不重要，關鍵是問題的提出和解決的過程是否具有原創性和富有成果。因此，這就是科學自主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動力所在［3］。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的研究領域的劃分，在很大程度上關乎學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徑。美國科學學專家夏皮爾提出的“域”理論模式對于我們理解交叉學科的性質很有助益。夏皮爾認為，三個世紀以來，我們的科學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將特定的對象孤立起來加以考察。他把這種特定的、孤立的研究專題稱之為“域”(domain)。這種“域”大體相當于學科研究的領域或跨學科的領域和研究課題。因而，所謂的科學發展就表現在各個學科領域的增加減少或刪除合并的變化上。領域的變化往往會引發學科交叉現象的產生?？茖W也由此被內在地劃出大小不等的界限來［4］?？茖W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產生在交叉學科叢生的科學領域里。這一點已得到了證實。通過對百余年來諾貝爾獎的分析發現，該獎普遍存在著學科交叉現象。如果以二級交叉、三級交叉為標準的話，那么，幾乎所有的物理學、化學、生理或醫學獎都是學科交叉的產物［5］。這些原創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學、基因工程、超導物質與理論、化學熱力學、電化學、化學動力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工程學等跨學科的領域及相關的基礎學科中。可以說，未來的中國科學界和教育界在參與國際競爭過程中也必須將發展交叉學科視為國家和一流大學發展的戰略。時至今日，交叉學科研究的意義已無須贅言。
二、人文—社會認識論
眾所周知，人類的認識歷程是跟人類知識的發生與增長的過程相應的。從中國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孫龍子等)、古希臘哲學家(如泰勒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來的思想家(康德、休謨、笛卡爾、培根、盧梭、孟德斯鳩、孔德、斯賓塞、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等)，都曾經為提出和完善古典認識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進入20世紀以來，卡爾•波普爾、托馬斯•庫恩、保羅•費耶阿本德、漢斯•萊辛巴哈，以及狄爾泰、伽達默爾、舍勒、曼海姆、舒茨、卡爾納普、德里達、巴恩斯、布魯爾等人則為認識論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應該說，他們的認識理論在試圖解決現代知識增長問題和科學精確化以及跨學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認識論理論資源和成果將是有意義的，同時也對我們深化認識交叉學科的本質不無益處。所謂“人文—社會認識論”是指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認識論取向。它對解釋和理解在人文學科與人文學科間、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間、社會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三組跨學科研究的認識過程及其本質，具有預設的認識論價值。這是一個筆者首次提出的將人文認識和狹義的社會認識融合或整合起來的一個新概念，比以往的“社會認識論”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會的事實，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會性的二元合一特質。從學科發生和發展的規律及知識點的分布來看，諸如文學批評、藝術理論、歷史學、文化研究、元哲學、人類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都存在著不同于一般社會科學學科的特質。但是，長期以來或者不很認同人文學科的科學性，或者將其簡單地歸并于社會科學范圍之內。實踐表明，這樣做的結果一定有助于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邊緣研究。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曾經在《人文科學認識論》一書中提出了“人文科學認識論”的概念，并指出人類和社會科學研究將出現融合發展的趨勢。他對于人文(社會)科學認識論所做的思考，直到現在對我們還很有啟發意義。當然，以其發生認識論為理論基礎、拓展其整個認識論的邏輯，也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他反對在“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做出本質的區分，因為在他看來，一切社會現象都取決于人類的生理、心理和社會過程。這種看法帶有強烈的發生心理學的味道。為此，他將人文科學簡單地分成四種類型:一是“正題法則科學”(即探索“規律”的科學，如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人種學、語言學、經濟學、人口統計學等);二是“人文歷史科學”(主要是以重現和理解時間長河中展開的人類社會發展史、生活史為中心的歷史科學);三是法律科學;四是哲學學科［6］。以人類學為例，它也必須遵循人文科學認識論。比如，人種學和認知人類學以及文化技術學都可以視為特定意義上的人類認知領域的學問［7］。盡管在一般人看來，屬于比較認識論的范疇。人文科學還必須具有一種能把科學領域的理論與關于理論的知識聯系起來的主題意識，這一點不容忽視。毫無疑問，社會認識論的主題意識乃是指向社會認知過程的。它的核心議題是根據某些社會科學學科和社會認知科學而分析出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的社會知識與經驗。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社會認識論研究室主任伊利亞•卡薩文教授認為，現代社會認識論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爾納普等人的認識論思想，其知識要素是由社會客體、社會主體和社會認知條件三者所決定的。每一個因素都具有社會知識來源的作用。古典認識論突出了社會客體，將知識置于研究的重點。相反，對來自于主體的知識或者視為一種阻礙，或者視為主體的基礎［8］。誠然，作為一種社會決定的現象的知識問題，其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及其交叉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在文化與人類學、傳播與符號學、社會與制度等社會文化語境的社會認知模式中，都存在著強烈的人類社會本質的影響。其中，也包含了知識社會學和社會建構理論所關注的意涵。這一切在維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頓、普里查曼、格爾茨、加芬克爾和盧曼等人的相關人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現。
三、科學—技術認識論
這里的科學—技術認識論，是將科學哲學界的科學認識論和技術認識論融合或整合起來的結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筆者不喜歡使用的“科技”一語;另一方面，則可以將技術納入到科學的“大家庭”里，以及將科學視為一種技術的“物化”過程的科學基礎。其實，從本質上來說，科學只有一個，就是“科學”。科學是科學，技術也是科學。我們發現，諾貝爾科學獎中有90%以上的獎項授予了基礎理論方面的重大創新科學成就，而極少給予技術產品的發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實驗室之所以不斷獲獎就是因為它始終處于分子生物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的國際學術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礎上將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醫學、數學和工程學緊密地結合起來的多學科研究結果。學科交叉的絕對性和現代性，使學術研究呈現出“去單一化”的態勢。交叉性、邊緣性已成為科學難以拒絕的選擇。“元科學”與交叉學科的融通，已變成學者的一種基本責任?？v觀20世紀以來的科學技術哲學，我們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學認識、技術認識變革的理論基礎，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論變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學認識論，可以說是始于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歸納解釋法和英國哲學家休謨的懷疑主義的［9］。但歸根結底，我們了解到的科學認識論的基礎就是歸納法和演繹法。這一點幾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學和技術認識論的鐵律。應該說，人類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過程是十分漫長的。近代科學技術興起至今，已經歷了至少五個世紀的時間。直到波普爾、庫恩、費耶阿本德和海德格爾等人為止，才算是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圖景。根據波普爾的觀點，科學知識表現為某種關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規律和規律的理論或描述。在他看來，只有理論知識才能發現真理，才能實現對世界(即客觀物質世界、主觀意識世界和客觀知識世界3個世界)的具有真正價值的猜測。然而，理論知識永遠不可能被證實或確認是真實的，盡管它可以接受嚴格的批判性檢驗。科學發現的邏輯就是，科學發現始終得到理論的指導，而理論卻不是由于觀察而得到的發現。說起來這似乎像是一個科學認識的怪圈，但事實上科學發現的過程的確是異常復雜的，對其本質的認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與波普爾不同，庫恩則認為，科學知識的作用是在一種總的觀點即一種世界觀的范圍內形成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知道我們如何看待現實，各種理論可以接受或摒棄的標準是什么，或者什么時候可以認為理論是可以被證偽的。科學界的這種觀點是由各種實例和各個學科間的矩陣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學界視為范式的解決各種問題的具體方法;后者則是“科學共同體”的“普世”基礎或共同義務、信念和價值的觀念［10］。按照庫恩的思想，科學的變化過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連續性的，會帶來深遠的認識論后果。由此，他將科學分成正常的科學和特殊的科學。交叉學科很類似于這種可以隨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學，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學科矩陣的約束。在科學認識論和技術認識論上，費耶阿本德和海德格爾分別強調“怎么都行的”科學經驗主義及技術異化論。人類科學技術史表明，科學(基礎科學)理論的提出和完善對技術發明及應用往往會產生基石的作用。沒有基礎科學理論的突破，就談不上普遍的技術進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術上的支撐，也不會進一步為基礎科學理論的創新提供“人工物”或技術實踐上的驗證。這是現代科學技術認識論的本質特征的體現和互動規律。理論化知識和技術性知識的相互作用，不僅可以避免科學進步的停滯不前，而且也可以促進新穎、創新的方法論的被采用，從而有助于實現破舊立新和建立科學技術新秩序的根本目標。科學技術的跨學科研究作為一種知識增長的方法論選擇，其合理性也將隱藏于上述目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