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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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的范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國際勞工標準 社會條款 社會傾銷
1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概述
“國際勞工標準”是由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一般是指由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公約和建議書等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所體現的旨在保護全世界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國際規范。國際勞工標準的產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國際貿易競爭。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可追溯到19世紀，美國率先于1890年開始禁止進口囚犯生產的產品，并于1930年將禁止進口的范圍擴大到所有強制性勞工生產的產品。
二十世紀末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極力主張將勞工標準問題與國際貿易掛鉤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1)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發達國家惴惴不安，因此發達國家將自身發展困境統統歸咎于發展中國家的低勞工標準。(2)WTO多邊貿易體制中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勞工標準所特有的復雜性、隨意性、隱蔽性等特點迎合了發達國家設置新的貿易壁壘的需求。通過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不僅扼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而且轉嫁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危機。
2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問題兩種不同態度的理論基礎
2.1支持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理論依據
在主要發達國家，認為國際勞工標準與國家貿易應予掛鉤有“人道主義論”、“貧困進化論”、“移民壓力論”、“社會傾銷論”等幾種觀點，但其主流觀點是“社會傾銷論”。
“社會傾銷論”認為，一些發展中國家使用童丁以及囚犯來生產出口產品，導致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很低。還有些發展中國家禁止勞工建立工會組織，導致工人工資被隨意壓低，工時被隨時延長，這事實扭曲了產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產成本降低。該情形使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大為減弱。這種因低勞動力成本形成的出口產品競爭優勢使其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優勢，可以認為是對出口產品的變相補貼，違反了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宗旨。這種由于種種原因致使勞動工資低下及其他社會條件惡劣形成的出口產品競爭優勢就是社會傾銷或日勞動力傾銷、福利傾銷。這種社會傾銷現象會導致執行高勞工標準的國家將面臨一系列負面影響。所以該理論認為應將勞工標準和國際貿易掛鉤，對低勞工標準的國家予以貿易制裁，而不能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獲得利益。同時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以貿易制裁促進勞工標準的提高是防范不正當競爭、恢復和維護公平競爭局面所必需的。
2.2反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理論依據
對發達國家的勞工標準應與國際貿易掛鉤的主張，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均持否定態度。其否定的理論大致包括特“比較優勢論”、“特定文化論”、“投資區位調整論”、“與貿易無關論”等幾種觀點，但其主流觀點是“比較優勢論”。
“比較優勢論”認為，不同國家的勞工標準存在差異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發達國家的“社會傾銷論”完全抹煞了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石即比較優勢理論，否認從發展中國家獲得利益。有“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礎。目前的發展格局只能是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優勢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優勢的比較格局，國際貿易自由化也只能在此基礎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發達國家要求制定統一的勞工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邏輯思路，也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也同樣可以要求限制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優勢的發揮。這樣有違開展國際貿易的宗旨。發展中國家認為，勞動力成本的國際差異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勞動力成本如同各國的自然享賦一樣是一個外在變量，它所形成的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和貿易的基礎，這種比較優勢，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有好處，不會對發達國家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是兩個領域的范疇，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體福利水平是通過貿易自由化發展全球經濟，而不是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限制國際貿易的自由化發展。
3當前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3.1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實踐
雖然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沒有將勞工標準納人WTO多邊規則中，但為了進一步促進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掛鉤，發達國家正以雙邊貿易協定為突破口，積極推行國際勞工標準。例如。2001年正式生效的《美國一約旦的自由貿易協定》，首次將勞工與環保標準納人其協議內容。此后，2003年，美國與新加坡、智利、越南、柬埔寨等國的雙邊貿易協議中也都納人了勞工標準。
3. 2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發展趨勢
作者認為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是必然趨勢，其理由主要在于:
(1)它符合各國的長遠利益。目前仍存在著生產商為獲得較高利潤而壓榨勞動者的情況。低成本策略不僅損害了人權，更破壞了國際貿易中的公平競爭秩序。各國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可能很難對某些不當的降低標準行為做出公正的處理，但各國對自己的進出口貿易都相當敏感，因此將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有利于促進國際勞工標準的實施，最終更好地維護各國勞工的基本權利，它符合各國的長遠利益。
國際貿易的范疇范文第2篇
國際貿易慣例一詞的使用頻率日漸增多。但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在國際貿易慣例的涵義、國際貿易慣例的法律屬性等問題上認識都較模糊，分歧頗大。
國際貿易慣例要義闡釋。
《辭海》對外貿易一詞是這樣定義的：一國或一個地區與他國或另一地區之間的商品買賣活動，即國際間的商品交換。對外貿易由進口和出口兩個部分組成，亦稱進出口貿易，而國際貿易則是各國對外貿易的總和。 如果認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則這一定義并無不妥。但在國際貿易學界，占主流意見的觀點是，商品專指有形的物質產品，無形的產品即是服務。因此，國際貿易的對象不僅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還包括無形的服務。長期以來，商品買賣一直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而所謂國際貿易慣例大多指有關商品買賣或與商品買賣有關的各類服務的慣例，這也是本文的討論對象。具體而言，本文研究的是從買賣雙方貿易洽商到最終履約(或未能履約) 整個過程的有關國際貿易慣例，由于在這一過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務、交通運輸等所謂服務貿易范疇，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國交換，并為賣方交付商品和買方支付貨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關服務也屬本文的研究范圍。慣例是一個經常使用卻又語義含糊的詞，也是一個在我國學術界備受爭議的用語(國外也有類似爭議) 。學術界對慣例應用的普遍性和實踐性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慣例的本質問題方面，則歧見頗大。
（一） 慣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學者認為，慣例需經過民間國際組織或貿易協會的編纂后才會有明確的內容，才能稱之為慣例。而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固然是國際貿易慣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卻又為人所知并廣泛采用的國際商業習慣做法也是國際貿易的慣例。筆者贊同后一種看法。從國際貿易慣例的發展歷史來看，國際貿易慣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貿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實際做法。由于這些公司具有廣泛影響力，以及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減少貿易障礙等方面的作用，這些做法逐漸成為某一行業或某一地區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對同一問題的處理手法或對同一術語的解釋不盡相同，這就難免造成地區間或行業間的貿易障礙。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組織擔當了統一解釋和編纂工作，這就形成了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國際商會編寫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發展過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廣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沒有載入成文的國際貿易慣例，如紡織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開即不能退貨的慣例。
甚至還有一些做法曾經被寫入一些組織編寫的國際貿易慣例，后因歧見消失、做法統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慣例。比如，國際商會在1980 年出版的《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關于CIF 術語賣方責任的表述中認為，賣方應提交清潔提單，但承運人在提單上對貨物的內容、重量、尺碼、品質等無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該提單是不清潔提單。但在1990 年實行的新的《國際貿易解釋通則》里則沒有這句話，這并不表明國際商會改變了看法，相反它正是顯示了貿易界及相關各界已認同了這一點，從而無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二） 慣例的法律約束力。
國際貿易的范疇范文第3篇
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以交易個體履約能力為出發點,根據全球國際貿易信用基本特征提煉對各個國家和地區具有普適意義的指標體系,進而利用數理統計相關模型方法對參與國際貿易的企業或組織進行信用評價。各國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以標準模型為基準,從而實現了國際貿易信用評價在世界范圍內的對接。
二、建立標準模型的必要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各國經貿往來的迅猛發展,國際貿易活動中交易個體的信用問題日益凸顯,在一定程度上為跨區域交易的順利進行制造了障礙。然而現階段各國信用評級機構受地域、文化、政治、經濟、信用評級行業發展水平的制約,其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不盡相同,甚至差別較大,導致參與國際貿易企業或組織在一國的信用等級評定無法在其他所有國家得到普遍認可,建立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勢在必行。
不同國家或地區間國際貿易信用評級互認的基礎是其各自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的對接。而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的對接在形式上表現為同一企業在不同評級模型下的信用評定等級相同;在實質上反映出各評級模型考查企業信用側重點相似,指標體系及其權重設置相互匹配。不同模型間指標體系的匹配分析是一項龐雜的工作,需要將各模型定性、定量一級指標下二、三級指標分解并按照相互可對應的方式以指標所代表的考查方面和內容進行重組和比照,權重相加列等,只有實現了指標體系及其指標權重的完全對等才實現了模型的對接,即一國或地區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對參與國際貿易企業或組織的信用等級評定適用于與其模型實現對接的其他國家。在實務操作中,這一方法的困境在于:第一,不同國家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很難達到完全匹配,即使細微的差別也可能導致評價結果的大相徑庭;第二,即使可以實現模型間的完全匹配,但若要實現與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匹配分析,包括國家貿易行政部門的配合和匹配成功后的業務推廣,其工作無論在量上還是復雜性上都不可能由一個國家單獨完成。從以上兩個層面上說,建立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由國際性第三方權威組織推廣并應用,各國只要實現了本國的模型與標準模型的對接即間接實現了與其他與標準模型匹配的國家和地區的對接(如下圖所示),對規范國際貿易信用評級甚至國際貿易秩序都大有裨益。
三、標準模型指標體系的建立
一般意義上企業信用評級模型指標體系側重考查企業的債務償付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而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指標體系則側重于考查企業的履約能力,因而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在在指標選取、權重設置上與傳統信用評級模型有所差異。另一方面,外貿類企業是企業集群的一部分,因而其信用評價指標體系框架也應從一般企業信用評價指標體系演繹而得。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延續一般信用評級模型指標體系中定量指標與定量指標相結合的分析思路,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及統計軟件對初步選定的指標進行刪除或添加,在保持科學性的同時滿足符合世界范圍內國際貿易企業的普遍需求。
(一)標準模型指標選取的原則
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指標體系的建設需要在正確原則的指導下,結合世界各國國際貿易企業的共有特點,才能保持公正性。模型建立的原則除一般信用評級模型設置的所要求的科學性、全面性、實用性、可比性的原則外,還應根據國際貿易跨國交易的特點堅持如下原則。
(1)普適性原則。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指標體系應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適用性,即將標準模型單純作為國際貿易信用評級模型運用到任何一個參與國際貿易經濟活動的國家和地區其對外貿類企業信用水平的評價與該國原有想國際貿易信用評級契合度較高,結論基本一致。
(2)兼顧性原則。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指標選取需要綜合各大洲國際貿易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貿易信用評級指標體系的相同或相近指標,最大程度的摒除區域人文背景、政治背景因素對指標選取的影響。 (3)合法性原則。標準國際貿易指標選取必須與國際通行法規、行規或慣例相一致,與各國商務法律體系、規章制度、道德標準不相抵觸,保證在世界范圍內的通用性、客觀性和中立性。
(4)穩定性原則。指標一經入選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則應在一個較長的周期內保持指標及其權重的穩定性。作為國際貿易信用交互的基準模型,保持指標體系的穩定性是保證其權威性基本條件之一。
(二)標準模型指標體系的構建
國際貿易企業和組織信用評級主要應從長期的角度來判斷該企業的履約能力和履約質量,并重視風險的揭示,因此除了傳統信用評級考慮企業的基本素質、經營狀況、管理水平、財務狀況等因素外,還要考慮企業在不利條件下的履約能力。
首先,考慮宏觀環境下世界經濟變化或所在行業國際貿易癡線波動及所在國家信用水平發生變化時,企業對這種變化的可能反應,以及它們對企業競爭地位的影響;
第二,從企業自身角度出發,對外貿類企業的經營水平、主營產品或勞務、管理制度、人力資源狀況進行客觀考查,討論企業發展戰略的合理性和貫徹管理決策的有效性;
第三,從企業財務狀況出發,利用不同財務指標的組合衡量外貿類企業的盈利能力、償債能力、運營能力和成長能力。
由以上分析可見,前兩點隸屬定性指標范疇,財務指標屬于定量范疇。國際貿易企業信用評價側重商業信用履約能力和履約意愿的分析,注重宏觀環境和企業自身制度建設和規范化發展對這種變化產生的影響,其指標體系構建如下:
1.定性指標的選擇
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指標體系主要從宏觀環境、企業基礎信用、經營管理水平和履約情況四方面進行分析。
(1)宏觀環境。宏觀環境是國際貿易企業所處國家和周邊區域的政治、經濟、資信、文化、行業等的綜合體,在某些條件下會對國際貿易產生較大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宏觀環境一級指標下設置區域外貿環境、國家信用等級和行業發展趨勢三個二級指標。
(2)企業基礎信用。與一般企業相同,企業基礎信用評價也是衡量國際貿易企業信用水平的重要指標。下設經營歷史、資本構成及質量、股東情況是衡量企業基礎信用的三個二級指標。
(3)經營管理水平。經營管理水平是從動態的角度分析外貿類企業持久動力和信用能力的一級指標,可分為經營和管理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設置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產品市場占有率、企業管理制度、創新能力二級指標。
(4)履約狀況。企業履約情況不僅反映了企業的信用實力,也反映了企業的信用意愿和道德水平。其二級子指標包括商業記錄、銀行記錄、海關記錄和納稅記錄。
2.定量指標的選擇
定量指標主要是根據財務數據選擇評級需要的重要指標,由于國際會計準則的逐步接軌、世界范圍內會計信息的相互交流,各國對會計指標所代表的企業財務信息的認同逐漸趨同。國際信用評級業各信用評級模型所包含財務指標主要有:經營凈利率、總資產報酬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現金流動負債比、凈利潤現金含量、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經過對北京國富泰企業征信有限公司8個行業各50個外貿類企業進行分析,定量指標涵蓋盈利能力、償債能力、運營能力和成長能力四個方面,設置二級指標分別為:經營凈利率、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現金流動負債比、凈利潤現金含量;存貨周轉率、應收賬款周轉率、總資產周轉率;標準國際貿易信用評價模型研究主營業務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
國際貿易的范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國際貿易 產業內貿易理論 克魯格曼
引言
國際貿易新理論（New Trade Theory）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左右，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看，僅指保羅·克魯格曼等人創立的理論；從廣義看，還涵蓋了戰略性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相結合的綜合理論、制度經濟學對國際貿易的變量關系等[1]。
本文擬對產業內貿易理論及代表人物克魯格曼的思想進行較為全面的綜述。目前國內有關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研究資料，基本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對相關著述及作品的一般性介紹[2]；第二類是對現有研究進行深化發展，如從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方面對布蘭德-克魯格曼模型進行擴展；第三類是結合中國出現的實際情況來應用現有理論；第四類是對現有理論的評述[3]。鑒于產業內貿易理論在學術界的重要性，在此對其進行系統的分析，是十分有意義的。
1. 產業內貿易理論概述
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理論，也稱雙向貿易（two-way trade）理論。該理論體系突破了傳統貿易理論的假定，從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方面來考察貿易形成機制，很好地闡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分成三大階段：
1.1研究第一階段：實證分析
20世紀60年代初，一些學者在實證研究發達國家之間貿易關系時，已經對產業內貿易的現象有所闡述，從而為產業內貿易理論的發展形成奠定了基礎。例如，沃道恩（Verdoom，1960）首先系統地提出了產業內專業化以及存在著產業間、產業內兩種貿易模式這一觀點。巴拉薩（Balassa，1963）對歐共體內部發達成員國之間的制成品貿易情況進行了分析，對產業內貿易現象作過統計研究。
1.2研究第二階段：理論研究
20世紀70年代中期，產業內貿易理論進入了理論研究階段。其中，格魯貝爾和勞埃德于1975年編寫的《產業內貿易：差別化產品國際貿易的理論與度量》，成為了最早的一本有關該理論的專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他們首先提出了國際貿易的兩大分類：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另外，Grubel和Loyd還提出了產業內貿易指數測算公式，即“G-L”公式。
1.3研究第三階段：豐富發展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產業內貿易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階段。1977年，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S模型）。隨后，保羅·克魯格曼創造性地運用了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和產品差別等范疇構建新型貿易理論模型。此后，布蘭德（Brande，J.）與克魯格曼合作提出了布蘭德-克魯格曼模型。
總之，這一階段，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學者們利用多種理論與模型，對產業內貿易的形成進行了多樣化的解釋。其中，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的理論，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與贊同。
2. 克魯格曼思想概述
保羅·克魯格曼克魯格曼在國際貿易領域名聲顯赫。國際貿易新理論的提出與其后續的不斷完善，顯現出了克魯格曼的學術創新精神。
2.1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
為什么會產生國際貿易，是國際貿易理論中最基本的問題。克魯格曼承認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他認為不完全競爭可以長期存在于許多商品市場中，少數的壟斷企業由于規模報酬遞增而能增強其在市場中的地位，進而產生國際分工，形成了國際貿易。具體而言，克魯格曼主要通過建立規模經濟模型、布蘭德-克魯格曼模型、相互傾銷模型，來解釋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
2.2歷史偶然性的影響
克魯格曼認為，歷史偶然性是形成國際貿易分工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某些國際分工模式或許是因為歷史上的偶然事件或者這個國家最初的經濟特點所形成的，而后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形成的競爭優勢的積累，使得這種分工模式得以固定下來。
2.3技術創新的作用力
國際貿易新理論所強調的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和技術創新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克魯格曼認為，一個沒有創新的國家將會失去其領先地位，而且這種速度將是十分迅速的。陳建斌（2004）指出，克魯格曼的理論從技術這一最新要素的特點出發，尋找到了國際貿易與規模報酬遞增之間的又一聯系，并給予充分之證明。
3. 評價與總結
3.1國際貿易新理論的積極意義
3.1.1對傳統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國際貿易新理論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貿易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進行了積極的理論創新。其引入產業組織理論，考慮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因素，用非比較優勢貿易的觀點來解釋國際貿易，從而更好地揭示了當今國際貿易中的新問題。
3.1.2對戰略性國際貿易政策的揭示
在克魯格曼的理論中，證明了政府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性。其所倡導的戰略性國際貿易政策，強調由政府來干預貿易，從而使經濟福利最大化。該政策的重點是通過保護進口來促進出口，而其他配套政策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3.1.3對其他組織的借鑒作用
雖然國際貿易新理論的初衷是用于解釋發達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但它在隨后的發展中，也合理地展現了當前的國際貿易現狀，因而對發展中國家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3.2國際貿易新理論的不足之處
在國際貿易新理論受到褒揚之時，也有一些學者對其提出了質疑。總體來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理論把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放在首位，但對其他因素（包括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正是因為如此，許多經濟現象不能用該理論來解釋，如個人層面上的專業化、市場一體化程度，以及作為貿易工具的貨幣的使用。
其次，克魯格曼研究中使用的冰山型運輸成本的概念過于狹隘，即使使用廣義的運輸成本，仍然無法充分考慮妨礙各國和地區從貿易中獲益的各種因素。而在這個問題上，新制度經濟學已經提出了更為合適的交易成本的概念。
3.3總結
國際貿易新理論是在對古典和新古典理論進行不斷地借鑒、創新、融合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它無法一蹴而就，既需要天才般的創意，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踏踏實實的努力。在對產業內貿易理論及克魯格曼學術思想進行綜述的過程中，筆者對前輩經濟學家的智慧和勤奮深感欽佩。無論上述理論是否遭受了質疑，其都為國際貿易新動態的實證與經驗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參考文獻：
[1] 陳建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新理論述評. 上海經濟研究，2004（12），68-71.
[2] 張旭.克魯格曼的國際貿易“新思路”及其啟示. 山東大學學報，2004（3）.
[3] 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經濟研究，1995（7），67-73.
國際貿易的范疇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中國入世時承諾如果國際貿易中一方初始上訴權是向行政機關提出的，那么在所有情況下，應有向司法機關提出上訴的機會，這意味著我國所有行政復議都不是終局性的，都要賦予當事人提請司法審查的機會，讓法院享有終局裁決權。按目前中國有關法律的規定，明顯與入世時承諾不符。而由法院承擔司法審查職能，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主流。當前由普通法院行政庭實施司法審查的方式，已不能滿足發展了的形勢需要，外貿救濟的司法審查主體應該由專門的國際貿易行政法院實施。
1建立中國國際貿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1履行我國入世承諾的需要
我國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諾:“中國應設立或指定并維持審查庭，聯絡點和程序，以便迅速審查所有與《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1994")第10條第1款、GATS第6條和《TRIPS協定》相關規定所指的法律、法規、普遍適用的司法決定和行政決定的實施有關的所有行政行為。此類審查庭應是公正的，井獨立于被授權進行行政執行的機關，且不應對審查事項的結果有任何實質利害關系。”“審查程序應包括給予須經審查的任何行政行為影響的個人或企業進行上訴的機會，且不因上訴受到處罰。如初始上訴權需要向行政機關提出，則在所有情況下應有選擇向司法機關對該決定提出上訴的機會。關于上訴的決定應通知上訴人，作出該決定的理由應以書面形式提供。上訴人還應被告知可進一步上訴的任何權利。”
1.2當前我國國際貿易發展的需要
中國現在在世界貿易進出口總額中位列第三，對世界貿易的影響舉足輕重。隨著中國貿易實力的增強，中國和別國的貿易摩擦也隨之增加。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從傳統的反傾銷發展到反補貼、安全標準等技術貿易壁壘以及衛生、防疫等其他非關稅壁壘。對于進口貿易摩擦，我國國際貿易救濟立法與實踐成績斐然。現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貿法》為核心，以《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為基礎的國際貿易救濟法律體系。這對維護我國公平的貿易秩序，保護本國產業安全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這些法律法規都是國際貿易行政救濟措施，但司法救濟措施卻只有2003年實施的最高院的三個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補貼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我國法院開展反傾銷、反補貼案件的司法審查提供了法律依據。這遠遠不能滿足我國司法審查的需要。
1.3我國現行的法院體制不能充分滿足變化了的涉外行政訴訟需要
人世以后，我國行政訴訟工作將日趨復雜而嚴峻，主要表現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不斷擴大。根據我國的人世承諾，凡是與國際貿易有關的抽象行政行為、行政終局等原來不屬于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最后都要納人到司法審查的范疇。
(2)涉外行政訴訟的增多。人世后，進出口貿易額大增，大量的外國企業、公民涌人國內市場進行經濟貿易活動。國際貿易數量和范圍的擴大，這使得涉外行政訴訟案件數量日趨增多，案件類型五花八門，訴訟當事人更為復雜，涉及的法律法規更加復雜。
(3)涉外行政訴訟的法律適用復雜化。我國承諾國內法律要與WTO規則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規、規章將被清理、修改、廢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對滯后，將造成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訴訟案件時法律適用上的模糊和混亂，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國行政訴訟的錯綜復雜。
2中國國際貿易行政法院之管轄權
中國建立國際貿易行政法院是出于中國國際貿易的發展的需要，因此，將來建立的中國國際貿易法院的受案范圍應以中國在國際貿易過程中所產生的貿易爭議為限，但并非一切的貿易爭議均由中國國際貿易行政法院所管轄。具體來說，就是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為所引起的貿易爭議交由國際貿易行政法院所管轄，而把因合同爭議所引起的糾紛排除在國際貿易行政法院管轄之外。這是因為第一，我國2007年的進口貿易總額達到21738億美元，同時我國也成為全球與別國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之一。如果將外貿合同案件也交由國際貿易法院管轄，那么國際貿易法院就會因案件過多而無法承受;第二，我國已實行統一的合同法制度，若將內貿合同案件與外貿合同案件交由不同的法院去審理判決，可能會影響合同法的統一貫徹執行。因此，由外貿合同爭議所產生的糾紛仍應歸由普通法院所管轄，而應把在國際貿易過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為所產生的案件歸由國際貿易行政法院管轄。具體來說，人世以來，雖然中國努力把命令干預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引導型政府，但是在國際貿易過程中，政府干預的痕跡依然很明顯，這顯然與中國的人世承諾不符。如果單靠政府自身意識之轉變來兌現人世承諾，沒有外在的監督力量，這個轉變的過程將會是非常漫長而且缺乏效率的。因此，通過建立國際貿易行政法院，對政府行政行為行使司法監督權將會極大的促進這一轉變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