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初等教育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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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初等教育的開端范文第1篇

關鍵詞：幼兒教育 國家發展 社會公平

發展差異顯著的城鄉教育，人們對個體的早期發展與幼兒教育的的缺乏重視，一些地方政府、行政人員沒有從國家發展的戰略來重視幼兒教育等等，這都是影響我國幼兒教育的發展的因素。

一、 幼兒教育與國民素質、人力資源建設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系

兒童的良好的中小學教育是以高質量的幼兒教育為前提的，后續教育階段的學習成績與效果，學業的成功與失敗都與其有關系。我國教育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的“幼小銜接研究”，西方國家大型追蹤研究如“開端計劃”（Head StartProgram）和“高瞻方案”（High/，Scope Project）等都證明了作為初等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的基礎之一和重要因素的幼兒教育除了幫助幼兒做好入學準備，還可以提升幼兒的入學表現。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教育：財富蘊藏其中》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幼兒教育的不足或缺乏均可嚴重地影響終身教育的順利進行”。所以，從某種程度上，幼兒教育也能消除兒童的學業失敗。而且早期的教育也會促進兒童的認知和語言發展。也就是說，幼兒教育會直接關系到國民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源建設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增強。

二、幼兒教育與婦女就業、家庭生活質量、家庭和睦的關系

決定家庭生活質量與幸福指數的關鍵性因素是兒童的健康成長。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長們也日益重視幼兒的身心健康與對孩子們的教育。眾多事實表明，城鄉家長和社會開始關注幼兒的教育質量，這也成為他們能否安心工作和學習的重要關鍵。家長的教育觀念也會隨著良好的幼兒教育改善和提高，也會使親子之間的關系變得良好。越來越多的母親在產假過后繼續工作，是與良好的幼兒教育脫離不開的，良好的幼兒教育為婦女參與繼續教育、學習新技能提供了機會，將婦女很好的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間接地改善了婦女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婦女參與工作解除了后顧之憂，從而也提高了家庭的整體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

美國早期開端計劃對17個州的3千名兒童及其家庭的研究，“高瞻一佩里”項目對美國貧困黑人幼兒長達40年的追蹤研究，都表明了家長在良好的幼兒教育促進幼兒身心發展的同時，家長在身心、教育發展的觀念也達到良好的改善。也就是說，良好的幼兒教育可以促進婦女就業、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和保障家庭和睦。

三、幼兒教育與社會公平的關系

當前，世界各國遇到的共同難題便是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與社會的不公平。我國區域經濟的長期發展的不均衡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公平與和諧的重大隱患。社會公平作為教育公平的基石，教育公平作為幼兒教育公平的起點，所以在某些方面，幼兒教育具有顯著的社會補償功能。

幼兒階段兒童大腦發展具有巨大的潛力、強可塑性和可修復性，所以先天發展缺陷的兒童接受科學適宜的早期干預與教育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達到彌補的效果。而早期補償教育也可有效消除家庭和社會處境不利對兒童成長的消極影響。幼兒教育可以減少社會的不公平分層，使弱勢群體融入主流社會，來促進社會的公平與和諧。

四、幼兒教育與社會經濟效益的關系

幼兒教育是投資獲益最多的教育階段，關于幼兒教育的投資與回報，其回報是隨著個體的成長而增長的。公共投資會有效性增加，國民經濟也會持續不斷地增長。在幼兒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可以幫助國家在特殊教育和犯罪違法方面減少開支，也會降低社會的救助比例等等。幼兒教育能夠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增加公共投入的有效性。

從國家發展的戰略視角來討論幼兒教育的價值，在某些方面上意義是重大的。國民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源的建設、社會的公平和穩定都是離不開良好的幼兒教育的。所以促進幼兒教育事業的積極、健康、有序發展是義不容辭的。

五、消除家庭或者社會處境不利給兒童成長帶來的消極影響

如美國和英國，都專門于早期補償教育方面，制定了相應的干預研究計劃，據這些開端計劃追蹤研究顯示，針對家庭貧困、父母教育程度低下、處于社會底層的兒童進行早期補償教育，能有效幫助這些弱勢群體兒童擺脫消極和貧窮的循環圈，讓他們提高認知、語言等各方面的能力從而更可能獲得高中及更高學歷，為以后取得事業上的成功打好基礎。早期補償教育還會提高弱勢群體兒童成年后的自立程度，他們自己組建家庭并且忠實婚姻生活，不會過分依賴特殊教育和社會福利。

總結：隨著近年來多學科的相關研究，幼兒教育的價值日益彰顯。在個體上，發展幼兒教育有利于個體的終身發展；在國家發展上，幼兒教育發展可以推進國民的教育質量、提升國民素質、有利于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等等。所以我們有必要從新的視角與戰略高度在我國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新時期來重視幼兒教育在個體、國家上的重要價值。

參考文獻：

[1]韓小雨等.從國家發展的戰略視角論幼兒教育的價值[J]2010

西方初等教育的開端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動漫；民間文學；敘事模式

動漫藝術是現代新興的一種特殊敘事藝術，它借助變形、夸張等藝術手法來表現虛擬的時空現象，具有假想性、幻想性、娛樂性等特點。傳統的民間敘事文學通過假想、幻想等曲折地反映現實生活，它與動漫藝術異常接近。然而，動漫藝術歷史非常短暫，沒有深厚的文化藝術積淀，而民間敘事文學在幾千年的民間傳承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為廣大民眾所接受和喜愛的經典敘事模式，這正彌補了動漫先天上藝術性缺失的不足。大量動漫作品有意無意地借鑒和吸納著眾多民間敘事模式為自己所用，從而大大提升了動漫的藝術水平。

動漫作品開端和結局的民間敘事策略

（一）故事起始時間的不確定性

羅伯特·肖爾斯說：“小說的藝術就在于能使故事素材變成情節的時間順序的人為安排上。時間對于小說是至關重要的。”①小說在情節安排上需要時間的左右，其實，以敘事為中心的故事類作品都是如此。時間是故事創作的重要手段，對時間的彈性操作可以大大發揮故事的想象力和創作力。比如，我們可以讓故事發生在若干年前的奇幻世界，也可以讓故事發生在當今的現實世界，更可以通過若干年后的故事假設來預測和想象人類的未來世界。在民間敘事中，時間更是發揮著其他因素無法替代的作用。其內容大都通過幻想性、虛構性、假設性極強的故事情節的描述來表現民間認可的“永恒規律”，這種規律是民間要表達的重要主題，是作品創作的主要目的。為了能讓這些規律得到聽眾的普遍認可，虛幻的故事內容就必須能給聽眾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也就是讓聽眾感覺真實可信，要達到這種效果，敘事者往往會在時間上講究一些技巧。這種技巧主要表現在對時間不確定性的把握上。

大量民間敘事文學的故事起始時間往往這樣設定：“很久很久以前……”“從前有個……”“很多年以前，這兒有……”“在古時候……”等等，這些時間明顯不是具體的，它給聽眾以極大的時間模糊感。這就促使聽眾無法也不能拿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一段時間和空間的實際生活與故事內容相對照，這時，講述者就可以放開手腳，無所顧忌地任意聯想和想象來表現自己意念中的人物、環境、事件等因素。不管故事的內容是如何荒誕不經，如何超越現實、超越自然，聽眾都難以與現實相比較進行真假的評判。

動漫藝術在表現內容上與民間敘事文學極為類似，大都屬于虛幻的故事情節，同時，動漫的目的更多的也是為了突出主題思想，講述“永恒的規律”，它的關注點不在時間、空間等外在的因素上，而在于故事事理、角色的人格魅力等深層次內涵的表達上。這促使它在敘事時間上大量借鑒了民間文學起始時間的模糊化技巧。不確定的時間因素被廣泛地應用到了動漫的敘事之中。如我國的動畫電影《金色的海螺》《小貓釣魚》《小蝌蚪找媽媽》等，這些動漫作品在故事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幾乎都沒有提及人物出現的準確的歷史時間，故事只是在因果邏輯關系中不斷地進行演繹。

（二）故事結局的“大團圓”敘事模式

在民間敘事文學中，大團圓結局是各類故事情節經常運用的敘事模式之一。從中外早期的神話傳說到后來的民間故事，民間敘事者大都遵循著這樣的創作模式。西方的《白雪公主》《灰姑娘》《六只天鵝》等無不演繹著公主（或女主人公）與王子擺脫了各種艱難險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而《狼和七只小羊》《小紅帽》等民間作品也都以善良的勢力戰勝了惡勢力而結束了整篇故事的敘述。

弗萊說：“喜劇通常總是朝美滿結局發展，而觀眾對美滿結局的一般反應是“應該這樣。”②民間敘事中大團圓結局的設定，歸其原因在于民間百姓樸素的審美需要及民間文學的表演屬性所決定的。一方面，“懲善揚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樸素的審美觀念是民間百姓的情感主流。這種情感觀念是他們在長期的現實生活中潛意識的迫切需要，寄托了他們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希望，一種理想。尤其在社會早期階級不平等的關系中，民間百姓的生活充滿了坎坷與磨難，他們便把內心樸素的道德愿望在文學敘事之中加以表現。我國民間“長工與地主”的故事類型往往表現了這樣的主題，百姓不滿的情緒在故事的結局“地主得到懲治”中得以發泄。另一方面，民間敘事文學是民間文化、民俗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本身帶有表演性質，這種表演性是在民間講述者和聆聽者之間完成的，帶有相當成分的“狂歡”性質。俄國學者巴赫金認為，“狂歡節仿佛是慶賀暫時擺脫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現有制度，慶賀暫時取消一切等級關系、特權、規范和禁令”的文化行為。③老百姓借助這種方式實現了對主流文化的顛覆，情感得到了徹底的宣泄和表達。而在這一過程中，民間敘事文學的故事結局顯得異常重要，它往往能夠決定故事聆聽者的情緒。大團圓的結局不僅賦予了聽故事人以特殊的快樂感，而且實現了他們極具顛覆性的民間想象。

動漫藝術與其他的藝術形式相比較，它以制造歡快、幽默、愉悅等輕松效果為目的，以此來最大限度地吸引觀眾。這種審美要求與民間敘事文學有異曲同工之處。民間敘事文學在民間的講述也是希望激發起聆聽者聆聽的興趣。正因為這樣，民間文學中的“大團圓”敘事方式在動漫藝術中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和發揮。如《千與千尋》中千尋在經歷靈異世界的痛苦和迷茫之后終于救出了自己的父母，回到了現實生活中；《獅子王》中獅子辛巴在中了叔父奸計害死了自己的父親并遠走他鄉之后，經歷了迷離和逃避，最后終于在朋友的幫助下勇敢地面對現實，殺死了篡權奪位的叔叔，擔負起了獅子王國的重任；《葫蘆兄弟》中葫蘆兄弟最后通過彼此的團結打敗了妖精；《金色的海螺》中青年男子通過了海神娘娘的重重考驗，與海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這些動畫片的大團圓情節模式不僅契合了主要受眾群體兒童的本真的心理需求，向他們展示了未來生活的光明與美好，而且對廣大成人而言，藝術欣賞的暢快與輕松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求。

動漫藝術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

民間文學中的故事情節往往會出現類型化的傾向，其中的母題、人物、結構等方面都呈現出類同性的特點。這就造成了程式化的民間文學敘事特點，這一程式化因素對于藝術創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國“口頭程式理論”學派的代表性學者艾伯特·洛德曾說：“程式的豐富積累會導致更高水準的創造和再創造的變異；主題和故事的積累會導致限度之內產生大量同類變體。”④這應該是民間敘事文學中情節內容大量出現類型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是民間敘事文學類型化的又一重要體現。它主要指故事中的形象塑造多體現出“二元對立”的狀態。即故事中的人物一般會呈現出兩個極端、兩種對立的品性，如一好一壞，一善一惡，一忠一奸，一正一邪等。由此導致故事在人物身上所給予的思想觀念也呈現出兩極結構，如美與丑、勤勞與懶惰、誠實與虛偽、勇敢與怯懦、憨厚與狡詐、謙虛與驕傲、正直與無私等。如格林童話中《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的純潔善良與皇后的惡毒形成對立；《小紅帽》中小紅帽的單純與狼的狡猾形成對立；神話中《黃帝與蚩尤之戰》中黃帝的正義與蚩尤的邪惡形成對立；民間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的無辜、懂禮與婆婆的刁難形成對立，等等。這些作品主要以兩種形象的對立為核心，在二者的沖突中推動故事情節的演繹和發展，可以說這兩類人物的矛盾沖突構成了故事敘事的主線。

“二元對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民間文學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簡單化、類型化的特點，其中充溢了夸張和幻想，而這種特點正好符合了兒童獨特的思維方式。兒童是特殊的群體，與成人相比較，他們比較單純，理解問題往往比較直觀和簡單。在他們的思維中，人是由好人和壞人兩種類型構成的，也就是人“非好即壞”，他們不能理解復雜的人物性格。因而適合他們的作品往往呈現出鮮明的人物形象，這種人物盡管性格鮮明，但并不立體和豐滿，作者通過這種簡單化的人物最終想傳達給兒童一些普遍性的道理。

動漫藝術的主要接受群體是兒童，因此在敘事結構上也往往采用“二元對立”的民間敘事風格。如我國的動畫電影《葫蘆兄弟》中善良、富有正義感的葫蘆兄弟與邪惡的、危害百姓的妖怪蛇精等的對立；《金色的海螺》中善良、執著的青年男子同海螺純潔的愛情與冷酷的海神娘娘之間的對立；《喜羊羊與灰太狼》中弱小但機智、善良、勇敢的喜羊羊與邪惡、貪婪的灰太狼之間的對立；美國的《貓和老鼠》中聰明、可愛的老鼠杰利與滑稽、笨拙的湯姆貓之間的對立。“二元對立”敘事結構在動漫作品中不僅表現為傳統民間化了兩種類型人物的對立，而且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適當的升華，還表現為人物性格在時間上前后形成的對立，在這種對立中，故事情節發展變化，人物形象塑造愈加豐滿立體。前者的對立主要是表現在空間上，后者則主要表現在時間上。日本的動畫電影《千與千尋》可以說是融這兩種“二元對立”敘事模式于一體的典范之作。《千與千尋》主要講述一個叫千尋的女孩誤入靈異世界而發生的一連串奇異的事情。從故事內容來看，千尋由一個膽小、懦弱的女孩最終成為一個堅持不懈、勇于奮斗、頑強不屈的完美性格的人這樣的成長過程構成了故事的縱向線索。人物性格在時間上前后對比異常鮮明。而在靈異世界這個空間范圍內，正邪勢力又構成了另一種“二元”敘事結構。善良、弱小的千尋、富有正義感的小白龍、淳樸善良的錢婆婆、熱心的鍋爐爺爺等與利欲熏心、麻木不仁的湯婆婆之間形成了矛盾對立。故事正是在這縱向與橫向的“二元對立”敘事結構中不斷地進行演繹和發展。但正因為這種多重的“二元對立”敘事結構促使這部動畫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異常成功，傳統的民間的單一、簡單化、類型化人物性格在故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進。但與此同時，多元的敘事結構也造成故事敘事的復雜性，對于兒童而言，理解起來確實有一定的難度。但從中，我們卻能發現動漫藝術在擴大它的接受群體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注釋：

① [美]羅伯特·肖爾斯：《結構主義與文學》，孫秋秋等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頁。

② 諾斯羅普·弗萊：《批評的剖析》，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頁。

③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④ 朝戈金：《“口頭程式理論”與史詩“創編”問題》，《中國民俗學年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頁。

[參考文獻]

[1] 萬建中.論民間童話的敘事形態[J].江西社會科學，2007（06）.

[2] 劉守華，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